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地獄之行：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一）1914-1949

作者簡介

伊恩．克蕭（Ian Kershaw, 1943- ）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
克蕭師從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早年的他原本投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關注當時的德國農民。1972年克蕭拜訪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咖啡館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你們英國人實在太愚蠢了，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地球。」接著老人又補了一句：「猶太人就像人身上的蝨子！」由於這件事讓克蕭開始熱衷於了解為何德國一般民眾會支持納粹主義，他的研究取向也轉向近現代德國社會史，進而成為研究納粹主義、希特勒的頂尖學者。
克蕭的代表作是兩卷本《希特勒傳》（2000年沃爾夫森歷史獎得獎作品），另有《激盪時代：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二）》、《命運攸關的抉擇：1940-1941年間改變世界的十個決策》（Fateful Choices）等十數本著作。

譯者簡介

林華
英文譯者、聯合國翻譯，在聯合國工作三十餘年。主要譯作有阿蘭．瑞安（Alan Ryan）《論政治》（On Politics）、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台灣貓頭鷹出版社另有繁中版《從黎明到衰頹》）。

書籍目錄

導讀（杜子信）
推薦序（黃哲翰）
作者序
導言　歐洲自我毀滅的時代
第一章　懸崖邊緣
黃金時代？╱滑向戰爭？
第二章　巨大災難
悲劇展開╱親歷戰爭╱重壓之下的國家
第三章　和平亂局
「適合英雄」的土地？╱反革命者╱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大分割╱脆弱的民主╱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民主在德國倖存
第四章　火山之舞
經濟繁榮╱另一種模式╱文化之鏡╱光明前景？╱搖搖欲墜的民主體制
第五章　陰霾四合
衰退╱最壞的結果╱經濟復甦之路復蘇╱政治急速右轉
第六章　危險地帶
國際秩序的坍塌╱歐洲主要意識形態╱蘇、義、德之比較
第七章　走向深淵
左派的失敗╱軍備競賽╱鷹派與鴿派╱和平的喪鐘
第八章　人間地獄
燃燒的歐洲╱人性泯滅的無底深淵╱人間地獄的眾多意義╱持久的意義
第九章　暗夜漸變
經濟與社會：變化之勢╱基督教會：挑戰與延續╱知識分子與歐洲的危機╱「演出開始」：大眾娛樂產業
第十章　劫灰涅槃
發洩與解脫╱政治再覺醒：分裂與不確定╱鐵幕降下
誌謝
部分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杜子信｜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導讀）
黃哲翰｜文史工作者、轉角國際專欄作家（推薦序）

汪浩｜《意外的國父》作者、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海獅｜漢堡大學歷史碩士、大眾歷史作家
翁稷安｜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仲康｜即食歷史網站負責人、大眾歷史作家
蔡慶樺｜作家

文章試閱

第一章　懸崖邊緣
一次大戰後，人們，尤其是上層階級的成員，是這樣回憶戰前時代的：那是一段穩定、繁榮、和平的輝煌時期，不幸卻由於後來發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國人把戰前時期稱為「鍍金年代」（Gilded Age）。歐洲人對那個時代也懷有同樣的眷戀。巴黎的資產階級憶起「美好時代」（la belle époque），想到的是那時法國文化為全世界所豔羨，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產階級回顧「威廉時代」，認為那是個富庶、安全、偉大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新統一的德國終於得到了它應有的地位。同樣，維也納當時似乎正處於文化與思想上卓越的頂點和（奧匈）帝國榮耀的顛峰。慕尼黑、布拉格、布達佩斯、聖彼得堡、莫斯科和歐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輝煌之下。各種藝術、文學、音樂和戲劇都迸發出大膽的創造力，出現了許多新穎、挑戰常規、發人深思的藝術表現形式。

