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從MIT到中國製造：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

作者簡介

任雪麗（Shelley Rigger）
美國政府東亞安全事務顧問，著名臺海問題專家，北卡羅萊納州戴維森學院東亞政治學榮譽教授，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曾為國立政治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訪問學者，進行臺灣研究長達四十年，先前已出版兩本關於臺灣政治及兩岸關係的專書及多篇論文。其著作《臺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文字深入淺出，備受讀者讚譽。

書籍目錄

序：雨傘之王
誌謝
第一章 紅色中國如何成為「世界工廠」
第二章 臺灣的「經濟奇蹟」
第三章 「第二春」：臺灣傳產發現中國大陸
第四章 從中小企業到代工生產：臺灣進入全球製造業網絡
第五章 一九九○年代：從做雨傘到做iPhone
第六章 紅色供應鏈崛起
第七章 「借船出海」：臺灣商業模式在中國
第八章 買得起的奢華：臺灣味改變中國胃（及其他）
第九章 商業之外：臺灣人如何重塑中國社會
第十章 一個時代結束了？
注釋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江懷哲｜《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作者，於科技業擔任策略顧問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洪紹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美國臺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各界讚譽】
▲ 在這本書之前，臺灣對於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貢獻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關注。以兩國之間經濟合作為題的研究，關注的泰半是合作背後的政治意涵，探討兩個經濟體的整合是否會縮小彼此的政治分歧，最終導向統一。任雪麗在她的新書裡主張：一度落後、神祕莫測、孤立於世的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主要的原因就是臺灣……。本書描述了臺灣與中國之間經濟關係的發展，並探討臺灣企業及其員工如何徹底轉變中國的商業習慣。本書也進一步探究這種轉變可能影響了中國消費者在宗教、流行文化乃至法律方面的行為。推薦一般讀者與大學新鮮人。
──Choice

▲ 洞若觀火的研究。無論是學生還是學者，但凡想瞭解臺灣經濟奇蹟與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火車頭的角色有何關係的人，讀完就會醍醐灌頂。
──李駿怡，歐洲臺灣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 從做雨傘到做iPhone，任雪麗宏觀說明臺商如何在過去四十年間深深改變了中國。臺商改變了商品在中國如何生產、何處生產、生產何物，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甚至大大影響中國流行歌。《從MIT到中國製造》軼聞處處，趣意盎然，全面敘述了臺商對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轉變的多面影響。
──傅道格（Douglas B. Fuller），香港城市大學

