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

作者簡介

普莉亞•沙蒂婭（Priya Satia）
普莉亞•沙蒂婭是《阿拉伯的間諜》（Spies in Arabia）和《槍砲帝國》（Empire of Guns）的獲獎作者。作為史丹佛大學國際歷史專業的雷蒙•史普魯恩斯教授（Raymond A. Spruance Professor）和英國歷史教授，她也在《金融時報》、《國家》（The Nation）、《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和平臺上撰文寫作。

譯者簡介

苑默文
自由譯者，現居臺灣。喜愛歷史與閱讀。翻譯作品有《中斷的天命》、《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續篇》、《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絲路上的帝國》、《巴勒斯坦之殤》、《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等。

書籍目錄

導讀 揭開帝國蜿蜒的道德良知╱陳嘉銘
關於轉寫與翻譯
導言
第一章　以進步為名發動的戰爭
第二章　進步是一種懺悔
第三章　滅絕是一種進步
第四章　進步是一種救贖
第五章　進步的分野
第六章　歷史的過去和未來
致謝
註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揭開帝國蜿蜒的道德良知
陳嘉銘╱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我發現我為此感到驕傲。我當然不是唯一擁有白人血統的人，但是我有一個白人祖母，這可不像白人祖父這麼普通！所以我母親是一個混血！我從前看到她比較淡的膚色，早就該猜到了。我現在發現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更聰明和更優雅……我無法停止不去幻想我們的（白人）牧師，我做了一個決定，我永遠不會愛任何人，除了一個白人，一個金髮碧眼、一個法國人！」
這是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在他的革命性著作《黑皮膚，白面具》記錄的一個阿爾及利亞黑人女孩瑪約特（Mayotte）意外發現她的祖母是白人後留下的陶醉文字。如果說殖民地的黑人女性可以透過情愛的夢想染白，黑人男性的憤怒則來自這樣的普遍經驗：當他們去看診時，白人醫生刻意對他們講洋涇?的法語，這些白人對他們「不存在希望、沒有興趣、漠不關心、自動地分類他們、監禁他們、原始化他們、將他們去文明化。」
一九七○年代之後，全球各地的歐美殖民地已經紛紛獨立，但是到了今日，帝國主義在非洲、南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留下來的各種創傷並沒有癒合。許多獨立後的殖民地人民仍然處於被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體制邊緣化的賤民地位。如法農觀察，被殖民者不僅需要克服外來的政治統治，而且更需要克服外來暴力深入被殖民者身體和心靈的傷害、禁錮和控制，才能奪回被殖民者的自我意識和能動性。
在二○○○年前後，印度學者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等人從歷史和殖民地賤民階級的觀點，分析歐洲帝國主義及其相關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自我正當化地粗暴擴張、如何繼續影響殖民地人民今日的次等地位，以及殖民地人民各種非西方式的抵抗形式。他們全面批評了啟蒙（以及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合謀的曖昧遺產。畢竟啟蒙和自由主義的世代，就是歐洲帝國主義如日中天的時代。但是他們對啟蒙和自由主義的分析，偏重於和帝國主義結盟的後果，我們不是很確定啟蒙和帝國主義的結盟是偶然、還是必然？
