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

作者簡介

何傑明（Graham Hutchings）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和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名譽教授。他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擔任牛津分析國際顧問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負責人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中國特派記者、特約撰稿人，他是中國歷史專家，也是《現代中國：崛起的夥伴大國》（Modern China: A Companion to a Rising Power）的作者。他目前正在撰寫香港第十七任總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爵士的傳記。

譯者簡介

廖彥博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著有《一本就懂中國史》、《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與白先勇合著）、《決勝看八年：抗戰史新視界》等。
譯有《大清帝國的衰亡》、《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OK正傳》、《驚悚大師希區考克：重返驚魂記》、《漫遊中古英格蘭：十四世紀生活風物誌》、《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紙的大歷史》、《社群．王朝：明代國家與社會》、《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世紀中國：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帝國回憶》等書。

書籍目錄

臺灣版序
卷首謝詞
人名地名音譯謹誌
一九四九年大事記
一九四九年主要人物介紹

前言
導論：南京危機時刻
第一章 死敵
第二章 「要來的事件」
第三章 和平姿態
第四章 「海上中國」
第五章 打過長江去
第六章 拿下大城市
第七章 兩個人間
第八章 毛的新世界
第九章 終局之戰
第十章 餘波：一九四九年的漫長陰影

附錄
參考書目
註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英國駐北京助理武官向倫敦的上級呈交了一份回顧去年軍事情勢的報告。「一九四九年將會成為中國及世界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年，」他寫道：
在軍事領域尤其如此。在如此廣袤的地帶發動如此龐大的軍隊進行內戰，在歷史上此前未曾有過。超過五百萬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參與戰鬥，而在許多情況下，勝利一方的軍隊在完成戰役時，距離攻擊發起的地方已有一千英里之遙，並且除了中國西南地區散布著幾處還在負隅頑抗的地方之外，共軍已擊潰了國民黨在大陸上一切有組織的抵抗。
裘德瑞（R. V. Dewar-Durie）中校對於他在報告中提及的若干變化深有了解。他提交的這份急件報告，信箋上還印有「英國駐南京大使館」的字樣。可是在他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英國駐華大使館早已換了模樣：它原先派駐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倉皇撤離，在大陸上的統治宣告結束。英國駐華使節團及其外交機構現在以北京為活動中心，這是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稍早之前，也就是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在帶有若干爭議的情況下，倫敦已正式承認北京為中國合法政府。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在東交民巷原使館舊址開始運作，使館位於市中心地段，規模適中，但是地位卻頗有爭議。英國身為昔日在華列強之一，竟然未被北京這個共產主義新政權承認為主權國家，而其「駐華使館」在中國人的眼中，只不過是「談判代表」的辦公處而已。
史家經常運用歷史上的單一年分做為稜鏡，藉以檢視形塑一個時代的種種關鍵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的那段時期尤其如此，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各自都有聲稱該年最為關鍵的提倡者。令人好奇的是，儘管中國發生的事件，在這些論述中曾多次被提及（雖然不是全部），但一九四九年卻很少被挑選出來作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至少從更廣泛的意義來看確實如此。
當時的人們或許會感到訝異。一九四九年一開年，美國知名記者夏克福德（R. H. Shackford）就以「一九四九：決定性的一年」為標題撰文分析，聲稱「新的一年或許將會決定西方強權與俄國之間，是否能在不爆發另一場戰爭的情況下，彼此『和平共存』。」他列舉出幾項將會影響結果的因素，其中包括「目前在中國進展中的事態，實際上可能使得西方僅存的聲望，在這個動盪阢隉的不幸之地被徹底抹滅、掃除殆盡。」
