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重探抗戰史（三冊全集套書）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郭岱君（Tai-chun Kuo）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秘書、英文秘書、第一局副局長、行政院新聞局駐波士頓辦事處主任等職。專長為政治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近現代中國歷史檔案研究等。
　　2003年起參與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資料保存與研究」專案，此項收藏包括國民黨檔案、《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宋子文檔案、孔祥熙檔案等，學術界公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之外，全球收藏近代中國檔案資料最豐富的史料中心。


共同作者簡介
【第一卷】
加藤陽子（Yoko Kato）：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周珞：獨立軍事史研究者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原剛（Hara Takeshi）：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調查員
深町英夫（Hideo Fukamachi）：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張玉萍：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講師
傅應川：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第二卷】
小谷賢（Ken Kotani）：日本大學危機管理學部教授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原剛（Hara Takeshi）：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調查員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傅應川：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
黃勇：四川廣播電視大學教師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第三卷】
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林孝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東亞館藏部主任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
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主任
黃自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嵯峨隆（Takashi Saga）：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榮譽教授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潘　敏：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書籍目錄

【第一卷】
不容青史盡成灰─寫在前面╱郭岱君
第一編　中日戰爭的起源
第一章　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加藤陽子
第二章　日本走向九一八╱加藤陽子
第三章　國民政府隱忍備戰╱傅應川、張玉萍
第二編　大戰略形成
第四章　一二八淞滬抗戰╱肖如平、洪小夏
第五章　抗戰大戰略的形成╱傅應川、郭岱君
第六章　綏遠抗戰與西安事變╱肖如平、郭岱君
第三編　大戰初起
第七章　重探七七盧溝橋事變╱岩谷將、郭岱君
第八章　重探八一三淞滬會戰╱傅應川、岩谷將、洪小夏
第九章　重探南京保衛戰╱洪小夏、傅應川、原剛
第四編　走向持久戰
第十章　重探徐州會戰╱傅應川、洪小夏
第十一章　重探武漢會戰╱傅應川、洪小夏

【第二卷】
前言
第五編　持久戰的實踐與頓挫
第一章　中日戰略調整及其實踐╱岩谷將、傅應川、洪小夏
第二章　 三陽一線之戰：以戰為守的消耗戰╱傅應川、蘇聖雄、洪小夏、黃勇
第三章　重探1939 年冬季大攻勢與桂南會戰╱蘇聖雄
第六編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及中國戰場
第四章　太平洋戰爭：日本死中求存的絕境策略╱小谷賢、郭岱君
第五章　重探中國遠征軍及兩次滇緬作戰╱張世瑛、蘇聖雄
第六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戰場╱傅應川、黃勇、蘇聖雄
第七編　阻止日軍最後攻勢
第七章　日軍為何始終未攻進重慶？╱郭岱君、岩谷將
第八章　重探豫湘桂大會戰╱一號作戰╱傅應川、原剛
第九章　國軍最後的反攻作戰╱張世瑛、蘇聖雄

