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靈魂的征途：安娜普納南壁

作者簡介

姓名：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
開創現代登山的其中一位教父級人物，也是國際登山界最偉大的登山家之一，於二ま一五年獲頒國際金冰斧獎終身成就獎。自一九六ま年代起，他完成多項世界級的登山創舉，也是多次大型遠征隊的領隊，包含於一九六三年帶領登山隊完成了英國第一次艾格峰北壁攀登，一九七五年領隊由西南面完成了英國首度聖母峰攀登。他曾著述十數本著作記錄下他的攀登冒險，現居英國。

譯者簡介

姓名：林友民

登山者，一九八一年明志工專畢業，適逢海外登山熱潮初興，投身其間，惟摯友一九八三年攀登印度庇古巴特峰繩隊墜落罹難，一九八四年率隊至韓國雪嶽山學習冰攀技術遭遇雪崩，深知台灣登山技術與知識不足，致力於推介翻譯西方登山資訊與作品，期盼讀者閱讀作品能有一些喜悅與感動，於願足矣。

書籍目錄

登山與現代──meters書系總序│詹偉雄

推薦序──跨越半世紀鴻溝的鎖鑰｜張元植

譯者序｜林友民

導 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他的安娜普納！│詹偉雄



第一章 遠征隊的誕生

第二章 為何選擇安娜普納？

第三章 準備工作

第四章 跋涉

第五章 聖殿

第六章 第一類接觸

第七章 鞍部

第八章 暗巷

第九章 回到基地營

第十章 奮力登上冰脊

第十一章 繼續奮鬥

第十二章 冰崖

第十三章 大岩階帶

第十四章 鐵熨斗

第十五章 消耗戰

第十六章 支援

第十七章 最後一擊

第十八章 悲劇



登山術語



附錄

A 行程與遠征隊成員

B 裝備

C 氧氣

D 糧食

E 通訊設備

F 攝影器材

G 醫療

H 尼泊爾人

J 致謝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讀——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他的安娜普納！



詹偉雄（meters山岳文學書系總策畫）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他的安娜普納。

There are other Annapurnas in the lives of men.

——莫里斯．赫佐格（Maurice Herzog），一九一九∼二ま一二



你曾經喜愛喜馬拉雅山嗎？喜愛他，但是恨她。

Did you like the Himalayas? Liked him, hated her.

——英國關於懦夫的俚語（Idiom of Coward）



每年至少要爬一座山，⋯⋯因為那種快感，因為那必然會引發的歡愉，驚嘆於群山浩瀚量體的奇景，一如往常，你在群山之間，高舉起你的頭殼。

…(O)r at all events to climb one mountain every year. …For what, think you, is the pleasure, what the joy affected as it should be, to marvel at the spectacle of the mighty masses of the mountains, and lift up one’s head, as it were, among the mountains.

——康拉德．葛斯納教授（Professor Konrad Gesner），〈致友人信〉（A letter to a friend），一五四三



風，是最駭人的對手，它摧毀你的心、你的身體、你的靈魂。

The wind is the appalling enemy. It is mind-destroying, physically-destroying, soul-destroying.

——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一九三四∼





這本書所描繪的，是一九七ま年英國隊遠征安娜普納南壁的故事，一趟靈魂的壯舉。



雖然是半世紀前發生的事，但它對人類的心智史，具有著轉捩點的意義。十九世紀以降，西歐人蜂擁攀登高山，由海拔四千的阿爾卑斯來到八千雲端的喜馬拉雅，但在安娜普納南壁遠征之前，登山者總是尋找最容易趨向山頂的路來爬山，自此之後，人類轉過頭來，開始尋找最困難的路來攻頂。卓越登山家爬山的理由，不再是因為「它，就在那兒！」（二○年代前輩喬治．馬洛李面對記者詢問為何要爬聖母峰時，一句膾炙人口的回答），而是「它，非常困難」。



安娜普納海拔八ま九一公尺，是世界第十高峰，位於尼泊爾境內，聖母峰以西三百公里。一九五ま年，法國人莫里斯．赫佐格（ Maurice Herzog）與路易斯．拉修納爾（Louis Lachenal）由北面山壁完成歷史上的首登，也是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巨峰被人類足跡踏上的第一座。在接下來的十四年間，所有八千高山都被登山家攻克了，累積的焦慮一舉宣洩殆盡。如果人們全都踩上了世界最高之處，那麼人還要做哪些努力？



