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精裝典藏版】－從英屬香港到特別行政區，香港156年發展史最重要的非虛構寫作經典

作者簡介

珍．莫里斯（Jan Morris）

原名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一九二六年出生於英國，畢業於牛津大學。一九七二年透過變性手術「成為」珍．莫里斯。曾擔任《泰晤士報》與《衛報》海外特派記者，身兼詩人、小說家、歷史學家、旅遊文學作家等多重身分。

珍．莫里斯著作等身，出版作品橫跨各種文體。著有：《大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三部曲、《威尼斯》（Venice）、《西班牙》（Spain）、《第里雅斯特和不知名之地的意義》（Trieste and the Meaning of Nowhere）、《哈佛的最後來信》（Last letters from Hav），以及描述變性心路歷程的自傳《複雜的難題》（Conundrum）、《一個糾纏不清人生之樂趣》（Pleasures of a Tangled Life）等書。

珍．莫里斯被《泰唔士報》譽為二戰後最偉大的五十名作家之一，除了被授予英國筆會「終身成就」金筆獎，也曾獲頒威爾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作品殊榮甚豐，包括英國布克文學獎（Booker Prize）、海涅曼圖書獎（Heinemann Award）、亞瑟．克拉克獎（Arthur C Clarke Award）等。

譯者簡介

黃芳田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師、記者、自由撰稿。著有多部旅遊文學，譯作甚豐，包括：《三等車票》、《西班牙》、《威尼斯共和國》（合譯）、《十字軍聖戰》、《維京傳奇》、《諾曼風雲》等書。

書籍目錄

第 1 章｜序幕
第 2 章｜年表
第 3 章｜衝擊力與形象
第 4 章｜一八四○年代：香港灘
第 5 章｜香港人
第 6 章｜一八八○年代：上軌的殖民地
第 7 章｜維生方式
第 8 章｜一九二○年代：時運不濟的時期
第 9 章｜管控體系
第10章｜一九四○年代：戰爭與和平
第11章｜地主
第12章｜過渡期
附　 錄｜參考書單

推薦序/導讀/自序

「作者雙線描繪了香港從小殖民地到繁榮耀眼的過往今昔，並且忠實地為大英帝國最後一個殖民地做了最後一年的記錄與見證，她的成績令人讚嘆。」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編年的寫法巧妙，銳利的目光道出一切細節，清楚捕捉了該地的感覺。」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作者描繪了一座帶有悲劇性格、在殖民歷史與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之間遊蕩的城市。她記錄了香港的矛盾和瘋狂，宛如一部充滿戲劇張力的紀錄片。」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作者以細膩的觀察，留下這座華洋雜處城市的種種形象：儘管經過150年的殖民背景，這個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從來不曾真正失去骨子裡的『華人』特性。香港顯然是大英帝國疆域中，一個最具吸引力卻又最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方。」
──《獨立評論@天下》

「非虛構寫作巨擘珍．莫里斯藉由自身見聞，以英國本位角度書寫香港的歷史沿革，闡述香港、中國和英國三者間交織的複雜關係，勾勒香港在地生活的各式樣貌。尤其本書終章，作者三十年前預想的香港發展情勢，對比香港政權轉移二十周年的今日，其精準程度如同預言，發人省思。」
──《中央通訊社》

文章試閱

試閱文章（1） 〈時運不濟的時期〉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對於大英帝國每個領地來說，幾乎都是時運不濟的時期。一九一四到一八年的慘烈犧牲使得英國人民筋疲力盡，帝國理念的熱火因此逐漸冷卻，帝國主義的道德觀受到廣泛質疑，到處瀰漫著要求獨立自主的氣氛，因此越來越多大英帝國官員懷著歉意，要不，起碼也是懷著安撫和解的心情來處理他們的職務。此時那些雄心萬丈或闖勁十足的人已很少考慮選擇帝國公職來發展生涯了；在印度的公務員職位已逐步轉為由印度人擔任，而殖民地公職招收新人時，選人條件也以沉穩、舉止得體、勤勉為主，而且情願選大學畢業成績只拿到乙等的人。

