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南方浪潮：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

作者簡介

蘇吉特．希瓦桑達蘭（Sujit Sivasundaram）
現為劍橋大學世界史教授、岡維爾與凱斯學院教員，劍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孤島：英國、斯里蘭卡和印度洋殖民地的邊界》（Islanded: Britain, Sri Lanka, and the Bounds of an Indian Ocean Colony）。希瓦桑達蘭是世界級史學家，專長為太平洋和印度洋及其島嶼的歷史，還有科學、種族、環境和文化的歷史。本書源自他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各地檔案館的研究工作，研究獲得菲利普．利華休姆的歷史獎，格林威治海事博物館卡爾德獎助金，以及巴黎雪梨和新加坡訪問學人補助的支持。

譯者簡介

葉品岑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碩士。曾任編輯，目前專職從事翻譯，譯作有《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凱因斯對戰海耶克：決定現代經濟學樣貌的世紀衝突》、《40個機會：飢餓世界的曙光》、《時光的製圖學：由時間軸拉開的人類文明史》、《法醫•屍體•解剖室3》等。

書籍目錄

導讀 從印太海洋視野挑戰西方帝國╱孔令偉
地圖
緒論
第一章 大洋南方的往來行旅
第二章 南太平洋：旅人、君主和帝國
第三章 西南印度洋：反抗的世界和大不列顛崛起
第四章 波斯灣：糾纏的帝國、國家和水手
第五章 塔斯曼海：反革命的親密記號
第六章 印度的海洋邊疆：戰爭的水上血統
第七章 孟加拉灣：建立帝國、全球和自我的模型
第八章 印度洋各地：南方比較一覽
結論
跋 浪花吞噬的太陽

