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文化冷戰與知識外交：美國戰略與東亞方針

作者簡介

姓名：森口（土屋）由香
京都大學大學院人間環境學研究科教授



姓名：川島真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姓名：小林聰明
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



姓名：米蓮．金絲伯格．卡迪亞Miriam Kingsberg Kadia
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歷史系教授



姓名：藤岡真樹
京都大學國際高等教育學院兼任講師



姓名：中生勝美
櫻美林大學文學院教授



姓名：佐藤悠子
駒澤大學兼任講師



姓名：友次晉介
廣島大學和平中心、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副教授



姓名：文晩龍
全北大學科學文明學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



姓名：林于翔James Lin
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



姓名：水野宏美
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姓名：藍適齊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姓名：張揚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姓名：車載永
忠南大學言論情報學科教授



姓名：許殷
高麗大學文學院韓國史教授

譯者簡介

姓名：周俊宇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地域文化專攻）。著有《黨國與象徵》及多篇學術論文、譯有《日本政治史》（合譯）等書。



姓名：陳柏傑

東京大學總和文化研究科碩士、博士候選人（國際社會科學專攻）。著有
譯：台灣的國際建制參與及「台灣因素」—以GATT為案例）等學術論文，譯有《日本政治史》（合譯）等書。電郵：[email protected]



姓名：蔡傳宜

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兼職譯者，譯有《帝國航路》、《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等書，參與《歷史的轉換期》系列部分冊數審校。電郵：
[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序章

第一部：區域研究
第一章　冷戰下臺灣的中國研究與美國──福特基金會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支援
第二章　冷戰下的合作──一九四五至一九六○年間美國的日本學研究
第三章　一九六○年代日美間的「現代化」爭論──箱根會議上圍繞價值體系與歷史認識的斷層
第四章　有關朝鮮知識的形成與馬科恩夫婦──以太平洋戰爭前後美國學術界與政策制定小組的關係為中心
關鍵思考一 口述歷史與檔案資料學下的戰後史

第二部 科學技術
第五章　中國原子能研究的萌芽──在內戰與冷戰之間
第六章　密西根紀念鳳凰計畫與臺灣──美國公立大學的對外原子能技術援助
第七章　日落帝國的科學知識──去殖民化時代的英國原子能外交
第八章　冷戰空間的再發現──非軍事區生態調查中的科學政治
第九章　開發的殉教者──一九五九至一九七臺灣農業援外工作與越南共和國五年
關鍵思考二 從技術援助的觀點看帝國亞洲與冷戰亞洲

第三部　新聞事業
第十章 因「美援」而交會的臺灣「高等」與「僑生」教育──以政治大學新聞系為例
第十一章　冷戰時期香港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形成與美國的影響
第十二章　美國教育交換計畫與冷戰期間韓國新聞的美國化
第十三章　駐日盟軍總司令占領期日本記者的美國招聘計畫──洛克菲勒基金會、哥倫比亞大學、民間情報教育局
關鍵思考三 專門知識的民事行動──從美軍到韓軍