【第三卷】
前言
第八編　和戰問題及各地的偽政權
第一章 重探汪精衛及汪政權╱郭岱君、岩谷將、嵯峨隆
第二章 重探戰時中日和議問題╱楊天石、岩谷將、郭岱君
第三章 重探抗戰時期的偽政權╱潘敏
第九編　敵後作戰
第四章 國軍敵後作戰之謎╱洪小夏、張世瑛
第五章 揭密中共的敵後作戰╱洪小夏、張世瑛
第六章　敵後國共關係╱洪小夏
第十編　抗戰勝利與戰後中國
第七章　戰後中國的命運╱黃自進
第八章　重探戰時對外關係╱肖如平、林孝庭、鹿錫俊、陳立文
終章　觀察與省思╱郭岱君
後記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論（節錄）
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
郭岱君
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大事、也是最珍貴的歷史資產。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攸關中華民族存亡，數億中國人或死、或傷、或家破人亡，整個民族的命運因之改變，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組。
這場戰爭對日本、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也極為深重。日本幾乎因此而亡國，戰爭的後遺症至今猶在。許多被日軍占領的亞洲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仍有餘悸；而中、美、蘇、日的角力，更造成東北亞、南亞的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長久反映在戰後各國及國際政經社會各方面。
如此重要的世紀大事，卻因為黨派隔閡、政治考量、或史料不足，以至於現存的抗戰史多失之單薄、偏頗，許多事實真相尚待挖掘、釐清。
日本為何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這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日本原本只想拿下滿蒙、控制華北，卻為何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之中？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何與國力強大的日本對抗？又如何打破日本速戰速決信念、贏得最後勝利？中日之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為何？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
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抗戰史研究著有成績
好在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歷史資料逐漸公開，美國、日本、台灣、中國大陸、英國、蘇俄都有珍貴的歷史檔案問世。其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收藏並公開了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國民黨黨史資料、以及許多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個人檔案(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鎮球、黃杰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第一手資料問世，立刻激起中國研究的巨浪，迄今已有許多中外學者使用這些檔案，撰寫了數百篇研究論文、也出版了不少專書。這些著作試著還原歷史，讓世人重新認識、評價這場戰爭，有些甚至顛覆了我們熟知的抗戰史。
另方面，抗戰史研究自2000年以來，逐漸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幾位歐美學者嘗試結合中西所長，探索抗戰史。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都曾邀請中國、美國、日本學者，共同研究這場戰爭。例如，方德萬與兩位美國軍事史權威──皮蒂（Mark R. Peattie）及敦葉（Edward J. Drea）──共同主編The Battle for China論文集，作者包括中、美、日、英學者，對這場中日之戰進行深度的探討，提出不少新的線索與觀點。
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運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中外學界的共識。
這些發展令人振奮，但卻還不夠。因為這些研究成果僅在學術圈流傳，一般大眾並不清楚；而同時使用中、日、英、美、蘇檔案來探究這場中日之戰的亦不多見。

蔣介石日記解開不少抗戰史的謎題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得天獨厚，近代中國檔案收藏豐富，尤其是民國人物個人文件的保存，可謂獨步全球。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自2006年開放以來，一直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件。蔣介石長期主導中國軍政，他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政領袖、也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他的日記讓我們得窺其決策思維與心路歷程，許多過去撲朔迷離的事情，忽然有了理解的脈絡，猶如進入浩瀚黑暗的森林，突然一線天光，周遭頓時了然眼前，一些長期難解的疑問隨之茅塞頓開。
例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明明是個偶然的意外，東京已發布「臨命400號」宣布「不擴大事態」，蔣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卻為何仍命中央軍四個師北上？中央軍進入華北，導致日本不安，立即增兵華北，緊張情勢頓時升高。多年來，無法合理解釋蔣介石的決策，直到他的日記公開，原來他是想趁此機會「打破何梅協定也」。
透過他的日記，我們進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要與日本一戰，因為「華北乃黨國存亡之所在」，「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最多不過製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患至此，國既不國，人亦非人，不再決戰，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斷，不稍顧慮，徘徊與猶豫於其間也」 。
如果不是蔣日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蔣介石派兵北上，只是擺出一個不畏戰的樣子，實際上他是要以戰求和，「示以決心，否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而英國大使許閣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原已同意出面斡旋中日衝突，正因為這個「何梅協定」，使得他改變態度，婉謝主導調停，以致蔣介石期望的國際斡旋落空。
像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

文章試閱

偽政權的職能為何？
一般來說，一個政權的職能可分為政治統治和資源汲取兩大類。政治統治包括維持社會治安和秩序、舉辦公共服務事業、加強社會管理和社會控制等等方面；而資源則是統治的基礎，政府唯有掌握了必要的財力，才能有效地進行政治統治。日軍占領江、浙一帶後，國民黨縣以下基層行政機構大多自行解散。相當一段時間內，基層社會完全處於權力真空狀態，社會秩序混亂不堪。
汪政府成立後，開始著手組建縣以下基層政權，通過「清鄉運動」，基本完成了這一任務，實現了對蘇中、蘇南地區的有效控制。各級偽政權成立後，均標榜恢復治安、復興建設；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加強，縣市鄉鎮政府的經濟汲取能力也相應增強。