推薦序/導讀/自序

緒論
西方世界在講述歷史時，經常遺忘了四分之一的地球。這四分之一是海洋的國度，隨著季風和海浪、潮汐和海岸線，還有島嶼和沙灘脈動。印度洋和太平洋裡眾多規模較小的海與灣構成了這個被遺忘的地方，本書可能是第一個把它們聚在一起談論的持續歷史研究。這片南方水世界布滿了小塊陸地，和巨大陸塊為鄰，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占據主舞臺。它們被描述成世界史和現代條件的創造者。
史學家稱橫跨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的幾十年為「革命時代」（age of revolutions），傳統上，它是由大西洋的大事件三角組成：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加勒比地區的反抗，像是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還有十九世紀早期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在這些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戰爭中，許多事情出現了劇烈變化。這些諸多經過再造的事情有政治組織、平等和權利的概念；統治和帝國的機制；勞動者和奴隸的地位；技術、工業、科學的運作；以及對國家、自我及公共意識的刻畫。藉由望向被遺忘的印度洋和太平洋角落，本書打算徹底翻轉我們這個時代黎明破曉的故事，並堅信這片大洋的人與地在塑造革命時代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並促成我們的現在；而且正因如此，本書堅信在我們思索人類的未來時，也需要沉思發生在這個地方的事。
革命時代是歷史寫作裡最歷久不衰的標籤之一。該詞彙被持續被使用到今天，用以描述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那幾十年。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為焦點再次觀看這段歷史時期，挑戰西方世界和歐洲在我們所學歷史中的支配地位。這點尤其重要，因為對革命時代的描述相關的，是我們對切身權利和自我（selfhood）的連結與傳承，以及關於創造出今日世界的競爭和對峙的記憶。用這樣的歷史取徑可取代「世界的靈魂在西方孕育，而後傳向東方」的有害假設；這個取徑不認為政治主體性（subjectivity）是在大西洋建立起來，更不認為其他地方的人只是遵循相同的軌道。研究革命時代的早期重要史學家帕爾默（R. R. Palmer）就曾提出「歐洲、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自十九世紀起的一切革命，都是從十八世紀的西方文明革命汲取智慧。」這樣令人難以接受的觀點。接下來的歷史拒絕將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西方暨大西洋文明，視為革命情懷的洗禮盆。西方世界和大西洋也不是經濟、科技、軍事和文化表現模式的單一產區。
在從海洋南方重新認識革命時代的過程中，我們看見未知而激烈的爭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革命與帝國制度相互較勁，帝國制度腐蝕革命的進程，構成了一股反革命力量。革命和帝國兩股力量都沒能剷除對方，但自從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為這些海洋的主要勝利者之後，兩股勢力的平衡就變了。雖然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肯定還受到其他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的推動力所影響，但本書的宗旨之一，是追蹤大英帝國作為一個反革命力量。這個帝國壓制這段時間諸多可能性的態度，讓我們看到發生在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險惡帝國操縱。
在這兩座大洋上，革命時代最主要應該被視為原住民與非歐洲（non-European）政治的浪潮，並和上岸的入侵者與殖民者相抗衡。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居民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出於自己的盤算，接納（有時則是強搶）外來者帶來的新的物品、觀念、資訊和組織形式，例如君主政體、武器、政治社團、科學和醫療，以及媒體辯論等概念。海洋民族也重新調整他們既有的傳統與信仰、治理和戰爭模式，以及與鄰國的關係，以便能迎接這個新時代。譬如我們會想到伊斯蘭教或佛教的改革，或是移民與貿易行之有年的遠距關係的改變。這一切構成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革命時代。「本地的」（indigenous）一詞作為描述用途時，在這些海域必須擁有比較寬鬆的定義。由於海洋民族經常在移動，用離散（diasporas）形容他們可能比本地人╱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更為貼切；這也使他們擁有錯綜複雜的文化遺產。移民和本地人有時也可能借用彼此的種種，使得明確區分何者為本地的人事物，以及何者不在本地範疇之內相當困難。
橫越海洋各地的一連串聲音，體現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本地性（indigenousness）；本書將呈現太平洋島嶼原住民、毛利、澳洲原住民、阿拉伯、卡西米、阿曼、帕西、爪哇、緬甸、漢、印度、僧伽羅、泰米爾、馬來、模里西斯、馬拉加斯語和科伊桑語的觀點。這些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史無前例的全球化年代，以水手、合作夥伴、戰士、勞動者和旅行者的身份來往穿梭。事實上，從事本書研究最令人享受的事，就是從過去不曾擺在一起研究的區域和領土之間發現跨洋關聯。
