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謬誤與真相：保守派經濟學家如何戳破進步派的美好謊言【軟精裝典藏版】

作者簡介

湯瑪斯・索威爾 Thomas Sowell
1930年生，年逾90高齡，至今仍是美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觀點深受西方國家學界與群眾歡迎。美國知名歷史學家約翰遜（Paul Johnson）將索威爾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
索威爾作為經濟學大師，也是出色的政治評論家，在社會學和哲學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尤其是他反對社會主義，以及透過保守主義的論點擊破自由主義的缺陷。在右派知識分子當中，索威爾非裔美國人的身分看起來格外醒目。
他出生在北卡羅萊納州，父親在他出生前去世、母親要扶養四個兄姐而無力承擔，索威爾被姨婆和表親收養，並在紐約度過他的少年時光，學業表現優秀的他卻因經濟問題被迫中學輟學；為了生活他做過各式工作，甚至還參加過布魯克林道奇隊（現在的洛杉磯道奇）的選拔，顛沛流離的早年生活讓索威爾深刻體會社會底層的樣貌，但這無礙於後來的他成為一名保守主義學者，反而更能體察社會的根本問題。
韓戰期間受美軍徵召入伍，加入海軍陸戰隊，擔任隨軍攝影師。索威爾是一個努力上進的人，退伍後半工半讀，在霍華德大學夜間部的優異表現，受到推薦錄取了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時獲得極優等（Magna Cum Laude）的拉丁榮譽學位。接著一路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取得學位後投入教職，前後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布蘭戴斯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曾在華府著名的智庫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任職；1980年起擔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至今。
　　1970年代起，索威爾出版大量著作啟發社會大眾，甚至受到美國政府的關注，曾被雷根總統延攬入閣，然而他婉拒出任華府官職。即便如此，近半個世紀，索威爾仍持續發揮他的影響力，在1990年獲得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頒發之法蘭西斯．鮑伊爾獎，並於2002年得到美國國家人文獎章，肯定他在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術領域的成就。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公司與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

書籍目錄

導　讀　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吳惠林
前　言　切勿積非成是

第1章 謬誤的代價
第2章 都市的謬誤與真相
第3章 性別的謬誤與真相
第4章 學術的謬誤與真相
第5章 收入的謬誤與真相
第6章 種族的謬誤與真相
第7章 第三世界的事實與謬論

結　語　禁不起實證的信念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導讀　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二○一六年，共和黨總統初選時，索威爾曾強烈批評川普，支持泰德．克魯茲（Ted Cruz），但在當年的總統大選時，他又因反對希拉蕊，而在大選前的兩個星期呼籲選民投票給川普。二○一八年，有人問他對川普總統的看法，他回答說：「我認為他比前任總統更好。」
二○一九年三月，主流媒體指稱川普是「種族主義者」（racist），索威爾就此事針對大眾的反應做出評論，他說：「可悲的是，有這麼多人只是對語言做出回應，而不是問自己『這個人說的是真的嗎？我該如何檢驗？』」一個月之後，他再度為川普遭媒體指控為種族主義者辯護：「我沒有看到任何確鑿的證據，而且，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期望得到確鑿證據的時代。你只需一直重複某些熟悉的字詞，人就會像『帕夫洛夫的狗』（Pavlov’s dog）那樣，對特定聲音做出反應。」
索威爾之所以為川普辯護，且對拜登民主黨二○二○年上台執政發出美國已「無路可退或已到懸崖邊」的警語，並非政治語言，更非政客說辭，也不是對川普個人的偏愛，而是基於自身的一生體驗和扎實的學術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他對「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究竟是什麼，以及如何檢驗知之甚詳，而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以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對比和好壞也都深有觀察和探究。這些在他的諸多著作中都清楚明白的顯現，而這一本二○○八年出版的《謬誤與真相》（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可謂代表作。在介紹這本書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索威爾這個人及其一生的心路歷程。

