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止戰

作者簡介

張小虹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台大外文系特聘教授。

曾任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女性學學會創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客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訪問學者，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胡適紀念講座、金鼎獎、台灣文學獎金典獎等。

學術專書：《電影的臉》、《文本張愛玲》、《張愛玲的假髮》、《時尚現代性》、《假全球化》、《在百貨公司遇見狼》、《怪胎家庭羅曼史》、《性帝國主義》、《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性別越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
文化評論：《資本主義有怪獸》、《情慾微物論》、《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散文創作：《身體褶學》、《感覺結構》、《膚淺》、《絕對衣性戀》、《自戀女人》。

書籍目錄

前言╱戰爭是否仍在遠方？

緒論╱「止戰」作為難局
一　「止戈為武」的戰爭與和平
二　Aporia︰柏拉圖與德希達
三　「以戰止戰」的難局測試
四　美中台「三角嚇阻」的變局

第一章　戰爭的未來完成式
一　波斯灣戰爭的三種時態
二　當代理論的「未來完成式」（「先未來式」）
三　台海戰爭大預言

第二章　病毒、台海戰疫與攻擊欲力
一　病毒與戰爭，隱喻與實體
二　向「武漢肺炎」宣戰：敵意、仇恨與污名
三　向WHO宣戰：光榮敘事的情感暗面

第三章　小心「地雷島」？
一　白紙黑字裡的「地雷」
二　反地雷條款裡的「地雷」
三　情緒地雷與認知作戰

第四章　祭祖與統戰
一　「統戰」的難局
二　中國統戰的「祖國」修辭
三　「一中原則」與「一宗原則」
四　台灣的「祭祖難局」
五•祭祖的「姓╱性別麻煩」

結語　止戰、反戰、反反戰

引用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戰爭是否仍在遠方？
兩年多前覓得一間高樓小屋，一心要把俯瞰整個淡水河出海口的大陽台當書房。一張高腳圓桌，一對高腳椅，從早伏案寫到黃昏收工，抬頭便是灼灼海口嚥日。
《止戰》一書的書寫還充滿獨特的聽覺與嗅覺感官經驗。高樓旁就是後備動員幹部訓練中心（忠莊營區），本來只有星期二下午固定傳來稀稀疏疏的打靶聲。後來想是美國敦促急了，要求國軍拿出戰鬥的決心與毅力，哪怕是後備軍人教召都被迫加強認真了起來，每日上午下午都傳來一陣接著一陣的實彈射擊打靶聲。《止戰》一書就是在槍聲陣陣、空氣中不時瀰漫著淡淡煙硝味中完成。
站在陽台同樣的位置，看中秋節前後漁人碼頭這邊的煙火燦爛，有時也看八里海灘那邊的漢光演習。站在陽台同樣的位置，抬頭可見從桃園機場起飛的民航機，在高高的藍天白雲之上悠緩移動，有時則是戰鬥軍機以極大的聲爆凌空飛掠。更有兩次深夜被驚醒，衝到陽台同樣的位置俯身下望，兩輛雲豹裝甲車一前一後，以震耳欲聾聲緩慢行駛在中正路上，超現實感十足。淡水是個神奇的地方，戰爭遺跡處處，就連每日清晨散步的滬尾砲台公園，也是中法戰爭滬尾之役的古戰場。站在陽台同樣的位置，也清楚可見忠莊營區內一棟橘紅色平頂小屋，昔日冷戰時期的「成功閣招待所」，台灣最早期與美國中情局合作、用來訓練突襲中國的情報人員之地，當然也用來審訊拷打共軍俘虜。一牆之隔，如今牆外已是熱鬧非凡的福容飯店與各種遊樂設施，遊人如織。
除了空間的感官經驗、歷史記憶與日常生活外，《止戰》一書也有來自時間催逼的焦慮與不安。全書的構想起心動念於二○二二年八月時任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台海關係空前緊張，二○二三年二月寫完緒論與第一章，俄烏戰爭爆發，十月交稿校對之際，以巴衝突中東戰火一發不可收拾，才又臨時增添了此篇前言。《止戰》談戰爭，聚焦台海，但詭譎多變的台海緊張關係與俄烏、以巴戰爭的相繼爆發，好似時時都在催逼著資料的增添、詮釋的更新與思考的持續摺曲。時間瞬息萬變，但在帶來焦慮與不安的同時，有時卻也彷彿可以超級詭異地陷入一種凝止不動，而讓人更感挫折沮喪。就讓我們先來看看下面這段文字：

