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蘇聯簡史（1922－1991）：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蘇聯從生到死的故事

作者簡介

姓名：希拉•菲茨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
歷史學家、《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定期撰稿人，主要研究蘇聯歷史和現代俄羅斯歷史，曾於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二十年。作品屢獲殊榮，其中包括《每日史達林主義：非常年代的日常生活》（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史達林的團隊：在蘇聯政治刀口上討生活》（On Stalin’s Team: The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in Soviet Politics）、《俄國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等書。

譯者簡介

姓名：梁永安
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專職譯者。譯有《愛的藝術》、《人類破壞性的剖析》、《拜占庭帝國》等書。

書籍目錄

◎序
第一章 締造聯盟
落後的問題╱伺機而動的革命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革命╱布爾什維克統治的確立和內戰╱
第二章 列寧主政的歲月和接班鬥爭
如今該往何處去？╱接班鬥爭
第三章 史達林主義
集體化和文化革命╱工業化╱結果╱「勝利者大會」╱大清洗
第四章 大戰及其餘波
偉大衛國戰爭╱戰後
第五章 從「集體領導」到赫魯雪夫
在各加盟共和國╱赫魯雪夫的失勢╱
第六章 布里茲涅夫時期
經濟╱國際事務╱在加盟共和國╱蘇聯人的日常生活╱異議分子
第七章 倒塌
戈巴契夫與國內改革╱對外關係╱終局
◎結論
鳴謝
延伸閱讀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一九八○年對蘇聯來說本來應該是個好年頭。畢竟，在蘇聯創建五十八年之後和在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乏味但穩定地統治了十六年之後，這個國家終於可以鬆一口氣，感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在國內，正常化（normality）已經達成，等在前頭的必然是好日子。國際上，這個國家在二戰之後成為了一個超級強權，儘管國力上仍然屈居美國之下，但至少在軍事上已經能夠分庭抗禮。

　　一路走來顛簸崎嶇︰一開始是革命和內戰。然後是一九二一年的饑荒和革命領袖列寧（Vladimir Lenin）在一九二四年的早逝。接著是一場新的動盪︰列寧的繼承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一九二○年代末尾發起急速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結果造成了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大饑荒。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發生了異常血腥的大清洗，高層的共產黨員受創特別深重。緊接著是二次大戰，讓這個一度被排斥的國家變成了西方的盟友。艱苦贏得戰爭後，蘇聯出人意表地一躍成為一個超級強權，與西方展開冷戰。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死後，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脫穎而出成為最高領導人。他是個有很多「小腦袋鬼主意」（harebrained schemes）的人，在一九六一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一度把國家帶到戰爭邊緣。然後他在一九六四年被推翻。

　　接著掌舵的是布里茲涅夫。這個不感情用事與和藹可親的人沒有製造事端，而是把國家帶到較平靜水域。他明白蘇聯老百姓嚮往的是美國和西歐的生活方式。一個意料之外的助力讓這個任務變得較為輕鬆︰在一九八○年，國際油價比一九七○年代中葉以來倍增，站上了歷史最高水平。（蘇聯在過去幾十年成為石油的大生產者和出口者。）

　　赫魯雪夫曾經急躁地保證國家將會在一九八○年達到全面的共產主義。較為謹慎的布里茲涅夫擱置這個承諾，偏好發展「發達社會主義」（Developed Socialism）——這個詞語事實就是指本已存在於蘇聯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但大部分蘇聯老百姓覺得這樣很好。他們想要的是更多供自己消費的商品，不是人人共享的商品（後者是共產主義理想保證提供）。那是一個後革命時刻，革命已成歷史。曾經為革命而戰的那一代人不是已經死了就是在領退休金。就連在史達林統治下受惠和獲得起用的一群人（包括布里茲涅夫）也邁向退休的年齡。布里茲涅夫晚年的價值觀更接近革命分子所說的「資產階級」多於他的前任。（一個當時廣泛流傳的笑話說，布里茲涅夫的母親對兒子收藏的昂貴西方汽車充滿焦慮，問他︰「萬一布爾什維克捲土重來怎麼辦？」）

　　生活水平提高了︰房屋本來嚴重短缺的現象獲得了改善；沒有民族群體或社會群體起而造反。一九七七年的憲法承認蘇聯對社會主義的打造獲得成功，宣稱「一個新的歷史共同體即蘇聯人民」已經出現。當然，蘇聯仍然面臨難題︰經濟發展緩慢，有一個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改革的笨重官僚系統；東歐對蘇聯的掌控會定期爆發怨氣；與美國不睦；一個小型異議運動的出現（這些異議分子沒有獲得廣大民眾多少支持，但與西方記者關係緊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一九八○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夏季奧運會受到許多國家杯葛，大為失色。

