書名：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

作者簡介

梅家玲 Chia-Ling M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曾任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學系主任、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現任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兼括中國近現代文學、臺灣文學與漢魏六朝文學。
曾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傅爾布萊特計畫訪問學人、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並曾赴捷克查理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擔任客座講學。著有《「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別閱讀》、《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性別，還是家國？──五○與八、九○年代臺灣小說論》、《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另編有《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灣現代文學教程•小說讀本》、《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等。

書籍目錄

「渡越╱Crossing」書系編輯前言　梅家玲

推薦序╱「海峽中線」，就是文學╱王德威

導論
一、「海峽中線」與「文學渡海」
二、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
二、現代大學的學科建制、知識生產與學院人的文化志業
三、從世變到文變：臺灣文學的「文」與「學」

第一章：動盪時代的史識與詩心──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
一、前言
二、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說與日本的「文學史」書寫
三、重讀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以「歷史」為核心的書寫形態
（一）黃得時〈臺灣文學史」研究的縫隙
（二）當「時代」被轉易╱譯為「歷史」
（三）〈臺灣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文學╱史論述
四、從「方法論」到書寫實踐：抗戰時期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
（一）臺靜農《中國文學史》的理論基礎：〈中國文學史方法論〉
（二）從〈中國文學史方法論〉到《中國文學史》：臺靜農「文學史」的書寫實踐
五、超越泰納：黃得時與臺靜農的「史識」與「詩心」
六、結語

第二章：世變中的國•語•文──以一九四○年代「大學國文」教材編選為起點的論析
一、前言
二、「國文」概念的生成及其在現代大學課程的設置源起
（一）晚清「國文」論述的生成與「大學」國文課程之設置
（二）現代大學「大一國文」的定制及其關涉面向
三、文言？還是白話？──抗戰期間大學國文教材選本中的「語」與「文」
（一）燕京大學選本：郭紹虞編選的《近代文編》與《學文示例》
（二）教育部選本：《部定大學用書•大學國文選》
（三）西南聯大選本：《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與《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
四、「語文復原」與「文化復原」：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國語文教材選本的語文理念與編選實踐
（一）《大學國語文選》
（二）《大學國文選》
五、「國」與「文」：大學國文與國族意識、文化想像及語文形構的多重交錯
（一）「國」•「語」•「文」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學科建構
（二）「語」與「文」，「以資實用」與「文化傳承」：歷史脈絡中的多層次錯綜關係
（三）如何「語文」？怎樣「復原」？──民族主義與「國」•「語」•「文」的再思考
六、餘論

第三章：大學與文學──夏濟安、《文學雜誌》、臺灣大學與臺灣的「學院派文學雜誌」
一、前言
二、一九五○年代的臺灣大學及其人文╱文學教育
三、《文學雜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涉
（一）《自由中國》的純文學版？──前行研究的盲點
（二）從臺灣大學到《文學雜誌》：教育空間的位移
（三）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互涉
四、從《文學雜誌》到《文學雜誌》：傳統的賡續與開創
（一）「學院派」文學雜誌傳統的賡續
（二）《文學雜誌》與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
五、結語
附錄一：夏濟安生平大事記
附錄二：《文學雜誌》各期首排論著作者篇目表
附錄三：一九五○年代夏濟安、吳魯芹臺大授課表
附錄四：朱光潛主編《文學雜誌》各期首排論著作者篇目表

第四章：「現代」是怎樣煉成的？──現代主義小說家的「故」事新編與美學實踐
一、前言
二、《現代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在地轉化：卡夫卡與喬伊斯小說的譯介、取法與新編
三、「破壞的建設工作」：《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新編
四、白先勇的現代美學實踐與故事新編：從〈芝加哥之死〉到〈遊園驚夢〉
五、李渝的女性意識及其〈和平時光〉：超越冷戰視閾的現代主義文學
六、結語