許多以色列媒體主張，如果有平民或孩童遭到殺害，那是因為哈馬斯躲藏於平民之中，利用孩童當擋箭牌，並使得以色列必須合法地殺害平民和孩童以求自保，不受哈馬斯攻擊……如果被迫擊砲與磷彈殺害的巴勒斯坦孩童是人盾（human shields）的話，那他們根本就不是孩童，而是軍備武裝的一小部分，推進並教唆對以色列的攻擊。

這段文字說明了以色列何以會徹底違反《日內瓦公約》、無差別地轟炸平民百姓、犯下戰爭罪，而所謂民主國家的「西方價值」也一直為其開啟著綠燈通行。對以色列而言，巴勒斯坦孩童不是孩童，孩童是哈馬斯（Hamas）的武裝盾牌，平民不是平民，平民是以色列總理與國防部長矢志復仇口號中的動物野獸，等同於哈馬斯。衝突爆發一個月來，加薩地區已有超過數千名孩童喪命，平均每十分鐘就有一名巴勒斯坦孩童死去，但老神在在的美國總統拜登卻堅稱不相信巴勒斯坦所提供的傷亡數據統計。
但最弔詭的是，這段文字並非針對當下的以巴戰爭。這段文字早早就出現在二○一○年《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作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乃全球知名的女性主義學者，早年以《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揚名立萬，亦著有《分道揚鑣：猶太性與猶太復國主義批判》（Parting Ways: Jewishness and the Critique of Zionism）、《非暴力的力量：一種倫理─政治繫結》（The Force of Nonviolence: An Ethico-Political Bind）等書，深刻反省戰爭。巴特勒身為猶太裔美國人，卻堅決反對猶太人要無條件認同以色列，更嚴厲批判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自是引來眾多猶太人的集結抗議，指其不僅「反美」、「反以色列」，更「反猶太」（巴特勒所遭受最嚴重的死亡威脅，反倒是來自其性╱別理論在拉美國家產生的重大影響）。巴特勒在此所言的「人盾」，乃是針對二○○八年十二月以色列對加薩發動的一場為期二十二天的軍事攻擊，以反擊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南方城鎮發射火箭。巴勒斯坦人權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統計此次攻擊使得一千四百一十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四千三百三十六名巴勒斯坦人受傷，而大部分傷者與死者皆為平民。聯合國特派員李察•福克（Richard Falk）提供的數字則是：一千四百三十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九百六十人為平民，而這些平民之中，有一百二十一人為女性，兩百八十八人為孩童。
但時間彷彿凝止不動，十多年前的批判介入，其思維與修辭恍如今日，可見仇恨糾結依舊不解。這就是巴特勒一再苦心孤詣、批判再批判的「戰爭的框架」，一種「行規範之名而不思索」（non-thinking in the name of the normative），一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言「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而得以讓武裝衝突一再出現，以眼還眼、以暴制暴，反覆循環中，人間煉獄迭至。但如果我們覺得巴特勒或鄂蘭的分析太過抽象，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一位十九歲以色列少女充滿憤怒與憂傷的控訴。她不是那位廣為媒體報導的十九歲以色列女兵，當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五十年來最猛烈的攻擊後，原本在紐約渡假的她，立即返回以色列參戰，旋即為捍衛國家而陣亡。她比較像另一位十九歲的俄羅斯少女，曾因在其就讀的大學散發反戰傳單而受處罰，後更因在IG上發文批評俄軍入侵烏克蘭而遭到逮捕。這位十九歲的以色列少女覺得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開口閉口矢言「復仇」甚是可恥，她和同年齡的俄羅斯少女一樣都挑戰自己國家的「戰爭的框架」，都不願重複「行規範之名而不思索」。
這位生長在加薩邊境以色列貝里屯墾區（Kibbutz Be’eri）的少女，剛剛僥倖逃過了哈馬斯的血腥屠殺，但在鏡頭前她強烈要求的不是復仇，而是「公平正義的和平」（a just peace）。她提及在戰場上殞落的小時玩伴，從幼稚園開始就殷切表達長大後要加入軍隊，她質疑難道將來她也必須這樣教育她的孩子嗎？她也憤怒自己的國家對加薩平民的猛烈攻擊，甚至不惜炸死人質。她所謂的「和平」絕不是由以色列單邊界定下的殖民暴力、種族隔離與嚴格軍事管控。她所謂的「公平正義」乃是要讓在以色列南部尼格夫沙漠不斷被以色列強行驅離的阿拉伯遊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s in Negev），能夠和她所在的貝里屯墾區一樣獲得資源。7 十九歲的以色列少女和巴特勒居然都異口同聲地說，在生死存亡的掙扎邊緣，不要用OK繃（鐵
穹，軍隊，屠殺）蓋住正在流血的傷口。而此「公平正義的和平」就是多年來巴特勒所一再強調的「基進平等」（radical equality）。若中東地區「戰爭的框架」乃是讓可迫害性、可受傷性、可弔唁性出現巨大的差別分配─某些生命珍貴，某些生命如草芥，某些生命值得保護，某些生命隨時可棄─那如何停止「行規範之名而不思索」，便是阻斷既有戰爭認識論的第一步，而不是陷落在宗教差異、歷史仇恨、地緣政治之中束手無策。
那什麼會是台海之間「戰爭的框架」呢？我們如何有可能鬆動、拆解或創造、轉化台海戰爭的特定認識論立場呢？《止戰》正是以此初衷展開對台海戰爭的「哲學思考」與「倫理行動」。此處的「倫理」不是道德、教條、誡命，而是「關係性」（relationality），一個有關訴求與回應的行動：「倫理性的首要意涵並非描述行徑或傾向，而是標示出一種理解關係架構的方式，並理解到意義、感知、行動和言說都是在關係架構中才得以可能。關係性描繪的是一種訴求的結構，而我們在此結構中被召喚採取行動，或以特定方式回應召喚」。我們如何能將「關係性」帶入對「主體」與「主權」的思考之中呢？我們又如何能將戰爭的「哲學思考」轉化為日常生活的倫理實踐呢？《止戰》正是希望透過重重的思考難局測試，期許能在台海「戰爭的框架」中走出不一樣的路，說出不一樣的話，做出不一樣的事。

