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湖濱散記（精裝版．海報書衣）

作者簡介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e Thoreau,1817-1862)

美國作家，詩人，被譽為「美國自然文學之父」。

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出生於麻塞諸塞州東部康考特鎮，一八三七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後，返鄉教書，後轉而寫作。

經歷獨特，製造過鉛筆，當過土地勘測員；興趣廣泛，擅長游泳、賽跑、溜冰、划船，一八四八年，梭羅發表了反對奴隸制的著名演講《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二十八歲時，梭羅借了一柄斧頭，孤身一人，走進華爾騰湖邊山林，搭起小木屋，開荒種地，寫作看書，獨居兩年兩個月又兩天。此後歷時七年七易其稿，將這段獨居生活的所見、所聞、所思，寫成自傳體散文集《湖濱散記》，一八五四年正式出版。

十九世紀九○年代起，梭羅提倡的「生活簡樸，精神崇高」的自然生活方式，逐漸為世人接受效仿。
　　
梭羅逝世時年僅四十四歲，他一生創作了二十多部散文作品，深刻影響托爾斯特、甘地、葉慈、海明威與普魯斯特等大師。

譯者簡介

王家新(中國屈原詩歌獎金獎得主)
著名詩人、批評家、翻譯家。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先後出版有詩集、詩歌批評、詩論隨筆、譯詩集及其他譯著二三十種，並編選出版有多部中外現當代詩選、詩論及隨筆選集。

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德國、英國、美國、克羅地亞出版有多種個人詩選。曾獲包括韓國KC國際詩文學獎在內等多種國內外文學獎。

李昕
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長春師範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至今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翻譯文字約二十餘萬字。代表譯作包括《身分、權力和向「我們的遣返女神」的祈禱──論翻譯和詩歌創作》（載《上海文化》）、《沃羅涅日的烏鴉和刀──曼德爾施塔姆的沃羅涅日流放時期》（合譯，載《上海文化》）等。

書籍目錄

向梭羅致敬

經濟學
我生活的地方，我為何生活
閱讀
聲音
獨處
訪客
豆地
村莊
湖
貝克農莊
更高的法則
與獸為鄰
溫暖小屋
從前的居民和冬日訪客
冬天的動物
冬天的湖
春天
結束語
譯注