▍認識索威爾

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湯瑪斯．索威爾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加斯托尼亞（Gastonia）的一個貧困黑人家庭，父親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有四個孩子待撫養、當女僕的母親。由於母親無力再養索威爾，只好將他交由姨婆和其兩位已成年的女兒收養。童年時，索威爾很少碰到白人，甚至不知金黃是頭髮的顏色。九歲時，為了尋求更多的機會，索威爾全家從北卡的夏洛特北遷至紐約市哈林區，參與了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南方大舉北移的大趨勢。
索威爾獲准進入紐約市一所頗有名望的高中，他是家中第一位就讀六年級以上的成員。但因財務困難和家庭問題，十七歲時索威爾被迫輟學。他從事過好幾個工作，包括機械店店員和西方聯盟的送貨員，一九四八年索威爾還曾經嘗試成為布魯克林道奇隊棒球選手，一九五一年韓戰期間，他被徵召入伍，加入海軍陸戰隊當攝影師。
自軍中榮退後，索威爾曾在華盛頓特區的一間市政機構服務，並在哈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這間黑人大學就讀夜校。由於成續優異，他獲得兩位教授的推薦，進入哈佛大學，一九五八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次年他又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索威爾原本選擇哥大、在史蒂格勒（G. J. Stigler，一九一一—一九九一，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教授指導下就讀博士學位，然而一九五八年，史蒂格勒返回芝加哥大學執教，索威爾也跟著移到芝大就讀，並於一九六八年獲得經濟學博士。
索威爾曾說，他二十歲左右的十年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因而他最早的專業出版品之一，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實踐的同情性研究。不過，一九六○年夏天他在擔任聯邦政府實習生的經歷，讓他拒絕了馬克思經濟學，轉而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他的工作中，索威爾發現波多黎各的製糖業工人失業之所以會增加，與該業法定最低工資的提升有關係。對模組進行研究後，索威爾得出了結論：執行最低工資法的政府官員比較關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窮人的困境。
索威爾的研究領域甚廣，包括福利經濟學、教育、政治、歷史、種族關係，以及兒童發展等等。他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時常被描述為黑人保守派。索威爾從一個自由主義保守派立場撰寫文章，迄今出版三十幾本書，寫作主題範圍涵蓋種族、族群、教育和決策的社會政策、古典和馬克思經濟學，以及殘疾兒童的問題，廣受讚揚。他因結合歷史、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創新獎學金，獲頒國家人文獎章。索威爾也有一個由「創作者聯合會」（Creators Syndicate）發行的全國性一稿多投的專欄，刊登在《富比世》、《國家評論》、《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以及其他主要報章雜誌與一些網站上。他評論自由媒體的偏見、司法行動主義、最低工資、全民健保、平權運動、政府官僚、槍枝管制、毒品戰爭，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等等當前的問題，直到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齡八十六歲時才停筆。
索威爾不但學有專精，還十分關懷社會，是一位非常入世的學者，對敏感的社會問題往往會講清楚、說明白。他在自由經濟大師史蒂格勒指導下寫了博士論文〈賽伊法則和大過剩爭議〉（Say’s Law and the General Glut Controversy），相信「供給創造需求」的古典觀點，不認同凱因斯的「需求創造供給」，也對政府的干預管制政策提出批判。索威爾自認受到海耶克（F.A. Hayek，一八九九—一九九二，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弗利曼（M. 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兩位教授的影響最大。
史蒂格勒和弗利曼是芝加哥學派最興盛時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主張自由經濟、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尤其反對政府的價格管制政策。一九四五年，二人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時，合寫了一本抨擊政府「房租管制」的小書，轟動一時；一九七一年初，弗利曼在《新聞週刊》的專欄上，又以該書名「屋頂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為題評論紐約的房租管制。而早在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就在最著名的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最低工資的立法考量〉（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這篇先鋒式文章，指出立法明定最低工資既無法消除貧窮，也不能免除雇主的控制，對總就業量還有負向的影響。繼史蒂格勒之後，關於最低工資法令政策效果的實證研究紛紛出現，最受批判的是，若認真嚴格執行該法，低生產力的「邊際勞工」（包括青少年）將會因此失去工作，而僱用這些勞工的「邊際廠商」也將減產或關門，這些邊際勞工不但享受不到最低工資施行的工資提升美意，連飯碗都打破了，落得「愛之適足以害之」或「善意鋪成到地獄之路」的下場。不過，每當最低或基本工資上調，各家媒體總是大書標題「百萬多名勞工受惠」，而這是政府部門估算出來的，媒體不假思索照抄，讀者們也不自覺地照單全收，但事實究竟如何，卻幾乎無人聞問。索威爾承繼史蒂格勒等芝加哥學派學者之志，對政府的各種管制政策進行廣泛又嚴謹的研究，並把結果公諸於世。