在倫敦，經濟比文化更加重要。在這個「日不落帝國」的首都，一次大戰後的那代人渴望重現已經逝去的那個經濟增長、貿易繁榮、貨幣穩定的「黃金時代」。英國大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戰後寫過一段著名的話，說「倫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飲早茶時，打電話訂購產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產品，想訂多少都行，並可以期望貨物很快就會遞送到家。」此言所指當然是享有優厚特權的人，描述的是居於世界貿易中心，金錢、地位無一不具的中上層階級的生活。對於住在東歐的猶太小村落，或義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臘和塞爾維亞貧窮的鄉村，或柏林、維也納、巴黎、聖彼得堡和倫敦的貧民窟裡的窮人來說，這種安詳愜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黃金時代」的形象並非戰後人們的臆想。

儘管歐洲存在著內部分歧和受民族主義驅動的競爭，但所有國家之間貨物和資本的流動都完全不受妨礙，大家都屬於聯繫緊密的全球性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經濟增長的前提是穩定，而穩定的保障就是各國都接受倫敦金融區的主導地位，把金本位承認為一種世界貨幣體系。在這個意義上，英格蘭銀行掌握著維持世界經濟穩定的鑰匙。船運、保險、利息和出口帶來的隱性收入超過了英國的進口赤字。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間，黃金，尤其是來自南非的黃金供應量大增，但英格蘭銀行既未過分增加黃金儲備（因為那將嚴重打擊別國的經濟），也未減少黃金儲備。美國和德國的經濟比英國經濟增長速度快，更有活力。當時就有苗頭，美國有朝一日會主導世界經濟。然而，英國仍然是全球貿易的執牛耳者（儘管它所占的份額在減少），也是最大的對外投資者。大國間為全球經濟資源展開的競爭，無疑對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形成了與日俱增的壓力。然而，直到一九一四年，給歐洲，尤其是歐洲實現了工業化的地區帶來了諸多裨益的體系仍然完好無損。人們普遍對持續的穩定、繁榮和增長滿懷信心。

一九○○年，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博覽會意在展示以歐洲為核心的欣欣向榮文明，謳歌進步。博覽會上的展出代表著新技術的時代。巨型機器顯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讚嘆。由五千盞燈泡照亮的「電之宮」實實在在地讓參觀者炫目。參展的有二十四個歐洲國家，也有來自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還有美國。博覽會開放的六個月內，訪客多達五千萬人，參觀者經常目眩神迷，驚嘆不已。東歐國家的展覽陣容強大，特別是俄國，它一家就設了九個展館。博覽會的一個突出內容是歐洲「教化的使命」。在那個帝國主義的顛峰時刻，對遙遠殖民地異國風情濃墨重彩的渲染傳達了歐洲統治世界的強有力資訊。商業、繁榮與和平似乎保證歐洲的統治地位會千秋萬代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這種樂觀態度其來有自。十九世紀與它之前的時代相比是和平年代，與後來的時代相比更是如此。自從拿破崙時代於一八一五年宣告結束以來，歐洲沒有發生過遍及大陸的戰爭。不管是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在遙遠的克里米亞發生的衝突，還是最終促使一八七一年德國和義大利各自實現統一的簡短戰事，都沒有危及歐洲大陸的普遍和平。壯觀的巴黎世博會舉辦十年後，一位名叫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英國作家寫了一本國際暢銷書《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他甚至在書中宣稱，在現代，商業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織的經濟產生的巨大財富，使戰爭完全失去了意義。不僅英國人，就連英國以外的許多人也都同意他這個觀點。人們難以想像繁榮、和平與穩定不會千秋永續，更無法預料它們會如此迅速地煙消雲散。

然而，歐洲還有很不美好的另外一面。大陸各地的社會結構都在迅速改變，步伐卻很不均勻。有的地區實現了迅速而深刻的工業化，但仍有大片地區以農業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說只有原始的農業。到一九一三年，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大約五分之四勞動人口的謀生方式依舊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整個歐洲的農民超過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二。只有在英國，務農的人數降到了勞動人口的十分之一強。一九一三年，只有英國、比利時和（令人驚訝的）瑞士的勞動人口中，有五分之二以上是產業工人，連德國都沒有達到這個水準。多數歐洲人仍然居住在村莊和小鎮裡。生活水準的確在不斷改善，但大多數歐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艱難，無論他們是在柏林、維也納或聖彼得堡這類快速膨脹的大都市的汙穢環境裡尋求工作，還是留在鄉間，靠土裡刨食勉強度日。許多人用腳投票，遠走他鄉，因生活貧困、沒有出路而離開祖國。幾百萬歐洲人完全沾不到繁榮和文明的好處，迫不及待地要出外闖蕩。一九○七年，向美利堅合眾國移民的人數達到頂峰，一年內就有一百多萬歐洲人到達大西洋彼岸。二十世紀開始後，移民人數比前一個十年猛增了三倍，大批移民從奧匈帝國和俄國逃向美國。不過，最多的移民來自義大利南方。