推薦序/導讀/自序

向梭羅致敬
交完譯稿後查看資料時才發現，到今年七月十二日，我們翻譯的這位奇人已誕生二百週年了。而我彷彿剛剛從他在華爾騰湖畔的小木屋歸來，豈止有一種時空穿越之感！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麻塞諸塞州康考特鎮，一八三七年畢業於名校哈佛大學，但按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的說法，他「在文學上是一個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難得感謝大學給他的益處，也很看不起大學」（愛默生《梭羅》）。畢業後梭羅在家鄉一所私立學校教書，並受到同住在康考特的愛默生的激發和影響，幾年後便完全轉向寫作。他為愛默生主編的評論季刊《日晷》撰稿，並協助編輯該刊。寫作之外，也到處演講，主張回歸自我和自然。一八四五年，梭羅為踐行他的生活觀念，在距康考特兩英里的華爾騰湖畔建造了一個小木屋，靠雙手勞動養活自己，體驗獨立、簡樸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他的散文集《湖濱散記》（一八五四年出版）詳細記載了他在那裡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的生活。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梭羅因愛默生一家需要，離開華爾騰湖，重新回到康考特鎮。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因肺病醫治無效逝世，時年僅四十四歲。
在同時代人眼中，梭羅不過是一個愛默生的追隨者，一個偏執而怪異的人，直到十九世紀末期才被廣泛認識和推崇。梭羅一生創作了二十多種散文作品，尤其是他的《湖濱散記》，不僅被視為自然隨筆的經典，而且「變成了處於迷惘狀態的人們的生活指南」。其他有影響的作品首推政論《公民不服從》，面對政府、法律的強權和不義，為公民拒絕服從提出辯護。梭羅所主張的這種依靠個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後來對列夫•托爾斯泰、聖雄甘地、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和美國民主主義、民權運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有的《湖濱散記》版本中，最後也收有這篇《公民不服從》，它和《湖濱散記》其實也有直接聯繫：在華爾騰湖生活期間，梭羅因為拒交「人頭稅」而被捕，雖然他只在獄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經他本人同意的情況下保釋出獄。為解釋他的抗命行為，後來他做出了這個著名的演講。
同我的許多同代人一樣，我在早年上大學期間讀的也是徐遲的譯本（現在據說已有數十種譯本了）。徐遲先生不僅首次將《湖濱散記》譯介到中國（1948年），其譯本在「文革」結束後重版，也吸引了廣大讀者，像葦岸、海子這樣的作家和詩人就深受其影響。徐遲先生舒展自如、優雅而富有韻味的譯文風格在那時也頗為人所稱道。
但是，如同歷史上的一些經典，《湖濱散記》也正是一部需要反復閱讀，需要不斷重新認識和發現的作品。
而對我來說，最好的閱讀方式就是翻譯。我自己的工作雖然主要在詩歌領域，但是，因為接受了作家榜的邀請，因為有這個機緣「以翻譯的方式」來重讀，我還是深深地激動了：一個眾說紛紜的梭羅更真切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不僅透過翻譯真正抵達他的「在場」，而且對一個繁茂而深奧的文學世界、自然世界和靈魂世界有了更多，也更能給我帶來喜悅的發現。
比如說《湖濱散記》的第一章〈Economy〉，有的中譯本譯為「簡樸生活」，我認為這樣譯就有些問題，問題可能來自人們對梭羅的某種慣有的簡單化讀解，也來自對「詩意地棲居」這類當下願景的迎合。《湖濱散記》記載了梭羅在湖畔林間的獨居生活，梭羅的口頭禪也是「簡單，簡單，簡單」（Simplify, simplify, simplify），但梭羅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種避世隱士。與其說《華爾騰湖》是一曲田園牧歌，不如說它是英雄詩篇，是對那個時代和社會的挑戰，而這在愛默生看來也帶有一種「英雄」和「先知」的氣質：「這時候他是一個強壯健康的青年，剛從大學裡出來，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選擇他們的職業，……惟其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所以他的處境只有更艱難。但是梭羅從來沒有躊躇。他是一位天生的倡異議者。……他的目標是一種更廣博的使命，一種藝術，能使我們好好地生活。」
愛默生的描述，真實地表露了梭羅的精神狀態和前往華爾騰湖畔居住的社會背景和心理動因。這種我行我素、不計代價對生活理想的踐行與通常的那種隱逸是有很大的差異的。實際上，梭羅渴望寧靜獨處，但同時又是一位很有責任感和參與精神的社會批評家，他寫有許多政論，一生支援廢奴運動，反對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宣導公民權利和「公民的不服從」，必要時甚至甘願為此坐牢。即使在華爾騰湖畔期間，他也常常與人交往，並保持著對社會的關注。他只是不想循規蹈矩成為所謂「文明社會」的寄居客，而寧願「絕對自主」，去過那種更合乎本性的生活罷了。他在華爾騰湖的來去都合乎他性格的邏輯。他並沒有想到華爾騰湖畔日後會成為一個聖地。他也並不希望別人來追隨他，他只是痛感於人們在生活中的迷失，「還包括那些貌似富有卻於所有人中極為貧瘠的人，他們積攢了些無用的財產，卻不知如何使用或擺脫」，他要透過自己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何為自由和人生之價值，他寫下這部書，也「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人類；我身上的缺點和矛盾，並不影響我的陳述的真理性。……我下定決心，決不低聲下氣地做魔鬼的辯護人。我要努力為真理說話。」
觸動我的，就是梭羅的這種坦率和真實。他並不想充當一個聖人。他來到華爾騰湖畔探索生活的意義，但他絕不自欺，也不給他的鄉鄰和讀者提供任何廉價的、靠不住的承諾。他正是我所讚賞的那種「徹底的思想家」(radical thinkers)。如第十一章〈更高的法則〉的這個開頭，就使我深感驚異：
「當我提著一串魚，用魚竿探路穿過樹林回家的時候，天色已經相當昏暗了。那時，我突然瞥見路上有一隻土撥鼠悄然橫穿而過。一種野性的快感使我不自覺地戰慄，並使我強烈地想要捉住他，將他生吞活剝；並不是因為我那時餓了，只是為了他表現出來的那種野性。……我曾發現在我內心裡面，和大多數人一樣有一種追求更高的或者稱之為精神生活的本能，至今也還是如此。但同時，我又有另一種本能朝著原始的佇列和野性走去。我對這兩種本能都心存敬畏，對野性的狂熱也並不亞於善良。……我有時候喜歡粗劣地對待生活，更願意像動物一樣過日子。」
由此可見，梭羅來到華爾騰湖畔並拿他自己做「實驗品」，如用詩人雷內•夏爾的一個說法，既是「對頂峰的尋找」，也是對「基礎」的重新勘探（夏爾的一部詩集即是「對頂峰和基礎的尋找」）。即使是「詩意地棲居」，首先也要把它建立在一個真實可信的基礎上。