第五章：《中外文學》與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院派文學雜誌」與當代臺灣的知識生產及學科建制
一、前言
二、《中外文學》的創刊宗旨與轉折流變
三、中外攜手，薪火相傳：「學院」脈絡中的《中外文學》及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一）匯通中外：近現代學科建制的理念與實踐
（二）中外攜手，兼容並包：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研究
（三）教學相長，薪火相傳：《中外文學》與學院教學及學術人才養成
四、《中外文學》轉型與臺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
（一）本土轉向（？）──《中外文學》視野中的「中國」與「臺灣」
（二）學者與作者、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的對話
（三）從比較文學到文化研究：《中外文學》的理論譯介與批評實踐
（四）《中外文學》之「專號化」、「理論化」與臺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
五、結語

第六章：近四十年來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形構與研究動向
一、前言
二、禁忌的年代：一九五○年代至七○年代
三、從蓄勢待發，到風起雲湧：一九八、九○年代
四、學院化、跨域化、國際化：二十一世紀
五、臺灣近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動向
六、結語

結論
一、從「政治」到「文學的政治」：現代學院人的文教志業與「文•學•史」的再解讀
二、「海納百川」與「融會轉化」：超越「海峽中線」的文學創變
三、從民族國家拯救國文：「國•語•文」問題的歷史根源與當代反思

