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波蘭文直譯，收錄八十六幅珍貴照片及明信片，唯一完整傳記珍藏版】

作者簡介

姓名：安娜．碧孔特Anna Bikont
心理學碩士，現職報導文學作家及專欄作家。她是團結工聯地下刊物《馬佐夫週報》的共同創辦人，《選舉報》的共同創辦人，她直到今天都還在《選舉報》工作。她有多本著作，如《我們來自葉德瓦布內》（2004年出版，本書的法文版在2011年出版，獲得歐洲圖書獎），她也和尤安娜．什切斯納共同寫作了《雪崩和石頭：共產時代的作家》（2006年出版，在2007年獲得文化基金會大獎）。
更多資訊請參考：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na_Bikont



姓名：尤安娜．什切斯納Joanna Szczęsna
波蘭文學碩士，記者。她曾參與「捍衛工人委員會」的抗爭，共同創辦了獨立媒體《訊息公告》和《馬佐夫週報》。她也參與了《選舉報》的創辦。她和安娜．碧孔特共同寫了《辛波絲卡：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好友和夢》（1997）。

譯者簡介

姓名：林蔚昀

1982年生，臺北人。長年致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臺灣人。著有《我媽媽的寄生蟲》、《易鄉人》、《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間》等書，譯有《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麥提國王執政記》、《麥提國王在無人島》、《布魯卡的日記：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孤兒之家故事》、《當我再次是個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選集》等作。

書籍目錄

1. 內部肖像，對外形象
2. 關於父母及遠近祖先
3. 三代的辛波斯基家族，對札科潘山的愛，以及繼承天份
4. 關於童年、小矮人和哥德小說
5. 關於克拉科夫佔領時光，以及第一批詩作
6. 關於戰後初試啼聲，以及發表詩作
7. 大麥街上的文學之家中的婚姻
8. 解凍，也就是「把頭拿在自己手上」
9. 在《文學生活》的十五年
10. 在抽屜，在波蘭人民共和國，在地球上
11. 《非指定閱讀》，也就是潛入中生代
12. 詩人在旅行，也就是在薩莫科夫只有雨
13. 走出大教堂，也就是如何爬上一首詩的開端
14. 和康奈爾．菲力普維奇一起釣魚、採蘑菇和生活
15. 有紀念性的破爛，好友和夢
16. 八ま年代以及偷偷讚揚陰謀
17. 關於譯者及翻譯，也就是每首詩都是問題
18. 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最後時光
19. 在斯德哥爾摩和國王抽菸
20. 第一詩人和她的第一秘書
21. 一個克拉科夫，兩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22. 關於不誇張的死亡及未發表的詩作

推薦序/導讀/自序

"'時代的孩子——導讀《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



本書譯者╱林蔚昀



我們是時代的孩子，

這個時代是一個政治的時代。



——辛波絲卡，〈時代的孩子〉



《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是辛波絲卡的第一本傳記（一九九七年初版，二ま一二年出了增修版），也應該是最詳實的一本。翻開第一頁，讀者可能會覺得：這本傳記好像不應該存在。因為就像傳記作者安娜．碧孔特、尤安娜．什切斯納自己在本書第一段提到的，辛波絲卡從來都不想要一本「深入內裡的傳記」，她極力避免公開談論自己，因為：「在公開場合告解就像是遺失自己靈魂的一部分。你總得留些東西給你自己，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給出去。」她也不談別人的事，原因是：「儘管今日的潮流如此，但我不認為每個和別人共度的時光都可以拿去拍賣。有些時光只有一半屬於我，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我對親友的回憶都已蓋棺論定。」



但另一方面，這本傳記是有獲得辛波絲卡認可的（如果我們可以稱之為認可），辛波絲卡也難得地向兩位作者揭露了許多私事。她一開始不願這麼做，雖然她敬重的人幫兩位作者寫了推薦信，她卻遲遲不肯和她們約時間見面。直到她們在《選舉報》發表了本書第一版的部分內容，畫出辛波絲卡的族譜，刊登了她沒看過的父母照片，這時辛波絲卡才來電說：「這感覺真糟糕——讀到關於自己的事。但既然兩位已經挖出了這麼多，好吧，那我們就來讓它變得更『精確』。而妳們確實把《非指定閱讀》讀得滾瓜爛熟。」



《非指定閱讀》是辛波絲卡和另一位作家沃基米日．馬強哥（Włodzimierz Maciąg，他也是她在《文學生活》的編輯同事）匿名寫的書評專欄。發現傳記主角不願受訪後，兩位作者把側訪的工夫發揮到淋漓盡致，訪問了一百個辛波絲卡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親朋好友，還仔細研讀╱研究她的詩作、專欄、連署的文件（甚至找了政治專家從她公開連署的文件分析她的政治立場），別人寫的關於她的評論、新聞，家人和朋友提供的照片，藉此重建了「不為人知」的辛波絲卡，精采程度，像是在看在看壹週刊╱鏡週刊的人物專訪合輯。



關於辛波絲卡可能讓你很意外的point



所以，藉由《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我們可以發現什麼樣「不為人知」的辛波絲卡？如果用比較流行、比較聳動的寫法，我們可以列出以下「關於辛波絲卡可能讓你很意外的point」：