安定民生和復興建設
戰爭給日本占領區帶造巨大的混亂與創傷，因此，各級偽政權在成立之初，均以恢復治安、救死扶傷、復興經濟為施政方針。華中梁鴻志的維新政府成立後，立即號召各級政權復興農村經濟、充實各種建設事業、安定民生的工作。大體而言，這些工作包括：安置、救濟難民（難民統計、設立難民收容所、設立工廠解決難民生計等等）、修建遭戰爭破壞的房屋道路橋梁、恢復學校正常開課、恢復城鎮交通、貿易等。
不過，維新政府所做的這些事僅限於縣城及其附近的幾個鄉鎮，顧不上廣大的農村鄉下地區。這個現象直到汪政府「清鄉」後才有所改善。日偽在民政方面亦做了不少事，包括恢復各縣的民眾及學校教育、提高公務員及教師的待遇、穩定物價、恢復工廠以資貧民生活等等。
以教育為例，淪陷初期，江蘇各城鎮學校校舍很多被毀，學生無處上學，教師失業，無以維持生計。日本人從穩定人心、恢復社會秩序角度出發，每占一地後就試圖組織地方人士修建校舍，儘早復課。各地「維持會」均設有教育科、學務處、民教科之類的機構，以示對復興教育事業的重視。比如崑山自治會的學務處設立督學、教育委員、教材編審員等，人員配備也較為完整。這些機構亦積極籌劃修復校舍、組織各校復課等事宜。雖然戰亂之中，這些工作並未能確實到位，但對於恢復當時教育、穩定人心，仍有相當效果。據統計，當時蘇、浙、皖、京、滬3省2市，大約有40萬兒童因此「得受其中初等教育」。
維新政府成立後不久，江蘇各縣教育復興工作已初見成效。到1938年10月，武進等16個縣的初等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復興，其中速度最快的江都縣，在校學生已占戰前的35.4%。即便是復興成績最差的無錫縣，在校學生與戰前學生的比率也由1938年的2.3%，增加到1939年度第二學期的43.79%，成績相當可觀。僅就初等教育復興而論，日偽政權在1942年之前還是取得一定成績的。其學生數由1940年底的187,867人增加到1942年的301,891人，教職員工亦由3,368人增加到8,377人。到1942年，江蘇初、中、高等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復。
日偽在教育的復原工作上做得不錯，但其他方面則沒有這樣順利，其中最困難的是治安。少數幾個縣在縣知事的積極參與下，復興和治安工作做得比較出色，甚至得到日偽上級政權的嘉獎 。然而大部分縣幾乎乏善可陳。例如溧水縣在戰爭中受創特深，1939年，江蘇省政府派人兩次調查該縣縣政建設情況，發現該縣「一切機構，蕩然無存」，僅有一自治機關，後來在省府的支持下取消自治會，改設縣政府，並委派吳碩人為縣知事。然而這位吳知事「自視事以至卸任，滯留他埠之日較多，在署之日甚少，其政績如何，自在洞鑑之中」。稍後，（偽）省府又派許逸槎繼任，省府本指望這位「年富力強」之縣長一洗前任之窳政，然而許縣長卻與日本聯絡官意見「諸多不洽，以致辦事掣肘」，不久便辭職，調往他處 。
治安問題做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當時混亂的社會大背景下要想做好治安工作確實特別困難，再加上汪政府又缺乏群眾基礎，偽政權官員與日方人士之間意見經常不一致，官員的行政不作為，直接負責治安問題的警察局自身的問題也不少，這些因素都造成治安工作不順。