後記

文章試閱

=序　章=
１． 文化冷戰與知識建構
　　冷戰研究在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後日益多樣化。如今，過去未被視作研究對象的地區、主題、視角，以及行動者受到矚目，而研究對象的多樣化，也令冷戰的多面性浮現。文安立（Odd Arne Westad）闡明了冷戰的展開不只是東西對立，亦與去殖民化和國族主義複雜相關，而冷戰的起源也可回溯至產業革命。尼克．庫拉瑟（Nick Cullather）指出，冷戰期間美國所推動的「近代化」和「開發」，起源自一九三○年代的「羅斯福新政」 。如此，除了冷戰研究的空間與時間有所擴大，對於東西對立的本質也更有多面性的理解。具體而言，冷戰不只是意識型態的對立，和核子軍備擴張競賽，也是圍繞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鬥爭，更是各方爭取第三世界人心對決的一個認識，也有了廣泛的共識。法蘭西斯・桑德斯（Francis Saunders）的「文化冷戦」，以及肯尼斯．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的「總力冷戰」等形容，正展現出這些冷戰的新詮釋 。
　同時，研究者們對於文化冷戰中文化和訊息的「發出方」、「接受方」這種單純的二元對立也開始呈現疑問。彭尼・馮・埃申（Penny Von Eschen）聚焦於美國的爵士樂，描繪與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者相將音樂利用於文化外交的意圖相反，跨越國界與文化，自在地傳播、發軔的流動性、可塑性。日本、中國、韓國、臺灣的研究者們也開始聚焦於音樂、電影、廣播、電視、文學等文化面向，來討論冷戰 。
　然而，在這樣的文化冷戰研究系譜中，「學問知識」與「專業知識」的樣態未免被充分作為考察對象。特別是本書的核心主題：東亞的知識生產，直至近年為止研究尚付之闕如。「學問知識」、「專業知識」是曖昧的詞彙，本書將學院所生產的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的體系知識稱作「學問知識」，將新聞人等專業職業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總稱為「專業知識」。「學問知識」當中，有時也限定於自然科學領域，使用「科技知識」（或「科學知識」）之用語。這些「學問知識」和「專業知識」是構成某些國家和社會中主流媒體言論框架，或是知識溝通的基礎，其對於世界認識和價值判斷所造成的影響也很重要。有鑑於此，本書特別處理區域研究、原子科學、生物學、農學、新聞的事例，考察東亞「學問知識」和「專業知識」的建構和其中所滲入的政治性。聚焦這些案例的意義，在於此可以看到美國以及多樣主體圍繞知識主導權奮鬥的樣貌。而冷戰初期形成的「學問知識」與「專業知識」，更可以說包含冷戰結束後在內，長期在東亞占有支配性地位，至今仍留下影響。
　雖然因國家或地區而異，但東亞的知識生產或多或少都處於美國或蘇聯的霸權下。在「西方陣營」方面，韓國（大韓民國）與臺灣（中華民國）在戰後的研究、教育機關重建和教師培育上，依賴美國的支援。朝鮮和臺灣都自日本的殖民支配解放。但是，朝鮮的情況是，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分裂成南北，蘇聯紅軍（其後的蘇維埃聯邦軍）占領統治北半邊，美軍占領統治南半邊。一九四八年八月，韓國政府成立，九月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在雙方激烈對立當中，一九五○年發生了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爆發了韓戰。這場在冷戰開始時發生的「熱戰」，令朝鮮半島整體荒廢，於三年後的一九五三年休戰。臺灣則是在北京由毛澤東成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月後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黨逃到臺灣時起，就成為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據點。