緒論　「止戰」作為難局
為何要談「止戰」？如果「止戰」不等於停止戰爭，那「止戰」有可能成為啟動戰爭的極限思考、一個有關戰爭「不可能性」（不是戰爭的不可能，而是思考戰爭的不可能）的極限思考嗎？「止戰」究竟與眾人更為耳熟能詳、在台灣亦已吵成一團的「反戰」、「避戰」、「引戰」或「備戰」有何差異之處嗎？
本書緒論嘗試從一個中文方塊字「止」與一個希臘字源的外文字aporia開始談起，企圖由前者開展出「止」的說文解字，再構連後者aporia所可能帶出的理論概念，以便能在當前「台海戰爭」眾聲喧嘩的論述之中，給出一種在「戰爭vs.和平」之外的差異思考。如果「戰爭vs.和平」的二元對立無法成立，如果「要和平」抑或「要戰爭」的二選一徹底失效，如果戰爭威脅恆常在「掌控」與「失控」之間擺盪，那我們將如何重新看待兵凶戰危的台海對峙呢？
就讓我們先從「止」的歧義說起。《說文解字》卷三對「止」的解釋：「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凡止之屬皆從止」。故若就象形圖示而言，止乃基址根部，可被視覺化為草木萌發初生時長出地面的根幹；若就引申假借而言，草木之基址根部如同人之基址根部，故「以止為足」，「止」即足。
由此可見在東漢許慎的文字學詮釋中，「止」由草木之下基轉而成為人之下基，「止」即足，自是與「行走」緊密貼合，已與草木無涉。此處的「足」乃下肢的總稱，包括股（大腿）、脛（小腿）、蹠（腳掌）、跟（足後為跟、足踵）；亦可專指膝蓋以下的部分，亦即脛（小腿），一如《說文解字》所言「足，人之足也，在下，從止口」，口象膝形，「腳，脛也」，足之別稱。
此外亦有暫時脫離《說文解字》而回歸商朝甲骨文「字形」的嘗試，將「以止為足」的範圍，直接縮小到「蹠、跟」，踝骨以下的部分，亦即腳板，包括腳趾、腳掌、腳跟。「止」於是轉而成為人腳板的象形，不再是「象艸木出有址」，而是三個腳趾，加上腳掌與腳跟。「止」
之為腳板的象形，更常被附會到「步」的造字，視其為上下前後兩個「止」，亦即一右前、一左後的兩個腳板，表示雙足往前行走之意。
但不論是較大範圍的「股、脛、蹠、跟」，或較小範圍的「脛」、「蹠、跟」，「以止為足」所帶出的，都是「行走」的動態身體姿勢。但「止」的「邁步向前」，卻也同時弔詭地與「停住不動」相通，彷彿是要「止」在邁步向前所到達之處停住不動（「止於至善」、「適可而止」、「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由此產生停留、歇息、駐守、居住之意。故「止」究竟是「邁步向前」、抑或「停住不動」，抑或「邁步向前」與「停住不動」之間的交錯參差，實乃動靜難分、進退難辨。而「止」的歧異╱歧義與不確定性，乃直接關乎我們對「止戰」的詮釋方式：「止戰」究竟是「邁步向前」迎向戰爭，還是「停住不動」止息戰爭，抑或是直接踩在戰爭的邊界極限之上「停也，足也，禮也，息也，待也，留也」（《廣韻》對「止」之詮釋），一時之間恐難有定論。

