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政治經濟學的通識課（二版）：思想家講堂：近代國家興盛或衰落的51個課題

作者簡介

黃琪軒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國際關係系副主任。上海市政治學會理事、上海市聯合國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領域為科學技術的政治經濟學、國際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著有《大國權力轉移與技術變遷》（2013）。他在上海交通大學主持的「政治經濟學經典導讀」課程，曾獲頒各項傑出獎章，本書即為此課程的精華集結。

書籍目錄

導論
一　如何分配稀有資源？　
二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三　為何要「走進」又要「走出」政治經濟學的經典？　

第一章 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密斯與馬爾薩斯
一　為什麼歐洲人長高了？
二　為什麼蘇聯時代的分工遭受挫折？
三　為什麼美國信教的民眾比歐洲多？
四　為何英國率先掀起了工業革命？
五　為什麼開放有利於和平與安全？
六　為何生活在1800 年的英國人比他們的祖先更窮？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潮流—海耶克與傅利曼
一　政府如何治理通貨膨脹？
二　是否應該允許私人發行貨幣？
三　國家貨幣為何逐步占據了主導地位？
四　為何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五　為何史達林的經濟模式會倒向其政治模式？
六　政府是否應該強制推行年金保險？
七　政府是否應該頒布行醫資格執照？

第三章 理性選擇的政治經濟—奧爾森、布坎南等人的貢獻
一　為何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率呈下降趨勢？
二　為什麼美國的債務居高不下？
三　為何赤道幾內亞的居民喝不到潔淨的飲用水？
四　為何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
五　為什麼美國食糖價格是其他國家的兩倍？
六　為何政府要為食糖廠商損害廣大選民的利益？
七　為何人們要花錢實施報復？

第四章 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視角
一　為何人類社會的財富水準顯著提升？
二　為何19 世紀末的麥金利能贏得選舉？
三　為何巴西工人沒有從「經濟奇蹟」中獲益？
四　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率為何呈下降趨勢？
五　為何美國貧富差距擴大了？
六　為什麼日本人的幸福感下降了？
七　為何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受經濟危機困擾？

第五章 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的跟隨者—希法亭、列寧等人的貢獻
一　為何金融集團「大到不能倒」？
二　已開發國家為何再度實施貿易保護？
三　19 世紀末的英國為何大量輸出資本？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何爆發？
五　為何美國軍費開支如此巨大？
六　為何18 世紀的印度會出現「去工業化」趨勢？
七　為何現在的阿根廷遠遠落後於美國？

第六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國家視角—李斯特與漢密爾頓的遺產
一　為什麼要靠軍隊討債？
二　為何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步履維艱？
三　非洲為何沒有演化成現代經濟體？
四　為何18 世紀的英國能成功開拓海外市場？
五　美國政府為何要禁止商人出口技術？
六　為何蘇聯要生產過時的電腦？
七　為何美國在內戰後建立如此高的關稅？
八　為何空中巴士能占據世界民用航空業的半壁江山？
九　為何巴西大農場主繳納很低的稅？

第七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制度視角—從范伯倫到諾斯
一　為何美國富商會贊助大學？
二　為何賈府的飯桌上要有「茄鯗」這道菜？
三　哥斯大黎加為何能贏得對美國的訴訟？
四　為何發展中國家有龐大的僵化資本？
五　為何教育水平的提升不能提高經濟績效？
六　為何海外僑民會增加母國的跨國投資？
七　為何英國能在戰爭中借到更多的債？
八　為何拉美國家落後了？

後記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論

2005 年7 月1 日，《科學》雜誌創刊125 周年之際，它公布了125個最具挑戰性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對自然界未知領域的探索，也有一些問題涉及人類社會，比如，在今後的世界，馬爾薩斯的理論還會是錯的嗎？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而有些國家則陷入停滯？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緊密相關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為何其貧困率在增長，人均壽命在減少？合作行為是如何演化的？⋯⋯等等。這也是當代政治經濟學文獻常常會討論的相關問題。長久以來，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持續困擾著人類，在歷史上被反復地討論。本書將從政治經濟學的經典出發，試圖溝通經典、歷史與現實，展示政治經濟學不同視角各自的特點，以及這些視角的思想起源、歷史參照與當代迴響。本章首先從稀有資源配置的角度導入政治經濟學中政府與市場的互動。

一　如何分配稀有資源？
「稀有」（scarcity）是社會科學中的關鍵概念。經濟學家關注稀有，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也非常關注稀有，因為不僅經濟資源是稀有的，名譽聲望和政治職務同樣是稀有的。什麼是「稀有」呢？簡單來講，它有兩個構成要素：一是資源、生產要素或產出是有限的；二是它們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

我們先來看構成稀有的第一個要素：資源是有限的。無論是物質資源還是非物質資源，如果它們能無限地供應，那就構不成稀有。空氣對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它的供給是無限的，因此長期以來，空氣不是稀有資源。儘管這個地球上有大量的水，但潔淨的飲用水卻是有限的；世界上有10 億人喝不到潔淨的飲用水，每天，世界上有上千名兒童因缺乏潔淨的飲用水而死亡。因此，潔淨的水是稀有的。

2000 年，全球有近30 億人每天的消費不足兩美元；8.4 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20 億人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低度發展國家中有1/4 的兒童連小學都沒畢業便輟學在家。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2013 年，世界上有10.7%的人每天消費不足1.9 美元，人數多達7.67 億。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物質資源的稀有性隨處可見。此外，不少非物質資源也往往是有限的，比如榮譽，每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選是有限的；數學界的費爾茲獎每四年才頒發一次，而且只授予40 歲以下的數學家。總之，要構成稀有，資源需要是有限的。