英國的資本主義威勢此時也像是減弱了；它的製造生產國地位已被取代，作為商貿國家，它的霸權也逐漸沒落。英國商船隊在東方貿易領域裡已不再擁有實際的壟斷權。一九二六年英國國內的大罷工更兼隨後而來的大蕭條，彷彿向大家發出信號，標示出英國的繁榮已近尾聲──也許連英國的安定也告終了。

雖說大英帝國版圖到了一九三○年代才擴張到頂點，但在之前卻很明顯可看出鼎盛時期已經成為過去。大不列顛已無法保有世界第一戰略強國的地位。表面上還仍維持住各種至尊派頭，實際上英國人心裡很清楚他們已不再是唯一稱霸海上的人了；英國人在一九二二年簽訂《華盛頓條約》同意裁減海軍軍備，在全球各地擁有的軍艦比例與美國同等，在東方海域則與日本同等。

所有這一切對香港造成的影響比對其他大多數殖民地更大。隨著福利國家概念試探性地逐漸成形，香港原先奉行的工商放任政策也就不合時代潮流，而就戰略地位而言，這個殖民地似乎亦失去了意義。英國人在華盛頓會議上也同意了凍結一一○度經線以東的據點要塞，主要是指新加坡以東，實際上就是指香港。這個「最偏遠占領地」似乎已不再是寇松防衛線上的一環了，而派駐中國的中隊也逐步縮減。香港又再度成為一池死水──英國十幾個直轄殖民地中的一個，最小者之一，也絕不是最有錢的一個，因為有日益風光的上海大都會與它競爭，在上海已有七千名英國「上海人」，而且更自認他們「時髦」多了。一九二○年代的帝國參考書上有略微提到香港，當年那些時尚遊客來東方旅行時雖然也往往順道來港，卻很少在此長時間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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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香港那時有種像是到此為止的氣氛，雖然它仍然是大英帝國的第三大港口，可是無論就商業或帝國方面而言，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沒有了我們早前所留意到的活力刺激感。它沉寂了下來。一九一九年一塊港幣值六先令兩便士，但整個一九二○年代卻從來不曾高於三先令，所以說這個時期可不宜冒險建設。海港兩岸的雙子城則是唯一仍具份量的城鎮。當時即將開始風行歐洲和美國的現代主義風格則要再等二十年才傳到香港，因此這裡的人還是照四十年前的老方法蓋房子。

當然，從一八八○年以來已經有了很多大轉變。維多利亞城因為遮打的填海計畫而轉了型，一八八○年代，原來的海邊這時已經遠離海港一個街區了，新填地上出現了香港會的新會所，還有新建的最高法院以及大批商業大樓，全都面向一條新的濱海大道「干諾道」。皇后像廣場那時還叫做「皇家廣場」，面積增大了一倍，如今廣場上多了悼念陣亡者的紀念碑，還有維多利亞女王像，主要位於廣場中央的華蓋之下，另外在濱海大道上還有愛德華七世、喬治五世、雅麗珊王后以及以他為大道命名的干諾公爵肖像。（後來的愛德華八世則自己否決了為他立像的提議，建議把經費花在更好的用途上。）畢打街的鐘樓不見了，說是妨害交通，而渣甸洋行也棄置了在東角的總部，大部分丟空，貨倉裡的茶葉箱塞滿了文件檔案，到了一九二一年更向那棟首屈一指的大宅告別，還為此舉行了離情難捨的燭光晚餐。海港對面九龍那邊的海濱，這時可見到很突出的九廣鐵路終點火車站，以及四四方方龐然的半島酒店建築。

但是所有這一切新建築都脫不了殖民式建築的相沿風格──手拉搖扇的涼爽、柚木欄杆扶手、香港會的柱廊上面有蒙兀兒式的角樓，最高法院的連拱柱廊上面有個古典式大圓頂，火車站是印度拜占庭之類的風格，半島酒店帶有中國味道，而大多數寫字樓大廈則是形形色色的熱帶哥德式風格。海港中最搶眼的依然是那艘老舊別致的接待艦──原本是部隊運輸船「添馬艦」，但看起來很像古老的「維多．艾曼紐號」──海傍道現在延伸到西面，沿著海岸直抵殖民地開始之處「占領角」，在在似乎都讓人有「塵埃落定的香港」感覺，而且以後都會是這模樣。法國觀察家德芒戎（Aldert Demangeon）在一九二五年寫香港時做了總結，認定它像是「英格蘭的商業天才打造出來最感自豪的典範」。

