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國語文學史

作者簡介

胡適
胡適，字適之，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在文學、哲學、史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研究。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宣傳民主、科學。
胡適提倡白話文和新詩，致力於推翻兩千多年的文言文。一九五七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四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一九六二年病逝，中央研究院於院內成立了胡適紀念館；另外，在研究院附近另有一胡適公園，為胡適的墓地。
胡適一生影響甚廣，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戴東原的哲學》、《白話文學史》、《盧山遊記》、《胡適文選》、《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四十自述》、《南遊雜憶》、《胡適留學日記》、《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書籍目錄

目錄

學識之法門•智慧之淵藪—─序五南「大家講堂」
代序—─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

第一篇　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第二章 漢朝的平民文學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的平民文學
　　　　　
第二篇　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第一章 盛唐的白話詩 　　　　　
第二章 中唐的白話詩 　　　　　
第三章 中唐的白話散文 　　　　　
第四章 晚唐的白話文學 　　　　　
第五章 晚唐五代的詞
　　　　　
第三篇　兩宋的白話文學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北宋的詩 　　　　　
第三章 南宋的白話詩 　　　　　
第四章 北宋的詞 　　　　　
第五章 南宋的白話詞 　　　　　
第六章 兩宋白話語錄 　　　　　
第七章 南宋以後國語文學的概論 　　　　　

推薦序/導讀/自序

代序—─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

陳卿諸兄：
　　前回您來談及您和好幾十位同學打算集資把胡適之先生前幾年所編的《國語文學史》講義排印出來，恰巧有文化學社邵硯田先生願意承印，也好！可惜我補編的那些材料，因為事隔數年，再也找不出來了；僅僅找出來一些校訂的原講義，其中也略有幾處增補的，已經交給邵先生了。
　　他這本講義從漢魏六朝編到南宋為止，沒有頭尾，只是文學史的中段。他的初稿是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給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編的。他寫到「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傳》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正當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半，這一年就與金聖歎的這兩句話同時完成，他還在講義稿上作了一個紀念。國語講習所是兩個月畢業的；過年後，不久就舉行畢業式，不但他的講義編不完，就是我的《國語文法》、《國語教學法》，還有錢玄同先生連編帶寫石印的《聲韻沿革》，也都是戛然中止。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假使那時候的部章把國語講習所定為四個月，我想他這本書的工作一定完成了。
　　次年（西元一九二二年）三月，我在天津的直隸國語講習所講演，胡先生也前來，他在旅館裡把這本講義的章節次序移動了一些。那年十二月，教育部辦第四屆國語講習所，他又把它刪改了幾處—這就是現在的付印本。那年的國語講習所已成了強弩之末：各省派來的學員大不如前三屆之盛了，在京投考的也不多，教育部也漸漸地鬧窮了，從前的石印講義也改為油印了，現在你們付印的就是這種很不清楚的油印改訂本。自然，那時大家都沒有興致把各種講義繼續編完，這第四屆也就是教育部最末屆的國語講習所了。
　　自此以後，我在北京師範學校等處有時也講講國語文學史，就把他的改訂本再改訂增補了一些，印作臨時的講義，也始終沒有弄成一本首尾完備的書。我屢次向他提及，希望他自己花點工夫編成。但他的計畫改變了，打算編一本完全的中國文學史，不限於國語一方面。前年（西元一九二五年）夏天，我在中央公園看見他，問他《胡適文存二集》中，連那些《努力週報》的「這一周」專欄無關輕重的短評都收進去了，何以不在《國語文學史》中間挑選幾章精當的收進去？他才恍然，說當時沒有想到這一點。可見這本講義並非他稱心得意之作，所以自己不大注意；而我彌縫補苴的那些材料，更不過為一時教授上的便利之計，尤其不值得注意，所以到現在也就並無存稿。
　　但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商務館也出了一本凌獨見先生的《新著國語文學史》，凌先生就是第三屆國語講習所畢業的，他曾寫信叫我作了一篇序（用注音字母寫的）；序中說：「他蒐集材料很不少，很足表示他讀書的勤快。」他自序也說他編這本書的目的是在勉勵自己讀書，這不過是一本「讀書錄」罷了。我倒贊成他這句話，所以，學校裡要教《國語文學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來講義的還很多，即使是首尾不完全之本。只因沒有得到著作者的許可，書坊裡不敢出版；此次你們印作自己的參考講義，我想沒有什麼問題（似乎北大和師大都曾經油印過）。不過正式出版作為定本，就要等胡先生回國之後再說。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時戰國時代中國的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了。戰國時，各地的方言已很不統一。孟軻說：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書中又提及「南蠻鴃舌之人」，也是指楚人。又《韓非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可見當時各地方言已很不相同。方言不同但當時文字上的交通卻甚繁甚密，可見文字與語言已不能不分開了。
　　戰國時文體與語體已分開，故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有「同文書」的必要。《史記》記始皇事，屢提及「同書文字」（《琅琊石刻》）、「同文書」（《李斯傳》）、「車同軌，書同文字」（《始皇本紀》）。後人往往以為秦「同文書」不過是字體上的改變。但我們看當時的情勢，和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當日「書同文」必不止於字體上的改變，而是想用一種文字作為統一的文字；因為要做到這一步，故字體的變簡也是一種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