▍海耶克諍言

我不免又想起一九七四年海耶克在受獎宴席上的一番話：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這種權威，而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說，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發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影響的卻是一些外行：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且關係重大。
在經濟學方面有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此成為全能者，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會如此看待獲獎者，而獲獎者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於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素未專研的問題表示意見，而認為這是自己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學家的成就，舉世矚目，因而加強獲獎者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獎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個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力以外對公共事務表示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經濟學大師馬夏爾（A. Marshall，一八四二—一九二四）的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眾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美國邁入「社會主義國」

海耶克有感而發的這番話應不只是說給得獎者聽，也特別告訴普羅大眾，尤其是新聞從業者，不要將這些獲得諾貝爾獎者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超人。每個人，尤其有名望的人，都應提醒自己時時需緊守住分寸，以免過度膨脹，畢竟凡人都很難抗拒被捧的誘惑！何況，正如海耶克所言，經濟事務關係人生，千頭萬緒難以釐清，一旦提出錯誤建議、進而化為政策施行，則危害大矣。而被奉為上賓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具此種條件，他們的話往往最容易被視為真理。

▍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

回顧歷史，我們還是必須再搬出當年海耶克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描述。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認知是：任何社會只須有同情心，都可以透過政府的「規劃」與經濟管制，為每個人創造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無論是從道德標準、還是從效率標準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都必須依據海耶克所謂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須假定我們已擁有全面性、鉅細靡遺的知識。因此，只須再多一點同情心與意志力等主觀的決心，社會主義的優越理想即可實現。
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此一行列之中，有許多人「其真誠與無私不容置疑」，也有許多「學術聲望卓著」的人物。社會主義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時，高估可能達到的目的，卻低估其附帶的危險之人士。
海耶克也認為，社會主義者「幫極權主義開路」。礙於自身的道德矜持，他們沒有能耐去從事讓極權國家機器得以轉動的那些骯髒醜事。因此，在其理念邏輯所要求的極端行動之前，他們就縮手不管——讓位給那些無所忌憚的冷血人物收拾殘局。海耶克就是這樣剖析納粹黨徒之所以在德國崛起，乃是因為維繫法治、政府分權與市場經濟等自由社會的觀念與價值，先被社會主義者摧毀殆盡所致。
對照海耶克描述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是不是很類似？前者在《狂飆的十年》中強調「經濟管理失靈」，比較雷根、老布希、小布希與柯林頓，貶前三者而揚後者，以通用的總體經濟指標數據，好似可以提供佐證。問題是：可用這樣子的「實證」方式嗎？二十一新世紀啟幕新經濟泡沫破滅，狂飆十年結束，是因為小布希政策錯誤，還是柯林頓主政時對科技產業過度縱容且管制失當所致呢？經濟體系當真可以「妥當管理」嗎？對「能否妥善管理」的認知正是關鍵所在。史迪格里茲批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對政府經濟管理失當的批評，與一般社會學家的說法類似，他們認為是「管理者無能」，而非「鬆綁不必要的管理或廢除這些已完成階段使命的機構」，他們期待「聖人、能人」的出現。是的！古代有「仁君」、近代有諸如蔣經國晚年的「善心獨裁者」，但由歷朝盛世晚期的墮落及可遇不可求、有如射飛鏢的「甚低機率」產生之仁君，就可知這種主張的危險性。索威爾說「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應該再加入「凱因斯管制、干預學派」。而索威爾說拜登執政將使美國無路可退，會像當年羅馬帝國崩潰，應該就是有這樣的認知。

