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我看見了拉姆安拉（薩伊德專序，巴勒斯坦當代著名詩人流亡文學作震撼回歸）：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

作者簡介

姓名：穆里．巴爾古提
穆里．巴爾古提為阿拉伯世界知名詩人。
1944年生於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詩人與作家，小時住在戴爾•格薩那，後因求學之故，全家移居拉姆安拉。1967年以巴六日戰爭後，當時在開羅讀書的他，因而不能回到約旦河西岸，開始了三十年的流亡生涯。1977年自埃及被驅逐出境，1995年才能正常進出開羅機場。自1972年起，他的詩集即已在開羅、安曼等地出版，並曾被譯為多國語言，也在《泰晤士文學評論》等知名媒體刊登。最新一冊詩集為2005年出版的《午夜》（Muntasaf al-Lail）。現居開羅，本書於1997年出版時獲得馬富茲文學獎（Naguib Mahfouz Medal for Literature），該獎為阿拉伯文學界的重要獎項，作者並於2000年獲巴勒斯坦詩獎（Palestine Award for Poetry）。

譯者簡介

姓名：陳逸如
台北人，目前居住於紐約，攻讀比較文學博士。
曾任職教師與編輯。譯有《失敗萬歲》等社會人文類書籍。

書籍目錄

序文 / 薩伊德 Edward W. Said
1 橋
2 拉姆安拉
3戴爾格薩那
4 村落廣場
5 活在時光裡
6 父執輩
7 生不逢時
8團圓
9 每天的最後審判

推薦序/導讀/自序

【國際媒體好評】
刻畫當今巴勒斯坦人心境的動人英文巨作……絕無僅有，完美呈現巴勒斯坦及以色列時事背景。——《泰晤士報文學評論》
太棒了……一部美麗且動人的回憶。——《金字塔周刊》
關於巴勒斯坦離散的誠實且詩意之作……本書以最美麗的散文描寫了巴勒斯坦人們遭受的傷害……由於作者的坦誠與冷靜的筆調，在讀者飽受震驚的閱讀之後，這本生命之書仍會常留在讀者身邊。——《開羅時報》
本書優雅，有時，還使人相當震驚。這是一部簡單且動人的文學作品；對於巴勒斯坦所遭遇的痛楚，本書增進了我們的認識，且加入更多人性化的面向。——Al Jadid
本書是世界文學的重要資產，描繪栩栩如生且生活化。它喚起的影像足以觸動人心。——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文章試閱