　　冷戰期間，西方國家將蘇聯塑造為一個極權主義妖魔，把共產主義和納粹劃上等號，視之為西方民主的對立面。這種理論的主旨之一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一旦成立，就是不會改變，只能夠透過外力推翻。然而，這種主張卻因為一件事而變得較沒有說服力︰蘇聯政權在史達林死後不但沒有崩潰，還顯示出自己具有激烈改變的能力。到了一九八○年代，蘇聯的「極權主義」形象在西方大眾心中雖然仍然有力和容易引起情緒反應，但在學者中間卻失去了吸引力，對其提出質疑的包括了美國政治科學學者史蒂芬．考亨（Stephen F. Cohen）和傑瑞．霍夫（Jerry Hough）。即使在保守圈子，那個被珍愛了超過六十年的希望——蘇聯政權會馬上崩潰——也被靜悄悄地拋棄了。

　　在總結主流美國蘇聯學家在一個會議上的共識時，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yrnes）指出︰「我們一致同意，不存在任何蘇聯會成為一個政治民主政體的可能或它會在可見的未來崩潰的可能。」（強調字體為外加）由政治科學家塞維林．比亞勒（Seweryn Bialer）在一九八○年出版的一本美國蘇聯學重要文本力主，美國是時候放棄蘇聯會發生改變的徒勞希望，接受蘇聯將會長存的事實。本著同樣的精神，華府的國會圖書館最終決定（它幾十年來都因為流亡人士和冷戰壓力的要求而不理會蘇聯的存在）在圖書歸類系統中加入蘇聯圖書一類。這是個極為明理的做法，而且就像幾乎每個在蘇聯研究社群中的人都認為的那樣，早就該這樣做了。然而，國會圖書館其實可以省去自己的這個麻煩，因為事實證明，不到十年它就沒有蘇聯圖書可以編目。

　　蘇聯簡史（1922-1991）

　　當我第一次以研究生的身分接觸到蘇聯的時候——時為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前夕——我不可能預料得到我將會在它百歲冥壽時為它寫訃聞。它得年六十七歲，只比在蘇聯末期出生的蘇聯人的平均壽命多幾年（但這平均壽命已比在蘇聯時期之初出生的人多出近一倍）。

　　出於歷史敘事的性質使然，歷史學家常常把事件說得像是無可避免。愈好的歷史解釋被認為愈會讓讀者覺得別無其他可能。但這卻不是我寫這本《蘇聯簡史》的意圖。我的觀點是，人類歷史就像構成這歷史的個人生活那樣，很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出於偶然的原因，事情是可以有不同的演變。當然，在蘇聯的個案，我們面對的是一些革命分子，他們就像馬克思一樣認為他們對歷史瞭如指掌，大體知道在任何歷史階段會發生什麼事。「偶然的」和「自發的」在蘇聯的用法裡總是貶義詞，指那些按照計畫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它們也是蘇聯詞彙中最常見的詞語。這同一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分子——他們信奉自然環境和經濟環境會臣服於人類計畫的觀念——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權成功，大出他們自己意料之外。因為這與他們對他們處境的理論分析不同，幾乎是偶然的。

　　我將要講述的蘇聯歷史充滿反諷，而這部分當然是因為革命分子堅信馬克思主義給了他們一種解碼工具。例如它告訴他們，社會是分成敵對的階級，各有各的政治代表，而他們的黨——最初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布爾什維克派系，從一九一八年起改稱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這種想法有時正確，有時不正確，視乎環境而定。但不管怎樣，它都愈來愈無關緊要，因為在布爾什維克成功奪權後，一件事很快便明明白白︰黨對於支持它的工人和農人的主要作用是向他們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這麼認為過）。

　　理論告訴布爾什維克黨人，新的多民族蘇維埃國家完全不同於舊的多民族俄羅斯帝國（雖然兩者的邊界實質重疊），而且這個國家的中心地區不會對邊緣地區進行帝國主義剝削，因為就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社會主義完全沒有的成分。正如我們將會看見的，特別是在最初幾十年，這種說法比它乍看的要合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看出為什麼地處邊陲的非斯拉夫人地區有時會覺得它們在蘇維埃莫斯科的眼中和在沙皇聖彼得堡的眼中無甚差異。

　　西方把蘇聯的體制稱為「極權主義」並不是為了頌揚。但事實上，從蘇聯自己的立場看，這種說法卻近乎一種恭維，因為它幾乎照映出共產黨的自我形象：由一個無所不知的領導人根據科學和計畫制定穩定的道路，把包括最小的細節在內的一切納入控制之中。 出現在這種宏偉計畫中的許多「偶然」改道和「自發」歧出當然是無關緊要，不過它們將會在我的《蘇聯簡史》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它們對蘇聯人民的生活不是無關緊要的，而官方說詞和鮮活經驗的落差當然就是政治笑話（anekdoty）這種鮮明蘇聯文類的材料。「原則上」和「實際上」的對比是蘇聯政治笑話的主菜。另一道主菜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概念，它主張社會經濟現象（例如資本主義）在自身之內包含著自身的對立面（資本主義的對立面是社會主義）。外來詞Dialetika 是一個從黑格爾收養而來的哲學概念，但因為強制性的「政治識字教育」，大部分蘇聯人都熟知辯證法打發掉矛盾的拿手本領。以下是一個典型的蘇聯辯證法笑話︰

