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普立茲獎得主阮越清又一鉅作）

作者簡介

姓名：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
美國小説家，目前在南加州大學教授英美研究與民族性。1971年出生於越南邦美蜀市，西貢淪陷那年與家人逃至美國，先是在賓州定居，後搬遷至加州，現居洛杉磯。著有小說《同情者》、《流亡者》、《告白者》（The Comitted，暫譯，馬可孛羅預計2023年出版）。
作者網站：https://vietnguyen.info/

相關著作：《流亡者》《同情者》《同情者（博客來獨家．首刷限量書盒版）》《同情者（誠品獨家．首刷限量作者燙金簽名版）》

譯者簡介

姓名：胡宗香

臺大外文系畢業，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喜愛閱讀與文字，現為雜誌編輯與兼職翻譯，譯有《高勝率創新》、《閃電擴張》、《尋訪香格里拉—探索失落的茶馬古道》等書。視翻譯為辛苦但有意義的工作，樂此不疲。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翻譯類（譯文組）首獎、評審獎。

書籍目錄

"Nothing Ever Dies--------阿潑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單兵請注意!你今天「戰爭」了嗎? -----黃宗鼎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記憶的倫理----------黃錦樹 暨南大學教授

戰爭記憶與記憶的戰場----------曾柏文 國政基金會特約副研究員



序言

公正的記憶



倫理

1. 記憶己方

2. 記憶他者

3. 論非人性



產業

4. 戰爭機器

5. 成為人類

6. 論不對稱



美學

7. 受害者與聲音

8. 真實戰爭故事

9. 論強大的記憶



公正的遺忘



後記



注釋

引用書目

致謝

圖片出處"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序1



Nothing Ever Dies                         



        阿潑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越南政府一直主張，越南不是一個戰爭，而是一個國家。」20年前，我在前往越南旅行前夕，從書中讀到的這句話，猶如警鐘，時時在我腦海敲擊，雖說如此，彼時我所踏訪的越南大城，卻不斷對我等外國觀光客販賣「戰爭」：你可以在背包客街買到好萊塢電影《早安西貢》電影配樂專輯，也會被兜售古芝地道的觀光行程，或是買個軍備飾品。



來自「自由地區」的我們對「越戰」的認知框架，來自「戰敗方」：無論是《現代啟示錄》等戰爭慘烈的暴力刺激畫面，或是奔跑的女孩與自焚的僧人照片。這些畫面傳遞著戰爭的殘酷，一方面又給予戰爭的正當性。但在這個「戰勝國」，聽到的則是人民忍辱負重、英勇抵抗的故事，如老鼠搏倒大象般勵志。



這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戰勝與戰敗，強國與弱國對一個戰爭的對立敘事，真正的戰爭在半世紀前打完了，但「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戰場」仍然存在，問題卻難以得到解答：為了反共自由/獨立自主，所以戰爭，但戰爭有必要嗎？既然是「人民的勝利」，難民又是如何製造的？本身就是兩個意識形態衝突拉拒的結果，在當代的商業或消費主義下，這場戰爭衍生的文化、娛樂或觀光產物，卻諷刺地相互證成。



我首次造訪越南之時，九一一事件發生還未滿一年，「文明衝突論」似乎成為顯學，戰火再起。意識形態的對立，彷彿是無解的難題。即使接觸過見證者，讀過文獻資料，這個延伸到整個中南半島的兇殘殺戮，在我看來，始終不離二元對立的敘事角度──西方強權劃下北緯17度線簡直是一種惡意的預言──多年下來，我甚至認為這輩子都不可能找到一條理解這場戰爭的路徑。



但我對這個國家與那場戰爭的懸念，似乎在閱讀美國南加大教授阮越清所著《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Nothing Ever Dies）時落定──