支援韓國與臺灣的學術、科學研究，對於冷戰下的美國政府而言是「合理的」。因為，近代化且工業化的進步「自由大韓」與「自由中國」的存在，將是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正確和美國援助效果的佐證。與韓國和臺灣相反，日本雖因敗戰而使國土荒廢，但戰前、戰爭期間所培養出來的學術機關與人力資源某種程度得以保存。但是，一九四五年持續到五二年的盟軍（主要為美軍）占領統治下，日本在戰前皇國史觀等支撐戰爭的意識型態遭到排除的同時，學術、教育制度則實施美國模式的改革。結果，占領結束後日本的學術、教育成為戰前以來的帝國學問知識（部分是源自以德國為首的歐美），以及新引進的美式學問知識的混合體。
　考慮到這樣複雜的狀況，本書整體始終一貫的問題關懷，在於東亞各國如何，以及多大程度地接受了發祥自美國的知識，並加以應用，時而抵抗、脫胎換骨，或是予以忽視。換言之，這可以說是對於「接受方」行為主體性的問題關懷。發祥自美國的知識每每伴隨著資金援助。許多開發中國家，為了重建學術和教育，迫切地需要資金援助。本書作者群的關心也指向美國的援助與知識滲透的關係。各種多樣的知識與資金「供給者」、「接受者」在各章登場，所探討的皆非軍事安全保障方面這樣一個由美國至東亞的供給者與接受者固定化的關係，不如說是探求未固定化的相互關係。各個事例討論了「供給者」與「接受者」合作的程度，以及其所帶來的知識和技術滲透的程度。透過這些事例，美國政府欲在東亞樹立學術、文化霸權的戰略也許可以說部分達到成功，但這引發了出乎預期的結果與意外展開，並且對手國對美國也展開工作等歷史，也將有所闡明。
　這點也關乎本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也就是東亞各國在學術知識和專業知識各領域中，如何（企圖）對美國和其他亞洲各國造成影響。美國方面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契機，在以戰略目的的知識生產、應用也帶來變化。特別是聯邦在核能相關等應用科學中的預算激增，預算增額不限於自然科學領域。社會科學家及其知識資源也是其對象。其背景為，對於美國而言，必須「了解」世界各式各樣的地區，將這些地區「近代化」，「獲取」各地區的恭順。為了動員社會科學的知識，準備了許多預算，這不只是政府預算，在各種基金會的事業項目中也可看到。尤其是「區域研究」，為了遂行戰爭和戰後的統治目的，自戰爭時期開始就由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和科學研究開發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促進，到了戰後發展成為牢固的學問領域。卓越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創造出「近代化論」，其學術成果也應用到開發中國家的對外政策上。美國這樣的學術動向，給東亞知識社群帶來很大的影響。然而，如同本書數章所闡明的，東亞的研究者、專業人士們也對美國的知識生產，或是其變貌有所貢獻。這些知識和想法，是以單純的知識「供給者」、「接受者」的二元對立理解將無法掌握實態的佐證。
　　這樣的理解也挑戰「國族」框架內的知識概念。政府對知識生產進行資金援助，但無法給被生產的知識賦予國籍。在臺灣接受訓練的新聞人們為中國寫下友好的新聞報導，在美國接受訓練，出身自中國的科學家作為「美國人」的協調者被派遣到東亞，而日本的人類學家也對美國日本研究的建構做出貢獻。這些事例，突顯出知識無關位居權勢者的意圖而越境。美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政府欲將知識配置於自身駕馭下，這些嘗試也可看到成功的案例。但也有些案例是，「知識」本身自不待言，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無法控制，不管是政府或民間團體，就算擁有權力的行動者投注龐大資源，得到的收穫卻很少。冷戰期間東亞的知識，建構在東西二元對立、南北落差，以及美蘇壓倒性的霸權下，但其中也孕含了抵抗的種籽、自由的捷徑，以及越境的可能性。

