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21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2021

作者簡介

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Science Monthly）是台灣本土科普領域的代表性刊物，代表好幾個世代的台灣科學家和理工知識分子回饋社會的心意，所形成的科學沙龍風貌以及在中學科學教育和科學政策上所造成的影響，都是《科學月刊》在台灣科學社群發展以及文化影響方面的具體表徵。作為國內科普推廣的重要刊物，介紹每年的諾貝爾獎內容是不可少的任務與目標。《科學月刊》距上次將介紹諾貝爾獎文章集結成冊，已過十年，這次與八旗文化合作，十年磨一劍，刊出合集，也望在科學知識的傳遞和累積上，有所貢獻，不僅如此，《科學月刊》還會持續介紹每一年的諾貝爾獎成果，為下一個十年一書而努力。

書籍目錄

諾貝爾經濟學獎　目次

序│曾耀寰
導讀　21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趨勢及其代表的意義│莊奕琦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　如何對抗劣幣驅逐良幣？資訊不對稱底下的市場革新
2002｜諾貝爾經濟學獎　以心理學與實驗經濟學突破藩籬
2002｜諾貝爾經濟學獎　科學的實踐、台灣的?蒙
2003｜諾貝爾經濟學獎　共整合與拱論預測總體經濟
2004｜諾貝爾經濟學獎　政策時效不一致性的影響
2005｜諾貝爾經濟學獎　短期衝突走向長期雙贏的賽局
2006｜諾貝爾經濟學獎　通膨與失業間的干擾因子
2007｜諾貝爾經濟學獎　設計機制創造市場
2008｜諾貝爾經濟學獎　新貿易理論補充古典貿易模型不足
2009｜諾貝爾經濟學獎　公共財管理、企業交易內在化理論廣泛適用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　解釋勞動市場的配對
2011｜諾貝爾經濟學獎　理性預期學派評估減稅與降息的效果
2012｜諾貝爾經濟學獎　從志願選擇找到配對最佳效率
2013｜諾貝爾經濟學獎　投資風向球—了解資產價格走勢
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　提供獨佔企業的管制之道
2015｜諾貝爾經濟學獎　個體消費分析貧窮
2016｜諾貝爾經濟學獎　以契約理論解決稅制與數學問題
2017｜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與心理的「不當行為」研究
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　環境與知識的外部性
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　微觀田野實驗對抗全球貧窮
2020｜諾貝爾經濟學獎　揭開「同時多回合上升標拍賣」的利益
2021｜諾貝爾經濟學獎　「因果推論」方法改革實證研究
2021｜諾貝爾經濟學獎　自然實驗分析勞動市場

推薦序/導讀/自序

曾耀寰（科學月刊社理事長、中研院物理所副技師）
累積2001年2021年的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年份加倍、超值的內容，宴饗大眾，值得購買珍藏。

莊奕琦（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現代經濟學是一門非常量化的社會科學，本世紀以來，尤其是過去十年間，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屢獲肯定，更加強化以科學的嚴謹態度來研究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取向。