原本散布在維多利亞城後方山上的白色避暑別墅，此時也紛紛擴建到了香港島南面海灘，淺水灣開展了它的歡樂生涯，大家去那裡跳下午茶舞，欣賞日落。位於香港島西端的石澳，則有一群熱愛鄉間生活的外僑在那裡為自己興建了美觀的瓦頂平房，並有砂礫車道通往住所，還有花團錦簇的花壇，簡直宛如置身在倫敦區的綠帶某處。即使是九龍，雖然在世紀交替時爆炸般激長，但也跟香港一樣發展，火車站的鐘樓恰好取代了那座拆除的畢打街大鐘，在迷霧低降的日子裡，忠心耿耿指引著往來渡輪停靠到碼頭。

殖民地香港也自成一格定了型。過去將近八十年裡原本一直以英國領地形式生存著，外僑社群已經衍生出自己一套價值觀、禮儀以及約定俗成的做法，新來者很快就入境隨俗，又傳給後來者。在種族、職務以及居所等方面，它都有一套久已為人所熟知的尊卑制度。它有自己的海軍舞會以及木球比賽。到碼頭去為搭乘英國鐵行海運輪船的朋友送行，場面中有留聲機播出受人喜愛的歡樂音樂、橫幅與垂飾帶以及開香檳時的瓶塞爆響，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國王生日時在港督府裡舉行的慶生會也一樣，不管你對那位港督持何種看法。

每個人在這個社會裡都有自己待的地方──連卡佛百貨公司的鋪面巡視員住在他們的公司宿舍；中士的妻子住在美利軍營的眷屬宿舍裡；布政司的太太修頓夫人待在山頂她那間堂皇的客廳裡；在東方海域服役三十年的伍瑟罕艦長退役之後，住在位於九龍的房子裡，可以俯瞰港裡的船隻；嘉道理先生這位非常成功的金融家則住在彌敦道上占地極廣的住宅裡；船政司住在船政司公館，三軍總司令依然住在司令總部大樓；天文館長住在皇家天文台旁邊的公館裡；愛瑟．莫里森住擺花街，渣甸洋行大班如同以往在「山居」裡好吃好住；港督住他的府邸，如今已全部改用電力照明，府邸在上亞庫畢道植物園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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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以前原本靈活善變又損人利己的商業大公司，到了這時期也儼然有了莊重之風──發財立品的格調。它們待在中國沿海已經有好幾代了，儘管歷經無常易變的時期，它們的商業優勢依然升至最高點，一如香港作為中國貿易中心地也達到它的鼎盛時期。廣州的民族主義者抱怨這些洋行在南中國握有經濟箝制力，而且它們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很活躍。德國人已經被排除出了遠東區──「世界大戰並沒有對渣甸洋行造成災難性的衝擊影響。」該公司有位董事回顧時冷然寫道──所有的外國人對手之中，他們只把日本人真正放在眼裡，而他們在中國事務上的參與到此時也不再是大冒險，而成了生意上的照本宣科而已。

它們擁有的船隻稱霸中國沿海，而且更提供了通往內陸的主要交通工具；鐵路、釀酒廠、皮草商、旅館業、紡織廠、報館等幕後都有它們的投資。渣甸在中國所有主要城市都設有辦事處，日本、滿洲和台灣也有。匯豐銀行於一九二三年在上海蓋了辦公大樓，規模比它在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一號的總部大廈還要大、還要壯觀──而這座大樓不過是由香港公和洋行建築師在上海外灘所設計的五、六棟大廈之一而已。

但是隨著公司傳統伴之而來的則是中老年化。有位太古公司的經理被問及對太古感到的隱憂究竟是什麼時，他解釋說太古已經逐漸由「一大堆五十到五十五歲或這歲數以上的老朽之人」主控了，太古老闆約翰．基思同．史懷自己也說，「東方那裡有太多尸位素餐的人高居首位」。年輕的約翰．凱瑟克初抵上海到那裡的渣甸公司做他第一份工作時，公司交給他的筆就是他父親用過的那枝；等他加入了公司，人家就提醒他，說他的祖父、伯祖、他父親還有他伯父全都分別在他們那年代裡做過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的總董。匯豐銀行的代表也是大亨要人，東方的大人物。失明的中國通熙禮爾（Guy Hillier）做了三十九年匯豐北京分行經理，當然也是這個首都裡最具影響力的人之一，而他的繼任者亞蘭先生於一九二五年敘述他和當時大軍閥段祺瑞會面經過，講到最後「元帥親自送我到他寓所門口，我的翻譯說他很少這麼給人面子的。」