正是基於這種「總體」上的瞭解，我們把第一章「Economy」按其本意譯為「經濟學」。這個看似不那麼「詩意」的開場白，卻更能還原梭羅生活和思想的出發點。當然，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們會發現梭羅的「經濟學」，遠遠超出了一般層面，而具有了人生和倫理的意義。
《湖濱散記》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辯之聲，自辯，與鄰人和社會的對話和愛默生所說的「異議」。人首先是一種肉體的物質存在，是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一員，而且人人都得獨立謀生。爭辯就是從這種常識開始的。十九世紀中期，隨著工業革命對社會生產力的高速推進，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衝擊，人們對物質文明的追求也相應遞增，人們不是忙於生計，就是在追逐所謂更奢華與舒適的生活方式，但是，對於「別給我金錢，別給我名譽，給我真理吧」的梭羅來說，這一切的意義和價值何在呢？他看到的是，在表面的光鮮和富有下，「芸芸眾生都過著一分平靜而絕望的生活」。他以自己的切身經驗向人們呼籲：
「據我自己的經驗，目前在我們國家，只需要一把刀、一柄斧頭、一把鐵鍬和一輛手推車等少數工具就足夠生活了，對於好學之人，還要再加上燈和文具，以及能讀上幾本書。這些東西僅次於必需品，花一點點錢就能得到。」
而為了發現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都有哪些，又該如何獲得，梭羅甚至在第一章中精細地列了一份份帳單，比如全部造房的材料費，豆地的花費與收入等。「總之，信仰和經驗使我確信，只要生活得簡單而智慧，維持一個人在世間的生命並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種消遣。」他甚至以他富有個性的方式說：「我寧願坐在一顆南瓜上，將它完全據為己有，也不願和眾人擁擠著坐在天鵝絨軟墊上。」
梭羅的這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今天已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和接受（比如在今天就有「必要的貧窮」「清潔精神」等說法），但在當時的那種社會習俗下，如按愛默生的評價，卻是「革命性」的。梭羅自己在《湖濱散記》中也講到這樣一個細節：「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別的衣服，女裁縫神情嚴肅地告訴我說：『他們現在可都不是這麼做的』……就好像她引用的是命運女神那樣一位非人間的權威。」「在給我量尺寸的時候，如果她不考量一下我的性格，而只是量我肩膀的寬度，就好像我是那掛衣服的釘子，那這種丈量又有什麼用呢？……我有時感到絕望，在這個世界上，要借助人們的力量完成一件哪怕十分簡單、樸實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必須先經過一次強有力壓榨機的擠壓，好把舊觀念擠壓出去，如此一來，他們一時之間也無法站穩腳跟……」
這就是梭羅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愛默生就曾這樣充滿欽佩地描述：「有幾個人幾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將他奉為先知，知道他那性靈與偉大的心的深奧的價值。……他以這樣一種危險性的坦白態度處世，欽佩他的人稱他為『那可怕的梭羅』，彷彿他靜默的時候也在說話，走開之後也還在場。我想他的理想太嚴格了。」
但還有一點，梭羅對自己當然是嚴格的，在《湖濱散記》中他力求證明自己，說服別人，但他並不希望別人按他的方式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在他看來不過是天賦良知的一種昭示：
「年輕人可以從事建築、種植或航海，只要能做他跟我提過的他喜歡做的事情，不妨礙他就好了。我們的智慧，就體現在透過計算而得到的那個精確的點，就好比水手或者逃跑的奴隸的眼睛總要盯著北極星；這種方法足以指導我們一生。或許我們不能在可預測的時間內到達預定的港口，但仍會保持正確的航向。」
可以說，梭羅的這種對世俗虛榮的拋棄，對物質文明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抵制，在後來對重塑「美國精神」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嬉皮運動和「垮掉一代」那裡，我們就可以明顯聽到其迴響（縱然有些人學到的只是皮毛）。且不說「垮掉派詩人」，「新超現實主義」或「深度意象」詩人們也明顯和梭羅有一種血緣關係，如羅伯特·勃萊的「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詹姆斯•賴特的「我突然感到╱如果我能脫出自己的軀體，我就會╱怒放如花」等。
在我喜愛和認識的詩人蓋瑞•施耐德身上，也能看到梭羅的影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他透過翻譯寒山，創造的正是一個類似於「華爾騰湖」的新神話：「他是一名山中狂人，屬於古代中國衣衫襤褸的隱士中的一類。當他說『寒山』之時，不僅指他自己，也指他的住所和他的精神狀態。」
重要的是，同梭羅一樣，施耐德的人生也正是「知行合一」的一生。1955年從伯克利畢業後，他與森林公園簽約，成了一名山道維修隊的工人，整天在荒郊野嶺戶外工作。與他翻譯的寒山詩同時出版的，是他自己的成名詩集《砌石》（Riprap），他聲稱這是「為了紀念雙手的工作、對岩石的置放以及我開始將宇宙視為整體的那一刻……」「我猜這些詩歌之所以被欣賞，不僅僅是因為其中的藝術，還因為其中的汗水。」
的確，我熱愛這位詩人，他那些書寫大自然和戶外勞作、間或向中國古老大師致意、帶著汗水閃光和靴子的吱嘎聲的詩篇，不僅讓我深感親切，在我看來，還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必要的「糾正」：「作為一個詩人，我依然把握著那最古老的價值觀，它們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動物的魅力，與世隔絕的孤寂中的想像力……我力圖將歷史與那大片荒蕪的土地容納到心裡，這樣，我的詩或許更可接近於事物的本色以對抗我們時代的失衡、紊亂及愚昧無知。」
多麼孤絕而又富有歷史洞見的詩人！正因為如此，在當今這個所謂後工業的時代，他卻在完成著一種「大地神話」的重構。在這方面，梭羅就堪稱一位先行者。梭羅在華爾騰湖畔黎明即起，到冰封的湖畔取水，他所迎來的，正是那片新大陸「大地之詩」的「第一道黎明的光線」。他也仍將為未來的人們提供啟示和範例。
以上主要介紹了梭羅回歸自然和本性的生活實驗，他所發現的人生真諦及其對後人的激勵和啟迪。《湖濱散記》引人入勝，也絕不單調，而是如大自然一樣豐饒。如同書中的梭羅是一個生活實踐者、修行者，也是一個詩人、哲人、預言家，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社會批評家，也是大自然的勘探者、博物學家、魯濱遜式的拓荒者、生態和環境保護主義先驅……在他這部作品中，蘊藏著巨大的複雜性、多樣性和啟示性。
