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價值的選擇：以人性面對全球危機，G7央行總裁寫給21世紀公民的價值行動準則

作者簡介

馬克．卡尼（Mark Carney）
現為聯合國氣候行動和融資特使、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召集人；曾任英國、加拿大央行總裁。為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牛津大學博士；擁有豐富的國家金融領導者經驗，是全球金融界的指標性人物。
在擔任國際組織金融高級官員的這段期間，卡尼目睹了公眾對精英、全球化和技術的信心的崩潰，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挑戰，以及氣候變化對全球經濟的驚人威脅。《價值的選擇》是他企圖從人性角度、結合實務與經濟學理論，設想金融解決之道。
2008年金融危機時，卡尼臨危授命，成為加拿大央行總裁，期間，他運用金流改變趨勢，帶領加拿大安然度過金融危機，對銀行採較嚴格的監管、有條件的維持隔拆利率，讓加拿大成為「安全之島」；成功的經驗也讓他成為英國三百年來首位外籍央行總裁，在COVID-19疫情爆發前夕，即預見疫病可能帶來的金融與經濟衝擊，為此擬定應變計劃。
卡尼現階段的任務，是主導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聯盟成員來自四十五國共四百五十多家金融機構，掌控資產超過130兆美元，未來計劃投入100至150兆美元。協助各國在2050年之前達成碳中和的目標，並在業界制定ESG和影響力投資策略。

譯者簡介

陳儀
目前為專業投資公司高階主管，曾任投信基金經理人，實務經驗豐富。譯作有《穩定不穩定的經濟》、《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大債危機》、《物聯網革命》、《索羅斯金融煉金術》與《不公不義的勝利》等，譯著甚豐。

書籍目錄

前言　讓市場回歸真正人性

第一部 市場社會興起
　第一章 何謂價值Ⅰ：客觀價值論
　第二章 何謂價值Ⅱ：主觀價值論
　第三章 貨幣、黃金與法定同意的時代
　第四章 從《大憲章》到現代貨幣
　第五章 貨幣的未來
　第六章 現在，我們對價值的一無所知

第二部 價值 （觀）的三次危機
　第七章 全球金融危機：風雨飄搖的世界
　第八章 打造一個更單純、更安全且更公平的金融體系
　第九章 COVID-19危機：大流行傳染病之始末與應對
　第十章 COVID-19危機：餘波、休養生息與復興
　第十一章　氣候危機
　第十二章　化解迫在眉睫的悲劇

