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圖書館生滅史

作者簡介

安德魯．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
聖安德魯斯大學現代史教授，也是宗教改革時期歐洲史的權威。他發表過許多作品，其中《文藝復興時代的圖書》（The Book in the Renaissance）和《新聞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News）曾經獲獎。他曾經擔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Royal Historical Society）副會長，也是通用簡明目錄的創辦人兼主任。

亞瑟．德韋杜文（Arthur der Weduwen）
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博士後研究員，也是聖安德魯斯大學通用簡明目錄的副主任。他發表過多本探討報紙、廣告與出版歷史的書。他收藏一批十七、十八世紀的書籍，根據本書的研究結果得知，他的這些書日後大有機會四散流離。

譯者簡介

陳錦慧
自由譯者。加拿大Simon Fraser University教育碩士，曾任媒體記者。從事翻譯十年有餘，譯作包括《湯姆．瓊斯全譯本》、《幽靈帝國拜占庭》、《殺戒》全系列等三十餘冊。
賜教信箱：[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序　整編廢墟

第一部 開端與存活
第一章 卷軸之亂
第二章　庇護所
第三章 小猴子和金光閃閃的文字

第二部 印刷危機
第四章 萬惡的印刷機
第五章 趨於成熟
第六章 宗教改革

第三部 新一代收藏家
第七章 專業人士
第八章 閒書與糟粕
第九章 宣教場

第四部 公共與私人之間
第十章 恢宏計畫
第十一章 主教的失誤
第十二章 古籍收藏家

第五部　虛構文類
第十三章　有條理的頭腦
第十四章 帝國的建立
第十五章 工作與閱讀

第六部 向書籍開戰
第十六章 安度二十世紀
第十七章 與新時代的角力
第十八章 圖書館、書籍與政治

後記 無紙閱讀
致謝辭
附圖列表
附注
參考文獻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卷軸之亂

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來自世界各地的達官顯貴齊聚埃及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出席當代最受矚目的文化盛事：新建濱海圖書館正式啟用，重現古代世界奇蹟。這座圖書館的興建耗時三十年，計畫的萌芽是因為一九七四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造訪埃及。當時已然烏雲罩頂的尼克森想參觀傳說中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原址，場面一度尷尬，因為沒有人知道確切地點。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建築物連同它數量龐大的書卷，都消失在時間的流沙裡，它的所在位置也沒能倖存。
尼克森會在兩個月後請辭下台，但埃及當地的學術界嗅到了契機。由於埃及總統卡邁爾．阿卜杜爾．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推動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亞歷山大港的地位比不上開羅。當地學術界覺得這是大好機會，既讓亞歷山大港重登文化偶像寶座，也能在知識界嶄露頭角。他們訴求發揮古代亞歷山大圖書館教化世人的功能，爭取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重要支持。於是各國領袖在一九九○年簽署了決定性的〈亞斯文宣言〉（Aswan Declaration），包括歐洲各國、美國和阿拉伯世界都同意齊心協力建造一座全新圖書館，宣示「追求知識普及」的決心。沙烏地阿拉伯和波斯灣各國都允諾捐出巨資，最後拔得頭籌的是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海珊一口氣捐出兩千一百萬美元，為伊拉克爭取到二○○二年圖書館落成典禮上的貴賓席位。
亞歷山大港日漸沒落，似乎不太需要圖書館這種設施，但國際上的反應如此熱情，提出這樣的質疑好像不太禮貌。這筆高達兩億一千萬美元的經費如果用在其他地方，肯定有助於改善埃及百姓的生活。從〈亞斯文宣言〉到圖書館盛大落成之間那十二年，不難聽見外界批評這座圖書館是「穆巴拉克的新金字塔」。這座圖書館建造過程歷盡艱辛，卻是坐落在一個識字率偏低的國家，更何況這個國家在知識自由方面頗有些黑歷史。當初承諾出錢出力的國家之中，有不少選擇捐贈書籍（包括五十萬冊法文書），其中不少毫無作用，只能丟棄。亞歷山大大學賣掉大多數藏書，以便迎接各界捐贈的新書，可說是個悲哀又草率的決定。
啟用後那二十年，新亞歷山大圖書館的運作困難重重：採購經費不足，職員滿腹牢騷，貪腐疑雲，更別提「阿拉伯之春」革命運動帶來的動亂和之後的餘波。只是，不管你覺得新亞歷山大圖書館是個不切實際的紀念物，突顯了扭曲的國際文化外交，或是一項富有遠見的計畫，頌揚了人類知識史上的獨特嘗試，它肯定點明古代亞歷山大圖書館在圖書館史的顯著角色。古代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既是傳說，也是歷史事實。它曾經是書籍收藏史的鮮明標誌，象徵對知識的渴望。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羅馬城的圖書館如果毀於大火，皇帝圖密善（Domitian, 51–96）就會派抄寫員前往亞歷山大圖書館為他抄書。十六世紀西班牙書目學家費爾南多．哥倫布矢志建造一座囊括全世界所有知識的圖書館，聲稱他的靈感來自亞歷山大圖書館。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術領袖跟數位時代的新巨擘一樣，屢屢師法亞歷山大圖書館。這麼看來，亞馬遜、谷歌和維基這些網站的創始人都可以自稱繼承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衣缽。
西方文明的基礎很大程度得力於希臘與羅馬提供的靈感與各方面的成就，也難怪我們往那個方向尋找圖書館建築的範本和藏書文化的根源。某種程度上，這種期待其來有自。希臘人需要設法留存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學術成就，羅馬人則是以他們一貫的鐵腕效率占用這份文化遺產。只是，儘管羅馬人顯然不缺重大基礎建設的資源，卻也解決不了未來兩千年肆虐書籍收藏史的問題：可靠書籍的取得，對使用者的規範，儲存知識的理想方法。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能夠世代傳承的穩定收藏。即使最有才華的文明締造者，似乎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希臘與羅馬帶給後世學者的啟發，讓他們看到知識如何創造力量，也看到書籍收藏的潛力。在此同時，他們也了解到，為實現這個願景付出的努力多麼容易化為泡影。