構成稀有的第二個要素是社會需要，也就是它有用。儘管不少資源是有限的，但是當人類社會對它沒有任何需求時，它就構不成稀有。比如在中國的西藏，魚類儘管有限，但是藏族同胞不吃魚。因此，由於缺乏社會需求，也構不成稀有。不少自然資源，比如金屬鈾的儲備是有限的。20 世紀60 年代，由於黃金儲備短缺，美國總統艾森豪曾考慮過是否用鈾代替黃金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在人類能夠利用鈾之前，我們對這一貴金屬沒有需求，也就談不上稀有。

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資源都是稀有的，那如何來分配這些稀有資源呢？我們可以想到很多辦法，比如：靠暴力掠奪、靠權威、靠投票、先到先得、論資排輩、靠績效、靠交換等。

第一種辦法是靠暴力分配稀有資源。在人類歷史上，個人或者國家常常訴諸暴力來獲得稀有資源。《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德》講述的是為了爭奪美女海倫而引發的一場戰爭。美女是稀有的，而爭奪這一稀有資源的方式是戰爭。1846 年到1848 年，美國和墨西哥爆發了戰爭，起因是美國想買墨西哥的土地，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絕。在戰爭中為美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指出：這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發動的最不義的戰爭之一。墨西哥的談判代表也指出：一個國家因為鄰國不願意將領土賣給自己，便發動戰爭，這是史無前例的做法。美國通過此次戰爭，獲得了新的領土，包括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內華達和猶他州等。領土是稀有的，所以人類歷史上常常可見訴諸武力來獲得稀有的領土。1893 年，150 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夏威夷，協助美國在夏威夷的種植園主發動叛亂，推翻了夏威夷土著女皇的統治。1897 年，美國兼併了夏威夷。當時的一幅漫畫把美國兼併夏威夷描繪成一場槍口脅迫下的婚禮。美國的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扮演牧師，他宣讀了「兼併政策」，而夏威夷的土著女皇則被描繪成新娘，在伺機尋找逃脫的機會。要知道，當時大部分夏威夷人並不贊同美國對夏威夷的兼併。而美國仍舊依靠暴力獲得了夏威夷這一太平洋上稀有的戰略要地。

第二種辦法是靠權威來分配稀有資源。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未開發的海外區域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雙方相持不下。1493 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停，他將亞速群島和維德角群島以西100 里格7 的子午線定為兩國勢力範圍的分界線。

該線以西屬於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以東則歸葡萄牙，這條線被稱為「教皇子午線」。裁定海外殖民地的勢力範圍是由教皇這樣的權威來完成的。當資源稀有的時候，權威的分配與裁決是解決稀有資源爭執的重要方式。

第三種辦法是靠投票來分配稀有資源。例如，在古希臘的選舉中，群眾用呼喊聲的大小來表示他們對候選人的支持程度，獲得更高呼聲便可以在選舉中獲勝。冀魯豫邊區曾實行過「豆選」。當時要選正、副村長兩人，但是候選人有六名，職位是稀有的。由於抗日根據地的群眾90%都是文盲，邊區政府就把豆子發給選民，每個候選人身後放一隻大碗，選民贊成誰，就在誰的大碗中丟一顆豆子。誰獲得的豆子多，誰就當選。

第四種辦法是按「先到先得」原則來分配稀有資源。美國的土地資源比歐洲更豐裕，19 世紀時，大量歐洲移民橫跨大西洋到美國尋求機會，土地成了他們爭奪的對象。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主演的電影《遠離家園》（Far and Away）就講述了一位愛爾蘭移民去美國尋找自己土地的故事。當時的一項規矩就是先到先得。槍聲一響，那些無地的移民使出渾身解數，迅速跑到一塊無主的土地上，將手中執有的旗幟插到那裡。誰先在一片土地上插上旗幟，這塊土地就屬於誰。淘金熱時期的故事如出一轍，誰先占領這塊土地，那裡的金礦就歸誰。在這樣的規則下，速度就變得非常重要。當年英國的火車很重視安全，行駛得很慢，而美國則不然，火車的行駛速度很快，導致事故頻發。據說一位旅客下車後發現自己把行李忘在了火車上，路人說：「趕緊去追啊。」他說：「不急，追也追不上了。前面有個拐彎的地方，在那個地方，火車經常翻車。我過去看看。」他慢慢地走到了那個拐彎處，發現火車翻了，他走過去找到了行李。在「先到先得」分配規則下，火車過快的行駛速度影響了行車安全。但是，重速度而輕安全的選擇就是對「先到先得」分配規則的回應。因為在很多時候，快速行動會讓你搶占先機。

第五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論資排輩。日本企業內部長期實行「年功序列」制度，這意味著資歷老的員工可以得到更豐厚的薪酬。而在日本歷史上，年齡太大可能還會成為獲得稀有資源的負資產。曾獲得坎城電影節大獎的日本電影《楢山節考》講述了發生在古代日本信州一個貧苦山村的故事。由於沒有餘糧，那裡的村民難以供養老人。於是，村子裡面形成了一條規矩：當老人70 歲的時候，就由其子女背到山上，去見山神。這樣做就是任由老年人自生自滅，把剩餘的口糧留給後代。

第六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靠績效。歷史上，中國的人才選拔制度就是靠考試（科舉制）來分配資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批讀書人一輩子皓首窮經，通過考科舉來競爭資源。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在得知中舉後，居然高興得發了瘋。奧運金牌也是稀有的，運動員們為了奪取金牌，必須要做到「更快、更高、更強」。有時候，為了在運動場上有更好的表現，他們不得不以損害自己的健康為代價。1972 年到2002 年，美式足球運動員的體型明顯增大。1972 年的超級盃賽事中，進攻內鋒的平均體重已經高達248 磅（1 磅約為0.45 公斤）；到了2002 年，超級盃的攻擊鋒線平均體重又增加到304 磅；而達拉斯牛仔隊的亞倫．吉布森（Aaron　Gibson）的體重更是高達422 磅。想進入賽事名單的前鋒食量都奇大無比，為了獲得更好的賽事成績，他們把自己變成了400 磅的人肉盾牌和破城錘，他們不再敏捷，不再迅速，不再會用腳的力量。

