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人類的旅程：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

作者簡介

姓名：奧德•蓋勒Oded Galor
布朗大學 Herbert H. Goldberger 經濟學教授，也是統一成長理論的奠基者。統一成長理論旨在揭示人類歷史上發展、繁榮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他在全球最負盛名的講座中分享畢生投注於成長經濟學領域的發現，提煉成《人類的旅程》一書。

譯者簡介

姓名：顧淑馨

從事翻譯多年，已出版譯作七十餘種，主要有與《成功有約》、《樂在溝通》、《季辛吉理想主義者》、《逆齡社會》、《最嗆的貿易史》等。

書籍目錄

推薦序
前言∣人類旅程待解的謎團

第一篇∣偉大的人類旅程
第一章∣最早的足跡
創世紀
自人類的搖籃出走
開始定居
文明的曙光
第二章∣停滯的迷霧
馬爾薩斯論點
農業勢必出現
人口增減擺盪
經濟冰河期
第三章∣表面下的風暴
統一成長論
改變的巨輪
第四章∣全速前進
技術發展邁開大步
前工業時代的教育
工業化與人力資本
全民公共教育興起
禁用童工
第五章∣徹底蛻變
人口大轉型促因
三個家庭的故事
物態變化
第六章∣應許之地
工業好景不再
成長年代的普及
經濟成長與環境惡化
完結篇∣解開成長的奧秘

第二篇∣財富與不平等從何而來
第七章∣輝煌與悲慘
截然不同的因素
工具不靈光
貿易、殖民與發展不均衡
深藏底層的因素
第八章∣體制的特徵
英國興起的體制由來
體制與長久發展
殖民主義遺產
體制的起源
第九章∣文化因素
文化的力量
成長的文化
文化慣性
文化與繁榮
第十章∣地理的影子
景觀碎裂與歐洲崛起
榨取式體制如何興起
文化特質的地理根源
比較發展根源
第十一章∣農業革命傳奇
新石器革命起源及影響
創造文明的穀物
讓出搶先優勢
地理掌控發展
第十二章∣遠離非洲
人類如何變得多元
測量多元化
多元化與繁榮
過往對當前的箝制
完結篇∣揭開不平等的謎團

參考書目
注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序：上下碧落與黃泉，看見經濟成長歷史的樹與林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人類的旅程》是一本有影響力的經濟史著作，作者奧德．蓋勒卻不是經濟史學家，也許應該說他原本不是經濟史學家。蓋勒教授的專長領域是經濟學的總體動態，研究經濟的短期景氣循環，也研究長期的成長與衰退，最有名的成就是提出了一項「統一的成長理論」。蓋勒教授在這本書裡，將「統一的成長理論」應用於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的成長歷程，這樣的企圖心顯然足以讓他成為經濟史學家。
理論學者拿著先進理論踏進經濟史領域，可能會令人以為像是高科技產品打入手工業市場，不過，經過一九六○年代起的新經濟史革命的歷練，經濟史學界已經熟習許多理論，特別是成長理論，要了解這本書的貢獻，有必要先看看成長理論應用於長期經濟歷史研究的功用，以及理論發展的脈絡。