一•「止戈為武」的戰爭與和平
接下來就讓我們以「武」為例，來再次凸顯「止戰」的弔詭與多重。「武」乃「止」與「戈」所構成的異文會意字，而「武」作為戰爭抑或和平的不確定性，乃直接來自「止」作為「邁步向前」抑或「停住不動」的不確定性。在此我們可以嘗試比較兩個古文字學的不同版本與詮釋方式。第一個版本當然是再次回到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許慎此處所引用的，乃是最為人所熟知「止戈為武」的說法，典出《左傳•宣公十二年》，原文為「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意指合止戈二字而成的「武」，其真正要義乃是止息干戈（干戈皆為古代兵器，「戢兵」乃收藏兵器）以停止戰事與紛爭。換言之，「武」的最高境界乃是停止動用武器、消弭軍事行動。
第二個則是殷墟甲骨文的版本。誠如古文字學學者于省吾在《殷契駢枝三編•古文雜釋》所言，「武從戈從止，本義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
此處所言最早甲骨文的「止」乃是展示行動，「止戈」遂不再是「止息干戈」，「止戈」已徹底翻轉為「戈止」，亦即手上持戈、腳步向前、揮兵向敵、征戰討伐。「按武取止戈之意，不確。所從止乃足趾之趾本字。甲骨文從止多表示行動之義」。

