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人類世的文學－臺灣作家吳明益的生態批評研究

作者簡介

作者　關首奇 Gwennaël Gaffric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臺灣、中國與香港當代文學研究、科幻文學、生態批評研究。譯有吳明益、紀大偉、高翊峰、夏宇、陳楸帆、劉慈欣等華文作家的作品。

譯者 許雅雯
臺灣屏東人，清華大學中文系、高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在國內外教授華語十餘載後投入譯界，現專職筆耕。翻譯領域跨越語言學、歷史、精油、小說、繪本與博物館導覽。譯文賜教：[email protected]

譯者簡介

許雅雯
臺灣屏東人，清華大學中文系、高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在國內外教授華語十餘載後投入譯界，現專職筆耕。翻譯領域跨越語言學、歷史、精油、小說、繪本與博物館導覽。譯文賜教：[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緒論：人類世時代的臺灣文學
Introduction. La littérature taïwanaise à l’ère de l’Anthropocène
人類世中的臺灣文學
臺灣的生態批評
為什麼談臺灣？
為何談吳明益？
吳明益的文本生態系統
哲學、科學與文學：跨文本的願景與限制
吳明益與中國傳統文本

第一章 自然 Natures
臺灣文學中的自然、浪漫主義與環境主義
報導文學
旅遊文學與荒野文學
田園文學
從自然到生態詩學
定義新文類：自然書寫
美國自然書寫的原則
臺灣的自然書寫
劉克襄
王家祥

第二章 天橋 Passerelles
吳明益與自然書寫：人類與蝴蝶
為自然去自然
沒有自然的生態學？

第三章 水 Eaux
水的詩意
流水
水―人類
水―世界
水的政治
臺灣的生態議題與環境主義
書寫與環境運動：吳明益與國光石化

第四章 鄉土 Terroirs
從鄉土到後鄉土
歷史中的風景
幻夢般的歷史與連結歷史

第五章 物種 Espèces
生物的命名、分類與控制
動物公園、人類公園
生成―動物
複眼看世界
複眼人的視角
複數記憶
菩薩與竹子

第六章 災難 Catastrophes
蝴蝶效應、月亮與科幻小說
渦流與世界
超物件世代

第七章 生態烏托邦 Écotopies
重構時間與空間
從瓦憂瓦憂島的烏托邦到森林教堂的異托邦

結論 Conclusion
從「關係詩學」到「宇宙政治學」

附錄
人類世前奏曲Prélude à l’Anthropocène
――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法國里昂政治學院副教授

文章試閱

地球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J. Crutzen）於二○○○年提出「人類世」的假說，指地球自十八世紀末以來便走入了一個新的世代。在此世代中，人類活動全面改變了地球的地質年代，且以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濃度的增高為主要特徵（Crutzen, 2007）。接在全新世（Holocene）之後的人類世標誌著人類活動（工業、農業、森林砍伐、都市化、過度捕撈、化石燃料耗盡、廢棄物積累等）為影響地球環境變異的主要因子，影響力甚至超越了此前其他自然力量。

儘管這個由人類主宰地球生態環境的世代至今仍未正式定名，卻已在科學界、媒體、哲學和藝術領域引起廣泛的迴響。比起學術意義，人類世的假說實際引發的典範轉移更受到普遍重視，它證實了本被視為各自獨立的科學、倫理和美學等範疇在本質上彼此關聯。此一概念近來在科學、哲學甚至是文學間湧現，顛覆了原本各自為政的知識體系。