以珍妮佛．皮茲（Jennifer Pitts）為代表的政治理論學者在二○○五年的《轉向帝國：英國與法國帝國自由主義的崛起》對後殖民研究對啟蒙的全盤質疑提出回應。她認為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知識分子普遍都反對帝國主義，例如伯克（Edmond Burke）、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邊沁（Jeremy Bentham）都不支持帝國主義，到了十九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才開始全面轉向帝國。簡言之，皮茲重新以后翼棄兵開局，棄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保護了十八世紀的啟蒙皇后。
本書作者普莉亞．沙蒂婭教授（Priya Satia）的《時間的怪獸：歷史如何製造歷史》（本書翻為《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可以視為對皮茲等政治理論學者的再回應。這本書細數了英國帝國主義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戰前後以及二戰之後，在每個階段遭遇殖民地的反抗以及帝國的血腥反撲後，英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社會菁英如何透過召喚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管理他們的良心，為他們的能動性提出遁辭，或者洗脫罪惡感、或者英雄化地承擔起罪惡感，反而證成了他們支持帝國主義繼續擴張的主張和行動。
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不是荒誕的冒險家或者汲汲營營於暴富的投機者。他們原則上都是對自己的道德良心嚴肅和認真的人。但是每次的殖民挫敗，在良心管理之後，都成為他們更支持帝國主義的理由。本書作者沙蒂婭認為關鍵的鑰匙就是啟蒙和自由主義的歷史感和歷史意識。
一七九六年，英國槍枝製造商加爾頓（Samuel Galton）被他的貴格會基督教社群控訴他的事業違反了基督精神。他為自己辯護說，戰爭是推動（神意指引的）歷史進步的必要之惡，當前戰爭驅動的軍事工業社會是無可避免的歷史現實，每個人都參與其中，他一個資本家不可能抵抗歷史進步。訴求歷史作為倫理的嚮導，提供了他否定自己能動性的理由，幫他清洗了良心。
加爾頓的歷史感來自啟蒙的歷史觀念。啟蒙認為時間朝向一個特定、線性的方向前進。意識到這樣的時間的人們會認知到歷史的審判之眼在看著他們。指引加爾頓的倫理行動的羅盤，不再是他原本面對社群的制度性良心，也不是其他人的苦難引發的同情心，而是他獨自面對歷史審判的個人化的良心。在基督教末世論，在人類歷史的終點，上帝是審判者。啟蒙的歷史觀念沿襲了末世論的形式，人類歷史也有一個最終目的，而歷史取代上帝，成為了審判者。
康德（Immanuel Kant）的朝向普世主義公民前進的歷史哲學，正是要透過這樣的歷史之眼督促統治者的倫理行為。康德甚至提出了一個理性斷定，歷史進步是註定的，但是歷史的力量高過任何個人目的，隱密的自然律則或目的（或者神意）會推動愚蠢自私的人類整體進步。這樣的歷史觀點對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者非常方便，允許他們到世界各地推動歷史進步，但是一旦事情出錯了，他們也可以聲稱個人沒有能力超越歷史力量，否定自己的能動性，而且那些看來愚蠢的過錯，最終仍然會推動歷史進步。
亞當．斯密雖然尖銳地批評東印度公司和英國帝國主義，但是他也認為個人無法抵抗像戰爭這樣的歷史力量。所以他說英國無可避免地不會自願放棄美國，戰爭無法避免。他也說，歐洲人對非洲、美洲和印度令人髮指的掠奪無可避免，因為接觸時歐洲人意外恰巧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在歷史力量之前，這些不義都被免責了。亞當．斯密說只有靠持續的商業往來讓那些被殖民者變得強大，才會因為相互恐懼，讓歐洲人尊重被殖民者的權利。亞當．斯密和康德一樣，相信巨大的歷史力量可以確保那些看起來的邪惡最終帶來進步的目的，他的歷史視野可以容忍這些不義。
一七八三年英國敗給美國引發了英國輿論對殖民地的全面檢討，包括檢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毫不遮掩的掠奪和腐敗。埃德蒙．伯克在國會發起了委員會要審判東印度公司的前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黑斯廷斯掠奪腐敗，惡名昭彰。但是這場審判成為一場懺悔的演出，一場英國人淨化和再生帝國主義任務的一場儀式。伯克控訴印度帝國只服務了少數人，可是審判把黑斯廷斯當作代罪羔羊，確保了這只是黑斯廷斯個人的醜聞，而不是帝國本身的醜聞。審判確保了英國人統治印度必須被課責。而且帝國主義必須持續，這是英國贖罪的方式，為了補償英國羞恥的過去，英國必須致力幫助印度進步。對英國人來說，放棄印度有罪惡感，統治印度也有罪惡感，英國的良心必須為了印度的道德進步而壯烈犧牲。這場審判成為帝國合理存在的倫理基礎。幫助英國人管理良心的仍然是歷史進步的啟蒙意識。