梭羅的洞察力、感悟力和他的實踐能力一樣驚人，愛默生就這樣描述：「有一天，他與一個陌生人一同走著，那人問他在哪裡可以找到印第安箭鏃，他回答，『處處都有』，彎下腰去，就立刻從地下拾起一個。……他健旺的常識，再加上壯健的手，銳利的觀察力與堅強的意志，依舊不能解釋他簡單而祕密的生活中照耀著的優越性。我必須加上這重要的事實：他具有一種優秀的智慧，一種極少人數特有的智慧，……然而在他，這卻是一種永不休息的洞察力；……他永遠服從那神聖的啟示。」
或者說，在他的身體力行中，攜帶著他的生命哲學和光照。按照人們通常的說法，梭羅是一個「超驗主義者」，他相信人能憑直覺和本能認識真理，能憑心靈的力量提升生活，使生活變得崇高。華爾騰湖不僅是他在喧囂的世界中尋得的一個去處，也是他精神的家園，這個地方不僅給他提供了豆地，冬日的篝火，思考的空間，也給他提供了認識自然和自己的各種機遇。「古代詩歌和神話至少表明，農事曾是一項神聖的藝術」，不僅是農事，他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都不能不讓人稱奇。他在這裡觀察、傾聽、思考，並且夢想，如他所稱，他含蘊、養育著他的珍珠，直到它完美之時，就將它奉獻於社會。
在《湖濱散記》中，有大量篇幅是關於動物、植物和自然環境的觀察記錄，這是全書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內容之一。梭羅在這裡花費了大量精力觀察湖水和樹木的變化，鳥類、動物的習性，有時還深入地質考古學的層面，這使《湖濱散記》的許多篇章初看上去像是有關自然的文獻。但是，梭羅展示自然的財富，是為了讓它成為人性的、精神的資源。他的這種貢獻，讓我不禁想起阿赫瑪托娃對帕斯捷爾納克的讚頌：「整個大地成為他的遺產╱他要每個人與他一起分享。」
愛默生也非常看重梭羅對大自然的探索：「他決定研究自然史，純是出於天性。……他與動物接近，使人想起湯麥斯•福勒關於養蜂家柏特勒的記錄，『不是他告訴蜜蜂許多話，就是蜜蜂告訴他許多話。』……很少有人像他這樣深知大自然的祕密與天才；這種知識的綜合，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廣大更嚴正。因為他毫不尊敬任何人任何團體的意見，而只向真理本身致敬。」的確，梭羅對自然的觀察、體驗和發現每每讓人驚歎。他不是簡單地記錄下事實與感受，他筆下的種種事物也不是靜態的，而是充滿了活力和啟示。他筆下的大自然不僅洋溢著一種原始的生命力，有一種粗獷蒼鬱之美，甚至還深具一種神祕性，有一種神話般的性質：
「啊，華爾騰湖的梭魚啊！當我看到他們躺在冰面上，或在漁夫所鑿的、有一個小孔來引入活水的冰井中時，總是會驚奇於他們那罕見的美，彷彿他們是傳說中的魚類，對我們的街道來說如此陌異……他們擁有一種相當炫目而超驗的美……他們不似松樹的青綠，不似石頭的灰褐，也不似天空的蔚藍；但是，在我眼裡，他們確有罕見的色彩，……他們，當然是全然無損的華爾騰；在動物王國中也是小小的華爾騰，華爾騰教派！我驚異於他們在此處被捕獲──這集金黃與祖母綠於一身的偉大魚類……隨著幾下痙攣般的游轉，很輕易地，他們就掙脫了自己在水中濡濕的幽靈，彷彿一個凡人在升入天堂那稀薄空氣前的時刻裡，掙脫了自己的肉身。」
這種對華爾騰湖梭魚的讚頌和神話般描述，不可能不對人們的感受力和後來的文學、詩歌產生影響。在伊莉莎白•碧許的名詩《魚》的最後，我就感到了這位美國著名現代女詩人對梭羅的「致敬」：「……直到那船舷上緣╱直到每一種東西╱都成了虹彩，虹彩，虹彩！╱我把魚放回了大海。」
梭羅是大自然的探索者和讚頌者，也是大自然的翻譯者，在翻譯中他認出宇宙的律動，也認出人與自然的「血親」關係。如第十七章中對冬去春來之時華爾騰湖的描述：「華爾騰湖在迅速融化……一塊巨大如野的冰從其主體中破裂出來。我聽見一隻北美歌雀在河岸的灌木叢中歌唱──謳利，謳利，謳利──叱，叱，叱，掣，吒，──掣，微嘶，微嘶，微嘶。」這是多麼動人啊。而在最後一章的結束語中，也即向他鍾愛的華爾騰湖告別之前，梭羅打通了人與自然的血肉關聯，向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獻上了這樣的頌歌：「我們體內的生命，就像河流中的水。它今年的水位，可能升高得為前人所無法想像，並漫上焦渴的高地。」然後他的筆觸竟轉向了一隻強壯、美麗的蟲蛾：
「誰聽了這個故事，不會強烈地感受到它對復活與不朽的信仰呢？又有誰會知道，何等美麗的、長著翅膀的生靈，它的卵已經埋葬在木頭的年輪中，進入生如死灰般的人類社會好多年了，先是封存在蒼翠鮮活的樹木中，後來這樹木漸漸變成了它枯塚的外殼──當一家人圍坐在節日的餐桌旁，它持續多年的啃噬聲，碰巧被這家中的人聽見──會出人意料地從這社會中最不起眼、隨手轉賣的家具中飛出來，終於享受到它完美的盛夏！」
最後，我簡單談一下梭羅的藝術風格、藝術成就和我們的翻譯。《湖濱散記》──多半內容草成於梭羅居住於華爾騰湖畔期間，後來經過了補充、修改和重寫。鑑於他的第一部書《康考特和梅里馬克河上的一週》的失敗，在寫作和修改《湖濱散記》時，梭羅格外慎重，他沒有倉促寫就和出版，而是靜下心來對經驗進行過濾和提煉，一次次地對文稿進行修改，使之達到完美。
《湖濱散記》早已是美國現代文學中散文作品的典範。它是生活和精神的傳記，但也是語言的藝術創作。如梭羅在日記中所說，他的寫作以真實經歷為依據，但「事實只是我的畫像的框架」「是我正在寫作中的神話中的材料」。《湖濱散記》的最後成書，讓我感到的，也正是一種「把大地轉化為神話」的卓越努力。這不僅在於他對《聖經》、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典籍（如古羅馬加圖的《農業志》）、印度和中國古老智慧的大量參照和有機引用，更在於他對平凡事物的詩性轉化和神話重構，正如愛默生所指出的：「他性靈的知覺上有詩的泉源。……他也善於在散文中找出同樣的詩意的魅力。」這就是為什麼在《湖濱散記》中，會處處閃耀詩性的元素和神話的光輝。
《湖濱散記》的風格獨樹一幟，融自敘、觀察、思考、想像、批評為一體，像一部雄渾的交響樂。梭羅的文筆雄健有力，元氣充沛，富有思想性和鮮明的個性。他把敏銳的感受力、精準的觀察力和「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的想像力與概括力結合為一體。在行文風格上，有人已指出過他的特點：語句直截了當（straight forward）、簡約精煉（concise）、言說切題，往往一語中的（to the point），完全不像維多利亞中期散文那樣散漫、堆砌和矯情，也沒有那種朦朧和抽象的氣息。
在翻譯時，我們也時時感到了梭羅的語言天才，感到了他在語言上非凡的創造力。正如他自己聲稱，他要創造出「一個腐朽的時代所無法理解的語言」，他要拋開一切陳詞濫調，「回到語言最原始的類比和衍生意義上」。正因為如此，給翻譯帶來了極大挑戰。梭羅的語言，往往是敘述、觀察、哲思、雄辯和詩性隱喻的難以拆解的綜合，密度大，難度高。在翻譯時我們縱然耗盡了心力，但不敢說就完全達到了滿意的程度。此外，怎樣在今天重建梭羅的語調和文字風格，這也是我們面對的課題。在已有大量譯文的背景下，我們所做的，是儘量忠實於原文而又能在譯文語言上有所刷新和創造，重要的是，要讓人能聽出那活生生的語調。本書的翻譯除了我和李昕主譯外，李海鵬、唐小祥、方邦宇也參與了部分文字的初譯工作。我們從中學到了很多，感受到很多，它對我們的震動和啟示，也深深抵及到我們生命的深處。這一切，正如愛默生在《梭羅》一文中所引用的梭羅自己的詩句：
我本來只有耳朵，現在卻有了聽覺；
以前只有眼睛，現在卻有了視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現在每一刹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學問，現在卻能辨別真理。
我們衷心希望，這不僅是我們，也是讀到這部偉大作品後更多的讀者所能獲得的珍貴感受。
王家新
二○一七年六月五日於北京