▍政府無法適當管理經濟體系

七十多年前，海耶克揭穿社會主義及其擁護者的方式或可敲醒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及其同路人的迷障，可惜海耶克早已辭世。不過，不必失望，我們還有索威爾，雖然他的名氣難望這兩人的項背，但索威爾的功力亦不可小覷。說也真巧，就在史迪格里茲兩本著作出爐的幾乎同時，索威爾二○○三年也出版了《活用經濟學：跳脫單階段思維方式》（Applied Economics: 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這本更為通俗的著作，書中論點正好可戳破凱因斯學派和管制經濟學者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關鍵就在「單階段或短期或政治觀點」以及「第二輪效果或長期或經濟思考」之區別，凱因斯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鮮活點出了「急功近利」，以及為政客們不負責任政治主張和飲鴆止渴經濟政策（亦即不必顧慮龐大不良後遺症的政策主張）掩護的用意。

▍揭穿社會主義迷障的半通俗著作

或許情勢的演變愈來愈險惡，由社會主義者發表的言論和觀念，以及從而形成並付諸實施的政策愈來愈多，甚至共產主義的「假、惡、鬥」理念及政策措施經由各種媒體廣泛的散播，逐漸深入世人之心，事情和問題的真相被扭曲或掩蓋，各種謬論紛紛出籠，政府管制干預的力量愈來愈大，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的事實愈來愈多，人類向下沉淪、走向奴役之路愈來愈明顯。有鑑於此，索威爾乃在五年之後（二○○八年）出版了這本《謬誤與真相》，以生動又淺顯易懂的方式，揭露各種社會經濟議題的常見謬誤，讓世人清醒過來，趕緊遏止向下沉淪的趨勢，進而向上提升、增進福祉。
如索威爾所言，「很多事情之所以有人相信，只是因為有人一再重申，久而久之，大家便習以為常，照單全收。」這也就是「以訛傳訛」、「謊話說了N遍就變成真的」，為了破解迷思和揭露那些危害全球各國成千上萬人福祉的謬誤，索威爾才寫了這本書。他也發現，許多觀念都禁不起事實的檢驗，他就以扎實的「事實」來檢驗諸多大家普遍相信的說法。畢竟根據那些謬誤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可能已造成了毁滅性的衝擊，而看穿這些謬誤不只是一種智識訓練而已，更可清楚了解經濟學，而可為整個國家帶來許多提高生活水準的好機會。
本書除了前言和結語外，共分為七章。第1章闡述「謬誤的力量」，索威爾在多到難以計數的經濟謬誤中，選出零和謬誤、合成謬誤、因果謬誤、棋子謬誤，以及開放式謬誤這五大常見謬誤一一講清楚、說明白。接著六章各以「都市的」、「性別的」、「學術的」、「收入的」、「種族的」以及「第三世界的」謬誤與真相分別以實例剖析。
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和問題都是自古以來常見的，可以概括地說，「不公平」和所謂「歧視」的大課題，一般的認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施行的結果，於是大都認為，應由「政府」管制、干預，以法令和保護政策來實現公平正義。不過，這些既存的現象要不是被有意的渲染、誇大，就是有統計資料的偏誤或錯誤解讀，而政府干預的結果不但保護不了弱勢，反而招致他們受害的不幸下場，這也就是東方的「愛之適足以害之」、西方的「善意往往引向地獄之路」的寫照。
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有智者大聲疾呼並為文試圖導正此舉。一八五○年法國經濟學家、政治家、議員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一八○一—一八八○）出版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九八○年弗利曼夫婦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以及一九四六年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一八九四∼一九九三）的《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都是最知名的通俗著作，而二十一世紀則有索威爾的《活用經濟學》和這本《謬誤與真相》。
正如赫茲利特所標榜的「不只觀察任何行動或政策的立即影響，更要看較長遠的影響；不只追蹤政策對某個群體產生的影響，更要看對所有群體造成的影響。」這些書都點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誤思想毒害的讀者，尤其政府決策官員和年輕世代，更是有必要仔細閱讀這些書。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謬誤與真相》這本書除了是生活事件的應用，還有自由經濟思想的根本哲理，更值得讀者細細咀嚼。