社會控制
汪政府推行「清鄉」運動為的就是落實對基層的控制。清鄉時，各級行政機關自上而下層層設置保甲機構，希望透過保甲組織來加強對基層的控制。汪政權的清鄉主要做3件事：（1）清查戶口，劃分保甲；（2）督辦軍米資敵；（3）設立封鎖管理處。陳毅在談到蘇南清鄉時指出，日偽甚至將原有保甲及縣區行政人員全部調往南京受訓。清鄉區各縣在編制保甲時往往是編制、複查、抽查三管齊下，以使保甲名實相符。
日偽時期的保甲除具有傳統保甲制度的一般特徵外，在某些方面將保甲職能發揮到極致。以其對社會控制為例，清鄉地區嚴格執行彙報制，甲長每天必須向保長彙報，保長每天向鄉長彙報，鄉長每天則向區長書面彙報。大小事都必須向上彙報，舉凡有無陌生人來往？有什麼活動？得到些什麼消息？陌生人來往住宿均要到警察所登記等等，都必須向上彙報。此外，通過保甲組織來檢查「自新戶」的言行，並實行嚴格的聯保連坐辦法，如發現「自新戶」有「通匪縱匪」情事，凡擔保連坐切結人及本甲甲長、聯保連坐切結各戶一概連坐。
汪政府在基層社會除了設置區、鄉鎮、保甲等行政機構外，還設置了大量軍警和特務組織，這些組織積極干預基層行政機構的運作，有的地方甚至反客為主，代行基層行政機構的職能。
雖然汪政府通過一系列舉措加強基層控制，但並未取得預期效果。即使在「清鄉」的高潮時，保甲制度亦未按照規定的程序建立起來，甚至連一些形式上的工作亦未完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傀儡政權工作熱情不高，基層行政人員辦理保甲敷衍了事。以保甲編制上極重要的清查戶口而言，有的地方「所報戶口與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往往一戶長姓名重複多達數十戶。另一方面，抗日軍民的破壞以及民眾的不合作也是重要原因。新四軍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整後，很快滲透到清鄉區基層政權，致使很多地方的基層政權具有兩面性，基層行政人員大多為兩面派，對日偽能躲則躲，不能躲就敷衍應付。
此外，汪政府在加強基層控制中賴以依靠的軍警組織，不但未能穩定基層，反而成了基層社會的亂源。大量證據證明，對日汪基層政權破壞最烈的就是被吸收進偽政權機構的民團、自衛團、地痞流氓。他們經常羅列各種藉口，誣告民眾，敲詐勒索。這些誣告只需交些「罰款」就能無事，多則數百元，少則50元不等。

賦稅徵收
徵收賦稅是任何政府都不能輕忽的事。淪陷初期江蘇各城鎮成立的治安「維持會」，規模大小不同，但幾乎都設立了賦稅徵收機構，有的叫「財政科」，有的稱「財務股」，還有叫「稅務局」，不一而足。1938年6月，日偽江蘇省政府成立後，省縣政權的機構名稱相對劃一。江蘇省政府成立了財政廳，縣公署則設立財政科，到租賦徵收季節，各縣還成立租賦徵收機構，例如吳縣設立「租賦並收局」（後又改為「租賦徵收總管理處」）；崑山縣不但在縣成立「徵收租賦總處」，還在鄉區設立「田賦經徵分處」或「徵收租賦分支辦事處」。此外，省縣政府都設立了金庫，本來金庫只管收入和支出，並不是徵收機關，但當時縣金庫卻可以派收稅員分駐縣轄各稅收所代徵稅款。
1940年8月，江蘇省政府針對各縣「徵起稅款，不分省縣界限，任意挪用」的情形，逐漸廢止縣財政科，在「稅額較巨各縣分設縣財政局，以其逐步整理，納入常規」。財政局成立後，縣知事無直接執行財務行政之權，只有監督指導財政局的工作。儘管各縣財政局的設立，使縣府不能如以前那樣為所欲為、目空一切，但財政廳仍不能完全控制縣方，縣方挪用事情依舊時有發生。有的縣長膽大妄為，竟勒令各區長把田賦款（包括省縣款）直接上繳縣府，「不准徑交財局糧櫃」。
1941年7月汪政府開始「清鄉」運動，強化偽政權的經濟能力是主要目的之一。汪政府在「清鄉」區各縣設立「賦稅管理處」，直接隸屬於江蘇省財政廳，省府的財政收入因此大幅度增長。汪精衛在1942年曾指出，「清鄉區」的財政收入比未清鄉的地區收入，增加35倍。1942年上半年，江蘇「清鄉區」上繳的稅款占偽省府總收入的60.6%，非清鄉區只占39.4%，且後者的範圍大大超過「清鄉」區，更凸顯了「清鄉區」稅收能力的增大。到1942年下半年，「清鄉區」和非清鄉區稅收比率進一步拉大。
稅收增長主要原因是對「清鄉區」的經濟汲取比以前增加，各種附加稅捐多如牛毛。有些地方附加稅竟達53種，且名目古怪，聞所未聞，如人命捐、偽軍偽員討老婆吃壽麵賀喜捐，富人要交殷戶捐等。另外，各地方「官署暨軍警機關，多有違法徵稅情形」，各地關卡林立，對行商盤剝尤其厲害。這些關卡所徵收的稅款和勒索的物資大多落入徵收人員的腰包，只有少部分上繳到日偽政權機構。例如，吳江縣盛澤鄉大檢問所主任陸君全任內徵收的物資，最多上繳一半，多數被截留進入其私囊 。對上述亂設亂收現象，汪政府雖屢下禁令，甚至撤銷了南京附近的幾個關卡，但遠離京畿的縣仍舊我行我素。各地縣府在日本宣扶班的撐腰下，或者改頭換面，繼續徵收；或者敷衍政令，暫停徵收，稍後數日，復又開始，甚至變本加厲 。上述種種，說明了汪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還是有限。