文章試閱

第二章　病毒、台海戰疫與攻擊欲力
科學家愛因斯坦為何會寫信給僅有一面之緣的精神分析師佛洛依德呢？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日愛因斯坦專程修書一封向佛洛依德請益，信裡他坦承心中最大困惑，乃是「有任何方式能讓人類免於戰爭的威脅嗎？」。佛洛依德也於該年九月回信，直言兩人作為和平主義者的立場相同，皆已看出「攻擊欲力」（aggressive drive）與戰爭之間的密切關連，並進一步闡述其近期研究的相關發現。
然而這兩位世界級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彼此並不熟識，過去僅有一面之緣，而此番通信乃是由「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1920-1946，聯合國前身）與「國際知識分子合作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1925-1946）所促成，並非私人通信，而是以知識分子代表的身分、針對當前世界重要議題發言的「公開信」。愛因斯坦乃是此項計畫第一個被徵詢的科學家，而佛洛依德也是愛因斯坦第一個建議的通信對象。
愛因斯坦在信中，深切表達了作為一位專業科學研究者對人類文明生死存亡的深切關切。他嚴厲批判國家主義的桎梏，重申其一貫對跨國組織設立的主張：「對國際安全的尋求，涉及每個國家毫無條件地讓渡，就某種程度而言，讓渡其行動自由，及其主權，也就是說毫無其他的路徑可以導向此種安全」。他痛心疾首政客的專擅與權力饑渴、軍火掮客的利慾薰心、軍人保家衛國神聖使命的無限上綱，讓國家主義得以組織動員人民的情感並將其轉化為戰爭工具，讓「戰爭攻擊作為自我防衛的最佳手段」。
愛因斯坦不解，為何戰爭狂熱會從少數的野心政客、軍火掮客與軍事團隊，擴散到廣大的群眾，無遠弗屆，究竟是何種心理因素的作祟，讓所有和平的努力終歸徒勞無功？難道生而為人就都有對攻擊、對仇恨、對毀滅的潛在欲念渴望嗎？他將此看不透、視不明的人類意志與情感，稱為「黑暗之處」，懇切求教於佛洛依德，希冀其能以精神分析對本能與欲力之研究「照亮」此「黑暗之處」。
佛洛依德的回信毫不猶豫地指出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本就慣於以暴力來解決利益衝突。初民社會的弱肉強食，靠的是肌肉力的拚搏掠取，後隨著工具的發達，殺伐暴力有增無減，總是要爭個你死我活不得罷休，爾後更發展出以危機意識與情感紐帶所形成的群體，以對抗並取代個人極權的暴力，而群體內部的父╱子、男╱女、主╱僕所形成的不平等差序，也不斷重新啟動暴力，於是律法誕生，成為解決暴力的另一種以暴制暴之形式。
與此同時，佛洛依德對愛因斯坦所力推超民族國家的跨國際組織卻語帶保留，以客氣委婉的口吻指出，跨國際組織之無效，正在於其毫無權力，或反諷地說，跨國際組織其權力的唯一（不）可能，乃來自民族國家主動部分放棄或讓渡其國家主權的（不）可能。佛洛依德接著便回到愛因斯坦信中的困惑核心「黑暗之處」：人類對戰爭的狂熱，難道是對攻擊、對仇恨、對毀滅的潛在欲念渴望嗎？佛洛依德嘗試以其對「性愛欲力」（Ero）與「死亡欲力」（Thanatos）相互纏繞的理論來加以說明：「性愛欲力」的自我保護、自我防衛乃生存本能，往往正是啟動攻擊欲力的關鍵，而攻擊欲力不論是對外或對內，都是朝往「死亡欲力」所導向的毀滅終結，如此迴圈往復，終究無解。故佛洛依德承認造成戰爭的因素不勝枚舉，但在心理層面上的攻擊與毀滅欲力，不論是證諸歷史（尤其此欲力再搭配上被過度理想化的動機），或回返日常生活經驗，皆屢見不鮮。結尾處佛洛依德自謙且無奈地表示，其精神分析學說乃是一種「神話故事」，即便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也恐難逃此命運，所有愛鄰如己、人溺己溺的人道關懷，所有情感認同與理性分析，都難以挽救人類恆常處於戰爭的邊緣。但既然兩人同為和平主義者，在面對不斷有人狂熱擁戰的唯一做法，便是堅決反戰，既是知性意義上、也是情感意義上的堅決反戰，而文明的存續與否，盡皆牽繫於此。
