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思索資本市場與民主體制的過去、現在、未來

作者簡介

姓名：馬丁．沃夫Martin Wolf
馬丁．沃夫（Martin Wolf）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訪問學者，諾丁漢大學特聘教授，非營利智庫牛津經濟政策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榮譽研究員，自1999年起成為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論壇研究員。沃夫自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在世界銀行擔任高階經濟學家長達十年，後轉任倫敦貿易政策研究中心（Trade Policy Research Centre）研究總監，1987年進入《金融時報》，1996年成為該報首席經濟評論員至今。
沃夫在政經金融圈縱橫數十載，人脈甚廣，以敏銳觀察力和犀利論見聞名，被認為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新聞工作者，前哈佛大學校長、美國財政部長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讚譽他為「舉世最傑出的財經新聞工作者」，《展望》（Prospect）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都曾評選他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前百大思想家」。沃夫榮獲的獎項與榮譽無數，2000年時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著有《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和《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等書。

譯者簡介

姓名：李芳齡
譯作超過150本，包括近期出版的《一本書讀懂資本主義》、《好策略的關鍵》、《中國網路圈套》、《七大市場力量》、《普林斯頓最熱門的電腦通識課》。

書籍目錄

各界好評
推薦序
揭開民主資本制度及其敵人的神秘面紗╱王乾任
欲復興民主，先究其問題根源╱陳方隅
作者序
撰寫本書的動機

第一章：這次是大火

第一篇：論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
第二章：共生雙胞胎：人類史中的政治與經濟
經濟與政治緊密相連
市場資本主義的成功發展
市場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度密切結合
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的婚姻：禍福與共
讓困難的婚姻行得通
民主的脆弱性：來自古希臘的教訓
民主資本主義與國家認同

第三章：民主資本主義的演進
自由民主制度簡史
市場資本主義簡史
民主制度與全球化的關連
小結：自由資本主義伴隨自由民主制度

第二部：哪裡出了錯
第四章 笨蛋，問題在經濟
地位焦慮下的經濟與政治變化
教育程度低的人為何不再共享國家富裕
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不穩定
經濟、文化及移民如何相互作用
小結：人民的生計愈缺乏安全感，愈不信任政治

第五章：食利資本主義興起
回不去的黃金年代：往昔如異邦一去不復返
透過創新帶動生產力成長率的效果下降
人口結構變化牽動世界經濟
全球走向市場經濟
全球市場改變了世界經濟
全球化導致技術轉移和人口遷徙
總體經濟的不穩定性
朝向不當操縱的資本主義邁進
新挑戰
小結：高度所得不均導致人民不再信賴資本主義和菁英治理

第六章：民粹主義的危險性
高所得民主國家的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導致的政治風向
民粹主義下的移民議題
富豪民粹主義與南方策略
有害的個人主義和威權民粹主義
政黨與媒體角色的改變
小結：經濟與政治改革是拯救民主制度的唯一途徑

第三部：革新民主資本主義
第七章：革新資本主義
改革，不是革命
讚揚「漸進式社會工程」
邁向新政的參考典範
經濟重新啟動的障礙
小結：審慎且明智地執行漸進式社會工程

第八章：邁向一個新的新政
提升、廣為分享且可永續的生活水準
凡能工作且準備工作者皆能獲得好工作
人人機會平等
需要安定者能獲得安定
終結少數人的特權
小結：打造符合這時代的新政

第九章：革新民主制度
捍衛民主制度
批評民主制度
修復民主制度
小結：執政者發揮當責精神

第四部：歷史的一個關鍵點
第十章：全球的民主資本主義
捍衛民主資本主義
世上的自由民主國家
與中國「冷戰」的錯覺
跟中國的合作、對抗和競爭
小結：攜手共創民主資本主義的未來