　　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何在？
　　答︰資本主義是人對人的剝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被其對立面所取代。

　　馬克思主義預言資本主義最終會崩潰，被社會主義取代（用赫魯雪夫的話來說是︰「我們將會埋葬你們！」）這對奮力對抗俄國的落後和打造一個工業化、都市化的現代社會的蘇聯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慰藉。到了一九八○年代早期，他們多多少少達成了目標。蘇聯的力量和地位受到世所公認。「蘇聯人」成為了好識別的生物，他們在東歐的蘇聯集團有近親，在中國和北韓有較成問題的親戚，在第三世界有仰慕者。

　　然後在現代史最壯觀和最無法預測的一個「意外」中，蘇聯的社會主義崩潰了，被一九九○年代所謂的「失控資本主義」（wild capitalism）取而代之。共十五個繼承國——包括俄羅斯聯邦——在一眨眼中出現，每個繼承國的人（包括俄羅斯人本身）都大聲抱怨他們在蘇聯的舊日子是剝削的受害者。《社會主義曾經是什麼而接下來會出現什麼？》（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是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評論後蘇聯時代的著作的書名。這個書名非常適切，因為它指出了對前蘇聯集團國家來說，突然變得不可知的不是只有未來，而是還有過去。「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是個沒有審慎歷史學家曾經嘗試回答的問題。對於「社會主義曾經是什麼」，政治哲學家可以引經據典加以分析，但我會採取一條不同的路徑︰歷史人類學的路徑。不管社會主義在原則上可能意謂著什麼，但在一九八○年代被彆扭地稱為「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都在實際上出現在蘇聯。以下就是蘇聯從生到死的故事。