這一切顯然都在於香港，這個如此眾多勢力和利潤的源地，卻又腳踏實地多於浮誇。眾大班此時已不再對港督發出噓聲，醜聞沒有以前那樣鬧得如火如荼，也不再風行毀謗。有些虛飾作風已從這地方消失，一如從整體上來看它從大英帝國消失一樣。當一艘太古中國輪船公司的汽船行往廈門或福州時，已經能憑著長期經驗累積所練就出的技術而駕輕就熟了；汽船上的黃銅部分永遠擦得雪亮，黑色船殼是新油漆過的，公司旗幟傲然飄揚，遮陽篷清新潔白，菜單上提供有烤牛肉和約克郡布丁，也有魚翅和鴿蛋湯；但卻少了以前那種神氣活現的誇耀感，不管是屬於全盛帝國主義或非正規的誇耀感。

（摘自：第8章〈一九二○年代：時運不濟的時期〉）


試閱文章（2） 〈革命前後〉
然而話說回來，就算香港這四百多平方哩的彈丸之地對中國產生了驚人的大影響，人民共和國三百七十萬平方哩面積對香港更具有赫然壓倒性。就實體而言，無論在這個殖民地哪個地方，都擺脫不了中國，也無法忽略這個事實：香港在地理和地質上都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不但大部分的用水有賴於這個龐大鄰居供應，連大部分糧食都是。當我從太平山頂眺望，審視景色，發現望著這片海陸交織的全景時，很難分得出哪些島嶼和山巒屬於英方，哪些屬於中方。

在華人心目中，香港一直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就是中國，傳統上每個中國人也只能是個中國的國民，因此外國人來中國占領了一小塊地方，這占領是不會讓這地方跟它祖國疏遠的。自始至終，各政權下的華人表現的態度通常都是推託敷衍，很少為香港大動肝火，而採取讓這最後的不平等條約逐漸失效而告結束——開啟一九八四年談判的也是英方，不是中方。

一八四二年香港被拿走時，中方執迷不悟地以為中國是世界中心，它的國名就用了「中」字，而「中土之國」一稱也表明了中國是一切事務環繞運轉的中心，中國對待西方派來的使節，如奴僕或後生小子，林則徐這位派到廣州的欽差大臣還嚴厲譴責過維多利亞女王，指她縱容繼續販毒——這位滿大人勸她，「貴國王接到此文，即將如何嚴禁斷絕緣由，遠行移覆，幸毋謊說遲延，佇切盼切……。」

讀香港歷史，有時我不免有一種感覺：割讓這個殖民地給英國人，有點像是給一個倔強對抗小孩玩具，只不過為了哄他平下氣來。當然也有過很長時期中方索性就由得事情擱在一旁，似乎也不怎麼擔心香港的地位。通常他們是實質上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但其他時候似乎就是奉行漠不關心政策。當他們真的插手管這個殖民地的事務時，大多是拐彎抹角的，卻不見得總是無效。首次發生這種情形是在一八六○年代，當時所謂的封鎖香港。所以會發動封鎖，是因為中方厭惡大量從香港走私貨品到中國境內的情況——誠如駐北京的英國公使所承認：香港已經成了「幾乎像是個龐大走私碼頭」的地方了。