第三部 以人性重建價值
　第十三章 以價值觀為本的領導
　第十四章 企業如何創造價值？
　第十五章 價值與價值觀並重的投資
　第十六章 國家如何為全民創造價值？

結論：謙卑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讓市場回歸真正人性

▎人性自利的極致

車子寂靜地駛穿倫敦金融城（the City），抵達聖米迦勒（St Michael）的洛斯伯利街（Lothbury）時稍候了片刻，待保全人員打開那雄偉的鋼門後，便直接駛入金銀院。我跨步下車，穿越偌大金庫旁的警報門，接著爬上花崗岩階梯。在進入內殿之際，我順手搓了搓黃銅門雕飾獅像的鼻子。向幾位穿著粉紅色夾克的管理員道聲早安後，我沿著眾多前輩的畫像，步入英格蘭銀行總裁辦公室。
眼前這一切的一切，總令人不由得想起英格蘭銀行的悠久歷史以及它亙久不變的使命。英格蘭銀行入口大廳的樣貌，正好和大英帝國首都的風格相互呼應。走廊兩側的馬賽克鑲嵌著羅馬硬幣以及商業之神墨丘利（Mercury）的圖像。鍍金的樓梯井和門前，則有代表傳統的寶藏守護者獅子駐守著。
在這裡，貨幣與價值的象徵處處可見：窗外的桑樹暗示著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製通貨是以桑樹皮製成；墨丘利以他帶著翅膀的頭，俯瞰著莊嚴的董事會議室；而獅頭鷹則像守護神話裡位於地心的黃金堆一般，堅定地守護著這間會議室的出入口。
英格蘭銀行的中心位置確實藏著可觀的黃金。我腳下那九座以三呎厚鋼門與外界隔絕的地窖裡，收藏著總市場價值超過一千八百億美元的五千五百噸黃金。那些黃金約占人類誕生以來的黃金總開採量的五％。
這裡的一切看起來就是那麼的堅固、安全且永恆。然而，這一切只是虛有其表。大英帝國已成為過去，而如今的大英國協也正遭受威脅。永恆只是暫時的，價值不過是一種幻覺。
代表著過往輝煌時代遺跡的黃金，空洞地躺在我們的地窖裡。從前，黃金被用來擔保貨幣的價值，但後來，黃金與貨幣價值之間的連結關係變成一個十字架，在帶來繁榮後，最終導致經濟陷入衰退。金融市場並不是因為黃金看起來光鮮亮麗而重視黃金，而是因為它看似安全。所以，黃金價格總是在金融困境或地緣政治衝突憂慮升高之際飆漲。在那種動盪時期，世人對機構的信任會被他們對原物料商品的信心取代。
金價的波動無時無刻提醒我們，英格蘭銀行的永久性取決於黃金的價值，而那個價值取決於價值觀。

★★★

十二多年來，我有幸擔任七大工業國（G7）的中央銀行總裁（先是加拿大中央銀行總裁，後來是英國中央銀行總裁），這是一份特殊的榮耀，也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在這段時間，我目睹了黃金王國的興起與衰敗。我領導全球各地展開一連串旨在修復當年引爆金融危機的諸多潛在問題的改革，設法導正存在於金融資本主義核心的惡質文化，並開始著手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根本挑戰，以及氣候變遷所引發的生存風險。
每當我好不容易得以從看似已成為日常的危機管理事務中抽身，更深層的相同問題便反覆不斷浮上我的腦海。什麼是價值？價值的基礎是怎麼建立的？是哪些價值觀在支撐著價值？評估價值的行為是否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價值觀，並對我們的選擇造成制約？市場上的評價如何影響人類社會的價值觀？人類狹隘的眼界與淺短的眼光，是否意味我們低估了某些對全體人類福祉攸關重大的事務？
以上就是本書努力試圖探討的疑問。本書將檢視我們的社會將如何走到王爾德（Wilde）的警句所描繪的那個地步——熟知一切事物的價格，但對其價值一無所知。我們對市場的信念愈來愈堅定，甚至將市場視為不可侵犯的真理，最後更從一個市場經濟體系轉變為一個市場社會。本書將探討要如何扭轉這個局面。

★★★

多年前的某個夏天，一群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學術界人士、勞工領袖與慈善工作者，為了討論市場體系的未來而齊聚梵蒂岡；從很多方面來說，本書是對當時他們提出的疑問之一的遲來回應。當時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意外現身，和我們共進午餐，他還分享了一則寓言。他表示：

我們以葡萄酒佐餐，而葡萄酒代表很多事物。它帶著芳香、色澤及豐富的風味，和盤中的餐點相得益彰。葡萄酒也含有能活躍心靈的酒精。總之，葡萄酒豐富了人類的所有感官。
而在這場盛宴結束時，我們將飲用格巴拉酒。格拉巴酒則是單一的事物：酒精。格拉巴酒是蒸餾酒。

他接著說：

人性是多元的——熱情、好奇、理性、利他、有創造力、自私。
但市場則是單一的事物：自利。市場體現了人性自利的極致。

接著，他賦予我們一個挑戰：

你們的任務是將格拉巴酒變回葡萄酒，將市場再度變得真正有人性。
這不是神學。這是現實。這是真理。

本書利用我在民間部門與公共政策方面的經驗，檢視價值與價值觀之間的關係、這兩者如何互相影響、以及它們在互相影響的同時，又如何決定我們的生計、身分認同與可能性。另外，本書也將檢視一旦我們認清這些動態，又要如何將格拉巴酒變回葡萄酒。