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經濟學所追尋答案的終極問題，就是財富是如何創造出來的，以及如何使財富持續增加，古典理論已經為答案打好了基礎，那就是生產，至今世界各國衡量經濟表現與變化的指標都依據生產。
古典理論的生產是依靠人與土地，成長的動力來自人口增加。然而，理論上這種成長的長期結果是悲觀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給了判決。相對於十八世紀之後的快速成長，之前上萬年乃至數十萬年的進步顯得非常微小，本書甚至經常形容成停滯，人類如何走出這個古典成長模式，乃是經濟史長久關注的課題。
經濟學不只有古典成長理論，新古典理論指出，除了人口與土地，資本的出現讓生產增加了一項有力的因素，而且相對於前兩者，資本的增加可以很快速，只要將生產的結果不全部用於消費，存起來轉為投資就能加速生產。不過，資本的作用很複雜，它讓人力的性質改變成為勞動或人力資本，而且它在累積的過程中，本身的性質會改變。理論上，如果資本累積只有數量的增加，並不能改變成長的悲觀結果，要創造持續成長，必須考慮到實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在性質上的變化。
「內生經濟成長理論」特別考慮生產因素隨著累積會產生自發的成長動力，這種「內生」的動力能創造持續成長的機會，因而可以解釋現代經濟成長出現連續的技術創新以及人力素質提升的現象。然而，蓋勒教授認為「內生經濟成長理論」有缺點，那就是不能解釋成長之前的長期停滯，如何轉變為連續的成長，他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並且稱自己的理論為「統一的」理論理由在此。
蓋勒教授在本書中用於解釋「統一的成長理論」篇幅不多，並且沒用數理模型，而是平鋪直敘的指出關鍵因素在人口規模與人口組成。本書的名稱翻譯為《人類的旅程》，其中人類的原文是Humanity，含有「人性」的意思。從人類誕生以來，文明發展之下的人已經不是給定的生物類別，透過自然與社會的群體演化，人類能夠創造出自發式進步，這個經濟成長的軌跡也是「人」的變化歷程。
《人類的旅程》探討的問題在經濟史學界最近數十年已經很受關注，而作者的論點又像回歸古典理論的人口面向，而且以往經濟史著作裡眾多的「階段」或「時代」的分析，也都曾經涵蓋相對應的結構轉變，馬克思理論甚至將社會革命視為歷史決定的結果。表面上看，本書的見解似乎並未對經濟史知識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不過，蓋勒教授用他的理論取代哲學式的「辯證法」解釋歷史的重大轉型，並且在本書引述了各種不同文明歷史故事，呈現的人口規模與組成有著豐富的含義，尤其是強調遷徙與種族多元性的經濟意義，對於當前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正處於混沌與衝突的時代，格外有引人深思的作用。
理論學者往往能為經濟史帶進有如鳥瞰式的宏大視野，避免有些經濟史學者執著於史料而流於「見樹不見林」的缺點，奧德．蓋勒的這本鉅作對經濟史學界應會造成一場震撼。容我進一步將「樹」與「林」的比喻用到深處，《人類的旅程》讓讀者見到的「林」不只有單一樹種，而是經歷生態考驗而榮枯並存的多樣生命棲息地。這樣的森林除了用空拍機遠觀之外，還要走進去從樹木看見樹林。