1971年出生於越南美蜀的阮越清，4歲時跟著父母逃亡到美國。若以政治身份來標籤，他就是個越南難民。「我在越南出生，但是在美國製造。」他在《一切未曾逝去》中自述：「美國和世界許多人經常誤把越南和或褒或貶地以其命名的戰爭混為一談。我擁有兩個國家、繼承了兩場革命，身為這樣的人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無法確知，而這無疑有部分源自越南與越戰間的混淆。」他稱自己花了大半輩子，想從自己與世界的這種混淆中理出頭緒，而他找到對越戰最簡明的說明是：「如果美國的靈魂完全中毒，驗屍報告中一定少不了越南。」這話來自非裔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



要認識越戰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得先從阮越清獲得普立茲獎的作品《同情者》讀起。阮越清以一個越法混血、潛伏在南越的北越間諜為敘事主角，透過他的視角解構了這場戰爭、批判參與這場戰爭的美國、南北越，並藉此與涉入其中的人民、不熟悉這場戰爭的讀者「對話」。我在2017年讀完此作後，感覺自己的盲點被阮越清的筆「劃開」了。相當驚艷。



《一切未曾逝去》是阮越清寫於2016年出版的評論集，我幾乎是在讀完《同情者》的那一刻，立刻下了電子書訂單，並開始翻閱。然不得不說，比起《同情者》是小說家阮越清巧筆暢快，《一切未曾逝去》則是阮越清的學者人格，批判火力全開地使讀者必須貼緊他的思路，反覆思辯。難度雖提高許多，但對這場實體戰爭結束後的記憶與文化戰爭，則有更深入且廣泛瞭解的機會。



若說我這一個外人在越南及越戰資料中感受到外在的二元對立性，身為具美國公民身份的「越南難民」，阮越清則具有其內在的「雙重性」乃至多重性，而他不僅未曾掩藏，甚至進一步在其創作與論述中強化這種「雙重性」──但也不得不說，有誰比「難民」更有資格批判越戰、美國與越南呢？有誰比這個「移民」更能洞悉國族塑造的意識形態呢？



如前述《一切未曾逝去》的起頭，阮越清提到自己有兩個國家，繼承兩場革命，在《同情者》的開始也是這麼寫的：「我是間諜，是臥底，是特務，是雙面人。我也是雙心人，這或許不令人意外。雖然有人把我當成漫畫書或恐怖片中某種受誤解的突變人，但其實不然，我只是能看到任何一個問題的兩面。偶而我會沾沾自喜地視之為一種天分……」。這不可不說是作者本人的聲音，而阮越清的看見一體兩面的「天分」，除了在小說中揮灑，也在文化評論中暢言，《一切未曾逝去》即可見洞見。



阮越清在《一切未曾逝去》主文開始，即闡明這是關於戰爭、記憶和身份的一本書，觀念起於：「所有的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而這場戰爭的名稱，便指向其身份危機，源於它該如何為人知道和記憶的問題。



而在記憶與如何記憶的問題上，阮越清要求的是公正的記憶，而公正的記憶必須有三個基礎，即：第一，需擁有人性與非人性的倫理自覺；第二，對記憶工業平等的近用權；第三，想像一個不同世界的能力，超越國家去思索和看見的想像力。「透過此舉，我們獲得公正的記憶與公正的遺忘之途徑。」



如前所述，我等觀看那場戰爭，多淪為二元對立：戰勝與戰敗，共產與反共，公民與難民…；具有雙重身份的阮越清則能洞悉戰爭及其記憶的兩面性，在這本書裡面，他善用這二元性或兩面性作為辯證，例如受害者與加害者不必然對立，受害者亦是加害者，又或者要能夠公正遺忘，就要公正記憶，否則將無從遺忘，以及在談記憶倫理時，則強調記憶己方的同時，也要記憶他者，才是公正的記憶…。這類看似二元對立的元素，在阮越清反覆的辯證中，終會匯集為雙重一體，達到一個和解的目標。