1 橋 橋上極熱。一滴汗從我的前額淌下，順著鏡框滑至鏡片。朦朧了我的視線、我的期待及我的回憶。過去的畫面閃過眼前的景色；過去這些日子以來，為的就是回到這裡。我總算來了，就要跨越約旦河。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我左肩搭著一只小袋子，若無其事地（應該說「看起來」若無其事地）朝西而行。世界在我腦後，眼前是我的世界。 關於這座橋的最後記憶來自於三十年前，我從拉姆安拉1通過這座橋來到安曼，然後再從安曼回開羅的學校上課。當時我是開羅大學應屆畢業的四年級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早晨：拉丁文考試。還剩幾科就結束了，拉丁文考完，兩天後接著考「小說」和「戲劇」。屆時我就完成了對慕尼夫的承諾，實現我母親希望兒子是大學畢業生的願望。先前的考試（歐洲文明史、詩、文學評論還有翻譯）都安然通過。就要結束了，等成績出來我就可以回安曼，然後從那裡（通過同一座橋）回到拉姆安拉。父母親來信說，他們已經著手裝修位於拉姆安拉的立夫塔威大樓公寓，以迎接拿到文憑載譽歸來的我。 考試大廳裡極熱。一滴汗從眉上淌到鏡框停了一下，然後滑到鏡片上，滴到考試卷的拉丁文上：altus、alta、altum。外面的聲響是什麼？爆炸嗎？還是埃及軍隊的演習？這幾天的話題都和戰爭有關，難道是戰爭？我用面紙擦拭眼鏡，檢查完答案離開座位，把考卷交給監考人員。一片斑駁的油漆從天花板飄下，落在我和監考人員中間桌上的試卷，他嫌惡的抬頭望向天花板，我走了開去。 我步下人文學院的台階，校園棕櫚樹下，阿伊莎太太正坐在她的車裡，她是我們接近中年的同學，在丈夫過世之後考取大學。她用法文口音慌張地叫住我：「穆里！穆里！開戰了！我們打下了二十三架飛機！」 我攀住車門，探進車裡。車內收音機傳來阿哈瑪．薩伊（Ahmad Sa’id）激動的聲音，愛國歌曲大聲作響，一群學生在旁邊議論紛紛，言之鑿鑿或不可置信的都有。我握緊了右手拳裡考試總是隨身攜帶的鵜鶘牌墨水。直到現在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我突然以巨大的弧度揮動手臂，用盡全身的力氣，把墨水瓶對準棕櫚樹幹狠狠砸過去，瓶身在深如夜色的靛藍中爆裂成玻璃碎片，散落草坪上。 這時，從阿拉伯之聲電台的阿哈瑪．薩伊口中獲知，拉姆安拉再也不屬於我，我回不去了。那座城市已經陷落。 考試延後了好幾個禮拜後再度舉行。我畢業了。拿到了英國文學的學士學位，卻找不到可以掛上證書的那面牆。 戰事爆發時，人在異鄉的遊子透過巴勒斯坦的親戚或者紅十字會，想盡辦法爭取團聚許可，有些比較膽大的，像我哥哥馬吉得，就冒險偷渡回去。 以色列准許數百名年長者回家，卻把數以千計的年輕人拒於門外。這個世界為我們取了一個名字，稱為那吉殷（naziheen），也就是流民。 流離的境遇一如死亡，你以為這種事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自從一九六七年夏天開始，我成了流離失所的異鄉人，一個我向來認為屬於別人的身分。 異鄉人必須不斷更新居留許可證，填各式表格，買郵票寄表格，提出各式證明。總是有人問道：「兄弟，你是哪裡人啊？」或者「你們國家的夏天熱不熱？」 他對寄居國家裡種種關於當地國民的細節和「國家」政策漠不關心，不過，卻總是第一個對這些政策結果產生反應的人，也許不能分享當地人的喜悅，卻永遠對當地人所害怕的事情感到害怕。永遠是示威遊行中的「滲透份子」，儘管示威當天連大門都沒邁出一步。和地方之間有著扭曲的關係，一方面和這些地方緊密相連，一方面卻又被這些地方驅逐出境。永遠不能用同一個主詞把自己的故事說完，永遠的度日如年，每一秒對他而言都維繫著瞬間的永恆。記憶不堪回首。活在內心深處那個安靜的角落，謹慎看待自己的祕密，厭惡別人刺探。經歷過周遭的人沒興趣的另一種人生繁瑣，開口的時候卻又什麼也不說，自動跳過那些細節。