▲ 《從MIT到中國製造》爬梳了過去數十年兩岸經濟整合的發展。作者大力主張，臺灣的關鍵影響不僅把中國帶入全球供應鏈網路，甚至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任雪麗的受訪者形形色色，為讀者帶來第一手的資訊。本書問世的時間點可謂恰到好處，臺灣與中國之間的經濟紐帶即將經歷劇變，任雪麗在兩岸政治經濟局勢一觸即發時，為學界提供展望未來所需的扎實背景知識。合理的分析與詮釋，加上穿插於學術論證之間的真實故事，讓全書讀來饒富趣味。
──《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 美國學人任雪麗的《從MIT到中國製造》，堪稱一部簡明臺海商業史……將兩岸商業與文化關係的歷史穿針引線，趣味橫生，值得推薦。
──《台北時報》（Taipei Times）

序：雨傘之王
　　　　或許你知道，你的iPhone、筆記型電腦與慢跑鞋，有八成是由總部設在臺灣的公司所生產。假如你有在關注國際商業新聞，說不定還聽過生產這些產品的公司，例如富士康、廣達、裕元。但是，除非你在沙漠過一輩子，不然你八成會擁有一項產品，而生產它的公司你卻八成沒有聽過：福太洋傘工廠。福太不具備高科技公司的知名度和魅力，但人人幾乎都少不了雨傘這種尋常之物，而福太生產非常多雨傘──全世界第一多。
　　一九二六年，福太創辦人陳添福在一戶農家出生。當時的臺灣仍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他的人生故事既非凡、又平凡。他的成就不同凡響，但他的個人生命歷程，同時也是過去數十年來他的國家所走道路的忠實寫照。講述陳添福的故事，有助於說明臺灣經濟發展的軌跡──從農業到工業，從出口製造業到海外投資（投資標的多半在中國）。陳添福抓準機會起家興業，而這些機會是由一系列的政府政策與市場潮流所造就，因此陳添福的故事也能讓我們對臺灣的政策制定者，以及臺灣經濟發展所處的全球經濟情勢有更多瞭解。
　　陳添福創業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沒幾年。當時他本在一家水果貿易行擔任出口經理，公司業務很簡單：臺灣農民為日本消費者種植香蕉與鳳梨。農產出口業最難的環節在於製作鳳梨罐頭，以及確保香蕉在還沒爛掉前就送到當地。難歸難，對臺灣果農來說，那仍是個黃金時代；一九五○年代的臺灣島是著名的香蕉王國，甚至還有一位「香蕉大王」：商人陳查某。臺灣政府鼓勵農產貿易。農業是臺灣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所在，出口則能帶來亟需的外匯。
　　儘管那時還只是個年輕人，陳添福卻已深信兩個道理：「永遠早一步」和「把目標放在長久財，而非機會財」。據臺灣《商業周刊》人物特寫報導，陳添福認為香蕉市場馬上就會飽和，於是早在一九五一年便著手尋找事業新天地，要從競爭激烈、利潤微薄的香蕉王國中脫身。
　　一九五三年，陳添福拿出自己的存款，一千三百美元，在臺北開了一間製傘工廠。起初，他把香蕉銷往日本，換購日本生產的傘架；當年的日本是首屈一指的雨傘出口國。一九五三年，陳添福與九名員工胼手胝足，用日製傘架與傘布，每個月組裝出六千把雨傘。在《商業周刊》專訪中，陳添福回憶起香蕉大王笑他傻：「大家為的是賺香蕉錢，所以可以買雨傘賠錢（原報導編按：日本為平衡逆差，因此要求臺灣必須購買日本工業品，傘材也是選項之一），那你〔卻〕要來做雨傘工廠？」
　　在一九五○年代早期轉往製造業，是一步險棋。當時臺灣政府嚴格控制產業轉型，對於進口零組件課徵高關稅，包括陳添福需要的傘架。但陳添福知道，賣香蕉之類的生意（以及賣米、糖的生意），都正在創造一種對消費商品的需求，所以他決定不等市場成熟，要比別人早一步布局。數世紀以來，臺灣人拿的都是紙傘，而尼龍傘面與鋼骨堪稱邁進一大步。紙傘雖然漂亮，但綁竹工法與油紙傘面讓紙傘既昂貴又沉重，而且面對暴雨還不太可靠。臺灣屬熱帶氣候（臺北全年雨日超過一百八十天），耐用、價廉、質輕的尼龍傘成為大受歡迎的創新產品。
　　福太的發跡史堪稱進口替代的經典故事。豐沛的廉價勞動力（包括親力親為的陳添福）彌補了公司的低技術水準與低資本投入。憑藉最基礎的技術與進口零組件，陳添福設法生產出臺灣消費者可接受價格的量產雨傘，進而累積出資本可以再投入自家事業。
