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2021）
安徽潛山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等。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2004年入選美國哲學會會士。曾獲日本關西大學等多所大學名譽博士，2006年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首屆唐獎漢學獎。著作有中英文數十種，包括《歷史與思想》、《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會友集》、《朱熹的歷史世界》、《論天人之際》、《余英時回憶錄》、《人文與民主》、《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等。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

書籍目錄

自序

導讀╱給台灣的最後建言╱顏擇雅（出版人）

人文研究篇
人文與自然科學應如何均衡發展
──吳大猷院士與余英時院士對談

文化建設私議
──人文學術研究是當務之急

「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

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

民主篇
人文與民主
──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

民主與文化重建

民主觀念與現代中國菁英文化的式微

思想篇
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
──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

「對塔說相輪」
──談現代西方的思想動態

「對塔說相輪」補篇
──對評者的答覆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文章試閱

自序
本書的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這三個單元環環相套，是不能截然分開的。讓我交代一下本書的緣起，以為讀者理解之助。
兩年前（二○○八年）的夏天我在台北做了三場講演：在政治大學講「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在中央研究院講「『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在中央大學講「人文與民主」。最後一題是特別為了紀念余紀忠先生的首屆「講座」而設，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辦。紀忠先生生前在台灣推動民主化不遺餘力，同時也通過學術討論會、公開講演、報紙專欄等各種方式倡導多元的文化觀點。所以我選「人文與民主」為專題，向他致敬意。
但我選此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五四」時期的知識領袖們堅信中國最需要的兩大精神價值是「科學」和「民主」；只有在這兩大價值實現之後，中國才能成為一個名實相副的現代文明國家。
就此一認識而言，他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崇拜科學有時未免過甚，竟走上了科學主義的極端，這在所謂「科學人生觀」的爭論上表現得最為清楚。科學主義的心態使他們忽視了人文修養對於民主社會的建立所可能做出的貢獻。我的〈人文與民主〉講詞即在正式提出這一新問題。我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則偏重在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在這兩篇中我所涉及的問題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以上三篇講詞都沒有發表過，因此構成本書的核心部分。但是關於這三篇文本的撰寫，我必須向讀者做一簡單的報告。不巧得很，二○○八年夏天我到台北的當天便生病入院診治，每次講演都是得到主治醫師許可才勉強登壇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只能憑著手頭已有的筆記做臨場發揮，根本不可能撰寫講詞。除了在中央研究院講「國學」的一篇有一個簡單題綱之外，其餘兩篇都只有靠前一天晚上在病床上構想的腹稿。扶病返美之後，我一連好幾個月都在接受種種身體檢查。因此〈人文與民主〉和〈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兩篇都是根據錄音寫本修改而成的。我本來想另起爐灶，各寫一篇新稿，無奈力不從心，只好作罷。因此這兩篇的疏漏和文氣欠暢，必須請讀者原諒。但〈「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一文則是這次全書付印前通體改撰的，昨天才脫稿，可以算是一篇全新的論文。
以上述三篇未刊稿為中心，我又選了與主題密切相關的舊作七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variations on the same theme）。由於我對於一問題注意已久，新篇與舊作恰可互相補充。
最後，關於「思想篇」，我還要補充幾句話。本書所講的「人文」最終必然要歸宿到哲學或思想上面才算到了家。因此我把新寫的中國思想史綜述和二十多年前所寫關於西方哲學大轉變的兩文收在全書之末（按：自一九八五年以來，西方哲學界未發生更大的波動，因此不必對原文做補充）。本書首篇是我和吳大猷先生的一次對談，主持人則是余紀忠先生。這次談話的時間比〈對塔說相輪〉大概早兩年，細心的讀者必可立即發現，本書的一首一尾恰好是互相呼應的。大猷先生和紀忠先生都是我生平最敬重的前輩，濡筆至此，不勝人琴之感。
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余英時