於是，「安娜普納南壁」便被創造出來了！



現代人與傳統人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會發明一些「創造性的困難」（creative obstacle），這些難局並非生物物種延續所必須，甚且會危害到生命的延續，但放大歷史格局來看，這些起初看來毫無經濟價值的挑戰，卻在時間、空間之外的某個當下，激勵起了某些人，讓他們在具備各色產值潛能的領域裡，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即便在那些看似無價值的唐吉軻德式奮鬥中，我們後世者也讀到了興味盎然的故事，感到文明並非淺薄酸腐，而是有一種雋永、豁達、深邃的興味穿梭其間，覺得身為人類，有其幸運、光榮、超脫塵俗的一面。



有兩個向度可來理解「創造性的困難」，第一，它並不來自前人的設定，而是當下的我們所發現、選擇、標定，並且賦予意義的，換言之，全屬創造；第二，它更大的創造性在於：它不僅對吾人此一世代有意義，它還影響了後代更多的行動者。如果世界是一張密密麻麻連結起大多數人的網絡，這個「創造性的困難」的被提出與被克服，便是那網上陣陣引發回響的巨大漣漪。



而為何現代人要去發明這些困難，傳統社會的先人卻不會這麼做？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化，使個人的產值遠大於生存所需，相較於前人，現代人擁有更多可支配時間，而且現代人還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氣質——反思性（reflexivity）。在《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一書中，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人們不再依據傳統經驗來生活，而是靠著新的知識及資訊，隨時隨地對於生活經驗做出評價和修正來過日子。在反思性的生活裡，個人天生具有某種懷疑的習慣，以及隨之而來要透過經驗中的體驗，去確證某些心意嚮往的未知，和自身心性是否契合的行動慾望。紀登斯強調，這種主動出擊的行動，是構成現代人自我的重要敘事環節。人們總是選擇大大小小未曾經歷過的困難，在冒險犯難中，探尋著「我是誰、我從何而來、又該當何去」的意義線索。從外在角度看，人的一生因而是開放的，人可以發明自我，藉著選擇和經歷挑戰，歧路亡羊般的——走向傳統人難以想像的人生軌道。



由十八到十九世紀，在「現代人」這類新物種逐漸形象浮凸的時代場景裡，「創造性的困難」成為許多歷史主角的天命：庫克船長必定要指揮奮進號來到太平洋（他的名言是：「不僅要抵達前人到過之處，甚而要去到人所未及的遠方」）、亞歷山大．馮．洪堡德也一定得要在南美洲奧里諾科河遭遇巨鱷、達爾文多方波折後終究來到他的應許之地——加拉巴哥群島中面積只有一・三平方公里的「達爾文島」（這當然是多年後《物種源始》出版後才取的名字），而珍．奧斯汀連續寫出《理性與感性》和《傲慢與偏見》與羅曼史小說一刀兩斷。抱著這種發明情懷的英雄人物還包括貝多芬，今天我們聽他和莫札特音樂的差距，難以想像兩人年紀只差十四歲。



因而，當一九六ま年，鮑寧頓擔任一支英國、印度與尼泊爾聯合遠征隊的隊員，登上安娜普納山塊中的二號峰（海拔七九三七公尺，位於主峰東方二十英里處）時，他在山頂向西一望，安娜普納主峰下的壯大南壁赫然在目，不禁心頭一凜，那是一段長度超過五公里，垂直高度超過三千公尺的浩瀚大岩壁，在底下的冰河之上，有著陡峭的岩脊、高懸的冰塔與晶亮岩溝中不斷滾動奔落的雪崩，在海拔七千一百公尺之處，更有一整塊橫貫的巨大岩階，在陽光中閃著金色光芒。多年以後，這個場景和畫面總是揮之不去，隱約浮現，鮑寧頓內心明白，這個山岳史上最著名的「創造性困難」，終究是要被他「發明」出來。



一九七ま年三月底，由鮑寧頓籌組的遠征隊，經歷各種波折，終於抵達安娜普納南壁的山腳下，兩個月的時間中，八名攀登隊員與雪巴協作在惡劣天候與危險路徑上接力運補，終於在五月二十七日稀有的天氣窗口，由攀登隊伍中最強勢的兩名攻擊手唐．威廉斯（ Don Whillans）與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成功登頂。原本兩人還要在第六營上架設第七營，但他們攀上最後一道岩階後，赫然發現山頂在望，他們拋下裝備，徒手登峰，取出攝影機相互拍下攻頂畫面。五天後，這批膠卷經過基地營的野跑信使、公路快遞和航空接駁運送，抵達倫敦的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引起英國社會的狂熱興奮。這本書便是由鮑寧頓主述，加上隊友們的日記做為立體觀點的登山報告，書成之後，立刻成為大岩壁攀登的敘事經典，鮑寧頓因此成為當代登山教父，擘劃著一條條更加艱難的喜馬拉雅遠征路線，隱隱然引發了登山史上「後八千年代」的盛世。