序
導讀　21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趨勢及其代表的意義
文｜莊奕琦
經濟學獎的由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瑞典中央銀行於其成立300週年（1668-1968）時為紀念Alfred Nobel所設立並於1969年首次頒獎，表彰經濟學領域傑出研究學者的最高獎項，此榮銜被廣泛認為是經濟學界的桂冠。儘管此獎項並不屬於諾貝爾遺囑中所提到的5大（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獎項，但一般認爲經濟學獎與5大獎項地位相當，並在同一典禮上共同頒授。
其遴選的過程是由五位學者專家組成遴選委員會，於頒獎前一年的九月啟動作業，廣邀各界提名人選，次年二月提名截止後，將提名人選送交相關領域專家審查，六至八月由遴選委員會討論並撰寫審查報告及建議獲獎的提名人選，最後送瑞典皇家科學院，十月初進行表決，採多數決經半數同意後公告得獎名單，於12月10日舉行頒獎典禮。給獎原則不限於一位得主，每屆最多由3位得主共享，且只頒給尚在世者不追授，至於有關諾貝爾獎遴選過程的相關資訊需保密50年後才會公開。頒獎迄今（1969-2021）共53屆有89位得主，其中三分之二58位為美籍學者。21世紀迄今的21年中，共頒給43位，其中37位為美籍學者囊括了86%。本文分析重點將集中在21世紀以來頒獎的趨勢及其代表的意義。
經濟學的主流研究內涵
總體經濟理論與個體經濟理論研究是建構現代經濟學的主要基礎。21 世紀以來獲獎屬總體經濟學研究有五屆，主要的貢獻分別為：動態化的一般均衡（2004）、跨期性決策分析（2006）、貿易與地理區位選擇（2008）、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2011）、氣候變遷因素與內生化技術進步因子（2018）等，提出創新性理論，解釋並增進對整體經濟演變的了解。總體內生成長理論找出技術進步因子的內生化機制是一項重要貢獻，突破新古典成長理論的局限，其中的內生成長引擎包括：遞增的規模報酬、固定規模報酬的資本累積、人力（社會）資本及知識外溢、研究發展與創新、做中學習、制度變遷等，使吾人對如何創造長期經濟持續成長與發展有更深層次的了解。
在實證上，總體計量模型因加入動態與跨期決策分析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模型不僅可以實證解釋總體變量（如總產出、失業與物價膨脹）的演化，更可在人們存在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s）下分析與預測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動態影響。此項實證總體經濟學（empirical macroeconomics）的進展，2011年的兩位得主對此各有不同的解讀，計量經濟學Christopher Sims將其視為強化實證模型的理論基礎嘗試，而經濟理論家Thomas Sargent則認為這是可以尋找一條產生實證操作理論的系統途徑的機會。
在個體的理論基礎方面，市場機制設計有五屆：奠定機制設計的理論基礎（2007）、 共有財的治理（2009）、市場設計與配對理論（2012）、契約理論（2016）、拍賣理論與可行方法（2020，2005）；資訊不對稱有兩屆：訊息理論（二手車、信號、保險）（2001）、搜尋摩擦的市場（2010）；市場結構有一屆，市場壟斷力與管制（2014）；賽局理論也有一屆，衝突策略與競爭合作（2005）。
入世經濟學：實證與研究方法益形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經濟學是一門非常量化的社會科學，本世紀以來，尤其是過去十年間，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屢獲肯定，更加強化以科學的嚴謹態度來研究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取向。獲獎項目中包括：實驗經濟學（2002）、行為經濟學（2017）、貧窮與福利實證分析（2015）、減貧政策評估實驗（2019）、因果關係的實證檢測（總體分析2011, 個體分析2021）；還有創新的統計分析法有四屆，個人與家庭選擇行為（2000）、時間序列資料分析（2003）、資產價格實證（2013）、政策施行效果評估的類隨機控制實驗（2019）等。這些創新性的研究方法，企圖對社會科學假設性不足的補強與解決因果關係推論上蛋生雞或雞生蛋的兩難困境，包括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不理性行為的合理解釋，代表性個體流於簡化，樣本的非隨機性，如選擇性與內生性，以及非可觀察的異質性等問題的處理，使統計量化分析的推論結果更為嚴謹與可靠。由於實證研究不僅可以檢證理論的實用性，也有助於對實際經濟運作的了解，並且具有相當的政策意涵，可提升公共政策的決策品質，來施行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有效政策。最後，提出幾個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經濟理論。
資訊不對稱的交易
傳統經濟理論假設供需的買賣雙方是在具有完全的資訊（perfect information)下做交易，但在實際的情況下資訊經常是不完全或不對稱的，即有一方擁有比另一方更多的資訊，在這種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情況下，擁有較充分資訊的一方會佔資訊較不充分一方的便宜。2001年的三位得主開啟了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的研究而共享殊榮，George Akerlof指出在二手車市場，賣方比買方擁有更多的車況資訊，因此擁有資訊較多的賣方就會以魚目混珠以假亂真的方式賣給不知情的買方。結果可能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二手車都是爛車市場的均衡結果，也就是市場失靈，不存在好的二手車市場。Michael Spence則提出信號理論（signal theory）來解決資訊的不對稱，即會選擇有效而可信的信號來替代資訊的不足，例如以學歷來衡量看不見的個人能力，學歷就變成一個求職選用人才的信號指標，這就解釋為何存在文憑主義的現象，由於競爭結果在信號理論也會出現獲取更多信號的過度教育現象。Joseph Stiglitz指出在保險行業，買保險的人比賣保險的公司有更多的投保標的資訊，而造成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問題，佔保險公司的便宜。因此如何設計固定扣除額與不同保費費率讓消費者去自我選擇而分離出其潛在的投保屬性將是廠商重要的定價策略。