「醒醒吧她沒有妹妹！〈頌讚我妹妹〉其實應該是〈頌讚我姊姊〉，辛波絲卡的姊姊很會煮飯，還會幫辛波絲卡做便當，讓她帶回家吃。」

「辛波絲卡喜歡看哥德小說，也喜歡看連續劇，小時候曾翹課和女同學扮成大人去看《藍天使》。」

「許多人說辛波絲卡有貴族氣質，她爸和她爺爺確實曾經當過貴族的財產管理人，爺爺甚至創造了一套『管理人理論』，寫在他的自傳中。」

「宅女小辛，討厭戶外活動，但可以為了愛，和男友一起去釣魚露營！」

「辛波絲卡喜歡用打油詩和人PK，像是《派對咖孔明》裡面那個Rap擂台賽（原來波蘭人也會吟詩作對）！」

「辛波絲卡喜歡做拼貼明信片，早在迷因出現之前，她就在明信片上做迷因哏圖，她也喜歡蒐集稀奇古怪、俗豔的圖片，和稀奇古怪、俗豔的物品。」

「辛波絲卡的創作風格像張愛玲（精準、節制，冷靜、古典），她當起編輯像林海音（提攜後輩不遺餘力，在言論審查下偷渡一些自由的聲音）。」

「辛波絲卡喜歡喝即食湯包（波蘭也有類似「康寶濃湯」的東西）、吃Pizza和KFC（還會把KFC凍起來慢慢吃），也喜歡做料理「實驗」，如番茄醬加水餃，或把冰了一夜的燉牛肉澆到蕎麥飯上（像是《深夜食堂》的隔夜咖哩？）。」



對辛波絲卡的粉絲來說，光看這些應該就很精采。但也會讓人懷疑：這樣會不會流於八卦呢？難道我們讀傳記就是為了看八卦嗎？應該不是，但也不可否認八卦確實會給人帶來樂趣。雖然辛波絲卡不喜歡別人窺探她的隱私，也不喜歡探人隱私，但她也不諱言，她讀別人的祕密會讀得津津有味，但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的津津有味而有罪惡感。在評論一本傳記時，她寫道：「比較敏感的讀者會同情書中那些已逝（也就是毫無防備能力）的主角們，他們的祕密被我們粗野地貫穿了。然而，這同情不會阻止讀者把整本書讀完。完全相反，他會一氣呵成地讀完，就像那些神經比較大條的讀者。」



但是除了挖掘辛波絲卡的「祕辛」，讀這本傳記還有一些別的樂趣和意義。雖然辛波絲卡認為，詩歌只應該從哲學、語言的角度來分析，詩人的生平和詩作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們還是可以在她的作品中看見她如何與時代對話（或不對話）、如何和時代辯證（或不辯證）。即使她不想為時代所限，她還是時代的孩子。



時代的孩子（們）



和今天「政治歸政治、創作歸創作」的時代氛圍不同，共產時代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的，文學創作就是為政治服務（宣揚社會主義、提升人民的階級意識），不能風花雪月（風花雪月會被認為是墮落的中產階級風格），也不能寫得讓普羅大眾看不懂（辛波絲卡就曾經因為一首詩寫得「不知所云」，被文壇群起批鬥）。在這種時代，擁有自己的思想、和別人討論自己的思想是非法的，就像是色情文學一樣淫穢，這就是為什麼後來辛波絲卡會在一九八三年波蘭戒嚴時期寫下〈對色情文學的看法〉，做為對言論審查、思想控制的嘲諷（當時文學雜誌被禁，這首詩是「發表」在口語雜誌上，也就是聚會朗讀）。在這種「所有你的，我們的，你們的╱日常和夜間事務，╱都是政治的事務」的時代，光是堅持做自己，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不讓文學服膺於意識形態，就是一種反抗，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辛波絲卡也不是一開始就想要遠離政治、遺世獨立。我們別忘了，她曾經加入共產黨（後來退黨了），擔任官方文學雜誌《文學生活》的詩歌版主編十幾年，也寫過哀悼史達林之死的詩，歌頌過列寧，批評過「萬惡的美帝」。關於這段「黑歷史」，辛波絲卡沒有隱瞞或推託「我當時年輕不懂事」，而是說：「我屬於那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世代。我曾經相信。而當我不相信了，我就不再寫那樣的詩。」



在《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的第六章〈關於戰後初試啼聲，以及發表詩作〉，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那樣的詩」，如果不說作者的名字，辛波絲卡的忠實讀者可能會認不出這些充滿政治狂熱、完全沒有文學之美的句子出自辛波絲卡筆下，比如：「人們的心臟啊，不要因為膽怯而跳動。╱要為憤怒而跳！要為憤怒而跳！」（出自〈關於戰爭罪行的歌〉）或是：「孩子們，我的終點快到了，╱我不會長篇大論，讓你們無聊，╱請讓我入黨吧，╱我想要以共產黨員的身分死去。」（出自〈這就是我們為何活著〉）



不難理解，為什麼辛波絲卡沒有把這個時代寫的詩收入她後來的詩選，因為不管在思想內涵或文學技巧上，它們都無法通過時代的考驗。但從一九五七年的《呼喚雪人》開始，辛波絲卡的詩就褪下了史達林主義的外衣，蛻變成我們今天熟悉的樣子：情感上冷靜自制、文字精煉、關注個人經驗和個人的獨特性，充滿哲思、不信任極權體制的虛幻烏托邦，也有尖銳又善解人意的幽默和諷刺。雋永的〈布魯各的兩隻猴子〉、〈尚且〉、〈有玩具氣結的靜物畫〉、〈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都是出自這本詩集。