在十九世紀初，英國人對印度的觀點開始轉變，醜聞從帝國轉移到印度殖民地身上。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的《英國印度的歷史》擁抱了啟蒙線性發展的社會路徑。是印度的專制主義讓它的野蠻文明停滯了，英國人抵達就是為了解救印度脫離野蠻。征服不再是帝國權威的正當性來源，取而代之的文明化的使命。英國人改革印度是為了贖罪、為了補償過去犯下的罪，這是英國人的道德義務。
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普遍的，只要在法律、教育和自由市場的條件下，人就可以完全轉變。自由主義的目標要解放個人，將個人從宗教、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專制主義解放出來，讓個人成為理性、一致和自主的自我。詹姆斯．彌爾試圖在印度直接推行符合自由主義標準的法律，但是他的兒子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主張野蠻社會還不能滿足這些法律和代議政府需要的條件。只要目的是為了進步，專制統治對野蠻社會來說仍是正當的統治模式。紀律是文明的主要特徵，但紀律要成為無意識的習慣需要長久的訓練和練習。因此印度需要被託管，英國必須盡責地、家父長主義地治理印度。神意不再是隱密的自然目的，英國的統治就是神意本身，給次等文明帶來進步的賜福。
英國在第一次英國－阿富汗戰爭遭遇羞恥的慘敗，英國的復仇軍在一八四二年回到喀布爾，展開極恐怖的暴力報復，屠殺了好幾個村落。這帶來了英國社會普遍的震撼和譴責。這樣的暴力不符合自由主義的敘事。但是沒有關係，因為英國採取這種展示、奇觀和恐怖主義的暴力是為了保護他忠誠的印度子民。英國將暴力扭曲為英國為了印度進步做出的道德犧牲。英國人將他的靈魂抵押出去是為了保護他帶給印度進步的神聖計畫。我們再次遇到自由主義內建的悔罪良心，自由主義知情地以歷史進步之名參與了罪行。如果英國戰敗是上帝的報復，那麼復仇軍就是英國極大膽的主張：歷史而非上帝是人的終極審判。
本書對英國帝國主義在不同階段面對的局勢和良心挑戰的分析極為豐富。我上面只能簡要地說明作者的核心論旨。十九世紀後半到一戰之間的帝國主義，帝國的行為只有變得更邪惡和墮落，英國人對於殖民地人民的觀點和態度也變得更失望、更殘酷。沙蒂婭也仔細討論了阿拉伯的勞倫斯對我們了解大英帝國的意義，有興趣的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這本書涵蓋的知識非常廣博，哲學、歷史哲學、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交互穿插，但是有耐心的讀者不會空手而回。沙蒂婭幫助我們進一步釐清了這個困惑：為什麼這些對自己的道德良心認真的歐洲人，可以容忍如此明顯違背良心的帝國主義暴力和恐怖？她的解答也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二十世紀東亞以民族和文明之名發生的各種暴力和恐怖。法農要我們克服帝國主義暴力對身體和心理帶來的創傷，這趟療癒旅程需要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重新承認彼此的人性。從了解帝國主義者蜿蜒的良心開始，本書是很重要的一步。

文章試閱

導言
歷史學家是說書人，是過往的看守人，是集體記憶的儲藏室，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富有想像力的解說人。我們用自己的方式來解釋當前，或理解過去，這些著作至關重要地塑造了「過往」是如何充盈在我們的「當下」之中的。除了這種有點莊嚴肅穆的角色之外，透過為例如反恐戰爭、槍枝管控、種族、學術領域中的女性、移民等議題提供資訊和討論觀點，歷史作品也有能力塑造我們的未來。然而，這些作品雖然和政策相關，但是它們常常是對當前的政治秩序提出批判的，政策制定者們則巴不得要將它們拋之於腦後。雖然我們也許在一個政策制定者們擁有完善的歷史資訊的世界中仍要緊繃著神經，但是歷史學家在公共辯論中更有力的角色可能是表現在與公眾進行的對話上，然後人民可以給他們選舉出來的代理人施加壓力。