總結：重振公民精神

致謝
注釋
參考文獻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序
揭開民主資本制度及其敵人的神秘面紗
王乾任╱Zen大的時事點評版主
馬丁的新書《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試圖回答一個大哉問：沒有了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可能續存嗎？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迅速崛起，證明不是民主政體，一樣能支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便是民主制度，也不保證資本主義能夠良序運轉，例如：歐豬五國（希臘、義大利、愛爾蘭、西班牙及葡萄牙）。
倘若資本主義不必然只能搭配民主，才能發揮得好，各國便能各自發展資本主義，不須理睬戰後西方世界宣揚的那套民主資本制度。台灣亦曾有類似的聲音，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遠不如開明專制來得有效率。
不過，馬丁卻堅定地指出：民主資本主義制度才是最好的選擇。
資本主義誕生之初，資本家需要大量勞工操作工廠機器，工人們得以聯合起來成立工會，要求民選政府，要求改善勞動環境與薪資，制衡資本家的擴權。
然而，自動化與數位科技崛起，還有鐵幕崩塌後釋放的大量廉價勞動力， 取代了西方勞動工人，資本家將工作外包，同時積極遊說政府，修改經濟果實分配制度，贏者全拿，財富分配不均日益惡化，中產階級殞落，僅剩勉強餬口的零工經濟。
普羅大眾與年輕世代不滿翻身無望，凝結成一股強大的動能，積極向外找尋其他辦法突圍。
當人民不相信身處的社會體制時，不會成為什麼都懷疑一切的不信者，而是淪為什麼都願意相信的輕信者。馬丁認為，川普的勝選，就是靠煽動人心的
民粹主義，抓住了被傳統政治經濟精英背叛、生活日益困苦且翻身無望的中下階級支持。只不過，以此勝選的川普，仍舊無法改善中下階級的經濟問題。
那麼，世上現存的其他政治體制與資本主義結盟，會是解方嗎？
馬丁給出否定的答案。曾經備受讚揚的中國式資本主義，威權獨裁的弊病滲入經濟場域，衰敗與亂象則在疫後大量噴發，短時間內無望翻轉復甦，統治正當性也受到質疑（例如：白紙革命）。
民主資本制度最大的敵人不是中國或其他體制，而是自己。馬丁從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構造展開說明，帶出強大的民主資本制度本來樣貌，再描述、剖析與批判沉淪後的民主資本體制的殘破現狀，指出其衝擊與傷害。
不能或不願分享經濟果實的贏者全拿體制，終究只是殺雞取卵，無法長治久安。裂解後的民主資本制度，強者只勝在比其他人晚一些滅亡而已，單靠少數贏家或AI，無法維持資本主義的長久昌盛！
全書最後一部分，馬丁借鏡波普的社會改革工程，提出修補制度的建言， 倡議強化社群主義式公民聯合，監督政府，壓制民粹，做好經濟果實分配管理⋯⋯，巧妙地維持政治經濟與公民社會的均衡，若能順利遏止政治與經濟不平等繼續惡化，維護機會平等，各種不同族群都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未來仍大有可為。
雖然不容易，但我們必須做到，因為氣候變遷難題亟需各國政府與公民聯手解決。馬丁認為，如今我們不可能放棄資本主義回歸前現代社會，亦不可能回頭擁抱已經失敗的社會主義，惟良序運轉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才有一線生機。
話說回來，通讀全書，個人覺得，從馬丁提出的各個指標檢視民主資本制度在台灣的發展，其實並不差。公民參政、政治平權，機會平等，許多政治與經濟精英默默為台灣奮鬥打拼（才能擋下疫情侵襲，屢創經濟成長，投資次世代基礎建設⋯⋯），經濟果實也有分配到中下階層（屢屢調高基本薪資、減稅、還稅於民，增編社福預算），算是不錯的成績了（除了房價真的太高）⋯⋯
推薦序
欲復興民主，先究其問題根源
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當前全世界的民主體制正面臨重大的倒退危機，這應該是學界與媒體界的共識，而探究這個危機是怎麼來的、以及該怎麼樣面對與改善，這就是我們所必須要好好面對的課題。本書作者是《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夫，他從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結合的歷史開始爬梳，試圖為當代政經體制面臨的挑戰尋找出路。