第七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交易。不同資源的持有者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進行交換。1803 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州；1867 年，美國花了720 萬美元從俄國手中買下了阿拉斯加。對美國、法國和俄國而言，這是你情我願的交易行為。紐約寸土寸金，而帝國大廈更是紐約的關鍵性地標，商業價值突出，20 世紀90 年代，日本的公司就曾高價買下帝國大廈。日常生活中，我們購買產品和服務，公司購買原料，大都屬於市場交易。

上述七種並沒有窮盡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這項清單還可以列得更長。這些辦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橫向的分配，一類是縱向的分配。日常生活中購買食品、地產、股票等市場交易活動就是典型的橫向分配，它遵循的是交易原則，主要依賴市場進行，這是靠自願的交易來分配資源。縱向的分配主要依賴政府進行，它靠強制力來分配稀有資源，典型的模式就是靠暴力、權威、命令來完成分配。這樣的分配可以罔顧個人意願。我們可以將上述稀有資源的分配方式視為一條橫軸、一條縱軸。本書中，橫軸與縱軸的互動、國家與市場的互動就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二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自誕生開始，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一詞就有多重含義。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看來，政治經濟學是管理國家資源以創造財富的科學；對馬克思而言，政治經濟學關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如何影響了歷史進程。到了20 世紀，「政治經濟學」一詞也有著不同的含義。有時它指的是一個研究領域，關注政治和經濟的互動。有時它指的是一套研究方法，就方法而言，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

政治經濟學在本書中指的是對政治與經濟互動的研究。筆者想從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政府與市場的互動等角度來展示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側面是：政治如何影響了經濟。就經濟問題而言，會有很多議題，如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居民消費、通貨膨脹、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等。諸多經濟政策、經濟現象背後往往有其政治根源。

我們看一下歷史上曾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現狀，就會發現它們存在很大差異。就發展程度而言，澳大利亞、新加坡已經躋身已開發國家行列；而同樣被英國殖民過的獅子山、奈及利亞則淪為低度發展國家。當然，還有一些國家處於中間位置，它們既不是最好的，也沒有變成最糟糕的，如斯里蘭卡、埃及等。經濟發展是經濟問題，而政治經濟學需要尋找經濟問題的政治根源。有研究顯示，歷史上英國在殖民地採用不同的殖民形式會影響這些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包括經濟績效。在對外殖民過程中，英國在有的地方採用直接殖民的統治模式，在有的地方則採用間接殖民的統治模式。不同的殖民模式，英國統治的深入程度不同，對當地社會的改造也存在差異，遺留給當地的制度遺產同樣會存在區別。在英國直接殖民的國家，英國人會更深入地滲透到當地社會，使當地的社會結構趨於瓦解的同時，也留下了民主、法治等制度遺產。這些地方的經濟績效會比間接殖民的地方要好，人類發展指數更高。 經濟績效屬於經濟問題，殖民形式則屬於政治問題。尋找經濟績效背後的政治根源就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

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在《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一書中提到大部分非洲國家存在一些比較奇怪的農業政策。為提高農產品的產量，政府可以實施兩種政策：一是提高農產品價格；一是對農產品實施補貼。非洲國家的政府往往偏好實施後一種政策。貝茨認為這樣的政策背後有著明顯的政治根源。因為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會損害城市中工人與製造商的利益。如果食品價格提高，城市中的工人會面臨更高昂的生活成本，這會引發他們的不滿。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也會讓製造商支付更高的工資，減少他們的利潤，而城市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威脅比農村的群體更大。因此，政府不願意提高農產品價格。另一項政治因素是，政府提高農產品價格，會讓所有農民受益；而補貼則只是支付給政府的支持者。基於以上兩點的考慮，政府會選擇用補貼而非提價的方式來發展農業，政治的考慮而非經濟的計算占據了壓倒性優勢。不少民眾常常埋怨政府制定荒謬的、難以理解的經濟政策，而政治經濟學則從政治邏輯來理解那些看似「荒謬」的經濟政策—它們或許缺乏經濟效率，但卻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帶來足夠的政治利益。

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側面是：經濟如何影響了政治。就政治問題而言，會有諸多主題：國家構建、族群衝突、選舉、民主化、革命、戰爭等。這些政治問題的出現往往有著經濟根源。

例如，歷史上，有過多次民主化潮流，有的國家從專制轉向民主政體，而有的國家則從民主倒退回專制。人們發現，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很難實現民主。這一政治問題背後有何經濟緣由呢？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大規模的石油等非稅收收入（nontax revenue）—無論它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它的政體會更為穩定。因為在民主國家，政府徵稅容易激起國內精英群體的不滿，動搖民主政治；在專制國家，如果政府在福利等社會支出方面的經費投入不足，同樣會導致民眾的不滿，危及政治穩定。但有了石油等非稅收入就會大不一樣。

民主國家有了石油收入可以使政府減少徵稅數額，讓精英群體滿意；而在專制國家，政府可以用石油等收入加大社會支出，讓普通民眾滿意，從而保證了政權的穩定。

政體變遷是政治問題，尋找這一政治問題的經濟根源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學者研究發現民主和專制有著不同的經濟根基。歷史上，為何英國建立了議會民主制，而法國則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我們知道英國和法國長期進行爭霸戰爭，他們都需要為戰爭融資，為此，歐洲的君主需要不斷尋找新的稅收來源。英國和法國的差異在於：英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貿易進行徵稅來獲得收入，而法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不動產（例如鹽礦和土地）進行徵稅。不同的徵稅方式導致英國和法國的民眾在王權面前有著不同的議價能力。由於土地等不動產難以轉移到海外，因此，法國民眾的議價能力比英國民眾更低。在英國，國王為了獲得納稅人的合作，不得不讓納稅人在稅收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聲，從而孕育了議會民主制度。相對而言，法國國王則不那麼需要納稅人的合作，因此法國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