亞歷山大登場

最早創建圖書館的並不是希臘人。美索不達米亞（現今伊拉克所在）的亞述帝國（911 BC起）統治者收集了數量可觀的文件，全都細心地以他們特有的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這種烘烤過的黏土板十分耐久，因為它們幾乎不怕受潮也不怕失火。只是，泥板體積龐大，占用太多儲存空間，也太笨重，不容易搬移。這些楔形文字圖書館都坐落在皇宮或廟宇裡，只對有學識的工作人員和皇室成員開放，一般大眾無緣接觸。就像一份楔形文字文件末端所說：「博學之士可與博學之士分享這份文件，但不能交給不諳此道之徒。」無論如何，在只有統治階級、政府官員和靈性導師識字的社會，沒有多少人會渴望接觸這些書寫文化的早期遺跡。
這種精英圖書館有些規模相當龐大，某些出土遺跡收藏了七、八百份文件，而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Nineveh）的宮廷圖書館總共收藏三萬五千片泥板。西元前六一四到六一二年巴比倫人征服亞述帝國，那些圖書館無一倖存。巴比倫的圖書館則是漸進式消失：當更有效率的字母書寫系統和比泥板更方便的新媒介（羊皮紙和紙莎草紙）出現，它們就慢慢走入歷史。紙莎草被發現並製成優質書寫材料，是新興希臘文化從口說形式過渡到書寫形式的必要條件。尼羅河三角洲遍地都是紙莎草，將它的莖幹剖開、編織成書寫紙張的技術也不難掌握。莎草紙於是變成古代社會主要的書寫材料，從埃及出口到希臘和後來的羅馬，造就了一場收集知識的非凡實驗，於是有了後來的亞歷山大圖書館。
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識字率不低，至少在精英階級是如此。營利性的書籍交易繁榮興盛，經典文學與學校教科書不再一書難求，工作上需要用到書籍（在這個時期多半是莎草紙卷）的人輕易就能買到。古希臘喜劇作家亞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427–386 BC）取笑悲劇作家尤里比底斯（Euripides, 484–406 BC）是個匠人作家，「從書本裡擠出劇作」。到了西元前三三八年，雅典人非常憂心市面上有太多品質不佳的劇本，於是建立官方資料庫儲存權威版本。亞里斯多德也收集了數量可觀的個人藏書（他曾經為少年時代的亞歷山大大帝講課，培養了亞歷山大大帝對閱讀與學習的喜愛）。西元前八四年羅馬的蘇拉將軍（Lucius Cornelius Sulla）攻克雅典，亞里斯多德的書籍被運往羅馬。不過，在那之前亞歷山大圖書館已經在這批重要藏書的啟發下順利創建。
在埃及北部海岸建造一座希臘城市，是亞歷山大大帝理想中的恢宏帝國的重點，可惜他在世時沒能見到這座偉大城市和圖書館的興建。亞歷山大圖書館是由托勒密王朝（Ptolemy）最初兩任帝王興建的。亞歷山大大帝過世後，他的帝國被麾下的將領瓜分，其中托勒密占據埃及，建立托勒密王國。亞歷山大圖書館最初是學術機構，數量迅速累積的文本其實是這個機構的研究資料庫。願意加入的學者享有學術界不敢奢求的福利：終身職、優渥的薪資、免稅、免費膳宿。包括數學家歐幾里德（Euclid）、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約64 BC–24）和數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約287–212 BC）等人都被這些迷人條件引誘前來。從這幾個人名我們可以斷言，托勒密人的圖書館收藏的不只是文學經典，還有數學、地理、物理和醫學等更為嚴肅的文本。書籍收購的速度快得驚人，代理商在希臘各地穿梭，大規模採購。根據未必可信的傳說，進港船隻被迫交出船上的書籍以供謄抄，只是，很多船長必須按時啟程，等不到書籍的歸還。