值得注意的是，從上一本詩集《自問集》（一九五四）到《呼喚雪人》（一九五七）之間，波蘭發生了很多重要事件，如史達林主義時期結束（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五，這段時期波蘭充滿政治鬥爭和恐怖清算，有點像我們的白色恐怖）、一九五六年「波茲南六月」（工人上街抗爭「我們要麵包」，結果被政府血腥鎮壓）、一九五六年「十月解凍」（放寬言論自由、發展經濟，但改革失敗，一九七ま年工人再度上街，再次迎來血腥鎮壓）。我們雖然在辛波絲卡的詩中看不到這些事件，但這些事件一定對她思想的轉變產生了影響。波茲南事件兩個月前，她發表了自我清算的〈恢復名譽〉，說：「是時候把頭拿在自己手上了」。多年後，當她談到她的蛻變過程，她說：「我記得，當我們看到政府的宣傳如何評論所謂的波茲南事件，我們都怒火中燒。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開始去確認之前那些事件中，被塞給我們的論點是否值得信賴。我們開始思考。」



正如傳記作者所指出的，這邊的「我們」不只是辛波絲卡和她的前夫詩人亞當．沃德克（Adam Włodek，他也曾經是個狂熱的共產主義者，但後來也退黨了），也包涵同樣信仰共產主義的其他年輕作家和詩人。這也是這本書可貴之處——它不只呈現了辛波絲卡身為一個創作者的肖像，也呈現了那個時代的作家群像和日常浮世繪，讓讀者看到當時作家的生活，他們的證詞，他們的沉默，他們的妥協，他們的抵抗。



在第七章〈穀物街上，文學之家裡的婚姻〉中（我個人認為這是本書寫得最好的一章），我們看見作家們如何互相監控，朋友們如何彼此背叛——包括亞當．沃德克，他自動自發寫信給國安單位，舉發另一名作家馬切伊．斯沃姆琴斯基（Maciej Słomczyński），說他可能是外國間諜，後者後來在國安單位的威脅下成了線人，而斯沃姆琴斯基是辛波絲卡的好友╱文學導師。我們也看見，作家們如何成了政府的工具，在官方主導的作秀公審中指控被誣陷叛國的神父們。我們看見作家們如何在多年後集體遺忘，談起文學之家，只記得有趣、好玩的小故事，避談自己的政治參與。只有一名作家揚．布昂斯基願意談論當年克拉科夫文學協會的全體會員（包括辛波絲卡）是怎麼簽下這份譴責神父的文件……



看起來似曾相識，不是嗎？我們總以為，外國比我們更勇於面對歷史，比我們更積極做轉型正義（波蘭還有除垢法和去共法呢），但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已需要面對的難題。辛波絲卡很反對波蘭的檔案揭祕和除垢法，她從來沒有去看過自己在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的監控檔案，認為把檔案從歷史的倉庫中拿出來「會激起一陣煙塵，然後整個社會必須呼吸這些煙塵。」還說「即使是最糟糕的謀殺者、恐怖分子或強暴者，都不會被公開示眾」。



辛波絲卡的立場可受公評、挑戰（她提到加害者的人權，那受害者的呢？），但我們也不能這麼簡單地說她就是反轉型正義。波蘭的社會背景和台灣十分不同，波蘭的右派很討厭左派，看到左派不分青紅皂白就說是共產黨，除垢和去共，很多時候會被政客拿來當作政治鬥爭的手段，或是愛國的證明（只有反共才是愛國，二戰前和二戰時左派愛國者的故事，被右派刻意忽略）。對於曾經加入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的作家，右派人士也無法原諒。即使辛波絲卡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很多波蘭人覺得她不值得這個獎，說「她會得獎因為她是女的」（前幾屆都頒給男作家）、還有人說「掌管諾貝爾文學獎的左翼知識分子無法克服心理障礙、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個在史達林時代毫無污點的人」（譯註：他們指的是作家茲畢格涅夫．赫伯特むZbigniew Hebert〕），所以才頒獎給辛波絲卡。但傳記中有提到，一位在共產時代過後批評辛波絲卡的作家，在共產時代也有讚揚她的作品，但這名作家似乎忘了自己寫過什麼。



不過，雖然波蘭的轉型正義有其問題，我們也不能因此否定轉型正義的重要性，不能說「就讓歷史歸歷史」。辛波絲卡過世前立下遺囑，要設立給青年作家╱評論家╱翻譯的文學獎，而這個獎是以亞當．沃德克命名的（全名「亞當．沃德克文學獎」，Nagroda im. Adama Włodka）。這個獎在波蘭引起很大爭議，反對者認為，怎麼可以用一個抓耙仔（liàu-pê-á）的名字給文學獎命名？支持者認為，既然是辛波絲卡的遺囑，就要予以尊重，而且亞當．沃德克確實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不能因為這個污點就全盤否認他的成就（這也是辛波絲卡基金會的官方立場，而在傳記中，我們會看見許多作家說亞當的好話，不段重複「亞當是個好人」）。最後，波蘭官方退出協辦這個獎，這個獎第一年停辦，後來復辦，直到今天還在舉辦。



