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帝國的悲劇：從君士坦丁到羅馬義大利的瓦解

作者簡介

姓名：麥可．庫利科斯基Michael Kulikowski
現任賓州大學歷史與古典學教授、歷史學系主任，是西地中海晚期古代世界史、羅馬修辭學專家。庫利科斯基教授著有《羅馬的哥德戰爭》（Rome’s Gothic Wars）、《晚期羅馬西班牙及其城市》（Late Roman Spain and Its Cities）和。他也是電視節目「歷史頻道」（History Channel）裡許多紀錄片的常客，包括《蠻人崛起》（Barbarians Rising）、《羅馬》（Rome）和《犯罪歷史：羅馬》（Criminal History: Rome），並經常為《華爾街日報》和《倫敦書評》撰稿。

相關著作：《帝國的勝利：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羅馬世界》

譯者簡介

姓名：馮奕達

專職譯者。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譯有《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大人的地圖學》、《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國與料理》、《帝國城市》、《不曾結束的一戰》、《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獻給國王的世界》、《職人新經濟》、《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等書。並以八旗文化出版的《帝國與料理》、《職人新經濟》，兩度獲得「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書」殊榮。

書籍目錄

導讀
地圖
緒論
第一章 締造君士坦丁帝國
第二章 尤利安的失敗
第三章 瓦倫提尼安王朝
第四章 阿德里安堡與狄奧多西兵變
第五章 狄奧多西一世的統治
第六章 斯提里科與競爭對手
第七章 加拉．普拉琪迪雅與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
第八章 狄奧多西二世的統治
第九章 普拉琪迪雅、阿耶提烏斯與瓦倫提尼安三世
第十章 無人聞問的衰亡
第十一章 狄奧多西王朝之後
第十二章 芝諾與阿納斯塔修斯
第十三章 西方諸王國
第十四章 法蘭克人與帝國邊陲
第十五章 從羅馬到拜占庭
謝辭
從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的羅馬皇帝與統治期(不包括明顯的篡奪者)
從沙普爾二世到霍斯勞一世的波斯王
延伸閱讀
參考書目
索引

推薦序/導讀/自序

"'等待野蠻人：《帝國的悲劇》導讀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翁嘉聲 



晚期古代的出現



　　《劍橋古代史》第一版在一九二○年代出版時，最後一冊的最後一位作者貝恩斯（Norman Baynes）說：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亞宣布大公會議開始時，形同宣布古代史結束，以及中古史開始；他認為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信仰，改變了古代世界的文化。但一九七一年布朗（Peter Brown）發表《晚期古代的形成》（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宣布在古代史和中古史之間有段「晚期古代」，是段基督教文明吸收轉化、因此保存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成果。這一舉將許多之前一直被認為屬於神學或宗教研究單位才會閱讀的大量教會史史料，如教父文學（patristics），一夕間轉變為古代史研究的絕佳素材，讓這段歷史蔚為學術顯學。庫利科斯基（Michael Kulikowski）《帝國的悲劇》（Imperial Tragedy: From Constantine’s Empire to the Destruction of Roman Italy (ad 363-568)）正是處理這段歷史的最核心部分。



　　這段時期也被稱為「晚期羅馬帝國」（Later Roman Empire），如研究這段歷史的開創之作，瓊斯（A. H. M. Jones）的《晚期羅馬帝國史》（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所顯示，大致是從三○○年到六○○年。這場學術的寧靜革命促成一九七○年代陸續出版的《劍橋古代史》第二版，將古代史延長到東帝國皇帝福卡斯（Phocas）垮台的六一○年。一些接受皮雷納（Henri Pirenne）《穆罕默德與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的人，更相信伊斯蘭文明的崛起才是真正宣告古代世界的結束，而將晚期古代更延長到八○○年。晚期古代無論何時結束，它的存在幾乎已成為學術共識。但即使晚期古代這斷代已然確立，一些舊問題仍餘波蕩漾，特別是當布朗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以千絲萬縷的綿延文化為重心的東帝國時，那蠻族在四七六年推翻西帝國，難道不是在西方終結了古代世界？



　　庫利科斯基《帝國的悲劇》繼續他上一本從哈德良談到君士坦丁王朝結束（一三八至三六三年）的《帝國的勝利》。但在《帝國的悲劇》他先倒退回二八四年戴克里先的改革，然後一路挺進到查士丁尼（五二七至五六五年）發動哥德戰爭，收復義大利，但旋即被隆巴底人在五六八年入侵占領，前功盡棄，滿目瘡痍，以悲劇作終。《帝國的悲劇》基本是部政治、軍事及外交的歷史。如果羅馬帝國在歷經二三五至二八四年黑暗時期的創造性破壞，打造出晚期羅馬帝國的新格局是種「勝利」，那這新格局的崩潰、瓦解及消失，則是帝國的「悲劇」。



　　晚期羅馬帝國史之所以複雜，是因為除了晚期羅馬帝國新格局有更複雜的組織架構及運作，以及帝國裂解為東西兩部所增加的複雜之外，另外還有基督教會崛起後，和帝國政治相互糾纏，再加上境外民族與帝國互動的「蠻族遷徙」（Barbarian Migration或Völkerwanderung）歷史，也成為晚期帝國歷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讀者在閱讀《帝國的悲劇》時，會面對比之前馬可孛羅「名家談古代世界史系列」（Profil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系列任何一冊還要更多、更歧異的議題，以及更多的官職及人名。另外，《帝國的悲劇》也是本論戰性（polemical）強烈的書，因為作者是多倫多大學戈法特（Walter Goffart）的學生，而多倫多學派堅決反對那被他們認為是「保守」、「右派」如希特爾（Peter Heather）護衛蠻族入侵造成羅馬衰亡的傳統說法。庫利科斯基在本書會辯論是羅馬衰亡才造成蠻族入侵，或甚至才停止了蠻族遷徙，甚至質疑羅馬是否「衰亡」，或是否值得一提。



 



由上而下的「主宰政治」



　　但首先我們要問何以晚期羅馬帝國有如此複雜的治理制度？黑暗時期（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前的羅馬帝國是個城邦世界。各城市的地方議會（curia）菁英在羅馬保護庇蔭下，複製羅馬的寡頭政體，為羅馬執行徵兵、徵稅等政府基本功能，並執行地方自治。羅馬則以約三十個兵團提供「羅馬和平」（Pax Roman），保證地方菁英能在安定的環境裡創業積財，享有地位及富貴；地方菁英則投桃報李，成為「願意的子民」（willing subjects），主動「羅馬化」，雙方一起攜手經營羅馬帝國這共同體。在九六到一八○年的五賢帝時期，根據如岡希（Peter Garnsey）等人的研究，帝國能以單一的政治中心，以不到兩百位官僚，來經營四、五千萬人口以及近五百萬平方公里土地，而其所依賴者便是各處地方菁英階級主動與羅馬中央合作。這由下而上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於我們更常見的頭重腳輕、由上而下的帝國治理方式。這解釋羅馬帝國在元首政治（Principate）時期，在官秩上相當簡略。