亞歷山大圖書館究竟聚集了多少書籍，我們無從得知。有些學者估計二十萬卷，更有人說五十萬卷。不管我們接受哪個數字，在十九世紀以前，沒有任何圖書館能超越它的規模。數量如此龐大的書籍必然需要精心整理。書卷都存放在幽深的壁龕裡，分門別類堆疊擺放。如此巨量的書冊需要更系統化的編目，因為有不少書分散在不同的書庫裡。書籍是依字母順序儲存，但可能也依文類劃分（後世公立圖書館書籍分類的主要原則）。亞歷山大圖書館的一大特色是招募一流學者擔任館員，比如昔蘭尼的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 of Cyrene，約305–240 BC）為圖書館編製第一本創作者書目總錄。只是，這本總錄也隨著眾多亞歷山大圖書館相關事物一同消失。亞歷山大圖書館免不了收藏許多複製書冊，學者們善加利用，建立重要著作的權威版本。這樣的工程會在文藝復興時期重現，因為當時人們在修道院圖書館找出許多經典著作。不論是在亞歷山大圖書館或文藝復興時期，這項工作必然衍生出另一種重要文類：學術評論。
隨著羅馬大軍征服古代世界，亞歷山大學院的重要性漸漸減弱，而圖書館龐大藏書的去向，也變成漫長圖書館歷史裡的一大謎團。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 46–120）在他的著作《凱撒的一生》（Life of Caesar）中提到，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毀滅，是凱撒大帝為情人克麗奧佩脫拉（Cleopatra, 69–30 BC）奪取埃及那場戰爭的附帶悲劇。凱撒下令火攻防守亞歷山大港的埃及海軍，火勢延燒到碼頭旁的倉庫，燒毀無數書冊。這些可能是新進採購、等待編目的書籍，而非圖書館本體：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西元七九年羅馬圖書館橫遭祝融之禍，皇帝圖密善仰仗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藏書重建羅馬圖書館。另一個比較可信的說法是，亞歷山大圖書館是毀於西元二七二年羅馬皇帝奧勒良（Aurelian, 214–275）攻打埃及那一戰，亞歷山大的宮殿也在同一時間變成廢墟。堅決反對教會干預政治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94）也提出他自己的論點，指出西元三九一年信仰基督教的羅馬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 347–395）下令摧毀異教建築物，亞歷山大圖書館遭到波及。但這個說法不妨揚棄。另一種同樣不可靠的論點表示，西元七世紀阿拉伯人占領埃及後，當時的哈里發歐馬爾（Omar，約583–644）下令銷毀圖書館的藏書。
事實上，這些猜測都未必正確。莎草紙是儲存資訊的優質媒介，可惜有個致命缺點，那就是容易受潮。即使是細心照料，每隔一兩個世代就得重新謄抄。亞歷山大圖書館汗牛充棟的規模本身就不利保存。正如我們即將在這本書裡見到的許多圖書館，疏失帶來的威脅遠比戰爭或惡意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