然而，事情可能並不總是如此。在現代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歷史學家們並非是那些當權者的批評者，而是他們的教唆者；人們認為，歷史學科（舉例來說，就會比經濟學）更適合一個有政治野心的年輕人作為一個理想的學習專業。這就是在亞倫．班奈（Alan Bennett）在他二○○四年的獲獎劇作《歷史系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所描繪和批判的文化。它的情節設定是在一九八○年代，在那時候，學習歷史被認為是一門研究偉人的科目，也是為胸懷大志，想成為大人物的年輕男孩的有益準備。正如英國歷史上的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 1837-1901）有影響力的帝國主義歷史學家約翰．羅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的那句名言：「歷史是政治才能的學校」。
在亞倫．班奈的劇作中，這種文化尤其是一種英國人的文化（但不僅限於英國人）。自從西元十八世紀一直到非常晚近的時代，歷史學家在大英帝國的強權中是非常重要的建築師，他們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其他政策制定者的謀士。歷史學家的統治和英國帝國主義的時代是相吻合的。
其中最著名、最令人著迷的歷史學家與政策制定者當然非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莫屬了，這位首相曾在最黑暗的時刻裡領導他的人民，並在此後的一年又一年裡激發出人們對於傳記作品的無限著迷。這並不是巧合，而是在帝國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一種受到特定的歷史想像力所左右而成的產物。在啟蒙運動期間，歷史作為一種現代時期的道德語言出現，它賦予了歷史學家巨大的政策制定影響力，從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一直到邱吉爾都是如此。因此，對於大英帝國的敘述，也是對一種特定歷史感的興衰之敘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去殖民化的時代中，越來越多人主張，歷史學科是一個反抗當權者的場域。到班奈的劇作《歷史系男孩》在二○○四年首演的時候，歷史學家的法則已經服從於這一新文化了，在這種新文化裡，歷史是現代史受害者的平反工具。歷史學科在方法論上已經有了改變。過去被放在「大人物」身上的過度關注，開始為那些長久以來被邊緣化了的人們的故事所取代。當學術圈仍是白人男性的專屬遊樂場的時候，歷史學科裡產生了關於歷史和文明的理論，這些理論支撐了在海外的帝國主義和在國內的不平等。當然了，相反的視角也在這時候扎下了根。但事實證明，女性和有色人種進入學術圈對於產生新的知識、打破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敘述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然而，舊有的陳念在大眾流行歷史形式中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而較新的、具批判性的學術歷史文化，則受到了更大範圍的「人文學科危機」的損害（包括「過度專業化」會讓歷史學家本身受到傷害的說法）。但隨著越來越多與殖民歷史有關的道歉、歸還和賠償的辯論在世界各地出現，歷史學家的聲音正在從邊緣中浮現出來。
在這本書裡，我講述的是大英帝國的歷史以及歷史書寫的歷史這一對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故事。從奴隸制時期起，一直到上演英國脫歐危機的今日，英國的帝國生涯一直是仰賴一種特定的對歷史感受的支配，這種歷史感受將道德判斷推遲到了一個不確定的未來時刻上。與此同時，從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到聖雄甘地，再到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 P. Thompson）的反殖民思想家們，則開始闡述了另外一種「反歷史決定論」倫理道德觀，強調當下的道德問責―這最終改變了歷史學科本身的基本目的以及視角。在將這兩股思想的歷史和帝國敘事編織在一起的過程中，並在探索以氣候危機、全球不平等、種族主義、離散、索賠等形式表現出的帝國主義殘渣時，我希望能引導我們更有建設性地去思考，究竟歷史學家在今天可能扮演之公共角色為何。