社會的快速變化產生了新的政治壓力，開始威脅到已有的政治秩序。一次大戰爆發前，歐洲的政治權力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在多數歐洲國家中，古老的貴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菁英繼續把持著政治和軍事大權，有些貴族和腰纏萬貫的工業或金融業新貴透過聯姻建立了關係。另外，世襲君主制仍然是歐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過去一直是邦聯，一八四八年通過了近代的聯邦共和憲法）、法國（自一八七○年起）和葡萄牙（自一九一○年起）是共和國。奧匈帝國的皇帝是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ph），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就登基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國幅員遼闊，下轄五千多萬不同民族的臣民。法蘭茲．約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統治持久性的象徵。

儘管如此，實際上各處都存在著憲政框架、多元政黨（儘管有投票權的人數極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連俄國的專制政權也在一九○五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後被迫讓步，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不得不把他（其實極為微弱）的權力交給國家杜馬（Duma），也就是議會。但是，即使在被視為議會民主發源地的英國，大部分人仍然沒有政治代表權。有些國家很早就確立了男性普選權的制度。例如說，德國一八七一年的帝國憲法規定，所有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都在國會選舉中有投票權（雖然占德意志帝國領土三分之二的普魯士對於議會選舉權限制得十分嚴格，以保證地主階級繼續占據統治地位）。義大利確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選權的時間晚得多，是在一九一二年。不過，世紀之交時，還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允許婦女在議會選舉中投票。許多國家的女權運動對這種歧視發起抗爭，但在一次大戰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蘭（雖然它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但俄國一九○五年的革命流產後，芬蘭引進了一定的民主變革）和挪威例外。

關鍵的變化是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的崛起。每個國家的菁英都視其為對他們權力的根本性威脅。一八八九年，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第二國際」建立，它是一個總機構，負責協調各國政黨的計畫與綱領。多數社會主義政黨都以某種形式奉行馬克思和恩格斯闡明的革命理念。它們攻擊資本主義固有的剝削性質，宣傳建立人人平等、財富公平分配的新社會，這些顯然對大批貧苦的工人頗具吸引力。統治菁英企圖禁止或鎮壓工人組黨或建立工會，卻徒勞無功。工人比過去更善於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工會的迅速壯大即是明證。到一九一四年，英國的工會會員超過了四百萬人，德國超過了二百五十萬人，法國約有一百萬人。

二十世紀之初，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各種運動已經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獲得的支持也愈來愈多。法國社會主義者捐棄前嫌，在一九○五年團結在一起，宣布他們「不是改良黨，而是以階級鬥爭和革命為己任的政黨」。一次大戰前夕，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贏得了百分之十七的普選票，在法國議會下院獲得一百零八個席位。在德國，俾斯麥企圖壓制社會民主，結果事與願違。自一八九○年起，奉行馬克思主義綱領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發展為歐洲最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一次大戰前其成員超過一百萬人。在一九一二年的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得到的支持超過了任何其他政黨，一舉贏得國會近三分之一的席位，使德國統治階級恐懼戰慄。
在經濟比較先進的歐洲地區，社會主義政黨無論嘴上怎麼說，實際上都遏制了激進情緒，將其引離革命，導入議會行動的路徑。法國的饒勒斯（Jean Jaurès）違背他所屬的社會黨的宣傳，提倡不搞革命，而是沿議會之路走向社會主義，一時從之者眾。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雖然言必稱馬克思主義原則，實際上卻尋求透過選舉贏得權力。英國的工黨（它是一九○六年採用這個名字）脫胎於工會運動，體現了工會對工人利益的務實關注，不追求革命的烏托邦理想。它基本上把馬克思主義的理念拋到一邊，推崇非革命的理念，主張不必推翻資本主義，而可以改良資本主義，使之最終造福工人階級。工黨認為，國家權力經和平改造後可以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服務。西歐、北歐和中歐大部分地區的工人雖然貧窮，但已不像過去那樣一文不名，激進情緒也有所減弱。若是爆發革命，工人失去的將不只是身上的鎖鏈，所以他們大多聽從改良主義領導人的指揮。