　　但這經濟且高效的系統卻在黑暗時期崩解。支撐原系統運作的地方菁英階級因為政治動盪和經濟困頓，無以為繼。軍營出身的戴克里先最後打造出晚期羅馬帝國的「主宰政治」（Dominate），由上而下來治理帝國的新格局。當皇帝一人無法獨力治理帝國時，便將帝國一分為二、甚至為四，但每個帝國所統轄的地區仍是百萬平方公里規模，於是再將各部分帝國細分為更多不同的層級（如總長轄區、管區及行省）及單位，便於治理。複雜官僚體系除了是為治理帝國，這種將組織及職權割裂細分，甚至是疊床架屋，也可預防潛在篡位者集中資源來挑戰皇帝。庫利科斯基在《帝國的勝利》中用「騎士化」（equestrianization）來形容這官僚系統的建立。這些「騎士」是帝國公僕，來源廣泛，除了傳統騎士階層出身者外，還包括從軍職生涯脫穎而出者，或受教育、有能力的各地人士，但刻意排除元老階級。他們出任各地皇家及國家財務官員，或在朝廷各部門及祕書處服務，且多憑能力升遷。帝國官僚系統朝著理性化、體制化的目標前進。朝廷透過各層級的治理機構，將控制滲透到帝國每個角落，落到每位子民，形成我們對一般帝國那種高度管制化的印象，包括職業世襲、農夫淪為農奴以及限用貴金屬繳納稅捐雜賦等等。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軍隊。在黑暗時期前，羅馬沿邊界部署約三十個兵團，配合著其他由非公民組成的輔助兵團（auxiliaries），沿著道路系統迅速橫向移動，互相支援，應付入侵敵人，堵住破口。但黑暗時期，羅馬無法應對同時來自東方薩珊波斯以及多瑙河和萊茵河彼岸，多方外族幾乎同時入侵，於是改採魯拖克（Edward Luttwak）在《羅馬帝國大戰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Roman Empire）所謂的深度防禦戰略，將邊界兵團降為在地化的戌守部隊（limitatenses），提供預警、延緩及牽制入侵敵人，而改由中央野戰軍（comitatenses）來機動打擊消滅敵人。這種部署出現在不同的總長轄區（prefecture），也為晚期羅馬帝國（特別在西帝國）的軍閥割據布下引線。



　　當尤立安在波斯陣亡後，而帝國由瓦倫提尼安及瓦倫斯這對兄弟分別掌控西、東帝國後，中央是否有足夠力量掌控這複雜的治理系統，開始有不同發展。東帝國大體上因為擁有帝國將近三分之二人口，較健全經濟及稅收基礎（加上高加索新金礦的發現），以及容易以外交手段解決邊界問題，因此整個系統運作相對順暢。但在西方，中央政府掌控薄弱，稅基較弱，外敵更多，加上一連串失能統治者，使得各地軍區指揮官發展地方軍閥派系，或是自己圖謀篡位，或扮演造王的角色，或是和境內外的外族合作，最後造成西帝國最終的裂解。



　　所以晚期羅馬帝國的新格局需要強大皇帝運用龐大資源來運作這系統，但一般百姓需為此付出龐大代價，如三○三年「大迫害」見證人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 ca. 250- ca. 325 BCE）便批評越來越少、越窮的人要供養突然膨脹數倍的官僚及軍隊。所以帝國在黑暗時期後雖然再度復興，但卻像僅有一雙泥腿的鋼鐵巨人，十分脆弱。



 



基督教是分裂的力量？



　　在意識形態上，特別是宗教，也有類似潛在裂解的傾向。希臘化時代史學家波力比烏斯（Polybius, 200-118 BCE）在討論羅馬征服地中海時，稱讚羅馬人善用宗教或「迷信」來整合人民，但「一個教會、一個帝國」始終僅存於理想及盼望之中。



　　當君士坦丁在三一二年控制西帝國，宣布基督教為合法宗教（religio licit），旋即遇見大迫害後遺症的北非多納徒教爭，讓他親自領教基督教衝突的激烈，遠非帝國干預能輕易壓制。他在三二四年統一帝國時，又遇見另一個以天父天子本質是否「相同」或「相似」的教爭。君士坦丁鑑於之前處理多納徒教爭的經驗，決定在次年以召開大公會議代打，但適時出手干預發展方向，免得再次燙傷。



　　但他任內這兩次教爭其實凸顯出教會根本上的分裂：教爭在西方拉丁教會集中在教士紀律及教會性質上，特別強調神聖教會在面對世俗帝國的超然獨立性；東方希臘教會則因為是基督教發源於該地，主要神學發展皆以希臘文表述，且經過如俄立根（Origen of Alexandria）或迦帕多家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融合基督信仰與古典哲學，所以玄奧教義成為教爭重點，特別是人的理性（logos）要如何理解上帝的道（也是logos）。非洲多納徒教爭始終無解，甚至惡化為武裝抗暴，帝國卻束手無策。另一方面，《帝國的悲劇》涵蓋七次大公會議的前五次，但每次大公會議確定某種教義為正信後，除了製造一批批「異端」外，也引發下個神學爭議，而這又製造出更多的異端。



　　皇帝有時強迫反對者就範，甚至直接迫害，但亞流異端卻曾在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支持下，透過「哥德使徒」烏爾菲拉斯，傳到蠻族，結果除了可能尚未皈依的法蘭克人外，其餘幾乎都告解亞流異端，並在這些蠻族進入帝國內，成為他們和羅馬人衝突的來源之一。在四三一年被判為基督雙性論異端的聶斯脫里信徒，不是化身為帝國裡的地下教會，反抗帝國，繼續傳教外，便是在波斯或遠及中國發展。另方面，四五一年大公會議通過有關基督神人合一的迦克墩正信後，迫使敘利亞及埃及等堅信基督唯有神性的一性論信徒，逐漸與帝國分道揚鑣，削弱東帝國的治理系統。當查士丁尼在五五三年大公會議，想用「三章案」挽回一性論者，反而疏離原來的迦克墩正信者，最後兩頭落空，一切枉然。埃及及敘利亞後來在面對伊斯蘭崛起時迅速淪陷，有人懷疑這是否與激烈的一性論教爭有關。但這些例子似乎突顯出帝國接受基督教會，反而促使帝國在政治上更加分裂。