（本文為部分節錄，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感電出版《謬誤與真相》）

文章試閱

第1章　謬誤的代價

謬誤不是天馬行空的瘋狂想法，它們通常看起來合情合理，只是缺了點什麼。那看似合情合理的表象，使它們獲得政治上的支持。當政治上的支持大到足以讓謬誤變成政府政策與計劃時，它的缺失或遭到忽視的因素才有可能導致「意外後果」——這是經濟或社會政策災難發生後常聽到的一個說辭。另一種政策災難後常聽到的說辭是：「那個概念當時看起來還挺好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深入探究那些目前表面上看起來還不錯的論述。
有時候，謬誤所欠缺的只是一個明確的定義。沒有明確定義的字詞在政治上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尤其當它們喚起一些能觸動情緒的原則時，更是如此。「公平」就是一個沒有明確定義的字詞，它為「公平交易法」（Fair Trade laws）、「公平勞工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等一系列政策吸引了廣泛的政治支持。雖然字詞沒有明確的定義是一種缺陷，但它也因此享有很大的政治優勢。當一個字詞可以掩蓋歧見、甚至掩蓋相互矛盾的觀點時，那些在重要議題上抱持著不同觀點的人，也可以為那個字詞團結以及動員起來。畢竟，有誰會贊成不公平呢？同樣地，對於不同的個人與團體而言，「社會正義」、「平等」以及其他沒有明確定義的術語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有心人士都可以把他們動員起來，去支持那些使用這類誘人字眼的政策。
經濟政策中謬誤百出，從住屋到國際貿易，影響層面之廣。而這些政策所衍生的「意外後果」則可能要等到政策推行多年以後才會出現，但很少人會去追溯這些意外的起因。即使政策推出後馬上就出現了不良的後果，很多人也不會聯想到問題是政策本身造成的，這些錯誤政策的宣導者常把不良的後果歸因於其他因素，甚至宣稱，要是沒有推行那個美好政策，情況可能會更糟。
即使有鐵證證實那些謬誤有害，謬誤依然大行其道，這有許多原因。例如，民選官員不願輕易承認他們力推的政策或措施是錯的，以免賠上自己的政治生涯。許多理念或運動的領導者也是如此。即便是有終身教職保障的知識分子或學者，當他們提出的概念出現反效果時，也可能聲譽受損，顏面掃地。有些人自以為他們所支持的政策是在幫助弱勢，因此難以面對證據顯示弱勢群體正是因政策而受害。換句話說，對一些人來說，證據在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都太危險了，絕不能讓證據威脅到自身利益或自我良好的感覺。
沒有人喜歡承認錯誤，但在許多方面，不承認錯誤的代價高到無法忽視。那些代價令人迫不得已面對現實，不管他們有多不情願或多痛苦。學生誤解了數學，就只能在下次考試之前糾正那種錯的概念，別無他法。商務人士不能死守著對市場或經營方式的錯誤信念，而放任事業不斷虧損下去。簡而言之，識破謬誤既有現實的需要，也有理智的需要。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有誤，可能會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活水準。正因為如此，經濟學的研究才如此重要，揭穿謬誤也不只是一種紙上談兵的學術演練。

▍零合謬誤

許多的經濟謬誤都建立在一個比較廣泛、通常是隱性的錯誤假設上，也就是假設經濟交易是一種零和流程：交易中有一方受益，就表示另一方受損。但是，除非交易讓雙方（無論是雇主與員工、房東與房客、還是國際貿易中的雙方）都變得更好，否則自願的經濟交易不可能持續發生。這個道理看似不言而喻，但對於那些宣導政策以幫助其中一方進行交易的人來說，卻不見得那麼顯而易見。
我們從頭開始說起吧。為什麼會做經濟交易？交易條件是怎麼決定的？除非交易條件是雙方都能接受的，否則交易「可能」互惠互利只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當然，交易雙方都比較喜歡對自己特別有利的條件，但是為了不失去交易可得到的好處，他們也會接受其他的條件。能讓單方接受的條款可能有很多項，但是唯有雙方接受的條件有交集，才有可能成交。
假設政府為了幫助一方（比如員工或房客）而推行一項政策，這項政策就涉及到三個不同的交易方；只有三方都接受那些條件，政策才是合法有效的。換句話說，新條款排除了一些原本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條款。由於三方都接受的條件比雙方接受的條件還少，達成的交易可能就更少了。這些交易本來是互惠互利的，但在政府介入推行政策後，雙方反而某方面變得更糟。這個一般原則在現實世界中有許多具體的例子。
例如，世界各地有許多城市實施租金管制，以保護房客的利益。房東與建商幾乎都認為這些管制過於嚴格，所以減少住屋的供給。例如，埃及於一九六○年實施了租金管制，二○○六年，一位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埃及婦女這麼寫道：