安娜普納南壁引發的漣漪，迄今歷久不歇，這些故事有人覺得悲愴，有人覺得崇高更多於憾意，如同歷史或夜晚中的星河，值得長時間捉摸玩味。



一九八四年，年方二十五歲的瑞士青年登山家埃哈德．羅瑞坦（Erhard Loretan）與同伴諾伯特．朱斯（Norbert Joos）結伴攀登安娜普納，他們選擇的路線是無人走過的東脊，這意味著他們要在平均海拔七千五百公尺以上的稜脊跋涉足足七公里。在他們的左邊，是直下三千米的安娜普納南壁；在他們的前面，是數不盡的岩稜山頭與副峰；環繞在他們四周的，則是四面八方捲起冰晶的颶風。在登頂前的整整四天，兩位阿爾卑斯式登山家承認：天與地之間，只剩下全然又徹底的孤獨，在《怒號8000米》（Les 8000 Rugissants）這本書裡，羅瑞坦這麼寫道：「我從來沒有如此覺得——離活著是如此的遙遠，而離死亡卻又是這麼的逼近。」



一九九二年，四十一歲法國登山家皮亞利．貝金（Pierre Béghin），帶著二十七歲學徒項．克里斯多福．拉法葉（Jean-Christophe Lafaille）來到南壁的山腳下，他們找定一條不同於英國隊的路線，打算運用和瑞士前輩一樣的阿爾卑斯式攀登法，正面對決這面大岩壁。之前成功登頂的英國隊與日本隊都是採用大團隊接力運補、包圍式的攻頂策略，讓固定繩上的隊員能在當日先鋒攀登行程結束後，回到各個高地營帳內休息，行程末段，再由領隊挑選體能最強的隊員前後衝鋒攻頂，即使最終決定撤退，也有一條安全的繩索可資憑藉，協助大家快速返抵基地營。由羅瑞坦倡行的阿爾卑斯式攀登法強調的是另一種路數：在低溫的夜間攀登，而在高溫的日間休息，因而不必攜帶帳篷、睡袋、氧氣瓶甚至繩索，大幅減低負重，提高速度，將置身死亡之區的時間縮到最短，但也相對要求隊員的技術攀登技巧與耐受力。在羅瑞坦遠征安娜普納的那個年代，他們信仰這種攀登法，但也沒有把握能直上這麼一片巨大岩壁，故而改從東邊脊梁攀上安娜普納稜線，用橫渡來取代大岩壁攀登。但不多久後的一九八六年，羅瑞坦與他的另一位瑞士同伴吉恩．特羅耶（Jean Troillet）自身就寫下一個傲然的紀錄，他們僅僅花了四十三小時，就完成了世界最高聖母峰北壁的攀登，其中由峰頂回到基地營只用了五小時。



六年時間過去，阿式攀登法戰功豐碩，貝金覺得時機成熟，可以一試，遺憾的是：他和拉法葉爬到七千四百米，遭遇颶風，不得不撤退，下撤過程中，貝金的一隻單凸輪下降錨從岩壁脱出，讓他直直摔落南壁，瞬間命喪，驚魂未定的拉法葉抱住一塊巨冰，沒有跟著滑墜，但他失去了同伴也沒有繩索，還被落石砸斷了右臂膀，全賴他卓越的技術攀登能力，花了五天才下降到基地營（這段過程被後來的登山史家譽為「喜馬拉雅攀登史上最完美的自救」）。他說在岩壁上艱難下撤的過程中，最絕望的莫過於看見底下村莊中走動的人，以及夜晚健行客們的頭燈明滅著，但都無法對他施以援手，「無時無刻不想著：算了，就加入和皮耶一齊吧。」當他返抵基地營，才知道山下的其他隊伍都相信他已經死了，有人誤認歸來的他是個鬼魂。