歐洲大陸欠發達地區的情況則不同。民眾與國家權力的對抗更加激烈。沒有什麼中介組織來分散權力，也沒有社會結構來使民眾認同並支援國家。國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高度依賴強制手段。統治階級地位牢固，官吏貪汙腐敗，代議制機構弱小無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歐、北歐和西歐的中產階級後來憶起逝去的「黃金時代」時，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國家權威和法治基礎上的文明蓬勃發展，但那與歐洲大陸南部和東部邊緣的情況風馬牛不相及。例如說，二十世紀之初，西班牙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區（Basque）反對國家權力和「資產階級統治」的罷工、暴亂和地方起義愈演愈烈。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的佃農中許多人支持無政府主義，經常爆發零星的反國家暴力行動。在義大利南部，腐敗官吏對大莊園主唯命是從，農民的暴力抗爭此起彼伏。鄉間匪幫的犯罪行為與貧農和佃農反抗國家及大地主的起義混在一起，難以分辨。一九○五年，爆發了一波工人罷工和動亂的洶湧浪潮，使歐洲領導階層對工人階級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國發生革命，沙皇險些被推翻。國家的強力鎮壓變成了毫不掩飾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聖彼得堡打死了二百名工人，還打傷了好幾百人。革命被鎮壓下了去。國家在議會代表權方面做出一些讓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實際權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無權的人，特別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無論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從中吸取了明顯的教訓，那就是沙皇專制政權無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因此而變得日益激進。

缺乏大眾支持的政府既要應對被它們視為威脅的左翼運動，又要爭取民眾支持，於是民粹主義運動應運而生。工業資本家或地主常常直接或間接地贊助此類運動，力圖把以階級為基礎形成的潛在反對力量，導入更易於控制的管道。他們希望把大眾「國家化」，向其灌輸有利於維護政治現狀的強勢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情感。在一定程度上，這樣的努力成功了。除了國際社會主義的理念仍有少數人擁護以外，好戰的民族主義、惡毒的反猶主義和其他類型的種族主義在民眾中流傳甚廣。初等教育的普及、識字率的提高和廉價小報的發行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大眾政治（mass politics）不僅為左派，也為右派開闢了動員民眾的新方式。舊有的確定性開始解體。原先由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菁英組成的權力集團覺察到新的不安全感。

大眾的動員嚴重威脅到現存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法國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Bon）因此於一八九五年發表了分析大眾行為的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法文原書名為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他聲稱，個人在群體非理性的感情衝動的影響下，會將理性拋到九霄雲外。這個思想在二十世紀初很有影響力，該書再版了四十五刷，被譯為十七種文字，後來更是成為想實行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的必讀書。勒龐認為，感情衝動是大眾的一個特點。在歐洲各地，最容易煽動民眾感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義訴求。歐洲的統治菁英對民族主義遠不如對社會主義戒懼。大戰爆發前，民族主義狂熱所包含的危險的確是可以遏制的。然而，它們播下的種子後來卻成長為破壞乃至最終摧毀既有秩序的力量。

政治趨於兩極化，外交關係出現緊張，國家捲入對外衝突，這些都會引起激烈的民族主義言論。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對美國的戰爭起初大受西班牙人支持，但西班牙慘敗、殖民地被美國搶走後，企圖在「民族復興」大旗下建立團結的努力也隨之失敗。其實，鑑於西班牙國內不同地區間和意識形態上的深刻分歧，這種努力反正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透過打擊內部敵人來實現民族復興的聖戰式狂熱，最終將導致災難性的衝突。