２． 東亞的冷戰
　　近年冷戰史研究多樣化過程中的一個潮流，就是梳理不同地區各自的冷戰史脈絡。史料公開的進展等是其背景，據此，不再像過去那般由美蘇、或是英國等大國的觀點來描繪冷戰，反之開始認識到各個地區有獨自的磁場，且與冷戰相結合。特別是在東亞，冷戰結束後，在軍事安全保障面對立有所變貌的同時也持續不斷，受到矚目。
　東亞冷戰的一大特徵，就是由於美蘇中接收日本殖民支配的遺產，以及由於其殖民支配的結束而造成的權力空洞，未恢復到日本統治或支配以前的原狀，而是生出了新的分裂和對立，主要在美國和蘇聯的影響下展開了各自的國族國家建設。
　一九四五年以前，包含朝鮮和臺灣殖民地在內，日本將從密克羅尼西亞到緬甸的廣大地區收入勢力範圍下。在這個空間，日本不只在地緣政治學上，也欲建構知識上的帝國。例如，半官半民的特殊公司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雖以中國東北的鐵道經營為主要業務，也在鐵道沿線的附屬地帶進行過事實上的統治，除了鐵道事業外，也對物流經濟，以及統治的種種事物、現象抱持關心。這網羅了地理學、人類學、農學、生物學、地質學等各種學問領域，為了研究這些學問甚至成立了研究所。日本政府在殖民地，亦即朝鮮設置京城帝國大學（其後的首爾大學），在臺灣設置臺北帝國大學（其後的國立臺灣大學）這兩所帝國大學。終戰與去殖民化，從這些學術組織拭去許多日本帝國的殘渣。而日本也在戰後去帝國化的過程中，「帝國的學問知識」部分遭有意識地消除，其中既有繼承，也有些遭到遺忘。
　日本敗給盟軍時，這些地區出現了軍事、政治，以及學術權力的空洞。戰後，如前所述，東亞可以看到去帝國化、去殖民化的動向，面對這樣的狀況，美國政府和民間基金會為填補日本帝國瓦解所生出的空洞，振興曾在日本支配下各地區的學術和教育，投入了資金和人材。但是，因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去帝國化、去殖民化的狀況而異，與美國的互動情況複雜，美國有關「學問知識」的支援呈漫反射狀。例如，臺灣的去殖民化並非由臺灣人民進行，而是由於中華民國來到臺灣，由國民黨政權代行。
　東亞冷戰的第二個特徵，是分裂國家的存在。朝鮮半島和越南，在盟軍「接收」填補日本殖民和占領統治後的權力真空之際，疆域遭到分裂，中國是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在中國和臺灣有兩個中國政府相隔臺灣海峽對峙，南北朝鮮則因韓戰的分裂而固定化。空間的分裂，伴隨而來的就是學術資源和學術社群，以及研究教育機關的分裂。更因國家分裂的結果，圍繞著東西雙邊陣營的優秀科學家和知識分子而展開爭奪戰。同時，分裂造成「國界」，然而有時這也成為多樣行動者接觸的區域。
　在這些分裂國家裡，為了主張自身的正統性，在批判對方的同時，為了在同一點上展現差異，每每陷入有如鏡子兩面的狀況。可以舉出的一個例子是，只要對方嘗試核子開發，就會將自身的不備視作問題，嘗試開發。在分裂國家間，蘇聯方面的東方陣營有社會主義，美國方面的西方陣營各國在屬於自由主義的同時，統治形態上則採威權體制。即便如此，美國還是持續支援了各個屬於自身陣營的威權體制國家。國府宣傳自身是「自由中國」，展現出與中國大陸的不同，美國也稱臺灣為「自由中國」。這個國府有意「反攻大陸」和開發核子武器，對於自由的學術發展就不甚關心，美國政府雖對國府的反攻大陸和核子武器開發未伸出援手，但持續援助至一九六五年。這是因為，美國希望在臺灣實現自由、現化化且工業化的「自由中國」。然而，越戰趨於激烈，美國縮小海外援助的規模，當臺灣的出口開始增加，美國就停止對臺援助。
　第三個特徵是，如前略述，東亞的冷戰某些部分未必是「冷」戰。韓戰在南北朝鮮社會的所有層面留下傷痕的同時，也定義了雙方社會的結構、體系，甚至是人們的認知和情感等，深至細微層面。這在學術、文化也不例外。在越南，脫離法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發展成為美國所支援的南越（越南共和國）和蘇聯、中國所支援的北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雙方的內戰，甚至演為美國派遣正規軍隊的越戰。無論是韓戰或越戰，中國皆在軍事支援扮演重要角色，東亞的「熱戰」呈現出複雜樣貌。中國和臺灣間的軍事紛爭從一九五○年代到六○年代前半從不間斷，一九五四至五五年，以及一九五八年的「臺灣海峽危機」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砲擊了國府實質支配的金門島。特別是一九五八年的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事態嚴峻，美國政府甚至評估對中國實施核子攻擊。在這樣大規模衝突以外，國府也反覆進行了小規模的游擊戰。
　在朝鮮半島，韓戰結束後韓國和北朝鮮間持續了軍事的緊張狀態和尖銳的政治對立。這些狀態皆孕含了不論何時皆能轉為「熱戰」的可能性。普韋布洛號事件（一九六八年）、青瓦台襲撃未遂事件（一九六八年）、板門店事件（一九七六年）到第一次延坪海戰（一九九九年）、第二次延坪海戰（二○○二年）、韓國護衛艦沉沒事件（二○一○年）、延坪島砲撃事件（二○一○年）等等，浮現這些可能性的事件，不勝枚舉。
　由這些事例可知，東亞的學問知識和歐洲不同，經常是在武力鬥爭的陰影中建構，反之它有時也與分裂國家間正統性的爭鬥相結合。
　成為分裂國家的各國在主張自身正統性時，不只是在東西冷戰的邏輯下進行。在主張哪一方才是「正統」中國時，當論爭是在在伴隨實際戰鬥過程中進行時，未必只以意識型態，有時也會藉民族傳統等來呈現。有時，重視傳統和民族的正統性，更甚於意識型態。