文章試閱

閱讀
或許從根本上說所有人都更願意做學習者或觀察家，因為不論對誰來說，本性和命運都是饒有趣味的事，在選擇追求的時候也應深思熟慮些。在為自己或後代積攢財富時，在建立家庭、國家甚至獲取功名時，我們終將必有一死；但在探究真理時，我們卻不朽了，無須害怕變故或意外。埃及或印度最古老的哲人已經掀起神像面紗的一角；那搖曳的罩紗依舊撩起，凝入我眼簾的榮光一如他當年所見一樣光鮮；當年我在他體內，那般大膽無畏，此時此刻他則在我的體內，重溫著當初的景象。罩袍之上纖塵未落；神像顯露至今，歲月還不曾流逝。我們真正改善的或者能夠改善的那部分時間，既不是過去或者現在，也不是未來。

和大學相比，我的住處更宜於思考，而且也更宜於嚴肅的閱讀；雖然我閱讀的內容不屬於一般圖書館流通的範疇，但更多地將自己放在了行銷世界的圖書的影響之下。這些書都是先寫在樹皮上，如今才陸陸續續地被印在了亞麻紙上。詩人米爾•卡瑪律•烏丁•馬斯特說：「人雖坐著，卻得以在精神世界裡馳騁，這是書本給予我的好處。杯酒使人沉醉；而啜飲隱祕的奧義之酒則使我感受到了同樣的樂趣。」整個夏天，我把荷馬的《伊里亞德》放在桌上，雖然只是偶爾才能讀上一讀。最初，房子還沒完工，同時還得給菜豆地鋤草，我不停地做工，根本不可能讀書。但將來總是能讀的，這便是我支撐自己的信念。做工的間隙，我也讀過一兩本關於旅遊的淺易讀物，直到自己都覺得慚愧。我責問自己，那時那刻，我究竟是生活在何處！

