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一九四九前後重新想像中國的方法

作者簡介

王曉?
美國羅格斯大學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副教授。現任羅格斯大學比較文學博士項目主任、文化研究中心執行委員。北京大學德語文學學士、碩士，哈佛大學日爾曼語言文學系博士班，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比較文學與社會中心博士，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著有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 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1949前後重新想像中國的方法》，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哈佛大學出版社，2013）。（合）譯有《霍克海默集》、《德國散文精選》、《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理解大眾文化》、《大分裂之後》等。現正在完成第二本英文研究專著，The Edges of Literature: Eileen Chang and the Aesthetics of Deviation（《文學的邊緣：張愛玲與偏離的美學》）。

譯者簡介

康凌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書籍目錄

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王德威
中文版序
導論
第一章　文學、民族與冷戰──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被發明的？
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化過程
二、文化本真性的香港製造
三、中國現代文學：台灣的負空間
第二章　現代性的碎片──從精神病院走向博物館的沈從文
一、北京何往？〈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
二、藏家與史家
三、冷戰的楚狂：精神分裂話語
四、現代性的碎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第三章　以命為授──社會主義革命後丁玲的政治化
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性別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二、〈杜晚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童話的時代錯置　
三、以命為授：丁玲一九八○年代的左翼忠誠主義　
第四章　吳濁流，孤兒化，台灣的殖民現代性
一、自來水的故事：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現代化之爭
二、一種真正的現代性：臺灣民主國
三、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台灣文學中的殖民現代性
四、從「亞細亞的孤兒」到「台灣之子」
第五章　打造社會主義親和力──馮至和歐洲人道主義在現代中國詩歌中的遺產　
一、千百個寂寞的共和國：馮至的十四行詩和里爾克
二、死和變：馮至的《伍子胥》和歌德研究
三、作為右派的武器的莎士比亞：超越資本主義人道主義的現代中國
第六章　張愛玲、香港與冷戰
一、左與右的生成：當反共遇上新派武俠
二、《紅樓夢》的冷戰改編
三、錯失的現代性時刻：《紅樓夢魘》
四、重寫的政治：冷戰前線的張愛玲
結　語　去冷戰批評與中國文學現代性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如得其情，哀矜勿喜
王德威
　　《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處理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政治的劇烈變動及其文學表徵。一九四九前後國共內戰導致台海對峙，影響至今不息。針對這一課題兩岸文學史從來高調處理，建國與淪陷，集權與民主，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革命與離散，甚至邪惡與善良等二元辯證都是耳熟能詳的論述。這類論述雖然有其道理，但不足以說明歷史情況的詭譎以及文學曲折的回應方式，也忽略了國共內戰與世界局勢的聯動影響，等而下之者則成為口號宣傳的附庸。
　　王曉?教授的專書即以此為出發點，在「內戰」之上，以「冷戰」作為關鍵詞，重新思考現代中國文學的分裂性與世界性。她認為，冷戰期間的中國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捲入國際體系，而文學作為具有社會意義的象徵性活動，投射了從個人到家國，從台海到國際的重層關係。不僅如此，文學所銘刻的種種教訓並不因時間消逝而遠去。新世紀以來全球亂象此起彼落，冷戰幽靈捲土重來。當此之際，我們必須再度叩問文學與政治的關聯何在。
　　有關「冷戰」的緣起莫衷一是，此處我們選擇具有文學性的說法。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英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報紙專欄使用「冷戰」一詞，描繪核戰爭陰影下的世界，並警告這樣的世界將會是「沒有和平的和平」。有鑒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的巨大災難，歐威爾預見一種前所未見的戰爭——與和平——模式。與此同時，歐威爾發表了著名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劍指方興未艾的共產主義正如福音般蠱惑全球。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由美國與蘇聯分別領導的民主、集權陣營形成，新興國家鵲起，德國、越南、朝鮮統治權分裂，形成以後數十年對抗局面。五十年代末中國企圖主導第三世界力量，帶來更多變數。