在大部分國家中，渲染內憂外患的激烈言論達到了新的高度。大眾媒體煽動著激烈的仇外情緒和不加掩飾的種族敵意，政府也樂得推波助瀾。一八九九至一九○二年的波耳戰爭（Second Boer War）更是給英國國內稱為「沙文主義」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極端民族主義好戰情緒，火上澆油。德國的保守政府在一九○七年所謂的「霍屯督選舉」（Hottentot election）中極力煽動民族主義，汙蔑反政府的社會民主黨不愛國。（社會民主黨儘管在國會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實際上得到更多的民眾選票。這顯示，沙文主義在德國與在英國一樣，在中產階級成員當中比在工人中更為流行。）

泛日耳曼同盟、海軍協會和保衛德國同盟等民族主義組織大多依靠中產階級中下層的支持，它們力主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擴張性外交政策。一九一四年之前，這些組織不過是較大的壓力集團，無法進入主流政治，遑論政府。然而，強硬的民族主義思想當時已經滲透進了除社會主義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別中。在義大利，有人對義軍一八九六年入侵衣索比亞時在阿杜瓦（Adowa）的慘敗深以為恥（五千多名義國士兵在那次戰役中喪生），還有人覺得義大利是「無產國家」，無法躋身歐洲頭號帝國主義強國之列。這些感情催生了幾乎是宗教式的狂熱，強調鬥爭和犧牲，鼓吹建立強有力的反社會主義國家、加強軍力、推行強勢外交政策。不過，儘管義大利民族主義者鼓譟不休，但是他們遠不能代表社會中的多數意見，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搗亂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義的壓力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執掌的義大利政府，決定於一九一一年入侵利比亞，在那裡建立殖民地。義大利軍隊在戰鬥中用飛艇轟炸了後撤的鄂圖曼帝國的部隊，這是空中轟炸首次在作戰中發揮作用。激進民族主義在義大利和在德國一樣，仍只有少數人支持。如果沒有一次大戰，也許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但是，導致後來事態惡性發展的種子已經播下。

民族主義在界定「國家」時愈來愈多地使用族裔（有資格成為國民的人），而不是領土作為標準。例如說，法國的一位民族主義者阿奇迪肯（Edmond Archdéacon）在一九○二年的選舉中自稱：「堅決反對國際主義。作為反猶主義者，我要求十五萬猶太人和做他們走狗的二．五萬共濟會員，停止壓迫欺凌三千八百萬法國人。」他說，他代表「真正的共和國，法蘭西共和國」。事實上，民族主義運動在法國和在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自己內部四分五裂，無力爭取國家權力，但可以逼迫政府採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雖然民族主義政治在法國處於邊緣地位，但是在各種思想並存的法國文化中，「不合適的人，特別是猶太人，應該被排除在國民之外」這個民族主義的核心思想依然理直氣壯地占有一席之地。歐洲大部也都存在類似的言論。

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是遍及歐洲的一個古老現象的新名稱，這個古老的現象就是對猶太人的仇恨。基督徒對「殺害基督的人」多少世紀以來的傳統敵意仍然十分普遍，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教士也一直在煽風點火。仇視猶太人的另一個深層原因是由來已久、關乎經濟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猶太人受到的限制不久前才得到放鬆他們得以參與更多商業和文化生活，結果卻惹得其他人更為不滿。於是，只要發生經濟下滑，猶太人必定是代罪羔羊。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由來已久、常常十分刻毒的仇猶情緒又添上了一重更惡劣的內容，那就是可能危及他們生命的新的種族理論，這種理論為仇恨和迫害提供了生物學上的偽科學理由。舊時的歧視固然惡劣，但還允許（有時是強迫）猶太人皈依基督教，生物反猶主義卻排除了這種可能性。根據這種理論，從科學和種族的角度來看，猶太人在「骨子裡」就是不同的。猶太人成不了法國人或德國人，正如貓不能變成狗。這種理念意味著不僅要歧視猶太人，而且要完全排斥猶太人，再進一步就可能是在肉體上消滅他們。