除了原住民與非歐洲政治的興起，發生在這兩座海洋的革命時代還見證了政治組織的重新配置。從阿曼到東加，從模里西斯到斯里蘭卡，帝國、政治單位、王國和部落酋長制，紛紛重新選擇盟友或經歷重新整頓；關於水域的政治爭執，讓相對新興的勢力能夠找到自己的路，以獨立國家的姿態採取行動，或是對符合殖民時代定義的政府做出回應。古老歐亞帝國像是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和清帝國等，他們的海洋邊疆也因此發生了變化。新的政治組織，包括在太平洋建立的許多君主國，也藉由採用參戰的歐洲人的航海與軍事技術，而凝聚在一起。拿破崙戰爭中的難民成為顧問，幫助緬甸阿瓦王朝（kingdom of Ava）對抗英國人，或在塔斯馬尼亞擔任高度軍事化英國殖民政府的顧問。包括在當時被稱為「拉斯卡」（lascar）的亞洲水手在內的諸多海洋民族，得以透過大英帝國對盟友和在地協力者的需求，建立起一條政治途徑，而不必在帝國內部得到完整的存在意義。那些登上歐洲船隻，或在大型計畫裡擔任勞工和技術員的人，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以嶄新的方式思考他們的自我和未來。
大英帝國試圖消滅或採納從革命時代崛起的觀念、人民、制度結構和組織模式。從海洋移動到陸地，無論在新加坡和模里西斯，在這些如此截然不同的地方，英國皆自視為一個追求自由的帝國，但在革命時代，除了覺得自己正在散播自由，大英帝國還是有很多反動作風的行為。十九世紀上半葉發生了一系列水上戰爭，每場戰事都採行這個時代典型的「總體戰」（total war），包括大肆劫掠和大規模流血殺戮。舉例來說，在孟加拉灣，這些戰事吸收了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軍事人員和技術，使它們成為彼時全球戰爭的一環。英國在一八ま九至一ま年和一八一九至二ま年入侵波斯灣的兩次任務，則是對抗某種被拿來和其他地方的革命情懷相比的伊斯蘭改革。英國人對共和主義的恐懼，促使他們在一八一ま至一一年入侵爪哇和模里西斯。在所有情況下，英國這些年的殖民及海上戰爭，舉凡戰術、意識形態、動機和比較的形式各方面，都是從革命時代鍛造的。
帝國在革命時代再造的另一種方式，是透過對民族與事物做新的分類。科學和自然歷史的分類，與不斷擴大的殖民國家的監控政權有關。科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似乎顯得自相矛盾；因為新科學在那個時期被視為理性時代的先驅。舉凡如何捕魚、如何與海洋生物交流、如何在大海中航行等人們和水互動的方式，抑或他們使用的物品，或關於他們不斷移動的生活方式的描述，都容易導向種族和性別的殖民分類。帝國作家把這些鄰近島嶼和聚落當成自給自足基地，忽視他們有悠久的遷徙歷史，這麼一來，從事大量比較研究的可能性，意味著這些海洋盆地很適合用來解決天差地遠的觀念問題，以及實施隔離政策。
英國作風和白人優越性從模里西斯路易士港（Port Louis）到澳洲雪梨等新興港口城市的強化，象徵這艘海洋不列顛尼亞號的向前邁進，這一切都仰賴乘風破浪的航海者、他人口中的海盜和私人貿易商，他們漸漸把自己變成體面的陸地居民，在當地建立屬於基督教婚姻的家庭。這些殖民者從漂泊不定的海上貿易，轉向收取土地和牧場的固定利益。白人男性的道德責任可以超越其他在海邊組織種族和性別的方式。舉例來說，海洋各地透過逃跑的囚犯、傳教士或私商和奴隸販子的零星殖民，在紐西蘭變得更加「系統化」。「自由貿易」口號的否決權在這裡相當管用。海洋愛國主義（maritime patriotism）也變成這個轉變的一部分，而它的向前衝刺部分來自反奴和反海盜等事業，以及更多方面的陸地殖民事業遺產。對這個時代現有的敘述往往忽略了這樣的愛國主義，因為這些敘述以大陸腹地為焦點，突顯的是「土地愛國主義」（agrarian patriotism），頌揚土地和農業，把「土地愛國主義」當作推動英國前進東方世界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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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這故事發生的背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將革命和帝國之間的競爭描述成浪與浪的碰撞恰如其分。以波浪做思考，等於以全球化的推拉動力做思考。要考量海洋各地往來的突飛猛進，以及各個海域的動盪分離與暴力。不僅要凝視浪峰的形成，還要凝視波浪在海灘上破碎。革命和帝國兩股勢力皆如是，因為它們都容易破碎，而且絕不可能在這幾十年間修成正果。
以波浪的比喻來思考，也很適合提醒我們這個故事的自然背景很重要。為了讓世界性的帝國順利運轉，必須透過研究、造冊、繪圖、製作模型、醫學和都市設防與都市計畫的管理制度，對抗實際發生的降雨、風暴、狂風、氣旋、水龍捲、發燒和地震。地球本身的不規則形狀必須被加以控制，海上船隻才能順利找到他們的航道，進而促進自由貿易帝國（free-trade empire）之間（如印度和中國或印度和澳洲）的運作。在諸多新興學科正在形成的時候，海域和海岸線繪測是跑在帝國前面的優先任務。隨著主權的定義由船隻送到岸上，再進到內陸，這些繪製與測量有助於建立橫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基地、中轉站、港口和殖民聚落。
海上行舟大不易：出現在本書的船隻，有的消失、有的著火、有的爆炸，還有載著馬匹與戰士被拋到半空中，或在珊瑚礁帶擱淺。在全球戰爭時期，船隻不是由交戰國接管重新啟動，就是遭人盜用。就這層意義來看，船隻也是一個不穩定的平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港口城市是適合沉思海難的地方，因為岸邊有數不清的船隻殘骸。為了殖民戰爭的目的，船隻必須安全地通過水域，而靠近岸邊且通往內陸的陸海河交錯地形，對英國人的健康可能造成致命危害，畢竟他們的戰鬥技術和後勤都不適應這種地形。水上衝突不必然是歐洲人勝過非歐洲人，儘管這兩群人被錯誤地劃下海洋對抗陸地的分野。