３． 美國在東亞的文化霸權
　如前所述，東亞的冷戰也有種種特徵，即便如此，仍可說美蘇的影響力，特別是美國對於自由主義陣營各國的影響力極大。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爭期間到戰後，美國政府及知識分子對於亞太地區的學術關心急遽擴大。他們所創造出來的學問知識，到來了戰後，不只是美國的學術界，在亞洲也具有霸權性的影響力。美國的青年學者對亞洲抱持興趣的過程，可以看到有幾個種類。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時，既已存在生於亞洲、長於亞洲的「傳教士之子」，他╱她們善用其語言能力和文化理解，以及人際網絡而成為亞洲地區專家。例如，約翰・霍爾（John W. Hall, 1916-1997）的雙親是傳教士，在京都出生，其後成為日本研究者的開創者。小林聰明在第四章談到的馬科恩夫妻也是一個好的例子。喬治．馬科恩（George MacAfee McCune, 1908-1948）在殖民地時期的朝鮮・平壤，出身於長老派美籍傳教士的家庭。在朝鮮接受初等教育後，又於美國接受高等教育，成為朝鮮研究者的開創者。妻子艾維琳・馬科恩（Evelyn Becker McCune, 1907-2012）也出生於平壤的浸信宗傳教士家庭。他在京城（現在的首爾）接受教育，往來美國與朝鮮╱韓國間，成為朝鮮美術史的專家。
　第二道途徑，是戰爭時期的戰略研究和諜報活動的場域成為戰後亞洲專家的搖籃。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和約翰・恩布里（John Embree）等著名的人類學者們，為戰時情報局（OWI）的敵國研究計畫動員。潘乃德聞名於世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即以在美國戰時情報局（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進行的研究為基礎而為世人所知。美國戰時情報局副局長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成為有力的中國專家，其後設立華盛頓大學遠東暨俄羅斯研究中心，擔任所長。一方面，和美國戰時情報局齊名的另一個戰時情報機關即戰略情報局編纂《民政手冊》（Civil Affairs Handbook）系列叢書，從這個參與這個事業的相關集團，培養出許多專家。所謂《民政手冊》，是累積了隨著盟軍即將勝利，美軍將占領或駐軍的龐大國家和地區相關資訊的參考書，多達數十卷。其中有關亞洲的部分，由受到戰略情報局邀請的亞洲專家撰寫。以前述喬治・馬科恩為首，有艾森・蓋樂（Esson M. Gale）和費正清（John K.Fairbank）等知名中國專家在戰爭期間也隸屬於戰略情報局。查勒斯・法斯（Charles B. Fahs）是戰略情報局的日本專家，其後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亞洲的財政支援上也扮演重要角色。由這些赫赫有名的人員名單，可以看到廣泛的亞洲專家以戰爭時期情報機關的活動為契機，走上了區域研究的道路。
　美國的青年學者對亞洲抱持關心的第三道途徑，是海軍、陸軍於戰爭時期設立的語言學校。例如，人類學家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 1916－2003）在入伍至陸軍服役後，被派往密西根州安娜堡的陸軍日語學校，戰後擔任對日占領軍ＧＨＱ的輿情・社會調査局（Public Opinion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Division）首長。其後，他成為出眾的日本研究者。另一方面，知名的日本文學家唐納．基恩（Donald Keene）在海軍日語學校學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語言業務士官的身分在太平洋戰線從軍 。許多於戰爭期間從事區域研究和語言研習計畫的人物，在戰後也持續研究亞洲文化，在冷戰期間成為第一世代的亞洲專家集團。
如此，基督教布教團、戰時情報機關，以及軍方的語言學校，是美國年輕知識階層對東亞抱持關心，以致成為專家的三大途徑。因此，要說美國的東亞研究自誕生瞬間起就帶有文化、政治性權威色彩，亦不為過。金斯柏格撰寫的第二章，精彩地顛覆了日本研究是由戰爭時期活躍的「英雄」們所建構的一個定論。但是，即便如此，美國人對於亞洲的知識在戰爭期間到戰後迅速涵養，在國內外獲得正當性和權威的事實本身並無改變。
　在冷戰初期的美國，對於亞太地區抱持關心的不只是知識階層。在中產階級的美國公民間，隨著有關亞洲的大眾知識普及，並且由於亞洲對美國而言的戰略重要性增加，與「自由亞洲」的同盟關係加深，一般公民開始想像與亞洲的連帶。這正是克莉絲堤娜・克萊因（Christina Klein）的論點。好萊塢電影和大眾小說也反覆以與亞洲人的友情和克服人種偏見，以及跨越人種與文化隔閡的戀愛、結婚等主題。克萊因以「冷戰東方主義」一語來形容美國人對於亞洲的大眾知識。那是一種中產階級美國公民所抱持的，且友好又歡迎自身的亞洲，以及尊敬西洋知識並「求教」於西洋的亞洲印象 。美國國民積極地參加如與外國人通信和教育、職業交流的「民眾對民眾」（people-to-people）的國際親睦計畫。「民眾對民眾」計畫在表面上是發自草根的國際親善活動。但這其實是艾森豪總統提案，且獲得國務院附設機構國際合作總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CA，其後改稱為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支援。
　　養成有關亞洲學問知識的，不只是美國政府和各別的研究者。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等民間基金會也深入參與了這個過程。洛克菲勒基金會從一九四○年代中期到一九五○年代，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哈佛大學等機構開設有關東亞的教育課程，支援蒐集資料，向進行東亞研究的研究者和研究生發出補助金。福特基金會在一九五○年代到六○年代間支援設立韓國的高麗大學共產圈問題研究所（現亞細亞問題研究院）、日本的東洋文庫，以及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等機構。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獲得了該基金會的支援。一九五一年作為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外圍組織而設立的亞洲基金會（Asian Foundation），隱匿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貌似非政府組織，支援了各種學術文化活動。舉例而言，一九五○年代支援了在日韓國人學生團體和在日本韓國YMCA等活動 。
　這些民間基金會未必有意干涉學術、文化活動的內容，卻選擇性地援助評估有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計畫。在研究者之間，至今在這樣的民間基金會支援究竟是否對知識建構的樣貌帶來影響，仍有爭論 。有的主張指出，不如可說接受援助的一方利用了民間基金會的支援，學術內容未因援助受到影響；也有主張認為，學問的自由由於「附帶條件」的資金而遭到阻礙。而亞洲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連結在一九六○年代後半曝露出來時，在美國人研究者之間也針對ＣＩＡ對於學術研究的影響捲起激烈的討論。亞洲基金會否定了中央情報局的影響，例如人類學家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就指出，接受亞洲基金會支援的人類學者們所蒐集的資訊，傳達給中央情報局，被用於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機密活動 。
　本書的作者們，對於冷戰初期東亞，皆對於建構知識的研究者、專家們的自律性，或是行為主體性的程度抱持共同的關心。在獲得美國的聯邦政府或民間基金會的資金援助時，這些資金對於學術研究究竟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反之研究者們擁有多大程度的自律性呢？國家與學術的關係如何？對於美國在學術和科學裡的霸權，是否有抵抗和運用的餘地？這都是本書作者們所追求的部分共同課題。