到了這一年行將結束的時候，一位僅署名為「歐洲學生」的作者，發表了下面這番議論：「一九四九年無疑是大戰結束以來在全球事務層面上最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裡我們見證了決定人類命運的鬥爭發生徹底的轉變——而西方世界對這樣的轉變反應遲緩，終將面臨巨大的危險，」他繼續說道：
一九四九年前，世界爭鬥的主要場域在歐洲。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克林姆林宮以其極權專制政權總是出人意表的特性，突然將侵略攻勢轉向亞洲，而亞洲猝不及防，沒有任何政治或經濟方面的防備。一年之內，中國淪陷，南韓被孤立，緬甸與印度支那搖搖欲墜。英國和美國的公眾輿論還沒能清醒過來因應這波新危機，半個亞洲已然陷落；剩下的一半也立即就要面臨到西歐在一九四七年春季時遭遇到的險境。當時的西歐靠著馬歇爾計畫搭救，遏止了俄國的野心，並且穩定住歐洲的局面。
論述到目前為止，極有說服力。可是，我們不妨在一開始就提問：在談論中國這樣一個有如此悠久歷史的國家時，一九四九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就算我們將為時三年（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看作是中國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捩點好了（它確實也是），難道我們就不能將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看成那關鍵轉捩的一年？難道我們不能將這至關緊要的十二個月，看成共產黨人能不能拿下全中國、並且將這個龐然大國導向一條全新的革命之路，將冷戰延伸到整個亞洲，使之成為真正全球衝突的決定性關鍵時代嗎？這一主題，歷來爭論不休。有兩部中文著作——分別是金沖及的《轉折年代：中國的一九四七年》，以及劉統所著《中國的一九四八年：兩種命運的決戰》——各自帶著若干信念，為他們認定的關鍵年代提出充分的理由論據。
金沖及認為一九四七年是關鍵的轉折年代，因為中國民眾在這一年對於內戰兩方陣營的支持模式起了變化。這樣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但不僅僅是）起源自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一九四七年是中國共產黨贏得其治下民眾擁戴的年分。相反的，政府卻未能在其轄區之內團結民眾。正是中共在收攬民心上獲得成功（以及國民黨人在這方面的失敗），使得人民共和國得以在一九四九年建立。對劉統來說，一九四八年才是決定性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中，且不論其他，正是由於中共在東北與華北取得一系列驚人的軍事勝利，這才造成國民黨統治的崩潰。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的事件，固然為接下來後續那一年事態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可是英國駐華助理武官裘德瑞聲稱一九四九年發生的事情具有關鍵意義，以及他賦予這一年更為廣泛深遠的重要性，卻是言之成理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時，毛澤東領導的共軍才占據了不到一半的中國疆域。而在此同時，儘管有大量的證據顯示，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必須仰仗奇蹟出現才能延緩共軍的進展，更遑論扭轉這種態勢，然而國民黨崩潰之快、其程度之徹底，還是令身在局中的人與局外的旁觀者為之深感震驚。到了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已經被逐出大陸，只殘存幾個孤立的小據點，而蔣氏對中國沿海島嶼（主要是臺灣、海南島以及舟山群島）的控制，此時看來也岌岌可危。在這十二個月的時間裡，中共的軍事勝利改變了「中國的意義」，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
軍事勝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誕育出一個強大、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在短時間內就達成了過去二十多年間國民黨無法實現的兩大成就：一是統一全中國（臺灣除外）、並加以治理；二是以激進的新條款和外國強權打交道。新政府打著「中國版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大旗，治理這個當時約有五億人民、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新中國宣稱向蘇聯「一面倒」，中共領導人期望能從蘇聯獲得安全保障與經濟援助，甚至有段時間還向蘇聯尋求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指導。執政之初，它向本國人民與外界展現出「溫和中庸」的面目；在毛澤東所撰〈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似乎除了「反動派」和「封建餘孽」之外，所有人都有活動空間。但是中共的新國家體制以非凡的能量鼓舞、組織人民，並且確實「要求」中國人民，以「群眾動員」和全民參與的形式，按照全新的路線，重新塑造他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於是中國社會，就算不是在一夜之間，至少也是在極短期間內徹底「政治化」，這代表著他們與過去的自我再一次決裂。