人們往往認為在不平等的社會，難以實現民主化，而有的研究者則對這一常識提出了質疑。在整理了1820 年以後的資料後，研究者發現：如果對不平等進行分類，那麼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對一個國家民主化進程的影響有著顯著差異。一種是鄉村的不平等（rural inequality），另一種是收入的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只有鄉村的不平等才對民主化有負面的影響，而收入的不平等則對民主化有積極的作用。因為鄉村的不平等往往與土地集中、地主勢力強大等保守因素聯繫在一起，這些守舊的土地精英常常是民主化的重要障礙。而在全國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工業化、中產階級的興起等民主化的支持力量聯繫在一起。不平等是經濟問題，而民主化是政治問題，探尋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如何影響民主化進程，也就是經濟因素如何影響了政治。

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治理水準的高低也有著一定的經濟根源。在中國，各個地方的法治水準相差很大，即便在經濟發展水準類似的地區，各個地方政府對法院的投入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研究指出這是中國不同地區官員依靠的資產類型存在差異導致的。如果對資產進行簡單劃分，可以有兩類：第一類是國有企業、本土的私營企業以及海外華人在中國的投資；第二類是微軟、星巴克等外資企業。第一類資產的所有者更容易接近當地政府官員，也更容易獲得經濟特權。因此，這類群體對法治的需求比較小。第二類資產的所有者不僅不是本土企業，也並非由海外華人創辦，他們缺少和當地政府官員的政治聯繫，因此更加希望創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其推動法治建設的意願也更強。如果一個地區的地方官員依靠非海外華人外資來增加稅收、推動經濟增長，那麼這個地方的法治水準會更高；如果當地官員主要依靠國企、本土的私企以及海外華人投資來獲得稅收與經濟增長，那麼當地的法治水準會系統地低於前者。尋找法治背後的經濟邏輯也是政治經濟分析。

政治經濟學的經典中有大量關於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論述。不過，這樣的互動往往是政治學家，而非經濟學家關注的「政治經濟學」。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編撰的教材《經濟學原理》自1890 年出版以來，幾度再版。
在此之前，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48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英國經濟學界的標準教科書，被廣泛使用。而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出版取代了穆
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成為流行教科書。經濟學也從原有的「政治經濟學」中獨立出來。此後，經濟學家往往稱自己的研究為經濟學（economics），而不是政治經濟學。需要指出的是，的確有一部分經濟學家也在研究「政治經濟學」，但這部分經濟學家是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這樣的政治經濟學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這批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政治問題的學者與著作，我們將在本書第三章中予以介紹。

三　為何要「走進」又要「走出」政治經濟學的經典？

本書強調回到經典，又要超越經典。現實世界變動不居，我們為什麼要通過閱讀那些時代久遠的政治經濟學經典來解答現實問題？除了給我們帶來樂趣，滿足我們探索的欲望，開闊我們的視野，閱讀政治經濟學的經典還有以下幾點好處。

首先，閱讀經典是以不變應萬變。這個世界瞬息萬變、日新月異，不少當代社會科學理論的生命週期會顯得越來越短。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更好把握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把握比較根本的、不變的關鍵要素呢？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就在於它關注的不是這個世界最緊迫的問題，而是最根本的問題，那些問題千百年來長期困擾著人類社會。因此，閱讀經典，可以讓我們繞開一些眼前的變動，從而更好地把握政治經濟學最根本、影響最持久的問題。

其次，閱讀經典是與歷史上最聰明的人對話。流傳下來的政治經濟學經典大都代表了那個時代人類對政治經濟學問題認識的最高水準。儘管經典的回答有時會出錯，但是你會發現：即使它們錯了，也錯得有趣；即使它們在當時錯了，但可能會在新的時代恢復生機；即使它們的結論錯了，但也讓我們領略了其細緻的推理過程和精緻的思維魅力。推導數學問題是思維鍛煉，研讀當代文獻也是思維鍛煉，與歷史上那些聰明人對話，同樣是諸多思維鍛煉中的一種。

再次，經典能有效激發我們的求知興趣。人類有著持續的好奇心，大多數人感興趣的東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人們往往會對一些問題有著長遠的關切，古往今來的政治經濟學會持續討論一些議題。
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能持續流傳，因為它們代表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對這些未知領域的探索，而這類問題不僅能激起先聖先賢的興趣，也會激起我們的興趣。古人的很多想法，在他們生活的時代缺乏精緻的科學工具來檢驗，他們的想法與思考儘管不能為我們提供可靠的答案，但卻為我們提出了問題。這些問題往往能激發我們的興趣，在前人畫上句號的地方，我們畫上問號，開始新的探索旅程。

最後，經典是無形的手。盡管當前的科學不斷進步，但有一點沒有變：人具有自主性，能主動從歷史中學習。人的自主性常常會改變政治經濟規律的必然性。18 世紀的英國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說：「自然和自然法則隱藏在黑暗中，上帝說，讓牛頓來！一切遂臻光明。」（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night: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儘管社會科學也想有如此豪邁的宣言，但是，當代社會科學家大都會更謙虛。因為他們知道，社會科學提出的諸多規律不同於自然規律，自然物沒有自主性，而社會中的人有自主性。如果說自然規律更多的是必然律，社會規律則更少必然性，更多或然性。即便政治經濟學家請來了牛頓，在他們關注的世界中，仍舊充滿了不確定性。此時，已有的觀念結構就會對我們產生持續的、強大的影響。我們的政治經濟決策常常會受到經典、思想、理念等無形的手的牽引。閱讀過這些經典，在被它們牽引的時候，我們會有更多的自覺。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社會中的他人是如何被牽引以及被何種觀念牽引的。