他們為何要加入偽政權機關？
以上對淪陷區各個偽政權的探討顯示出，淪陷初期，不僅人民死傷、房舍交通毀損，原有的行政體系更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離形成真空，以致社會體系崩壞、治安蕩然，各地反日和武裝抗日行動仍然相當頻繁。另一方面，日本控制的偽政權在各地成立後，各項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施政也跟著展開，其成效因人、因地而異。不論是何種情況，當政治及社會機制陸續恢復運作時，面對侵略者，淪陷區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為生存，或與日偽來往，或與之做生意，或到日偽機構工作，甚至還有少數站在日偽立場為日偽權益奮鬥的。
縱觀抗戰期間，在日偽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對日軍的反應大致可分3種：
第一，積極抵抗。即直接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武裝鬥爭。這種抵抗在抗戰期間自始至終都存在的，其主體力量是國共兩黨領導的抗日軍隊，以及淪陷區堅持與日軍鬥爭的地方勢力。
第二，消極抵抗。淪陷區沒有組織起來的民眾（尤其是部分村民）對日本占領者持消極抵抗的態度。民眾往往在日軍到來之時，全部逃離或者隱藏起來，情勢緩和後，再陸續回來。這固然是由於恐慌心理，害怕遭到日軍的屠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拒絕與日本侵略者合作。
第三，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即中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生存而順應日本人的統治，或者想方設法利用日本人，獲取利益。與日偽合作者又因職位高低而有差別。例如：
(1)上層：即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他們有意無意中將日本侵略者捲進政經利益的鬥爭中，利用侵略者為自己服務，侵略者反而成了地方利益、政治鬥爭的工具。
(2)中層：大多是戰前國民政府的一般行政人員、教育界人士，以及地方上的商人階層。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之中有不少人進入日偽政權機構，這些人也很快適應日本入侵者的統治，利用侵略者給予的權力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不少商人利用日本人的各種政策牟取利益。
(3)下層：可分成普通市民及農民、土匪幫會及地痞流氓兩大類，前者一般採取順從的態度，有時也拒絕合作，這種拒絕態度有時會發展為較積極的抵抗；後者本來就是無賴的投機之徒，利之所在，趨之若鶩。
由於淪陷區存在不同的政權組織，很多地方的中下層人士以及部分上層人士的行為表現出「兩面性」、甚至「多面性」。順從的、助紂為虐的有之，敷衍、陽奉陰違的有之，在順從與敷衍間遊走的亦有之。這種現象實際上也是人們在特定環境下尋求生存之道的一種選擇，他們在「通敵」與「反抗」之間奮力掙扎，小心應付，作出讓步和妥協；即使是那些心甘情願的通敵者，也試圖在通敵與抵抗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而不是不顧一切地倒向日本占領者。
正因如此，淪陷區日偽基層政權也普遍出現「兩面性」的現象。那些參與淪陷區偽政權或與他們來往的人多被貼上「漢奸」、「賣國賊」的標籤，但他們行為又往往顯示出複雜面，似乎又很難簡單地以「漢奸」或「賣國賊」名之，或「模式化」。