本書的主旨很簡單明瞭：當今世界最主流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組合，也就是民主政治搭配資本主義，正在走向失敗。在了解現今的問題並做出診斷之前， 作者從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源頭講起。他回顧民主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結合，解釋為什麼二者可以結合在一起，這中間需要不同行為者之間的妥協與交換。作者認為，民主體制取得正當性，很大程度是因為經濟運行得很好，可以讓大家過好日子。然而，近年來先進民主國家漸漸受到去工業化的影響，成長趨緩、不平等升高、工資成長停滯，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予整個體制嚴重打擊，掌握權力的精英們似乎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從民主化理論的幾個主要學說來看，沃夫的觀點很接近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是最主要的一個解釋變數。他認為體制取得正當性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表現好，反過來說，他認為當前體系的失敗是從經濟層面開始，先進工業國家無法維持高度經濟成長、而且經濟果實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消失的中產階級」是整個體制最主要的問題所在。作者認為，這樣的經濟失敗會逐漸外溢到政治層面，因為經濟面的治理危機讓人們開始質疑這套體制的運作，導致強人崛起、民粹主義政客當道，人們更加傾向支持這些炒作特定保守元素、甚至攻擊整個體制的政客，進而讓這些強人有機會
可以破壞整個體制。
在書中，作者提供了經濟史的回顧，尤其是對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大事件以及相關數據，資料與論述內容都很豐富。最後也提出許多政策面的討論。他認為現在各國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想辦法維持多元的、均衡的經濟成長。其中的解方包括要多投資教育，把資源投放在年輕人身上，讓年輕人過得更好、更多元，進而帶起整個社會的成長。
不過，讓我們先撇開「經濟發展這個因素到底能不能解釋人們的政治態度」（人們真的只會在乎經濟成長嗎？）這樣的討論，光是以作者所提出來的解方來看，可能就會有一些弔詭之處。畢竟，現在讓整個體制出問題的，是那些掌握政治與經濟權力的菁英。但如果要解決這些問題、推動改革方案，根據沃夫的論點，恐怕很多時候仍然得靠這些精英們來推行政策、改變政治議程。人們的確可以由下而上地組織起來，用公民社會的力量去推動精英們做改變， 但如果精英們不願意改變呢？而且，更多時候，一般人們會將希望放在那些號稱要打倒既有體制的民粹主義政客身上，而不是讓體制內的精英改變態度。
最有趣的是，如果從個人角度出發，當我們對整個體制的運作方式知道愈多、對於當前的危機根源討論愈深入，可能更知道改變的困難度有多高，使得有些人覺得體制大概沒救了而放棄政治參與；當我們對整個體制運作方式知道愈少，則會有人因不了解真正的結構性問題在哪裡，從而去尋求快速的解決之道，也就是寄望於強人、甚至是獨裁的領導者身上。
現在全球共同的現象就是年輕一輩感受不到希望、對民主失去信心。那麼，在高層精英們啟動必要的改革、將國家導向投資在年輕人身上之前，人們會不會已經放棄了民主體制呢？就算沒有放棄，現行體制（以及體制下的精英）有辦法導向這些必要的改革嗎？這些問題的前景恐怕都無法讓研究者樂觀起來。即使如此，身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我一直都覺得，認識我們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因此，包括本書在內，即使許多分析民主體制危機的書看起來都會導向民主前途黯淡的氛圍，但我們仍然非常有必要去追溯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文章試閱