學生閱讀荷馬或埃斯庫羅斯的希臘文原著，並不存在放任或奢靡的危險，因為閱讀這些著作就意味著他會在某種程度上模仿書中的英雄，會將清晨的時光獻給這些詩頁。在道德淪喪的時代，就算是用我們本族語印行，這些英雄詩章依然死寂；我們必須調動智慧、勇氣、氣度，去推想那大於通常含義的詞義，努力追尋每個字詞以及每行詩句的含義。當代的出版業廉價而又多產，它全部的翻譯，對拉近我們和古代英雄詩章作者的距離沒發揮多大作用，他們看起來仍然像以往一樣孤獨，印刷他們作品的那些文字也同樣生僻怪異。如果能將年輕而寶貴的時光，用以學習哪怕一門古老語言的幾個單詞，也是值得的，那是一種從平凡的街頭俚語中提煉出來的語言，蘊含著永久的啟示和激發的力量。農民們記住並重複聽到的幾個拉丁單詞，並非徒勞無益。人們有時說起來，就好像對經典的研究終將讓位於更為現代和實用的研究，但勇於冒險的學習者總是要學習經典的，無論它們是用什麼語言寫成，或者如何的古老。因為所謂的經典，如果不是記載下來的人類最高貴的思想，還能是什麼呢？他們是僅有的不會朽腐的奇蹟，為大多數當代疑難提供了答案，就是德爾斐和多多納的神廟也無從做到。我們也可以捨棄其他，而只研究自然，因為她足夠古老。良好的閱讀，即以真正的精神閱讀真正的書籍，是一種高貴的磨礪，比時代風氣所崇尚的其他磨礪更考驗我們的讀者。它要求像運動員那樣去訓練，並對這個目標傾注持續不變的關注，近乎終生。和寫書一樣，讀書也要求細緻周密，沉思默想。能說另一國的語言並不足以讀懂用那種語言撰寫的書籍，因為在口語與書面語之間，在聽到的語言與看到的語言之間，存在著不容忽略的裂隙。其一通常是轉瞬的，是我們母親的聲音、吐字、方言，是近乎未開化的，是我們像動物一般在無意中習得的。其二則是前者的成熟化和經驗化；如果前者是母親的語言，後者則是父親的語言，是一種含蓄和精選的語言，它十分重要，肉耳無法聽聞，為了使用它，我們須經歷重生。

中世紀時期那些生來就能講希臘、拉丁語的人，未見得能閱讀大作家們用那種語言寫成的著作，因為這些著作所用的語言並非他們所熟知的那種希臘、拉丁文，而是精選的文學語言。他們不曾學習希臘羅馬那些更高貴的地方語言，所以將用那些語言寫就的著作視同廢紙，反而對當時的廉價文學大加讚賞。後來，歐洲的幾個國家擁有了自己的書寫文字，這些文字雖然粗糙，但專屬自己的民族，足以滿足正在興起的本族文學的需要，此時，透過遙遠的歷史時空，學者們得以辨識出來自於古代的寶藏。那些希臘羅馬時代民眾無從聽聞的作品，數世紀後終於有少數學者進行了研讀，而如今，研究它們的學者卻仍然寥寥無幾。

不論我們多麼崇拜演說家時而爆發出的口才，最高貴的書面語言往往是隱藏在稍縱即逝的口語背後，或者是超乎其上的，宛如雲層背後那綴滿繁星的蒼穹。星星就在那兒，有能力的人自可辨識。天文學家一直在評價和觀察著它們。它們並非我們日常的談吐和滿是水汽的呼吸那般的蒸發物。講壇之上為人稱道的雄辯，進了書房則不過是修辭。演說家在轉瞬的靈感的激發下，向面前的群眾講話，向那些聽得見的人講話；而作家則是在向人類的智慧和健康講話，向任何時代能夠理解他的人講話，他的生活需要寧靜，激發了演說家的那些事件和人群，對他反而是一種干擾。

毫不奇怪，亞歷山大會在遠征途中隨身攜帶《伊里亞德》，還把它裝在一個貴重的匣子裡。書寫下來的文字是歷史遺跡之菁華。比之於其他藝術形式，它與我們更為親近，也更加具有普適性。它是離生活本身最為切近的藝術形式，可以被翻譯成任何一種語言，不只經由人們的嘴唇讀出，更在人們的唇齒之間呼吸而出──不只透過帆布或者大理石表現，更透過生命的呼吸本身鐫刻。古人思想的象徵轉化為現代人的語言。兩千個盛夏為古希臘文學的不朽之作，正如為她的大理石雕像那般，注入了一抹更為成熟的金子和秋天的色澤，因為，它們把自身寧靜、超凡的氣韻帶到了所有國土，從而得以免受時間侵蝕。書籍是世界之珍寶，是民族和世系恰當的承繼者。最古老、最精粹的書籍，自然理所應當地放在了每家每戶的書架上。書籍本身並沒有什麼訴求，但當它們給讀者以啟發和幫助，出於常識讀者也不會拒絕。在任何社會，書籍的作者都天生是讓人無以抗拒的貴族，遠勝於國王和君主，其影響惠及全體人類。那些目不識丁，甚至還不可一世的商人，憑藉進取和勤奮贏得了垂涎已久的安逸和獨立，躋身於時尚界和財富圈，最終還是免不了要轉向那些更為高級的智者和天才的圈子，但卻不得其門而入，只是明白了自身文化的欠缺及一切財富的虛榮和空匱，於是不遺餘力地確保子女獲得那些他痛感缺乏的知識和文化；由此，他開創了一個家族。

那些沒學會以原文閱讀古代經典的人，對人類歷史的認知一定很不完備；因為很顯然，這些經典文本還沒有被翻譯成任何一種現代語言，除非我們的文明本身可以被看作一部這樣的譯本。荷馬的詩作還不曾以英文刊行，埃斯庫羅斯也是一樣，甚至連維吉爾也是如此──他們的作品都像晨曦一般雅致、厚重而優美；而後代作家，不論我們怎樣評價其才華，即便是有的話，也很少能在精美、典雅、終生從事的英雄般的文學勞作上與古人相提並論。那些不曾瞭解經典的人，只談論著要忘記經典。等我們獲得了學識和才華，能夠研讀和欣賞經典的時候，再忘記它們也不遲。當我們能夠繼續搜集那些我們稱之為經典的歷史遺存，那些雖鮮為人知卻更為古老、傑出的各民族經卷，當梵蒂岡教廷的圖書館裝滿了《吠陀經》《阿維斯陀經》《聖經》，以及荷馬、但丁和莎士比亞的巨著，當未來的世紀相繼將它們的成果呈現在世界論壇之上的時候，那個時代才真正富有了。憑藉這些書籍的累積，我們終於有望登上天堂了。