▎各章結構

本書分成三部。第一部檢視各種不同的價值概念以及那些概念在政治哲學領域的根源，另外，我也討論了價值在較近代與較狹義的經濟理論及金融實務等方面的根源。
價值觀與價值彼此相關，卻又明顯不同。以最概要的角度來說，價值觀代表行為原則或標準；價值觀是我們對人生重要事務的評斷。價值則是對「某項事物值得多少關注」的看法，也就是某項事物的重要性、財富價值（worth）及實用性（usefulness）。價值與價值觀都是一種評斷，而這就是問題所在。
愈來愈多的事物、行為或人的價值，被視為等同他（它）們的貨幣價值。當我們決定特定物品與勞務可以買賣，就等於決定那些物品與勞務可被視同商品（commodities）來處理。另外，我們也假設（至少也是含蓄地假設），社會的價值觀在這個過程中將維持不變。不過，誠如第一部所說明的，當一切都變得相對，就沒有什麼事是永遠不變的。

第二部將探討二十一世紀最轟動的三場危機：信用危機、新冠病毒危機與氣候危機。
這一部內容會先檢視上述每一場危機的根本導因，再描述當局對那些危機所採取的政策回應。本書主張，綜合分析這些事件後便會發現，其實這些事件都受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危機所驅動，基於這個理由，我們的回應或許可以開始重塑價值觀與價值之間的關係，並作為第三部將說明的個人、企業、投資者與國家之因應策略的基礎。

本書的第三部根據各方對這三場危機的回應，勾勒出幾個共同主題，並歸納出可供各方領導者、企業、投資者與國家參考的行動計劃。要重新打造一份普惠的（inclusive）社會契約，我們必須承認價值觀與信念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長期以來，亞當．斯密（Adam Smith，一七五九年）乃至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一九六○年）等經濟與政治哲學家不斷強調，信念是固有社會資本的一環，它為自由市場提供了社會框架。這三場危機的經驗顯示，一個成功的經濟體端賴以下價值觀與信念來支持：

• 活力：協助創造解決方案與傳遞人類創造力的活力；
• 韌性：在保護社會上最容易受創的族群的同時，讓經濟體較容易從衝擊中復原的韌性；
• 永續性：懷抱長期觀點並將各個世代的誘因協調到一致的永續性；
• 公平性：尤其是為了維護市場的正當性所需的公平性；
• 責任：使個人勇於對自己的行為當責；
• 團結一致：公民體認到對彼此的責任，並懷抱共同的社區與社會意識；以及
• 謙卑：謙卑承認人類知識、領悟力與力量的極限，才能扮演好以改善共同利益為目標的保管人（custodians）。

價值觀就像肌肉，會隨著運動而日益增長。因此，本書接著將闡述如何認可並強化這些能帶來共同利益的根本社會基礎，因為這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

我在民間與公共部門累積的經驗和方濟各教宗的寓言不謀而合。目前社會上的價值觀確實愈來愈取決於市場上的價值。王爾德的警句正在我們的眼前真實上演——我們的生活方式已對人類社會、後代子孫以及我們的地球造成無法估量的代價。
本書將論證，一旦我們體認到這些動態的存在，就有可能重新將格拉巴酒變回葡萄酒，並重新引導市場的價值，讓它再次為人類的價值觀效勞。