人文與自然科學應如何均衡發展──吳大猷院士與余英時院士對談
余紀忠先生：吳大猷先生是我國物理學界的前輩，數十年來對國家科學的發展，貢獻良多。余英時先生在人文學的深厚造詣，素為學界所推崇。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請到兩位先生，分別從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家的角度，針對科學與人文的發展，以及兩者之間衝擊調和的問題，舉行對談。
在人類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相信，這樣的「對談」，對於我們瞭解科學內涵，從事人文省思，都將有著深遠的意義。
首先，我們想請吳先生談談，多年來我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人文產生了哪些影響？舊有的人文觀念對我國科學發展，有什麼助益與阻礙？我國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發展比重，是否均衡？
其次，我們請余先生談談，自然科學發展對人文科學有何影響？其間利弊得失如何？一個國家如果忽視人文科學發展，可能引發些什麼後果？有無補偏救弊之道？
※
吳大猷先生：在談論主題以前，先讓我們對科學與人文做一界定。一般所謂科技，其實是包含了三個層次─純粹科學、應用科學和技術。
純粹科學的特性，就是研究科學的人動機都很單純，只為了求知，不考慮實用的問題，也不追求商業性利益。至於應用科學，則是利用科學的知識跟原理，對具體的問題或目標進行探討，換句話說應用科學和科學的主要區別，在於研究動機的不同。
至於技術，就是把應用科學所得到的原理方法等，用在更廣泛的實際問題上。以電為例，根據安培定律、法拉第定律，發明電動機、發電機，這就是應用科學了，再由此發展出應用的電氣發展，設計大發電廠，就完全是技術的問題了。
其次談人文，人文應包括哲學、文學與藝術。哲學包括了倫理，如修身、人己關係、人與社會關係，再加上人生智慧，如宗教的基本哲學思想、邏輯及人類思維、認識論等。
究竟我國的科學發展對人文有什麼影響呢？據我看，我國的學術是很薄弱的。我國政府直接支持科學與人文的學術研究，肇始於一九二七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但是由於國家長期動盪不安，科學研究的進展很慢。
政府遷台後，頭十多年，由於大陸來台的學術人才，寥寥無幾；台灣在日據時代也沒有深厚的學術基礎，因此，當時的學術研究除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批人外，其他科學方面，可說是付之闕如。台灣的學術是在「跛子」的狀態下，漸漸成長起來的。
一九六七年先總統成立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是一個重要關鍵。該會建議改組擴大原有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成為國科會，由首年的三億餘元經費，繼增至年四億餘元，至目前的十億餘，用以支持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工程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
由經費觀點來看，國科會經費的分配，應用科學所占的比率略大過純粹科學，而支持自然科學研究的經費，也大過人文和社會科學，但這並不是由國科會基本政策偏差刻意造成，而是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人才，歷年來所提出的研究計畫質量皆有限所致。
這些年來我國科學的最大的隱憂，是只重視下游的技術，忽略上游基礎科學的扎根工作。當然，在國家現階段發展中，我們絕對需要應用科學與技術，以支援工業、農業方面的發展。但是，我們也不能忘了「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連續性。為了加速工業發展，我們可由國外引進現成的高級技術，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本國的技術人才，這就需要深厚的「基礎科學」來支持，才能逐漸向上發展。
再說「研究」與「發展」，在應用科技於工業上，有極清楚明確的意義，二者屬於二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混為一談。「研究」是指針對具體問題和目標，如新產品或新程序方法，按基本科學知識原理，研究其可能性。所謂「發展」是指由上述實驗室證實的「可能性」，從事發展為工業性規模生產的階段。如今，一般人只講「研究發展」，把「與」字去掉了，使其界線模糊不清，這是政府在科學政策論定及措施執行，亟待澄清矯正的一點。