各章論文出處

後記

引用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一、「海峽中線」與「文學渡海」
「海峽中線」向來是軍事與政治用語，又名「臺海中線」或「海峽中心線」。它是一條位於臺灣海峽中央，呈東北─西南走向的虛擬界限，雖然設定者與設定時間迄今並無定論，但一般被視為國共內戰的副產品，並在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兩岸分立之後，發揮了規範雙方活動界閾、避免軍事衝突的作用。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中線」在維護臺海和平的同時，卻也劃分壁壘，形成隔絕的藩
籬。它雖因應軍事與政治需要而生，所牽動的層面，所帶來的影響，則是無所不在。無論是國際間的合縱連橫，兩岸間的各行其是，也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是教育還是文化，莫不因為這一無形界限而發生動盪變化。文學想像的因革遷變，更是不在話下。尤其，對於臺灣文學而言，從反共懷鄉文學的頻頻回望大陸，到解嚴之後的在地創化，直面臺灣，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之中，所隱含的，亦是與那想像中的「海峽中線」的不斷對話。
究其根柢，「海峽中線」之所以為臺灣文學觸發多方面的想像對話，自當是因為臺灣的
文學發展，向來與中國大陸淵源深遠；甚至於，早在數百年前，就形成了一條「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渡海之路。因此，兩者因盤根錯節而衍生的種種問題，雖因「中線」而凸顯，對它的觀照與思辨，卻不能僅限於一九五○年代之後。參照眾所推崇的黃得時（一九○九─一九九九）〈臺灣文學史〉，它所論述的「臺灣文學」，就正是以明清之際沈光文渡海來臺，成立「東吟詩社」推廣文運為起點。黃不僅將此後宦遊來臺的清代文人之作，都納入成為臺灣文學史的一部分，更認為「康熙雍正時代的儒學是培育下一代本土文人的道場」。儘管臺灣還有原就棲居島內的原住民族，甲午戰後，復因日本殖民統治而產生諸多以日文書寫的文學作品，但一則原民並無文字，再則，經歷戰後初期的「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加上國府遷臺之後，仍然以正統中國自居，戒嚴時期的臺灣文學書寫，便理所當然地名之為「中國文學」。一九八、九○年代開始，臺灣主體意識日益鮮明，大中國的政治認同不再，應運而生的文學書寫與相關研究，也就漸次剝除「中國文學」之名，表裡如一地以「臺灣」之姿現身。新世紀以來，「去中國化」幾乎是大勢所趨，「海峽中線」自然同樣成為區隔兩岸文學的無形分界。
不過，就有如水域的游移不居，浮動多變，分界的表象之下，總也潛藏著多方匯通的
暗流。且不說，早先的臺灣文學，原就多有彼岸渡海而來的學者文人之作；國府播遷前後，更有大批學人從大陸來到臺灣。他們在學院從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培育新一代文學人才；亦經由編寫教材、譯介新知與出版文學刊物，為爾後臺灣文學的發展挹注源頭活水。舉凡臺靜農、許壽裳、魏建功、夏濟安、英千里、殷海光等學者，來臺後致力於推展文教，所引進者，亦不完全囿限於傳統的中國文學。其所作所為，看似與沈光文等渡海前輩若相彷彿，實已多有不同。尤其，由現代民族國家所形構的國際現勢、嚴峻的「中線」想像、身經喪亂的時代遭逢，以及意圖匯通中外，融會創新的種種努力，在在使其所開啟的局面迥異於既往。從現今觀點看來，這批學院人心念「中華民族」，關懷「中國文運」，並且以「中國知識分子」自居，實難免於「政治不正確」。但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且不說「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原就是彼時臺灣的主流認同，那些為「中國文運」努力付出而獲致的成果，於今也都融入臺灣的文學與文化，成為它的內在肌理。因此，與其順應「去中國化」的時勢潮流，去批判，或否定過去臺灣文學裡的中國元素，不如進一步思考：是什麼力量，促成了文學渡海之後的臺灣轉向？其間產生了怎樣的轉化與創新？我們該如何超越政治，回歸文學，重新思考、評價這一條跨越了海峽中線的「從中國到臺灣」之路？
循由黃得時的論述，本書首先意圖指出的是：文人的培養，文學書寫的開展，皆非無
中生有，而是必須奠基於一定的教育與學習歷程。無論是最基本的語言文字運用，抑是高階的人文素養、文化傳衍、情思感發與美學追求，這一切涵括於「文」之範疇內的技藝與素養，莫不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琢磨。而「文」所生成與積累的成果，亦將轉化為「學」的內涵，成為日後有志為文者的取法對象。「文」與「學」的相生相成，彼此辯證，正所以形構文學，綿延文化。它的推動，往往由具有學養與文化地位的知識分子所主導。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文」與「學」的相生互動，以及知識分子的主導方式，也不斷變化。十八、九世紀以來，由於民族主義與現代性追求等因素介入，使得語文體式、教育制度與傳播媒介，都發生巨大變革，遑論還有各類意識形態、國家權力與地緣政治等力量相互作用。特別是「國語」與「國文」概念的生成、「言文一致」的語文革新、「國家文學史」的形構，皆為前所未有。與此同時，「現代大學」的建制，為「文」與「學」的相生相成提供了運作與實踐的平臺，也為此後的文學發展，開啟許多嶄新的可能性。欲探討「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互動與因之而生的文學創變，自當必須由此著眼。因此，以下即先就「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現代大學的學科建制、知識生產與學院人的文化志業」，以及「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創變」三個面向，就本書論題的源起、背景與論述脈絡略作釐析。