學者莫頓（Timothy Morton）巧妙取用了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名的論述「文本之外無他」（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將人類世的概念解釋為「人類文本之外無他」（Thereis no outside-human text）（Morton, 2012 : 231）。人類世宣告了新世界的到來，一個非人類必然與人類相互包融的世界。一如拉圖（Bruno Latour）的論述，今日，我們已無法將「自然」與「文化」截然劃分（Latour, 1997）。綜觀今日諸如核災產生的輻射雲、市區內的流浪狗、動物園接收的動物、基因改造食物和太平洋上的垃圾渦流等當代現象都超越了兩種框架。經濟學家不久前仍以「外部性」（externalities）說明環境退化，以及「海洋、大氣、已開發國家外的人口，更重要的是，未來」（Clark, 2013）等現象，如今卻也察覺，人類的意識形態與行為已然成為生產風險與複合體（hybride）的工廠，「外部」一詞也在人類世中消逝。

儘管我們經常將所謂的「 生態」 危機與人類世聯想在一起， 但它構成的挑戰， 其實已不再限於處在非人類環境中的人類活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已。如瓜達希（Felix Guattari）所言，生態的危機同時也是「社會、政治和存在的危機」（Guattari, 1992）。生態學牽涉的領域極為廣泛，無法約束在「自然」或「環境」等框架之中。單從詞源的角度來看，便能大致了解其範疇之多元： ecologie 一詞源於希臘文的oikos（意指「家」）和logos（意指「科學」），兩者結合即「居住環境的科學」。「生態」一詞在被賦予多元的意義前，原指生命的科學，是一門研究生存條件、生物與環境因子的學科，研究範圍自生物棲居地乃至整個地球。如此說來，特定生存空間中的動態，以及影響這些動態的各種強權因子，皆是生態問題的一環。對瓜達希而言，「生態的內涵不應止於少數自然愛好者或專家圈畫出的範圍」（Guattari, 1989）。

（中略）

臺灣的生態批評

臺灣的生態批評理論約於二○○○年起在大學外語系中開始有了討論與交流，特別是淡江、中山、中興等大學舉辦的研討會與演講活動，不僅探討了文學中的環境議題，更邀請當時的論述健將如史洛維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和莫頓等人到臺灣交流。臺灣與其餘大西洋外的地區相同，最受學者矚目的文類即是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吳明益譯為自然書寫）。然而，除卻近來的比較文學研究外，大多數臺灣的生態批評論述仍對作家做為現今生態典範持保守態度，將作品限縮在臺灣境域之內。由此可知，臺灣生態批評研究經常帶有地區性的觀點，因此也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存在。這一現象正和一般做為普遍
經驗的美國生態批評與「美國經驗」相反（黃逸民，2010）。

生態批評的目的並非藉由一本小說反省拯救生態的手段，更非探究詩作如何反轉讀者看待自然的眼光，而是在全球化的今日，處於消耗環境、記憶與想像的現代性中的文學如何創造出虛構、生成和存在的條件。因而，在人類行動對環境與其他共存生物造成空前影響的時代中，本書將文學視為一種觀察、抵抗與創造的方式。如佩斯（Saint-John Perse）的詩作所示，我們處於「地球與人類交會之際」（Perse, 1972 : 438）。生於人類與地質學激烈碰撞時代中的文學，能發展出什麼樣的生存與共存模式？

因此，本書將取道各種不同的現象來探索文學與生態對彼此的詰問，論及河川汙染、甲烷冰的開採、海洋廢棄物、石化工業、摧毀月球的行動、蝴蝶的販售，甚至是化成抹香鯨的人。這些道路終將通往同一個目的地，即透過吳明益的作品，以「關係的本質」（ontologie de la relation）思考生態。

為什麼談臺灣？

臺灣位處中國與日本的歷史與地理交會之處，這兩個大國面對的生態議題都比福爾摩沙群島嚴重得多，且更為驚心動魄。再加上臺灣在世界上的地位微乎其微，對國際環境政策根本無能為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探究一個臺灣作家的寫作能為全球性的人類世辯證帶來什麼影響呢？