人類還不曾讀過偉大詩人的著作，因為唯有偉大的詩人方能閱讀它們。它們曾被翻閱，但就好像大眾瞻仰繁星那般，用的是一種占星術的方式，而不是天文學家的方式。多數人學習閱讀，是為了服務於瑣碎的便利，就如同他們學習計算是為了記帳，以免在交易中被騙；但對於將閱讀作為一種高貴的智力活動，他們就所知甚少了，或者竟一無所知；然而，在更高的意義上，真正的閱讀並非作為奢侈品引誘我們，或者讓我們的高級感官昏然欲睡，我們必須細心而又專注地，將大部分敏銳、清醒的時間用於閱讀。

我認為，識字後我們就該讀最好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到四五年級了，還坐在最矮、最靠前的凳子上，一直重複著a、b、ab或者單音節單詞。有很多人讀過書或者聽人讀過書便覺得滿足了，或者認為那本被譽為「好書」的《聖經》3已經蘊含了足夠的智慧，所以在剩餘的生命裡，他們在所謂的輕鬆閱讀中無所事事，耗盡了才能。我們圖書館裡有一部叫作《小讀物》的多卷本著作，我曾以為那書名是一個我從未到過的小鎮的名字。有種人就像鸕鷀和鴕鳥，一頓飽餐之後，還能把這些統統消化，因為他們無法忍受浪費。如果別人是提供了這種食物的機器，他們就是閱讀的機器。有關西布倫和塞弗隆妮亞的故事，他們竟讀到了第九千個：他們如何相愛，如何愛得前無古人，那愛情的道路又如何充滿了波折──總之，他們確實相愛了，栽了跟頭，再爬起來，繼續相愛！某個可憐的倒楣鬼爬上了鐘塔，要是他沒爬到放鐘的那層就好了；然而，他爬上去了，儘管毫無必要，此時小說家倍感愉快，撞響了大鐘，告訴全世界都聆聽他的發言。哦，天啊，他怎麼又下來了！依我看，最好將小說世界裡這些野心勃勃的英雄變成人形風向標，就像曾把他們放到星座中那樣，讓他們不停地旋轉，到生?了為止，省得他們下來用惡作劇騷擾老實人。下次小說家再撞起大鐘，就算集會的場地燒成了平地，我也巍然不動。「著名作家『嘰嘰喳喳』先生創作的中世紀騎士傳奇《『踮腳跳』先生的跳躍》將按月連載；必將引發搶購熱潮，請欲購從速。」所有這些他們都瞪大了眼睛讀著，帶著一分初級的卻也堅定的好奇，他們的胃並不覺得疲倦，甚至胃裡的褶皺也無須打磨，就好像那四歲的孩子，坐在板凳上，讀著價值兩美分、封面燙金的《灰姑娘》──我看不到他們的任何進步，不論是在發音、重音、語氣上，還是在提煉或加注寓意上。其結果無非是目光遲鈍，活力淤滯，精神渙散，全部的智力感官蛻化。幾乎每家每戶日常都會烤些這類的薑餅，比全麥麵包或印第安玉米餅烤得還勤，而且銷路也更好。

那些最傑出的著作，即便為人稱道的好讀者也未曾讀過。什麼才是康考特文化呢？除了個別的少數人，小鎮居民並不具備欣賞英國文學裡最傑出或者相當不錯的作品的趣味，儘管裡面的字句他們都認得。那些大學學子，以及所謂的接受了自由教育的人們，不論在康考特還是別處，對英語經典名著都知之甚少，或者竟一無所知；而至於文字記載的人類智慧、古籍和《聖經》，只要人們想知道，盡可以拿來閱讀，然而，不論何地，很少有人會為熟知它們而做出哪怕最微薄的努力。我認識一位中年的伐木工，總是帶著一份法語報紙，據他說，那不是為了讀新聞，他本就是加拿大人，他想以此「堅持練習法語」；我問他，在他看來人生在世他最該做些什麼，他說，除了學好法語之外，堅持學習並增進英語。大學學子通常做的或者想去做的也不過如此，他們為此總拿著英文報紙。如果一個人剛讀了一部最優秀的英文書，又能發現多少可以與之談論這本書的人呢？又或者他讀的是一部古希臘、拉丁文原典，即便目不識丁的人都熟知其價值，但他仍找不到可以交談的對象，只好緘口不言。的確，在我們的大學裡很少有教授能在攻克語言的所有難關之後，同樣精通於某位古希臘詩人的智慧和詩作，並以同情的心懷，將之授予那些機敏而勇於進取的讀者；至於「神聖經典」，人類之《聖經》，在這個小鎮，誰又能對其中的篇什如數家珍呢？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在希伯來人之外，多數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典籍。為了撿個銀圓，任何人都願意再繞個道；而這裡，全是金子般的文字，是古代最睿智者的發言，其價值經後世時代的智慧一一驗證；然而，我們只學會讀些簡易讀物、啟蒙書刊、學校教材，離開學校之後也不過讀些為孩子和初學者準備的《小讀物》和故事書──我們的閱讀、交談、思考都停留在一個非常低的水準，只匹配於侏儒的水準。