 



等待野蠻人



　　「泥腿」的帝國以及分裂的教會影響到帝國如何面對在境外叩門的蠻族。《帝國的悲劇》最具議論性的部分是討論蠻族入侵與西帝國的衰亡。蠻族遷徙中最具代表性，也被認為啟動整個過程的是西哥德人。他們進入帝國、建國的故事，所根據的主要史料是四世紀史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戰役，以及六世紀約達尼斯（Jordanes）的《論哥德人起源及作為》（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簡稱Getica）。哥德人被認為發源於波羅的海，逐漸移向黑海北岸和多瑙河出海口間，並因為其他民族持續受匈人壓迫，在三七六年請求羅馬允許進入帝國避難。但羅馬官員處理不當（庫利科斯基特別強調沒依照「S‌O‌P」來全面解除武裝），最後失控；當東帝國皇帝瓦倫斯被迫擱置波斯戰爭，從安提阿趕來匆促應戰時，卻在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戰敗身亡，折損約三分之二東帝國野戰軍。巴爾幹半島陷入空前混亂，而西帝國束手無策（或袖手旁觀？）。最後西帝國皇帝格拉蒂安任命狄奧多西一世復出，收拾東帝國殘局；但新皇帝在戰爭進展有限下，破例接納哥德人成為境內「同盟軍」（foederati），由自己國王領導，開始這種「國中國」的情形，啟動裂解西帝國的自爆裝置。接著西哥德人兩次協助狄奧多西贏得內戰，犧牲慘重，但並未獲得適當回報，反而成為東西帝國政治角力的皮球，作為施壓對方的工具。四○九年冬天汪達爾人、阿蘭人及蘇維匯人跨越結凍的萊茵河，穿越高盧，進入西班牙，讓西帝國陷入更大困局，更無能處理西哥德人要羅馬安頓的請求，讓裂解過程又推進一步。西哥德人終於在四一○年石破天驚地劫掠羅馬。他們在南下西西里受阻後，轉而北竄，進入南高盧，甚至受羅馬委託，代為驅逐占領西班牙的前述三支蠻族。最後西哥德人在四一八年被給予高盧西南的亞奎丹安置，暫時結束這段從三七六年起的流浪生涯。他們形同代理羅馬治理當地，並在四五一年協助羅馬主政的阿耶提烏斯（Aetius），擊退阿提拉匈人的攻擊。他們在四七五年更將勢力伸向西班牙，建立強大王國，但在五○七年在武耶（Vouillé）戰役，被新崛起的法蘭克國王克洛維（Clovis）擊敗，退居西班牙，在此安身立命，直到八世紀被穆斯林滅亡為止。



　　對於上述的故事，我們在一些地圖上會常看到繪圖者使用一系列連續的箭頭，向我們標示西哥德人在各階段前進的地點及時間，彷彿這是同一支民族從出發地開始流浪建國的傳奇故事。類似說法亦被用於其他進入帝國的蠻族，如最後在北非定居的汪達爾人，或到義大利的東哥德人等。這圖像在一九六○年代以前十分流行，但也受到挑戰。但在二○○○年左右，一些與牛津大學有關的學者，重新挺身護衛這傳統立場。代表人物是《帝國與野蠻人》（Empires and Barbarians）作者希特爾。他使用更多資料來支持這傳統觀點，提供一幅大致如上、但更宏大、更嚴謹的圖像：羅馬帝國被一個個因為來自遙遠內亞草原民族的壓迫，而從黑海北岸被迫移動的不同日耳曼蠻族（西哥德、東哥德、汪達爾、勃艮第及法蘭克等），暴衝到羅馬邊界，撞倒帝國，最後在帝國境內建立不同國家；他將帝國衰亡看成像巨人被撞而倒地不起。這觀點十分「天啟」，強調這段歷史所具有的斷裂性：羅馬的結束是蠻族帶來的殘酷撕裂。他也確認蠻族移動的歷史真實性。西哥德人在顛沛流離中，雖然有不少其他民族加入，但因為始終有群相當數量的西哥德自由戰士，維持西哥德人的族群認同，保存語言及習俗，而這甚至從他們離開波羅的海的那刻起便是如此，直到定居西班牙被穆斯林消滅為止。



　　但從一九六○年代起，挑戰這圖像的論點逐漸受人重視，認為羅馬帝國轉變成日耳曼後繼國家其實是「發展」及「轉化」的結果。這新觀點的根本理念是歷史的連續性。他們認為五○○年前的日耳曼民族遷徙的文字資料原本就已經有限，五○○年後的更幾乎是一片空白，唯有依賴考古資料；但考古資料的判讀除政治干擾外，本身即是十分困難的事，模糊空間所在皆是。有人估計所有這些入侵的不同外族人數，加起來恐怕只有七十多萬，混入帝國四千萬人中，實在微不足道；且從生理學觀點來看，在如此長一段時間裡、在如此之多人當中繼續維持如此少人的血統，實在困難；即使語言及習俗等文化特徵持續存在，但現在這些已經被認為無法證明多少東西，因為如東帝國境外的阿瓦爾人，便被他們所統治的斯拉夫人所同化。



　　但是對質疑者來看，希特爾圖像最大的弱點恐怕是「政治不正確」，被懷疑夾帶種族主義的政治動機，特別是有些這種傳統立場的學者會特別強調西哥德人以及幾乎所有入侵帝國的民族，都被歸為「日耳曼」，更令人懷疑是否想藉著歷史來尋找日耳曼人曾有、因此該有的「生存空間」？以及充滿青春活力的日耳曼人理當取代已經耄耋衰頹的羅馬人？類似的論述也發生在那些支持大斯拉夫主義的人身上，但一樣令人擔心。



　　因此，例如，維也納歷史學派的學者，如波爾（Walter Pohl），認為西哥德之所以為西哥德，是因為在這長期的遷徙過程中，其領導階層保有穩定的「傳統核心」，但更加強調是一群人在這數十年、甚至百年流浪過程中，因為集體共享種種的歷史經驗，形成某種「想像的共同體」，出現「族群創生」（ethnogenesis），形成西哥德王國。簡言之，西哥德是一群人共同歷史經驗的成果，是從出發點到終點之間的旅程中，所凝聚、創造出的有「傳統核心」的新族群。