推薦序：近因 vs. 終極因
王道還╱生物人類學者

「歷史只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後果」大概是最古老的史觀。它最有名的表述方式，大家都以為出自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沈思錄》：
如果克麗奧佩脫拉的鼻子短了一點，世界就會不一樣了。
凱撒、安東尼、克麗奧佩脫拉的關係，是西元前一世紀中葉羅馬帝國形成期的香豔故事。表面看來，巴斯卡只是重複了俗見：要是克麗奧佩脫拉的鼻子短了一點，她的容貌就會不一樣——因此她的歷史影響就會不同。巴斯卡勝在說詞：克麗奧佩脫拉的容貌改變了地球的地貌（地表的政治地圖）。歷史的轉捩點竟然繫於一個偶然事件——一個女人的鼻子是高是低——實在教人啼笑皆非。
但是，巴斯卡並不只是玩文字遊戲，我們必須「得意忘言」，才能領會他的微言大意。原來他並不是在點評流行的史觀，而是指出人性的一個弱點，他真正的論點是：
你想知道人多麼愛慕虛榮嗎？只消觀察愛情的因與果就成了。愛情的因，誰也說不上來，這個說不出名堂的東西——顯然毫無特色、微不足道——卻會顛覆整個地球：王公大人、軍隊、整個世界。
對於科學家巴斯卡，既然是「說不出名堂的東西」，必然就「毫無特色、微不足道」。想來李莫愁絕不會同意：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本書作者深信：歷史絕非一連串偶然事件的後果。他企圖解答一個大哉問：國家何以有貧富之分？那是經濟學的老問題，至少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將近兩個半世紀前出版的書。那時歐洲的工業化方興未艾，從一開始「國富」問題（國家何以富？何以貧？）就涉及政策的主張與辯論。到了今天，全球化與現代科技造成的世界使得問題比過去還要複雜，各國生活條件與富裕程度的差異日益擴大，而過去兩個半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已產生全球性的惡果，例如大氣暖化、氣候變遷。
本書一方面企圖解釋經濟成長（傳統的「國富」問題），另一方面又要針對國際間的不平等提出解方。作者的分析策略，是透視近因，探索終極因——根深柢固的更內在、更深層因素。因為大歷史的趨勢不可能由「偶發」因子——毫無特色、微不足道——創造。以六○年代「發展理論」為基礎提出的政策指導在第三世界並沒有創造奇蹟，就是因為表面看來理所當然的建制，需要不著文字的文化與社會支持才能運行無礙。就像「民主」絕不只是舉行選舉、讓民眾投票那麼簡易。
「近因 vs. 終極因」是協助我們穿透表象的工具。以獵豹追逐羚羊為例。牠們的拼搏既是性命交關之事，也是我們的視覺饗宴：牠們的解剖構造那樣的優美、那麼的有效率。問題在：獵豹出擊，成功率非常低，而且很快就知難而退；牠們成功獵殺的，主要是老弱病孺。為什麼？問題不在獵豹的身體構造有先天的缺陷，而在「終極因」：一頓飯 vs. 一條命。羚羊輸了，賠上一條命；獵豹輸了，只損失一頓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況獵食動物經不起受傷，一受傷就麻煩了，草食動物拼命逃生就沒那麼大顧慮。
關於人類的歷史，每一本教科書都強調新石器時代革命（或農業革命）是轉捩點。文明史從此展開：從農牧業、到定居聚落、到城市、到國家、到帝國……。但是世界各地適於發展農牧的地區並沒有同時發展新的生計，先後相去可能幾千年。為什麼？這一類觀察提醒我們：我們想解答的問題，也許涉及許多我們乍見之下沒有注意到的因子，那些因子有的深深嵌在歷史、文化中。人為萬物之靈，意思可能不是人比較聰明，而是人能夠生活在自己創造出來的環境中。世上萬物在人出現以前就已經存在了，人在那個世界裡演化出現，必須適應那個世界的一切。但是人有足夠的認知能力想像不同的可能性，建構自己的世界——人文世界。不同的社會生活在不同的人文世界裡。因此，不是每一種人生態度、生活方式都能與現代生活的要求相容。別忘了一九八○年代學者曾以「儒家文化圈」解釋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故事。
因此作者在本書中提出的「萬有理論」，不妨視為一個方便工具，提醒我們經濟成長與不平等都是複雜的問題，不能輕易化約成一張「食譜」。在這一方面，本書是成功的範例。