雖然支持者說的也有道理，但還是不禁令人懷疑，用亞當．沃德克做為這個獎的精神領袖，真的好嗎？這個獎除了提供青年創作者高額獎金（2022年的規定寫是三萬塊波蘭幣，約二十萬台幣），鼓勵他們繼續創作，究竟要傳遞給他們什麼樣的價值觀？亞當．沃德克的「功」被記得了，那他的「過」呢？是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氛圍，造成了他的「過」？波蘭人能如何改善政治體制和社會，讓這一切不要重現？這些有被討論嗎？還是大家吵完，就被遺忘了？



今天，波蘭左右派鬥爭依舊（就像在辛波絲卡父執輩那個年代），不管對左派還是右派來說，好好地、不帶既定意識形態、實事求是、誠實、抱著理解與同理直視歷史，不迴避其中令人尷尬不安的部分，在今天的波蘭依然是個難題。大家就像〈布魯各的兩隻猴子〉中的那個在考人類史的「我」結結巴巴地掙扎，歷史諷刺地斜睨考生，但卻沒有以輕柔鐵鍊聲提醒答案，或者即使有，大家也沒聽到。



辛波絲卡做為一個記憶的雜物間

    

不過，除了政治、歷史這些沉重的主題，傳記中也有一些比較輕盈、好玩、可以貼近讀者的篇章。兩位傳記作者寫辛波絲卡的旅行習慣（到哪裡都要帶一個熱水瓶，喜歡去有奇怪地名的地方）、她對朋友堅定不移的愛（她說：「我最珍視的就是友情。這是世上最強烈、最美麗的感情之一。」）、她讀的書（被《文學生活》解雇後，她在總編輯要求下寫了大量書評，很多都是其他人不願評論的書）、她搜集的小東西（毛茸茸的小豬音樂盒、老鷹形狀的摺疊菸灰缸、手骨形狀的原子筆，還有用透明壓克力做的馬桶蓋，裡面鑲著鐵絲）。書中也有寫到譯者如何翻譯她的作品（這對譯者應該很有參考價值，但很可惜，裡面沒有談到亞洲語言的翻譯，只有歐美的），還有談到她的編輯工作（看到讀者不斷來質問：「為什麼沒有刊登我的詩！」編輯朋友應該很有感）。



閱讀《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我們也可以更了解辛波絲卡的創作。我們看到她的前輩作家和同代人對她的影響（比如，她多年的伴侶康奈爾．菲力普維奇〔Kornel Filipowicz〕就對她的思考方式及創作影響深遠），也看到時代如何在她身上、在她的創作中留下印記，看到她如何回應她的時代，又如何試圖從中掙脫，超越時代。



雖然辛波絲卡和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居民一樣都要曠日廢時地排隊買東西（這是共產時代的全民運動）和處理小事（約了水電工，要兩個星期才會來，貼個壁紙也要花上好幾個月，因為缺乏物資和人力），但她的詩中很少出現當時的悲慘現實，辛波絲卡如此解釋她的選擇：「我認識一些很聰明、很善良的人，他們把所有的智慧都花在思考哥穆爾卡昨天說了什麼，明天吉瑞克會說什麼上頭（譯註：這兩位都是波蘭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他們把僅只一次的人生都封閉在這擁擠得可憐的視野中了。所以我試著寫可以突破這個視野的詩。」由此我們可看出，辛波絲卡的抽離現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而是試圖在現實的陰溝中，抬起頭來看星空。



辛波絲卡很早就顯露出自己關注的主題（生命、愛、死亡、人類命運的悲哀與希望），後來也一直回到這些主題。在一首十九歲的少作〈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中，她寫道：



    這一切並不新鮮，都已發生過。

    依舊日升日落。

    （⋯⋯）

    而大戰也不特殊，

    該隱和亞伯一開始就這麼做了⋯⋯



    所有的人——只要活著，

    就會爭戰。現在他們還在這麼做。

    （⋯⋯）

    總會有人死亡，有人出生，

    人們總是邊抱怨邊去上學。



    總會因為作業做得不好，

    而在學校或家裡挨打⋯⋯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出自《傳道書》（Ecclesiastes）。半世紀後，辛波絲卡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演講中再次回到這個主題：「但之後我會握住他的手說：『傳道者，你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但你自己就是在太陽底下出生的新鮮人啊。而你寫下的詩在太陽底下也是新的，因為在你之前沒有人寫過。所有你在太陽底下的讀者也是新的（⋯⋯）除此之外我想問你，傳道者，你想在太陽底下創作什麼新作？（⋯⋯）你應該不會說『我想寫的已經寫完了，我沒有什麼想添加的』吧？世界上沒有一個詩人會說這種話。』」後來辛波絲卡告訴兩位作者，其實她本來想寫一首關於傳道者的詩，但沒有寫成，於是把它變成講稿的一部分。



許多年輕創作者會擔心「我想寫的別人已經寫過了、可以說的已經說過了」，於是不敢放手創作。但另一些年輕創作者會覺得自己的經驗和創作是獨一無二的，於是不肯花時間心力淬鍊創作。辛波絲卡的經驗告訴我們：天分不是一切，經驗也不是一切，每個人當然都有其獨特性，但是也要花時間、精神去淬鍊、打磨作品。辛波絲卡傳世的作品只有兩百多首，但她說：「我會把詩作留在抽屜很長一段時間，反覆斟酌。我寫下的詩真的比人們想像的多，只是它們多半的歸宿是垃圾桶。」