　　但庫利科斯基在《帝國的悲劇》認為即使這種借用人類學概念ethnogenesis來解釋蠻族遷徙，仍難以擺脫希特爾那種種族「本質主義」的嫌疑。他認為「西哥德人」這概念，正如古代希臘人、羅馬人使用「野蠻人」（barbarian）的概念一樣，是將自己的想像投射到疆界外的未知外族，就如希臘人用「斯基泰人」（Scythian）來指稱凡是在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以及用「野蠻人」泛指所有的非希臘人，這些純粹是希臘人自己的文化建構，與對方究竟如何無關。「西哥德人」的用法也十分類似，是古代史學修辭學的套式呈現（commonplace, topos），來呈現出現在某段邊境的外族，將那些已經在帝國邊疆社會居住好幾世代以及新近移民混為一談，都套上「西哥德人」的名稱。而他們認為這種心態也影響到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以及約達尼斯，認為其中有關哥德人的資料常只是史學的topos！



　　大致而言，希特爾那強調斷裂的歷史主要是傳統史學依據文字史料而產生的立場，但庫利科斯基強調歷史的連續性，依賴考古資料和人類學及社會學理論，是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所以這些不同立場的衝突也是不同學術立場對歷史現象解釋的衝突。對庫利科斯基而言，羅馬人在和「野蠻人」接觸互動後，由羅馬人賦予「野蠻人」自我認定的機會，也是「野蠻人」在歷經歷史起伏、最後安定下來時，「野蠻人」自己以此投射回到自己過去的歷史，因此是建構性，且是羅馬人為他們建構的。



　　但如果希特爾算是右派，隱含政治主張，那庫利科斯基的立場也和更激進的哈爾索爾（Guy Halsall）一樣，算是左派，而左派一樣帶有政治議程，例如他們對任何論述以「日耳曼」來形容這些移動的「族群」，都特別敏感、跳腳。也有人指出無論是維也納或多倫多學派的學者，都曾接受歐盟資助，藉由這種立場來研究這段歷史，以淡化掉民族主義色彩，提倡歐盟文化整合的政治議程。歐盟是否已經將自己視為那大一統羅馬帝國的歷史再現？



　　而庫利科斯基這樣的立場會影響處理問題的方式。他在《帝國的悲劇》裡認為類似西哥德在邊界叩門，並非帝國首見，且從帝國建立以來已經形成一套S‌O‌P，因此我們無須將西哥德人在三七六年叩門給特殊化。但三七八年亞德里安堡的大災難畢竟發生，後續效應嚴重。庫利科斯基認為這是因為執行S‌O‌P的羅馬帝國已經大不同，包括東西分治、甚至牽制，大軍區各自為政，皇帝瓦倫斯個人能力，以及現場處理失當等等，使得最後從S‌O‌P失靈，轉變成局勢失控。而這群野蠻人在君士坦丁堡和羅馬╱拉溫納之間來回漂泊，其實也是對東西帝國在傷害彼此的政治角力中做出回應；西哥德人之後入侵義大利以及在高盧和西班牙逐漸安定下來，則是因為西羅馬帝國在政治上的區域集團化的結果。對高盧在地菁英而言，能提供武力保護及尊重在地治理的西哥德人，比失能且遙遠的羅馬╱拉溫納朝廷，更是值得合作的對象。最後當西哥德人的地位從事實上（de facto）的合法，在四一八年變成法律上（de jure）的合法時，這群人終於從羅馬人得到一張「西哥德人」的出生證明！



　　類似故事也發生其他遷入帝國的人群，使得西帝國逐漸裂解成一個個蠻族王國。在上述中，我如果對「野蠻人」或「蠻族」有些口無遮攔，那是因為這種名詞對庫利科斯基來說會比「日耳曼人」或「日耳曼民族」更好，因為至少這是希臘人、羅馬人的用法外，也傳達庫利科斯基他們自己的學術立場。相反地，我們若用「日耳曼」，那更可能是接受某種更明顯的預設立場了。



　　所以對庫利科斯基而言，是羅馬帝國自己內部失序瓦解才造成蠻族入侵建國，或更弔詭地說，才使得蠻族停止遷移，安身立命，而非蠻族入侵推倒帝國。從這觀點來看，庫利科斯基當然會進一步質疑羅馬衰亡究竟有何意義，因為逐步瓦解的西帝國，宛如漸漸騰出的空間，讓外族伺機移入。所以他在討論相關議題的第十章，便直接說西帝國結束是「無人聞問的衰亡」，因為此時的西羅馬帝國已經不再重要，特別是對那些與移入蠻族合作愉快、攜手治理的行省地方貴族菁英。若聖奧古斯丁會寫《天國之城》來解釋四一○年西哥德人劫掠羅馬，是上帝懲罰羅馬人信仰不堅，以及要我們將希望寄託「天國」，那對四七六年奧多阿克爾（Odoacer）強迫最後一位西羅馬皇帝退休，將帝冠印璽獻給東帝國皇帝芝諾（Zeno），自己滿足於擔任義大利國王，是沒有任何作品來悼念、辯護或解釋這一點都不關鍵的時刻。何況接下來治理羅馬的東哥德國王狄奧多里克（Theodoric），比之前半世紀的任何西羅馬皇帝都還更羅馬，甚至比百年前的狄奧多西一世更配得上「大帝」的頭銜。



　　庫利科斯基認為蠻族遷徙問題的重心是在「帝國」，而非「野蠻人」，所以他對羅馬帝國內部的運作及地區發展描述十分詳細，而這方面的敘述及分析是《帝國的悲劇》最精彩之處。這當然得利於他原先便是西哥德歷史及羅馬西班牙的專家。庫利科斯基這種將論述重點放在帝國發展及變化，來解釋蠻族遷徙的問題，對疆界之外常採取近乎懷疑主義或不可知論的立場，這則和希特爾的《帝國與野蠻人》相比，形成有趣對比，因為希特爾重點幾乎多在疆界外的「野蠻人」，寫得極多又細，但「帝國」則是相對簡略帶過。



　　至於我個人對這問題的看法，大致如此。我雖承認修辭學在古典史學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我對以後現代方法來理解這方面史料，認為西哥德人或其他蠻族在史料上不過是個topos或trope（「比喻」），十分不安，因為這樣說並沒解釋問題，而是取消問題。另外，我或許對晚期古代民族遷徙有個跟現代經驗有關的基本看法：「移動」是這些民族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因為這些民族一直藉著移動來解決生存問題，因此移動幾乎是這些民族的定義，無論是否有西哥德「傳統核心」或相當數量的自由戰士，可能都沒有比「移動」以及移動時所經歷的集體歷史經驗來得重要。我因此比較偏向ethnogenesis的說法。