文章試閱

◎結論
為締造和維持蘇聯而流了大量的血——有理想主義者的血，有流氓和野心家的血，但流最多血的是只關心生存的普通人。這個國家幾十年來對世界其餘部分關上大門，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一大追求是讓國家強大和現代化。其政府犯下危害人民的大罪：大清洗，流放富農和少數民族，設立和擴大古拉格。然後它面臨了擔心已久的對外流血：二次大戰帶來了幾千萬人命的損失和規模巨大的破壞。戰後隨著邊界的再次封閉，國內環境逐漸平靜下來。有近五十年時間，蘇聯沒有出現重大的流血事件或動盪。
布里茲涅夫治下的蘇聯是一個福利國家，相對上仍然貧窮，但平等主義精神盛行，每個人都能夠受教育和有工作，儘管戰前那種向上流動（或向下流動）的大機會已不復見。高級文化被帶入民眾之中，儘管這惹惱了一些該種文化的創造者（他們也惱怒接觸不到西方的「頹廢」傾向）。男性酗酒而不會受到社會譴責；女性仍然被迫用墮胎作為家庭計畫工具，需要外出工作和打理家務事兩頭忙。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基本的社會要求，公開表達種族偏見是禁忌。在國有經濟及其勉強運作的中央規劃體系的空隙處，貪腐欣欣向榮。大煙囪工業的建設在一九三○年代曾經是國家的榮耀，後來卻對環境造成了重大傷害，一個重要例子是車諾比爾核電廠的輻射外洩。蘇聯政府聲言要致力追求國際和平，但又花不少錢整軍經武。邊界現在固然已經稍為打開，但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來說打開得仍然不夠大。安全部門已經放棄了恐怖手段；監視或懲罰不再隨機施加，而是集中用在決定要扮演議分子角色的人身上；他們人數相對較少，但有「自由電台」之類的外國電台作為回音室。經營私人領域是一個口號，但蘇聯生活一成不變的單調乏味基調，加上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政治宣傳說教，它對老一輩的吸引力要大於對年輕一輩。
布里茲涅夫稱這一切為社會主義，而它斷然也符合很多形式上的社會主義判準，包括了國有、保護性福利措施、婦女解放和對族群多樣性寬容。它一個不利之處是需要蘇聯半孤立於世界，也缺乏民主，也就是人民沒有選立或廢除領袖的權力或者在相互競爭政黨中選擇的權力。但缺乏民主不是大部分蘇聯人的主要怨言：他們的不滿更多是來自物質層面。社會主義應許會帶來豐盛，但蘇聯的生活水平卻是低於發達的西方，而到了一九六○年代之後，蘇聯不再看似可以很快趕上這種差距。如果這就是社會主義，那麼很多蘇聯人會想要別的。
從蘇聯瓦解的那一刻起，每個人都開始稱之為一個「帝國」。這個詞以前沒有被用於蘇聯，因為根據蘇聯的用法，只有資本主義者有帝國。而在西方，這個詞又主要用於「邪惡帝國」的脈絡。不過在一九九○年代早期，這個詞變得到處聽見，而理由很好理解：一個突然失去邊陲地區的多民族國家必然是個帝國。而一旦它被視為一個帝國，那它的瓦解就很好解釋，也就是說可以解釋為殖民地（非俄羅斯人共和國）奮力把自己從帝國中樞（莫斯科和俄羅斯人）的剝削中解放出來。這是個聽似有理的解釋，但只有部分是事實。
首先是，假定莫斯科從殖民地得到經濟利益的看法不無疑問。非俄羅斯人共和國在開放改革期間開始這樣看事情，另一方面，俄羅斯人的看法恰恰相反，認為經濟好處都被各加盟共和國佔去。西方經濟學家為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通常傾向於同意俄國人的看法。其次，解放的模式暗示著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趕走壓迫者。不嫌有點牽強的話，我們是可以說這種解釋適用於波羅的海三小國（它們是蘇聯失去得起），但它卻很難適用於其他加盟共和國。
在大部分情況，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作出獨立的決定，都不是因為抗拒不了的民眾壓力，而是因為蘇聯的瓦解讓他們有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不費分毫而成為民族領袖。另外，他們也是在俄羅斯帶頭的情況下這樣做。如果我們按照解放模式來解釋的話，那就一定要說俄羅斯也是要把自己從帝國的宰制中解放出來。
西方的評論家預測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將會有一個民主的未來（其他新國家也是有望如此），而它的經濟必然會在市場的良性影響下擴大。但有歷史意識的俄羅斯人知道要準備好接受一個多事之秋的迎頭衝擊。一九九○年代民意調查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認為俄羅斯將會受惠於西方形式的民主，而對後蘇聯時代政治實踐的觀察顯示，人們對「民主」一詞（連同「自由」和「選舉」）沒有什麼好評。在一九九九年一項民調中，俄羅斯人被問及十三個變數中哪個對他們最重要。結果，「民主」的排名倒數第二，只勝過「企業自由」。他們的首選是「穩定」和「社會福利」。