儘管有上述這些進展，近年來學者開始質疑「應該將一九四九年（或是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等任何單一年分）看作是近代史上分水嶺」的論點。在他們看來，近代中國的歷史具有隱含潛在的連續性貫串其間。身處革命的灼熱浪潮之中，很容易忽略這些更為廣泛的主題和趨勢，所以這個論點很站得住腳。
但是，這樣的論點不宜過度引申。中國在政治行為、政策、制度、國家領導階層和全球結盟陣營等層面發生的重大變化，使得一九四九年成為極為關鍵的一年——中國擺脫了西方的軌道，轉而以史大林的蘇聯與東歐的新「人民共和國」為取法仿效的榜樣。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各項事件，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在何種政治條件之下，中國追求的富強階段才會出現？問題的答案決定了這些目標的本質，以及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它還對亞洲許多地方產生了劇烈的影響，尤其是那些西方強權，它們在華的商業和戰略利益突然陷入危險之中。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西方列強尋求（以各種不同方式）「遏制」新中國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認為「一九四九年是中國史上的關鍵分水嶺」的觀點，因為這一年造成的重大影響，以及中國「大內宣」敘事世代傳承的效應，而更增添分量。共產黨人的軍事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構成今日中國「開國神話」的主要內容。這些敘事為當前的政權建構出歷史和意圖，從而使現政權具備正當性；合法正當性是普天之下所有政權的命脈所在，對於那些未能憑藉真正的普選取得統治授權的政權來說，更是如此。過去七十年中，在毛澤東當政時期以及之後，中共的政策發生了多次重大變化，導致黨刻意淡化黨史上發生過的某些歷史事件和片段，有時候甚至幾乎是採取視而不見的做法（至於文化大革命，則是將一整個時代完全略去）。對於一九四九年發生的事件，中共還未曾採取過諸如此類的做法。它們將來也不會遭遇類似的待遇：因為黨的統治無法承受去譴責那段使其得到天下的歷史。
此外，許多導致黨在一九四九年成功奪權的因素，如今也構成部分中國政治當中的「必備擺設」。或許其中最主要的是基於以下這樣的信念：中共的領導以及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與中國的太平福祉是密不可分的——這種信念並非所有人都認同，但是絕不僅限於黨內本身。黨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國。從那時候開始，中共就一直領導著這個國家，不可否認的是，一九五○年代後期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黨帶來的災難浩劫。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它所推行的政策改善了數億人民的生活水準，讓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大大提升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共官方經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要不是有共產黨當家，這一切都辦不到。倘若中共同意開放政權，結果在競爭激烈的選舉中遭到推翻或擊敗，肯定預示著國家將大難臨頭。到時候，中國人民將從解放變成慘遭奴役，奴役者或者是掠奪成性的外國強權，或者是自私自利的本國勢力，又或者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勾串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還影響了當今中國人生活的許多層面。這些層面包涵了以下事實：掌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是黨，而不是國家；法治最終取決於黨的意向，而不是專業法官的裁決；媒體必須緊緊跟隨黨的路線；公民社會只能在黨設下的容許範圍內蓬勃發展。在這份影響清單上，可能還要再添上幾項真理：除非是黨批准許可的政治運動，否則人們只能公開盛讚中國領導人，而不准公開批評、嘲諷或是攻擊他；中共對於閉門秘密決策的堅持和執著，以及它對於中國國家主權受到輕蔑侮慢抱持著極度敏感的態度，不論這種輕視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出於它自己認定。上述這些情形，在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期及隨後都相當顯著。實際上，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情形，才促成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它們到今天仍舊定義著治理中國的各個層面。