反猶主義的言論駭人聽聞。德國反猶主義者使用細菌學的術語來形容猶太人。維也納受人愛戴的市長盧埃格爾（Karl Lueger）把猶太人稱作「人形的獵物」，在那之前還說，只有把所有猶太人裝在一艘大船讓他們在公海上沉沒，才能解決「猶太人問題」。無論具體言論如何，至少在西歐，反猶的政治活動在一次大戰之前的「黃金時代」似乎有減少。但這種情形會帶來一定的誤導，因為反猶主義在很多情況下被納入了主流的保守思想。對猶太人的詆毀並未消除，但在戰前時期，它的政治影響比較有限。雖然政治邊緣存在著反猶主義，但是大多數猶太人在威廉皇帝的德國還是自在安適的。猶太人自己覺得，法國的氣氛更加令人生畏，因為那裡剛剛發生了可恥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這位猶太軍官被誤判犯了叛國罪，引起法國的反猶狂潮）。但是，法國的形勢在二十世紀初也有所好轉。東歐猶太人的處境則惡劣得多。從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俄國西部一些地方發生了反猶暴動，造成數千人死傷，而這樣的暴動經常是沙皇的警察和行政當局煽動起來的。波蘭、烏克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地區也普遍存在對猶太人的刻骨仇恨。到後來，情勢一旦生變，這些地區即成為歐洲主要的殺戮場，實非偶然。

歐洲文明進步之「黃金時代」的黑暗面在另一種思想中初露猙獰，那就是「優生學」及其近親「社會達爾文主義」。優生學的思想起源於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在倫敦的研究，他把他親戚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於人類，提出人的能力是遺傳的，可以透過遺傳工程來改善人類這個物種。一次大戰爆發之前，優生學就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瑞士和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引起了注意，被視為「進步」的科學。它在英國的支持者包括自由主義建制派和初生的政治左派的主要思想家，如凱因斯、貝弗里奇勳爵（Lord Beveridge）、H．G．威爾斯（H. G. Wells）、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和蕭伯納。早在納粹實施「安樂死行動」的三十多年前，聲名卓著的英國小說家D．H．勞倫斯（D. H. Lawrence）在一九○八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就甚至語帶讚許地說要建立一座寬敞的「死亡之室」，在樂隊奏出的輕柔樂曲聲中，把「所有的病人、行動不便者、身障者」溫柔地領進去。

優生學看似提供了一種可能，即透過控制生育把造成犯罪、酗酒、賣淫和其他「反常」行為的特徵從社會中剔除出去。它融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統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假設就是：某些種族天生比其他種族優越。高爾頓自己在一九○八年寫到，優生學的首要目的是限制「不適者」的生育率。支持優生學的人認為，消除「不健康」的人最終將有助於形成一個適應性更強、更健康、「更好」的社會。他們擔憂，社會福利措施會鼓勵社會的「劣等」成員生育繁殖，從而造成種族退化，於是更加堅信應提高民族效率。

一九一一年，一份德國雜誌組織了一次有獎徵文，題目是「劣等分子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何種代價？」獲獎文章的作者是漢堡的一名在貧民庇護所工作的官員（他在文章中列舉了幾乎所有的福利開支）。醫學界開始有愈來愈多的人覺得應該對「劣等人」施行絕育。德國一位名叫普勒茨（Alfred Ploetz）的醫生把優生學與「種族衛生」掛鉤在一起，成立了「種族衛生協會」。到一九一四年，這個協會在德國的不同城市建立了四個分會，成員共三百五十人。那一年，種族衛生協會要求規範「有醫學理由實施流產或絕育」的情況下應遵循的程序。就在戰爭爆發的幾週前，德國政府起草了一項法案，禁止為了社會的原因或優生的目的施行絕育或流產，只有在「對生命或健康有緊迫威脅」的情況下才給予准許。該項法案尚未成為法律，德國就投入了戰爭。若非戰爭造成了形勢劇變，優生學可能和反猶主義一樣，永遠也成不了氣候，更不用說種族衛生學這個變種了。但即使如此，後來事態發展的思想基礎也是在歐洲文明的「黃金時代」打下的。