但這是「沒有和平的和平」年代。冷戰各方一面叫陣，一面談判；一面打開此前帝國殖民強權僵局，一面四處煽風點火，唯恐天下太平。世界大戰總在一觸即發的邊緣，區域戰爭從韓戰到越戰，再到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未嘗或已，軍備競賽、核武威脅尤其變本加厲。九○年代初蘇聯解體，結束冷戰格局。但觀諸今日全球，後冷戰陰影只有較前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王曉?指出，一九四九國共內戰創痛慘烈，但只有在方興未艾的全球冷戰脈絡裡，才更能體會其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意義。「冷戰」以其「冷」傳達了暴力的新形式，影響所及，也改變了廣義文學書寫與閱讀方法。相對於上世紀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光石火，冷戰各方爾虞我詐，衍生成耗時耗力的持久戰。美蘇各自動員「代理人」國家，化整為零，決戰千里之外，韓戰、越戰和以阿戰爭莫不如此。冷戰的底線是核武。有了廣島、長崎原爆的前車之鑒，民主和共產陣營其實理解核武一旦爆發，將導致人類文明萬劫不復，但為嚇阻對方，以核武先發制人又成為必要之惡。
　　弔詭的是，在不斷置換代理人、延宕終極戰爭到來的過程中，冷戰仰賴的不再只是先進武器彈藥，而竟然是日新又新的修辭話術。師出必須有名，敵我意識形態或曰真理必須上綱上線，談判、妥協與拖延一樣極盡曲折之能事。媒介宣傳成為冷戰的前哨戰。同一機制的對立面則是監控、消音，是惡之欲其死的迫害。「文」與「政」的相互為用在傳統中國其來有自，二十世紀中期因全球冷戰而被完全「現代化」了。知識分子和藝文人士首當其衝，原因無他，大敵當前，攘外必先安內，而文藝被視為最不可捉摸的力量。
　　如王曉?指出，國際冷戰論述和一九四九的國共內戰論述其實互為表裡。共產黨和國民黨鏖戰的後台，是美蘇勢力的隔空過招。「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二元辯證主導一切。在其下的則是道德感傷主義，是雙向妖魔化的犬儒主義，或更極端的，類宗教的原罪主義及其逆反——虛無主義。夏志清先生以一九五○年代台灣作家姜貴（一九○八—一九八○）小說《旋風》（一九五九）為例，指出極端意識形態者有如色情狂，都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著魔者」（the possessed，典出杜氏同名小說）。《旋風》原名《今檮杌傳》，檮杌者，怪獸也。
　　文學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和文人「興觀群怨」的方法，從來沒有如此兇險多變。寫什麼，怎麼寫，可以是身家性命的考驗，墨水的代價往往是血水。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下，王曉?叩問，難道這就是冷戰時期的中國文學麼？置身後冷戰時代的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和方法回顧一九四九前後的狂熱與憂傷，同時反省新時代的偽善與暴虐？在摩尼教式（Manichaean）非此即彼的對立話語中，在政權高壓的機制下，我們如何抽絲剝繭，體會作家文人言不由衷的表白，曲折曖昧的心事，甚至挖掘深藏「抽屜裡的寫作」？
　　更重要的，王曉?點出這些作家的遭遇不僅為中國文學裂變的抽樣，更應該被視作「世界中」的文學現代性的見證。藉此，王召喚一種激進的詮釋學，從而還給那個時代的作家一個公道。她強調，文人對抗歷史無明的方式可以是真刀真槍、遇堅即摧的吶喊彷徨，但更是漫長無盡的見招拆招——一種隱身術，一種障眼法。她引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論布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棲身中產社會的的比喻，謂之為「祕密懷有著對他的本階級及其統治的不滿的特工」。的確，冷戰時期的中國作家效忠黨國、為王前驅者固不乏人，但調動文字力量，從事「隱微寫作」者才更彰顯了這個世代的寫作政治之風險，寫作倫理之艱難。
　　《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第一章介紹一九四九前後，國共雙方文藝論述的鬥爭。在延安，毛澤東推出〈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劃定中國文學現代性從近代到現代，再到當代的三段論路線，以此對應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毛的立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之後落實為行動綱領；文藝創作的目的無他，就是為政治服務。一九四九毛更乘勝追擊，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強調以黨（人民）領政，管控階級與上層建築。論者常指出毛的「專政」與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領導權」（hegemony）間的對應，但毛及其從者對權術的操弄又豈是葛蘭西在獄中的喃喃話語所能相比？跨過台灣海峽，國民黨政權痛定思痛，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頒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次年追加〈臺灣省戒嚴令〉，確立所謂白色恐怖治理模式。一九五三年蔣介石又提出《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強調規訓生活、導正審美活動的迫切性，不啻重回一九三○年代新生活運動的宗旨。台海國共政權之外，殖民地香港獲得意外的言論空間。除了左右文化勢力各說各話外，旅港的新儒家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於一九五八年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力倡以儒家學說開出民主科學、復興中華之道。