　　他也確實投入更多資金。沒幾年後，他就開始進口未加工鐵管，製造自用零組件，這不僅提升了福太的附加價值與技術水準，也為他帶來低關稅稅率，因為他進口的不再是工業零組件。漸漸的，福太從簡單的組裝，轉向挑戰多樣且複雜的製程，包括鋼鐵材料製造和電鍍、用塑膠模具製作傘的握把、尼龍傘面印刷，以及雨傘的設計。
　　後來果真如陳添福的生意經所料，不久別人也看到製傘潛力，新的供應商迅速進入市場。政府開始支持製造業，先以國內消費為主，後來轉為出口導向，一間間小工廠在島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陳添福回想當年臺灣出口製造業蓬勃發展的高峰，人人都把「客廳就是工廠」這句口號掛在嘴邊。農民利用農閒時間投入，成為產業的下游基礎，製作包括雨傘在內等各種消費商品。
　　臺灣從香蕉王國搖身變成雨傘王國（還有玩具王國、拖鞋王國、廉價塑膠製品王國……），陳添福的投資也有了回報。福太生意蒸蒸日上，在臺北市郊五股蓋了一處廠區，每年將原物料改頭換面成三百多萬把雨傘完成品，同時另外再生產組裝六百五十萬把雨傘需要的傘架，賣給臺灣與國外的其他組裝廠。福太持續保持業界領先地位，因為它已站穩腳步，在技術上也占優勢。《商業周刊》的報導說，陳添福為其他小供應商供應零組件，從而化競爭者為顧客。
　　顛峰時期的臺灣製傘業稱霸了全球市場。八十家公司經營超過三百間工廠，供應美國與西歐三分之二的雨傘進口。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雨傘量產市場的供應商幾乎全在臺灣，連日本也難敵；明明二十年前，日本還在為臺灣的新興產業提供零組件，此時卻幾乎只生產高級雨傘。
　　福太投身進口替代工業，為本地市場生產雨傘，而後轉型為出口導向產業。福泰也投入了代工生產（contract manufacturing）：臺灣經濟發展路線的另一項關鍵要素。一九七○年代中期，福太總產能有四分之一是提供給一間美國公司，亦即總部位於俄亥俄州洛弗蘭（Loveland）的Totes Inc.。
　　在美國成立、行銷品牌的前景望之令人生畏，但掛著Totes的品牌販售，讓福太得以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產品開發與優良製造，而非品牌經營與行銷。代工生產是臺灣實業公司的共同戰略，今昔皆然。但福太投入研發的資源卻超乎尋常。這家公司擁有數百項雨傘製造新技術專利，更開發出最早的自動開合傘與其他眾多創新。陳添福的兒子告訴《商業周刊》：「我最佩服父親的就是他不斷研發的精神。」
　　代工生產有其優點，但利潤微薄。一個產品中的品牌相關價值泰半累積在品牌所有者身上，代工生產商幾乎隨時可以替換，導致後者在議價能力上居於劣勢。對於臺灣廠商（以及日本國內其他成功的代工生產商）而言，品質與可靠（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互信關係與穩定管理）是吸引顧客不斷回頭的關鍵。儘管代工生產一直是福太經營模式的重要一環，福太最後還是在海外成立了子公司，銷售自有品牌商品。福太創立的第一批品牌於一九九一年進入美國市場。此後福太的產品除了經由貼牌製造模式在美販售之外，也掛上「Rainkist」、「Leighton」與「Tina T」等自家商標在美上市。
　　低廉的勞力成本使臺灣出口製造業得以一飛衝天，但飛速成長也導致工資水漲船高。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一年間，臺灣人均收入成長至原來的兩倍以上，而後又在三年間翻了一倍。光是一九七三年，薪資水準就成長了五○％。永遠早一步的陳添福料中了局面發展，他很早就開始多角經營，確保福太事業單位能在新興產業中，以及更有價值的消費製造業中占有一席之地。
　　為此，福太將公司析產分立（包括與日本廠商合資的公司在內），分拆為專研各個製程環節的多家子公司。這些子公司隨後也發展出其他產線，從速克達皮帶、熱導管到鋁質電容外皮，各式各樣。福太的關係企業在上述個別產業領域中均握有相當大的市占率，若不是位居產業第一，至少也名列前茅。這些子公司也把技術帶回福太，例如協助福太將鋁應用到雨傘設計中。