喜歡電話鈴響，卻又害怕電話鈴響。好心人告訴異鄉人：「這是你的第二個家，我們都是你的家人。」他因為異鄉人的身分而被人憎恨，卻又因為異鄉人的身分被人同情。後者比前者更讓人難以承受。 那個星期一的正午，流離的境遇衝擊了我。 當時我是不是成熟到足以理解──像我一樣的異鄉人，其實有很多就住在自己的城市裡，而他們的國家沒有受到外國軍隊的侵占？陶希帝3是否曾在遙遠的過去眺望未來，著手寫下二十世紀後半葉我們甫遭遇到的離散？二十世紀的後半部會比前半部來得長嗎？我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異鄉人再也無法回到原來的樣子，就算回頭，一切已結束。「流離」的人正如氣喘病一樣無法痊癒。詩人更慘，因為詩本身就是一種離散。怎麼突然講到氣喘呢？難道是那次我在約旦河畔發慌苦等數小時，等「另一邊」（巴勒斯坦警察這麼稱呼他們）發照許可我踏過時空邊界時的劇咳？ 我從安曼來到了約旦這邊的橋頭，弟弟阿拉載我去的，他的妻子和我母親也都在。早上九點十五分我們就離開安曼須梅撒尼區，十點前就抵達了，那裡是明令許可他們最遠可到的地方。我道了別，他們就回了安曼。 我坐在設在橋頭的等候室中，問約旦官員接下來怎麼做。 「你就在這裡等，等我們收到他們的信號，你就可以過橋。」 我在室內等了一會兒，還不曉得這一等就是許久。我走到門邊，站著望河。 我不驚訝河面狹窄：約旦河一直都是條極細的河，我們小時候就已經有這個認知。我驚訝的是，經過了這些年，河已經乾涸，幾乎沒了水。大自然和以色列共謀，偷走了河水。以往它還有水聲，現在成了無言的河，宛如停泊的車子。 另一端的河岸清楚地在眼前展開，一目了然。那些闊別多年之後來此過橋的人告訴我，他們曾經在此流下淚來。 我沒有流淚。 那輕微的木然並沒有從我的胸口漫升至雙眼。沒有人在旁邊告訴我在等待的數小時裡，我的表情如何。 我望向橋身。我能過橋嗎？會不會在最後一秒出現問題？他們會把我遣送回來嗎？他們會不會捏造什麼程序錯誤？我真的會走到另一岸，走上橫列眼前的山丘嗎？ 在地形上，我所在的約旦土地和橋另外一頭的巴勒斯坦土地並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那邊是「占領區」。 一九七九年底，我參加了大馬士革阿拉伯作家協會的會議。主辦人帶著我們走訪庫拿特拉城（Qunaytera）。護衛車隊帶領的短暫行程，我們目睹了以色列人所經之地對這個城市帶來的破壞。站在刺絲網邊，網內飄揚著以色列國旗。我把手伸進鐵網內握住戈蘭占領區一叢野生的灌木，搖了搖它，對著站在我旁邊的胡珊．穆魯沃說：「這就是占領區，阿布．尼則4；我可以用手握住它呢！」 當你年復一年、在一次次的節慶、一次次的高峰會中，在收音機、報章雜誌、書籍、演講裡聽到或讀到「占領區」這個字眼時，你會以為那是世界的盡頭，絕對沒辦法抵達。你看，這有多麼近？多麼觸手可及？多麼真實？我可以用手握住它，就像握住手帕那樣。 穆魯沃的眼裡泛出答案，答案裡是一片沉默與濕潤。 現在我站在這裡，眺望約旦河的西岸。這就是「占領區」嗎？這回沒有人站在我身邊，讓我複誦多年前對穆魯沃說過的話：這可不是新聞布告上的台詞而已。當你親眼所見，土壤石礫山丘岩石都歷歷在目，有生動的顏色、溫度，還有野生植物。 現在它已經在感官前面宣示了自己的實體存在，現在誰還敢說它是抽象的？ 它再也不是反抗詩裡面的「摯愛」，不是政黨運作中的一個物件，不是一個論點或者一個隱喻。在我眼前攤開，如蠍、鳥和井那般觸手可及，也如一片粉筆和足印那般舉目可見。 我問自己，除了我們已經失去它的事實，這有什麼特別？ 它不過是一片土地，和其他土地無異。 我們歌頌它不過是要自己記得被掠奪的羞辱。我們歌詠的不是過去神聖的東西，而是為了現在日復一日因為「占領」而遭到侵犯的自尊。 那塊土地就在我面前，和開天闢地時沒有兩樣。我對自己說：「土地並不會移動。」我卻還沒碰到它，只是目睹而已。我就像被告知贏得大獎的人，只是大獎還沒落到手上。 