在葉爾辛總統主政的後蘇聯時代的頭十年，「震撼」是個無處聽不見的新詞。「震撼療法」 是葉爾辛引入的私有化政策，這政策根據西方經濟學家的建議制定，由葉戈爾．蓋達爾（Egor Gaidar）執行（他是蘇聯時代知名童書作家的兒子）。考慮到本來幾乎一切都是國有，私有化是一件沒有前例可循的巨大工程。俄羅斯人稱其結果為「失控的資本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都搶奪他們所能搶奪的資產。那些在舊政府和黨機器中位置較高和人脈較好的人搶得較多，然後嚴陣以待防衛它們。就連高級黨校的自由派學者——高級黨校是尤里．阿法納謝夫（Yury Afanasiev）任職的機構——亦示威遊行，強佔一個環境較佳的校園。槍支泛濫（蘇聯不允許私人擁槍），穿迷彩裝的保安人員亦多如牛毛（他們喜歡打開襯衫露出金項鍊）。每個人都尋求保護，而我們常常很難分得清提供這種保護的到底是警察還是犯罪集團，又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本來由政府低價出租的公寓亦私有化，讓租戶可以用優惠價格購買。問題是罪犯可能會向住戶勒索，不給錢的人會被扔到街上。有些人為此給家裡裝上鐵門，但這樣並沒有能夠讓他們在樓梯間或電梯裡得到安全，所以公寓大樓開始在入口處裝設閘門和對講機。那些在鄉間擁有村屋的都市居民為求打平開支，常常會出租城裡的公寓，搬到鄉間去住。由於取消了對基本商品的價格管制和百物騰貴，「耕耘一己的園圃」在一九九○年代不再是個比喻 ，而是人人皆做的事情。
由於通脹和欠薪，靠退休金度日者和很多白領工人陷於赤貧。老婦人站在地鐵站外無言地遞出幾根蘿蔔或一雙羊毛手套，希望行色匆匆的通勤者會購買。乞丐和無家可歸者忽然成為了城市景觀的一部分。在工廠或辦公室工作的人即使領不到薪水一樣會繼續上班，這既是為了同事情誼也是想看看有沒有內部分配的物資供應。集體農場的農民滿懷希望地指望農場主席能讓農場繼續經營下去。知識分子受到的打擊最重：不只是受貧窮打擊（他們的薪水縮水到所淨無幾），還是因為他們精神生活的寄託（如「厚雜誌」）紛紛關閉。他們和蘇聯政府對教育和高級文化的看重在他們孫子女眼中顯得滑稽可笑。現在的年輕人但求迅速學會英文，想辦法賺輕鬆錢。俄羅斯在二○○二年有六萬人自殺，成為了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男性平均壽命從一九九○年代初期的六十四歲少一點急劇跌至十年後的五十八歲，要直到二○○五年才重新回升。以有韌性著稱的蘇聯婦女再一次展現她們的韌性：在同一時期只減少了兩年半的平均壽命。她們有些人不熱衷追求解放，對家庭主婦的角色繼續甘之如飴。
有些俄羅斯人大發利市，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竊佔國有資產的時機成熟時反應迅速。「新俄羅斯人」是用來稱謂這些新發戶的詞語，而「寡頭」（oligarchs）則是指一小群極端富有的人，包括了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葉爾辛政府的存在被認為有賴他們首肯。別列佐夫斯基是數學家和工程師，他在蘇聯晚期領導科學院一個機構，後來是透過購買俄羅斯的主要電視頻道致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是共青團幹部，他在改革開放期間創業，開了一間私營咖啡店，後來進軍銀行業，又在一九九○年代中葉以便宜價格從政府買得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 Oil）。這些財富的積聚總有一點點非法的味道。俄國的新資本主義雖然部分是根據西方的模型，但也是直接繼承自舊蘇聯的「第二經濟體」，透過個人關係而不是合約在一個灰色地帶運作。
俄羅斯新發戶以愛極豪侈的炫耀性消費著稱，例如把鄉間小屋擴建成巴洛克式城堡（這讓他們的村莊居民鄰居目瞪口呆）。他們也在西方流連大量時間，把兒子送到英國和瑞士的精英學校，將新獲得的財富寄存海外。後蘇聯時期的一大德政是給負擔得起的人開放無限制的西方旅遊。事實證明。在蘇聯體制加諸人民的所有限制中，旅遊限制特別惹人厭。七十年來第一次，俄羅斯人有可能離開自己國家而沒有自視為為流亡人士。除了生意人，著名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現在也可以在邊界兩邊購置居所。回應開放邊界的魅惑，年輕女性不知不覺就會在歐洲幹起賣淫的勾當。
新俄羅斯享有出版自由。各種報章雜誌的政治立場各色其色，全都熱衷揭發現今和歷史上的醜聞（不管是真實還是想像出來的）。但最大膽的記者需要冒生命危險，因為暗殺記者的事件（一如生意人被對手買兇刺殺）變得相對尋常。知識分子因為改革政策的失敗而洩氣（他們連同戈巴契夫被很多人認為應該為這失敗負責），而它的一些成員因為失去了道德領導地位，在新俄羅斯難於找到立足點。政黨開始出現。一個復蘇的俄羅斯共產黨在一九九○年代達到全盛，但還有自由派和民族主義的政黨，街頭上則有一些準納粹的流氓。各政黨在新議會的選舉中角逐席位。這個議會就像沙皇時代一樣被稱為「杜馬」。「杜馬」是很多熱烈討論的場地，也帶來過一些頗不尋常的立法（包括一條「復興」蘇聯的法律），但因為總統沒有義務同意它制定的法律，所以它的存在可有可無。葉爾辛總統自己沒有組黨。他是一個有心臟病的酒鬼，健康和行為都越來越不穩定。
「格別烏」在改朝換代後繼續存在，只不過更名為「聯邦安全局」，也繼續保有自己的檔案庫。反觀蘇聯共產黨各個檔案庫（連同它的其他財產）卻被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沒收，改為對外開放。一九九二年，它們被用來提供證據，以供俄羅斯憲法法庭就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作出裁決（有些前共產黨人主張葉爾辛在前一年解散共產黨是違憲）。由此激起了一場反訴訟，指稱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共產黨的整個統治時期都是違憲。這起訴訟案是歷史學家一大利多，因為它解密了大批本來保密的文件。不過，《華盛頓郵報》駐莫斯科的特派員——他盡責地旁聽了聆訊——卻驚訝地發現，根本沒有人在乎這場審訊。