※
余英時先生：我非常同意吳先生對「科學」一詞的解說。基本科學研究是為求知而求知，這種求真理的態度，是西方自希臘以來最重要的傳統，求真理的本身，並非為了特定的目的，即莊子所謂的「無用之用」。基本科學之下，才有應用科學與技術。
其次，人文科學，一般是指哲學、文學和藝術而言，其中又以哲學為基本。至於社會科學，有人將其歸於人文科學，有人則將其與人文科學分開，歸於第三類的科學，我個人較傾向後者的說法。
對於國內科學發展的情形，我並不清楚；不過，最近為《胡適年譜》寫序，從胡適先生的年譜中，瞭解了一些台灣科學發展的歷史。政府遷台初期，若整體比較之下，人文科學人才較自然科學人才為少。因此，儘管科學發展政策並未忽視人文科學，但客觀的條件限制，無形中使得科學的長期發展，比較偏重自然科學。
人文科學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是否會構成阻礙呢？以近代中國而言，人文科學家如胡適、陳獨秀等非但沒有阻礙自然科學的發展，反而是提倡科學最有力的人。胡適雖非自然科學家，但他相當瞭解自然科學的重要性，倡導科學不遺餘力。至於提出「科學與民主」口號的陳獨秀，更是未接受過新式教育的老式學者。連對東方精神文明最有信仰的梁漱溟，也有「無科學、要亡國」的說法。因此，儘管近代中國提倡科學的人文學者，對科學真義瞭解仍不夠充分，本身也無法做「科學人」，但他們大力提倡科學的結果，倒也使科學觀念逐漸擴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從西方歷史來看，自然科學發展對人文科學的影響，可謂既深且遠。
西方哲學與科學之間，有親密的關係；近代西方人文的始點，更是與科學連成一氣的。譬如，當今美國最著名的分析哲學家，哈佛大學的蒯因教授（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的基本口號就是「哲學是自然科學的連續體」（Philosophy is continuous with natural science）；哲學要有意義，需要以實在的科學為背景。
另一方面，我們再看看近代批判科技的思潮。這可以德法兩國的主流思想為例證。
我們通常以存在主義代表這一路的思想。但所謂存在主義的內部，也很複雜。其中有些人並不願居存在主義之名。但大體而言，這一派人關心的是人的存在的問題，不以科學為哲學的模範。
德國有些思想家稱人文科學為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並把它看作與自然科學截然不同。但是最近，重人文的歐洲大陸哲學和重自然科學的英美分析哲學，已漸相近，幾有合流之勢。英美哲學界已較正視歐陸的現象學與詮釋學（Hermeneutics），而歐陸哲學家也逐漸對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採取一種接受的態度。
一九七八年，研究科學哲學的普南（Hilary Putnam），在牛津洛克講座，發表〈知識與精神科學〉（Knowledge and Moral Science）講演也表示，分析哲學家過去從不討論人的現象，確是一種偏執。他主張哲學家也應該討論「人如何生活」（how to live）的問題。一九七二年，哈佛大學羅爾斯教授（John Rawls, 1921-2002），寫成《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用分析哲學方法來解釋何謂經濟分配公平，何謂法律的公平，引起極大的回響。據說，連美國稅務單位也根據此書來研究賦稅公平的改進。當代的分析哲學家已開始轉向，注意到人文現象的探討了。又如從分析哲學出身的羅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近年來尤其努力使這兩支哲學傳統合流，人文、自然互相補充。
除了前面提到的幾位分析哲學家外，年輕的政治哲學家諾濟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最近寫了一部大書─《哲學解釋》（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同時涉及了人文現象和自然現象兩大領域。解釋（explanation）一詞原屬自然科學的用語，人文科學中「解釋」一般是用「interpretation」。三○年代維也納學派就特別強調「explanation」的意涵。如今，分析哲學家將「explanation」一詞，廣泛地運用在人生方面。這是分析哲學家受到歐陸哲學挑戰所做的回應，哲學不能只做概念的分析，也要闡述意義（meaning）。
在目前的階段，人文科學誠然落後於自然科學，然而，年輕一代的人文學者已在反省並尋找新方向，試圖脫離純粹自然科學的模式，發展自己的一套方法論與模式。台灣似乎也開始有這樣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