我渴望結交那些比康考特本地人更智慧的人，但在康考特，他們的名字幾乎無人知曉。或者，我只要聽過柏拉圖的名字就行了，根本無須閱讀他的著作，就好像柏拉圖就是我同鎮的居民，只不過我從沒見過──我和隔壁鄰居都沒聽過他的發言，或者關注到他言語之間的智慧？然而實際情況怎樣呢？他的《對話錄》就放在身邊的書架上，那裡面蘊含著使他不朽的智慧，然而我從未讀過。我們缺少文化，生活鄙俗，見識短淺；從這個意義上，我並不認為識字但唯讀童書或淺易讀物的人和康考特那些目不識丁的居民有什麼區別。我們理當同古代先賢一樣優秀，但部分地取決於我們首先認識到他們如何優秀。我們是一群侏儒，在智識上僅達到了日報專欄的高度。

並非所有書籍都像它的讀者一般乏味。書中所講可能正契合我們的境遇，如果我們認真聆聽、真正領會，它們給予我們生命的益處，將勝過晨曦或春日，並賦予萬物新的容光。有多少人因為閱讀一本書而開始了人生新的階段。書籍為我們而存在，或許，它可以解釋我們的奇蹟，並揭示新的奇蹟。我們將發現那些目前無法說清的事物，在另外的地方已經得到了清楚的表達。那些擾亂了我們，讓我們深覺疑惑和不解的問題，也曾經發生在所有智者身上；無人曾得以倖免；每個人也依自己的能力，以自己語言和生活做出了回答。非但如此，智慧可以使我們習得慷慨大氣。但康考特郊外農場裡的一位雇工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他獨自生活，經歷過重生和特殊的宗教體驗，認為是信仰將他帶入了緘默嚴肅、不問世事的狀態。然而，在幾千年前，瑣羅亞斯德7就曾走過同樣的歷程、有過同樣的經歷。只不過他很睿智，認識到了信仰的普適性，並據此對待鄉鄰，據說他甚至創立了宗教，在人們中間建立了信仰。讓那雇工謙卑地和瑣羅亞斯德交流一番吧，並且，透過所有偉人的自由影響，和基督本人交流吧，讓「我們的教會」派不上用場。

我們誇口說，我們屬於十九世紀，相比於其他國家，我們正邁著最快的步伐前進。但是，想一想這個小鎮，它對自己文化的貢獻是多麼微不足道。我不打算恭維我的鄉鄰，也無意得到他們的奉承，因為不論對我還是對他們，這都毫無裨益。我們需要得到的是激勵，像牛群那樣，在鞭策之下開始疾跑。我們擁有一套相對體面的公立學校體系，但那是為孩子們而設；此外，除了冬季有個半飢半飽的學堂，以及最近才在州政府的提議下建成的簡易圖書館，我們並沒有自己的學校。我們在任何身體病症或者滋補食品上的支出都超過在精神食糧上的花費。是時候設立專門學校了，是時候在我們成為成年男女之後仍繼續接受教育了；是時候將村莊變成大學了，就讓年長者做大學的研究員，如果他們生活無憂，就可以利用餘生從容地追求自由的知識。難道這個世界上只能有一個巴黎大學或牛津大學嗎？難道學生們不能就住在康考特，在它的天空之下接受自由的教育嗎？難道我們就不能聘請一位阿貝拉爾8式的人物來給我們講學嗎？哎！我們忙著餵牛、照看店面，長期遠離學校，可悲地忽視了自身的教育。在我國，村莊在很多方面都應產生類似歐洲貴族的作用。它應當資助繪畫藝術的發展。我們的村莊都很富裕，所缺的不過是文雅和氣度。它們不吝於在農民和商人重視的事情上花錢，但如果提議在有識之士認為更有價值的事情上投資，他們反倒認為是烏托邦。由於財富或政治因素，康考特花一萬七千美元建了一座市政廳，但在那些為這個軀殼注入血肉的鮮活的智慧方面，它很有可能一百年也花不到同樣的數目。鎮裡每年付給講堂的一百二十五美元就比花到其他地方的等額資金更有意義。如果我們生活在十九世紀，為什麼不能享受十九世紀帶給我們的便利呢？為什麼我們的生活要受地域局限呢？我們讀報，為什麼不越過波士頓的蜚短流長，讀一讀世界上最優秀的報紙呢？──不要從那些「秉持中立」的報紙那兒吸吮乳汁，或者翻閱《橄欖枝》等新英格蘭本地報。讓所有飽學之士的報告來到我們身邊吧，讓我們看看他們是不是無所不知。為什麼要讓「哈潑兄弟」或「雷丁」等出版公司為我們選擇讀物呢？一位品位高雅的貴族放在身邊的，必然都是有益於提高他的文化素養的東西──天賦、學問、智識、書籍、繪畫、雕塑、音樂、科學器材等；讓我們的村莊也這樣做吧，不要設置了一名教師、一名牧師和一位教堂執事，建了一個教區圖書館，遴選了三位行政委員就止步不前，我們那些朝聖的先民就是憑藉這些東西在荒涼的岩石上度過了嚴冬。共同的行動是基於我們的制度之精神；我相信，由於我們的時代更為繁榮，我們的辦法也多於那些貴族。新英格蘭可以聘請世界上一切有識之士前來執教，為他們提供食宿，以此突破地域的拘囿。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特殊學校。我們無需貴族，但讓我們建起高貴的村莊吧。如果必要，就在河上少建座橋，稍微繞些遠路，無知的深淵環伺著我們，它更加昏黑，讓我們至少在其上建起一座拱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