對於蘇聯解體的一個熱門的早期回應方式，是假裝分隔在新俄羅斯聯邦和它的前革命前驅之間的七十四年並不存在。沙皇時代的歷史現在變成是人們熱烈想要重新佔有。帝國時代的雙頭鷹圖案再次成為國家的象徵。俄羅斯人重新擁抱東正教和重新發現他們的貴族祖先，一如他們在蘇聯時期的開始曾經發現他們的無產階級祖先。餐廳流行俗氣的帝國風裝潢。靈媒和巫師變得大受歡迎，有個占星學家是電視上最受愛戴的人物之一。每年十一月七日的革命紀念日仍然是公眾假期，但改了一個充滿樂觀的新名字：「和解與和諧日」。有那麼多的蘇聯領袖人像被推倒，以致必須找個特殊的地方來安置。 不過莫斯科也有了一間新的「救主基督大教堂」，它就建在它在一九三一年被轟掉的前身的原址（離克里姆林宮不遠）。
在蘇聯晚期有過一個熱烈的爭論：是不是就像一九七七年憲法所主張的那樣，有一個稱為蘇聯人的新民族正在出現？但現在，人們都可以信心滿滿地回答說「是」。「蘇佬」（sovok）一詞——其字面意義是簸箕——是對蘇聯人的一種新的藐稱，而這種愚昧的人種反覆在報章上受到嘲笑。有人出版了一部《蘇聯語言解釋詞典》以作為對蘇聯用語的指南（或紀念）。還有許多新的字典應需要而推出，因為多了許多外來語而俄羅斯口語和書面語又發生了許多變化。大眾媒體的語言忽然激烈地西化，出現了大量新詞，其離奇古怪的程度直追從前蘇聯所流行的首字母縮略語 。維克托．佩列溫（Viktor Pelevin）的《智族人》（Homo Zapiens）為一九九○年代暢銷小說，是一部以廣告和電視的新世界為背景的黑色喜劇——在這個新世界中，形象和公共關係就是一切，核心的身分認同已經消失在。
這個過程中，重新自我創造的不是只有個人。新的民族國家一樣是這樣，而且甚至更加激烈。正如一個評論家指出的，這些民族國家在還沒有成為民族以前就急著建國。它們很多都是由前第一書記領導，這些第一書記在蘇聯瓦解前不久轉型為總統，然後就賴著不走。新獨立的哈薩克的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是其中之一，他將會到二○一九年高齡七十八歲時才辭職。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土庫曼的總統莫不如此。土庫曼總統薩帕爾穆拉特．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更勝人一籌之處是他自封終身總統。例外的情形當然也是有的，例如喬治亞的總統是前異議分子和莎士比亞學者加姆薩胡爾季阿。他後來被戈巴契夫的前外交部長謝瓦納茲取代，然後謝瓦納茲又被對自由市場情有獨鍾的米哈伊．薩卡希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取代。薩卡希維利在改革開放時期畢業於一間烏克蘭大學，如果是在從前，他會被引為蘇聯「各族人民的友誼」的例子。另一個善觀風向的例子是北高加索一個前共青團活躍分子，他自我再創造為一場民族主義起義的穆斯林領導者，率領群眾反對一個新霸權：獨立後的喬治亞。他的故事被寫入了喬治．德魯古安（Georgi Derluguian）的《布迪厄在高加索的秘密崇拜者》（Bourdieu’s Secret Admirer in the Caucasus）。
如果聯邦制的蘇聯會瓦解為一批各自獨立的民族國家，那什麼俄羅斯共和國不會？在後者，潛在的脫隊者包括了韃靼斯坦（前韃靼自治共和國，又稱韃靼利亞）和車臣。但葉爾辛（和繼他之後的普丁）在這件事情上畫上紅線。對車臣的脫離意圖，俄羅斯以武力解決。（這是後蘇聯時代的很多民族衝突之一，其他衝突包括了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對納哥諾卡拉巴克的爭奪。）俄車的嫌隙將會持續多年。韃靼斯坦走了一條不同的路。它與俄羅斯簽了一紙條約，由此獲得了平等的主權（但不是獨立主權）和本國石油收入的一部分。作為獎賞，普丁還給喀山建了一條新的地鐵線。
國際上，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是很多美國指導（American tutelage）和私人投資的受益者，也成功保住了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席位。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降低了，也不得不接受北約的東擴（戈巴契夫曾經以為西方答應不這樣做）。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在一九九九年加入北約，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三小國在二○○四年跟進。更糟的是烏克蘭和喬治亞雖然還沒有獲准加入北約，卻被承認為在輪候中。俄羅斯不僅超級強權的地位不保，連是不是還是一個世界性強國也成了疑問。它當然仍然是一個區域強權，但它的區域主要只包含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前蘇聯集團國家。在一九九一年，鼓勵過各加盟共和國離開蘇聯之後，葉爾辛和他的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馬上改變態度，表示他們認為俄羅斯共和國是一塊天然磁石，可以把四鄰國家以某種形式重新凝聚在一起。但他們得到的回應並不熱烈：把分離主義的精靈放出瓶子要比把他收回瓶子容易得多。與此同時，俄羅斯進行的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認為拆解蘇聯是一個錯誤。
一九九○年代大部分時間都是葉爾辛掌權。一九九八年的一場金融危機將國家帶到破產邊緣：俄羅斯中央銀行債務違約，盧布大幅貶值。因為健康惡化，葉爾辛環顧四周尋找一個繼任人選，結果看中了普丁。普丁曾在「格別烏」任職，熱愛柔道，行事低調，過去幾年來都是在克里姆林宮任管理工作，知道他的人不多。葉爾辛在一九九九年任命他為總理，幾個月辭職後又讓他當代理總統。在二○○○年的總統大選中，普丁跌破很多人的眼鏡，在第一輪選舉獲得了五成三的選票。這部分是拜他在車臣取得的軍事勝利所賜。