接下來幾年，拉法葉受困心中陰影，無法攀登高山，覺得自己是個「安娜普納的囚犯」，他於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兩度回到南壁，都無法爬上山頂，一直到二まま二年，他和西班牙巴斯克登山家阿伯托．伊努亞特吉（Alberto Iñurrategi）循著東稜脊，走上瑞士人羅瑞坦當年的橫渡之路，才登上安娜普納主峰頂，「此時，安娜普納終於不再是一個陰影數字，或代表生命墜落的地方，她終於成了一位『豐饒的女神』（Goddess of Abundance，“Annapurna”在梵語中的原意），」他說。拉法葉恢復信心後，決意完成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巨峰的完登。二まま五年冬天，他打算以世界第五高峰馬卡魯（八四八五公尺）的冬季首攀做為他的第十二座功勳，在荒蕪寂寥的世界邊緣，他獨自運補物資，風雪中屢敗屢戰，最終在七千四百米的一處雪巖營帳打給妻子的一通衛星電話後，就此消殞於世間。



二ま一三年秋天，有「瑞士機器」稱號的登山家烏力．史特克（Ueli Steck）來到南壁之下，他為當年法國二人組的奮鬥故事所感動，計畫循著當年貝金與拉法葉爬上七千四百米的同樣路線，攻頂安娜普納，做為一種致敬。在十月八日那天，他和同伴來到冰河裂隙的起登點，隊友仰望山巔後決定撤退，史特克只好獨攀直上，沒想到他一路快馬加鞭，居然只花了二十八小時就完成了整趟南壁的上下，這趟不可思議的壯舉，為他贏得了當年度法國夏慕尼《山岳》雜誌頒發的年度金冰斧獎。史特克是阿爾卑斯式登山法的當代見證者，他的家就位於瑞士阿爾卑斯山區著名的艾格峰之下，曾經以兩小時四十七分鐘寫下艾格北壁的速攀紀錄，也因為曾經是十九世紀天險的艾格北壁做為他的訓練場，他才能以這麼快的時間，讓人類的氣息得以片刻的——對峙於宇宙洪荒般的安娜普納南壁。



這是多年來陸續得見的故事，這些安娜普納故事的主角，一代啟發著一代。悲劇的是，這些厲害的登山者一個接著一個消殞在山峰之間：瑞士人埃哈德．羅瑞坦是踵接義大利人梅斯納爾和波蘭傳奇庫庫奇卡之後，第三位完成世界十四座八千巨峰攀登的人。二ま一一年四月，他帶著一位女性客戶攀登瑞士阿爾卑斯山區一座四千米的山峰，客戶不慎滑墜，引動羅瑞坦跟著滑落，當時他的訃聞遍及各個語言的主要報紙。二ま一七年四月，烏力．史特克來到尼泊爾聖母峰的基地營，他打算在攀登季節裡由困難處處的聖母峰西稜，順著洪賓雪溝直上峰頂，然後橫渡到隔鄰的世界第四高峰羅茲峰，再往南走稜線到七八六一公尺的努子峰，完成史無前例的「馬蹄形聖母峰縱走」路線。因著他過往的功績，當時幾乎沒有人會懷疑這條路線的可能性，在YouTube上他的贊助商每日都發布衛星動態，但就在正式出發前的高度適應練習中，他從努子峰壁面摔落一千米下的冰河，不可思議的死亡，社群粉絲在五月一日的早上看到網路新聞，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在本書一個個發散英雄氣息的主角中，伊安．克勞福（Ian Clough）是最悲劇的一員，當五月二十七日隊友成功登頂，他在興奮中下山，卻於第二營下方，隊友們暱稱為「達摩克利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之處，被斷裂的冰塔引發雪崩吞沒，當場身亡。達摩克利斯是希臘傳說中的一位朝臣，他頗得君王信任，也羨慕國王權傾一時。有天主人跟他說，且讓你坐幾天君王之位，體驗滋味，達摩克利斯快意的坐上帝王之座，不料抬頭一看，卻見一巨大利刃受馬鬃懸吊於頂上，他大驚失色，趕忙推辭。原來國王怨敵頗多，此劍提醒著：即便權傾一時、大局在我，仍應時時留心冷不防的意外。伊安之死，是被頭頂上巨大的兵劍擊落，帶著微妙的警世意義。