本書讀到最後，仍然是這種一體兩面的結尾──阮越清在序言說自己生在越南長在美國，在本文開始稱戰爭要打兩次，他的收尾則是回到越南祭拜祖父母的敘事，在墓園，他見不到祖父的墳，原因是：越南人死亡要埋葬兩次，一次要遠離家園與村落，讓土地消耗肉體，第二次必須遺體挖出，無論挖出的是什麼，都要清洗骨頭，讓骨頭再一次埋葬，「這次離生者近一點」。



在生與死之間，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在流亡與留下之間，總有許多需要商榷的地方，但最終，人類存在之所，就是土地，就是文化，就是身而為人的我們所企求的終點。Nothing Ever Dies。



 



推薦序2



單兵請注意!你今天「戰爭」了嗎?



黃宗鼎   獨立評論@天下《東南亞風輕史館》作者、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伊始，俄烏兩國便開始在戰爭用名上大做文章。在俄羅斯使用「特別軍事行動」之名，藉以規避戰爭責任的同時，烏克蘭竭力在社群媒體上使用如俄國侵略、（烏國）自由民主之戰、普丁之戰、違反人道罪等標籤，唯恐其戰爭記憶也為侵略者所奪。即便亂葬崗、刑求室、武器殘骸等物證俱在，但一如美國所稱的越戰，抑或越共所稱的「攘美救國戰爭」，其真相在半世紀後仍可能莫衷一是。



   《一切未曾逝去》，是評點記憶的生死簿，訴說越戰記憶的登載與勾銷，由跨域使者，身兼學者及小說家，美國人及越南人的阮越清所著。《一切未曾逝去》是在越戰間諜小說《同情者》出版後的隔年問世。《同情者》於認同問題著墨甚深，《一切未曾逝去》則試圖自越戰記憶中探究認同問題的根源，既可說是《同情者》幕後的心靈特輯，也是阮越清為其越戰系列小說所預作的田野筆記。



    對觀光客而言，乍到越南的每一天幾乎都是戰爭紀念日，儘管那些越戰遺跡或遺產，與城隍封邑式的越南地景相容度極高。記憶，會帶來希望或刺激，這是《再見列寧》中的孝子之所以替身為東德「鐵粉」的母親，「湮滅」有關兩德合併事實的理由。記憶能被左右，一如戰場上美國大兵遺落的Zippo打火機，既可以是骨董伴手禮，也可以是「炎上」茅草屋的物證。



一場戰爭，到底是聖戰還是叛亂，但憑詮釋。汝有大義名分，吾有討罪檄文，「反共」和「反帝」各成道理。無論是華府還是河內的戰爭機器，自始至終意圖壟斷越戰之詮釋權。阮越清說：「戰爭機器都會在其乘客身上寫入認同程式，碰上他者記憶時，受驚的乘客總懷疑受到外來程式的病毒感染。」。



即使「記憶工業」的量能遠不及美國，但只要從越南戰爭機器的帝國主義高度望出，周邊所及的他者，素來是可征服的弱民小族。15世紀以降越南京族的南拓史，豈非占婆一族的淪亡史。強勢記憶對弱勢記憶的壓制，可謂放諸四海皆準。但競相失憶，又是怎樣的情況?受雇美軍參加越戰的南韓軍隊，透過軍援南越「轉大人」了，但首爾華麗的戰爭紀念館卻對韓軍的英勇「隻字不提」，當然更看不到那些與韓劇男神在《太陽的後裔》?截然不同的作為。當我們看到河內72層高的樂天酒店，會知道失憶的不僅僅是韓國人。