因此，政治經濟學日益走向「科學化」的同時，我們仍需要閱讀年代久遠的經典。長期的「科學化」趨勢使得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日顯乏味。班傑明．科恩（Benjamin Cohen）教授在撰寫《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史》的時候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已變得越來越枯燥。近年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難以與早期的研究一爭高下；近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也缺乏開創性的貢獻，缺乏經典。19 不僅國際政治經濟學如此，近年來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也同樣面臨缺少經典與趣味的問題。

經典與當代社會科學文獻的分割，使得我們在閱讀經典時感到天馬行空；閱讀現代社會科學文獻時則感到枯燥乏味。本書恰恰希望搭建起政治經濟學古今對話的橋樑，或者讓經典重新經受歷史的檢驗，或者尋找經典的現代迴響，或者從現實問題出發引出對經典的爭論。所以，我們強調政治經濟學需要「回到經典」。

但是，在「回到經典」的同時，我們還需要「走出經典」。這是為何？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學者一直在閱讀政治經濟學的經典，即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儘管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但是，當時中國學界的經典閱讀卻捆綁了中國人的想像力，因為沒有比較，也缺乏檢驗，讓經典變成了教條。不僅在中國如此，這樣的例子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改革者讀的是亞當．史密斯、大衛．李嘉圖等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諸多經典，他們被經典捆綁，深信休克療法的有效性而罔顧自由市場的政治基礎。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讀的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最後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經典奉為圭臬。20 世紀50 年代，美國國務院從智利天主教大學的交換專案中選拔學員，安排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此後，美國又從拉美各國挑選了一批學員在美國各主要大學學習。這群拉美青年的精神導師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米爾頓．傅利曼。他們在美國大學學習了新自由主義的經典，學成回國後，很快占據了拉美學界與政界的重要職位，並將他們的理念付諸實踐。他們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自由化改革，讓價格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取消對金融部門的管制，大規模地進行私有化改革。閱讀經典而照搬經典的結果就是將經典變成教條，讓拉美的自由化改革步履蹣跚。拉美經濟經歷了「失去的十年」，「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一些拉美國家甚至引發了嚴重的危機。

由於經濟形勢不斷惡化，2001 年12 月，阿根廷政府頒布了限制銀行提款的法令，民眾只能從銀行提取少量的現金存款。此舉立即遭到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並引發大規模社會騷亂。阿根廷各地發生居民哄搶商店、阻塞交通等暴力事件。費爾南多．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ua）總統頒布戒嚴令。戒嚴令的頒布不僅沒有平息騷亂，反而導致了更大規模的示威和抗議活動，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情況持續惡化，憤怒的民眾包圍了總統官邸，德拉魯阿總統只好宣布辭職。為了躲開憤怒的民眾，他乘坐直升機逃離了總統官邸。

隨後，反對黨成員、阿根廷參議院主席做了臨時總統。兩天後，阿根廷國會推選阿根廷聖路易斯省的省長羅德里格斯．薩阿（Rodríguez Saá）為總統。薩阿上臺後隨即宣布阿根廷政府無力償付930 億美元的債務。這是全球經濟史上數額最大的一次債務違約。但是，阿根廷的遊行和示威仍舊持續。由於得不到黨內的全力支持，薩阿在上任一周後就被迫宣布辭職。此時，阿根廷眾議院議長接替薩阿擔任臨時總統。阿根廷的騷亂仍在繼續。2002 年1 月1 日，阿根廷國會召開兩院大會，推選在1999 年總統競選中敗北的正義黨候選人愛德華多．杜阿爾德（Eduardo Duhalde）為總統。自2001 年12 月20 日德拉魯阿總統宣布辭職至2002 年1 月1 日杜阿爾德就任新總統，短短12 天內，阿根廷五易總統。阿根廷的騷亂與恐慌即來源於其自由化改革引發的金融危機與貨幣危機。

因此，本書強調閱讀經典的同時要走出經典。為了避免政治經濟學的經典淪為教條，我們需要做到至少以下兩點：

首先，我們需要提供多種政治經濟學經典的視角。認識世界的視角不止一個，同一問題的答案也往往不止一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警告同時代的德國人：不宜讓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蒙蔽了眼睛，因為單一視角是危險的。他說：「當一種看問題的方式如此自信地一往直前時，那就已經有落入幻覺的危險，即過高估計了自己這種視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把一種只具有相當限定性的視角當成了唯一的視角。」為了更深入地展示某一個視角的理論，本書為每一章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視角的答案。但我們必須明確，這些問題的答案遠遠不止一個。不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看待的歷史與事實會有差異。不少歷史學家強調讓歷史說話，而歷史從來不自己說話。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r）舉了一個例子：「鐘斯在宴會後開車回家，他比平日多喝了點酒，車子的剎車又不大靈，開到一個死角那裡又什麼都看不見，一下撞倒了羅賓遜，把他壓死了。羅賓遜是走過街道，到街角拐角處這家香煙店來買煙的。」那麼，發生這場車禍的原因是什麼呢？鐘斯不開車，就不會發生車禍；瓊斯不喝酒，或許也不會發生這場車禍；瓊斯的剎車沒有壞，這場車禍可能就不會發生；鐘斯路過的那個死角如果有路燈，鐘斯可能就不會撞倒羅賓遜；如果羅賓遜不抽煙，他就不會出來買煙，也就不會被車撞到⋯⋯儘管卡爾認為有些原因可以被剔除，但是在尋找因果關係來組織歷史事實的時候，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視角有著重要的作用。卡爾的看法是：「事實本身就能說話，這一點當然並不真實。事實本身要說話，只有當歷史學家要它們說，它們才能說：讓哪些事實登上講壇說話，按什麼次第講什麼內容，這都是由歷史學家決定的。」用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話來講就是：你是否能觀察到一個事物取決於你用什麼理論，理論決定了你能觀察到什麼事物。不是世界在那裡，你就觀察到了這個世界；你有怎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決定了你觀察到怎樣的世界。政治經濟學中有形形色色的經典，不同的經典提供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視角會讓政治經濟學家在看待同一段歷史與現實的時候，尋找到不同的證據，得出非常不同的結論。