安娜普納是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山中，登頂成功與喪命者比例最高的山峰，平均每三位登頂者，即要對應著一位殉難者，幾乎每一趟面向南壁的遠征，都必須呼吸著死亡的黑色氣息。為何登山家們如此的向死而生？二まま五年冬天消失在馬卡魯峰高地的項．克里斯多福．拉法葉曾經這麼評價：「我發現這星球迷人之處，是仍有地方現代科技拯救不了你的，在那裡，你萎縮到最基本與最核心的自我。大自然創造了艱困的處境，帶來痛苦與死亡，但也產生了狂野的內在豐富性（wild interior richness）。最終，這兩方的衝突是無法和解的，我能做的就是存活於兩者的邊緣，在那個狂喜與恐怖間的狹縫裡。地球上的每件事，都是一樁平衡的行動。」



鮑寧頓在這本書裡，引用了首登者法國人赫佐格說過的那句燦爛的話語，做為終曲——「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他的安娜普納，不管是對登山家，還是在生活中奮鬥的人。」但細數後來的諸般漣漪，我們自當公允的說：是這本《靈魂的征途：安娜普納南壁》，才真正的創造了萬千人心目中，獨屬自己的安娜普納。

文章試閱

▍遠征隊的誕生 Birth of an Expedition

遠征隊的誕生有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由委員會來指揮的大型國家遠征隊，另一種是由三五好友組成的登山隊伍。一九七○年我們的安娜普納南壁遠征隊，則是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一個綜合體。

一九六二年我放棄了正常的工作，擔任了八年的軍職，又在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r）當了九個月的儲備幹部後，對於工作內容不滿足，又期待生活能夠更貼近於登山。但我在踩出了這一步後，卻比許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更少登山。一九六八年十月以前的三年間，我浪跡天涯在世界各地採訪報導探險活動。這是一段精采的日子，曾經到厄瓜多爾攀登一座活火山，隆冬時節到巴芬島（Baffin Island）獵捕北美馴鹿，一九六八年夏天參加一支陸軍遠征隊循藍尼羅河（Blue Nile）下溯，這是第一支完成藍尼羅河全程航行的探險隊。然而這種生活方式卻讓我離登山越來越遠，總覺得我是一個旁觀者而非實踐者。

一九六八年秋季，我從藍尼羅河下溯歸來。這次探險活動十分驚險，有三回差點沒命，有一次船在激流中翻覆，陷在漩渦中奮鬥了八次終於脫困，另外兩次則是遭遇到原住民的攻擊。我在這個探險活動中非常的投入，而且實在太過刺激了，然而並不感到滿足，畢竟那不是我熟悉的環境，需要面對太多無法掌控的危險。這一次的探險活動使我對於專注在一個登山計畫的念頭益發強烈，然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卻一點頭緒都還沒有。

當時我萬分躊躇。與溫蒂在湖區（Lake District）住了五年，風景秀麗，對登山而言那又是一個極其理想的環境，大多數人也以為我很幸運可以住在這個地方。然而我卻是極度的焦躁不安，部分是對於未來要何去何從仍無所定見；想成為一個成功的報導攝影作家，同時又只想要登山。住在湖區讓我失魂落魄，與世隔絕，一來遠離登山主流，又與我所思考報導攝影的生涯也距離遙遠。我甚至考慮搬到倫敦，拖著一個不快樂的老婆在倫敦北部繆斯威爾丘（Muswell Hill）和倫敦中心區伊斯靈頓（Islington）度過了好幾個悲慘悽涼的週末，而她卻只眷戀著湖區的石頭圓屋。我們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決定搬下去到曼徹斯特，在倫敦、威爾斯、湖區與德比郡（Derbyshire）砂岩之間取得一個妥協。

啟程前往藍尼羅河探險之前，我們在曼徹斯特西南市郊波頓（Bowdon）買了一間房子，我天真的以為，當我安全歸來之時，溫蒂早已經搬進去安頓好所有的房間了。然而，實際上我回來時才剛簽約完成，建築師另外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裝修所有的房間，才讓這房子適合居住。

這段期間我們只得住在朋友家。尼克．艾斯考特與卡蘿琳（Nick Estcourt and Carolyn Estcourt）在曼徹斯特南邊砂岩高地的奧爾德利坪頂（Alderley Edge）有一間兩房的公寓，原先只打算借住個幾天，直到我們找到一個有家具的棲身之地，結果一待就待了兩個月之久，帶著十八個月大的兒子睡在他們起居室的地板上，那麼長的時間兩家人竟然相安無事，這似乎是個奇蹟。對於遠征隊員之間的相處而言，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考驗。