二、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
早在一八九五年，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就已慨嘆：「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
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誠然，晚清所面臨的「世變」並不僅止於國勢陵夷，屢敗於列強而已；西風東來，舉凡器物技術、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在在對於傳統中國造成強大衝擊。其中，因民族主義蔚興、民族國家建構而催生出的國族意識與「國語（文）」概念，更是深遠地介入了此後文學與教育的發展。
民族國家的概念源起於歐洲，重視以統一的語文形塑一「國」之「共同體」意識，藉
此凝聚國民向心力，兼及普及教育。箇中關鍵要素，即為統一的「國語」、「言文一致」的理念以及伴隨現代性而生的報刊印刷媒體。其中「國語」概念流風廣被，很快為明治時期的日本所吸納，並據此啟動連串語文改革。一九八四年，日本學者上田萬年發表演講詞〈國語與國家〉，明確提出「國語（日語）可謂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之說，主張「國語」乃是喚起國民意識、維繫日本「國體」所不可或缺之要素，即可視為當時東亞國家藉「國語」而形塑「國族意識」最具代表性的言論。日本各級學校先後有「國語」、「國文」課程科目之設置，目的即是希望以日本自身的語言文字取代過去士人階層習用的漢字漢文，既以此形塑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意識，也讓一般庶民得以識字作文，開啟民智。
清廷於甲午戰敗之後，痛定思痛，遂欲取法日本，以圖變法維新。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時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倫親赴日本考察學政，曾與日本教育名家伊澤修二晤談，談話中，伊澤強調：「欲養成國民愛國心……統一語言尤其亟亟者。」他甚至建議中國學堂「寧棄他科而增國語」。吳深受感發，返國後即上書管學大臣張百熙，建言編輯「國語課本」，用「京城聲口」使天下語音一律，並稱之為「國民團體最要之義」。另如京師大學堂學生王鳳華等人也上書北洋大臣袁世凱，「請奏明頒行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學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雖然當時未及施行，但具有「標準語」之現代意義的「國語」觀念，已儼然成形。
此外，「國文」與「國家文學史」的概念也同樣經由日本而先後進入清季學人視域，進
而落實為各級學校中的教學實踐，與新時代之文學（觀）的建構互為表裡。其中「國文」與「國語」二者，正是由於民族國家意識介入，為原本的語言與文學發展，開啟新變。
基本上，「語」與「文」乃是相對的概念，具有既對立，又辯證統一的關係。綜觀語文
發展的歷史進程，二者的辯證交融，原是持續發生的自然現象。中國幅員廣大，長久以來，各地方言雜陳，原無統一的「標準語」。反倒是自秦漢以來即已統一的「文」，不僅成為境內交流溝通的重要憑藉，甚至遠播東亞，在境外形成「漢字文化圈」。只是，「文」須經由識字作文的過程習得，僅能流通於士人階層，雖然兼具「公私實用」與「保存國粹」（傳承文化）之意義，並成為「文學」之所以形構的基本要素，一般庶民卻並沒有能力使用，也不需要使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後，致力於全民「共同體」意識之形塑，除以制度化的方式訂定「國語」，以利全國人民之溝通交流，還意欲經由「言文一致」普及教育，讓全民皆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如此一來，卻使得古已有之的「文」，在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成為「『國』文」的過程中，憑添許多論辯與爭議。主要原因，當在於「言文一致」所期待的「文」，是與口說語言一致的「語體╱白話文」；古已有之的「文」，則是行諸書面的「文言文」。因此，文言，抑是白話？或者是，文言「如何」白話？遂成為「國文」被設置為現代教育體系中的學科以來，語文教育者不斷思考論辯的議題。這個從歷史中一路迤邐而來的「文」，不斷與「國語運動」及「文學革命」展開對話，並促發語言與文學的新變。其間所涉及的，已不再是單純「語」與「文」的辯證融合，而是在「國」的因素介入下，隱含著民族主義、文化想像、意識形態與國家政策的多方拉鋸。
另一方面，以「國」為本位的「國家文學史」概念，同樣隨著民族國家意識而進入晚清中國，成為學校教育中的一個學習科目。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國家文學史」源起於歐洲，是十九世紀歷史學與社會學發展下的時代產物。它以「現代性」為內核，所反映的，是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崇尚理性、科學精神的現代性追求。伴隨著民族國家的構建，文學史書寫成為想像的民族共同體的一種圖解形式，由此追溯各民族在各個時代精神文化的連續性發展，新的歷史主體遂於焉出現，重要性不言可喻。尤其，法國學者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撰寫《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63），提出「種族」（la race）、「環境」（le milieu）、「時代」（le moment）三要素作為文學史的理論框架，此一做法，更是被日本與兩岸學者廣泛挪用。