最終的結果是，民眾不再投資公寓建造，租屋及住屋的供應極其短缺，導致許多埃及人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幾個家庭一起住在一套小公寓裡。嚴苛的租金管制所留下的後果仍殘留至今，那種政策錯誤可能會影響好幾個世代。

換句話說，雖然房東與建商失去了賺更多錢的機會，但許多租戶也失去了找到像樣住所的機會。雙方都受害了，雖然傷害各不相同。埃及並非特例，紐約、香港、斯德哥爾摩、墨爾本、河內，以及全球無數城市在實施租金管制後，都出現了住宅短缺。
當房租的上限設得比市場供需決定的價格還要低時，就會立即產生以下效應：由於租金變便宜了，更多人想租房子。但是，在沒有增建更多公寓的情況下，表示更多人找不到空屋可租。此外，在現有的建築破損之前，維修服務都會變差，因為住宅短缺意味著房東不再面臨同樣的競爭壓力，租屋根本供不應求，他們不必花錢修補房子來吸引租戶，而忽視房子維修會使建築物破損得更快。同時，租金管制使得新建公寓的投資報酬率變低，導致新建的公寓愈來愈少。在租金管制特別嚴苛的地方，可能根本不會興建新的公寓來取代破舊的公寓。澳洲因為實施了租金管制法，使得墨爾本在二戰後多年完全沒有新落成的公寓。在美國麻州的一些社區則長達二十五年沒有造過新的租屋。直到該州禁止地方實施租金管制法，新屋的營建才得以恢復。
有些租戶確實因為房租管制法而受益，像是那些在房租管制法通過時已有公寓可住、也覺得只要能少付房租，就算修繕、維護與其他配套服務（例如暖氣與熱水供應）較差也可以接受的人。然而，久而久之，一些日益惡化的建築將難以住人，覺得這種取捨可以接受的房客會日益減少。在租金管制特別嚴的地方，房客對房東疏於提供足夠的暖氣、熱水、維修的抱怨特別強烈。總之，減少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往往也減少了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最終房東與房客整體上都受害，只是受害的方式不同。

……

或許，零和交易隱含的假設所造成的最糟後果發生在貧困的國家。貧國為了避免遭到「剝削」，反而把國際貿易及外國投資拒於門外。「出口及投資的開發國家」與「進口及獲得外資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貧富差距懸殊，導致有人據此推論，富國是靠掠奪貧國而致富。這種零和觀點的各種版本（從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到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在二十世紀普遍獲得接受，而且很難用反證加以推翻。
然而，最終許多曾經貧窮的地方（如香港、南韓、新加坡）透過更自由的國際貿易與投資達到了繁榮，這些實證顯而易見且廣為人知，以至於到了二十世紀末，許多國家的政府開始放棄對經濟交易的零和觀點。中國與印度就是貧國放棄了嚴格的國貿與投資限制，促成經濟成長率大幅提升，也讓數千萬人民脫貧的鮮明例子。換個角度說，零和謬誤使數百萬人世世代代深陷不必要的貧困之中，直到謬誤的觀念遭棄，他們才得以解脫。為了這種未經證實的假設，代價竟然如此慘烈，可見謬誤的影響有多大。