　　一九八○年代初期，臺灣的雨傘霸主地位不再，此時工資上漲迫使福太往島外尋找製造業契機。一九八二年，福太在哥斯大黎加與印度開設工廠。一九九○年，福太也搭上了本書將探討的那股潮流──在中國設廠生產。今天，福太及其子公司在廈門與蘇州生產雨傘、金屬製品，以及木製與塑膠零組件。控管、支撐整個事業群的則是位於臺北的一間銷售辦公室和設在香港的一家投資集團。臺灣區製傘工業同業公會總幹事在二○○八年表示：「它（福太）的地位沒有人能夠撼動，是整個產業的頭頭，包含大陸。」
　　從農業、國內消費製造業、出口製造業、多角經營到外商直接投資，福太走過了臺灣經濟發展旅途中的每一站。一九九○年代，「雨傘之王」陳添福努力為其事業注入新生機，在把勞力密集的生產轉移到工資低廉的中國之同時，也持續開拓客群及開發新產品。憑藉「永遠早一步」和「目標放在長久財」，陳添福在一九五三年創辦的福太洋傘永遠領先競爭者，而陳添福也如《商業周刊》所說，「不論晴雨，一直在為臺灣製傘這個行業在撐傘。」其實，陳添福不只打造了臺灣的製傘業，他也是「中國興起成為世界工廠」這股力量更大、影響更深浪潮的弄潮者之一。本書要探討的就是這股浪潮：數以千計的臺灣企業家如何建立事業，同時在過程中改造了中國經濟乃至於全球經濟的樣貌。

文章試閱

第五章 一九九○年代：從做雨傘到做iPhone
【臺灣電子業崛起】
無論是李登輝還是陳水扁，其實都不太擔心夕陽產業轉往中國。到了二○○○年，情況已然相當清楚：臺灣的傳統製造業者如果還留在臺灣，絕不可能像現在在中國這樣，欣欣向榮。兩人之所以不介意看到傳統製造業從臺灣消失出走，還有另一個原因：臺灣的經濟組成已在一九九○年代發生鉅變；不再由低技術的代工生產所主導，而是成為高科技火車頭。二○○○年時，臺灣擔心會流失到中國的企業，並非做玩具與做雨傘的企業，而是生產積體電路（IC）與電腦硬體的企業──臺灣政府對這兩項產業投入了龐大的資源。臺灣產業結構的改變，是李登輝與陳水扁試圖減緩製造業湧向中國發展的重要動機。
　　臺灣的高科技革命醞釀了數十年。一九六○年代，外國投資人開始把收音機、電視與小電器外包給臺灣企業生產。一九七○年代，臺灣政府設立以扶持高科技產業為宗旨的機構。一九八○年代，政府高層專注強化臺灣科技力量與創新能力。臺灣政府以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傳統與公私合作為基礎，協助私人企業成為各種高科技產品的供應商，從半導體、主機板到筆記型電腦一應俱全。即使臺灣傳統製造業往海峽彼岸蜂擁而去，資訊科技革命仍持續為根留臺灣的製造業者創造新機會。一九九○年代，電子與資訊科技（IT）產品所占的臺灣出口份額成長將近兩倍，從一一％提升到二一％。
臺灣電子業包括兩大領域。兩者發展大致同時並進，但其發展軌跡無論在臺灣還是在中國，都有相當的差距。從事專業電子代工服務（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簡稱EMS）的公司，是專門為品牌公司打造、組裝電子零組件與裝置。臺灣的電子代工領域包括舉世聞名的鴻海（在中國稱「富士康」，以下將視文章脈絡轉換使用）與宏?等公司，但從許多角度來看，它們都是臺灣傳統製造業在資訊科技時代的延伸。臺灣的另一塊高科技領域，則是專注在製作電子裝置的腦細胞，也就是半導體與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簡稱IC）。對於臺灣經濟乃至於全球經濟而言，這類企業（包括生產全球半數以上半導體的台積電在內）是全新的經濟現象。
　電子代工企業鴻海，是所有臺灣企業中媒體關注度最高的──正面或負面新聞皆有。正面的報導主要著重在公司驚人的成長，以及它作為蘋果與其他知名電子裝置品牌關鍵供應商的戰略地位（二○一二年，摩根史坦利むMorgan Stanleyめ估計蘋果的產品有六五％由鴻海代工）；二○二○年，鴻海占全球消費性電子產能約四○％。負面報導則起源於二○一○年的自殺潮：當時，深圳的巨型廠區「富士康城」至少有十四名工人跳樓自殺。