所以，其實創作者可以抱著更平實的態度面對創作，不用太自傲，也不用過度自卑。創作者的記憶和人生就像是個堆滿「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的雜物間，有好事、壞事、恐懼、愉悅、悲傷、創傷、矛盾，也有躲在暗處的怪物。創作者的工作，就是拾荒，整理龐雜的情緒和經驗，從這些雜物間抽出有價值的東西，花一輩子去淬鍊，把花和垃圾分開，在灰燼中看見鑽石，或在垃圾中看見花。



《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也像雜物間，十分豐富，但有些地方太瑣碎（有白頭宮女話當年的特色，連辛波絲卡去參加誰誰誰的喬遷party都要講），有些地方避重就輕（比如關於作家們如何面對共產黑歷史的部分，作者還是對他們太溫柔了，沒有壹週刊或鏡週刊的犀利）。但如果讀者慢下來，就可以欣賞到非常多有趣的小細節，也會發現意外的珍寶（或不小心遇見怪物，或灰塵）。



希望，大家在這雜物間逛得愉快。

 "

文章試閱

走出大教堂，也就是如何爬上一首詩的開端

在《古遠東歷史》的書評中，辛波絲卡出乎意料地揭露了自己關於詩歌的信念，說詩的本質是相信「萬物中都沉睡著神祕的力量」，而「有技巧地選擇這些字，可以喚醒這力量」。她寫道：「詩人甚至可能唸完七個學院。但是當他開始寫詩，理智的制服就開始讓他覺得太緊。他喘著大氣，扭動身體，把制服的扣子一顆一顆地解開，直到他完全脫下了衣服，像個穿著鼻環的野人到處跑。沒錯，野人，沒錯。不然你要怎麼稱呼一個會用詩和死者及未出生的人溝通，和樹、鳥、檯燈甚至是桌腳說話的人（……）？詩人用圖像思考。比如說，他讀到某人的經濟利益和鄰居有衝突，他馬上就想到柳籃裡裝滿了砍下來的頭。（……）詩人總是跟不上隊伍，總是落在後頭。我們只能說這樣的話來捍衛他：畢竟，總有人得當墊底的。當一個墊底的人，詩人有機會在客觀事實的勝利遊行中，撿拾那些被人丟下、踩爛的東西。」

辛波絲卡總是重複，她沒有寫詩的方程式，只有一個格言，出自她所愛的蒙田，他曾大叫：「看看，這根棍子有多少末稍啊 ！」對辛波絲卡來說，這句話代表了「作家技藝最不可到達的標準」，「不斷誘使著作家，去跨越理所當然的想法」

在《詩選》（Poezja wybrane）的序中，她說，談論自己的詩作時，她覺得她就像「一隻出於不明原因跑進玻璃櫃，把自己釘成標本的昆蟲」。不管面對的是作者見面會上的讀者，還是記者，她都不會回答關於創作的問題。她要不是逃避，不然就是巧妙地四兩撥千斤。她的朋友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你沒辦法和辛波絲卡討論詩。問她關於某首詩，或甚至稱讚某首詩作，對他們來說是無法想像的事。

「我不是生來接受訪談的，我也不接受訪談。」在《冒號》於二○○五年出版時，她如此告訴愛哲別塔．沙維茨卡（Elżbieta Sawicka）。「我認為，詩人的使命並不是談論自己的創作，他必須保持沉默。但是既然我得說些什麼，那我想要引用歌德（當然我和他的地位不同）。他和愛克曼（Eckermann）在談話中提到一個想法，這想法大概是這樣的：『詩人知道自己想要寫什麼，但是不知道自己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這句話既聰明又有趣，而寫作的本質也確實是如此，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寫下了什麼，只知道自己想要寫什麼。歌德還有說過另一句話，也很值得一提；『藝術家，去創作吧，不要講空話。』嗯，我想說的就只有這些。」

詩和寫詩對辛波絲卡來說是需要保持沉默的領域。她害怕當她開始談詩，她之後就寫不出來了。而當她已經把詩寫下，那就更不想去談它。

在詩中，她只偶爾進行關於詩的隨想：

但詩是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
已經有許多搖擺不定的回答。
而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緊緊抓住它，
像是救贖的扶手。

（〈有些人喜歡詩〉，《結束與開始》，一九九三）

有時候某個人會成功說服她，讓她談詩，然後還從她口中套出一些話來。布拉嘉．狄米羅特娃寫道：「『她告訴我她四○年代曾經寫過極短篇，後來這些極短篇越變越短，短到十幾行詩就可以塞得下。』於是，這就是她如何開始寫詩。如果我們仔細看，就會發現她的詩中多多少少都有這些元素：『事件』、『事實』和『快訊』。」

辛波絲卡透過詩在寫小說，這件事辛波絲卡自己八成也是相信的。因為多年後她曾在訪談中說：「我依然覺得自己是個寫小說的人。那些說我有時候會寫極短篇的評論家，他們應該沒有弄錯。我曾經寫過小說，而我到今天都沒有放棄，我只是用稍微不同的方式寫而已。」