事實上， 正是因為這種「 閾限狀態」（liminalite） 更顯臺灣的重要性（Corcuff, 2011）。這座島因為殖民的歷史、地理位置的特殊和模稜兩可的地緣政治，幾世紀以來逐漸成為這個區域和全球歷史的交匯點。島嶼在地理大發現時期便是歐洲航海家口中的夢幻之地，直到歐、亞殖民時期都佔有重要地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更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基地，自冷戰時期起，始終是美國眼中的關鍵戰略地區。此外，身為工業化國家「模範」的臺灣，政治地位極富爭議，有時有機地依附在模糊的大中華文化上，有時似乎又與海洋母體文化之間有著某種連結，端看各種對立意識形態的考量。然而，正如所有的後殖民地區，臺灣的歷史軌跡不能自立於全球歷史背景之外。儘管島嶼上的某些現象看似在地，例如特有種蝴蝶的滅亡、工業汙染帶來的疾病、湖泊環境惡化或都市化的負面影響……事實上都脫離不了與整個世界的關聯。臺灣面對的所有生態問題都是島嶼歷史的一環，也含括在世界歷史之中 。

本質上也處於閾限狀態的臺灣文學史，正是進入臺灣歷史與其獨特魅力的大門。臺灣的認同也和自身的歷史相似，始終處於變動的狀態，有時投射出日本帝國的影子，有時又是大中華或臺灣國族。這種擺盪的特性即是建構「國家文學」（litterature nationale）的挑戰。近二十年來，重寫臺灣文學史的工作也相當於重新評估了它在這些特殊類別中的地位。直到不久前，無論是在法國、臺灣或其他地區，在「中國文學傳統」的框架外研究或翻譯臺灣文學仍被視為是邊緣化且帶有區域主義的做法，同時也無法避免地與政治掛勾。

為突破中國中心主義的限制，自一九九○年代起，學者嘗試以各種自我參照的方式建構臺灣文學史，文本卻因此失去了開放與流動的特質，落入和其他地區的本土文學相同的命運，最終只能與自己對話。創作對外界封閉的臺灣文學或一味談論臺灣，必然讓文學陷入普世性與特殊性二元對立的困境。這兩種概念正如硬幣正反兩面，相互強化另一方的正當性。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稱之為「小民族的區域主義」（provincialismedes petits），意思是這樣文學認為自身足夠豐富，有能力闡述己念，因此拒絕把自己放到過於遼闊且遙不可及的「大環境」（grand contexte）下思考，與「大民族的區域主義」（provincialisme des grands）對立，不願被框入世界文學的概念之中。無論就歷史或群島地理環境來看，臺灣皆不處邊緣，反而應是各種關係的交會點。文學也不斷重新界定著臺灣的多元性。如此看來，解讀吳明益文本中的生態批評時，必然涉及地理批評的論述，換言之，即是人類空間與文學作品的交互影響。

本書的使命之一便是避免把臺灣當作絕對或封閉之地，一如吳明益的文字表達的不是一個臺灣人窺見的世界，而是做為一個作家如何在既定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下，以獨特的視角――因此勢必有所偏頗與限制――看待生態、哲學與文學。「把孕育出詩歌或文學的產地與整體—世界（totalite-monde）緊密相連」（格里桑，1995 : 28）便是引導本書行文的準則。

為何談吳明益？

本研究最大的挑戰之一在於，以一個仍有許多未盡之言的當代作家為研究對象（吳明益生於一九七一年）。然而，本書的意圖並非呈現出作者的整體樣貌，而是探尋那些構成他做為一個當代性作家的嘗試、路徑或是矛盾。當代性在此指個人與當代之間的特殊關係，當代人應擁有得以擺脫沉悶的現實、破譯機制和挖掘困境的手段。對作家而言，這種手段即是寫作。用阿岡本的話說，「過去是通往現在的唯一通道」（Agamben, 2008 : 35）然而，文學的當代性實是虛無的騙局，因為當下總是瞬成過去。一如詩人波特萊爾對當代性的簡要定義：「過渡」（transitoire）、「瞬變」（fugitif）與「偶然」（contingent）。
無論是否意識到這點，當代的作家講述的都是當下之事，即使那已成往事，或根本未曾發生。本書中關注的即是吳明益的作品如何勾勒當前的生態問題。