文章試閱

【摘錄1】前言∣人類旅程待解的謎團
美國布朗大學內某棟威尼斯哥德式建築上，一隻松鼠一溜煙爬過窗檯。途中牠短暫停下，好奇地窺視一個怪人，此人正在花時間寫書，卻未把精力用在正業：覓食上。這隻松鼠的祖先，千百年前便在北美的原始森林裡四處跑跳。牠跟牠的遠祖，也跟當前散布世界各地的松鼠一樣，大部分時間用在採集食物、躲避要吃牠的動物、尋覓配偶、找地方躲避不穩定的天氣。
其實從近三十萬年前，智人（Homo sapiens，或譯現代人）以獨特物種出現以來，人類存在的大部分期間，基本的生活重心與松鼠相差無幾，都是生存和繁衍。人類生活水準始終不脫勉強維生，儘管幾千幾萬年過去，無論在地球各地，幾乎都沒有改變。可是令人費解的是，就在過去幾世紀，人類的生存模式發生劇烈變化。從歷史角度看，人類幾乎在一夕之間就經歷了生活品質史無前例的戲劇性進步。
假設在二千年前耶穌時代，耶路撒冷有些居民走進時光機，穿越到一八○○年，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耶路撒冷。他們必然會對壯觀的新城牆、多出許多的人口以及採行的創新措施感到讚嘆。但十九世紀的耶路撒冷，儘管與羅馬帝國時代的耶路撒冷差別很大，不過這些時光旅客要適應新環境相對容易。不可否認，他們必須遵循新的文化規範，調整本身行為，但是他們應該能夠繼續從事原本在西元一世紀初所做的行業，謀生不會有困難，因為在古代耶路撒冷學到的知識技能，邁入十九世紀依舊用得上。他們也會發現，所受到的危險、疾病、天然災害威脅， 與羅馬時代無異，平均壽命也幾乎未變。
可是請想像，那些時光旅者如果再回到時光機，瞬間來到我們當代，只向前走了二百年，到達二十一世紀初的耶路撒冷。他們會嚇得目瞪口呆。他們的技藝如今已淘汰不見，正規教育是大多數職業的必備條件，看起來像巫術的技術成了日常必需品。此外，眾多過去的致命疾病已絕跡，平均壽命立刻加倍，因此需要截然不同的心態，並對人生做更長久的打算。
這兩個時代間的鴻溝，令人難以去想像我們才離開不久的世界。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直言不諱地說，人生齷齪、殘酷、短暫。當時有四分之一的新生兒，未滿周歲便死於饑寒和各種疾病，婦女常死於分娩，平均壽命很少超過四十歲。那個世界在太陽下山後是一片黑暗，男女和兒童必須花很長時間取水運回家中使用，他們很少洗澡，冬天有好幾個月家裡煙霧瀰漫。當時人們多半住在疏落的鄉村裡，很少人敢離開出生地，只靠低劣單調的飲食維生，也不會讀寫。在那種慘澹時代，發生經濟危機時，不是勒緊褲帶就好，而是會有許多人挨餓、死亡。許多現代人煩惱的日常難題，比起不是很久以前的祖先，他們所面對的苦難和悲劇，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我們一般向來認為，在整個人類史上生活水準是逐步向上提升的。這並非真實情況。技術的演進確實大致上屬漸進過程，隨時間逐步加快，但是這並未使生活條件相對獲得改善。過去數百年裡，人類生活品質驚人的提升，其實是突變的產物。
幾世紀前，大部分人還過著與數千年前久遠的先祖、也與地球上其他人相仿的生活，與他們當代的子孫不可同日而語。十六世紀初，英格蘭農民的生活條件相似於十一世紀的中國農奴、一千五百年前的馬雅小農、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牧民、五千年前的埃及農人和一萬一千年前的耶利哥（Jericho）牧羊人。可是自進入十九世紀以來，比起人類整個存在期間，不過一剎那，平均壽命即延長一倍多，大部分已開發地區的人均所得更大漲二十倍，整個地球也成長十四倍。
其實這種持續改善太過徹底，使我們往往看不出，相對於史上其他時候，這段時期有多麼特殊。要如何解釋這成長的謎團（Mystery of Growth）：過去數百年內，人類生活品質在健康、財富、教育等方面歷經了令人無法想像的轉變，使得自智人出現以來，在這些層面所有其他的改變都相形見絀？
一七九八年英國學者湯瑪士．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提出看似可信的理論，指出有一種機制，使得生活水準自遠古起便停滯不前，並有效阻擋社會脫離貧窮牢籠。他主張，每當社會透過技術創新，使糧食增產而有餘裕時，生活水準便會提高，不過那往往只是一時，因為生活水準提高必然導致生育率上升，死亡率下降。等隨之而來的人口成長耗盡多餘的糧食，生活條件又會回到勉強糊口程度，社會也像創新前一樣貧窮，這只是時間問題。