辛波絲卡去克拉科夫第十二小學談論〈為路德維卡．瓦芙金絲卡默哀一分鐘〉時，也出乎意料地談論了詩歌。當時幾個女學生拿著錄音機去訪問她，後來她們在班上播放了訪談內容。學生們問到，為什麼現代詩沒有押韻了？辛波絲卡回答，每個語言中的韻腳是有限的，總有一天會耗盡，那時候大家就會受夠了押韻，因為你能忍受「內心－寫信」這樣的押韻多少次呢？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是耶日．皮赫，他是當時班上的學生之一。他記得辛波絲卡，因為他那時候很震驚，有人竟然可以一邊寫詩，一邊思考如何寫詩。

「和她談論詩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她馬上會開始說她姊姊給了她什麼樣的蛋糕，或是她在商店看見什麼好笑的事。」愛哲別塔．札亨特（Elżbieta Zachentar）說，她從小就認識辛波絲卡了，她父親維多．札亨特是辛波絲卡的朋友。一九五七年，愛哲別塔．札亨特帶了兩首詩到《文學生活》給辛波絲卡，那年她二十二歲，和辛波絲卡第一次拿詩到《波蘭日報》給她父親時的年紀一樣。「她那時候剛從巴黎回來，戴著一頂黑色羽毛做的帽子。我記得她給我的建議，她說詩應該要有某個概念。她將一首詩改短，那首詩是關於我從人生那裡借來了快樂和愛情，我不會償還，之後我會為債務去坐牢，而那牢獄就叫作老年。她說這樣就可以了，不用再畫蛇添足，說我會有皺紋或什麼的。

三十年後，我很高興辛波絲卡寫了〈沒有什麼是免費的〉這樣一首詩。」

沒有什麼是免費的，一切都是借來的。
我債台高築。
我被迫用自己為自己還債，
用人生償還人生。
（……）
我想不起來，
我是在哪裡、什麼時候、為了什麼，
允許自己
欠下這筆債。
對這筆債務的抗議
是我們稱之為靈魂的東西。
那是唯一不存在於
債務清單上的事物。

（〈沒有什麼是免費的〉，《結束與開始》，一九九三）

「我們什麼都談，但我們不談詩。」艾娃．莉普絲卡告訴我們：「原因八成很無聊，因為我們都是寫詩的人。我們的心很年輕，雖然我們在年紀上都是優雅的老太太了，但我們依然寫得像高中女生。這很不正經，很好笑呀。」
辛波絲卡顯然也同意這點，但她說：

我比較喜歡寫詩的好笑
勝於不寫詩的好笑。
（〈許多可能〉，《橋上的人們》，一九八六）

我們不排除，辛波絲卡也覺得「當個詩人」這件事很好笑。她自己就曾經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演講上，這樣說詩人的工作：「有個人坐在桌前，或是躺在沙發上，兩眼瞪著牆壁或天花板，三不五時寫七行詩，然後十五分鐘後劃掉一行，之後又過了一個小時，什麼都沒發生。」「維斯瓦娃是個理性主義者，她對任何不理性的事物都懷抱著不信任。」烏舒拉．柯齊奧告訴我們：「不過談到詩，她卻保密到家。她認為寫詩是一種祕密，是謎語。這是為什麼她系統性地避免談詩的理論，也不談自己的詩作。」

但是瑪莉亞．卡洛塔－希曼絲卡在信中告訴我們：「維斯瓦娃雖然很少談詩，即使談也帶著距離，但她確實會談詩。或許朋友們不想和她談詩，是因為他們不想打擾她的私人空間。」

她為誰書寫？在她看來，什麼樣的人會讀她的詩？她對自己讀者的面貌有什麼想像嗎？

「他的生活過得不是很順利。」她說：「我不太能夠想像，我的讀者是個住在別墅的人，裡面有游泳池、噴泉，一切都井井有條。我想像中，我的讀者是在買書時會先看看自己買完書後，錢包裡還剩多少錢的人。」

我們知道，辛波絲卡創作一首詩的過程很長，首先這首詩會長時間在詩人腦中發酵、醞釀，然我們知道，辛波絲卡創作一首詩的過程很長，首先這首詩會長時間在詩人腦中發酵、醞釀，然後她會花很長的時間寫它，之後又會讓它「放」很久，看它能否通過時間的試煉。然而，辛波絲卡沒有一年不寫詩。在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她長時間未發表，這表示，她還沒有寫完任何一首詩，
直到一九九九年，她才在《歐德拉河》發表了〈舞會〉和〈關於靈魂的二三事〉。

「我們是否可以說，從一九九六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到一九九九年這三年間，對於詩歌寫作來說是白白浪費的三年？」

「我有一本很厚的筆記本。」辛波絲卡告訴我們：「在這筆記本中我會記下各種字句、想法和主題，從這之中可能會誕生詩。所以，雖然我沒有寫詩，但我一直都在做筆記，然後筆記本慢慢填滿。」

「您的詩就是這樣寫成的嗎？從一個字，一句話，這就是詩的開始？」

「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稱之為開始。我常常是從結尾寫起，之後要爬上詩的開端很困難。有些詩要花很長的時間形成，有時候我會回去修改它們。我不久前才毀了一首詩，而它在我的筆記本中只剩下一行。」

尤里安．吐溫也會寫下詩歌靈感的筆記，他稱這些筆記為「自由基」（free radical）。根據辛波絲卡的秘書米豪．魯辛涅克的說法，辛波絲卡最早的筆記（很老，也破破爛爛的）寫於六○年代中期（你可以從字跡中認出時間，那時候她的字還圓圓胖胖的，之後隨著時間流逝，它們失去了自己的圓潤，變得龍風鳳舞，很難閱讀），而最初的一句話是：「有些人喜歡詩。」以此為題的詩〈有些人喜歡詩〉出現在《結束與開始》這本詩集中，也就是說，這個句子被辛波絲卡「放」了半個世紀，才形成一首詩。