　　阮越清指控美國視他者為非人的「非人性」，使得美國名為「滾雷」 （Rolling Thunder）的轟炸行動成為可能。認定他者為不可教化的邪魔，那正是20世紀初美國史密斯（Jacob H. Smith）將軍下令殺害逾10歲菲律賓人的種族主義思維。不過阮越清也指出，年輕北越女醫師生前日記所傳達出的愛國情操，也著實能夠感動美國讀者。只是，這種感動與美國觀眾在《經典老爺車》中，看到老白男克林伊斯威特為解救來自寮國的蒙族（Hmong的H不發音）小老弟，被蒙族幫派亂槍射殺時所萌生的感動，彷彿又不是一回事。



    「為了讓好亞洲人得以生存繁榮，美國成為壞亞洲人的犧牲品」，這正是「美國的越戰記憶特徵，以及『即使我們輸了還是贏了』症候群的範例」。經阮越清提點，老白男把福特老爺車留給亞洲小老弟的義舉，與美軍在返鄉前把越戰軍備捐贈給台灣，似乎如出一轍。



　　至於為美國收留的南越遺民，仍處在美、越官方記憶計畫的兩不管地帶。不過就在阮越清關注南越退伍軍人不容納入美國戰爭紀念碑的同時，也點出越裔社群在刻劃受害者形象之下，對某些不義之事選擇性失憶的態樣。也許老一輩的南越華人，會記得1968年南越電視台適足挑撥越華對立的漫畫片，一位穿著旗袍、手持香菸的華人婦女，冷淡地看著西貢政府派出的募捐隊，而一名貧困的南越人，則獻出自家米缸。阮越清說，「記憶是重大戰略資源，國家培養記憶亦培養遺忘」，要怎樣避免戰爭以另一張臉面回歸，最是作者希望人們共同思考的問題。



    在烏克蘭的運鏡之下，俄軍果真就是一支野蠻、倉皇、無助與萎靡的隊伍。當高畫質的戰爭畫面透過「星鏈」、無人機、社群媒體、即時新聞不斷灌入閱聽人的視窗之際，傳統的旁觀者，都成為「螢幕前的單兵」，亦即阮越清所說的「第一人稱的射擊者」。



「單兵請注意!你今天『戰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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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試閱