一次大戰之前的歐洲表面上歌舞昇平，其實已經埋下了日後暴力迸發的種子。我們可以說，基於民族、宗教、族裔、階級的敵意與仇恨，這樣的醜惡現象在每個社會裡都有，例如說巴爾幹地區和俄羅斯帝國就暴力頻發。一九○五年的俄國革命失敗後，具有法西斯特徵的暴力團體展開了瘋狂的報復，警察經常站在他們一邊。暴亂中猶太人受害尤烈。據報導，一九○五年十月發生了六百九十起暴動事件，三千多名猶太人死於非命。敖德薩（Odessa）最駭人聽聞的一次暴動造成八百名猶太人死亡，五千人受傷，十萬多人無家可歸。反革命勢力的報復導致一．五萬反對沙皇政權的人遭到處決。鄂圖曼帝國的情況更糟。這個帝國的轄地覆蓋了近東和中東的大部分地區，自十五世紀以來一直由土耳其人統治，現在卻處於無可救藥的衰落之中。據估計，在哈米德二世蘇丹（Sultan Abdul-Hamid II）實施的殘暴鎮壓下，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間，鄂圖曼帝國有八萬多名亞美尼亞人遭到屠殺。促成屠殺的是土耳其人對日益高漲的亞美尼亞民族主義的恐懼，而且民眾不滿經濟狀況，又抱有基於宗教和階級的敵意，就連警察也對屠殺不加制止。鄂圖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殺戮時有發生，從未停止。一九○九年，又有一．五萬到二萬名亞美尼亞人被殺。

然而，歐洲的暴力大多是對外的。即使國內相對和平，經濟日見興旺，帝國主義列強也一貫使用暴力來維持對外國領土的占領，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英國、法國和俄國直接或間接控制著全球五分之四的地區。對帝國主義統治的挑戰會招致殘暴無情的報復。一九○○年，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德國軍隊像阿提拉的鐵騎一樣凶殘鎮壓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幾個透過壓榨中國經濟獲利的歐洲國家各自派出軍隊，加上美國和日本的軍隊，組成了一支聯軍，在中國姦淫擄掠，犯下了累累暴行。據估計，有十萬名中國人遭了八國聯軍的毒手。

帝國主義國家在一些殖民地肆無忌憚的殘酷行為令人髮指。在相當於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個人領地的剛果，殖民者利用全球對橡膠的需求大發橫財，殘暴野蠻對待當地人民，無所不用其極。一八八五到一九○八年間，據估計有一千萬名男女老幼被殺死。英國人從一八九九到一九○二年為完全征服南非，而跟波耳人打了三年的仗，其間英方使用無情的焦土戰術來毀掉敵人的財產，並建立了「集中營」，裡面囚禁的主要是波耳人的婦孺。集中營的條件極為惡劣，擁擠汙穢，疫病流行，導致二．八萬名被囚者（其中很多還不到十六歲）中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據有些人估計，一九○四至一九○七年，居住在（今天稱為納米比亞的）西南非、總數約六．五萬的赫雷羅人（Herero）和納馬人（Nama）有八成死於非命。德國殖民當局的軍隊有系統地報復反抗殖民統治的當地人民，將他們趕入沙漠，許多人因此活活餓死、渴死。更多的人在奴工營裡勞累至死（德國人借用英國人的用語，將奴工營稱為「集中營」）。

隨著大國之間關係緊張的加劇，重整軍備的壓力也開始加大。同時，人們意識到，新型武器具有極大的破壞力，未來的戰爭因此將迥異於前。一八九九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親自邀請二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在海牙開會，旨在為「歡迎即將到來的新世紀」而維持和平，限制軍備。會議通過了解決國際爭端的公約，確立了戰爭法，規定五年內禁止使用某些類型的武器。但事實很快證明，海牙會議的這些結果只是一紙空文。不過它們的確顯示，那時人們已經知道，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歐洲的和平時代一定會延續下去，他們也對現代工業化武器的殺傷力感到不安。他們日益認識到，採取行動預防戰爭和戰爭造成的政治和經濟大動亂已迫在眉睫。愈來愈多的人相信，需要維護歐洲的和平，確保經濟持續增長繁榮。但是，歐洲各國領導人在希望和平的同時也在積極備戰──萬一真的發生戰爭，就要快速取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