　　羅馬帝國的高度文明及繁榮國度，和境外低度發展蠻族之間的落差，使得羅馬帝國永遠是移動的最終目的地，如水往低處流。這極大差距發展的預設，是Vőlkerwangderung會發生的前提之一。晚期古代的四、五世紀這波民族遷徙之後，尚有另一波；但當馬札爾人在十世紀末出現在匈牙利平原後，便沒有再發生如之前的民族移動。這是因為地中海與歐洲其他地方在第一個千禧年前的發展落差，已經不如此明顯。若再有骨牌或撞球效應發生，那或許會往其他方向倒去。希特爾稱這平衡發生的時刻是「歐洲的誕生」，因為之後不再發生劇烈的民族移動。我們再回到今天，不難想像到現在風起雲湧的國際移民，正出於如此發展落差（包括對未來前景的期望），才會發生移動；若沒有這些真實或想像的落差，或許國際移民會比較緩和。



 



推薦及建議



　　雖然經過學者辛勤研究及介紹，但晚期古代在台灣仍是一段較陌生的歷史。雖然有些人名（如君士坦丁或查士丁尼），或事件（如尼西亞大公會議或西羅馬帝國滅亡），或文化（如聖索菲亞教堂或修道院運動）在台灣並不完全陌生，但整體且高品質的論述仍是不足。庫利科斯基《帝國的悲劇》適時補足這缺失的一塊。讀者若能和他寫的前一段歷史《帝國的勝利》一起閱讀，那對羅馬帝國如何從鼎盛元首政治時期轉變到晚期古代主宰政治，會有更完整全觀的理解。在篇幅上，這兩冊中文譯本加起來有千頁厚的份量，我想無論是在廣度、深度及細節上，對有興趣的人來說都十分足夠。



　　但如我之前提及切入本書的三個主要面向：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基督教紛爭以及蠻族與帝國，這些都是極為複雜的問題，而且常交織一起，但庫利科斯基在組織架構清晰，敘述簡潔有力，駕馭及配比資料上得心應手。我認為這本書預設一些知識，雖不會妨害閱讀，但若讀者知道，更能體會作者的用心。我舉一例。



　　在台灣的基督教信仰中，對布道及社會慈善的投入，超過神學及教會史研究，所以當庫利科斯基談北非多納徒教派的問題時，因為篇幅所限，無法有更多介紹，因此無法讓人感受多納徒教派比現今任何宗教基本教義的激進及暴力，毫不遜色，甚至到「殺土豪、分田地」的程度。以致於整個北非行省雖是基督教國度，但卻是多納徒派系的；正統教派雖在帝國勢力支持下生存，但只是北非信仰大海裡的孤島。多納徒對教會的立場，其實代表著西方教會與帝國分庭抗禮，以及神聖與世俗不相妥協的態度。但北非做為帝國穀倉的政治經濟角色並沒因為這信仰衝突而受顯著影響，所以庫利科斯基點到為止。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天父天子相同本質的尼西亞信經上。雖然激進的「相似派」，甚至更極端的「不相似派」（Anomoeans），在君士坦提烏斯二世任內最具影響力，而皇帝也願意給力推動，甚至境外傳教。但大體而言，東方更大多數的「相似派」主教是溫和的，願意與尼西亞正信信徒對話妥協，最後在迦帕多家教父努力下開花結果，讓尼西亞正信在帝國普遍生根。若庫利科斯基深究這些發展，會讓故事過度複雜，打斷敘事節奏，所以除了亞流信徒、皇后尤絲提娜的監國時期曾關係西帝國政治大局外，庫利科斯基多所發揮，但其他地方相當節制。相形下，政治效應極大的「一性論」爭議，最終導致埃及和敘利亞脫離堅持迦克墩正信的君士坦丁堡政府，進而和伊斯蘭當局協商出自己的信仰空間，在政治上迅速脫離帝國，成為帝國悲劇的一部分，庫利科夫斯則是深入許多。這些顯示作者是以政治史為優先，而教會史議題要配合政治史來發展，這決定他對議題的配重及分布。



　　但任何讀者還是會被書中那許多人名、官名及地名感覺快被淹沒。我認為這有時是在閱讀嚴肅學術作品，或面對不熟悉時代時常會面對到、甚至需要習慣的。雖有些無奈，但閱讀時無須受到羈絆，而是繼續下去。另外，《帝國的悲劇》雖提供有用的皇帝年表，但若有世系圖（imperial stemmata），會如虎添翼。網路上可參考https://people.ucalgary.ca/~vandersp/Courses/stemmata/stemmata.html。原著若也能附有大事年表，更有助於讀者對時間軸的掌握。最後，熟悉地理空間對理解歷史多所助益，因此讀者若遇見不熟悉的地點，能即時查閱作者提供的詳細地圖，會有利理解。對任何讀完本書的讀者，想進一步理解這古代史研究的顯學，儘管原著是在二○一一年出版，但庫利科斯基對不同議題推薦的書目，仍是十分寶貴，附有簡潔的分析及公允的評價。



　　但對知識傳播一樣重要的是這點：這本書雖然充滿許多難以轉譯的名詞和不常見的議題表述，但譯者馮先生都能克服，不僅準確到位，且優雅流暢，可讀性極高。《帝國的悲劇》是翻譯界的高手之作！這種高品質翻譯是引領台灣及華文讀者進入這精彩、複雜晚期古代世界的最好嚮導。在出版業經營不斷受到挑戰，馬可孛羅文化仍願意出版這樣高品質的作品，介紹新知，實在是台灣讀者們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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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試閱