公正的記憶
這是關於戰爭、記憶和身分的一本書。它的起點是一個觀念，即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任何一場戰爭都能佐證這個說法，但是對我個人而言，最能用以借代戰爭與記憶問題的是，有些人稱為越南戰爭、有些人稱為美國戰爭的那場衝突。這兩個不同的名稱，指向這場戰爭的身分危機，源自它該如何為人所知道和記憶的問題。戰爭與記憶的並置，在二十世紀的災難後至為常見，數千萬人似乎呼求著要被紀念、被供奉，甚至，若你相信鬼魂，要被安慰。1戰爭與記憶的問題，因而首先是關於如何記得無法為自己發言的死者。他們的沉默令人不安，驅使生者──或許沾染著不只一點倖存者的罪惡感──為他們發言。
與這段悲戚的歷史不可分割的，還有更複雜的問題。我們如何記得生者，以及他們在戰時的所作所為？我們如何記得死者，理論上為之付出生命的國家和人民？我們又如何記憶戰爭本身，不論是普遍而言的戰爭，或是形塑了我們的某一場戰爭。這些問題也指出，直到一個國家面對了過去的戰爭，不論有多少缺陷或遺漏，都不可能打新的戰爭。如何記憶戰爭的問題，是國家身分的中心要素，而國家本身幾乎總是建立在暴力征服領土與降伏人民之上。2對公民而言，這段血染的過往，籠罩在委婉說詞的花環和輝煌神話的迷霧下。塑造了國家的戰役，在國民的記憶中往往是為了捍衛國家，通常以服務和平、正義、自由或其他崇高想法為名。經此文飾後，過往的戰爭為現在的戰爭提供了正當性，讓國民願意參與戰鬥，或至少是繳納稅金、揮舞國旗、投下選票，並滿足所有確認其身分與國家一體的義務和儀式。
還有另一個身分牽涉在內，那就是戰爭的身分，小說家包柏．夏科奇斯（Bob Shacochis）稱之為「國家靈魂的起源」。3每場戰爭都有獨特的身分，一張細細描繪了特徵的面容，國民一望即知。任何一場戰爭若被記起，往往是以一、兩個細節為人記得。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是「良善之戰」（Good War），而在越南的悲劇是一場惡之戰、一個病徵、一場泥沼、一次痛苦的挫敗，需要療癒與復原。我們傾向如記憶個人般記憶戰爭，視之為各自分離而特色鮮明。戰爭成為各自獨立的事件，有明確的時空界線，由開戰與停戰宣告，以及史書、新聞報導與紀念牌上的日期所劃分。然而，所有戰爭都開端不清、終局也不明確，往往接續了前一場戰爭並預示後來的戰爭。這些戰爭往往不只發生在它們因以得名的土地上，也外溢到鄰近國家；形塑它們的則是遠離戰場的戰情室與會議間。戰爭與個人一樣複雜，但是卻以它們的名字為人所記憶，而這些名字就和人名一樣，透露得很少。菲律賓—美國戰爭之名，暗指兩國強弱對稱，然而是美國人占領了菲律賓，引發血洗屠殺。韓國戰爭暗指這是韓國人之間的衝突，但中國與美國也都參與了戰鬥。以越南戰爭而言，是美國人發明了這個名字，將兩個名詞彆扭地銬在一起，透過不斷重複而讓人習以為常。事實上，習以為常到了即使把名稱縮短為越南（經常如此），許多人還是會將之理解為那場戰爭。很多人因而抗議，越南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場戰爭。但是早在這樣的呼籲以前，有些越南人（後來贏了戰爭的那一方）已經開始稱那場戰爭為美國戰爭。4儘管如此，如果越南戰爭之名並不理想，因為它誤導了我們對那場戰爭身分的理解，美國戰爭之名會比較好嗎？
這個名字免除了各方越南人也要為這場戰爭負的各種責任，不管是其中的勝利、災難、榮耀，還是罪行。更重要的是，這個名字鼓勵越南人自視為外國侵略的受害者。身為受害者，他們正好患上失憶症，不記得他們對彼此的行徑，和他們如何將戰爭往西擴張到了柬埔寨與寮國，而在戰後，統一的越南又致力於影響、支配、甚至入侵這些國家。5美國戰爭之名，與越南戰爭之名同樣意義模糊。後者如今代表美國的挫敗與恥辱，但是裡面也有美國勝利與否認的成分，因為它限制了戰爭的時空規模。論及空間，兩個名字都抹除了參與這場戰爭的不僅是越南人或美國人的事實。論及時間，有其他美國戰爭在它之前（在菲律賓、太平洋群島和韓國），與它同時（在柬埔寨、寮國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和在它之後（在格瑞納達、巴拿馬、科威特、伊拉克與阿富汗）。這些戰爭是美國在一世紀期間，為了在太平洋、亞洲，乃至後來的中東，即廣義上的東方（Orient）建立支配權的部分行為。6這個世紀的首尾由兩個重大年份所涵括。一八九八年，美國奪下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啟動了美國利益的海外擴張，直到在二○○一年遭到意料之外的反抗，即九一一事件與後續在中東的衝突。真正的美國戰爭是這一整個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這段擴張時期漫長而不平均，標誌著它的是少數週期性的高強度衝突，許多低強度戰鬥，和永遠準備中的戰爭機器持續的隆隆聲。結果是，「在美國，戰爭時期已經成為普通時期。」7