　　這些論述正是冷戰格局下，對中國之命運所形成的「大說」。它們是政治的，因為攸關家國方向，甚至成為治國綱領。它們也是文學的，因為不論左右，其實都是作為「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的後見之明可以指出這些大說的漏洞和偏頗，但卻必須正視其發生的邏輯性。同樣令我們深思的是，如何看待這些論述的遺產。毛澤東置下的緊箍咒帶來多少腥風血雨，陰霾至今猶存，蔣介石的育樂政策則早已煙消雲散。徐、唐等人的儒家民主說曾被視為封建餘毒，曾幾何時，中共卻偷梁換柱，由批孔改為尊孔。如今孔子學院遍佈全球，彷彿是後冷戰的灘頭堡。
　　本書其他各章處理沈從文、馮至、吳濁流、張愛玲、丁玲等作家個案。從國共「內戰」語境而言，作家的立場或進或退，皆有跡可循，但從國際「冷戰」語境而言，他們的處境和選擇陡然變得複雜起來。丁玲以《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九四八）獲得一九五一年史大林文學獎二等獎，一躍而成社會主義世界文學名家。然而不過四年，她淪為毛澤東整肅的階下囚；在中蘇關係急劇惡化的年月，國際樣板作家的頭銜也難保她的命運。張愛玲一九五二年出走香港，為謀生計，成為美國新聞處譯者和寫手；她的反共作品不折不扣的是文化冷戰的一環，卻每每透露弦外之音。吳濁流成長於日據時期台灣，戰後台灣回歸中國，一九四九後成為美國第七艦隊協防下的反共堡壘。吳徘徊在去殖民、後殖民、再殖民的身份選項中，左支右絀。日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寫盡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惶惑。沈從文和馮至同屬現代主義京派作家，抗戰期間同在西南聯大任教，戰後卻因立場不同分道揚鑣。馮至經由歌德和里爾克參詳出毛澤東的偉大，決定皈依；沈從文則在一九四九年自殺未遂後被迫退出文壇，後半生與古文物為伍，文革後以「出土文物」姿態成為諾貝爾獎提名的常客。
　　王曉?處理這些個案，一方面專注他們各自創作的曲折軌跡，一方面思考個人生命如何與時代的必然和偶然相互消長。他們演繹一則又一則悲喜劇，有身不由己的無奈，也有奮不顧身的自豪；有或沉默或叫囂的決絕，也有婉轉多姿的機鋒——或是譏諷。其中沈從文一九四九前後從精神病院走向博物館的經歷，無疑最能撼動讀者。三十年代的沈從文以鄉土文學享譽中國，抗戰初期已經開始思考中國現代性的條件不必局限於啟蒙和革命。他從文學、音樂和民間工藝美術中發現更為抽象——其實也更為具象——的形製，投射民族復興的審美願景。沈從文的願景註定一廂情願。內戰末期他被打為反動作家，一九四九年三月底，在北平解放的歡欣中，他陷入精神狂亂，自殺未遂。
　　王曉?以精神分析理論討論沈從文的「發狂」，不禁讓我們聯想魯迅《狂人日記》的意義。面對分崩離析的世界，瘋狂或精神分裂彷彿成為唯一的逃逸路線。同樣瘋狂的隱喻也見諸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台灣客家青年在日本和中國，殖民現代性和民族主義現代性中上下求索，終於失去理智。《亞細亞的孤兒》原以日文寫成，十年之後才輾轉譯為中文出版。這其中三地跨文化的錯位，失語以及無語的痛苦，還有世紀末台灣本土派對「孤兒意識」的重新包裝，在在凸顯冷戰所投射的碎片化世界觀。
　　沈從文與丁玲結識於二十年代，可謂患難之交，但三十年代各奔前程。丁玲遠赴延安，一躍而為左翼紅人，沈則轉入學院。到了共和國建國前夕，兩人已形同陌路。丁玲日後所遭受的迫害苦難眾所周知，但最為人不解的是文革平反後，她對黨、對主席的忠誠熱愛只有變本加厲。另一方面，與沈從文曾是西南聯大同事的馮至早年留德，深受歌德啟蒙與浪漫文學影響，以精妙詩歌從事生命沉思。但這樣一位沉靜的詩人兼學者也不能免於革命狂飆；他以歌德式的「決斷」投向毛記天堂。馮至的變和丁玲的不變，形成尖銳對比。
　　有關丁玲和馮至的政治與文學選擇，評者見仁見智。王曉?強調這兩位作家所經過的心路歷程，還有所遭受的肉身試煉，並不亞於更能得到讀者同情的沈從文或吳濁流。如上所述，她捨棄了善惡分明的二元論，分析這些作家的洞見與盲點。丁玲九死不悔的意識形態狂熱何嘗沒有一種荒謬主義般的堅持？馮至從歌德到歌功頌德，畢竟代表他徘徊在形而上的寂寞深淵多年後，所作的形而下的縱身一躍。王曉?對這兩位作家給予同情的理解：不論救贖或沉淪，他們活出了時代的矛盾。
　　本書以張愛玲的冷戰蹤跡最為高潮。張愛玲一九四九前後的遭遇已有大量學術研究。王曉?所關心的是張如何遊走鐵幕內外、東西之間，將她個人的冷戰戰線拉長為一生的文字糾纏。五六十年代的張愛玲既為美新處撰寫反共小說、翻譯美國經典，也為電懋公司打造煽情或逗笑的劇本；既中英並用，改寫、重寫、翻譯自己熟悉的小說題材，也一頭栽進《紅樓夢》研究。於此同時，她來往於日本、香港、台灣及北美各地。七○年代越戰結束，冷戰似乎偃旗息鼓，張卻幽幽的發表新作、舊作，一再召回那個風雨如晦的世代。《雷峰塔》、《易經》、《色，戒》、《小團圓》、《海上花》、《紅樓夢魘》、《對照記》……。張的飄忽不定，「不識時務」，不啻是冷戰幽靈的最佳對話者——「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是北美學界第一部全方位研究冷戰與中國及華語文學的著作。王曉?首開風氣，可記一功。藉著五位作家跨越一九四九的經歷，她寫出了極端的年代裡，「何為中國」的漂移性。只有從外部的、冷戰的視角，才能窺見其複雜的層次。在她看來，中國在冷戰陰影下的分裂，不僅源自於國內或國際的意識形態對抗，更是未完成的、彼此競爭的、不同的想像現代中國的模式下的產物。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王曉?處理這樣嚴峻的題材，下筆卻自有收放的尺度。如前所說，作為一本反思冷戰意識形態的專書，她首要的挑戰就是如何摒除冷戰式的意識形態二元論與道德感傷論。此書從大處著眼，因此批判之餘，更見包容。張愛玲在《傳奇》序言如是說：
　　不記得是不是《論語》上有這樣兩句話：「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這兩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們明白了一件事的內情，與一個人內心的曲折，我們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見證歷史的暴虐、人性的摧折，我們油然而生恐懼與悲憫。這是《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倫理要義吧？此刻全球和兩岸敵我喧囂，新冷戰甚至熱戰「惘惘的威脅」再起，一切恍如昨日。閱讀此書，能不感歎我們從過去學到了什麼？曉?多年治學唯精唯勤，我有幸見證她的成長與專志，也佩服她直面歷史大課題的用心。謹志閱讀所得，聊為共勉。是為序。


中文版序
王曉?