確實在人稱馬爾薩斯世（Malthusian epoch）期間——指近年來戲劇性大躍進之前的整個人類歷史——科技進步的果實主要都導向更多、更密集的人口，對人類的長期繁榮作用很小。人口雖然增加，生活條件卻停滯不前，始終在勉強餬口邊緣。各地區技術精進與土地生產力的差異，反映在不同的人口密度上，不過對生活條件的影響大多很短暫。諷刺地是，就在馬爾薩斯完成其專著，並宣稱這種「貧窮陷阱」將無限期持續下去之際，他指出的機制卻突然消失，發生由停滯到成長的突變。
人類是如何逃脫這貧窮陷阱？停滯的時段如此漫長，根本原因何在？造成經濟冰河期亙古不斷、以及人類賴以脫離它的那些主宰力量，是否有助於理解當前全球各地的生活條件如此不平等的原因？
在以上信念和相關證據激勵下，我們為理解各國財富無比懸殊的原因，必須找出人類整個發展過程背後的主要驅力，為此我提出一種統整的理論，設法涵蓋人類的整個歷程。從解說是哪些力量主導停滯的時段轉向生活水準持續成長的年代，我們可以發現形成各國命運的久遠足跡。
本書旅程的第一段，我們將探索成長的謎團，著重於史上大部分時期，使人類限於勉強生存的機制，以及最終使某些社會得以突破生存牢籠的力量，從而實現今日全球許多居民可享有前所未有的繁榮。我們的行程將從人類本身的起點開始：近三十萬年前智人在東非出現，然後追蹤人類歷程的重要里程碑：數萬年前智人自非洲向外移居，人類向各大洲散布，然後是社會由獵捕採集部落，轉變為定居式農業聚落，以至於較近期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和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
人類歷史充滿數不清又極有趣的情節：偉大文明的興衰；雄才大略的帝王率軍征戰與敗亡；藝術家創造感官饗宴的文化瑰寶；哲學家科學家促進對宇宙的認識；還有默默生活的無數社會與億萬生命。在這茫茫的歷史大海中，你很易於隨波逐流，受浪濤所衝擊，卻對海底強大的潛流一無所知。
本書正是要探討和指出這些潛流：主宰人類發展進程的各種力量。書中將說明，這些力量如何在人類歷史過程中，即使不被看仍不間斷地發揮作用，還有漫長的經濟冰河期，如何逐漸加快腳步，直到終於在工業革命期間，技術進步的速度超越了臨界點，此後個人為了有能力適應多變的技術環境，基礎教育成為不可或缺。生育率開始下降，生活水準的成長，不再受限於人口成長的反平衡作用，由此開啟綿延不斷的繁榮，並且至今仍在強力攀升。
本書探討的重心是人類在地球上永續生存的問題。在馬爾薩斯世，不利的氣候條件及疫病會造成人口毀滅性大減。而如今，成長過程影響到環境惡化及氣候變遷，不免引發對人類如何永續生存，避免過往毀滅性人口災難等重大關切。人類歷程給我們充滿希望的前景：不久前世界到達的臨界點，帶來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力資本」加速形成，技術加快創新，這些發展可以幫助人類緩解有害效應，對人類長久永存極為重要。
令人費解的是，近幾百年猛力上衝的繁榮富足，卻只發生在世上某些地方，引起人類獨有的第二次大轉變：社會出現嚴重不平等。有人或許以為，這種現象主要起因於，世界各地脫離停滯時段的時間不一樣。西歐國家及其後裔在北美、大洋洲建立的國家，早在十九世紀初，就經歷了生活水準大躍進，可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一直延遲到二十世紀後半，才見到生活條件改善。有些地方轉型早，有些地方晚，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成長的謎團解開後，我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就得以掌握不平等的謎團（Mystery of Inequality）：過去二百年不同社會的發展途徑各異，各國的生活水準差距有增無減，其背後的根源。為揭開這種全球不平等背後深植的因素，我們需要反轉行進方向，邁出大步追溯很久以前的歷史，最後回到歷史的開端：智人在數萬年前走出非洲。
我們要探討出現在遠古過去的體制、文化、地理、社會因素，它們推動各社會在獨特的歷史軌道上前進，影響各社會脫離停滯時段的時機，並導致國家之間貧富不均。在歷史上偶發的重要關頭，體制改革有時造成各國走上不同道路，時間一久便產生分歧。同理，獨特的文化規範影響所及，促成歷史的大齒輪在世界各地朝不同方向運轉。