因此，為了該以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為名而爭論，是針對假選項的爭論。兩個名字都各自掩蓋了人命損失、財務代價、資本利得及戰火也延燒到柬埔寨與寮國的事實，這是越南人與美國人都不願承認或記得的。北越透過柬埔寨與寮國運送軍隊和物資，美國為此發動轟炸，兩國也都掀起內戰，在寮國造成約四十萬人死亡，在柬埔寨則在記者威廉．蕭克勞斯（William Shawcross）諷刺地稱為戰爭的「餘興節目」（sideshow）中造成七十萬人死亡。倘若我們將遭到轟炸破壞、政治不穩的柬埔寨，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間赤柬政權下發生的事，算成戰爭的附筆，那麼死亡人數還要再加上兩百萬人，或說柬埔寨近三分之一人口，雖然有些估計數字指出死者僅有一百七十萬人，即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越南交戰各方的死亡人數接近人口的十分之一，美方的死者則為美國人口約百分之○．○三五。8
＊
數算一場戰爭的成本與後果時，附筆和餘興節目都該計算在內，而這兩者不論在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之名中都遭到抹除。這兩個名字將損害限制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間的越南，以及大約三百萬人的死亡。若將柬埔寨與寮國的餘興節目計入，這個數字上升到四百萬左右，若加上附筆，總數則約為六百萬。拒絕接受這場戰爭既有的命名，就是承認這場戰爭正如多數戰爭一樣混亂，無法輕易或整齊的由日期與國界所限縮。不給它一個名字，如我在書中有時只稱之為那場戰爭（the war），能清理出一個以不同方式重新想像與記憶這場戰爭的空間。不給它一個名字，也就是承認每個活過戰爭的人都知道的事：他們的戰爭不需要名字，因為永遠都只會是那一場戰爭。作家娜塔麗亞．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提到另一場戰爭──她的那一場戰爭時，曾說：「我們永遠不能在這場戰爭後獲得療癒。沒有用的。我們這個民族再也不會感覺安心，再也不會於平靜中思考、計畫，並安排我們的生活。看看我們的家園承受了什麼。看看我們承受了什麼。我們將永不得安心。」9
這場戰爭──不諱言，是我的戰爭──甚至不只在兩個名字所指稱的美國和越南間上演。事實上，這兩個國家是分裂的，美國分為支持和反對戰爭的派系，而越南分為南方與北方，以及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兩方，但這些意識型態立場並非清楚的依照地理劃分。戰爭也有其他國家的參與者，首當其衝的是柬埔寨和寮國的人民，但也有許多南韓人。我要做的是，看見他們如何記憶自己的戰爭，而他們本身又如何被記憶，但這不是要嘗試全面納入和全面召喚回憶，因為我並未針對其他參與者發聲（澳洲人、紐西蘭人、菲律賓人、泰國人、俄國人、北韓人、中國人……）。10不過，擴大這個敘事以納入越南和美國以外的人民是我的表態，既指向記得之必要，也指向全面記憶之不可得，因為遺忘是必然，而每本書都需要其邊際。儘管如此，盡可能多記得一些是我的反動，因為許多、或許是絕大多數戰爭回憶，或至少在公眾間流通的戰爭回憶，都欠缺包容性。這些公眾記憶所展現的是，多數時候，國家與人民透過我稱為「記憶己方」（remembering one’s own）的倫理運作。這種倫理因國家而異，越南人比美國人更願意記住女性與平民，美國人比越南人更願意記得敵人，而兩方都未展現出記得南越人的任何意願，因為他們散發失敗、憂鬱、苦澀與憤怒的惡味。美國至少讓逃到美國的南越難民有機會講述他們的移民故事，藉此成為美國夢的一份子。11越南政府給他們的只有再教育營、新經濟區和從記憶中被抹除的待遇。既然如此，流亡的南越人多數也堅持不忘他們的自己人，亦不值得奇怪了。