我還是在約旦這一頭。數小時過去了，我步回等候室，顯然沒有什麼新消息。我坐在椅子上拿出我的紙，匆匆翻閱打發時間：都是我拿來準備出版第九冊詩集《存在的邏輯》的諷刺短詩，還有詩的「草稿」。我瞥了一下這些字句，然後把紙收回包包裡。等待的焦慮反映了我對作品的焦慮，在出版物前面我喪失熱情，質疑那些即將逃離掌控的文字價值。 我喜歡詩，喜歡詩在我手下意象連生、逐字逐句養成的感覺。但是憂慮到來，篤定的感覺煙消雲散，創作者因自己的創作而驚喜的滿足時刻戛然而止。 這感覺不斷重演，自從第一次發表詩就開始，我清楚的記得。 當時我是開羅大學應屆畢業的四年級生。時常在圖書館的階梯上讀詩給羅德娃聽，她肯定那些詩都是好詩，說我一定（總有一天）會變成詩人。有一天我把其中一首詩交給法路克．阿伯德．沃哈轉給《劇院》雜誌（Theater Magazine）發表，羅夏．羅須帝是該雜誌編輯。接連好幾天我是驚恐度日。 每天我都想把我的詩要回來，但是又害怕他會覺得我懦弱又舉棋不定。每回在學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要開口問他的看法，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詩脫手的那一秒起，我開始覺得一無是處，不應該發表，現在我真的覺得它爛透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一這一天到了。 我到麵包店買麵包儲糧，因為大家都以為要開始長期抗戰。我站在長長的隊伍裡，旁邊的人行道上（一家還開著的小書店把書擺到了外邊人行道）堆著一落落的報紙、雜誌和書。數十種雜誌中我看到了《劇院》雜誌，遂買下它然後急促翻閱紙頁找我的詩──找到了。〈穆里．巴爾古提：向遠方的軍人致歉〉（Mourid al-Barghouti: Apology to a Faraway Soldier）。這是怎麼樣的一場巧合啊？ 我的第一首詩在這麼一個特異的早晨登了出來，雜誌封面的日期寫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一。某位記者問過我這件事，我告訴他這個故事，然後玩笑地加了一句：「我在想阿拉伯人之所以戰敗，巴勒斯坦之所以失守，可能是我寫了這首詩的緣故。」 我們都笑了，笑不出聲。 我再度離開了等候室。 我在等候室以及河水中間的一小塊空地上走著，思忖眼前的風景。除了沉思我也沒別的事可做。 沙漠般的土壤是如此緊緊地偎著水。日烈如蠍。 「告訴太陽的眼睛……」突然間讓我想起，這首哀傷的歌已經是不遠處另一群沙漠失蹤者的輓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有人敲了我在埃及扎馬萊克（Zamalek）的家門，一個臉受烈日灼傷、模樣和衣著特異的人走了進來。我擁抱他如同他突然從雲端掉到我的臂彎那樣：「你怎麼到這裡的，阿塔舅舅？」 他總共在西奈半島的沙漠走了十四天，從六月五日那天開始。 「我們根本沒打仗，他們摧毀了我們的武器，打從一開始，就用飛機驅趕我們……」 我舅舅六○年代初是約旦軍官，後來擔任科威特的訓練官。一九六七年奉派至科威特軍營和埃及共同作戰。他說目前在埃及達舒（Dashur）營區受埃及軍團指揮，不清楚下一步該怎麼做。 除了他，我沒見到任何其他歸來的軍人，這就足以讓人心為之一沉。一個人就足夠明白點出戰敗的事實。 中午了。等待每多一分鐘我就愈緊張。他們會准許我過橋嗎？為什麼拖這麼久呢？ 就在那個時候我聽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拿你的行李過橋。」 終於！我終於來了，背著我的小袋子，一步一步過橋去。這橋身的木板不過區區數公尺，卻有三十年的離鄉背井。 這深色的木板怎麼能夠疏遠國家和它的夢？怎麼能夠阻止整個世代的人在曾經屬於自己的家中喝咖啡？