吳明益經常稱自己為多元的行動主義者（〈新版序――死去的那些〉，《迷蝶誌》，頁23-24），一九七一年生，年紀尚輕卻已十分活躍。除了作家的身分外，他也任職於花蓮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另亦從事繪畫、攝影（二○一四年出版的散文集《浮光》即是以攝影為主題）、昆蟲研究、文學批評，更是積極參與環境運動的行動家。他的作家生涯尚稱年輕，卻已獲獎無數，其中不乏國際獎項（二○一四年以《複眼人》獲得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類大獎）。二○一六年以《單車失竊記》獲得第三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對他而言更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此外，他的作品國際版權自二○一一年起即由版權經紀人負責處理，為
臺灣第一人。

吳明益曾嘗試各種不同的寫作，從自傳性的散文到自然書寫，從短篇小說到歷史小說，甚至是科幻小說。這些創作中經常可見互文性，不僅限於臺灣和中國的元素，還包括與歐洲、非洲、美國印第安、大洋洲和美國作品間的互文，更融會了大量非文學的學問，舉凡歷史地理學、昆蟲學、人類學至地質學與哲學皆在其列。除此之外，這些作品當然也不乏與自己的文本的內在互文。本書考察的主軸在吳明益作品橫向跨越和相對關係的深度，把它們的詩意放在普世認知之上，避免以單一文化框限，因此也確保了相似性與特殊性。

吳明益至二◯一五年止的所有作品皆在本書探究的範圍，偶有幾處會帶到副文本（前言、後序、評論與訪談等）內容。作家的文字是本書首要的分析基礎，不過他的學術和行動參與也是貫穿全書的參照資料。

總括來說，書中將討論人類世文學的三個面向：文學與「自然」論述、文字與實踐、寫作與未來創造。這些分析的目的在於重新定位吳明益，將他的文本放回生產條件的中心，藉此觀察整體路徑，以便了解這些文本如何與當代的人類世典範互動。換言之，即是把文本提出的、建議的、帶動的跨界領域整合起來。這正是薩依德所說的，「所有文本的生產都是『世界化』（worldly）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個事件，即使看似否認，實際上仍無法擺脫社會與人類生活，以及它所處的和詮釋的歷史時刻（Said, 1983 : 4）。」因此，本書涉及的文本皆處於社會脈絡之中。

吳明益的文本生態系統

以生態系統來比喻一個作家的獨特性雖看似取巧，卻能把相互依存且融入同一個大文學環境的文本放在異質元素間理解。吳明益的文風――似乎也是所有作家必備的條件――並不容易定義：既非絕對、亦非相對，而是處在一個關係的網絡之中。這正是他豐盈厚實之處。與多領域交纏滲透的作品特性正好提供一個可能性，跳脫將文字視為映照世界、國家或文化群體的傳統，亦避免將世界、國家或文化群體視為書籍投射，而是以德勒茲與瓜達希所說的書籍「塊莖」來看待（Deleuze et Guattari, 1980 : 10, 18, 34）。波赫士（Borges Jorge Luis）對這種關係的特性也有所闡述：「一本書不只是一個詞語結構或是一系列的詞語結構而已；……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而是一個關係，一個無數關係交織成的核心（Borges, 1993 : 789-790）。」

書籍交織的關係有一部分是以跨文本的特性為基礎，這也是本書探查的要點之一。之所以自此視角切入，意在擺脫文本受「前文本」（hypotexte）影響的傳統概念。過去認為當代非西方世界的作家皆是「文明社會」拙劣的仿效者，而中、西文學注定是影響與取用的關係（陳思和，2011 : 29）。與其把這專橫的幽靈纏繞在吳明益的文字之上，或許以挪用、再造的角度來看待更為合適。

（摘自〈緒論〉，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