普丁一度帶有反諷意味地形容自己是「蘇聯人愛國教育絕對成功的產物」。他出生在戰後貧乏時期的高峰，父母是列寧格勒的工人階級，大學唸法學。他後來出於信念和浪漫想像加入了「格別烏」（間諜的英雄故事在他年輕時的蘇聯蔚為流行）。在蘇聯時期的最後十年，他在東德擔任間諜的工作，並沒有特別出色。在一九八九年目睹東德的戲劇性瓦解之後，他回到烏雲密佈的蘇聯。他從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在共產黨失勢後只是把黨證收入一個抽屜裡。回到俄羅斯之後，他為列寧格勒市長索布恰克工作，然後在一九九六年遷往莫斯科。普丁不只是「列寧之城」列寧格勒的產物，還因為祖父的關係而跟列寧的家庭有著些許淵源：他祖父在一九二○年代擔任列寧遺孀的廚子。如果現在仍然是蘇聯時代，一定會有人指出，由一個廚子的孫子擔任國家元首乃是實現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的預測。
普丁作為領導人的最初表現讓人刮目相看，有點出人意表。他把自己形塑為一個溫和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東正教信徒，但又尊重蘇聯的歷史。他著手約束寡頭們，終止俄羅斯的解體（制服車臣），糾正失控資本主義的過火，恢復國家對金融體系和關鍵產業（如天然氣）的某種程度控制。他的努力獲得國際油價上漲的助力：在二○○八年升至每桶一三七美元，到了二○一四年才再次下降。他為人民帶來了穩定和恢復俄國原有國際地位的希望，所以獲得的支持率非常高（政府和獨立的民意調查都是同樣結果）。他大力打擊葉爾辛時代的寡頭，導致別列佐夫斯基被迫移民國內（他將會在二○一三年死在倫敦，死因可疑），也導致霍多爾科夫斯基在二○○三年因為經濟罪名而被起訴，坐了一段時間的牢（出獄後出國去）。
在一場長期的拉鋸戰中，普丁逐漸增大總統的權力，讓他可以罷黜與莫斯科意見不合的外省省長。在政治上，他支持新政黨「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該政黨競選「杜馬」的議員席位，也被認為是所有外省省長都應該參加。（「統一俄羅斯黨」要更像芝加哥市長里察．戴利むRichard Daleyめ的著名「黨機器」，不像傳統的政黨，任務更多是拉票和為聯邦職位挑選人選，而普丁也像戴利市長那樣，是在沒有一個政治局的情況下運作）。部分依賴「有力集團」（siloviki）進行統治（「有力集團」指像普丁自己那樣出身於蘇聯軍方和安全系統的人），普丁的政府——儘管仍然維持一個選舉框架——變得對政治挑戰越來越不寬容，而他也在二○○八年任期結束後耍手段保持權力。到了二○一一年，六十八歲的普丁展開自己的第四任俄羅斯總統任期。
普丁起初向西方示好，但後來看來放棄了與西方恢復良好關係的念頭，甚至開始刻意對西方的公眾意見嗤之以鼻。二○○三年至二○○五年之間發生在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的顏色革命在這件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因為俄羅斯的領導階層深信，北約和美國站在這些革命背後，設法要動搖這些政府對俄羅斯的好感，甚至設法對俄羅斯本身用同一招。普丁的「格別烏」背景看來讓他的政府樂於使用骯髒手段，例如先後在二○○六年和二○一八年在英國毒殺前俄國間諜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和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s）。二○一四年，俄羅斯出兵收回克里米亞（這個半島是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四年作為禮物送給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克里米亞是俄國黑海艦隊的基地，主要語言為俄語，有約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俄羅斯裔，其他人口主要是烏克蘭裔和克里米亞韃靼人（他們在一九四○年代遭到放逐，到蘇聯瓦解後才回歸故土）。俄羅斯也偷偷摸摸支持烏東頓巴斯和盧甘斯克（Lugansk）兩省的分離主義運動：這兩省約佔烏克蘭人口的七分之一，俄羅斯裔居民幾乎就像烏克蘭裔一樣多。這些行動引起了西方的憤怒，但在俄國國內卻受到歡迎。
在大部分為蘇聯的消失感到遺憾的俄國人的記憶中，整個蘇聯時期——從新經濟政策時期到改革開放的開始——都是一個公眾秩序井然、安全和低物價的時代（這種記憶當然不是完全正確）。隨著蘇聯民眾重新評估它過去的領袖，布里茲涅夫是一個大受益人。在二○○○年早期，布里茲涅夫時代在許多人看來是一個黃金時代。「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沒有饑荒也沒有動盪。」布里茲涅夫一個崇拜他的傳記作者在二○○二年這樣說。他又說，那時候「普通的蘇聯辛勞者，也就是大多數的人」，有更好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布里茲涅夫時期「是整個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最好的時期。」
葉爾辛和戈巴契夫在二○一七年一次民調中受到冷遇：三成受訪者對於兩人都感到「憤怒和鄙視」，另外有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三的人選擇的形容詞是「作嘔、痛恨」。這與戈巴契夫在西方受到的崇拜和同情態度大相逕庭。對俄羅斯人來說，他不是民主改革的英雄而是搞丟蘇聯的罪魁禍首。不過這兩位前領導人都沒有按照優良的蘇聯舊傳統那樣成為「非人」（non-person） ：戈巴契夫直到九十歲仍然是非牟利的戈巴契夫基金會的名義主席，而葉爾辛（在二○○七年離世）在家鄉烏拉山得到一座葉爾辛紀念館加以表揚。