文章試閱

第一章 死敵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向全中國人民發布新年獻詞，其語調、內容，尤其是那標題，和陷入困境的蔣介石以莊重溫和語氣發表的新年文告比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毛的新年獻詞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儘管蔣提議與他的敵人進行和談，甚至願意下野以使談判順利開展，毛卻誓言要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根絕他們背後帝國主義者帶來的影響，並且徹底顛覆他們建立起來、並且互為表裡的社會秩序。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他宣稱道：
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後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
毛澤東指斥國民黨的高層為「盜匪」和「毒蛇」，要求中國人民不可對他們心慈手軟。這場革命決不能半道而廢，因為「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
如果說蔣介石覺得他周遭的世界在歷經一年的災難後正在崩裂瓦解，那麼毛澤東雖然不像他這篇毫不妥協的新年獻詞那般充滿信心，但他卻感覺到他本人與其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一九四五年起，毛就成為中共黨內定於一尊的領袖）正在接近一個直到最近都還難以想像能達成的目標：打下全中國。多年以來，蔣曾經在農村地帶追剿毛；現在風水輪流轉，看來毛也許能把蔣徹底逐出中國。毛注定要進入世界偉大領袖之林，而蔣則將被除名退場。
蔣、毛這兩個爭奪江山的人，彼此年紀相差六歲，出生地則相距約四百五十英里。兩人之中，蔣氏的年齡居長。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誕生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一家鹽鋪的二樓。浙江位於上海以南，是中國傳統的繁榮地方。蔣的父親是位鹽商，和蔣的關係並不融洽。但蔣對母親，則溫情有加。（譯按：蔣父肇聰先後娶過三位正房夫人，蔣母王采玉為繼配，蔣肇聰在溪口鎮上經營鹽鋪，一八九五年七月去世，當時蔣介石僅八歲，由寡母辛苦撫養成人，因而對母親格外孝敬。）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四周圍繞著肥沃稻田的小村莊。他的父親是一位富農，後來毛領導的革命卻將富農畫分為打擊的對象。年輕時期的毛憎恨自己的父親，但是和蔣一樣，對母親十分敬愛。（譯按：毛母文素勤病逝於一九一九年，當時毛的父親毛貽昌尚健在。）
蔣、毛長大成人後，仍然有許多共同之處，不過兩人之間的差異則還有待研究。兩人都聰明、機敏、決心堅定，也同樣投身於改造中國的奮鬥之中，而這樣的爭鬥在二十世紀的前幾十年間，主導了許多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兩人都痛感於國家的積弱不振，也都決心有所作為，他們所從事的活動往往都冒著巨大的危險。一九二○年代初期，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得到蘇聯援助，倡導國民革命；蔣、毛這時在同一陣營並肩奮戰，共同為國民革命志業效力。
不過，從思想和各自對國家未來的願景來看，這兩人的差異相距不可以道里計。雖然兩人都擁有過人的意志力、自信和使命感，但他們的目標卻截然不同。到了最後，兩人更因為共產主義而分道揚鑣、走向不同的道路。
蔣介石在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率團訪問莫斯科，儘管他對於蘇聯紅軍由政治委員貫徹執行的嚴明紀律頗為欽佩，對其他的東西卻印象平平。「無產階級革命不適用於中國，」他對接待的蘇共官員如此表示，後者聽後大吃一驚。毛澤東在年輕時接觸馬克思主義，後來成為馬列共產主義思想的堅定信徒。他和其支持者都宣稱，已經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融調適，並取得巨大的成功。毛從未出過國，但此時正不斷糾纏約瑟夫．史大林，要求後者邀請他往訪莫斯科，好讓他確立中蘇兩國之間的聯盟關係。
蔣對自己和中華文化具有高度的信心，這要歸功於他受洗入基督教後更形強化的個人命運歸宿感。從蔣的日記可以看出，他是個虔誠的人：規律閱讀《聖經》、時常反省與自我檢討。在公開場合，蔣看起來一板一眼，而且內斂自制（在承受讓他快步離開新年除夕茶會的那種壓力時除外），從很多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人物，抱持儒家觀點，深信中國許多問題的解方在於改進整個民族的道德行為。全國軍民必須「抱定決心……改造社會與學術風氣，養成自由與法治觀念，」他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著作《中國之命運》結論一章裡如此寫道。