在辛波絲卡的筆記中，「水窪」這個字也縈繞多年，因為辛波絲卡想要寫一首詩，關於這個從兒時就壓迫她的恐懼。

我會踩進那個水窪，然後整個人掉進去，
直直往下飛落，
不停陷入更深處，
落入倒映在裡面的雲層，
或許更遠。
之後水窪會變乾，
在我頭頂封閉，
而我會永遠被關起來──在那兒──
甚至我的尖叫都無法到達表面。

（〈水窪〉，《瞬間》，二○○二）

同樣在筆記本中「放」了多年的，還有一場會面。

「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就近觀察了某個在墜機事件中失去親人的人。直到現在我才描寫了這個情境，稍微改動了背景。」在《這裡》出版後，詩人如此對我們說。

我這就去燒水泡茶。
洗個頭，然後接下來，接下來？
我要試著從這一切之中醒過來。
妳來了真好。因為那裡好冷，
而他只躺在那個橡膠套子裡，
我說的是，那個不幸的人。
我馬上燒星期四，洗茶。
（〈鑑定〉，《這裡》，二○○九）

筆記本中有被用到的字、句子、主意，辛波絲卡會把它們劃掉。

我們曾問米豪．魯辛涅克（他幾乎天天和辛波絲卡在一起），他是否有機會偷看到，辛波絲卡是什麼時候創作的，又是怎麼創作的？

「我根本不必偷看，維斯瓦娃小姐自己就會承認。比如她會說，現在我很忙，因為我在寫作，有時候她甚至會說她在寫什麼。然而有時候我會發現，某首詩被丟進了垃圾桶。我威脅她說，我會和市內的清潔大隊簽署一份協議，讓我可以把那些詩找回來，而她則回答，她會撕得很仔細。」

我們也問了魯辛涅克關於筆記本的事。他說，他是意外得知筆記本的存在的。有一次辛波絲卡出門，卻把筆記本忘在桌上，通常那裡放著辛波絲卡給魯辛涅克的信，上面寫著待辦事項。「我很快就發現，她一定是忘了把它拿走。但是她並沒有特別把筆記本藏起來不給人看，我認為她比較在乎的是，不會有人看到某首詩的第一個版本，或是另一個版本。」

「當詩到你手中時，它們都已經完成了？」

「理論上如此。我會收到打字稿，一開始是用「弓兵」（Łucznik）打字機*，後來是用東德的「艾莉卡」（Erika）打字機。紙張是老舊的存貨，很薄，有點泛黃。我會把稿子用電腦打出來，然後拿給她看，有時候她會用鉛筆在上面改幾個字，甚至有時候會把修改黏上去。這一方面是因為這樣比較好謄寫，另一方面是為了遮住原先的版本。有時候最後的修改是用我的筆電進行的（她會用的按鍵是「上一頁」和「下一頁」）。」

「所以只有筆記本上的『自由基』和寫好的詩，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

「沒錯。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因為那些都被丟到垃圾桶了。有時候某首詩在報上發表的樣貌會和書中印出來的不同，但這通常只是裝飾性的修改。」

根據魯辛涅克的說法，辛波絲卡很堅持詩應該只有一個版本，而不是有好幾個版本、好幾個變奏。「和原稿不同的手稿，在這世界上大概只有三份，僅止於此。我有其中一份，那是我協助她從霍京街（ul. Chocimska）上搬出來時，在櫃子中找到的。這首詩是〈漢娜〉，和後來發表的版本不一樣。

我留著它，沒有把它銷毀，但我不會給任何人看，因為我知道辛波絲卡不會喜歡這樣。」

魯辛涅克：「有一次，她在電話中和我念一首詩，要我寫下。她那時候在盧波米日，而她想要把這首詩加入《瞬間》這本詩集。但是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她通常會在電話中念《非指定閱讀》的稿子，或是五行打油詩，看看我會不會發笑。她去盧波米日度假後，通常會帶一些在那寫的詩回來。但是她不會馬上就給我，這些詩還要『放』一段時間。她常常開玩笑說，她有三首詩，一首詩
是寫好的，一首詩是未完成的，另一首也是完成的，只是還沒開始寫。或是：我有三首詩，但一首被丟進垃圾桶了。〈鞋子裡的小石頭〉這首詩就是這樣，它甚至有了題目，但沒有下文。這滿少見的，因為她通常會在詩完成時才會給它題目。」

魯辛涅克也告訴我們，大概在二○○○年年中，辛波絲卡打電話給他，這時他正好在給一歲的女兒準備早餐。和辛波絲卡談話途中，他用餘光看到女兒娜塔莉把桌布拉下來，連同她的麥片和他的咖啡也一起拉了下來。他對話筒哀嚎，但是辛波絲卡沒有安慰他，反而說：「您知道嗎？這可以寫一首詩。」過了一年多，這首詩在《文學筆記》發表了。