我現在為《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聯經中文版寫序，正值全球新冠疫情逐漸退去，俄烏戰爭持續，加薩走廊危機爆發之時。自二○一九年，美國主流媒體開始頻繁使用「新冷戰」這個概念來評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方的關係變化，數年之間，這種論調愈演愈烈。「新冷戰」其實並不新。當年撰寫本書的英文原著時，正逢九一一恐怖襲擊。我攻讀東亞和比較文學博士的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城上西區，一直是美國知識界最活躍的中心。當時，美國主流媒體對恐怖主義的描述，動用了許多冷戰時期的二元對立的話語和修辭。一時之間，有關新冷戰時代的到來的言論，甚囂塵上。從政治霸權到文化宗教衝突，學界對文化冷戰興趣猛增，與此不無關聯。
　　在這本書裡，我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處理二十世紀中葉國共內戰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經歷的種種危機和挑戰，及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影響。在我動筆構思此書時，學界對一九四○、五○年代的文學關注甚少，而且往往局限在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反共文學或者建國文學等框架之中。如何在聚焦國族與文學的傳統文學史之外，尋求新的研究視角？一九四九年中國所經歷的地緣政治變化不僅是兩黨多年對抗的結果，同時也是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把中國文學放入冷戰研究的範疇，會帶來什麼樣新的視角、語言、文學和時空架構呢？處於亞洲與世界的冷戰格局之中，如何重新尋求中國文學或者華語文學在興起的世界文學中的定位？這正是我通過此書提出的主要議題。為中國文學研究引入冷戰研究這個新的範疇，本書希望警醒並批判簡單固化的冷戰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在文學文化多元性中尋找人文的共通性，探索並揭示中國現代性中的那些細微而複雜，多元化的層面。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文學版圖呈現出多元的、跨地緣政治疆界的格局。冷戰開啟的地理學，在政治、文化、語言層面上引發了歧義紛呈的族群、疆土和現代主體性的想像，生成了新的邊界、中心、路徑、網絡與交叉點，並帶來了新的冷戰文化地形圖。本書成書以來，北美學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也經歷了極大的拓展，從中國現代文學、海外華人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一直到近些年王德威教授深入論述的華夷語系文學，都在回應著一個關鍵問題：在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全球地緣坐標系中，如何定位以各種華語甚至夷語寫作的多元的「中國」文學。當前新冷戰乃至所謂新新冷戰的爭論，圍繞華夷之辨展開的激烈討論，在在證明了，本書提出的問題絕非明日黃花，而是具有持續相關性和當下迫切意義。
　　自從本書的英文版問世以來，文化冷戰研究已蔚然成風，成為北美學界重要的學術領域。隨著更多的檔案開放，學術著作精采紛呈，在英文世界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筆者一方面為文化冷戰研究取得的深度廣度高興，同時也覺得無法加以引用和對話，深以為憾。此處略提自本書英文版寫作出版後，文化冷戰研究領域出現的幾個新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及其中主要論著，作為補充。因篇幅原因，不能一一點到，只能有待將來專文補足。
　　近十年間，北美文化冷戰研究重點經歷了非常重要的轉向，不再只是集中於美蘇兩大國之間的文化競爭，而轉向了全球不同區域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出現的具體的文學、電影、音樂、文化機構、城市設計，乃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文化冷戰研究學者亞當．皮特（Adam Piette）在其《文學冷戰：從一九四五到越南》一書中開門見山地指出，在英語世界中，直至步入千禧年，冷戰文化研究僅僅關注歐美地區的文化現象，這是一種缺陷，這種以美蘇為框架的研究模式急需打破。安德魯．哈蒙德（Andrew Hammond）則進一步提出「全球冷戰文學」（global cold war literature）這一新的批評範疇，把冷戰研究範圍擴展到全球，強調「對冷戰時期文化創作研究的關鍵點在於，必須承認冷戰的影響力波及全球範圍。」
　　在新一代的文化冷戰研究中，美國和亞洲的關係和亞太地區研究問題成為熱點。幾部重要學術專著著力論述美國作為冷戰時期太平洋地區新霸主，如何在太平洋地區通過文化途徑，以各類方式和策略，聯合、收編亞洲的在地資源。亞洲、離散亞洲以及亞美群體在文學文化層面，如何面對和反思分裂與整合。《冷戰東方主義》討論美國冷戰時期的中產階級文化是如何想像亞洲的，該書作者克莉絲蒂娜．克萊恩（Christina Klein）考察了冷戰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的「自由亞洲」的整合，以及與中產階級文化作品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她認為，冷戰時期美國在亞洲的擴張過程中，一種新型的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是齊頭並進的。克萊恩的第二部專著《冷戰世界主義》則聚焦朝鮮半島南北分裂後的南韓，考察一九五○年代韓國導演韓瀅模的電影世界，討論冷戰時期的美國文化如何滲入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並在銀幕上充分顯現，以此定義一種在自由亞洲浮現的冷戰世界主義。《帝國的終點》則試圖定義「冷戰整合」（Cold War integration）這個新概念，以挑戰傳統的對立與分野的研究範疇，強調美國冷戰時期對亞洲的策略以文化整合為主，其目的在於建立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新帝國霸主的地位。在《冷戰式友誼》一書中，約瑟芬．朴（Josephine Park）考察了冷戰對韓國和越南戰爭移民的影響，尤其是韓戰和越戰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亞裔美國人的歸屬感。