本書接下來的章節會分別介紹政治經濟學的四個視角：以個體為中心的視角、以階級為中心的視角、以國家為中心的視角、以制度為中心的視角。不同的視角都有相應的經典，這些經典都能從不同側面把握世界政治經濟的歷史演進，為現實問題提供不同的答案。只有一種視角的政治經濟學是危險的，「一旦一種觀念在社會上或者在學術圈盛行時，它都會引發兩個導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機制。

首先，在社會上，一種觀念一旦在社會上取得優勢，無論是真誠信徒還是機會主義分子，都會不遺餘力地把這一觀念在思想和實踐層面做大。其結果就是不斷顯露和放大這一觀念的誤區，所帶來的負面（甚至是災害性的）後果反倒『證明』了其他觀念的『正確』。其次，在學術圈內，某一觀念一旦占領了學術市場，無論是它的真誠信徒還是跟風者，都會不遺餘力地把圍繞這一觀念的研究做到極致。學術與經驗事實的關係越來越不切合，從而為其他觀念和理論的興起鋪平了道路。最可悲的卻幾乎不可避免的情景是，主流社會觀念和主流學術觀念合流，學術降為權力的附庸和幫兇。在歷史上，這種情景帶來的總是災難」。

趙鼎新老師指出：「記得前蘇聯陣營在20 世紀90 年代垮臺時，許多人跟我說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是回不來了。我當時的回答是：『等著吧，它會回來得比你想像的快。』自由主義犯自由主義的錯誤，左派犯左派的錯誤，法西斯犯法西斯的錯誤，科學主義者犯科學主義者的錯誤，原教旨主義犯原教旨主義的錯誤。一個觀念一旦變得強大並成為從國家到社會的實踐，後繼者就會放大該觀念的誤區，再後繼者就會排斥這一觀念並把另一種觀念推向高峰。」我們需要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瞭解多元的視角，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修正錯誤。

其次，我們要讓經典接受檢驗，包括接受歷史與現實的檢驗。讓經典與歷史和現實對話，就是在搭建一座橋樑，搭建經典與當代社會科學對話的橋樑。就同一個問題而言，不同經典常常能找到不同的答案。比如，全球化的驅動力是什麼？不同的理論視角會找到不同的歷史事實與現實證據。一般而言，自由主義者較多地梳理全球化歷史的一個側面，他們強調理性的個人遵循比較優勢，他們希望參與國際分工，促進國際交換。因此，理性的個人成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者書寫全球化歷史的重要起點。同樣是看待全球化的歷史，現實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者會看到強權在整合世界市場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他們眼中，世界市場的興起離不開霸權國家提供的政治支撐。馬克思主義者則強調階級力量，尤其是資產階級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不斷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不斷開拓全球市場的邊疆。不同理論流派的政治經濟學者都可以用自己的視角來書寫一部全球化的歷史。在用歷史與現實檢驗經典的時候，當代政治經濟學者往往比較重視以下三條標準。

第一條標準是「適用範圍」（scope）。政治經濟學家在總結歷史與現實規律的時候，總是試圖解釋更大範圍的歷史與現實。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只能解釋個案，而有的則能提供更廣闊的解釋力。它們不僅能解釋更多的國家、涵蓋更多的人口，還能與更長時段的歷史經驗相吻合。因此，在接受歷史與現實檢驗時，解釋範圍更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往往在理論競爭中有著顯著的優勢。

第二條標準是「簡約」（parsimony）。不少歷史學家喜歡展示歷史的複雜性，比如對於20 世紀30 年代經濟危機的起因，他們會展示無數的偶然事件如何引發了「意想不到的後果」。而作為社會科學家的當代政治經濟學者則喜歡用更簡單的方式來處理複雜事件。他們認為需要抓住一些關鍵因素。因此，他們的研究往往都可以簡要地表達為：在什麼條件下，有什麼事情會發生（if...then）；或者也可以表述成：如果一個因素朝一個方向變化，那麼，它很大可能會引發另外一個因素朝特定的方向變化（the more...the more likely）。政治經濟學者展示歷史與現實的時候，他們相信要以「地圖式」的方式展示，而不能以「照相機式」的方式展示。不同於「照相機式」的、事無巨細地展現歷史與現實，「地圖式」的展示要求研究者抓住歷史與現實的關鍵，簡化歷史與現實。如果把政治經濟的歷史與現實展示得煩瑣龐雜、紛亂無章，這樣的理論既難以提煉規律，也無法指導現實。因此，不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視角在接受歷史與現實檢驗的過程中，是否能簡約地總結歷史與現實的規律，是判斷其理論競爭力高下的又一標準。

第三條標準是「精確」（precision）。政治經濟學家從歷史與現實中總結的規律，往往需要具備「精確」的特徵。含混不清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僅讓讀者難以理解，而且因為其「模糊」的特點，也難以用來指導實踐。例如，在政治經濟學中，有關霸權穩定論的大部分研究都強調，開放的國際經濟是公共財。這個公共財的提供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霸權國家的存在。正如查理斯．金德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說：「一個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需要一個穩定的提供者。」金德柏格的表述被後來的學者總結為霸權穩定論。這是從世界政治經濟的歷史中抽象出的規律。而這樣的規律會面臨諸多挑戰，因為它不夠精確。比如，什麼樣的國家是「霸權國家」？以軍事實力還是經濟實力來衡量？什麼樣的國際經濟秩序才算得上「開放」？因此，史蒂芬．柯斯納（Stephen Krasner）、蒂莫西．麥基翁（Timothy McKeown）等人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修正。事實上，不少當代政治經濟學家正是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如比較案例研究、過程追蹤、統計等，尋找更大限度的「精確性」。哲學家阿爾弗雷德．懷海德（Alfred Whitehead）說：西方兩千多年的哲學都是柏拉圖的注腳。