４． 規範東亞知識建構的特殊要素
　有關東亞的知識建構，如前所述，東亞冷戰的特質既有影響，反之知識建構也可能給冷戰的框架造成影響。知識建構與冷戰框架的關係整理如下。
　首先，和歐洲的戰後不同，作為敗戰國的日本並未分裂，而是戰勝國中國分裂。曾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以及曾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皆成為分裂國家。這樣的分裂，也是戰後盟軍占領、韓戰，以及印度支那戰爭所帶來的結果。如前所述，東亞的冷戰是伴隨著武力紛爭的「熱戰」，在中國、朝鮮、越南等分裂國家間，彼此不間斷地發生武力衝突，對立勢力彼此誇示勢力，主張作為國家繼承人的正統性。但是，就算是如何彼此責難，他們也有必要掌握敵方的「人心」。因為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國家統一。因此，有關自身過去與現在的學術研究，必須要能證明其正統性，科學研究有必要證明自身的近代性，以及軍事、經濟上的優越性。
　第二，分裂國家的邏輯部分與資本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全球性冷戰緊密相繫。東亞的「自由」各國是與美國簽署共同安全保障條約，建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輪軸與輻條」體系。這個體系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這樣歐洲多邊性的安全保障不同，被以「輻條」連結的對象各國，例如臺灣與韓國，每每摸索合作，欲組成反共同盟。相反地東亞的社會主義各國彼此簽署安全保障條約，某種程度建構了自有的安全保障體系。然而，國家統一這個目標往往較意識型態更優先。臺灣在一九六○年代末左右向蘇聯接近，中國在一九七○年代初拉近與美國的距離 。比起冷戰的邏輯，民族統一、國家統一的意志有時更強烈地左右學術、科學社群的樣態。東亞的分裂國家，也存在著為證明之於敵方的優越性，在終極上為實現國家統一而推動學術和科學的面向。
　第三，不唯獨在日本這樣的民主主義制度下，就算是在韓國和臺灣等威權體制政權下，都有多樣的行動者參與知識生產。這些行動者當中，也包含政黨、軍隊，以及社會的各種團體和個人。這些多樣性行動者以及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給國家層次的與美國或蘇聯的關係帶來重大影響。日本的自民黨、臺灣的國民黨，甚至是中國共產黨，都內含著各式各樣的「份子」，他們各自與美國和蘇聯的各種勢力連結，促進、阻礙國家間關係。同樣的狀況在知識生產上也可以看到。
　第四，是國家與研究者、科學家，或是他們所創出的知識間關係的重要性。由於科學問知識識具有客觀性和自律性，政府的政治意圖較難直接反映。一般而言，學術和科學的自律性在日本這樣的民主國家下有所遵守。威權體制政權可以說也無法逃脫這個傾向。即便如此，從組織和預算層面來說，在這些國家，國家對於知識的介入被更強烈地運作。威權體制政府畏懼知識社群影響社會和輿情，欲嚴格地控制學術、科學和組織和財政 。