【摘錄2】第12章∣遠離非洲

二十世紀前半，當歐洲響起砲聲隆隆，美國卻經歷有史以來最大內部移民潮之一。此次大遷徙（Great Migration）期間，有六百萬非裔美國人道別美國南方貧窮村落，移居到迅速擴展的都市裡，其中有些在南方，但是大部分在北方、中西部和西部。他們為逃離南方的壓迫，也為追求越來越多的工業就業機會，尤其是武器工廠；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戰爭武器靠這些工廠提供軍火。在非裔忍受了三百多年奴役、歧視帶來的恐懼、羞辱，這波移民潮使非裔與其都市鄰居：歐裔美國人，互動大為增加。
非裔歐裔的整合並不順利，有人會說受偏見、種族歧視和不平等所害，那些現象大部分延續至今。不過從此次族群與傳統的融合中產生出二十世紀文化，最有異國風情的發展之一：搖滾樂。美國作家兼樂評家羅伯．帕莫（Robert Palmer）認為：「搖滾樂是跨越南部西南部種族隔離，進行社會及音樂互動的必然產物。」
儘管搖滾樂確切的起源至今仍無定論，它有別於其他流行音樂風格的特色，又是從哪裡來，也是眾說紛紜，不過大致無爭議的是，跨文化接觸即使並非唯一，也是其背後的關鍵動力之一。非裔和歐裔美國人結合多種樂器及多元化節拍、音階、合奏傳統，引爆一場世間罕見的文化大爆炸。儘管當時美國種族歧視盛行，年輕白人卻傾心於非裔樂手，如胖子多明諾（Fats Domino）和查克．貝里（Chuck Berry）及白人歌手如貓王（Elvis Presley）等的嗓音。
搖滾樂的誕生與巴西森巴舞、古巴頌樂（son cubano），同樣是多元化最後可激勵文化、技術、經濟進步的活生生例證。科普作家麥特．瑞德里（Matt Ridley）在其著作《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The Rational Optimist）中說，「當想法發生性關係時」，就會發生技術進展。思想的交配如同生物繁殖，也是對象越多越好，因為多元化增強不同文化激盪得出成果的可能。要是歐裔與非裔美國樂手周遭都是以類似樂器、演奏類似旋律的人，那他們必然只會推展本身音樂傳統，創造全新音樂類型的可能性較低。然而這二種音樂傳統強烈互動，激發出截然不同的新產物。
在社會多元化的創意效應中，搖滾樂或許是聲浪最響亮、擺動臀部最多的例子，可是還有無數其他的實例。在多元化社會裡，不同族裔、文化、國籍和地理背景，更別說不同年齡、學科訓練和個性類型的個人，彼此協力和交互施肥的果實，催生出從料理、時尚、文學、藝術、哲學的新類型，以至於科學、醫學、技術的突破。
不過多元化更經常引發嚴重糾紛，激起暴力衝突。儘管有些非裔和歐裔美國人彼此合作並產生新的音樂融合，可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白種與非裔年輕人在底特律某公園起磨擦，卻惡化為全市暴動。接連三天，數千名年輕人跨過障礙物彼此鬥毆，直到羅斯福總統派出六千人聯邦部隊，在底特律實施宵禁。此次社會動亂中，有三十四人死亡，其中二十五人是黑人，傷者超過四百人。同一年在紐約市，因警官射殺非裔士兵羅伯．班迪（Robert Bandy），全市陷入混亂；在洛杉磯，因歐裔美國人出於種族動機，攻擊墨西哥移民，隨之也發生街頭暴動。
自美國立國以來，族裔和種族衝突一再發生。不同祖國的移民、新移民與舊移民、不同教派如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彼此暴力衝突，已經是美國實驗一個接連不斷、破壞力強的特徵，全球許多其他社會亦復如此。
正如美國經驗的例子，社會多元化可能激起對立的勢力，對發展有相矛盾的影響。一方面它可以刺激文化交流，增進創意，鼓舞對新想法態度開放，這些都有助於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多元化有可能削弱信賴度，挑起衝突，妨礙或侵蝕社會團結，而適度投資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需要社會凝聚力。因此社會變得更多元，對經濟繁榮或許會有正反面的影響：增進創造力，但降低凝聚力。
這類對經濟影響有好有壞的證據其實很多。例如一般認為，移民對生產力和薪資有正面影響；經營團隊族裔較多元的公司，往往創新和獲利都較佳；學校多元化，各類學生日後的社經成就也較好。然而研究也發現，與族裔派系化成正相關的有政治不穩定、社會衝突、地下經濟規模、對教育及基礎建設投資不足，缺乏防止破壞環境的必要合作等。多文化社會必須投入許多心力與資源去促進容忍和共存，才能減少或避免這些後果。尤其是地球上最多元、部族派系最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當地一直遭遇成長阻礙，有部分被歸咎於部族太多不利於社會團結，這可見於部族衝突激烈，教育、醫療、基礎設施供應不足。
由於多元化既能刺激、也會妨礙生產力，所以若不採取措施去緩減社會高度多元化對團結的負面影響，則較低或較高的多元化都可能削弱經濟繁榮，而中等水準多元化或許可促進經濟繁榮。特別是，只要提升多元化對創新力的有利影響（隨社會更多元化）逐漸降低，而同質化提高對社會團結的益處（隨社會更同質化）逐漸減少，那中等多元化將對經濟發展有利。
為探討這些相衝突的力量對人類旅程曾造成什麼影響，我們需要先找出世界各地的人們產生差異、變得多元的原因，這就得回到最早的源頭：數萬年前智人走出非洲。