癥結的關鍵在於，大家都知道這些問題並非意料之外的結果，而是現代帝國主義的承諾―進步（progress）―所造成的。帝國主義的立足點在於一種視進步為必然之發展方向的歷史觀。「進步」就是帝國主義的正當存在理由。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帝國主義並不是出自壞人之手，而是出自於那些認為自己在認真做事的人之手。當然，許多歐洲人是完全出於冷漠自私的理由―搶奪和冒險―而加入這一事業的。但是也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說服了自己，認為帝國主義事業的確是一項「文明的使命」，歐洲對世界的征服是為了提高世界的文明水準，這種征服在根源上是自由主義的，無論它離自由是多麼的不著邊際或是多麼的虛幻不實。大英帝國尤其是這樣，它體現出了「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所帶有的明顯意識形態矛盾。但是，它在事實上只是一種先下手為強的征服方式，它可以確保不會有道德上的懷疑：帝國是由一群常常衷心地相信自己是在從事傳播自由的事業的人打造而成的一種剝削、壓迫性的政治型態。
當然，無論是不知不覺或是故意，有良知的人經常做出不道德的行為―這是人類狀況（the human condition）的一個簡單現實。他們會在憤怒的時刻，或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境中被捲入到他們所處時代的喧囂裡；它有的時候是一場悲劇，有的時候則是一場鬧劇。即使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信徒康德（Immanuel Kant）也承認：「從彎曲的人性中，從來就不能製造出筆直的東西（out of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no straight thing was ever made，譯註：或譯為「卑劣的人性是一塊不可雕琢的朽木）。」在現代時期以前，在帝國和國家之前，在我們開始歷史性地思考之前，邪惡並非不存在。但是，在現代社會裡，意圖良善的計畫出現問題的例子比比皆是，改善人類狀況的計畫總是以災難告終。全球現今所處在的緊急十字路口正是來自於我們自己的愚蠢。自從啟蒙運動開始，推進人類能動性和發明活動的動力正是來自於進步的觀念，人們認為歷史必然是一個進步的故事，而這種信念把我們帶到了災難的邊緣。我們知道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在現代帝國崛起過程中扮演的共謀角色，我們知道它是如何用將「他者」排除在敘事之外的言論來定義什麼叫進步的，就像是迪佩希．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告訴我們的那樣：「歷史決定論在十九世紀時讓歐洲人主宰了世界」。然而，我們尚未理解的是歷史決定論是如何讓歐洲人主宰世界的。我們不僅尚未理解它是如何在「進步」和「文明使命」觀念的層面上做到這一點，而且也沒有理解它是如何在帝國主義的實際決策領域中做到的，同樣地，我們也沒有理解為什麼對良善的意圖（good intentions）的斷言會產生出這樣的驅動力。可以肯定的是，這種道德語言的影響從來就沒有得到完整的理解。「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用善意鋪成的」，這句諺語恰好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它是對道德與否的判斷取決於未來的結果的這一觀點的隱晦批判。英國人用這句話來表達他們一種揮之不去的意識，即良好的意圖並不能免除一個人對其行為的不良後果的責任。