第一章 締造君士坦丁帝國

　　西元三二四年，西奧古斯都君士坦丁徹底擊敗了他的妹婿，也是曾經的盟友、如今的死敵─東奧古斯都李錫尼（Licinius）。打了這場勝仗之後，君士坦丁就此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的統治者。兩人從先前的一系列血腥內戰中倖存，我們所說的「四帝共治」便是隨著那些內戰而崩解。四帝共治制度是二九三年時，由皇帝戴克里先所創造的。西元三世紀期間，羅馬政治菁英與軍隊受到連續不斷的危機所苦。戴克里先想出四帝共治，是為了化解危機，而這個制度大體上是成功的。戴克里先深知，這麼一個西起大西洋，東至幼發拉底河，北起萊茵河、泰恩河（Tyne），南至撒哈拉沙漠的大帝國，光靠一個人是無法有效統治的。
　　戴克里先在先皇出征美索不達米亞、遭到暗殺時透過軍事政變奪權，接著在巴爾幹擊敗先皇的皇子，讓羅馬元老院勉為其難承認了他。當時的元老院徒餘象徵作用，幾無實權。這個紫袍加身的道路早已是三世紀的常態：對立的軍隊擁立自己的指揮官為皇帝，接著為了統治全帝國而戰。如此局面從二三○年代起反覆出現，其實有諸多原因。其一就是好幾個邊疆地帶出現了更強大的新敵人，尤其是萊茵河畔與萊茵河╱多瑙河上游的新興蠻族聯盟（前者稱為「法蘭克人」むFranksめ，後者稱為「阿拉曼人」），以及波斯的新王朝（推翻了羅馬人知之甚詳的安息統治者）。
　　這個新王朝根據傳說中的始祖而稱為薩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相對於安息王朝來說，薩珊王朝的希臘化程度較低，也不為羅馬人所熟悉，而且更具攻擊性。薩珊王朝的「萬王之王」信奉二元論的瑣羅亞斯德宗教（Zoroastrianism），狂熱擁護其神職人員，而這種信仰為他們武力征服（尤其是羅馬帝國東部行省）的行動賦予一種使命感。三世紀時（尤其是今上遠在天邊的時候），外來威脅一再促成內部有人篡位─為了面對威脅，軍隊會擁立地方指揮官為皇帝。對於今上而言，篡位對於自己存續的威脅都遠勝過任何一種外敵入侵，因此安內的順序永遠先於攘外。結果，就是接連不斷的內戰。
　　話雖如此，羅馬統治階級的生存危機可不只是內戰肆虐。危機也跟社會與王朝轉型有關─內戰加速了轉變，但內戰本身並非轉變的起因。奧古斯都建立了羅馬帝國體系。頭一百年間，帝國的運作有賴於出身羅馬元老院的政務官。元老院本是舊共和國的統治機構，此時轉型為某種地方行政官員與軍事指揮官的孵化場，而元老院實質上也不再獨立於皇帝。隨著帝國中有愈來愈多人口得到羅馬公民權，這一批「元老階級」（ordo senatorius，羅馬人所謂的「階級」むordineめ，是以其特權與責任來界定的，而非社會出身）也日漸膨脹。一旦地方社會得到政治權利，當地社會上層最富有的成員便有資格加入元老院。於是乎，我們先後看到來自高盧南部與西班牙南部、東部，來自希臘化世界的中心─希臘、愛琴海島嶼與小亞細亞，還有來自非洲和北方行省少數城鎮區的元老。
　　但是，無論元老院怎麼擴大，元老人數總是趕不上政務官必須進行的諸多任務：稅收、司法行政、維護公共建設、鎮壓土匪……諸如此類。皇帝自己的財富與直轄土地（並非羅馬政府公有的土地與財產）大幅擴張，意味著數十年來，內廷的奴隸與自由人早已包辦從產業管理到稅收的大小事。然而，羅馬統治階級的第二層─人稱「騎士階級」（ordo equester）─卻逐漸成為帝國行政的主幹。從二世紀到三世紀，帝國政府逐漸常態化、官僚化與職業化，絕大多數的管理職都由騎士階級出任。與此同時，軍隊的晉升制度也變得更有彈性，連出身行伍的人都有晉身騎士階級、成為軍官的機會。可以肯定，這類人到了三世紀中期已經把元老從大多數的指揮職中擠掉了。
　　等到戴克里先終結五十年的內戰後，舊的元老階層貴族已蕩然無存。四世紀時，甚至連備受敬重的古老家族，亦即出身羅馬城的那些家族，也只能把自家的祖譜回溯到三世紀的動盪年間（恐怕只有兩個家族例外）。從諸多方面而論，戴克里先可說是銳意改革，但這不包括他對統治階層的處理，元老與騎士階級之間仍然保有分野。改革得等到君士坦丁出現之後。君士坦丁深有體會，知道這兩個階級所發揮的功能，已經實質上毫無分野，於是將騎士階級與元老階級合併，並確保四世紀的元老階級貴族會跟帝國早期的前輩們大不相同。但除此之外，君士坦丁所繼承的多半仍是經過戴克里先從頭到腳重新形塑過的帝國，本書的劇情正是以這個背景為舞台。
　　二九○年代，戴克里先打破帝國早期的遼闊行省，將之化為上百個小行省，每一個行省都有一位行政長官，許多行省更設有某種軍事機構。他一以貫之的目的，在於讓任何潛在叛變者可以使用的資源大幅縮水，將部隊的指揮與補給、薪餉（annona）等職能區隔開來，從而減少有人篡位的可能性。戴克里先式行省的明證，是一份來自大約三一二年前後的政府文件，稱為〈維洛納清單〉（Laterculus Veronensis）。清單上列出帝國百餘個行省的名稱，每一個行省都有其行政長官。這些行政長官的頭銜不一─例如「資深執政官」（proconsul）、「執政官」（consularis）、「監察官」（corrector）─隨著四世紀演進，明確擁有影響力的階級體系也從各個行省之間浮現。資深執政官，統轄著阿非利加資深執政省（Africa Proconsularis，大致等於今日的突尼西亞）、亞細亞行省（Asia，今日土耳其西北角）以及亞該亞資深執政省（Achaea Proconsularis，希臘與愛琴海島嶼），因為自帝國誕生以來，這三個省份一直居於最重要的位置；其實在四世紀晚期，資深執政還會得到無須透過任何上級官員，就可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法律特權。「執政官」與「監察官」頭銜與「資深執政官」不同，兩者的官職本身並沒有高下之分，但在人們心中，某些省份（尤其是那些隸屬帝國時間較久、都市化較深的地區）分量就是比較高。因此，擔任行政長官一職─比方說義大利南部的行政長官─也就成為未來仕途的良好指標。然而，無論頭銜為何，各種行政長官扮演的都是相同的角色：監督行省內的民政，亦即包括司法體系，以及行省對政府財政負有的各種義務。
　　百餘個行省的數量與邊界不時會重新安排，此外也構成更大的行政單位。這些行省群稱為「管區」（dioceses），相當穩定，從各方面來說都是構成四世紀政府的真正磚瓦。起先在戴克里先與共治皇帝的統治下，管區主要發揮的功能是財政，將特定稅官階級體系負責的幾個行省組合起來。君士坦丁進一步將管區治理制度化，由稱為「代巡官」（vicarii）、有權代表帝國裁判法律案件的官員主事。他的目標不只在讓司法管理趨於一致，更是為了確保行省與管區司法階層重重相疊，有重複彼此工作的可能性。這種重複審理，以及有意模糊誰來仲裁、誰應該做出仲裁的作法，旨在促成各種官員彼此監督─監視與告發，向來是遠在天邊的朝廷約束官員的好方法。