　　當年，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私人雇主（一直到二○二○年都還是如此），有一百多萬名工人，也是全球最大電子裝置供應商。這間公司占了中國出口總額的將近四％。 富士康的爆炸性成長，靠的是一條條流水生產線，生產線上的工人白天索然無味地勞動，晚上則在廠區內的宿舍消磨時間。接連發生的多起自殺事件，讓勞權人士警覺到廠區惡劣的環境，甚至有一名《連線》（Wired）雜誌的記者自忖：「我這支iPhone是不是害死了十七條人命？」
　　富士康深圳廠的環境在許多美國人眼中相當苛刻，但幫公司緩頰的人則指出，廠區的條件已比一大堆中國工廠好得多。外人覺得封閉桎梏的食堂與宿舍，其實是為了讓富士康工人（許多人從很遠的地方來為公司工作）能在工作地點附近找到安心、可負擔的食物與住宿。工時雖長，但很多工人渴望靠加班額外掙錢。一年十四起自殺看起來好像很多，但出事的廠房僱用約三十萬勞工，算下來的自殺率比中國全國平均還低。
　為回應非政府組織（NGO）與消費者的施壓，蘋果與富士康提出改革計畫，旨在改善勞動條件，但兩家公司依舊被勞權組織緊盯不放。二○一九年，總部設於紐約的監督機構「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發表報告，稱富士康鄭州iPhone廠違反中國勞動法。蘋果否認報告中的諸多說法，但蘋果與富士康也承認有若干違法情形。從指控本身可以看出，外部壓力對於改善富士康勞動待遇確實有效：二○一九年報告主要的指控並非公司導致工人自殺，而是富士康有太多臨時工，付的加班費又太少。兩家企業巨擘迅速回應，承諾改善這些問題，顯見它們對這種批評有多敏感。
　　對於自己的公司因為自殺潮而家喻戶曉，富士康（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想必不好受。但如同前面提到那位深刻反省的《連線》雜誌記者所說，到了二○一○年，富士康已成為「全球化的鉅富化身，並且切身感受到國際目光嚴格審視的壓力。」對大多數國際觀察家而言，富士康是高科技經濟付諸實踐的見真章之地，若要在這裡達到市場對最新電子產品的需求，就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無名中國工人要辛苦加班。但對臺灣人來說，富士康的國際能見度卻有不同意義，既是一段功成名就的故事，也是一段警世寓言，提醒人們就連在中國最成功的臺灣公司，也免不了哪些風險與危機。
　　由於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的關係，臺灣公司在一九六○年代首次獲得製造電子產品的經驗。臺灣人在外資與合資工廠中工作，學會如何組裝收音機、電視、計算機等裝置。臺灣人對微型化（miniaturization）與視聽播放設備的精通，使他們可以駕輕就熟地製造電子遊戲機、顯示器與個人電腦等次世代電子裝置。儘管外資在臺灣電子業早期階段舉足輕重，但由於進入市場的成本並不需要太高，因此到了一九八○年代之初，臺灣私人資本已將電子業推向臺灣出口領域的頂端。
　　專業電子代工服務（EMS）在生產模式上與臺灣傳統製造業的做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電子代工公司為外國品牌做代工，生產方式跟傳產製造業者差異不大。傳產製造業者強調提高效率、減少成本，所利用的供應網絡廠區位置接近，如此一來個別企業就能專擅特定任務，確保零組件順利運交至最終組裝──這種模式相當適合現代電子業模組化的特性。跟製作跑鞋的代工廠一樣，臺灣電子裝置製造商同樣是利用分拆的生產網絡來維持靈活度，以跟上市場瞬息萬變的腳步。另外，也跟Nike、Totes、美泰兒一樣，資訊科技（IT）品牌同樣必須要有可以信賴的供應商，能在短促的製程週期內，生產出高品質的商品，同時守住專利情報。臺灣企業再次不辱使命。
　　而臺灣高科技製造業者之所以往中國發展，原因也跟傳統製造業者並無二致：需要降低成本。第一波業者生產的是低附加價值的產品，例如滑鼠、鍵盤與主機殼。接著，電源供應器與掃描器業者在一九九○年代中期轉往中國，過幾年則是主機板與桌上型螢幕業者。等到臺灣政府在網路泡沫化之後放寬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資限制時，筆記型電腦商也開始把組裝工作轉往中國。一九九二年時，臺灣電腦硬體製造商有九○％的產出是在本土生產；三年後，數字落到七○％，中國占的份額則在上升。