這段期間也是安娜普納南壁遠征隊誕生、或者說演化的時候。初時它只是一個簡單的構想，並不像整個計畫完成時那般富有挑戰性。

尼克和我，以及另外一位朋友馬丁．波以森（Martin Boysen）這兩年不時討論有關遠征的構想，然而並沒有什麼具體的進展。一九六八年十月，我們終於下定決心預計在一九七○年進行一次遠征，合適的目標卻很有限。當時所有尼泊爾境內的山峰，以及巴基斯坦與印度境內比較有吸引力的山脈，因為政治的因素並未開放攀登，主要是因為西藏邊境的緊張情勢所致。我們可以選擇攀登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脈（Hindukush），或是巴基斯坦喀拉崑崙山脈外圍的山峰，然而我對於這些目標沒有興趣，它們只能夠蹲伏在喜馬拉雅巨峰的陰影之下。我們因此將目標轉移到阿拉斯加州，那兒仍有數以百計未被登臨的山壁，比起喜馬拉雅山脈而言，阿拉斯加尤其空寂而孤絕，但它的海拔高度卻差了一大截。

我跟馬丁認識了約八年之久，當年在倫敦東南肯特郡通布里奇泉（Turnbridge Wells）郊外露頭的哈里遜砂岩（Harrison Rocks），他還在學時已經是個爬岩天才。他現年二十八歲，已經是英國最佳的攀岩者之一，雖然初見面很難給人這個聯想。平地上，他那雙長手長腿似乎不太協調，可觀的體能也被外衣給遮住了。然而當他在岩壁上攀登時卻行走自如，像一個平順運轉的攀登機器。馬丁就像是一隻巨大聰明的樹懶，天生就生活在垂直的世界裡。

馬丁與他的妻子瑪姬（Maggie）是我們在湖區家裡的常客，過去我們曾在國內各地一起攀登，卻從未到過阿爾卑斯山脈或更遠的地方。從通布里奇學院畢業後，馬丁進入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University）就讀，之後就擔任老師的工作，利用教職的長假保持一個快樂的業餘登山者的角色。做為一個才華洋溢的登山者，他明顯是非競爭性的，或許因為天分，而懶得去加入英國登山界永無休止的競爭。儘管如此，他在威爾斯與英格蘭等地所開創的新路線，均被視為英國至今最困難、最具挑戰性的路線。他也曾經到訪阿爾卑斯山脈嘗試一些高難度的攀登，完成了一些新路線的首登，以及一些路線的英國人首登紀錄。

尼克截然不同，他並非一個天生的登山者，精瘦而結實，十分的敏感且富競爭性，他驅使自己成為一流的登山者。某些方面而言，他具有戰前中產階級的背景，與一九五三年首登聖母峰之前大部分的英國遠征隊員相似。他曾就讀於東柏恩學院（Eastbourne College），然後就讀於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並成為劍橋大學登山社（Cambridge University Mountaineering Club）的社長。尼克的父親在他學生時代就帶他到阿爾卑斯山脈登山，這是很典型的愛德華皇室傳統，因此尼克對阿爾卑斯登山有很廣博的背景。劍橋時代他曾經參與一支北極地區格陵蘭島的遠征隊，這也是他唯一一次歐陸以外的遠征經驗。

尼克有工程學位，在奈及利亞做了一年的海外志工服務後，進入土木工程領域。雖然他從事傳統正規的工作，然而他盡力投入登山，並試圖將自己的事業往登山靠攏，最後，他捨棄了相當束縛的工程專業，進入了電腦領域。一九六七年他在費蘭蒂（Ferranti）電力工程公司謀得一職，工作地點在曼徹斯特，所以他有很多的機會登山，尼克與他老婆卡蘿琳也是我們在湖區週末的常客。

接下來我們試著找尋第四位隊員，那是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我們曾經一起參與一九六六年冬季愛格峰北壁直登路線（Eiger Direct）的開拓，當時我擔任隨隊的攝影師，攀登到愛格峰北壁四分之三的高度。前一年冬季，我們也曾經一起嘗試德洛提斯峰（Les Droites，四千公尺）北壁的冬季首登，結果卻完成了阿簡提爾針峰（Aiguille d’Argentière，三九○一公尺）北壁的攀登。馬丁與道格爾也很熟，曾一起攀登巴塔哥尼亞的托雷岩塔（Cerro Torre，三一二八公尺），這座山雖然僅高於海平面一萬英尺，卻是世界上最陡峭困難的山峰之一，過去只有一次的攀登紀錄。他們試圖攀登一條稜脊的新路線，卻被技術上的困難與惡劣的天候打敗。