　　陳光興的《作為方法的亞洲》和筆者的《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則嘗試在全球冷戰框架中重新思考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華語文學。亞洲的文化生產在全球冷戰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出來。王梅香深入研究了自由亞洲協會和亞洲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在冷戰初期台灣和香港的文化活動和作用。單德興、王智明等學者也陸續推出對冷戰文化台灣的研究。對自由亞洲的文化生產的關注也越來越多，包括筆者對冷戰時期香港電臺文化的研究，傅葆石、沈雙等學者對亞洲基金會和《中國學生周報》的研究。學界對東南亞華語社會的研究也不斷深入，徐蘭君和傑瑞米．泰勒等學者的貢獻尤其重要。
　　近幾年興起的又一個文化冷戰研究重點是，把冷戰和亞非拉地區的去殖民運動連接起來進行考察。金珍妮（Jini Kim Watson）二○二一年的專著《冷戰清算》揭示了獨裁統治並非自由民主的不足形式，而是冷戰與去殖民化糾葛的結果。本書專注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幾個盟友的反共政策和國家暴力基礎設施，包括韓國的軍事獨裁、菲律賓的馬科斯統治、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以及蘇哈托的印尼，分析了這些區域冷戰時期的詩歌、小說、作家會議紀錄、漫畫和電影等文化文本。Peter Kalliney在二○二二年出版的著作《美學冷戰：去殖民和全球文學》中探討，亞非拉殖民地在語言和文化自主性方面對冷戰文化帝國主義的回應，去殖民地區的作家們試圖利用蘇聯和美國的各種文化外交網路資源，在一定意義上得以發展自己的美學項目，爭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筆者這本著作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 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原書由美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於二○一三年出版。寫作和成書過程，得到我的父母、兄姊和我的家人的全力支持，並受益於眾多師長和朋友的建議和幫助。首先感謝我在北京大學德語語言文學系的導師孫鳳城教授和哈佛大學日爾曼語言文學系的導師裘蒂絲．瑞恩（Judith Ryan）教授。孫先生是馮至於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北京大學培養的最早的一位女弟子，而瑞恩教授是里爾克研究的重要學者，兩位先生的指導對我完成馮至、德語文學和中國文學現代性一章頗有裨益。在構思和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導師，王德威教授和胡伊森（Andreas Huyssen）教授，在無數次求教和討論中給予了最及時的幫助，他們的熱情、耐心和學術涵養，使我受益匪淺。夏志清先生年事已高，不辭辛苦，不但為我的博士資格考試主考了張愛玲和中國文學現代性，而且作為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的成員，悉心審閱評議了我的整部博士論文，感激之情，無以言表。還有許多的師友也在我的寫作和出版過程中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廖炳惠、梅家玲、柯慶明、張淑香、陳平原、張誦聖、Kevin M. F. Platt、Karen Redrobe、Josephine Park等教授們，感謝他們的啟發與洞見。宋偉杰仔細閱讀了書稿，提供了寶貴的意見；胡金倫精心審校全稿，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尤其感謝我的導師王德威教授，從最初在哥倫比亞大學肯特堂研讀一九四○年代的中國作家作品，理解他們在歷史劇變之際經歷的痛苦和無奈，到後來我自己親身經歷了現實的風浪與考驗，才明白冷戰從來沒有結束。冷戰的鬥士和解放的囚徒，何曾逝去；柏林牆倒掉了，但學院裡冷戰的橋頭堡依然聳立。多年以來，是王老師一直支持和鼓勵，諄諄教導，讓我體會到時代劇變時那一代知識分子之立身立命，其中的沉重與真正的勇氣，更讓我感悟到，王老師作為一代學人的楷模，治學為人，其中的寬廣與深厚。
　　非常感謝復旦大學康凌教授將此書譯成中文。康凌是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陳綾琪教授的高足，是非常出色的現代文學學者。譯文完稿之後，又經我數次修改、補寫和審訂。書中如有訛誤，應該由我負責。感謝美國羅格斯大學研究委員會為中文版出版給予的慷慨資助。感謝胡金倫先生鼎力促成此書在聯經出版公司的出版。一併致謝本書編輯團隊的悉心幫助和支持。


導論（節錄）
本書從二十世紀出現的對中國現代性的諸多想像出發，回望中國一九四九年的分裂。它將考察中國文學中彼此競爭、融合及衝突的那些想像現代中國的模式，它們或在大陸，或在台灣、香港，或在海外，跨越地緣政治的裂隙，並置身於全球冷戰的語境之中。上述考察將提出理解中國之分裂的方式，並展現那些未完成的或是被壓抑的理念與理想，是如何在後冷戰時代的政治、文學與文化中重新浮現出來。藉由對藝術與政治、國族與敘述之間的微妙關係的討論，我將探究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知識界在文學文化層面，如何回應了冷戰中國的國家分裂。這些文化實踐和探索中產生的思考至今仍在影響著華文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政治與文化事件。
一九四九年標誌著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文學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台，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政權的確立，冷戰意識形態在東亞地區豎起的竹幕無可規避地橫亙於台灣海峽。中國在意識形態與領土兩方面都分裂為若干不同的政治與文化實體——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流離遷徙，背井離鄉。如同那些發生在德國、越南、朝鮮的割裂一樣，中國也經歷了冷戰的分裂。在其對二十世紀的國家分裂的研究中，羅伯特．謝弗（Robert K. Shaeffer）指認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種是英國的殖民地，如愛爾蘭、印度、巴勒斯坦，另一種是由二戰末期強權國家的軍事占領所導致的，如德國、朝鮮、中國和越南。」前者是以種族為界的單邊隔離，而後者則是一個多邊過程，是冷戰的產物。