但是在那張固執的桌上有一塊桌布
──當我們技巧性地抓住它的邊緣──
它流露出啟程的欲望。
而桌布上的玻璃杯，小盤子，
小牛奶瓶，小湯匙，小碗
也都因為躍躍欲試，而忍不住興奮地顫抖。真有趣，
當這些東西已經在桌子邊緣搖晃，
它們接下來會跑到哪裡去？
是溜到天花板上？
飛到電燈旁邊？
還是跳到窗台，然後一躍上樹？
牛頓對此還不能發表任何意見。
就讓他從天堂觀看，擺擺手就好。

（〈小女孩拉扯桌布〉，《瞬間》，二○○二）

辛波絲卡承認，這首詩會誕生，是因為娜塔莉．魯辛涅克──辛波絲卡稱她為「湯圓」（Puca）──來到這世上。不過她也說，她馬上就想起其他拉扯桌布的孩子們，因為她已經看過這樣的事。

「有些詩是由許多經驗組成的，有些詩只需要一個印象就能成形。」她如此評論〈九一一照片〉，這首詩在二○○一年十二月發表於《單張》（Arkusz）。「這首詩的靈感來自於一張我在某個雜誌上看過的照片，照片上有個人在墜落，攝影機捕捉到了他停在空中的那一瞬間。」

他們從燃燒的樓層跳下去──
一個，兩個，還有好幾個，
有些高，有些低。
照片讓他們的生命定格，
現在則讓他們在墜往地面時
停留在地表之上。

（〈九一一照片〉，《瞬間》，二○○二）

有一次有人邀請她去視障者工作的工廠朗讀詩歌。她拒絕了，但她開始思考這件事，後來寫了一首詩。

詩人讀詩給視障者聽。
他沒想過，這會如此困難。（……）
他感覺，在這裡每一個句子
都要通過黑暗的試煉。
它們必須靠自己打動人心，
不仰賴光線和顏色。
（……）
但是視障者都很有禮貌，
很有同理心又很寬宏大量。
他們聆聽、微笑、拍手。
其中有一人甚至走過來，
拿著打開、放反了的書，
請詩人簽下他看不見的簽名。

（〈視障者的禮貌〉，《冒號》，二○○五）

我們無法判定詩作創作的日期和背景。我們問辛波絲卡，為何不給自己的詩作寫上日期，她回答：「每次當我在詩中讀到，『羅茲，某年某月某日』，我總是覺得有點好笑。我希望我的詩可以跨越時空，沒有時間背景，也可以引起共鳴。再說，我也沒辦法用時間順序來排列我的詩。我整理詩集的方式是根據內容或某個想法的延續性，不是所有的詩都是在同一時期寫下的。」

辛波絲卡在《非指定閱讀》中稱讚葉瑞米．皮吉波拉（Jeremy Przybora）的書《幾乎是所有的歌》時，點出了美中不足之處：這些歌並沒有日期。然而輪到自己的詩時，她卻有了不同的見解。「請注意，在我的詩中不只沒有日期，也沒有獻詞─除了寫給海蓮娜•波許娃托絲卡的那一首，雖然有些詩可以，甚至需要有獻詞。而這是因為，我希望每個讀者都可以感覺到，這首詩是為他寫的。因為這首詩是你的，你在讀它，這首詩就是獻給你的。所以我認為，我不會改變，我不會給自己的詩寫日期或地點，不會把它釘到某個特定的風景上。」

我走在綠意盎然的山坡上。
到處都是青草，草叢裡有小花，
像是給孩童看的圖畫。
（……）
彷彿這裡從來都沒有過任何寒武紀，志留紀，
沒有向彼此咆哮的岩石，
高高隆起的深淵，
沒有在火焰中燃燒的夜，
也沒有被黑色煙霧籠罩的白晝。（……）
現在是當地時間九點三十分。
（……）
放眼望去，這裡由這一瞬間統御。
那是大地上的許多瞬間之一，
被請求著能夠持續。

（〈瞬間〉，《瞬間》，二○○二）

辛波絲卡不情願地承認，這首詩是在盧波米日寫下的。然後她馬上問：「這對讀者來說有什麼意義？我在寫這首詩時，並沒有只想著住在盧波米日或去那裡度假的人，你不必看過盧波米日的風景就能讀懂它。我希望，每個曾經看過平緩、綠色山丘的人，都可以把他眼中的風景對應到這首詩。」

詩人╱羅馬波蘭文化中心的主任亞羅斯瓦夫．米科沃耶夫斯基（Jarosław Mikołajewski）曾經寫過，他和辛波絲卡、魯辛涅克在二○○七年一起在義大利旅遊。他們造訪了托斯卡尼，也去了西恩納。

在布雷拉畫廊（Pinacoteca di Brera）和錫耶納市政廳（Palazzo Pubblico），他認識到了辛波絲卡的「觀光詩學」是什麼。「看一兩幅畫作上的一兩個細節，足矣。」他們也去了大教堂，辛波絲卡抱住頭，繞了一圈東看西看，然後說：「畢竟這一切都不該遇上世界末日啊。」

兩年後，這個句子出現在《這裡》這本詩集中，在〈維梅爾〉這首詩的最後一段─而那首詩是關於維梅爾畫中一個倒牛奶的女人。辛波絲卡是怎麼從這首詩的結尾「這個世界╱就不應該結束。」爬到這首詩的開頭「只要那個國家博物館裡的女人╱在畫出的寂靜及專注中╱把牛奶從瓶中倒進碗裡， ╱日復一日」？這就是只有她才知道的祕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