對兩個國家和其多元的組成份子，包括戰敗和流亡的越南人，另一種倫理，即記得他者的倫理，是個例外，不是通則。這種記憶他者的倫理，讓記得自己人的傳統倫理改頭換面。它將誰在自己這一邊的定義加以擴大，以涵括更多他者，消除了接近而親愛之人（the near and dear）和遙遠而讓人畏懼者（far and feared）間的區別。這個倫理光譜的兩端，分別是記憶己方和記憶他者。我從這兩端出發，把這場戰爭中登場人物的回憶編織起來，他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士兵和平民、多數和少數、贏家與輸家，還有許多無法歸入這些二分法、對立方和類別的人。戰爭牽涉到這麼多人，是因為它與一國多元的本地生活無法分割。將戰爭只想為戰鬥，其主角為士兵，而且在想像中通常為男性，只會阻礙對戰爭身分的理解，讓戰爭機器從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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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包容性的戰爭記憶，也是努力建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稱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結果。集體記憶指的是，因為我們已經從所屬社群繼承而來的記憶而得以存在的個體記憶，也就是說，我們透過他人而記得。12批評家詹姆斯．楊格（James Young）以他提出的收集的記憶（collected memories）模型修改這種說法，指出不同群體的記憶可以透過令人安心的美國多元主義而匯集起來。13學者薩克文．伯科維奇（Sacvan Bercovitch）指出，這些群體及其記憶互相間的任何可能歧異，透過「共識的儀式」（ritual of consensus）所馴化，那正是有如神話的美國之道（American Way）。14不論我們談的是集體記憶或收集的記憶，這些模型要可信，都必須將定義它們的群體包含在內，不論那個群體是大是小。因此，戰爭的號召通常伴隨著對公民的要求，要他們只能記得有限的身分認同和對集體的狹隘認定，僅擴及家庭、部落和國族。因此，美國之道的包容性，從定義而言就排除了任何非美國的事物，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對這場戰爭的記憶往往遺忘或模糊了越南人，遑論柬埔寨人和寮國人。反對戰爭的人追求一種更廣泛的人類身分，可包含先前為我們所遺忘的人，希望這樣的開闊性能減少衝突的機會。
想要將更多自己人、甚或更多他者包容在內的渴望，會碰上個人的與政治性的問題，因為個體或集體記憶都無法達到完全包容。全面記憶（total memory）既不可能亦不實際，因為永遠有什麼會被遺忘。儘管我們很努力，還是會遺忘，我們也會因為強大的利益方，往往積極壓抑記憶而遺忘，形成米蘭．昆德拉所稱的「有組織的遺忘之沙漠」（the desert of organized forgetting）。15在這片沙漠中，記憶和水一樣重要，因為在權力的鬥爭中，記憶是重大戰略資源。要打仗，必然要能控制記憶，以及和其本質相反的遺忘（看似某種欠缺，實際上是資源）。國家培養記憶亦培養遺忘，若能夠，還會獨占兩者。他們敦促人民記得自己人、遺忘其他人，如此才能打造對戰爭至關重要的民族主義精神，這個自我中心的邏輯也在不同人種、族群和信仰社群中流通。這種記得自己人並遺忘其他人的主流邏輯極為強勢，連被遺忘的人一旦有機會也會遺忘他人。這場戰爭中輸家的故事顯示，在關於記憶的衝突中，沒有一個人在遺忘之事上是無辜的。