文章試閱

第一章：動盪時代的史識與詩心──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
一、前言
「文學史」是隨著新式教育體制之建構而出現的一種書寫類型。在中國，它最初的撰寫雖然是作為特定學科教材之用，然而隨著對於「文學」與「文學『史』」之觀念的日益明晰，加上外在時代社會種種複雜因素使然，其書寫形態及內蘊的文化政治與個人寄託，也益趨繁複多元，並引發學界關注。它所涉及的，既有「文學」與「歷史」的相互辯證，更有時代思潮、教育體制、政治環境與個人才氣識見的多重對話。一九三、四○年代時局動盪，臺灣時當日本殖民統治，漢文教育備受壓抑；中國大陸則是遍地烽火，抗戰方殷。即或如此，各式「文學史」的書寫撰述，仍然未曾或已。其間所透露的訊息，值得深思。而黃得時（一九○九─
一九九九）與臺靜農（一九○二─一九九○）的文學史書寫，恰是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個案。
一九四○年代初期，黃得時先後撰述並公開發表〈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史序說〉、〈臺灣文學史•第一章明鄭時代〉、〈臺灣文學史•第二章康熙雍正時代〉等篇什。在查禁漢文，「皇民化運動」鋪天蓋地的臺灣，不僅意義重大，對於日後〈臺灣文學史〉的書寫，尤其影響深遠。而海峽彼岸，輾轉道途，避難白沙的臺靜農，則是在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的同時，致力於編寫〈中國文學史方法論〉，以及《中國文學史》教材講義，持續多年。這些講義文稿當時並未正式出版，而是在他逝世十餘年之後，才由門人弟子代為編纂成書。雖引發若干討論，仍相對有限。這兩位學者的成長背景與經歷迥然不同，當時天各一方，並不相識，當然更不曾想到，戰後因緣際會，竟會在臺大中文系共事二十餘年，一起作育英才，為日後臺灣的文學教育奠定根基。在那個阢隉不安的時代裡，兩人文學史所關注的對象一為臺灣，一為中國，乍看之下，互不相涉，各自的撰述因由與所欲回應的問題亦有所不同；然而，臺灣當代的歷史文化，主要乃是由中國大陸與日治臺灣雙源?流而成，兩人不約而同地在動盪時代中從事文學史書寫，並比而觀，正所以凸顯近代以來，「文學史」在作為學科教材，以及被視為辨識國族特徵、形塑文化認同之重要憑藉的同
時，與時代歷史之間的複雜互動。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與臺灣學者的文學史書寫皆淵源於日本，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日本各類文學史的書寫，又深受法國學者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撰寫《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63）的啟迪。泰納所提出的「種族」（la race）、「環境」（le milieu）、「時代」（le moment）三要素之說，更是被日本與兩岸學者廣泛挪用，影響深遠。儘管該說因過度重視實證而備受批評，風行一時之後，即趨於沉寂；但細讀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仍可看出：兩人皆對泰納之說有或多或少地接受，並且做出不同面向的轉化運用。因泰納學說而產生的微妙牽連，以及因對照而生的問題性，亦值得深究。因此，以下即以日本之文學史書寫對於泰納三要素說的承衍情形為切入點，進而試圖探討：黃得時為何要以「歷史」取代泰納的「時代」說？我們如何循此「重讀」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並開展不同的觀照面向？臺靜農為何會有〈中國文學史方法論〉之
作？放在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史》書寫脈絡之中，我們如何為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尋找定位？當然，更重要的是，如果說，「史識」與「詩心」分別是中國傳統「史學」與「文學」書寫的核心要素，那麼，作為「文學史」的作者，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是否，以及如何以其「史識」與「詩心」的交融辯證，體現超越泰納的格局並留下不同的書寫典型？