●人類如何變得多元
自從三十萬年前智人在非洲現身，多元化便幫助人類適應非洲各地不同的環境。這期間大部分時候，成功的適應催生了越來越好的獵人和採集者，使食物供給增加，人口明顯增加。之後每個人可享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減少，早在六萬至九萬年前的某個時間，智人開始大規模出走非洲大陸，尋找更多肥沃的生存土地。由於這種外移過程有連續性，便自然產生一種相關：定居的地方離非洲越遠，人口多元化就越低。智人離開非洲越遠，其社會的文化、語言、行為、體格多元化程度就越低。
這種現象反映著連續始祖效應（serial founder effect）。假設有個島上住著五種主要品種的鸚鵡：藍、黃、黑、綠、紅，牠們在島上適應存活的能力相當。當颱風來襲，有幾隻鸚鵡被吹到很遠的荒漠小島。這一子群鸚鵡不太可能涵蓋所有五個原始品種。假定牠們以紅、黃、藍居多，不久滿布新島上的幼雛將遺傳牠們的毛色。於是新島上形成的鸚鵡群就不及原棲息地的多樣化。要是後來又有很小一群鸚鵡從第二島移往第三島，這一群的多樣化更不及前二島。所以只要鸚鵡從母島移出的速度快過原島上可能產生突變的速度，則牠們（相繼）移得越遠，就越不具多樣性。
人類移出非洲也是類似模式。起先有一群人離開非洲，定居在附近肥沃地帶，他們只帶走非洲母體人口多樣化的一部分。等這群最早的移民成長到新環境無法支撐他們再擴大，便會有一群人離開，去尋找別的處女地，定居在更遠的地方，其多元化將更低。人類向非洲以外散布，以致各洲都有人類蹤跡的這段期間，同樣的過程一再重複：人口增加，新群體再移出，去追尋更綠的草地，但多樣化僅及母體人口的一部分。儘管有移民改變方向，這顯而易見，不過這種移居模式的影響是是，離開非洲來到西亞的人群不像原本在非洲的人口多樣化，其後代又繼續向東移往中亞，最後來到大洋洲和美洲、或是向西北移往歐洲，多其樣性也越來越比不上留在原地的人。
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從非洲的搖籃向外擴張，為世界各地文化、語言、行為、形體多元化的程度不同，刻下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種與非洲離得越遠、人口整體多元程度就降低的情形，部分反映在較遠的原住民族，基因較不多樣化上。根據對二百六十七種不同人口做基因多樣性的比較測量，這些人口大多可找出原屬的本土族群和地理上的發源地。結果很明顯，距東非最近的本土族群基因最多化樣。多樣化最低的是中南美洲的本土族群，他們從陸路移出非洲的距離最長。多元化與移出東非的距離成負相關，這種模式不僅出現在各大洲之間。在各洲內部也是如此。
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提供更多這種證據。研究人體體形的特徵，比方與牙齒特徵、骨盆特徵、產道形狀相關的骨骼架構，以及研究文化特徵，例如不同語言的基本詞語單位（「音素」〔phonemes〕），都證實有源自東非的連續始祖效應存在；同樣是距東非越遠，體形和文化特徵的多樣化越低。
人口多樣化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若要適當探究整體多樣化程度對國家經濟繁榮的影響，當然需要比基因學家和人類學家提供的更廣泛許多的測量標準。此外這標準也需要獨立於經濟發展的程度之外，以便用於評估多元化對國家財富的因果效應。這會是什麼樣的測量標準呢？

