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互文性與當代學術--跨文本詩學論集

作者簡介

張漢良
1945年生，祖籍山東臨清，生於貴州貴陽。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後研究。曾任《中外文學》月刊主編、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並先後任美國馬開大學外文系、捷克查理士大學東亞研究所、希臘雅典大學哲學院、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英文系、語言學系客座教授。現任臺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曾獲中興文藝獎。
專研符號學、語言哲學、文學理論，著作有《現代詩論衡》（1977）、《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1986）、《文學的迷思》（1990）、《符號學與詮釋學》(2000)、《文學的邊界》（2011）、《符號與言談》（2013）、《符號與修辭》（2018），中、外文學術論文200餘篇；編著有《現代詩導讀》（1979）、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1990）、《方法：文學的路》（2000）、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2007）、《符號與記憶》（2015）等書。

書籍目錄

自序
第一輯 哲學文本的詩學化進程
第一章 哲學文本的互文性詩學演化——從《周易》到《二十四品》
第二章 從邏輯命題到詩命題——維根斯坦的七句詩話
第三章 原子運動、偏斜、誤讀——羅馬詩哲陸克瑞提烏斯與現代性
第二輯 符號與詩學：泛符號詩學芻議
第四章 雅格布森的「文學性」與結構詩學——「知識的考掘」
第五章 象似符號與認知詩學
第六章 生態災難與符號詩學
第三輯 詩史、詩辯與詩藝
第七章 「詩的敵人」——綜論讀詩的邏輯謬誤
第八章 伊莉莎白時代朝臣席德尼爵士的《詩辯》
第九章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詩辯〉
第十章 《西方詩學》的死亡與德國浪漫主義詩論
第十一章 象徵主義詩人保羅•魏爾倫的〈詩藝〉
第十二章 麥克雷希的意象主義〈詩藝〉
第四輯 跨文本詩學的實踐
第十三章 藏詩——文藝復興《朝臣之書》的啟示
第十四章 棄詩 ——梵樂希《海濱墓園》導讀
第十五章 病詩——從跨文本的觀點重讀雪萊的〈印度少女之歌〉
第十六章 病詩與詩病——讀歷代詩話剳記之一
第十七章 堂上、齋內、床前的副文本——讀歷代詩話剳記之二
第十八章 黃庭堅的「換骨奪胎法」——讀歷代詩話剳記之三
代跋 蘇文伶 互文性閱讀與比較詩學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二十世紀初「語言學轉向」後，最重要的文學觀念允推「文本」（text），或其更抽象的衍生名詞「文本性」（textuality）。毫不誇張地說，文學之所以能獨立為學科，能安身立命，且與其他學科區隔，正基於其文本性。與文學緣近的學科，如哲學與史學——先哲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特別挑選出來，與詩並列的兩門學問——固然也由文本建構，有賴文本傳授學科知識，但文本對它們的意義截然不同。哲學與史學典籍雖然也要靠語文編碼，但語文編碼的功能充其極是為了傳達訊息，如指涉外物、報導史實、表達或轉述哲理概念、從事非形式的推理......等作用。對文學研究者而言，文本性除了擔任消極的指涉工具之外，還需要反省、推究、論辯文本自身的其他特質，包括文本的虛構性、喻詞語言的各種功能與限制、文本與人本的因果關係、文本與創作和閱讀的傾軋現象、文本與意識型態的張力等議題。就抽象的意義而言，上述議題構成了本書內容的主體。
筆者從一九七ま年代初開始，便專注於廣義的文本研究。半個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全部與文本理論的考察以及文本實踐有關。本書的第一個腳註便交代一九八ま年代中期，為《文訊》月刊主持並撰寫一系列的當代文學理論詞彙的一個案例。在一九八五年六月號的《文訊》十八期上，筆者曾指出當代詩學史上，「文本」意義的轉變。此處簡單覆述如下。現代文學批評史所見證到的文本變形進程可粗分為三個階段。一、 最初指具體的「版本」，版本學（textual criticism）處理版本的探源、考證、校勘。二、形式主義（如美國新批評學派）興起後， 文本不再和作品的物質性掛鉤，而代表「作品意義整體」的抽象概念。作品自成「本體」，而所謂的「文本解析」（textual analysis）則順理成章地從事細膩的語意分析。三、 結構 / 後結構主義者則聲稱文本為符碼結構的系統、某種說話及言談的創造力，或者符號鏡象式的無窮後退，即藝術批評上所謂 “mis en abyme”（「鏡象無窮後退」）。一九六ま年代中期，由朱莉亞•克莉絲特娃等人在巴黎發起的「如是」（Tel Quel）學派視文本為開放、不穩定、自我解構的創造力，某種生產力量的演出場域。同樣的，現代批評史也讓我們看到「文本性」（textuality）與「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乃至與「跨文本性」的易位，以及互文概念的全覆蓋性與普及化。