二○一七年的同一次民調也顯示史達林得到的大眾尊崇度高於除普丁以外的任何領導人（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訪者表示尊敬史達林，百分之四十九的受訪者表示尊敬普丁），列寧位居第三（百分之二十六）。對一個受辱的民族來說，史達林是民族尊嚴和成就的榜樣：是他打造了俄羅斯的工業力量，是他領導國家贏得二次大戰。大部分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人對史達林黑暗的一面看來較不感興趣。
二次大戰變成了新的俄羅斯聯邦的民族神話的核心（就像它從前之於蘇聯的那樣），而史達林是勝利的縮影。自二○一四年起，凡是對二戰期間蘇聯的活動有所詆毀的人都可能會受到懲罰，而「杜馬」下議院在二○二一年也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侮辱二戰老兵的人可被判最高五年的監禁。這些醜化常常是來自烏克蘭，是為了要給戰時的反蘇聯民族主義黨人（如班德拉派むBanderitesめ）平反。與此同時，烏克蘭正在發展自己的民族神話：這神話與俄羅斯的民族神話截然有別，它聚焦在一九三○年代的大饑荒，將之重新詮釋為對烏克蘭老百姓的種族清洗。
普丁是其中一個欽佩史達林的民族打造成就的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在與「杜馬」的領袖們一次聚會時，他為史達林的生辰而舉杯祝酒。而在二○○○年他出任總統後的首波動作之一，就是把蘇聯國歌重新定為俄國國歌——歌詞當然是有所更新，但這些新歌詞是原曲的作者謝爾蓋．米哈爾科夫（Sergei Mikhalkov）所寫（他贏得過三次史達林獎）。普丁起初很少語及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但這是他的政治盟友東正教教會的一大關切。到了二○一七年，在牧首基里爾（Kirill）的陪同下，他在莫斯科為一座追懷政治壓迫受害者的紀念碑揭幕。他在第二年又為索忍尼辛做一樣的事（這位前異議分子在一九九四年返回俄羅斯定居），演講時指出蘇聯的「極權主義體制讓千千萬萬的人飽受痛苦和吃盡苦頭。」
大部分喜歡史達林的人也喜歡列寧，但普丁不是這樣——儘管他的祖父與列寧有淵源。二○一七年，他放棄大事慶祝俄國革命一百週年紀念的機會。他因為內戰的血腥和沙皇的全家被處決（連狗都不放過）而對列寧有所不滿。然而列寧的真正問題在於，作為一個革命分子，他是一個民族摧毀者而不是一個像史達林那樣的民族打造者。業餘歷史學家普丁還記得，雖然史達林反對，列寧仍然堅持在最初的蘇聯憲法上加入條款，給予各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的權利。「那是一個針對我們的定時炸彈。」普丁指出說。赫魯雪夫也因為同樣問題而讓他不快。普丁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向杜馬表示，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四年把克里米亞轉移給烏克蘭之舉不僅是讓俄羅斯「被偷竊，還是讓它被掠奪。」
世界各地的人對蘇聯的消失歡天喜地，認為蘇聯是個幹過很多壞事的國家。不過也有少數人表示哀悼，認為蘇聯至少是一個實踐社會主義的嘗試。但對很多俄羅斯人來說（蘇聯是他們的出生國），感覺卻是截然不同。從落後中走出來，俄羅斯奇蹟似地在二十世紀贏得它在太陽下的一席之位：首先是領導世人邁向社會主義，後來是成為一個超級強權。然後這一切又莫名其妙地失去，連同失去的還有世人的尊敬和繼承自沙皇的帝國。雪上加霜的是，西方除了在一九九○年代一個短暫的間歇以外，繼續敵視俄羅斯，其程度幾乎不亞於冷戰時代對待敵對超級強權蘇聯的態度。這在俄羅斯人眼中相當於一種仇外心態（「先前他們說他們恨我們是因為我們是共產主義者，但在我們不再是共產主義者之後，他們仍然恨我們。）
對於未來復興的可能性，普丁有一箴言式的概括：「任何不為蘇聯的逝去感到遺憾的人是沒有心肝，任何希望復興蘇聯的人是沒有腦袋。」但誰又知道未來會是如何？一個有腦袋的領導人（如普丁之類？）可能會找出方法恢復其中一些失去的東西，儘管無法達到全面的復興。普丁在二○二○年接受訪問時有此一問：既然我們（指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明明是同一個民族，攜手一道的話可以再次成為全球性的牌局參與者，那為什麼烏克蘭要因為脫離俄羅斯而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去工業化」呢？俄國在二○二二年二月對烏克蘭的入侵雖然讓「攜手一道」在可見的未來絕不可能發生，卻也顯示普丁不想擱著這個問題不管。蘇聯的鬼魂不準備消失得像蘇聯本身一樣快。儘管如此，獲得歷史授命的意識 ——這種意識曾激勵從列寧到戈巴契夫等蘇聯領導人——卻是不可能再回復。身為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長大的蘇聯好公民，普丁無疑一度相信歷史必然性。但這已成過去：在各種突發事件於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間展示過它們無可抵抗的力量之後成為過去。就像普丁在二○○五年接受的一次訪問中所說的：
你知道的當時發生了一大堆看似不可能和不可思議的事，然後是「砰」一聲！看看蘇聯發生了什麼事。誰本來能夠想像它會就這樣直接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