第2章　都市的謬誤與真相

▍住宅

關於住宅的最大經濟謬誤就是「平價住宅」有賴政府干預房市。相關做法包括補貼、租金管制或其他手段，好讓中低收入者能有像樣的住所，不需要為房屋或公寓花大錢。在一些地方，房價或房租過高是不爭的事實，導致中低收入者沒有足夠的錢做其他消費。問題在於，政府的計劃是否能幫多數人脫離這種困境。
「靠政府干預就能改善情況」這種概念，在許多方面已重複做了無數次，但重複無數次不表示這就是邏輯連貫的論點，更談不上證明有效。當我們撇開政治言論、轉向確鑿的事實時，我們會發現事實講述的狀況與政治論述及媒體報導的完全相反。政府干預房市正是導致以前負擔得起的住宅變得大家負擔不起的原因。房市的歷史與經濟狀況都證明了這點。

許多因素都可能導致房價上漲，任何影響供需的因素都算在內。收入增加及人口成長顯然會影響住宅需求。供給受到影響的程度跟某個區域已大幅開發、剩下未開發的土地面積大小有關。政府對房屋興建所設下的無數法律限制與禁令會影響住宅供給。官員、非政府組織或個別公民提出的環保、美學或其他的反對意見也會影響建設的延遲。即使這些反對意見最後被證明毫無根據或遭到推翻，當某個建案靠著鉅額借款資助時，不管建築是按計劃施工，還是因指控而延誤（需要花時間調查或等候裁決），那些借款都必須償還利息。工程拖延本身就會造成數百萬美元的損失。
我們怎麼知道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因素中的哪一個才是罪魁禍首呢？我們只能在每種特定的情況下，檢查每一種可能性。
如果某區的人口迅速成長，便可能會導致住宅需求增加，進而使該區房價上漲。但供給和需求本身都無法獨自解釋價格，價格是由供需的綜合效應而定的。誠如一項經濟研究指出：「一九八○年至二○○○年間，拉斯維加斯的人口幾乎暴增了兩倍，但實質房價的中位數並未改變。」然而，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的平均房價在十年內幾乎漲了三倍，但人口絲毫未增。兩者的差別在於，帕羅奧圖在那十年間（一九七○年代）開始實施嚴格的建築限制，但拉斯維加斯沒有；隨著住宅需求的增加，建商可以直接蓋新房子來滿足需求。在一九七○年代那十年間，帕羅奧圖的房價漲了近三倍，卻毫無新屋增建。

在沒有嚴格限制增建的地區，建築商可以興建新屋，即使人口不斷成長、收入增加，也不會導致房價飆漲，因為新建住宅的供給跟上了需求的成長，就像休斯頓一樣。高利潤（房價遠高於建築成本與土地成本的總和）會吸引更多的建商加入，來分享興建建築的高報酬。新屋供給增加可使房價回落，或一開始就阻止房價上漲。如果沒有嚴格的建築法律限制或建商之間的壟斷勾結，房價不太可能繼續大幅超過建築成本與土地成本的總和。
建築業不是壟斷產業，無法靠排除競爭對手來維持高利潤。美國的建築業有七千五百多家建商建造多戶住宅；有十三萬八千多家建商建造獨棟宅院。光是曼哈頓就有一百多家興建多戶住宅的建商。53高房價社區的高利潤不是私人市場的壟斷造成的，而是政府限制新屋增建所致。
諷刺的是，人為抬高房價後，政府往往會象徵性地向特定的個人或群體提供「平價住屋」。這種選擇性的慷慨，可能是由納稅人的稅金補貼，或強制要求民營建商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一定比例的房屋，以做為獲得建築許可的先決條件。然而，這些「低於市價」的價格，可能還比沒有建築限制時的房價還高。此外，即使這些「低於市價」的房子使開發商有所損失，他們還是可以提高其他房屋的價格來彌補那些虧損。然而，這些廣為宣傳的計劃讓民眾一直相信，政府干預是創造「平價住宅」的關鍵，但實際上，那種干預往往是導致房價高不可攀的關鍵因素。