問題在於，那些被視為漢奸、賣國賊的人，他們的實際作為究竟如何？他們是否出賣了國家民族利益？他們的內心世界究竟如何？這是一個很少被觸及的問題，本研究嘗試作些探討。
什麼是「漢奸」？中國向來有「漢賊不兩立」的觀念，歷朝歷代，凡是與侵略者合作的人多被稱為「漢奸」。《現代漢語詞典》對「漢奸」的定義是：「投靠侵略者，充當其走狗，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原指漢族的敗類）。」依此定義，漢奸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1）侵略者；（2）投靠侵略者的人必須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至於「民族國家利益」則可大可小，大到出賣國家領土，小到和入侵者說一句話，都有可能被貼上漢奸的標籤。中國歷史上，每逢異族入侵時，官方和民間把那些投靠入侵者的人、不得已與入侵者合作的人，有時甚至把一些與入侵者有聯繫、有接觸的人（比如與入侵者做生意等），統統稱為「漢奸」。
另一方面，漢奸一詞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被指為漢奸的人將遭人唾棄，活著時抬不起頭，死了也永世不得翻身，甚至連累其子孫後代。
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研究19世紀兩次鴉片戰爭時期，廣州地區社會各階層（官府、紳士、團練、農民、宗教、祕密社團等）對外國的態度，他指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人們為了獲得某種目的而廣泛使用「漢奸」一詞，並隨意擴大漢奸範圍。漢奸是官員們推卸戰敗責任、百姓發洩恐懼和失望的對象；漢奸也被士兵們所利用，他們胡亂指責農民叛國，以此作為其恣意搶掠的藉口。因此，所謂的「漢奸」不僅是指與入侵者有合作行為者，也有包括被某些人為逃脫責任而製造出來的「替罪羊」 。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也指出類似的現象：「在鴉片戰爭中，『漢奸』是一個最不確定的稱謂，一切不便解釋或難以解釋的事由、責任、後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漢奸』的身上」，當一些組織尤其是官府壓制的「會黨」與官兵械鬥、為外國人提供勞務或食物、從事鴉片走私、甚至僅僅不願與官府合作時，都被官府指責為「漢奸」。
台灣學者羅久蓉觀察1941年鄭州維持會的案例，發現漢奸的形成與一定的歷史情境有關，這些情境包括淪陷時間的久暫、各地社會經濟生態、權力運作以及人際關係等。她指出，中國人與日本人合作實有各種原因：有的出於保家、保地方的心態，有的是通過同學同鄉的關係進入日偽組織，有的在淪陷初期不願意進入日偽政權機構，但後來有些偽政權職務反而成為競相爭奪的肥缺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儘管「情境不足以解釋淪陷區民眾為什麼與敵偽協力合作，但是我們在探討漢奸生成原因時，卻不能把行為從情境中抽離」。也就是說，不能無視行為背後的環境或人際因素。
本研究在探究與日偽合作者的行為時發現，合作者的動機、心態，及行為表現，往往因其經濟狀況、社會地位，以及社會權力資源的不同，而有相當的差異。例如，與日偽合作的行政人員而言，一般可分成3個階層：（1）上層行政人員，包括維持會長、縣知事、縣長、區長以及每個機關的主管人員等；（2）中層的行政人員，指縣、區鄉政權裡一般的科員及辦事人員；（3）基層的鄉鎮保甲長。這3個階層人員的動機與行為呈現出相當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