文章試閱

第一章　何謂價值Ⅰ：客觀價值論

在COVID-19危機期間，世界各地醫療體系勞工辛勞提供公共服務、無私奉獻與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等非凡價值觀獲得了舉世稱頌。眾人的喝采聲令那些勞工士氣大振，但在此同時，鮮少人記得經濟學家曾冷漠地主張這些勞工的工資（他們的微薄工資通常導致他們不得不花漫長的通勤時間去搭乘高風險的公共運輸工具）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邊際貢獻（marginal contribution）。取而代之的，世人的確一度承認某些價值觀無法被訂價。然而，不出多久，有心人為了制訂封城的退場策略，陸續提出一些針對「人命的價值」和「封城的經濟成本」進行比較的評價分析。
為什麼亞馬遜公司被金融市場評為世界最有價值的企業之一，但亞馬遜雨林那一片巨大地理區的價值，卻沒有出現在任何帳本上？除非它的森林被砍伐殆盡並轉變為農田？有誰算得出在第六次生物大滅絕（Sixth Mass Extinction）中永遠消失的物種究竟有多少價值？為了探討價值是否必需先被訂價後才能被評估，且讓我們先討論價值的概念。
價值與價值觀彼此相關，但又截然不同。最廣義來說，價值觀代表行為原則或標準。價值觀是判斷「生活中什麼事物重要」的標準，價值觀決定了在生活中採取什麼行為最好，或哪些生活方式最好（這個領域的研究稱為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價值觀的例子包括誠信、公平、責任、永續性、尊嚴、理性與熱情。
價值則是對「某項事物值得多少關注」的看法－即那項事物的重要性、財富價值或實用性。Value的動詞則是「認為某人或某物很重要或有益；對某物表達推崇的意見」或「估計某物的貨幣財富價值」。價值並不必然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具體的時間或局面而改變。以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Richard III）為例，他在戰役中絕望地大聲呼喊「馬，給我一匹馬，我願用我的王國換一匹馬。」，另一個例子是民眾在這場大流行傳染病期間賦予基本日常必需品以及醫療業勞工的評價。
這些例子凸顯出一個事實：通常一般人會以相對的方式，來描述一項商品或勞務的經濟價值－即為了換取另一項條件或商品，願意放棄「多少」值得擁有的條件或商品。以貨幣用語來表達時，這就稱為「交易價值」（exchange value）。在經濟學領域，交易價值、使用價值（use value）和內含價值（intrinsic value）之間的區別，經常引發激烈的辯論。
愈來愈多人認為某項事物的貨幣估計值等於它的財富價值，並進而認為那一項財富價值等同於社會價值觀。大致上來說，目前鮮少人質疑經濟學學說當中的價值主觀（即價格）理論（儘管這個理論曾引發很多爭論），因此，這個理論已被商學院視為一個天經地義的道理，社會上對更深層社會價值觀的看法，也經常取決於這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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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對經濟、社會與政治造成的影響，促使一個接一個卓越的思想家提出許多新經濟價值理論。這些人後來就成為一般人所熟知的古典學派（classicist），這個學派的三大巨頭是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與卡爾．馬克思，他們的影響力至今猶存。
古典學派人士聚焦在政治經濟體，他們的經濟學研究屬於社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的方法以市場的發展為核心，並依據當時的巨大社會與技術變遷脈絡，誠實探討經濟成長與價值的分配。那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成長、都會化、工業化與全球化時期，而他們就在那樣的環境中進行研究。當今很多人認為經濟學是一種可自外於那種瞬息萬變的動態的中性技術學科（neutral technical discipline），如果當時的古典學派人士到現在還活著，想必會覺得現代人的上述觀點極度古怪。
亞當．斯密是非常多人公認的經濟學之父，他迄今不朽的影響力證明了他個人學問的力量和廣博精深。舉個例子，我在英格蘭銀行任職期間，我們經常利用他的真知灼見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包括貨幣在加密資產時代的未來，乃至二○○八年金融危機後如何重建金融市場的社會基礎等等。
事實上，亞當．斯密的著作警告，將貨幣和資本畫上等號，以及斷絕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都是錯誤的——如果只選擇性閱讀《國富論》的少數篇幅（儘管那些是公認精彩的內容），就可能犯下那些失誤。這種將亞當．斯密描寫為「自由放任之父」並導致他顯得可笑的行為，嚴重貶損這位最深思熟慮且最寬容的入世哲學家。
貫穿亞當．斯密所有著作的核心概念是：連續不斷的交易是人類所有互動的一部分。他所謂的交易不只是市場上的商品與勞務交易，還包括語言意義的交流，以及道德與社會規範形成過程中的彼此關懷與尊重。人類是群居動物，他們是經由自己的行動以及在所有人類存在的領域中彼此互動的過程來自我養成。