毛的性格特質截然不同。他懷抱著更加宏大的遠景，急切地想將中國的發展擺在更廣闊的國際格局當中。如果知道他對中國以外世界的知識，主要都是透過來自蘇聯或馬克思主義方面的資料取得，單是這一點就十足令人感到訝異了。毛比蔣更粗魯、更殘忍、甚至更為無情，他的談吐舉止和行事作風都帶有老家湖南農村的農民特色。他講的那一口湖南土腔也是如此，對於許多他身邊的人來說，幾乎就和蔣介石那濃重的寧波口音一樣難以聽懂。
然而在一九四八年行將結束的時候，最終讓蔣、毛兩人出現重大分野的，是簡單卻關鍵的成功——是政治上與軍事戰場上的成功。毛已經帶領著中共全黨全軍來到了即將勝利的關頭。這極其有力的證明，毛有能力在最為困難的環境之中，激發、領導、促進和組織起人們，期望在一個龐大且複雜的國家進行大範圍的變革。他的勝利同時也是對蔣介石在上述這些方面失敗的譴責。
一九四八年底，毛澤東剛滿五十五歲，這時的他身形魁梧壯碩，已經結過三次婚，至少生了六個孩子。他的健康狀況並不算好：稍後他被診斷出罹患輕度瘧疾、支氣管炎，以及可能是造成上述病情的原因、同時又是病徵影響下的結果：失眠。平時他穿著成套同顏色的寬鬆大衣和長褲，頭髮長而蓬亂，渾不似晚年的髮型。從一九四七年五月起，毛就一直住在西柏坡，這是一個位於河北省太行山脈東側的小村莊，在北平西南方約兩百英里。太行山是中國黃土高原的東界，山麓以西屬山西省境，東側是河北省，向南延伸入河南。西柏坡在滹坨河北岸，是一個百餘戶人家的小村。村子四周群山環繞，柏樹林掩映著黃泥夯牆的簡陋民居院落。離此最近的城市是東南邊的石家莊，有六十英里路程。解放軍在去年十二月從政府軍手上拿下這座城市，石家莊是華北第一座落入中共之手的大城市。
帶著隨身警衛員和一支專司保護他安全的小部隊，在陝北偏遠地帶到處遊蕩了一年多之後，毛澤東終於在這個風景如畫的小村莊安定下來。之前那段時期，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躲避國軍將領胡宗南所部的追擊（躲避國軍追擊通常沒有什麼困難）。胡宗南指揮的政府軍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時，將中共中央趕出他們抗戰時的根據地延安。蔣極為看重攻占中共總部所代表的意義；當此之時，他似乎已在與毛的鬥爭中占了上風。但是，這一切都只是夢幻泡影。由於別處軍情告急，國軍部隊很快就撤出延安，中共旋又於一九四八年四月重新進占此地。
在西柏坡那幢和妻子江青合住的小院裡，毛澤東集中精力進行戰役的指揮部署，以及對中國未來政治前景的規劃。黨中央的重要領導人也紛紛住進附近的房子。這些中央首長之中，包括當時五十歲的周恩來，也許「毛的談判代表」是對他最好的形容，周在黨內和黨外折衝樽俎，特別是和包括外國人在內的中共黨外人士打好關係；年齡只比周小幾個月的劉少奇是黨的第二號人物，他是工運領袖、黨的組織建設專家，最近又擔任起動盪卻深具變革意義的土地革命總設計師；還有比他們大上十多歲的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西柏坡中共中央這個隱蔽在農村、十分安全的「國中之國」，與各方面的距離都非常遙遠，譬如與南京政府那現代堂皇的辦公樓建築群就相距甚遠，離蔣介石和他身邊眼睜睜看著政權崩解的那一小群人也很遙遠；西柏坡這群紀律嚴明、忠誠堅定、而且飽經戰火洗禮的人，正為他們征服、改造中國的計畫，完成最後的修改潤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在西柏坡舉行會議之後，毛澤東起草了一份對黨內的形勢通知報告。中共現在控制了全國大約四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一的人口。目前已在有四千四百萬人口的華北建立起「統一的黨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兩個月後，他宣稱中共的軍隊（根據毛的說法，此時有三百萬人）在人數上已經凌駕政府軍（在東北「淪陷」之後，毛說國民黨軍總數降為兩百九十萬）。戰爭因此將會比先前預期的更快結束。「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
因此，在毛的新年獻詞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擘畫。在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宣告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會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毛將上述這些計畫放在一個宏大無比的時代脈絡之下做為結尾：「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