　　原本的戴克里先管區（參見地圖）基本上保持原狀，直到帝國在五世紀時開始瓦解為止，頂多只有君士坦丁在巴爾幹新成立兩個管區─將原有的單一管區一分為二，成為達契亞（Dacia）與馬其頓（Macedonia）。後來，瓦倫斯（Valens）讓埃及自己成為一個管區，從廣大的東方管區（Oriens，從亞美尼亞與托魯斯山脈むTaurusめ到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之中獨立出來。這兩個獨特管區的代巡官也有不同於人的頭銜─埃及代巡官稱為「奧古斯都長官」（praefectus Augustalis），而東方管區代巡官則是「東方伯」（comes Orientis）。大致上，這些管區是帝國政府最重要的層級、最大的轄區，能實際以單一財政單位的身分運作。儘管代巡官重要非常，但他們始終沒有獲得終審權，因為在他們之上還有晚期帝國政府最重要的民政官員─禁衛總長（praetorian prefects）。
　　晚期帝國的這些禁衛總長，是帝國奠基時一種官職的直系傳人。一開始，禁衛軍─駐守羅馬城的特別部隊─是由兩名總長指揮。但是，由於是騎士階級在政府中的最高官職，加上經常作為皇帝的代表，他們不久後便出現在政府的各個角落，行使職權。禁衛總長的職能在三世紀開始變化，而君士坦丁徹底結束了他們的軍事功能─一次內戰中，禁衛軍支持了對手，於是君士坦丁在內戰結束後鎮壓了禁衛軍。
　　四帝共治制度下，每個皇帝都有自己的禁衛總長，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君士坦丁讓孩子建立自己的副朝廷為止。總長的人數隨著副皇帝（「凱薩」）的人數而異，而他們始終是帝國政府中最強大的官員。他們可以代表皇帝做出終審判決，監督轄下管區歲入的出納，還能審理下級地方官的訴願。他們在財政上負有重責大任，因為他們負責「薪餉」─帝國民事官員與軍隊所有的薪水與配給。羅馬帝國的稅收有現金、有實物。無論處於哪一個階段，羅馬帝國都是一台將來自各省的稅收重新分配給軍隊與民政機構的機器（事實上，帝國晚期的拉丁語，都是用「militia」稱呼效力於軍事、民政階級體系的人）。私人物流網路乘上了公家薪餉網路的順風車─這是晚期帝國政府對於商業經濟運作至關重要的原因之一。總長除了控制龐大的財政機制，還要照顧帝國的基礎建設，維護公共郵政體系，並透過徵收現金、實物稅，或是徵用徭役（corvées，無薪水的勞動），來確保前述基礎建設之運作。
　　君士坦丁死於三三七年。此時，我們可以看出禁衛總長轄區（praetorian prefecture）已經成為實質行政區劃。到了君士坦丁之子統治的時代─尤其是三子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在三五○年成為合法皇帝之後，禁衛總長區劃更成為正式制度。屬於特定總長轄區的管區固然會隨時代而改變（由於內戰與外敵入侵之故，總長轄區所屬的管區在四世紀晚期與五世紀初期變化頻仍），但在西元三五○年時，已經浮現四個相對穩定的總長轄區：高盧總長轄區，通常從特雷維里管理，轄有不列顛（Britannia）、西班牙（Hispania）、「納博訥高盧」（Gallia Narbonensis，羅亞爾河以南的高盧），以及「三高盧」（Tres Galliae，羅亞爾河以北、萊茵河以西的高盧與日耳曼）等四個管區；義大利與阿非利加總長轄區，負責兩個義大利管區（羅馬以北的「糧倉義大利」むItalia Annonariaめ與羅馬以南的「城郊義大利」むItalia Suburbicariaめ）、昔蘭尼（Cyrene）以西的阿非利加拉丁語區、阿爾卑斯山各省，有時候還包括潘諾尼亞（Pannonia，匈牙利、奧地利與部分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伊利里亞（Illyricum），有時候跟義大利與阿非利加共同理政，轄有馬其頓、達契亞與潘諾尼亞；最後是東方總長區，掌管色雷斯（Thrace）、亞細亞納（Asiana，小亞細亞）、東方管區（托魯斯山脈、黎凡特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
　　由於地位優越，亞該亞、亞細亞與阿非利加資深執政省無須對各自的總長當局負責，但實際上仍需與總長在財政上合作。羅馬城由「都總長」（praefectus urbi）與薪餉總長（praefectus annonae）管轄，前者是個德高望重的元老階級職位，而後者則是跟禁衛總長有關的較低官職。君士坦丁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四世紀期間成為第二羅馬城，這座城市也不受色雷斯管轄─君士坦提烏斯在三五九年設立了獨立的君士坦丁堡總長。
　　每一名行政長官、代巡官與總長都有數十名左右手，人數有時甚至超過百人，但相較於帝國中央政府，他們仍只是一小撮人。御前的宮廷機構統稱為「御衛」（comitatus，字面意思是武裝衛隊），隨著皇帝在各個駐蹕處之間移動。內務職員稱為「侍寢」（cubicularii），以「御寢長」（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為首；幾乎所有的御寢長都是宦官，他們多半出身羅馬、波斯之間的邊境地區，因為禁止羅馬人去勢的禁令在此並不適用。他們監督宮內的大小事，照料皇帝與皇后最私密的需求，並管理統稱為「僕役」（ministeriales）或「宮人」（curae palatiorum）的教師、文書與僕人。
　　其他的御衛機構則處理皇帝的公共職能。在眾多機構主管中，最強大的就屬「執事長官」（magister officiorum），他轄下的各種「部門」（scrinia）必須照顧到皇帝的公開角色─他有三名次官，分別為「機要吏」（magister memoriae）、「監查吏」（magister libellorum）與「書信吏」（magister epistularum），處理皇帝的信件、收受對皇帝的請願、仲裁申訴案與地方官的「正式報告」（relationes），並起草回覆。為了外交，執事長官公署設有通譯團，而執事長官同時還控制帝國政府的密件體系，由大約千名「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構成。這些稽查使以信差起家，但最後泰半成為高階間諜與殺手，安靜且迅速地完成所有政府都會幹的那種骯髒活。