又怎麼能夠引領著我們產生如此大的耐性，又領著我們到死亡那方？又怎麼能任我們流亡四處、居無定所、在不同政黨和恐懼的竊竊私語中飄蕩？ 我不感謝你，你這毫不顯著的短橋。你並非海洋，如果是，我們還能在你帶來的恐懼中找到理由。你也不是棲有野獸和奇珍異獸的山脈，如果是，我們身在其中也能匯集所有的本能保護自己。橋啊，我也許會感謝你，如果你只是外星球上的橋，位於一台老賓士車三十分鐘到不了的地方。我會感謝你，假使你是火山和厚厚一層恐怖橘色岩漿的產物。可是，你只是嘴角啣著鐵釘，耳後夾著香菸的可憐木匠之作。小橋啊，「謝謝」我說不出口。在你的面前我應該覺得羞愧嗎？還是在我面前的你應該感到羞愧呢？你近得宛如天真詩人眼裡的星星，遠得一如癱瘓者的一步。這是怎麼樣的困窘啊？我無法原諒你，如你無法原諒我。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 費魯姿稱它為「回歸橋」，約旦人稱之為「胡笙國王橋」，巴勒斯坦當局稱之為卡拉馬渡口，一般大眾，公車和計程車司機都叫它「艾倫比橋」，我母親，早先還有外婆、父親、嬸嬸烏姆．塔拉爾都只簡單的叫它：橋。 我現在就要過橋，在三十個夏季之後。上次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緊接著就是一九九六年夏天。 在嚴禁進入的木板上，我一邊走著一邊自顧自說著這一輩子的故事。我無聲無息的訴說著自己這一生。閃動的畫面跳躍式地此起彼落；不清不楚的一生影像；還有如飛梭般前後撞擊的回憶。那些畫面自成一體，不受安置，沒有最後的定型。他們的模樣混沌不明。 遙遠的童年。朋友與敵人的臉。我是從其他大陸來的人，說著他國語言，跨過他國疆界，臉上掛著一副眼鏡，肩上搭著一只小袋子。我的腳步落在橋身木板上，正走向詩的領土。訪客？難民？公民？過客？我不曉得。 此刻是政治？感性？或是社會？實際？超寫實？屬於肉體還是心靈的一刻？木板咯吱作響。過去生命中發生的一切在朦朧中若隱若現。我為什麼想丟了肩上的袋子呢？橋下幾乎沒有水。沒有河水的河，如同為自己身處於兩種歷史、兩種信念以及兩種悲劇中間而道歉。那是岩石的景色。白堊。軍隊。沙漠。如牙疼般痛楚。 這兒有約旦國旗：紅白黑綠，阿拉伯起義的顏色。數公尺之後就是以色列國旗，尼羅河和幼發拉底河的藍，中間鑲著「大衛之星」。一陣風颺起了兩旗。「白如功績、黑如戰役、綠如草茵……」腦海裡浮起這一首詩，但是，眼前的景色卻乏味得像計算清單一樣。 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 今日六月的空氣和昨日一樣沸騰著。「噢！木橋啊……」費魯姿的歌乍現；迥異於她的風格，歌詞超乎期待的直接。那歌詞是多麼深植於知識份子、士兵、阿姨們還有革命份子的心中？難道是因為人們需要從別人的口中聽見自己的聲音？他們是否需要外在的聲音來唱出心底的聲音？沉默的人指派代言者為他們在想像中不得其門而入的國會發聲。人們只有在不公的時代，還有普遍沉默的時代，才喜歡直接的詩，輕聲細語或含有指涉的詩只有能暢所欲言、不必假他人之口的自由人才能心神領會。我告訴自己，我們的文學評論只是瞇著眼抄襲西方理論，在他們的阿拉伯帽上覆著牛仔帽。（這帽子的譬喻實在是老掉牙，我怎麼突然想到這兒來了？）前面來了一位以色列士兵，戴著圓頂小帽，那可是一頂貨真價實的帽子，而不是什麼文學譬喻。他的槍看起來比人還高，人倚在西岸獨立的崗哨門口，以色列國的主權就從這裡展開。我無從得知他的感覺，他的臉沒有顯露出一點思緒，我望著他的臉一如望著一扇闔上的門。現在我已經踏上西岸河邊，橋已在身後。有那麼一刻，我就那麼站著，站在大地塵土上。我不是跟隨哥倫布的士兵，在他們瀕死邊緣吶喊：「陸地！陸地！是陸地！」不是大喊「我找到了！」的阿基米德，也不是親吻土地的勝利士兵。我沒有親吻土地。我既不悲傷也沒有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