英國人堅稱：香港是自由港，因此要靠中國當局自行阻止非法貿易。中方於是買下幾艘全新（英國人建造的）砲艇，在周圍島嶼上設立了新的海關關哨，（有時由中華帝國海關屬下的英國關員主管），在十九年裡截查所有進出香港的中國船隻。這個拖延很久、有時又懶散的行動終於奏效了，到了一八八六年，英國人正式承認由他們負責緝查進出香港的走私活動。至今在這些列島上仍不時可見到封鎖時期殘存下來的海關關哨，而城門碉堡陣地所在的「走私嶺」一名也記取了當年這番爭執。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推翻了滿清，民族主義在中國高漲，這時也突然出現了連串華人侵擾香港的事務，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這個殖民地在之前已經很盡力置身在外，免受顛覆活動的連累，這也就是為什麼孫逸仙在一八八六年被香港驅逐出境——他苦口婆心跟英國人說他只是試圖要「把我的苦難同胞從奴役下解救出來」，但英國人卻不為所動。不過在君主制度崩潰之後，香港卻發現本身被捲入得更深，絕大部分的華人都熱中起革命來，而且也真的認為要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革命才算完滿，結果滿清的結束反倒引起了香港首次真正的政治騷亂。洋人在街上受到攻擊，警察被人扔石頭，洋人商店遭到抵制，手持刺刀的士兵在市區裡巡邏，並且還從印度派來了援軍。港督梅含理爵士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遭人行刺而未遂，英國人被這事件激怒了，他們的殖民地總督在當地遭到實質上的攻擊，這是很少有的情況，然而香港的華人對此似乎沒有那麼震驚，而當年唯一的一份華文報紙根本就不願報導此事。

之後又有過一九二○年代的連串罷工和抵制造成的破壞，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共產黨革命又再度扭轉了兩邊關係，派了幹部帶著他們的小紅書蜂擁到香港，為這個殖民地拖長又混亂的最後一幕設定了場景。雖然英國政府是率先承認這個新的共黨政權者之一，然而在人民共和國與西方衝突的不安歲月裡，它照樣在這個殖民地施展了很多種挑釁、煽動。一九六二年五月，那時中國的情況特別惡劣，在完全沒有預先示警之下，中國就突然放出了七萬名難民越過邊界，使得這個殖民地的食物和住屋資源陷入嚴重不足。一九六七年，駐北京的英國大使館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激進分子砸搶，受到邊界彼端事件的激勵，香港也出現了前所未有最暴力的暴動。暴民在街上遊蕩，搖著紅旗，手揮《毛語錄》，在港督府大門外串聯了幾千人，而大門則貼滿了宣傳標語。

那時也到處有放炸彈事件，焚燒汽車，據說還有許多不利的信息從共黨政治局傳到港督這裡，於是出現了一個很出名、又有彈性的香港傳說——也就是，每個到港訪客例必聽到這個說法：毛澤東只要在北京拿起電話就可以叫英國人滾出這個殖民地。緊張的外僑以為香港就快完蛋了，還有一段時期看來到了乾燥季節時，中方可能會拒絕供水給這個殖民地，以此來迫使英國人放棄香港。結果像以往一樣，很準時地在十月一日那天，電話從邊界彼方打來了，傳來了那位平靜如常的謀畫者聲音，問說這個殖民地是否已經準備好要關掉活塞，這真是香港有史以來大大鬆了一口氣的重要時刻之一。

時候還沒到，中方還沒有意願要在他們那個歷史時刻收回香港，而他們的代行干預只不過是一種顯顯顏色的手段。也許他們是希望迫使香港政府為息事寧人而做出些丟臉姿態，事實上他們就這樣迫使澳門政府做了，但如果他們有此意圖的話，卻並未如願以償。總督官邸安然無恙完全不受大門外的情況所影響，大部分靠著警方堅定又靈巧的行動而結束掉了這場危機，破例地有普遍支持的民眾做後盾——在一九六七年事件之後，警方躍升為與運動家和天文學者同列的王室階級，成為「皇家香港警務處」，也絕對不是巧合了。

一切事務又恢復了原有的正常狀態，接下來的十年裡，中國繼續保持禁止幾乎所有外國人入境，而遊客最刺激的旅行之一就是去落馬洲看看，這是一座山丘，頂上有一所警察局，可以從這裡眺望西北部廣東省的平野——在當年看來，完全就是個太平無事、鄉野風光的地區，使得中國看似最後一個淳樸之地，偏遠又永遠遙不可及。附近小路兩旁都是賣紀念品的攤販，這些流動小販所出售的不僅是常見的扇子、草編蚱蜢、陶瓷神像，還賣毛主席的小紅書；我還很清楚記得這地方所留給我那種離奇又可望不可及的心癢感覺，小販一個接一個拿這本冊子在我眼前晃著，而他們背後遠方則是那個遼闊靜默充滿強制力的祖國。

（摘自：第11章〈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