　　執事長官大權在握的另一個證明，就是他身兼皇帝的親衛部隊─帕拉丁衛隊名義上的指揮官。這是羅馬晚期政府唯一握有兵權的民政官員。衛隊的每個「分隊」（schola，不同時代的數量仍有爭議）由五百名精銳騎兵組成，以皇帝親自任命的「軍政官」（tribunus）為首。皇帝從衛隊中挑選貼身侍衛，由於他們穿著白色制服，因而得名「白衣」（candidati）。另一個皇家機構─書記團（corps of notaries），其職能則與執事長官公署有所重複。「書記」（notarii）由「首席書記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管理，他們記錄帝國由東到西、從南到北的官員派任，並為皇帝起草委任書。首席書記官負責維護所有帝國官職的「總清單」（laterculum maius）。理論上，書記官雖然只是文職人員，但他們和稽查使一樣，經常受到調任，執行間諜、審訊等不太光彩的祕密行動。
　　禁衛總長監管的金額，固然是流經政府體系中最大的一筆款項，但君士坦丁仍舊從戴克里先的政府改革中，繼承了兩個皇家財政機構，各自以一名「伯」（comes，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為「官員」，一為「同伴」，此處為前者）為長官。「內庫」（res privata）監督五個不同的部門，處理皇帝各個方面的私產，從稅收、租金、買賣到沒入物一應俱全，而「內庫伯」（comes rei privatae）也是正皇帝的當然隨員。內庫職能如此，意味著在每一個行省都有大批內庫官員。御衛中的另一個財政機構是「廣財衛」（sacrae largitiones）。「廣財伯」（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主管帝國的鑄幣廠，最重要的鑄幣廠設於羅馬、特雷維里、亞雷拉特、斯爾米烏姆、塞爾迪卡、帖撒羅尼迦（Thessalonica）、安提阿與亞歷山卓（Alexandria）。
　　經過多年的財政不穩，君士坦丁以純度極高的金幣為基礎，重建了羅馬的貨幣體系。這種金幣重四點五公克，稱為「索幣」（solidus）。政府依舊鑄造銀幣與卑金屬錢幣，供小額交易使用，但它們跟索幣沒有固定的匯率，而帝國經濟體的財政面卻完全奠基在黃金上。廣財衛也經營政府的金、銀礦場，並監督那些為軍官武器與甲冑裝飾貴金屬的「兵工廠」（fabricae，製作無裝飾武備的兵工廠則由執事長官主理）。最後，各種以銀或金的形式所繳交的稅款，都會送到廣財衛─包括各種通行費與港口稅、「代役金」（aurum tironicum，以金幣來折抵兵役）、「加冕金」（aurum coronarium，皇帝登基以及每逢五週年紀念日時，各城鎮的「志願」捐獻）、「敬獻金」（aurum oblaticium，與加冕金同時間繳交，只是繳交的人為元老）、「土地稅」（collatio glebalis（元老繳交的年費），以及「清稅」（collatio lustralis，希臘語作「金銀稅」むchrysárgyronめ，是從商店主到妓女等各種生意人都要交的稅，每五年徵收一次。原本金、銀皆可上繳，後來只收金）。廣財伯管理的機構中有十個完整部門，而且和內庫一樣，除了中央御衛層級以外，也有各省層級的分支機構。
　　在執事長官官署，以及執事長官領軍的帕拉丁衛隊之外，君士坦丁徹底把帝國的軍政與民政分離，將這股三世紀的勁流化為正式制度。野戰部隊（comitatenses）由數個大致千人的單位組成。許多行省（尤其是邊境）也有自己的駐軍，稱為「陸邊衛」（limitanei）或「河邊衛」（ripenses），許多駐衛軍都是從早期帝國的大型羅馬軍團演化而來的。野戰部隊由兩名將軍指揮，他們經常與皇帝御衛同行，因此稱為「御前軍長」（magistri militum praesentales）。主將稱為「御前步兵長」（magister peditum praesentalis），副將稱為「御前騎兵長」（magister equitum praesentalis），但其實兩人都會率領步兵與騎兵，平常也都統稱為「軍長」。假如同一時間有數名皇帝集體統治，則每一位皇帝的御衛中也會設有這些軍職，只不過隨著時間（以及區域性總長轄區的發展）也逐漸演變出野戰部隊的區域指揮官：除了上述御前軍長之外，四世紀中葉還發展出高盧軍長（magister per Gallias）、伊利里亞軍長（magister per Illyricum）與東方軍長（magister per Orientem）。他們或多或少是穩定的野戰部隊核心，而整個部隊的規模則視區域軍情而定。
　　邊境的常駐軍由「伯」（comites）或「公」（duces）指揮，他們轄有各種邊衛，只不過這些單位不時散布在整個行省，結果維護治安、收取關稅的時間和當兵的時間常常不相上下。除了上述野戰部隊與邊衛之外，還有一支禁軍，成員來自民政、軍政體系裡身分尊貴、關係良好的官員子嗣，以及邊境附庸國出身高貴的年輕人。這些士兵執行皇帝親自下達的軍事命令，而整個衛隊也成為各種背景的人所組成的儲備軍官團，構成了帝國晚期的軍官階級。禁軍由御衛的資深成員「禁軍伯」（comes domesticorum）指揮。（其他出身「一般」的衛隊由普通士兵組成，他們在職涯末期晉升，分配擔任管理職，通常位在遙遠的行省，作為多年服役的獎賞。）
　　後面的章節，我們將了解君士坦丁式的政府體制實際上如何運作，又如何劃定皇帝與子民「能與不能」的範圍，這裡只先稍微勾勒。不過，政府結構固然重要，卻不是君士坦丁再造帝國的唯一途徑。他還展開了讓帝國遵奉基督教的過程，不久後便無法逆轉。基督教原本是猶太教的異議教派，但到了二世紀，這些信徒認為自己信奉的是個新宗教，敬拜那一位「派自己兒子耶穌來救贖人類的好妒單一神」。基督教的發展起先局限於巴勒斯坦鄉下小社區與東部希臘語地區大城，但到了三世紀時已開枝散葉。這多少有點出人意料，畢竟以古代標準而論，基督教是個古怪的宗教。長久以來，希臘人與羅馬人都認為猶太人的排外一神教，以及拒絕接受羅馬官方神祇的態度，是一種反常的現象。他們之所以容忍猶太教，是因為這種宗教顯然是少數族群的信仰，走不出範圍有限的社群。不過，基督教的特出之處，在於信仰的效用，而非外顯的儀式。這一點不僅與猶太教不同，也異於希臘─羅馬世界的其他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