　　情況與傳統製造業相同，一旦勞力密集的組裝工作轉往境外，靠近供應鏈上游的企業也會隨著組裝廠前往中國。希望貼近顧客群的這份需求擋都擋不住。經濟學家鍾琴在一九九七年發表的論文中提到（此時臺灣電子裝置製造商開始遷往中國才五年左右），「從這股外商直接投資（FDI）源源不絕注入中國的趨向來看，臺灣的資本、管理手法及專業代工（OEM）聲譽，與中國土地、勞力之間的密切生產合作，似乎已是無法逆轉的未來趨勢。」 鍾琴說，此一趨勢讓臺灣個人電腦（PC）產業面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的經歷，是典型臺灣中小企業的成功故事──內含轉型為高科技業的曲折情節。郭台銘生於一九五○年，在二十四歲那年以七千五百美元為創業基金成立鴻海，員工不多。他就像眾多臺灣中小企業老闆一樣，以塑膠射出成型起家。郭台銘雄心勃勃，頭腦聰明，更是個優秀的業務人才。一九七○年代初期，他發展出一項專長，專門替電器製作塑膠旋鈕。他供應零組件給電子遊戲機廠商雅達利（Atari），並且透過一次為期十一個月、堪稱傳奇的美國業務之旅，將許多美國電子公司納入客戶群。郭台銘帶領公司經歷一段驚人的成長期：從一九九五到二○一○年，除去其中四年，鴻海銷售額年年成長超過三○％。
　　一九九一年，郭台銘為了增資擴大在中國的營運，於是在臺灣證券交易所將鴻海上市。他選擇在廣東省新興城鎮深圳附近的村子成立中國總部，以富士康（Foxconn）作為商標名稱。郭台銘在中國的廠區推動製程改良，以效率極大化和大幅削減成本為目標。富士康以巨型廠房中的垂直整合製程聞名於世，在廠區內將最初階的元件（郭台銘仍在做塑膠模具生意）與模組化零組件結合──有些零組件也是富士康自己生產的，有些由其他企業提供。
　　「富士康」這個名字，讓人腦海裡浮現年輕婦女站在永無休止的生產線旁焊接iPhones（這種情況的確存在），富士康不光是二十一世紀版的血汗工廠，這家公司也從事大量的研發工作，廠內僱用優秀嫻熟的工具匠與工程師，不斷調整、精進製程。二○一四年，在全球各家公司當中，富士康是美國專利數排行榜上的第十八名（也是當時臺灣第一，後來台積電在二○一七年超車，成為臺灣排名第一的專利申請者）。郭台銘從事高科技製造業的方法成果豐碩又兼具原創性，《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甚至將他譽為「亨利．福特再世」。
　　富士康站上了電子裝置製造業的頂峰。二○一六年初，郭台銘以六十多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夏普（Sharp）──夏普是日本一家龐大但經營困難的電子製造業者。這項收購是歷史上外資收購日本科技公司最大的交易，顯示了郭台銘的自信與霸氣。這項交易也幫助富士康，鞏固身為蘋果第一大供應商的地位。郭台銘收購夏普的目標之一，在於提升富士康產品的多樣性，同時自主生產更多零組件──假如要打造附加價值、提升利潤，自主生產是不得不然的一步。夏普在電子顯示科技方面有一日之長，這樣的收購標的有助於富士康建立智慧財產。收購之後，夏普從年復一年的疲軟表現恢復獲利，其他臺灣企業也從中得到啟發，開始考慮併購日本公司。
　　郭台銘同他的傳產前輩一樣，深諳以代工生產獲取最大盈利之道。過程中，他憑藉提供優秀的服務與附加可觀的價值，從而對客戶握有一定影響力。蘋果若想大規模推出新產品，同時絕不影響品質，並保持成本競爭力，就必須仰賴富士康。不過，儘管富士康是業界翹楚，其淨利潤卻很低；富士康的優異表現為蘋果帶來大筆財富，帶給自己的進帳卻遠不及此。二○○八年，蘋果淨利率為二○％，更在二○一二年提升到三○％。同時間的富士康，淨利率卻是從二．七％掉到一．五％；銷量翻倍，但淨收入卻增加不到五○％。二○一二年，製造一支售價六百多美元的手機，富士康預估可以賺得八美元。富士康在自己的市場利基表現優異，但公司至今仍未以自己的名字為品牌銷售商品。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