●測量多元化
測量人口多元化慣用的標準，往往只擷取人口中族裔或語言群體的比例代表。這類標準因此有二大缺點。一是某些族裔和語言群體的關係較密切。由等比例丹麥人和瑞典人組成的社會或許不如由等比例丹麥人和日本人組成的社會那麼多元。另一缺點是，族裔和語言群體的內部也不盡然完全同質。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國家與全由丹麥人組成的國家，多元化程度不見得相同。事實上族裔團體內在的多樣性通常比不同群體間的多樣性要大上十倍。
因此要全面測量一國人口的整體多元化，至少應當額外加入二個多元化的面向。一是族裔或次民族群體內在的多元化，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人口。其次是比對任一組族裔或次民族群體之間的多元化程度，例如，比起美國的愛爾蘭裔和墨西哥裔人口，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的文化較為相近。
鑑於走出東非的距離與可觀察特質的多樣性之間存在緊密的負相關，這個遷徙距離可用於代表地球上每個地方的歷史多元化程度。我們依據各地人口的祖先與非洲的遷徙距離有多遠，可以建構推算今日各國人口整體多元化的指數，列入考量的包括(1)國內各次群體的祖先人數多寡；(2)依據各次群體的祖先走出東非時遷徙的距離，推測其多元化；(3)每一個次群體配對後，由兩方祖先的地理發源地的遷徙距離來推算多元化程度。
這樣用統計學測量來推算多元化水準有二大優點。一是史前遠離非洲有多遠，顯然完全與當今的經濟繁榮水準無關，所以這種測量法可用於估計多元化對生活水準的因果效應。其次是如上文所強調，有越來越多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的證據顯示，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深深影響到許多身體及行為表現的特質的多元化；所以我們有把握，用這種測量法推算的多元化類別會產生社會結果。要是用這種指數測量多元化不精準（採隨機方式進行），原因比方說是，未能適當考量各洲的內部移民，則根據統計學理論，我們多半會因此否定、而非確認多元化影響經濟繁榮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犯錯，是因為過於謹慎。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測量多元化是針對個別社會的特徵。這測量的是某一社會的人口特質有多少不同種類，無論這些特質是什麼，或是不同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此它不會、也不能用於暗示某些特質比起別的特質對經濟成功更有利。反而它可以掌握到某個社會的人口特質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有何潛在影響。事實上，把地理與歷史干擾因子納入考量，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本身似乎並未影響全球各地如身高體重等特徵的平均水準。它主要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與平均水準的差異。
有了這強有力的測量法可測定每一群人口的整體多樣性，我們終於可以探究數萬年前遠離非洲的大出走以及它對人類多元化的影響，是否如此源遠流長，以致居然還能左右當前的全球生活水準。

●多元化與繁榮
在歷史的長河中，生活條件確實受到多元化程度很大的影響，因此也受到智人移出非洲很大的影響。各國或各族裔的祖先人類自東非的搖籃向外遷徙，距離的遠近對開發結果產生持續的「單峰形」影響，這反映著多元化對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有好處也有壞處，必須做基本的取捨。
多元化對經濟生產力的「單峰」效應，無論作用在過往的人口密度或都市化程度，或是當前人均所得水準或夜間燈光強度（以衛星影像為準），在國家和族裔之間都很明顯而一致。再者這種單峰模式，自新石器革命以來，一萬二千年裡性質都未改變。因此要是缺乏政策來減輕異質性國家的多元化成本，或提高同質性國家的多元化水準，那中等程度的多元化最有利於經濟繁榮。
事實上，唯有遠祖移出非洲的遷徙距離所產生的影響，才會出現這種單峰效應。與智人出走非洲及人類多元化無關的其他距離，不會產生類似的單峰模式。尤其以相對於遷徙距離而言，東非的空中距離與經濟繁榮不相關，這一點很確定，因為史前人類是用雙腳，不是搭飛機遠離非洲。再說「貌似發源地」（placebo origins，即地球上顯然非智人出現地的其他要地）如倫敦、東京或墨西哥市的遷徙距離對經濟繁榮沒有任何影響。這種單峰效應關係也並非因為地理上接近遠古的技術重鎮，如肥沃月灣。
對這種有趣的結果：社會多元化確實對經濟福祉會產生互相矛盾的影響，有人曾提出其形成的機制，並獲得不同證據的支持。證據顯示，一方面，多元化擴大個人在社會互動時所接觸的價值、信念和偏好範圍，會削弱人際信任，侵蝕社會內聚力，增加內部的衝突，造成公共服務效率不彰，因此對經濟表現有負面作用。另一方面，社會更多元，可以拓展個人特質範圍，例如解決問題的技能和方式，進而促成專精化；可以在創新活動中刺激思想激盪交流；也可以加速適應多變的技術環境，這些都對經濟發展有利。
不過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最有利的「甜蜜點」水準，在過去數百年已經上升。這種模式符合以下假設：當我們處於先進的開發階段，其特徵就是技術環境日新月異，此時多元化的優點日益顯著。隨著多元化對發展過程越來越重要，我們對中國和歐洲的命運翻轉原因有了新的認識。一五○○年時，對發展最有利的多元化程度正存在於中、日、韓這類國家。顯然它們相對的同質性促進社會內聚力的好處，多過抑制創新，這在一五○○年前的時代十分理想，當時技術進步緩慢，所以多元化的優點有限。事實上，中國在前工業時期的確十分繁榮。可是當技術在隨後五百年加速前進，中國的同質性較高，似乎延後它進入現代經濟成長時代，使經濟主宰地位轉向先歐洲、再北美的較多元化社會。目前對當代經濟發展最有利的多元化程度，較接近美國現在的多元化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