共有財的有效治理
1991年得主新制度學派的Ronald Coase提出的寇斯理論（Coase theorem），說明在沒有交易成本時，只要所有權明確，不需要政府的干預，透過私部門協商將可有效解決外部性（externality）問題。但當出現無主的共有財（commons）時，通常會出現所謂的共有財的悲歌（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公海因濫捕的結果造成漁場的枯竭。2009年得主同時也是經濟獎頒給的第一位女性，Elinor Ostrom從實證的觀察提出有效的共有財治理模式，Elinor Ostrom指出只要使用該資源的人在實體上靠近它並且彼此有關係，則共有財就可以在沒有政府或私人控制的情況下進行有效的集體管理。將公有財依當地的特殊屬性賦於特定群體或形成特定的社區有管理權，將可有效管理共有財而避免共有財悲歌的結局，因為有發言權的域內人士在資源管理中將自我監管，以確保所有參與者遵守社區規則。例如共有水源的村落間協調輪流用水的約定做法即可維持水源的永續有效利用，或海灘給於當地的衝浪愛好者團體有管理權，來訂定治理規則就可維持美麗的沙灘與有秩序的衝浪環境。
不理性行為的合理解釋
傳統經濟學假設理性的經濟人，功利主義追求效用極大化。真實人類與理性經濟人是有差異的，由於有限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與缺乏自我控制能力(lack of self-control)會造成人們經常幹一些蠢事，致使個人經濟行為決策上出現系統性錯誤，影響經濟表現結果，尤其是在金融市場的投資決策。心理影響和偏見會影響投資者個人的行為和決策，2002年得主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認為人們並不總是根據理性的自利，以效用最大化的預期效用理論做預測。而共同的認知偏見則包括錨定效應、計劃謬誤和錯覺控制。Daniel Kahnema和Amos Tversky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指出每個人基於初始狀況的不同，對風險會有不同的態度，損失比相同數量的收益具有更大的情感影響。故我們傾向於採用不是以邏輯而是以非理性諸如感知公平和損失厭惡之類的情緒、態度和記憶做為行為指導方針。Amos Tversky因於1996年過世而無緣得獎。
2017年得主，行為經濟學之父Richard Thaler指出人類並非完全理性，而是有熱情有偏見且衝動的。稟賦效應認為同樣的風險，如果要補償你多冒萬分之一生命危險的風險報酬與如果要付出你減少萬分之一生命危險的風險支出相比，你肯花的金額前者要比後者高出許多，即相較下人們較不捨得放棄已有的權利。沉沒成本效應指出投入的資源已經實現了，故應根據新投入成本所帶來的相對報酬，即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效益來做出選擇，但人們卻仍在意於他們先前已經投入的資源。如已經買好票去看電影，就算是已經知道是爛片也會把它看完。同樣的，人們將一直進行搜尋直到其期望的利益相對於初始參考值的比例下降到一個關鍵的恰到好處的數字即停止，而不是直到邊際預期利益等於搜尋的邊際成本。因此，你會在意為價格100 美元的產品去努力爭取節省10 美元，但卻不在意為價格1000美元的產品去爭取節省同樣的 10 美元。當意識到自己會意志薄弱的情況下，人們將會做預先承諾來限制其行為，這解釋為什麼退休金總是會出現不足額提撥的情況。還有出於社會偏好，人們願意承擔成本來懲罰他們認為不公平的行為。
有效脫貧的政策
脱離貧窮一直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實證上，2019年兩位夫妻檔得主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她是經濟獎最年輕（46歲）得主同時也是第二位的女性得主）研究降低全球社會貧窮的政策評估分析，利用醫療與教育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和非洲國家的偏鄉地區，以類似實驗的隨機控制試驗方式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發現增加教育或醫療資源並不必然帶來提高教育或醫療品質的效果。多僱用一個臨時教師要比採用小班制教學更能有效提升教育品質；多上一天課或增加課程教材並不會提高學生平均的學習成績，只會提高能力強的學生的考試分數；如果學生考試成績好就給予教師獎勵的誘因並不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反而造成老師為考試而只教考試的東西，並不能真正增加學生的學習。窮人對於預防性醫療的產品具有非常高的價格彈性，故免費提供或補貼醫療預防的產品則更能夠促進窮人的醫療投資，改善並避免窮人為了治療的高費用支出負擔。另外，脱貧的主流想法主張除非想辦法讓所得提高，否則脫貧無望。2015年得主Angus Deaton則提出不同見解，認為健康才是脫貧的首要，健康的改善不必然先需要所得的成長，尤其當儲蓄相對較為便宜時，有利於健康醫療的改善，進而增加生產力與所得，故縮小健康差距即可降低所得差距。
結語
目前人類的發展正處於重要的轉折點，經濟的快速成長卻伴隨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更加不均，中低收入家庭與弱勢族群生活品質加速惡化、人口老化與少子化致使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持續減少與社會保險和年金制度瀕臨財務困境，還有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帶來全球暖化的環境破壞等重要議題亟待解決。展望未來發展，如何維持人類的永續發展將是本世紀經濟學家們肩負的艱鉅挑戰；無疑的，對此有顯著貢獻者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未來頒獎的對象。
莊奕琦：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文章試閱