第5章　收入的謬誤與真相

即使是「富人」與「窮人」這種大家廣泛使用的名稱也很少有確切的定義，且用法常常不一致。例如，所謂的「富人」通常是指擁有大量財富的人；然而討論「富人」時所用的多數統計資料，大多與財富的累積無關，而是取決於某年分的收入流動。同理，「窮人」通常是根據目前的收入來定義的，而不是根據他們累積或沒累積多少財富。收入與財富不僅概念上有所不同，在「誰分別擁有多少收入與財富」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收入低但不算貧窮的人，有下列幾種情況：

1. 有錢男人的妻子及有錢女人的丈夫。
2. 有錢的投機者、投資人、企業主，其事業剛好面臨不景氣或甚至虧損。
3. 年中從高中、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的人，他們畢業第一年的收入是翌年的一半或更少。
4. 職涯剛開始的醫生、牙醫，以及其他獨立的專業人士。剛開始他們尚未累積足夠的客群來支付辦公室與其他費用，因此收入無法跟幾年後相提並論。
5. 仍與父母同住、無須支付租金的富家子弟，或是住在他處，探索各種可能、打零工、做低薪的基層工作，或在慈善事業、政治圈當志工的人，但生活開支由父母負擔。
6. 退休者。他們的收入雖然比較低，但因為有自己的房子，不必付房租或房貸已經付清。他們的資產通常比年輕人多。

多數人在談論「窮人」時都不會想到這些人。但統計資料無法區別目前收入低的人和真正貧窮的人。真正的貧窮是一種持久的階層，他們的生活水準將持續低落多年，甚至終生，因為他們缺乏收入或財富，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同理，目前收入前一○％或前二○％的人中，多數的人不見得富裕。真正的富人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收入與財富的最高階層。收入的統計資料大多是呈現某個時間點的快照——那個結果與長時間追蹤同一群個人的統計資料截然不同。

公司高層的高薪，尤其是執行長優渥的薪酬，引起了大眾、媒體、政界的許多關注——遠比職業運動員、電影明星、媒體名人、其他高收入群體類似或更高的薪酬受到更多的關注。二○○六年，重要到足以列入標準普爾指數（S&P 500）的企業中，執行長的年薪中位數是八百三十萬美元。雖然那顯然是多數人收入的好幾倍，但高爾夫球好手魏聖美（Michelle Wie，一千兩百萬美元）、網球名將瑪麗亞．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兩千六百萬美元）、棒球明星艾力士．羅德里奎茲（Alex Rodriguez，三千四百萬美元）、籃球巨星柯比．布萊恩（Kobe Bryant，三千九百萬美元）、高爾夫名將老虎．伍茲（Tiger Woods，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收入都遠遠超過那個數字。即使是年收入最高的執行長（年收入七千一百七十萬美元），58也不及歐普拉（Oprah Winfrey）的三分之一。
然而，我們很少聽到、甚至沒聽過有人批評體育、電影或媒體明星的收入太高，更遑論譴責他們「貪婪」了。但「貪婪」卻是大家最常用來形容那些高薪企業高層的用語，也是最謬誤的妄稱。當你的薪水取決於別人願意付你多少錢時，你就算是全世界最貪婪的人，薪水也不會因此提高。任何對公司高層薪酬的解釋，都應該以開出那些高薪的理由為基礎，而不是以高層本身渴望高薪的理由為基礎。每個人都可以渴望任何東西，但那不會促使別人去滿足那些欲望。為什麼企業願意為頂級高階主管開出那麼高的薪酬？市場供需可能是最簡潔的答案，想要提出更完整的答案，可能需要招募者的特定知識和經驗。由於公司的決策往往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利益，如果一個人可以減少一○％的決策錯誤，為公司省下一億美元，那麼每年給他八百三十萬美元的年薪可能是個很划算的價格。
有些人認為，公司的董事會濫用股東的錢，所以執行長的薪酬才會那麼高。若要證實這是普遍的原因，就得提出更多具體的例子。為了驗證這個說法是否屬實，可以拿由大量股東擁有的公司，與由一些大型金融機構持股及掌控的公司進行比較。前者的股東大多不知道、更不可能評估公司內部的決策；後者的股東既有專業知識又有經驗，還會花自己的錢聘請執行長。

（本文為部分節錄，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感電出版《謬誤與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