★★★

誠如我們將在後續幾個章節討論的，那些回應啟動了一個從根本改變了價值觀點的流程，包括產出商品或活動的內含價值，乃至消費那些產品或活動的旁觀者眼中的外在價值。漸漸的，我們將商品、活動與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和它們的財富價值劃上等號，並認為那些財富價值等同於社會價值觀。如今，第四次工業革命與新冠肺炎危機正共同導致人類社會發生巨大的結構性轉變，而若無法認清這些價值觀念上的誤謬，可能會對我們解決那些巨大結構性變遷的成果造成深遠的影響。

第二章　何謂價值Ⅱ：主觀價值論

如果情人眼裡出西施，那麼價值是誰說了算？
幾年前，一位神祕買家在一場公開拍賣會上，以四億五千萬美元購買了一幅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後來被發現的基督畫像——《救世主》（Salvator Mundi），他的買價創下了拍賣新記錄。你如何評估一幅遭到嚴重破壞、且整幅作品多半靠修復而來的十五世紀油畫的價值？為什麼一幅勸誡「貧窮的人有福了」的「救世主」肖像（目前是世界首富之一的私人收藏）對整個世界的價值，竟隨著它的稀少價值（scarcity value）被最大化而被掩蓋？
大約就在這場拍賣會之際，藝術家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為了印製屬於他自己的貨幣來拜訪我。他想要以兩千幅幾乎一模一樣的波點畫（paintings of dots）印製他的貨幣，鈔票大小則是八乘十二英吋（而他想在那些鈔票的背面印上不同歌曲的名稱，以作區分）。他打算出售那些畫作╱鈔票，並成立一個專門交易這些畫作的市場。到時候，藝術將存在於交易的過程——那些貨幣將真的具備交易價值！赫斯特的嗅覺確實非常靈敏，他察覺到某個重大的趨勢。就商業操作來說，他絕對堪稱這個時代最成功的藝術家之一，他的藝術具現代價值，也擁有貨幣的價值。事實上，評價行為本身就帶有藝術（以及商業）價值。
至於「只為藝術而藝術」的下場又是如何？COVID-19危機促使成就非凡的泰德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館長法蘭希絲．莫利斯（Frances Morris）有感而發地警告，轟動又賣座的展覽活動固然能讓該博物館得以蓬勃發展，卻可能衍生以下危險：「排擠掉其他同樣重要且寶貴的事物的展覽——例如我們的學習與社會團隊的作品，或是泰德現代藝術館以信託形式，代國家持有的傑出英國與國際藝術收藏品。這些有形與無形資產無法以數字或現金報酬的形式來衡量。」
莫利斯請求，我們應該「賦予我們真正珍視的事物一些特權」，那些事物包括：環境永續性、本地社區、教育與參與。如果她的願景真的實現，將能重新平衡這座超級明星級的博物館（十九世紀工業家亨利．泰德〔Henry Tate〕的遺產之一）的價值觀。在泰德先生的那個時代，有一群經濟學家發起了新古典學派革命， 這個經濟學派對價值與價值觀的影響，正是導致當前的泰德現代藝術館為了將藝術「作為一個社會空間而非市集」 而陷入苦戰的原因之一。
當時，新古典學派人士發起一場顛覆價值理論的革命，這場革命絲毫不亞於科學領域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注：指地球中心論被扭轉為太陽中心論）。哥白尼將天文學的軸心由地球轉移至太陽，而新古典學派人士則將價值理論的軸心，從客觀的生產要素轉移到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感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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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觀價值方法占有主導地位、且大眾普遍忽視這個方法的極限與影響力的情況下，許多不同的後果就此衍生。這些後果可分為四大類：市場失靈、人類缺陷、國家福利以及市場情緒理論（theory of market sentiments）。
市場失靈。所有經濟理論都以許多假設為基礎，而且，許多經濟理論的結論都只有在非常特定的環境下才會成立，但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謂「當權的瘋子」通常不了解這個道理。主觀價值理論也一樣。誠如我們已討論的，主觀價值理論骨子裡假設我們活在一個完全競爭、商品財貨與完全市場的理想化世界，且假設這個世界的消費者個個都是理性的主體。但市場上的現實可能意味這些假設在很多狀況下根本不成立，而這可能會造成私人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齟齬。
人類缺陷。儘管主觀價值模型裡的消費者總是理性且具前瞻性的，但行為科學（behavioural science）已用實例證明了我們在制定決策時常顯露的很多缺陷。以白話來說，這些缺陷是指：即使有新的資訊顯示我們過去的決策是錯誤的，我們還是傾向支持那些過往的決策；另外，我們傾向認為容易想到的例子比實際上更常見；以及我們沒耐性到荒謬的地步。
根據這個脈絡，請務必記得：主觀價值只專屬於特定的時間與情境。炎夏午後的冰淇淋比嚴冬清晨的冰淇淋更有價值。水是沙漠裡的必需品，而在大流行傳染病肆虐期間，醫療業員工、通風設備與檢驗量能也是必須的。如果我們的折現率很高（也就是說我們對重視當下的程度遠甚於對未來的重視），那麼，我們就較不可能在今天進行可降低明日風險的必要投資。在不確定性環伺下尤其如此，因為在那樣的時刻，我們無法精準預見那些風險的時機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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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章節將會探討，當我們改變評估價值的方式、擴大並延伸價格系統，並將整個系統預設為市場經濟體，會不會也導致我們的價值觀改變？或者以價值理論的語言來說，在主觀主義取得支配力量的情況下，內在價值是否會遭到腐蝕？個中的矛盾在於，效率市場需要諸如信任、公平與誠信等情緒才能正常運作。不管主觀價值理論的較廣義優點是什麼，若允許它掌握支配力量，有可能會將道德情操轉化為市場情緒，並埋下導致主觀價值崩壞的種子。
為了探討這些議題，且讓我們轉向我們這個時代衡量價值的標準：貨幣。