文章試閱

第八章
南方各地遠距概覽
這種比較風格，和大英帝國內部在自由貿易擴展、從英國運送囚犯的需要，以及節省與擴大海外稅收同時減輕國內稅收負擔的刺激下，於一八四八年爆發的種種抗議和公民不服從是一致的。
一八三○年代的奴隸制辯論和一八四○年代和五○年代的自治辯論之間，存在一條共同的血脈；兩者都被視為與「解放」有關。如果說被奴役的勞動者已經得到解放，那麼現在中產階級、新興的公共菁英和商業菁英，試圖用解放的思想來談論他們請願和集會的權利。這些階層的人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時代語言，而且將不屬於他們的人排除在外。這些地方都和歐洲一樣，呼籲進行憲法改革。在開普敦和路易士港，市政自治都被拿來當作爭取代議政府的基礎，但兩地得到的結果不同。
改革行動被保守主義取代，創造了一種模式，就像革命和帝國反叛亂的模式那樣。的確，這個故事的迂迴曲折，直接映射到法國大革命後的歷史事件上。對於能在社會上取得流動性或屬於菁英階級的人而言，現在的挑戰是拿出他們以英國作風行事和效忠英國的證據，以便獲得權利和地位晉升。
正當模里西斯政治社團成立之際，模里西斯媒體除了報導歐洲動盪的消息，還出現了持續研究印度洋另一端反抗活動的專欄。一八四八年，英屬錫蘭（斯里蘭卡）爆發叛亂，舊王國內陸腹地的政府建築遭到攻擊，都市騷亂也在港市可倫坡上演。可倫坡舉辦了一個簽署請願書的集會，向總督表達對新稅制的反對，結果集會失控演變成一次暴力衝突。
托靈頓總督（Governor Torrington）無情鎮壓叛亂，但斯里蘭卡和模里西斯的情況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儘管後者在一八四八年沒有發生暴力事件。爭議點又是稅收問題，錫蘭引進的一系列新稅目包括印花稅到馬車執照費。對勞動條件的關注引發了這次反抗：一項道路法令規定男子每年必須貢獻六天的道路工作，這很類似當初英國本土政府派來的改革委員會所廢除的強制勞役（rajakariya）。該委員會在訪問開普敦和模里西斯後抵達斯里蘭卡，並提出了改革奴隸制的建議措施。換句話說，一八四八年，人們認為在三○年代被正式廢止（儘管實際上還是存在）的奴隸制，再度被引進。借用刊登在錫蘭《觀察家》（Observer）的一份投書的話：「我想（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會證明他們不是一支奴隸民族。」
連同來自歐洲的消息，在這場騷動之前，斯里蘭卡新聞報刊正在討論建立村級自治區，和賦予立法會「選舉權」的可能性。各方人馬都簽署了請願書和備忘錄。報紙是叛亂的核心：愛爾蘭醫生兼《觀察家》編輯查爾斯．艾略特醫生（Dr. Charles Elliot）被指控是叛亂的始作俑者。在《錫蘭時代》（Times of Ceylon）中，艾略特被稱為「大叛徒」，「播下培育出這場巨大叛亂的種子的人」。上述反對在僧伽羅人身上加諸新奴隸制的投書，在一八四八年七月三日以筆名「一個英國人」發表在《觀察家》上。它被翻譯成僧伽羅語，然後做成宣傳冊子四處發送。從路易士港的角度來看，斯里蘭卡和模里西斯之間的相似之處相當很有趣，這兩個島嶼在一八四八年被認為具有相似的經濟和社會，而且面對著極為類似的挑戰。譬如對《塞爾尼恩》來說：「錫蘭人並不比我們更幸福；農村負債累累，而且賣給（咖啡種植者）時總是被低價出售。」《模里西斯人》不斷更新錫蘭的事態發展，包括以下關於艾略特的描述：