整體而言，愛因斯坦與佛洛依德談論如何避免戰爭的通信誠摯感人，兩人親歷滿目瘡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又面對山雨欲來的法西斯與納粹勢力的崛起，自是憂心忡忡。就愛因斯坦的信件內容而言，其一以貫之反軍事主義的立場至為明確，他亦不厭其煩地一再主張應將軍備競賽的經費，挹注到教育、社會福利與科學推展。相較於這封公開信，愛因斯坦的另外兩封公開信怕是更為有名。一是一九三九年與另一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指出納粹德國已在研發核武，敦促美國也應積極展開相關研究，此信乃促成了美國後來「曼哈頓計畫」的核彈研發。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兩地投擲原子彈，造成重大傷亡，愛因斯坦為此懊悔不已，而與其他參與「曼哈頓計畫」的科學家為核心，於數月之後在美國芝加哥成立《原子科學家公報》，爾後此組織最主要的工作項目與推展理念，便是本書第一章所論及的「末日鐘」。另一封更廣為人知的則是一九四五年寫給聯合國的裁軍公開信，強調全球裁減武裝部隊與軍事裝備的迫切，必須透過國際之間的密切合作，為世界的和平共存努力不懈，才能防範戰爭於未然。
而佛洛依德的信件內容亦是重複呼應其精神分析研究的發展軌跡，包括一九一五年〈戰爭與死亡的現下思考〉（“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企圖在戰爭脈絡之下談攻擊欲力、死亡與弔唁，凸顯軍事衝突的悲劇後果，完稿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六個月；一九二○年《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提出前文已述的「性愛欲力」與「死亡欲力」之交纏；一九二三年《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視攻擊欲力為「本我」的潛意識，而非「自我」的意識；一九二七年《幻象之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直指宗教與意識形態（例如種族優越）之為幻覺，最易引爆戰爭；一九三○年《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探討文明教化的制約，如何讓人類（個人與社會）在潛意識形成被壓抑的欲力亟需卸載與釋放。
雖然愛因斯坦與佛洛依德的通信內容，並未提出任何和平反戰的新穎觀點，依舊是落在其各自既有的論述與學說範疇之內，但此通信卻讓我們感受到知識分子對戰爭的深切反省，尤其是兩人皆親身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殺戮暴力，也正在通信當下親身經歷納粹勢力興起對猶太人的迫害。誠如兩人所言，引爆戰爭的原因向來甚廣，從領土爭議、資源掠奪，權力傾軋到意識形態之爭等，各自有其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種族、科技的眾多引爆點，但兩人通信的內容，卻強力凸顯攻擊欲力與戰爭的緊密連結。愛因斯坦對人群為何會陷入戰爭狂熱而困惑不解，佛洛依德則是將戰爭視為被壓抑的攻擊欲力之集體表達（發洩、洗滌、釋放）。
本章以兩人一九三二年談論戰爭的通信為楔子，乃是希望藉此展開當代有關戰爭與攻擊欲力的批判思考，並將此批判思考拉到近百年之後的台灣當下。鑑於COVID-19疫情期間兩岸關係日趨惡化、仇恨加深，不論是從病毒的系譜命名到防疫邊界管控，都有諸多可供探討與省思之處。故本章以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的角度切入，以「戰爭─攻擊欲力」的構連為核心，嘗試鋪陳二○二○年至二○二三年在台灣所啟動的「台海戰疫╱役」，亦即由新冠病毒所引發的一連串「防疫大作戰」、「防疫視同作戰」的戰爭想像與行動。全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嘗試分析「新冠病毒」所啟動的多重「戰疫即戰役」，以及戰爭作為「隱喻」與「實體」之間的相互纏繞。第二部分探討台灣對「武漢肺炎」作為「命名系譜」的偏執，以及此偏執與全球「恐中歧視」、台灣「反中情結」的串連。第三部分從WHO幹事長對台灣種族歧視言論之抗議與台灣的後續回應切入，探討「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與「情動組裝」（affective assemblage）之間可能的創造轉換。本章希冀透過這些分析思考的面向，能夠清楚鋪陳二○二○年至二○二三年之間「台海戰疫」所啟動台灣對中國從「反中」到「仇中」在政治操作與情感動員各方面所展現的「攻擊欲力」，以及「自我防衛」如何成為啟動「攻擊欲力」的最佳合理化、正當化理由，並嘗試提出為何「抵抗的非暴力模式」乃是處理兩岸歧視與敵意的可能出路。