本書書名的關鍵詞「跨文本」（法 “transtextualité” ，英transtextuality）術語出自當代法國文論家惹內特一九八ま年代的著作。作者融合了文本論同行如克莉斯特娃等人的理論，以及個人前後的類似概念及用語，提出一套涵蓋面更廣大的，關於文本生成的分析工具。這個術語具有明顯的歷史指標性，作者自承其先行者為克莉斯特娃一九六六年提出的“intertextualité”（互文性）。然而，惹內特在處理文類的存亡以及文本間的關係時，為了保存文本分析的工具性和文類的穩定性，相對地保守。他在一系列處理文本各個面向的著作裡，不斷地鑄造新詞，包括廣為人知的「副文本」（le paratexte）（見本書第十七章），最後落實在「元文本」（“l’architexte”） 及「跨文本」 上。「元文本」為個別文本創作與閱讀時的理論指標及參照座標，有「詩學」的意涵，而跨文本則係泛文本的普遍現象。惹內特在強調跨文本關係時，邏輯上必須先假設有文本存在，和至少兩個以上的文本存在，否則關係無從建立。另外他還需要假設這二部文本在時序上有先後，在先的是「潛文本」或「前文本」（hypotexte），它衍生出「顯文本」或「超文本」（hypertexte），覆蓋在前文本之上。推而廣之，「跨文本」質疑、顛覆、取代了從十九世紀開始，統領跨國文學史接近一百年風騷的實證主義影響研究。
本書依主題與研究方向劃分為四輯十八章，都二十五萬字。四輯暫定為：一、 哲學文本的詩學化；二、符號與詩學； 三、詩辯與詩藝； 四、 跨文本詩學的應用。就具體內容而言，筆者聚焦於「現代」（與「前現代」區隔）詩學文本的各個面向與層次。唯一的前現代西方作品是第三章拉丁詩人陸克瑞提烏斯的《物性論》，但筆者參與了後現代諸前賢，如米歇爾•瑟赫（ Michel Serres）和哈洛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對這位極重要的羅馬詩哲的重建工程。走出西方，回顧中國上古、中古詩學和近世詩話文獻（見第一章，第十六、十七、十八章），發掘其間蘊藏的跨文本現象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筆者深信，文學之為學科範疇廣袤，非僅狹義地限於詩、小說、戲曲之創作，文學理論更非作品之賞析、評論或讀後感，忝附創作之驥尾。從一九七ま年初起，文學理論（或較偏鋒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逐漸獨立成科，參與了文學生產與消費的大業。正由於文本扮演著語言全覆蓋的作用，跨文本不僅跨越了文類的籓籬（如第十章所述德國前浪漫派的元詩論），瓦解了學科的畛域（如第二章的邏輯命題過渡到詩命題，第三章的流體力學與人體和詩體律動的互參）。觀察過去幾十年學術的走向，我們發現文本性研究——尤其關於喻詞和敘述這兩方面，甚至反向滲入史學和哲學的言談領域。精神分析與解構論述允稱顯例。
筆者不敢妄自尊大，但各章之表現多係發前人所未發，如第二章維根斯坦的邏輯詩話初探，第四章雅格布森「文學性」名實之辨與知識考古，第六章災難符號研究，第八、九章的兩篇《詩辯》新解，甚至第十四章以「棄詩」論梵樂希創作，無一不為深具獨創性之力作。本書各章論文多為期刊論文結集。除第一章與第六章原以英文寫就，部分發表在《美國符號學研究》（TAJSS）及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的《符號系統研究》（Σημειωτική: Sign System Studies）上之外，其餘各章皆於近十年發表在詩人集資、辛牧擔綱出版的《創世紀》詩刊上。承總編輯辛牧不棄，囑我在篇幅及稿量皆有限的詩刊——或倣英文稱“little magazine” ——上開闢詩學專欄。每期以發表六千字為原則，因此本書收錄的各章字數頗不一致。短者六、七千字， 如第七章、第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章；有萬餘字者，如第三、四、五、八章，或長逾二萬字者，如第二、九、十和第十五章，則係二期或三期連載文稿之合併。長短不拘，文本體系則一以貫之。
讀詩者寡，讀詩論者尤稀。理論性作品一向被冷落，同仁詩刊發行量低，讀者更為有限。在紙本（即「文本」）市場斷崖式急遽下滑的今天，竟蒙《文訊》月刊總編輯暨社長封德屏女士賜助，允諾出版艱深冷僻的詩學論文，復承同仁吳穎萍主任、杜秀卿編座諸位鼎力玉成。筆者銘感至深。此外必須附誌一筆的是書末的「代跋」論文，由早年學棣輔仁大學跨文化博士研究所的蘇文伶教授執筆。蘇博士學養深厚，但一向素處以默，不求聞達。由於大部分論文蘇教授事先曾讀過並多有反饋，筆者乃請其整理心得，附於正文之末，作為本書導讀兼代跋。此處一併致謝。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哲學文本的互文性詩學演化
──從《周易》到《二十四詩品》