2002｜諾貝爾經濟學獎　科學的實踐、台灣的?蒙
將科學實踐到人類社會中來，我們不必求最快、最好、最完美，而是從事開放的、包容的、懷疑的觀察。台灣要發展知識社會的最重要工作，是科學的實踐，是要將科學觀察精神落實於典章制度之中，是要發展出科學觀察的文化。
科學一詞，在大眾的心中是神秘的、高貴的、抽象的，科學家所從事的研究，也因此常被認定為具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很多發明，若有冠上科學一詞，好像就一定不容懷疑；而不接受這種發明，則常被認定為非理性的、落後的。諷刺的是，這種「科學至高」的情結，事實上已將科學「玄化」或「神化」，因此違反了最基本的科學懷疑精神。可惜，「玄化」的科學研究在學術圈裡卻是逐日普遍，這種現象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也不能例外，令人以為社會科學家不是「與世隔絕」地提出無用的理論，就是「無病呻吟」地重覆一些已知的常識。
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丹尼爾•卡尼曼卻是違反這個「玄化」潮流的學者。他延續197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賽門（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主張，研究實際社會中人類決策的現況，而非「假設」人類為完全理性、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私自利者。
「情人眼中出西施」是大家很熟悉的成語，數十年來認知心理學的很多研究，也證明這個人類的特性，是根據賽門「這是人類有限理性下」必然的結果。卡尼曼則更進一步發現，這些「非科學」的觀察及判斷，其實是有跡可循，依賴數種基本法則。然而，人類卻不自知自己會依賴這些法則，一再犯下同樣的錯誤，卡尼曼於是稱這種錯誤為系統性及可預測的錯誤。
這種錯誤對於企業決策，甚至是公共政策的擬定，有時會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在台灣企業家的投資模式，殊少經過西方科學的管理模式的嚴謹評估，而是因耳聞某好友的成功故事（這是卡尼曼所發現的「代表性」），但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怎可代表所有的樣本呢？假設這個個案成功率只有十分之一，可是企業家若盲目的追隨，他失敗的機率就非常高，投資也可能血本無歸；這種錯誤若是在公共政策上，也可能造成重大的傷害。