５． 美國＝東亞關係的複雜程度
　　美國對於東亞的學問知識、科學知識、專業知識的影響，無論是源自美國政府或是民間基金會，皆無法忽視。但是，必須認識到，美國和東亞的關係不是單向性，而是雙方向性的。從東亞對美國，也有各種人才和資訊的流動，實施了計畫。
並且，由美國俯瞰東亞的觀點來看，對於各個國家的政策和態度，是對於東亞地區總體關心的一部分。這如前所述，要回歸到美國所建立的「輪軸與輻條」的關係。起因於雙向性和「輪軸與輻條」雙方的複雜關係性，與其說國家安全保障和政治領域，不如說是在學問知識、科學問知識、專業知識的領域上強烈地展現出來。東亞國家與地區與美國的關係上，雖有共同點，亦可看到重要的差異點。這也反映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援在韓國、日本、臺灣引發了不同反應上。
　　在本書的幾個章節中，談到了美國與東亞雙方向性的關係。例如，川島真的第一章聚焦於一九六○年代福特基金會等機構對於臺灣中國研究大規模財政援助。由於臺灣的研究者獲得在美國研究的機會，援助逐漸對臺灣的中國研究造成影響。但是，這個計畫的目的不只在支援臺灣的研究者，也是為了打造美籍研究者在臺灣的落腳處。因此，也存在著臺灣的中國研究影響對美國研究者的面向。而國民黨認為美國國內出現偏向北京的論調是一問題，在美國國內舉辦各種講座和演講會，欲向美籍研究者們以自身的定義來說明「中國」。國民黨也懷疑參與福特計畫的費正清教授等美籍研究者與北京的關係，欲妨礙計畫的推動。如此，學問知識和科學問知識不僅不自在於政治，也受到多樣主體的干涉。而圍繞「中國」定義的競爭，不只對美國，也以日本等同盟國為對象而進行。
　　有關日美關係的既有研究往往聚焦於來自美國影響，但聚焦於日美相互的影響關係，注意由日本對美國的倡議「再定義」或「再形成」的這點，也很重要。例如，金斯柏格所撰寫的第二章，重新評價了太平洋兩岸知識網絡的重要性，描繪出日本研究草創時期日本人研究者的貢獻。藤岡真樹所撰寫的第三章，也聚焦於一九六○年後半期圍繞日美「近代化論」雙向性的討論。小林聰明的第四章，聚焦於美國與韓國的雙向性關係，考察艾維琳・馬科恩藉由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學術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的支援進行學術交流計畫，論證儘管訊息和資金的流向壓倒性地朝向韓國一方，卻也提供給美國人學習韓國的機會。車載永所撰寫的第十二章也突顯出，就算是從美國對韓國壓倒性的知識轉移，作為接受方的韓國方面也嘗試著應用和在地化。
　　如前所述，本書立足於對於有許多分裂國家存在，在「熱烈」冷戰當中展開的東亞地區中，重層且雙向性的知識建構，應該更投以學術關注的一個問題關懷。因為，這樣的研究取徑將能描繪出東亞冷戰的新面向，映照出超大國美國的新姿態。

　本書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以區域研究，第二部以科學技術，第三部以新聞事業為中心，探討了日本、中國、臺灣、韓國各國與美國相互關聯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