儘管國共兩黨在內戰（一九四六—一九四九）期間均依美蘇衝突所生之勢而立，但是，東亞冷戰的兩極構造，以及大陸與台灣隔海對峙局面的形成，卻是由另一場熱戰——朝鮮戰爭——的爆發而確立的。朝鮮戰爭（一九五○—一九五三）導致了杜魯門政府在外交防禦政策上的劇烈變動——先前，台灣是被排除在美國的西太平洋防衛圈之外的。美國意識到，中共如若占據台灣，將使其得以控制「日本與馬來亞之間的航道，因此威脅菲律賓、琉球、乃至日本本土」，並由此嚴重地損害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美國在此的利益。因而，在美國出兵朝鮮半島不久之後，它便派出其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以遏止中共與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儘管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朝鮮戰爭的參與事實上阻礙了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發起另一場解放台灣的常規戰爭的計畫，它也同時延緩了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反攻大陸的野心。所以，美國對台海局勢的介入，不僅中斷、乃至最終延阻了國共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更促成了台灣海峽這一地緣政治邊界的形成，最終在共產主義大陸與美國支持的「自由」島嶼之間，確立了冷戰意義上的對立關係。
自二十世紀末開始，北美學界對文化冷戰的興趣日益增長。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冷戰時期東西方政府如何借助文化的武器，競爭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其中翹楚當推桑德斯出版於一九九九年的專著《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和文藝世界》（Frances Stonor Sau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仔細鉤沉了在美國和歐洲，中情局通過對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團體的隱祕資助進行的種種反共文化項目；尼古拉斯．卡爾二○○八年的《冷戰與美國新聞署 一九四九—一九四九》（Nic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45-1989）一書，對美國新聞署在冷戰期間的公共外交方面的參與與介入進行了完整的描述；以及安德魯．魯賓二○一二年的《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和冷戰》（Andrew N. Rubin, 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作者探究了美國中情局的文化自由協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如何以反共為名力推某些特定作家，以塑造跨國世界文學的新經典。對蘇聯陣營的文化考察，當推考特的《舞者叛逃》一書。這本巨著為蘇聯和冷戰西方國家之間的文化競爭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考察，包括戲劇、電影、音樂、芭蕾、繪畫以及展覽，包含了蘇聯冷戰期間的表演和文化活動的詳盡紀錄。
美國以反共為名在東亞進行的冷戰操作遠超軍事部署的範圍。通過由中情局（CIA）與美國新聞署（USIA）資助的自由亞洲委員會（後來更名為亞洲基金會）等機關，美國致力於意識形態、文化與媒體的戰爭，以此進行文化宣傳與宰制。這些美國的冷戰組織不僅一起精心炮製出美好的美國故事，更在包括香港與台灣在內的冷戰的前沿陣地，資助了一系列文學與文化活動。而在冷戰疆界的另一邊，蘇聯的宣傳機器掀起了一場同樣激烈的藝術與文學戰爭。莫斯科的國際政治宣傳機構，包括戰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致力於說服其冷戰對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未來的潮流。在中蘇結盟期間，蘇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遍及共和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從文學、音樂到舞臺，從設計、建築乃至日常文化生活。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在其一九九八年四月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報告中斷言，與其他任何歷史時段相比，冷戰高潮期間的中國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刻地捲入了國際體系。在排外的意識形態陣營中的表面的孤立，悖論性地強化了國家對世界政治與文化格局的參與。准此，任何對一九四○年代末以後的中國政治、文學與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都必須考慮到扎根在中國語境中的冷戰話語框架。冷戰格局的特徵在於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它的基本架構是善與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與極權之間的絕對的對立，如同摩尼教式（Manichaean）的非此即彼的對立話語。這種無盡的二元論在毛澤東那篇著名的新年獻詞的精神中昭然若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當共產黨即將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之際，毛澤東在中共新華社廣播了一篇社論，號召中國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他熟練地運用寓言式的修辭，引述「農夫與蛇」的故事，以勸勞動者警惕尚未死去的「蛇」：「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最後，毛澤東要求「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除了記住自己的朋友以外，還應當牢牢地記住自己的敵人和敵人的朋友。」他的講話設定了一種非此即彼的框架：要麼留在本方陣營，要麼到敵人那邊去。自此以降，正如錢理群所觀察的，「新中國」的孩子們都學會了將人分成兩個種類：「好人」與「壞人」。當遇到壞人時，他們將毫無顧惜。世界自此以鮮明的二元話語被區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
在這種二元論修辭中，一九四九年被普遍地視為歷史時間中的一次激烈的斷裂，同時，它也影響、主導了冷戰中國的研究。一九八○年代末，冷戰格局中的劇烈的地緣政治變動——包括台灣解除戒嚴與大陸的天安門事件——再次將關於一九四九年的分裂是否標誌著冷戰時代的開端這一爭議問題推向前臺。歷史學界與社會科學界已經開始質疑將一九四九年視為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次根本斷裂這一傳統看法。許多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學者嘗試以通觀整個世紀的方式，重新思考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與社會，以此聯結由一九四九所表徵的歷史斷裂。