事實上，這句話運用在政治經濟學中也有道理。不少當代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所做的大量研究都是在重複早期經典的結論與推論。他們用歷史與現實的證據提供了一些更精確的檢驗。此時，在理論的競技場上，「精確」成為理論流派之間競爭力強弱的又一個評判標準。

本書既強調「回到經典」，又希望能「走出經典」，讓經典接受歷史與現實的檢驗。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會不斷地、反復地參照世界政治經濟的歷史演進，關照現實問題，接受歷史與現實的檢驗。

文章試閱

摘自第一章 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密斯與馬爾薩斯

亞當． 史密斯（Adam Smith） 和托馬斯．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都是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的重要代表人物。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發表於1776 年，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機同年。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曾說：「《國富論》與蒸汽機打破了舊世界，開創了新世界。」1 史密斯的影響十分深遠，不僅影響了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還影響了遙遠國度的文學家。俄國的普希金在其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中表達了對史密斯的熱愛；屠格涅夫則表示對史密斯充滿敬意，稱自己是史密斯的學生。 2《國富論》在中國有多個譯本。1902年，《國富論》第一部中譯本面世，即嚴復先生主持翻譯的《原富》。此後，王亞南、郭大力再度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不足之處是文白間雜。20世紀末，由庚子賠款公派到牛津大學的老一輩學者楊敬年教授再度將《國富論》譯成中文。這一譯本文筆優美、行文流暢，已被收入「影響世界歷史進程叢書」。

史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充滿了樂觀的氣息。《國富論》從製針工廠的故事出發，探討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國富之道背後存在怎樣的機制。史密斯認為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ur）顯著地提高了經濟效率，分工不需要靠政府來引導，而應依賴理性的經濟個體，即「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經濟人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假定，對後世影響深遠。他們宣稱人是理性的（rational）、自利的（self-interested）、效用最大化的（utility maximization）。古典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經濟生活中需要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史密斯堅信競爭（competition）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競爭性的市場可以使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依靠競爭性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而不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才能引導一個國家實現經濟繁榮。史密斯批評重商主義者，因為他認為自由貿易不僅能提高民眾的福祉，還有利於和平。這被後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發展為「貿易和平論」。

1798 年，馬爾薩斯出版了《人口原理》。和史密斯的樂觀筆調不同，馬爾薩斯的自由主義則籠罩著悲觀的氛圍，以至於200 多年後，《科學》雜誌還問出這樣的問題：馬爾薩斯會繼續錯下去嗎？如果在未來，馬爾薩斯的預言再度復活了，人類的前景會相當灰暗。

一　為什麼歐洲人長高了？

當你參觀16 世紀西班牙國王菲力浦斯二世（Felipe II）的王宮時，你會驚訝地發現：國王的臥榻相當短小！那張御用的床鋪看起來就是一張正方形的床。即便到了1840 年的鴉片戰爭時期，英軍士兵的平均身高也只有1.65 公尺。3而今，大部分歐洲國家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經遠遠超過了歷史時期。如表1-1 所示，自1750 年到1975 年，歐洲六國男性的平均身高大都有了顯著的提高。英國男性的平均身高從165.9 公分增加到175 公分；挪威男性的平均身高從163.9 公分增加到178.3 公分。其他國家男性的平均身高也都有顯著增長，當然匈牙利男性的身高增長並不那麼顯著，從169.1 公分增加到 170.9 公分，中間還出現過倒退。

什麼原因讓歐洲人長高了？一般而言，較好的物質條件往往會讓社會的平均身高有所增加。

史密斯卓越的寫作才能在他《國富論》前三章中就已展示出來。經濟史學家馬克． 布勞格（Mark Blaug）稱：「史密斯大概是經濟學家中文筆最為優美的人，我看史密斯著作的時候就想大聲地朗讀。」4他在開篇的前三章首先關注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在史密斯看來，這是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

史密斯從世人所熟知的例子—製針工廠展開他的論證。史密斯指出：一個工人，「用他最大的努力，或許一天製造不出一枚針，肯定不能製造20 枚」。但是，如果在製針工廠，一群工人分工協作，「一個人抽絲，另一個人拉直，第三個人切斷，第四個人削尖，第五個人磨光頂端以便安裝針頭；做針頭要求有兩三道不同的操作；裝針頭是一項專門的業務，把針刷白是另一項；甚至將針裝進紙盒中也是一項專門的職業。如此，製針這一重要的業務就分成了大約18 道不同的工序」。這樣，一個10 人規模的製針工廠，「每天能製針48000枚。每個人製造48000 枚針的1/10，就是每天製針4800 枚」。如果沒有分工，史密斯說：「那他們肯定不能每人每天製造出20 枚針，或許連一枚也造不出來。」5 如果我們樂觀估計，假定這個工人在一天的時間裡，不靠他人協作，只靠自己就能製造出20 枚針。那麼，得益於分工，他每天的產量達到了4800 枚，產量增長了240 倍！事實上，製針業的勞動生產率的確得到了驚人的提高：1830 年，英國伯明罕的製針工廠每分鐘生產45 枚針；1900 年，每分鐘生產180 枚；1980年，每分鐘生產500 枚。從1776 年每人平均每天生產4800 枚，到200多年後的80 萬枚，製針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667%。6