第四章 從《大憲章》到現代貨幣

現代貨幣並不受黃金、土地或其他「實體」資產擔保。現代貨幣完全取決於信心，包括對以下事項的信心：

• 民眾相信他們使用的銀行鈔券是真鈔而非假鈔；
• 貨幣能保值，所以，它的價值不會因高通膨而被侵蝕；
• 債務的負擔不會大幅飆升，因為物價與工資會在通貨緊縮時期降低。
• 存在銀行的貨幣與繳納給保險公司的貨幣是安全的，所以，就算經濟陷入蕭條、爆發金融危機或大流行傳染病，那些貨幣也不會消失。

民眾希望對貨幣有信心，唯有如此，他們才有時間煩惱更重要的事，例如為了買新房子而儲蓄、為子女籌措教育費，或確保個人的退休生活等等。
但要維護對貨幣的信心，不僅需要健全的機構，還得爭取到廣泛的大眾認同。那一股信心有可能會因為任何突如其來或令人失望的發展而有所動搖，像是發生銀行倒閉案件、激烈起伏的高通貨膨脹、假鈔、公共主管機關（包括中央銀行）的作業失靈等。另外，神祕與不坦率的態度也會傷害信心。
現代貨幣受中央銀行的行動所擔保，而不是受存放在中央銀行的黃金所擔保。要維護外界對公共貨幣的信心，最禁得起考驗、最受信任且最健全的方法，就是要有一家獨立超然的中央銀行。事實證明，中央銀行是以健全通貨來捍衛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利益的最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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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央銀行總裁，我早就領悟到，中央銀行或許有效率，但絕不討喜。從我擔任加拿大中央銀行總裁的第一個春天開始，我就注意到，每四十五分鐘就會有一輛遊覽車駛過我的窗外。車上的導遊總是會說：「那是加拿大中央銀行——它坐擁世界上第二多的黃金準備。」每次聽到導遊的這番介紹，我都會想：「並沒有喔，我們早在一九九○年代就把黃金賣掉了。」多次聽到這類的介紹後，我心想，我最好把事情交代清楚，以免哪天愈來愈多加拿大人站出來質疑為何那些黃金會在我的任期內全部「消失」。
於是，我請一位同事打電話給那一家遊覽公司，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貨幣並不是受黃金擔保，而是受「加拿大中央銀行獨立超然執行貨幣政策以實現穩定且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的行為」所支持。從那一天起，我再也沒有聽到遊覽車駛過我窗外的聲音。再怎麼深思熟慮的技術官僚決策，都不會擁有黃金那樣的魅惑力，即使那類決策比黃金更彌足珍貴。
中央銀行有兩個廣泛的目標，這兩個目標對貨幣的價值都非常重要：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