強勢與弱勢者爭奪記憶與遺忘的戰略資源時，鬥爭雖有時狂熱，甚至暴力，但更常是低強度的衝突，在其中，國家與其支持者使用的鬥爭手段，傳統與非傳統皆有。當權者控制政府、軍隊、警察，以及掌握監控機制與反叛亂手段的國家安全機器。這些當權者──政客、少數統治階級、企業與知識菁英──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多數媒體。他們對學者、大專院校、評論者、智庫與教育機器擁有龐大的說服力量。一般而言，這些當權者牢牢掌握戰爭機器，讓機器運轉的二元碼就是記憶己方的倫理，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善與惡的對立，便於建立同盟、瞄準敵人。另一方面，儀式、遊行、演講、紀念碑、陳腔濫調與「真實戰爭故事」，不斷召喚著公民去記憶國家的英雄與死者，而若公民也能遺忘敵方與他們的死者，這件事就更容易了。
反抗戰爭的人強調另一種記憶他者的倫理。他們認為應該記住敵人與受害者、弱小與被遺忘者、邊緣與少數族群、女性和兒童、環境與動物、遙遠與遭妖魔化的，這些人全都在戰爭中受苦，多數更往往在國家主義式的戰爭記憶中被遺忘。在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為了戰爭的意義和正當化戰爭的理由而起的鬥爭中，抗拒戰爭並記憶他者的人，不是為了一國而鬥爭，而是為了想像。在想像中可以出現新的身分，在國家身分與國家賦予戰爭的身分之外成為不同選擇。然而，儘管記憶他者在某些人看來值得欽佩，這種記憶模式也可能帶有危險或欺騙，因為記憶他者可能只是將對自己人的記憶反轉，像一個鏡面，使他者成為善良而正直，我們成為邪惡而有瑕疵的。記憶己方或記憶他者的這些倫理互相競爭，卻都是簡單的記憶倫理模型。我在這本書中尋找並主張的，是一種複雜的記憶倫理和公正的記憶（just memory），盡力記得自己人也記得他者，同時喚起讀者關注記憶的生命週期和其工業化生產，看記憶如何被打造與遺忘、演化與改變。
藝術對於保存公正記憶的倫理工作格外重要。我在本書中收入的文字、攝影、電影、紀念碑和紀念館，都是記憶和見證的形式，有時是針對私密、家庭、易逝而微小的事物，有時是針對歷史、公眾、恆久而劃時代的事物。我轉向這些藝術作品，因為在官方的備忘錄和演講被人遺忘、歷史書無人聞問，而權勢者歸於塵土之後，藝術仍在。藝術是想像的文物，而想像是人類所擁有最能展現不朽之物，像個集體的石板，記錄著人性與非人性的行為和欲望。權勢者畏懼藝術潛藏的恆久特質和它對記憶的影響，因而試圖輕忽、收編或壓抑藝術。他們往往得遂所願，因為雖然藝術僅偶爾帶著明顯的國家主義和宣傳意圖，卻往往隱含這些特質。本書中，我檢視了光譜上各種關於戰爭和記憶的藝術作品，從為權勢者的價值背書到企圖顛覆這類價值的作品皆有。即使知道許多藝術家與權勢者同謀，我依舊樂觀認為，未來的世紀中，這場戰爭或任何戰爭留給人類的記憶，很可能會是與權勢和戰爭對抗的少數傑出藝術作品（外加一、兩部歷史書）。
記憶與遺忘不僅受到藝術的建構，也可能被企圖捕捉並馴化藝術的產業所商品化。已有一整個記憶產業存在，隨時準備對耽於懷舊的消費者販賣記憶，靠歷史牟利。17資本主義可以把任何東西變成商品，包括記憶與失憶。因此，記憶的業餘從業者打造出紀念品與紀念物；懷舊的愛好者穿上古著，重演過往戰役；遊客造訪戰場、歷史遺址和博物館；電視頻道播放紀錄片和娛樂片，畫質清晰但記憶模糊。情感與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是記憶產業的要素，將戰爭和經驗轉變為神聖之物，士兵則變成不容輕蔑的記憶象徵，這可見於美國人對打了所謂良善之戰（Good War）的最偉大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之執迷崇拜。評論者嘲諷記憶產業，視之為社會記憶氾濫的證據，將記憶轉化為可拋棄和遺忘的產品與體驗，卻忽略了當下的困難與未來的可能性。但這種論點誤以為所謂的記憶產業（memory industry）只是徵狀，反映一個更普遍的現象：記憶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of memory）。記憶的工業化與戰爭的工業化平行發展，兩者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在其中，記憶的火力與戰爭中實際使用的火力相當，為戰爭的身分進行定義與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