道格爾．哈斯頓無疑是當今英國登山界最傑出的登山者之一，十分的內斂沉默寡言，不易探知他的內心世界；同時他又是一個好夥伴，不論是在山腳下把酒言歡的時刻，或是困頓在半山腰的風雪之際。道格爾的長相十分的精緻淳樸，以現代的語彙來說，可說是一個十分「流行」的人物，完全自我放縱，又是個十足的苦行主義者，一種相當怪異的組合。道格爾曾就讀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待了幾年卻未完成哲學士的學位，離校後在蘇格蘭高地創立了一所登山學校。他所往來的愛丁堡登山人物是一群飲酒作樂反社會分子，專門打群架搞破壞。道格爾也和羅賓．史密斯3一起開創了一些極度困難的路線；而羅賓．史密斯於一九六二年在帕米爾高原喪生以前，他可能是當時英國登山界最有希望的登山者。

道格爾一九六三年攀登了愛格北壁（Eiger，三九七○公尺），然後一九六六年愛格北壁直登，至今仍是阿爾卑斯山脈最困難的路線。約翰．哈林（John Harlin）在瑞士創立國際現代登山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odern Mountaineering），並鼓吹推動愛格北壁直登路線的開拓，卻不幸在攀登途中因繩索斷裂而喪生。道格爾繼約翰．哈林後接任國際現代登山學校的校長。與尼克及馬丁不同，道格爾全力的投入登山事業，夏季在登山學校內指導學員登山技術，其他時間則參與遠征活動，然而，至今他也未曾造訪過喜馬拉雅山脈。

我記得曾經看過一張安娜普納峰南壁的照片，是由吉米．羅伯特（J. O. M. Roberts）中校拍攝送給一位朋友的。吉米．羅伯特中校曾任英國駐加德滿都武官，也是我所參與一九六○年安娜普納二峰（Annapurna II，七九三七公尺）三軍聯合遠征隊的領隊。

我提議：「我們就來爬這座山壁吧！」然而當時我對於這個目標要付出多少代價卻不甚了然，其他人也毫無所悉，但大夥就這樣決定了。有另外一支英國遠征隊也曾經造訪那個山區，攀登的目標是瑪恰普恰峰（Machapuchare，六九九三公尺），它是一座雄偉的雪峰，又名為「魚尾峰」，座落於安娜普納峰南壁正對面。吉米．羅伯特在攀登途中首先看到了南壁。等待吉米．羅伯特回覆我詢問的期間，我先以電話請教了仍定居國內的兩位遠征隊員。第一位是大衛．考克斯（David Cox），他任教於牛津大學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教授現代史，「南壁？我不太記得了，似乎很龐大；對了，有一大堆雪崩從上面沖刷下來，我認為是從雪溝中下來的。」另外一位定居倫敦的會計師羅傑．喬利（Roger Chorley）的看法更為悲觀，「攀登安娜普納峰南壁？」他一副不可思議的語調，「南壁被雪崩毫不間斷的沖刷著。」此時，我已經開始動搖，考慮其他可能的目標。正當此刻，吉米．羅伯特的回信來了：

「安娜普納峰南壁很有挑戰性，比聖母峰更困難，然而運補比較簡單。它確實非常困難，我本人不是一個氧氣迷，但我認為兩萬四千英尺以上的高難度攀登，可能還是需要氧氣吧！」

這封信給我了一絲鼓舞。數日後，我收到了大衛．考克斯寄來南壁的彩色幻燈片。我們把幻燈片投射在房間的牆壁上，投射出六英尺高的照片，反覆的端詳、揣摩，初時頗為興奮，後來卻不寒而慄。

馬丁說：「看，這裡看似有一條路線，但它真是龐大啊！」是的，我從未看過一座山的照片那麼的龐大而陡峭，就像把四個阿爾卑斯山壁疊在一起那般高聳。但那兒確實似有一條路線，非常困難，整條路線上去，一點破綻都沒有。一道蹲伏的雪稜（snow ridge）像一座哥德式教堂的拱壁斜倚著南壁的低處，這是攀登路線的起登點。或許可以沿著這道雪稜山腳下的冰河邊緣蜿蜒繞行，但雪崩的風險有多少呢？拱壁以上是一道冰刃稜線（ice arête），從照片上的距離遠眺，也看得出來那是一道貨真價實的刀稜。我曾經在紐布茲峰（Nuptse，七八六一公尺）看過類似的地形，有些地方在稜脊下方百呎處，就可以從許多孔穴中看穿整個稜線，真是非常可怕，而這道冰刃稜線似乎更恐怖。這道冰刃稜線最後接上了一片冰崖（ice cliff）。