然而，對於抱持善意的自由主義帝國（liberal empire）的篤信，一直是開脫罪責強而有力的方式；這種古老的歷史想像會繼續勾結在對大英帝國的蓋棺論定中。今天，人們既不能同意是帝國主義帶來了地獄，也不同意對善意的嚴正聲明是足以免責的藉口。不計其數的反殖民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已經證明了大英帝國的道德基礎已經破產，它在種族主義、暴力、壓榨、剝削和掠奪方面劣跡斑斑。印度的反殖民主義領袖聖雄甘地採取了非暴力策略來對抗帝國，他在一九二一年時寫道：「讓我們記住，暴力是政府大廈的基石。」但是這一劣跡斑斑、罄竹難書的現實仍然顯得油腔滑調、顧左右而言他。根據二○一六年的一份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三的英國人相信大英帝國是一個好東西，而且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認為大英帝國的殖民歷史是其自豪感的來源。一份二○二○年的研究表明，英國人比法國、德國、日本和其他一些前殖民列強的人民更傾向於希望自己的國家仍然擁有一個帝國。當英國正準備自己在脫歐後的國際秩序中扮演的新角色時，國防部委託編寫的一份關於「重啟英國的干預政策」（Renewing UK Intervention Policy）的報告直言不諱地援引了那些關於大英帝國的懷舊觀點，以重新推動其干預政策：「由於帝國主義的歷史，英國保持著對全球負有責任的傳統，並且有能力向海外投放軍事力量。」英國人會歡慶自己的國家在一八○七年時參與結束奴隸貿易的廢奴運動的美德英雄主義，但是卻往往忽視了在此之前英國曾在奴隸貿易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以及它此後在抵債性勞動（bonded labor）中的剝削所得。對英國有多麼人道的記載淹沒了英國的非人道紀錄。在公眾記憶中，關於殖民地取得進步的免責迷思一直在掩蓋帝國劣跡斑斑的歷史，這些劣跡包括搶劫、掠奪、政策導致的饑荒、手段殘酷地鎮壓叛亂、酷刑、集中營、監視、司空見慣的種族主義和羞辱。有一種「資產利弊權衡表」想要表明帝國主義所帶來的好處要比壞處更多，認為那些「利」——鐵路、大壩、法治，可以蓋過那些「弊」——偶爾的過度暴力、種族主義。但是，許多聲稱的「利」都是模稜兩可的，而且這種說法的前提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瑕疵，它認為我們可以跳脫出根源上的非法、非道德本質來為這些行為做出其他的判斷。特別是關於大英帝國的終結的問題，它被頌揚為一個和平的、自願的、紳士般的權力轉移。前工黨總理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lee）在一九六○年時曾經宣稱：「只有一個帝國是在沒有外部壓力或是對統治負擔感到厭倦的情形下，自願交出對臣民的霸權以賦予他們自由的。」但實際上，印度、肯亞、馬來西亞、塞普勒斯（Cyprus）、埃及、巴勒斯坦和其他許多的殖民地都在反殖民鬥爭中經受了可怕的暴力―這些暴力都沒有得到正式的紀念或是懺悔，這與猶太人大屠殺和廣島原子彈爆炸之類的其他現代反人類罪行所獲得的紀念和懺悔截然相反。
我們的這種遺忘以及它所帶來的後帝國時代的輕鬆良知並不是在偶然中發生的。公眾對於大英帝國的記憶是被挾持在神話迷思裡的，部分原因是歷史學家無法解釋如何讓那些曾經抱持善意而參與大英帝國的建設的英國人對此負責。但是，我們要如何正確地處理那些對自己的道德健全有信心的人所提出的抗議和對不公行為的無能為力呢？「偽善」一詞可以用來描述這種人，但是這個詞無助於解釋這種人的愚蠢行為。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偽善的癮君子。而以揭開「偽善」面具為框架的歷史分析則是會帶有譴責的口吻，這就會破壞理解。並非所有的合理化解釋都是自私的和透明的。我們必須審慎對待那些歷史舞臺上的人們所做出的道德聲明，從而理解在特定制度和文化框架內行事的普通人如何能夠在抱持善意的情形下，在人類歷史上創造出了令人驚駭的篇章。存在於這裡的謎團是真實的：英國人要如何理解和處理帝國主義帶來的道德困境？可以肯定的是，有一個關於「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的故事要講―一個關於普通人自動、順從地成為非人道行為同謀者的方式。但在大英帝國的案例中，更宏大的故事也許是關於那些深深關切自己良知的人們所犯下的非人道行為的，實際上，這些人積極地拷問他們的良知。這些公開的「好人」是如何在做壞事的情況下過日子的？如果我們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能夠解開今天的英國人對帝國缺乏惡的良知的大部分謎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