「在可倫坡，大批科塔（Cotta）當地人已經集結（從五個人增加到七千人），駐軍全副武裝駐守在城門口。鎮上有一處的警察出手干預，打破六到八名窮人的頭。艾略特醫生（《觀察家》的主要編輯）扮演積極的角色，用盡他的影響力平息民眾的怒火，同時呼籲人在現場的總督命令軍隊和警察撤離，他說民眾集會只是為了簽署請願書，簽完就會解散……」

然而，錫蘭和模里西斯之間的相似性，不僅是由於全球經濟或關於權利的討論。模里西斯當地的報紙利用這個相似性，把他們自己的政治描繪成受到斯里蘭卡事件影響而來的辯論，而這又是一組跨越南方水域的比較概覽。《模里西斯時報》取笑《塞爾尼恩》和《模里西斯人》希望把斯里蘭卡報紙《觀察家》和《審視報》（Examiner）變成「頭號寵兒」，然後把親政府報《錫蘭時報》（Ceylon Times）呈現為《模里西斯時報》的翻版。然而，《模里西斯時報》在辛辣的評論中回應說：「不幸的是，艾略特醫生（《觀察家》的編輯）不打算和他在模里西斯的崇拜者稱兄道弟。」《模里西斯時報》報導說，艾略特的觀點是，在斯里蘭卡，和《塞爾尼恩》與《模里西斯人》立場類似的報紙，不是他編輯的報紙，而是《錫蘭時報》。
換句話說，當消息在模里西斯和斯里蘭卡之間移轉的時候，全球南方各地和不同的政治立場都試圖建立聯盟。報紙的報導大同小異，彼此結盟，爭論著一八四八年對被許多視為鄰居的領土的影響。然而，儘管有人嘗試把模里西斯舊菁英的保守政治，和斯里蘭卡愛爾蘭報紙編輯的開明政治擺在一起，在這些記者之間，還有他們所助長的政治事件（即一八四八年錫蘭叛亂，和模里西斯政治社團的組成）之間，預設共同的理由，當然是很不精確的比較政治。《模里西斯時報》援引艾略特醫生的話，他批評和《塞爾尼恩》與《模里西斯人》屬於同一陣營的模里西斯種植園菁英所倡導的種族至上主義。艾略特不相信「荷蘭人和法國克里奧爾人的自由訴求」。《模里西斯時報》聲稱模里西斯菁英想要自由，是為了「消滅」黑人，或「以奴隸制削弱他們」。
然而，在開普殖民地，儘管有自由主義的勢力，而且南非和斯里蘭卡都有荷蘭殖民傳統，關於斯里蘭卡叛亂的報導卻沒太多聲量。開普敦作家觀察斯里蘭卡事件時，將種族視為一項分化因子。《南非工商廣告》說：

「從印度報紙的報導看來，錫蘭最暴戾的叛亂已被總督托靈頓大人迅速鎮壓，並從嚴懲治。有些黨派作家（艾略特醫生）被指控猛烈抨擊英國政府，導致僧伽羅人群情激憤地發動這場不幸的運動。而忠誠的居民對這個事件控訴，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光彩的，下面提供的演講之類的報導，此刻在這裡讀來將別有感觸。」

在其他地方，錫蘭的反叛者是遙遠的他者：「野蠻惡毒」的叛亂份子。他們過分的暴力行為，從他們「折磨一個不幸落入他們手中的種植園主」就可以看到。這個評論緊跟在一段沒被多加評論的事實之後，報導提到有許多反抗者在島嶼內陸的馬塔萊（Matale）被英國政府殺害。《開普敦郵報》（Cape Town Mail）還想要恢復艾略特醫生的自由主義者聲譽，指出有人試圖把責任推諉於他。「對他不利的影射在說法上完全站不住腳，就好像威廉．彼特（William Pitt）時代的國家編年史在描述當時的改革集會……」它還使用非開普敦的報紙摘錄內容，證明錫蘭總督托靈頓在處理叛亂方面超越了他的職權。就好像錫蘭叛亂被詮釋來適應模里西斯的當地情勢，在開普敦，詮釋也受到對英國作風、忠誠、自由主義和反獨裁政府的關注的影響，這些都是這些年在開普敦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