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中，現存的範式以一九四九年為分界線，輕便地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分為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現代文學與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當代文學。這種範式認為，一九四九年的分裂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展劃上了一個突兀的句號，並開啟了一段由台海兩邊的政治極權主義所導致的文學歧途時代。這樣一種理解方式不僅將這一轉型時段中的大陸與台灣作家視為純粹的受害者撇在一邊，更對香港和其他華語語系地區的作家視若無睹。近年來，學者們已經開始重新審視一九四九變遷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意義。在中國大陸，錢理群與賀桂梅將廣受忽視的一九四○年代文學推到前臺。在北美學界，王德威肇啟克服一九四九之界的嘗試。在重新考察一九五○年代台海兩邊的共產小說與反共小說時，王德威論述了這對冷戰宿敵在極盡能事妖魔化對方時，是如何運用了相似的文化修辭。二○一一年出版的文集《一九四九以後：當代文學六十年》收入了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海外的中國文學學者的文章，試圖重新思考一九四九之變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文學發展的影響。然而，對於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文學的一個通盤的考察依舊有待完成。

文章試閱

第一章 文學、民族與冷戰：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被發明的？
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分裂既是一次民族重建也是分裂重組：在地理層面上，它再一次將中國大陸置於統一政府的領導下，但同時也帶來了冷戰式的分裂，中國被分隔為多個政體以及更多其他國家中的離散華人社群。在文化層面上，它引發了更為歧義紛呈的對中國的民族與文化的想像方式。儘管離散與流亡的遷徙催生了對失去的家園的辛酸鄉愁，以及疏異、失落與邊緣化的情感，但它同時也促發了解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自我反思，以及理解民族與民族文化的新方式。
在冷戰時期典型的敵對狀態下，社會主義中國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來再現他們自身對中國認同的看法，以與對方相抗。兩方政府均以文化建構來試圖闡述中國的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本章考察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藉此探討一九四九年之後分裂的兩個政體如何通過建構文化霸權的方式來實現政治宰制。我將細讀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的若干話語，討論這些話語如何把中國現代文學體制化為一個概念和學科，以及其中承載的在中國分裂之際對現代文學、文化與民族的不同的想像。冷戰中國現代性的概念正產生於這些多元的現代想像軌跡之間紛繁而活躍的關係。
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出現於冷戰期間。中國現代文學誕生於一九一○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但對它的研究要一直到中國一九四九分裂之初才真正成為學科建制。我將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如何在冷戰中的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被發明出來的，並對三部奠基性論著進行批判閱讀：毛澤東一九四○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新儒家一九五八年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蔣介石一九五三年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冷戰期間，這些論述不僅支撐著上述區域的政治與文化政策，同時也塑造著它們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本章考察旨在揭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體制化，實始自於冷戰中不同的中國政治實體之間的對抗。正如現代化過程本身一樣，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一個不斷爭議的對象，它處於持續的未完成狀態，並不斷被詮釋與再發明。
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化過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之初的幾年中，作為新的研究主題的中國現代文學首次出現了。儘管在民國時期就有一些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的課程，但它從未被體制化而進入大學課程體系。一九五○年，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部為高等教育機關頒布了國家課程方案，並將中國現代文學史設立為中文專業的必修課程。次年，在國家的督導下，〈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由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共同撰述完成：它規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方法論以及教學方式。為了滿足這個新生學科對教材的需求，王瑤匆匆完成了一部文學史，並以《中國新文學史稿》為名出版。更多的文學史相繼出現。到文革開始前，一共出版了三十部文學史，全都被作為大學教材使用。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院系調整期間，根據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課程草案，在中國語言文學系創設了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總學分要求為三十五分，由此完成了現代文學研究在高等教育的體制化。中國現代文學因此在中國大陸的課程體系中成為基礎的知識門類之一。