2008｜諾貝爾經濟學獎　新貿易理論補充古典貿易模型不足
　　有「烏鴉嘴」之稱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因在貿易模型分析以及經濟活動區位的卓越成就，獲頒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克魯曼1953年生於紐約長島，現年55歲，屬於天才型的經濟學家。他於1974年在耶魯大學經濟系完成大學學業，時年21歲，1977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年僅24歲。他隨即返回耶魯大學經濟系擔任助理教授，自1977年至1980年，為期三年。1980年克魯曼27歲，再度回到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副教授，並於1984年升為正教授，時年31歲，其後更榮任經濟學「福特國際教授」（Ford International Professor）。1982到1983年，而立之年的克魯曼，便擔任美國雷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資深經濟學家。他也曾任教於史丹佛大學，目前則任職於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經濟學與國際事務，並於1999年起擔任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每星期發表兩篇通俗文章，是公認非常入世的經濟學家。
　　克魯曼的研究專長主要在於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是「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近年則非常專注於國際金融與通膨危機的研究。克魯曼在頗為年輕時即已展露研究才華，不但著作豐富且擲地有聲。他在38歲時即榮獲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克拉克獎章每兩年頒發一次，是美國經濟學會針對「四十歲以下、對經濟思想與知識具有顯著貢獻的美國經濟學家」的表揚，素有諾貝爾經濟學獎搖籃之稱。雖然克魯曼的成長與活動範圍大多限於美國的東北部，但是他的影響力遠較此寬廣得多。到目前為止，克魯曼曾經撰寫或編輯過20本以上的書籍，完成200篇以上的專業學術期刊與專書論文。他不僅在經濟學理論上的成就與貢獻頂尖，更藉由通俗書籍與文章解釋經濟現象、評論經濟事務，其影響不僅在於嚴肅的學術界，更及於普羅大眾。
　　克魯曼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少數在得獎前即廣為普羅大眾所知的經濟學家之一，這當然與他積極活躍的個性、與對政府及時事不吝大鳴大放有關。對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即使他自己做作地若無其事，還在公布得主的當日早上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道：「今天早上我有一些好笑的事發生」，但是事實上，學界對於克魯曼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猜測已存在些年，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情形。雖然在克魯曼得獎後，各界（特別是國內）讚頌之聲不絕，間也有些對他不是十分認同的聲音，但這些大多是對其在預測經濟情勢（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或東亞經濟成長的微弱基礎）、或對布希政府的嚴詞批評等通俗言論的觀察。諾貝爾獎作為全球最高學術榮譽的代表，其所要表彰的，當然不會是克魯曼的通俗言論，其在相關學術領域必有其貢獻與可觀之處。
　　就學術研究而言，克魯曼對於經濟事務的洞察力極高。較之其他學者，他通常在一個經濟議題出現的幾個月或幾年前即加以鎖定，並針對議題建構一個不算太龐雜的經濟模型，提供嶄新且未能先被預期的經濟意涵。當這些議題很快引起一般重視後，克魯曼的模型早在一旁等待其他經濟學家的追隨。這些經濟學家對於克魯曼的反應通常讚譽與惱怒兼有，理由自然相同。
　　事實上，克魯曼的經濟模型非常清爽而簡單，通常僅靠特定的函數型態假設來進行分析。一般而言，特定函數型態的設定常被質疑不夠一般化，似乎難以處理議題的複雜性。許多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試圖將克魯曼的模型加以延伸並一般化處理，這當然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結果，但通常的情況是，克魯曼所選擇的特定函數型態極為妥適，以至於更為複雜且一般化的延伸模型，也無法推翻克魯曼模型的核心發現與經濟意涵。也就是說，克魯曼模型的特定假設實已如匕首般直指問題核心，足見他以簡馭繁的功力。