摘錄一、回不去的黃金年代：往昔如異邦一去不復返
二戰後西方國家歷經一段太平安樂時期，那個年代的生產力成長使所得急速飆升，尤其是西歐（英國除外）和日本，（參見＜圖19＞），伴隨的好處也被廣為分享。因此，許多社會民主主義左派（或美國人稱的社會自由主義者）認為，後來經濟上犯的大錯是放棄了那段期間採行干預主義的做法，轉而朝向自由市場經濟。2
唉，1950年代和1960年代〔法國人稱1945年至1975年為「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高所得國家享有快速、公平的成長機會，不過機會不會長存啊。在那個年代，這些國家仍然獨占工業專業，同時也有年輕且持續成長的人口，妥善運用兩次大戰之間和二戰時期的創新。他們善用這些機會，創造強勁的投資與消費，事實上，與許多人預期相反地，那個年代的大挑戰並不是刺激需求，反而是抑制需求。在歐洲大陸和日本，因為戰損嚴重必須重建，戰後機會特別充沛，可能的話，仿效美國，發展一個大眾消費市場。在這種環境背景下，很長一段時間未出現二戰前凱因斯學派所謂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導因於長期的需求不足，最早於1930年代後期出現），直到七十多年後的2010年代才再現。3
那段期間不僅是許多左翼稱為的政府干預時期，也是經濟自由化的年代，尤其是貿易自由化受到諸多組織與機制的支持，包括：1948年生效的馬歇爾計畫、1948年創立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1961年創立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1947年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以及1957年創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因此，對高所得國家而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市場開放和貿易自由化其實是戰後時期的延續，也就是說，高所得國家大部分的貿易自由化早在1980年前就發生了，此後出現的則是其他地區的貿易及市場自由化，促使得全球競爭大增。
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推翻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凱因斯學派的共識，儘管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價格衝擊也是導致通膨的部分原因，凱因斯學派理論仍然行不通了。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摧毀了政策制定者可加以利用失業與通膨之間的穩定消長關係的「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4，使得他們拋棄凱因斯學派的總體經濟學理論，轉向貨幣主義和通貨膨脹目標機制，反對1960年代積極總體經濟管理，不過，這類反對既是無可避免，也是必要。
中國自1978年起推行改革開放、蘇維埃帝國在1989年至1991年間解體、印度自1991年起開放促使世界經濟轉變，這也是無可避免的。此後，世界經濟不再只有開放的西方經濟體與封閉的開發中經濟體，也不再只有西方經濟體占工業專業，後者不僅是自然的改變（知識會散播），也是正確的改變，因為西方人不可能、也無權永久獨自享有力量與財富。
往昔的「福特主義」經濟是由使用中等技能勞工、有強大工會的巨型工廠主導的經濟，現在近乎消失了。其中一個結果是，數量遠多於以往的大學文憑者，成為中間偏左政黨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者，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何中間偏左政黨愈來愈側重革新激進派理想。老一輩勞工階級成員傾向仇視一些政黨鍾愛的理想，例如：認同氣候變遷議題、快速減碳政策與措施、敵視支持這些理想的人（有大學教育程度的年輕人。另一方面，工會組織式微，有組織的勞工階級分裂孤立，導致這些階級的許多過往成員現在支持民族主義理想，例如：英國脫歐，支持右翼煽動家，例如：川普。
不過，就算透過反制進口的保護政策，以更高的代價把一些工業生產移回國內，使用機器人的趨勢仍然持續著，而且還可能加速進程。5同樣地，高工資經濟體失去先進工業專業的獨占地位也是不可逆轉的情勢。這些變化永久地削弱高工資、中低技能勞工（尤其是男性）的就業前景。此外，日益占據就業市場主力的服務業，許多服務工作也比較信賴女性工作者，尤其是照顧小孩和老人的工作。
一方面，曾經壟斷工業專業技術的國家，分享盈餘型的老產業已經走入歷史。當老產業所在地的工廠消失時，其過往所創造的所得、對當地服務的需求，以及為當地服務創造的就業機會也隨之消失。另一方面，網路外部性（尤其是地區網路外部性）也帶來重要的分享盈餘新模式，倫敦、紐約、上海、矽谷，以及許多類似的地方已經成為極富生產力的商業匯集中樞。6一些新區域的網路外部性，以及其他老地方的去工業化，二者結合起來，使得地區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明顯提高。因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新的研究分析發現，過去二十年間，在高所得國家，高端地區和其他大多數地區之間的生產力差距擴大了60％。」7
就連20世紀中期的福利國家也只能創建一次。當時的高所得國家中，只有美國距離福利國家最遠，尤其是在保健方面。8此外，只要福利國家建設完成，這些國家在人民福利支出的空間會比二戰後期間要少很多，不過，這不妨礙政府持續承受以各種亂七八糟理想為名、且往往思慮相當不周的額外支出壓力。
總而言之，我們無法回到過去，往昔其實如同異邦，試圖回到過去不是好政策，儘管，川普競選時喊出「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展現了十足聰明的政治手腕。生產力成長率減緩、人力資本成長衰減、轉向生產力成長率低的產業、勞動市場轉型、老一輩勞工階級式微，以及伴隨這些而來的種種社會變遷，從許多方面來說，其實皆是成功的結果，但確實也限制了我們現在能夠懷抱的期望。如同下一節更詳細的討論，高所得經濟體的成長潛力已經減緩，未來不再如同往昔了。