史密斯指出分工帶來了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可以歸因於以下三點：第一，得益於分工，每個工人的熟練程度提高了。如果一個人既是牙醫，又是汽車修理工，還是電視主持人，你肯定不會去找這個人看牙。7 因為他肯定不如專業的牙醫技能?熟。第二，分工節約了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工作所喪失的時間。第三，分工還有一項副產品，即「發明了很多的機器，便利和簡單化了勞動，使一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8因此，一個人如果專注於一種職業，肯定會熟能生巧；同時他避免了從一種業務轉向另外一種業務過程中的心不在焉、磨磨蹭蹭，因而更能全神貫注地工作；而且，工人長期從事一項工作，還能積累經驗，有助於發明創造。事實上，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大部分發明創造都是工匠根據生產經驗而改進完成的。
因此，史密斯認為：「在每一種工藝中，只要能採用勞動分工，勞動生產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長。在享有最發達的產業和效率增進的那些國家，分工也進行得最徹底；在未開化社會中一人從事的工作，在進步社會中一般由幾個人擔任。」9 北京大學的周其仁教授回憶了他在黑龍江完達山插隊時候的情境：「在完達山狩獵的年月，深山老林裡就是我和師父兩人，差不多樣樣自給自足。我們住的茅舍是自己蓋的，吃的食物不是從山上打來的，就是小菜園子裡種出來的。我的師父可能幹了，懂得各種野生動物的活動規律，在野外就是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生出一堆火來，他甚至還能自製洗衣用的『肥皂』和獵槍子彈！可師父的生活實在很窮，每件衣服都是補丁。」10這位能幹的師父生活貧困，儘管他能靠自己製造幾乎一切生活用品，但卻難以享受分工帶來的好處。美國的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來到新幾內亞，他發現：這些新幾內亞人比一般的歐洲人或者美國人要更聰明、機敏、能幹。在新幾內亞，和本地人相比，他自己連一些簡單的工作都不能勝任。戴蒙德不由得發出這樣的感慨：「在新幾內亞人看來，我是多麼呆頭呆腦。」11但是，在新幾內亞，由於缺乏西方社會的分工，這些聰明機敏的人卻沒能享受西方社會富裕的生活。

勞動分工使得不同行業的產量迅速增長。分工會讓各人發揮各自的長處，「天堂是由法國的廚子、英國的員警、義大利的戀人和德國的汽車組成，並由瑞士人管理的地方；而地獄則是由英國的廚子、德國的員警、瑞士的戀人和法國的汽車組成，並由義大利人管理的地方」12。史密斯強調根據「絕對優勢」分工，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後來將之發展成為比較優勢。「舉個最普通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師打字的速度是其秘書的兩倍，他是不是就該把秘書辭掉自己親自打字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如果一位律師作為打字員的工作效率是其秘書的兩倍，而作為律師的工作效率是其秘書的五倍，那麼他就應當從事法律工作而讓秘書來打字，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13在史密斯看來，這樣的好處不僅惠及社會頂層的一小撮人。在一個治理得當的社會裡，增長帶來的好處和豐裕能夠惠及最下層的人民。史密斯的《國富論》不是僅僅把眼光放在國家的繁榮富裕上，相反，他非常關注最普通民眾的生存環境。一個身份低下的歐洲勞動者如何比有權有勢的非洲國王享有更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這是史密斯要回答的問題。他指出：「一個歐洲君主的生活用品，並非總是大大超過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的生活用品，而這個農民的生活用品卻總是超過許多非洲君主的生活用品，這些君主正是數以萬計的赤裸野蠻人的生命與自由的絕對主宰啊。」14在史密斯看來，歐洲普通人生活的改善正是源於勞動分工，這使得一個普通歐洲農民的生活水準超過了非洲的君主。

史密斯認為，歐洲國家之間的普通民眾生活水準存在差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勞動分工的細緻程度存在差異。在蘇格蘭，分工進行得更為徹底，那裡的民眾生活水準就好於法國。「最窮的值得稱讚的男人和女人，沒有一雙皮鞋也不敢在公眾中露面。在蘇格蘭，風尚使之在最低階級的男人中成為生活必需品，但在同一階級的婦女中則不然，她們可以赤腳行走，沒有什麼不體面。在法國，皮鞋不論對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必需品，最低階級的男人和婦女穿著木屐，有時還赤腳公然行走，毫不失體面。」15正是得益於國際貿易與分工，英國實現了國家財富的增長，也讓蘇格蘭民眾比其他歐洲國家，比如法國，有了更好的物質生活水準。18 世紀以前，茶葉是奢侈品，只有王公貴族才能消費，但到18 世紀初的時候，茶葉變成了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費的產品。1784 年以後，茶葉進入了尋常百姓家，甚至連最貧困的農民和釘子製造商都喝得起。16得益於勞動分工，英國不同行業的產量成倍增長，在一個治理得很好的社會出現普遍的富裕，包括最底層的人民。17社會上不同階層的物質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將消費者購買力的提高作為衡量「國家財富」的標準。他將人均收入而不是國民總收入作為其經濟福利的標準和出發點。18正是因為勞動分工，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個國家才能實現普遍富裕，普通民眾的生活才能得到有效改善。所以我們看到，歐洲普通民眾的身高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長。身處貧困社會的印度與孟加拉民眾的身高則顯著低於歐洲人。19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面也談到了分工。他認為：老天在造人的時候，在統治者身上加入了黃金；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而在農民的身上加入了鐵和銅。20個人天生資質不同，因而分工不同。史密斯沒有像柏拉圖那樣把不同天性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依據，他提倡經濟流動性和進入各種職業的自由。他反對依據所謂天生能力低下而把任何個人擯棄在外。21史密斯指出：「最不相同的人物之間的差異，例如一個哲學家和一個普通的街頭搬運夫之間的差異，似乎不是由於天賦，而是由於習慣、風俗和教育所產生的。」22因此，史密斯的分工更具平民色彩。

勞動分工既然給社會帶來如此多的好處，那麼，它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呢？史密斯指出勞動分工不是源於人們的智慧與遠見，而是所有人共有的本能或者傾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