一、何謂互文性？
在過去這近一個世紀以來，「互文性」（l’intertextualité）這個術語被不斷地使用與濫用──並非由於這個字眼的新穎，而是由於它本身的歧義。和所有的概念性用語一樣，此字的來源「文本」（text） 經歷了從具體到抽象的一段漫長過程。拉丁文字源和發展出來的隱喻「紡織」暫且不論，這個概念在現代學術界的變形歷史可以由傳統的版本學家、美國新批評學者，以及法國「如是」（Tel Quel）派成員所使用的情形略見端倪。現代文學批評史所見證到的文本變形進程可粗分為三個階段。一、最初指具體的「版本」，版本學（“textual criticism”）處理版本的探源、考證、校勘。二、形式主義（如美國新批評【New Criticism】）興起後， 文本不再和作品的物質性掛鉤，而代表「作品意義整體」的抽象概念。作品自成「本體」（“ontology”），而文本解析（textual analysis）則順理成章地從事細膩的語意分析。三、結構╱後結構主義者則聲稱文本為符碼結構的系統、某種說話及言談的創造力，或者符號鏡象式的無窮倒影。1960年代中期，由朱莉亞．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等人發起的「如是」（Tel Quel）學派視文本為開放、不穩定、自我解構的創造力，某種生產力量的演出場域。同樣的，現代批評史也讓我們看到「文本性」（textuality）與「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 的另一種中譯）──乃至本書關注的「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易位，以及互文概念的全覆蓋性與普及化。
筆者此處無意澄清關於「互文性」的某些通俗化偏見，而企圖聚焦於二種閱讀策略，分別由克莉絲特娃和法裔美籍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麥寇．李法德（Michael [Michel] Riffaterre, 1924-2006）提出。學界普遍認為克莉絲特娃為 “intertextualité” 一詞的原始創議人 。但若干年後，為了匡正互文性和影響的混淆，她強調：「互文性是一種符號系統轉換成另一種或多種符號系統的過程。」李法德去世之前的半個世紀，不斷地重申互文的物質性。因此他把抽象的互文性截肢，變成一個更為具體的「互文本」。他認為系統和系統轉換時應有一可判定的「符號路標」（signpost）作觸媒，他稱之為 “intertext”（互文點）。至於互文是否能透過某些特殊的符號標幟被指明，在此暫不討論。本文將探討的是三件上古及中古文本之間的符號系統轉換現象。這三部文本《易經》、《文心雕龍》、《二十四詩品》性質迥異，但是透過互文得以匯通。
二、三部古典文獻的互文性：從《周易》說起
筆者認為文本是符號啟動「表意作用」【表義作用】（signification），但同時也是表意作用的產物 ，有賴語碼和訊息的互動。然而，符號在符碼結構中的位置與功能如何，必須先獲得語用社會成員的共識，亦即由表意作用移位到話語交流作用（communication）。即使沒有共識存在，人們仍然不斷、不自覺地在使用符號，因而習焉不察。符號的成分遵循「分布」（distributional）原則，但是也可結合（integrate）成階層系統（hierarchy 或global structure）。文本可能會由不同的符碼構成，例如語文的（verbal）與非語文的（non-verbal）。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符碼必然產生複雜的文本內的互文關係。當同樣的結構原則發生在二個、二個以上，或無限的文本內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就是互文性現象。符碼的轉換關係分別存在於「表達層」與「內容層」次上，或者是說，在語法與語意層次上。如本章所用的材料《周易》，就屬於多元文本。筆者將進一步分析從《周易》到《文心雕龍》的符號演化，以及《周易》與《二十四詩品》的符號系統對應關係。這種做法並不代表這三部作品之間有任何歷史的承繼關係。縱然有之，也與本文的立論無關。
我的基本假設是《周易》的「卦」並非是由語文符號系統所構成的 。這個系統權充了惹內特（見前註2）的「源文」（architext）、李法德的互文點，或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詮釋原則」（interpretant）。由於此系統非語文性但高度抽象與變通的特色，因而它能夠接受無窮的語意挹注（semantic investments）。劉勰對「文」、「體」的起源，以及「變」的討論，就是顯例。這種符號系統的轉變，從最早的《易辭》作者開始，一直到今天持續不斷。一旦非語文的「卦」被語文干擾並取代，新的符號系統便會轉換成其他系統。其原因便是語言的音、義雙重表達作用（double articulation），以及文學的第二度規模系統（secondary modelling system）作用，包括文類及形式上的制約 。這種第二階段的符號轉換可由司空圖的《詩品》得到明證。
眾所周知，《周易》不是一本書，而是一些注解的歷史累積，在所謂的儒家經典中，《周易》是唯一運用多重符碼來建構的典籍。就構成訊息（message）的書寫符碼（graphemics）而言，《周易》至少包含了二種截然不同的系統：一、非語文符碼的卦，包括本卦及別卦；二、由語文符碼書寫的「辭」及「傳」。辭與傳可以根據語意╱義作用的不同，而分為不同的範疇。按照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的古典區分，我們可以說第一種非語文系統屬於表達層（expression-level），是語意空虛的（cenemic），即缺乏語義的。第二個系統屬內容層（content-level），是語意充實的（pleremic），有意義的。從空虛系統轉化為充實系統，要透過語文化作用。這種語文化作用，根據洛杭．夏尼（Laurent Jenny）的說法，是一種典型的互文化過程 。

得獎紀錄

本書獲國藝會與台北市文化局贊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