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將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為如此急迫而優先的任務？為什麼是文學？正如許多民族主義理論家所指出的，在民族國家的建設中，文化的力量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它有助於生成一種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在建國之初，由國家主導的民族文學建構無疑是民族建設以及確立共產黨的文化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文學學者開始關注共和國早年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誕生之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在他的重要論文〈「當代文學」的概念〉中，洪子誠討論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些看似簡單明晰的學科概念所內涵的意識形態意蘊。賀桂梅以一系列文章考察了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間，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誕生及其在共和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意義。
然而，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似乎很少被放在全球冷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來探討。而在我看來，一九四九年分裂之際民族文化的建立必須被視為冷戰文化政治影響下的產物。面對兩極分化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中國共產黨於政權在握之前，就已經決定加入由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共和國扎根在東方陣營，這就導致了其文學的雙重面向：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民族主義的。共和國文學被塑造為既代表了獨特的民族特質，又代表了這個新生國家的國際位置。面對對岸國民黨政權的「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從根源於中華民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文學基礎之上，來建構一種民族文學。如何將民國文學（新文學）轉化為共產主義文學（現代文學，或新民主主義文學），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把中國現代文學塑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學，這個發明奠定一個基礎，使得共和國能夠將自身視為「新中國」，以對立於其冷戰他者——退據台灣的國民黨。
在思考中國現代文學在共和國的興起時，必須考察國家權力在建構人文項目、尤其是文學課程設置中的作用。自一九七○年代以來，教育與知識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如麥克．楊（Michael F. D. Young）、巴茲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已經開始嘗試批判性地處理課程設置，不將其視為絕對的或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作為「社會和意識形態利益的組織化與編碼化的反映。」在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基礎上，高里．薇思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在其影響巨大的著作《征服的面具》（Masks of Conquest）中考察了十九世紀英語文學在殖民地印度的體制化過程，以此闡明了課程選擇與殖民權力的運作之間的關係。在探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體制化過程中課程設置的遮蔽效應時，我們有必要記住薇思瓦納珊的如下論斷：「在這裡，課程設置並非理解為某種客觀存在、本質主義的實體，而是一種話語、行動、過程——它是知識得以社會地傳播、得以獲得文化合法性的一種機制。」
在建立中國現代文學課程大綱的過程中，對對象的重新命名是關鍵的一步：以「現代文學」取代原有的術語「新文學」。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中，「新文學」一詞用來指代誕生於五四運動的那種新形式的文學，它與「舊文學」相對立，後者被認為是一種古舊腐朽的文學，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趙家壁主編的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的編纂，標誌了中國新文學早期的一次經典化嘗試，並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纂學奠定了基礎。對「現代文學」這一術語的確立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前後，當時，中共宣布國家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並將正式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因此，正如當代中國文學史家洪子誠所指出的，這一重新命名的意義在於，這一新創造的中國現代文學必須放在新民主主義的時間框架裡，以求為一種更高級的新文學的創造留下空間，即，以「當代文學」為名的社會主義文學。
從「新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不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動。相反，這些標籤更關乎著理解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文學的文學現代性的不同方式。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中，這一區別清楚地表現出來，其中寫道，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文學」，不是「白話文學」，不是「國語文學」，不是「人的文學」，也不是「平民的文學」。個人主義、白話文、平等主義這些民國時期新文學敘事所強調的理念，如今被斥為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對於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使中國文學變得嶄新與現代的推動力，不是啟蒙的人文主義價值觀，而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與「中國特色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