二、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說與日本的「文學史」書寫
泰納是法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與史學家，早年曾在醫科學校學習過生理學，後來進入巴黎學院高等師範專攻哲學，著作包括《十九世紀法國哲學家研究》（一八五七）、《評論集》（一八五八）、《英國文學史》（一八六四）、《藝術哲學》（一八六五）、《論智力》（一八七○）等多種。他重視科學與實證研究，嘗試將自然科學的研究引入精神科學，被公認為自然主義文學的理論旗手，也是連結黑格爾與佛洛依德學說的重要樞紐。其中，《英國文學史》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著作。
基本上，以「國別」為本位的文學史書寫，乃是伴隨歐洲民族國家興起，以及現代性之追求而出現的產物。它一方面與歐美各國在共同的希臘、羅馬、中世紀等文化遺產外，尋求個別的國家認同與傳統有關；另一方面，也受到達爾文與史賓塞等人進化理論的影響。而「文學」觀念的趨於現代化，則是重要關鍵之一。據喬納森•卡勒（Jonathan D. Culler）之說，一直到十八世紀，「literature這個詞和它在其他歐洲語言中相似的詞指的是『著作』或者『書本知識』」，
現代意義的「文學」，直至十九世紀才真正出現；而「國家文學」（Nationallitteratur）的概念則是從一七七○年代才開始在德國發展出來。此時，「文學」被視為是民族精神、國家心靈的反映，文學史書寫，遂亦成為想像的民族共同體的一種圖解形式，重要性不言可喻。而「進化論」，則成為人們運用於組織文學發展歷史的一種時尚的理論框架。
在此情況下，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說，正是以科學精神為基底，為文學史書寫，提供明確的方法論依據。當時的「文學史」，或仍雜入不少「非文學」的敘述，或停留於依時序臚列作家作品之際，他的《英國文學史》無論取材抑是論述方式，皆不同既往。在〈導論〉中，泰納依循由外而內、由現象而成因、由個別而整體的論述方式，層層推進，闡明文學如何在「種族•環境•時代」的相互作用之下，體現其「民族精神」。該文開宗明義宣示：

我們已經發覺，文學作品並非僅是想像的遊戲、孤絕於外的腦內狂想；而是對周遭風俗的摹寫以及對精神狀態的標誌。通過文學經典，我們得以發覺數個世紀以前的人們是如何感受以及思考。此一方法已經被嘗試並且獲得成功。

循此，泰納進一步闡述：「種族」乃是著眼於生理學和遺傳學意義，意指一個民族與生俱來的本能與可辨識的特徵，包括固有性格、氣質、觀念和智力等方面所體現的內在本質。「環境」意指塑造人類性格的外部力量，包括種族生存的自然環境，以及政治狀況、思想潮流、風俗習慣等社會環境。而「時代」，則是「種族」與「環境」的共同作用下，在持續的時間中所留下的痕跡。它凝聚了一個種族所有的過去經驗，在時間上劃定種族生存和環境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每一階段，皆各有支配政治、哲學、文學、美術等領域的一致傾向與自我特徵，從而構成此種族在特定歷史中的精神狀態。而正是由於這三要素所構成的法則，使得人們對於探究一切人類的精神現象，也如同探究物質現象一般，能夠總體把握它們產生、變化、消亡的成因。
泰納《英國文學史》及其三要素之說的出現，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風行一時。不久之後，不少學者紛紛承據其說而更新了文學史撰寫的取材、論述方向與敘述模式。就以影響中國文學史書寫最鉅的日本學界而言，其轉變更是明顯可見。事實上，為了學科建制的需要，日人早有《中國文學史》之作。只是當時在觀念、取材，及書寫方式上，都深受中國傳統學術思想與文獻學的影響。以出版於一八八二年的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為例，該書論述範圍僅限於先秦，以中國上古思想家、文學家及經典為貫穿線索，包括《周禮》、《左傳》、《國語》及孔、孟、老、莊、楊、墨等人，各列一篇，首先是概述，其次是名篇名句段落拔萃，最後進行人物與作品總評。雖有穿插對《詩經》、《楚辭》之評價，實際上對於「文學」的理解卻限於諸子學，書寫方式上，亦僅止於文獻的摘錄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