一．病毒與戰爭，隱喻與實體 病毒所啟動的「戰爭修辭」早已為人所熟知。就「社會用語」而言：病毒被當成充滿攻擊力的「入侵者」、「敵軍」，善於潛伏，無國界，人體免疫大軍須全面備戰、阻擋病毒大軍之入侵；或防疫「前線」醫護人員乃英勇之戰士、抵禦病毒的攻城陷地，抗疫英雄正在「前線」打一場英勇的戰役等等，皆是把全民防疫比喻為戰爭，更將其提升到捍衛國家安全的最高等級。桑塔格（Susan Sontag）早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就已清楚言明，「更嚴重的隱喻存留在公共衛生教育之中，疾病慣常地被描繪成入侵社會，而降低某疾病死亡率的努力，被稱為一次戰鬥、一種拚搏、一場戰爭」。於是在此全球「防疫大作戰」的局勢之下， 美國前總統川普自封為「戰時總統」（Wartime President），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將新冠病毒形容為「看不見的敵人」，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也於二○二○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宣示「防疫視同作戰」。
與此同時，「新冠病毒」的出現與流行，更被當前美中對峙的國際形勢進一步政治化、戰爭化。在「中國威脅論」的陰影之下，美國疑心新冠病毒的源頭來自中國武漢實驗室，有可能是中國所發動的「生化戰爭」。美國前總統川普更不惜直接使用「中國病毒」（China virus）、「工夫流感」（Kung flu）來挑起種族仇恨，並以九一一恐怖攻擊和珍珠港事件來比喻「中國病毒」對美國之突擊狙殺。中國不甘示弱，也企圖以狡辯方式反擊，直指新冠病毒乃二○一九年十月美軍參與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所帶入甚至所散布，雙方彼此攻訐、互不相讓。而這些「政治用語」中病毒與戰爭的連結，並未停留在純語言層次，而是直接延續著二○一八年起美國以中國為首要策略性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所發動的一連串貿易戰爭、科技戰爭，以及美軍以高強度巡弋來捍衛並維護印太區域安全與秩序之決心，尤其是在南海及台海爭議上所展現的強勢態度。
故台灣對新冠病毒的回應，既要面對新一波美中關係的劇烈變動，其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的矛盾、衝突與競逐，更要面對七十多年來台海緊張關係的對峙，與中國武力犯台與日俱增的威脅，極難不導致「病毒戰爭」與「台海戰爭」（美中軍事衝突最可能的引爆點）的疊合，造成「疫」與「役」作為同音異字轉換的相互塌陷。就更為具體與臨迫的社會脈絡而言，「台海戰疫╱役」乃接續著二○一九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台灣所引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憤怒、挫折與危機感，以及二○一九年底至二○二○年初台灣總統大選時台灣內部「亡國感的逆襲」，皆激化為強烈的敵╱我意識，讓戰疫即戰役衝上最高點。原本台灣在歷史主體性與地緣政治建構過程中不斷冒現的「反中情結」（anti-China sentiments）遂一夕大爆發，更由反中到仇中，讓新冠病毒彷彿成為「來自中國、來自武漢的病毒入侵台灣、攻占台灣、企圖摧毀台灣」意義下的大敵當前。誠如林建廷所言，台灣COVID-19的「防疫視同作戰」，即是將中國等同於病毒、病毒等同於「入侵者」，必須全力備戰、反抗抵禦，不僅導致「仇中」種族（族裔）主義的情感升溫，更有重返冷戰時期「反中親美」、民主╱極權的意識形態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