第九章　COVID-19危機：大流行傳染病始末與應對

世界各地多數政府在應對這場疫情時，都是以衛生緊急事件優先，接下來才試著解決因此而產生的經濟後果。這一開始導致經濟活動嚴重衰減、失業大增，金融價值也普遍遭到破壞。而隨著時間持續向前推進，在衛生與經濟優先考量之間進行明確取捨的壓力也變得愈來愈大，設定共同宗旨的重要性也變得更顯而易見。
當時各方最憂慮的主要經濟問題並不是短期內的經濟衰退深度，而是經濟體系生產產能和公民生活能獲得多大程度的維護。那些目標說明了為何各國中央銀行與政府會啟動一系列空前的措施，期許能順利度過這個巨大——但最終來說屬於短暫的——衝擊，包括幫忙承受被強迫休假的勞工的部分薪資、為個人與中小企業提供現金移轉（transfer），以及向大型企業提供緊急貸款等。

★★★

政府需要擁有必要的能力，也就是政府職能。政府職能可分為三大組成要素：

1. 法律職能，指政府擬定監理規定、強制執行契約與保護財產權的能力；
2. 集體職能，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以及
3. 財政職能，指政府課稅與支出的能力。

當然，這些職能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發展為大政府，而是要發展為配備必要職能來實現各項社會目標的聰明政府。民眾必需對「政府資源應使用到哪些長期優先考量」的問題達成共識（要達成這樣的共識，政府必需具備凝聚力，而社會則必需能就政府與公民之責任進行有效率的意見交流），才較可能建立高效率政府職能。
政府針對細菌、病毒以及其他病原體展開的「軍備競賽」，緣起於政府作為保護者的傳統概念，這也促成了政府職責與職能逐漸擴大的結果。就這個脈絡而言，未能保護公民的政府就是未能履行其首要職責的政府。
不過，將那樣的失敗歸咎於作為一個抽象概念的政府是錯誤的。保護不夠充分是政府的決策模式（例如政治人物固有的短視）造成的嗎？或者那是路徑依賴的結果（即最初的失敗導致信心流失與不服從，結果導致問題惡化）？大流行傳染病應對表現更根深蒂固到什麼程度了（這是我們透過政府來表達我們珍視的事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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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世界大流行傳染病整備日益不足問題所需要的投資並不多。世界銀行在二○一九年估計，中低所得國家平均每人只需要花費不到兩美元，就能改善國際衛生條例中所規定的核心量能。二○一六年的一次委員會建議將每年的全球大流行傳染病整備支出提高四十五億美元，並建議將其中四分之三用來升級國家量能，剩下的多半用在感染性疾病的發現與應對等的研究與開發。
事後回顧，改善大流行傳染病整備的成本是輕易可負擔的，而且，那些成本和這場危機的代價比起來，根本可說是微不足道。即使將當初建議的年度大流行傳染病整備投資金額提高一倍，那個金額也只相當於因這一次應對措施不夠充分而造成的一日全球經濟產出損失。總之，政府有職能，卻未能善用這項職能來履行他們的職責。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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