2017｜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與心理的「不當行為」研究
故事要從塞勒1970年代在羅徹斯特大學讀博士班的時候談起。當時他進行了一項研究，希望能估算出「人命的價值」。塞勒設計了一份問卷，並且提供受訪者兩個情境。第一個情境是：社會上爆發某種疾病，導致每個人的死亡率都增加0.1％，現在有一種解藥吃了可以讓死亡率下降，你願意花多少錢買這種藥？第二個情境是：你好端端地生活在一個沒受疾病感染的地方，但是你的老闆想要派你冒著0.1％的死亡風險進入疫區工作，他需要額外付你多少錢，你才願意接受這樣的差事？
根據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兩種情境的答案都代表了「0.1％的死亡率」值多少錢，換句話說，就是「千分之一條命」的價值，因此同一個人對於兩種情境的答案應該要大致相同才對。然而，問卷結果卻完全不同。針對第一個情境，大多數受訪者不願意付超過2000美元的代價；可是針對第二個情境，卻有許多人認為至少要補償他50萬美元才夠。同樣是為人命估價，兩種方法所得到答案竟然南轅北轍！
塞勒把這個發現拿去找指導教授討論，指導教授卻叫他別浪費時間在這種事情上。不過塞勒並沒有照辦，反而開始仔細觀察周遭的世界，廣泛蒐集各種主流經濟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在塞勒的自傳中，他將這些異狀稱之為「不當行為」。
有哪些行為屬於「不當」呢？比方說，史丹利對花粉過敏，可是每個週末卻忍著過敏在自家院子割草，不願意花10美元的金額雇一個人來代勞。當史丹利被問到如果鄰居出20美元請他割草，是否願意幫忙？他的答案卻是斬釘截鐵的不願意。這裡出現一個很弔詭的問題，如果史丹利不願意花10美元請人幫忙割自家的草，似乎表示他的時間成本（外加忍受花粉過敏的痛苦）不值10美元，另一方面鄰居用20美元卻請不動他，表示他的時間成本比20美元還貴。究竟為什麼一個人的時間成本可以同時比10元便宜，卻又比20元貴？
又比方說，在暴風雪天裡，為什麼拿到免費贈票的人會放棄出門去球賽，但是自己花錢買票的人卻執意冒著危險出去，只為了把球票的錢「賺回來」？經濟學原理不是都教我們，花出去的錢是潑出去的水，已經是「沉沒成本」，所以如果天候不佳開車太危險，無論是別人送票或自己買票，都不應該出門？
此外，開派對的時候，大夥怕先吃零食反而吃不下主菜，所以乾脆把零食收起來，免得吃個不停。這不對呀！經濟學原理說，人的選擇愈多越好，因為如果多出來的選擇你不喜歡或認為不應該選，永遠可以不要選。不過，現實似乎不是如此，我們常常會缺乏意志力，吃的永遠太多，存錢永遠不夠，想規律運動卻每天立志從明天再開始吧。在塞勒眼中，各種「不當行為」層出不窮，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　微觀田野實驗對抗全球貧窮
今（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則頒給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對夫妻檔──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與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以及美國哈佛大學的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彰他們在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實證方法的突破，並從政策評估研究中探討如何讓政策更具有效力，提出降低全球社會貧窮的務實作法與新政策。
藉由研究，他們發現教育上多僱用一個臨時教師要比採用小班制教學更能有效提升教育品質；多上一天課或增加課程教材並不會提高學生平均的學習成績，只會提高能力強的學生的考試分數，但針對特定弱勢學生的課後輔導則有顯著的學習成效；如果學生考試成績好就給予教師獎勵的誘因並不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反而造成老師為考試而只教考試的內容，並不能真正增加學生的學習。總的來說，調整教學內涵以符合學生的需求、改善學校治理與要求教師課責等，可有效提高學習成效。
關於醫療，窮人對於預防性醫療的產品具有非常高的價格彈性，故免費提供或補貼預防性醫療的產品則更能夠促進窮人的醫療投資，改善並避免窮人負擔治療疾病的高費用支出。當存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下而更偏好關心現在（present bias）心態，則暫時性補助反而比恆常性補助更具效力。例如在南非的小型農夫為何不採用報酬率較高的新技術如採用肥料？初步發現是因肥料使用量需要一定時間學習才能獲得效果以致未能廣泛使用，再進一步實驗研究則發現，這些農夫偏好現在的心態以致總是延遲購買肥料至最後期限，而到最後期限時又因沒耐心而不買了。這些田野教育和醫療實驗結果充分顯示：增加教育或醫療資源並不必然帶來提高教育或醫療品質的效果，應該將資源投入在真正具有效力的政策上才能確保成功。
另外，微型貸款（microfinance）一般認為有助窮人投資與新創企業的出現，可以減緩窮人的信用限制（credit constraints）， 故有利經濟的發展 。但印度的田野實驗結果對此並未獲得大幅且正面的支持，研究發現微型貸款的確會增加家計單位的貸款，但因而會替代一些非正式的私人借貸，故總貸款量增加不大。況且，微型貸款也不會增加新創投資，而是增加既有事業的投資，投資的利潤也未必比由其它形式的投資貸款高，對於人均消費、教育或醫療等與發展相關的支出也無顯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