摘錄二、富豪民粹主義與南方策略
儘管承受許多壓力，絕大多數的高所得西方國家仍然屬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民主國家，脫離歐盟後的英國也一樣，依舊維持著核心體制，至少目前為止是如此。但美國的情形就有點不同了：人民選出了一位懷抱專制野心的民族民粹主義者當總統。美國的故事很獨特，基於這個國家的規模及其歷史定位，故事具有更重大的含義。
導致川普當選所側重的種族認同、民族主義和文化戰爭（墮胎、槍枝、性別權等等議題的爭論），不僅是不民主的自由主義、精英經濟失敗、去工業化等令人不安的經濟狀況和及文化變遷的結果，也是精英政治策略下的結果。
一個致力於所得分配頂端0.1％者的政黨，如何在普選制民主制度中勝選掌權呢？54答案是：富豪民粹主義。55這讓一個在2016年大選中贏得總統寶座和參眾兩院多數席次的政黨，通過一個把資源從美國所得分配底層、中層、甚至上中層轉移至高層的減稅法案，並且大大提高絕大多數人的經濟不安定性。56
這項策略有三種元素，第一、找到主張這些政策能夠使財富「涓滴」（trickle down）至全部人民的知識分子出面背書，這是「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的主張。57 第二、在大眾中挑起族群與文化分化，舉個最重要的例子：鼓勵人們思考自己是「白人」、「反同性戀者」、「基督徒」優先，較弱勢的人次要、位居第三或完全無足輕重。第三、扭曲選舉制度，手段包括：阻擾選民（voter suppression）、不公正地畫分選區，以及廢除政治上使用錢的相關限制。後面兩種元素應該被稱為「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理由有二：第一、精英階層向來以這種手段在美國南方取得執政權；第二、民主黨人在1960年代通過民權法案後，共和黨立即開始採行這種策略。這種策略雖不是完美奏效，但成效也夠好了。58
供給面經濟學是一個優異的政治口號，但事實上，邊際稅率和經濟成長率之間並不存在這種關聯，不意外地，畢竟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邊際稅率高得很，但那二十多年間也是高所得民主國家成長最快的時期。雷根主政時期的減稅並未使美國經濟強勁成長。過份簡化「涓滴」概念的效果是很好的政治宣傳，不過是有疑問的經濟學。59川普降低公司稅也是如此，減稅並未使私人部門的非家戶實質投資顯著增加。降低公司稅基本上是讓股東獲取暴利，如同降低遺產稅是讓大筆遺產的繼承人獲得意外之財。
事實顯示，南方策略的政治效果遠大於供給面經濟學所說的效果。民權法案通過後，美國南方從民主黨轉傾共和黨，在這過程中，共和黨也從1933年至1995年期間的眾議院長期少數黨轉變為此後的眾議院多數黨。60例如，2019年時，舊南方邦聯的13州當中有9州的州長是共和黨籍，在參議院的26席次中共和黨人囊括23席，在眾議院的146席次中共和黨籍包辦了101席。相較於由民主黨稱霸南方的往昔，這絕對稱得上是大轉變。
不過，大成功遠非只是攫取區域支持而已。還未脫離美國聯邦之前，南方各州的政治一貫主張維持種族壓制與剝削，因為南方的經濟仰賴奴隸制。在拒絕容忍南方各州相繼脫離美國聯邦之下，北方廢止所謂的「特殊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亦即黑奴制度），南方對此做出的回應是，通過一系列壓制種族的《吉姆．克勞法》。61距離美國內戰結束的一世紀後，北方採行民權，《民權法案》在出身南方的民主黨人林登．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擔任總統任內通過，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摧毀了《吉姆．克勞法》。62 從此，南方開始藉由擁抱（及改變）共和黨，把其制度的一些層面移植至整個國家範圍。（諷刺地，主張廢除奴隸制的林肯是共和黨籍；打贏美國內戰的北方各州也是共和黨的起源州。）現在，共和黨人在最高法院長期占據多數、在國會擁有強勢地位之下，大老黨正逐步邁向他們的目標。63
這是策略高度成功的版本，而且見諸許多其他的民主國家，用種族、族群或文化認同來分化經濟情況較差的人。不過，這種策略最純正的形式出現於內戰前的美國南方，基本特徵一直持續至今。內戰前的美國南方在經濟上極度不均，不僅包括奴隸在內的整個人口，甚至在自由的白人之間也高度不均，1774年至1860年期間，財富不均的衡量標準在南方白人之間拉大到了70％：「任何期待看到舊南方下層貧窮白人經濟情況好轉的歷史學家，都會發現這一證據。」64 1860年的普查顯示，最富裕的前1％南方人的財富中位數是最富裕的前1%北方人的3倍之多。由擁奴的商業大莊主假貴族知名統治南方，其經濟變化程度遠低於北方，精英階層是抽租者：他們必須靠著奴隸的勞力和地租過活。
所以，成功的是這種「大莊主政治」（plantocracy）對貧窮白人灌輸種族優越的信條，而貧窮白人為南方邦聯奮戰，死傷無數。65在美國內戰中，南方邦聯言明的目標是捍衛奴隸制（但有不少人否認這個明顯的事實），至少有26萬名南方邦聯士兵死亡（其中95,000人是陣亡，165,000人死於疾病、意外和其他原因）66，這大約是南方邦聯軍隊總人數的20％至35％。67但是，這些男人中有一大部分本身不擁有奴隸，他們基於對南方邦聯的認同感而願意犧牲，這認同來自於種族優越感，以及害怕淪為種族次等。68最終，戰爭帶給他們死亡或戰敗。再也沒有比這事例更能顯露種族認同的政治力量了，當然，後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孕育出不快樂的納粹主義世界，以及無可比擬的二戰大屠殺。種族主義真的很有效，能夠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尋求認同感，藉由「他者化」（othering）來取得優越地位。有什麼比膚色之類的明顯差異（不論從遺傳學角度看來，這說法有多麼不足為道）更容易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