尼克說：「我滿懷疑它是否穩固？」我也有同感，雖然不太有把握，還是試著在畫面上揣摩著一條貫穿冰崖的路線。這片冰崖最後接上了一片大岩階帶（Rock Band）。

「這片岩階帶至少有一千英尺高吧！」

「它的起點海拔究竟有多高？至少是兩萬三千英尺吧！你可以想像嗎，在這個海拔做高難度的岩壁攀登？」

「是的，但看那一道像攤開的書本一般的大岩溝（groove）。」它將這道大岩階帶劈成兩半，一道巨大深長的切口，非常誘人，但毫無疑問，它的難度與高度在這個海拔，從未曾有人嘗試過這樣的挑戰。

這一片岩階帶接上了一個積雪的山肩（snow shoulder），最後通往了山頂。

「這張照片由下往上拍攝，必然壓縮了上部，雪肩距離山頂想必還有一大段高度。」

我試著找出一些一九六○年從安娜普納二峰拍攝的幻燈片，當時我對安娜普納南壁一無所知，一來它距離很遠，再者在那個年代，也不會斗膽考慮這個目標。從安娜普納二峰的角度看過去，岩階帶的頂端約莫在整片山壁四分之三的高度，以上還有三千英尺的高度才接上一道陡峭的雪刃稜線，它的頂端是一道岩脊。

我們敬畏的看著這一片龐然大物，它的高度與困難度，遠超過過去任何被嘗試過的路線。我們將一九六一年我曾經攀登過的紐布茲峰南壁幻燈片重疊投射上去，在龐然的安娜普納南壁面前，紐布茲峰南壁可說只是一個侏儒。

然而，我有信心，只要有恰當的組合，我們有機會可以登上安娜普納南壁。過去的登山歷程冥冥中讓我一步一步的邁向這個目標。我們必須以在愛格北壁直登路線發展出來的技術應用在喜馬拉雅的環境。我曾經攀登過一面喜馬拉雅山壁──紐布茲峰南壁，雖然它比安娜普納南壁的簡捷許多，然而，它可以做為一個比較的量尺。我們未使用氧氣登上了紐布茲峰，因此我有無氧攀登二五八五○英尺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使用氧氣攀登安娜普納二峰，我也有使用氧氣器材的經驗，因此了解使用氧氣對於攀登能力所帶來的巨大的效益。

我曾經著迷於以一支堅強的四人小隊攀登喜馬拉雅山的想法，隊伍越小，越能無拘無束的親近山巒，不需要耗費心力去處理大型遠征隊所帶來的龐雜後勤作業與繁複的人事糾葛。然而，安娜普納南壁的尺度非四人小隊所能，需要更多的人力，我們曾討論是否可以增加到六人，似乎還是力有未殆，最後增加到八名攀登隊員。

接下來的問題是該找哪些人呢？在英國登山界有許多頂尖好手，但我們需要一組人馬，必須擁有高超的冰雪岩攀登能力、堅忍卓絕的毅力，願意犧牲個人的野心以達成團隊的目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相處的默契。第一流的登山好手天性自負，通常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者；某方面而言，最佳的遠征隊員是那種肯吃苦耐勞負重的苦行者；然而，以安娜普納南壁而言，必須要有高比例的頂尖好手能夠在艱鉅的環境下奮戰，當其他人疲憊放慢腳步時，能夠挺身而出，站上第一線持續的克服最困難的挑戰。此外，每一個人在高海拔攀登的表現很難預期，高度適應的速率因人而異，有些人完全無法適應高海拔的攀登。當然最保險的方法是只選用那些過去有高海拔攀登經驗的成員，然而因為尼泊爾與巴基斯坦在六○年代晚期的封山政策，造成一流的阿爾卑斯登山者（Alpinist）普遍缺乏喜馬拉雅山脈高海拔攀登的經驗。在英國不乏曾經參與聖母峰攀登經驗的登山好手，然而，攀登安娜普納南壁是全然不同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