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巴塞隆納兩千年（二版）：跟著城市地理專家循著歷史與遺跡，深讀加泰隆尼亞的美麗與哀愁

作者簡介

蓋瑞．麥克多諾（Gary McDonogh）
城市地理學專家，出版過五本著作，探討巴塞隆納歷史和地形。現為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城市變遷與結構」教授。

塞吉．馬丁尼茲-瑞戈（Sergi Martínez-Rigol）
巴塞隆納大學人文地理學講師。

譯者簡介

何玉方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應用語言學博士，現居英國從事教學研究、兼職翻譯，譯有《動物農莊求生計》、《餐桌上的中世紀冷笑話》、《你的專屬魅力說明書》、《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人性公式大接管》、《AIQ：不管你願不願意，現在已是AIQ比IQ、EQ更重要的時代》等書。

書籍目錄

致謝
序章
第一章、地中海城市的演變（至西元1000年）
定義地中海地區
巴塞隆納平原上的人類史
羅馬時期的巴塞隆納
基督教信仰、入侵和分裂
伊斯蘭時期的巴塞隆納和加泰隆尼亞
建立城市、版圖和帝國
結語
第二章、巴塞隆納首府（1000年至1500年）
幾世紀的擴張和變革
聖城：羅馬天主教和猶太教
猶太人的巴塞隆納：另一個聖城
民間力量匯聚之地
城市的人民：拉瓦爾區和里貝拉
國際城市的語言、藝術和文化
巴塞隆納的興衰
第三章、從衰落到復興（1500年至1800年）
「附庸」城市的政治和社會全貌
1714年：第二次叛亂的結果
1714年之後：重生的經濟樞紐
1714年之後：現代城市再現
結語：巴塞隆納的衰落與崛起
第四章、工業大城（1800年至1900年）
巴塞隆納在十九世紀西班牙和歐洲的定位
工業化發展
物質城市的轉型
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語言、文化和民族意識
1888年的世界博覽會：慶祝與衝突
第五章、急遽發展的大都會（1900年至1939年）
由上解讀巴塞隆納：從勝利的加泰隆尼亞主義到中央集權的獨裁統治
由下解讀巴塞隆納：從炸彈之城到街道上的死亡
邁向城市新面貌
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時期的巴塞隆納
西班牙內戰時期（1936至1939）的巴塞隆納
第六章、佛朗哥極權下的巴塞隆納（1939年至1970年代）
1939至1949的饑餓年代
1950年代的改革轉型
1960年代：爆炸性的十年
1970年代：一個時代的終結
第七章、巴塞隆納的今日與未來（1970年代之後）
展望全新的巴塞隆納
1986年至奧運會：實現全球化城市
奧運會後：巴塞隆納模式轉變成品牌（1994至2004）
2004年之後……
永續發展
多元化
和平
精選參考文獻
歷史年表

推薦序/導讀/自序

作者序
巴塞隆納自西元一九九二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奧運會）以來，近三十年已成為全球家喻戶曉的城市，有建築大師安東尼．高第（Antoni Gaudí）超現實弧形線條的聖家堂（Sagrada Família）、巴塞隆納足球隊（Blaugrana，暱稱紅藍軍團）的超級球星、蘭布拉大道（Ramblas）的趣味盎然和博蓋利亞傳統市集（Mercat de la Boqueria）的熱鬧、畢卡索的波希米亞風格、或是悠閒的海灘、美酒、和美食等鮮明形象。每年有數百萬的觀光旅客前來朝聖，包括搭乘地中海遊輪的短暫停留，週末來此參加單身派對，長期旅居探索城市文化、美食、生活，漫步閒逛、騎自行車，或搭乘觀光巴士遊覽的旅行者。對於參加海外留學或伊拉斯謨（ERASMUS）歐洲大學交換計畫的學生、以及休假出國進修的學者而言，巴塞隆納也是吸引人的選擇〔還記得《西班牙公寓》（L’Auberge éspagnole，二○○二）這部電影嗎？﹞
想要了解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觀、或是當代城市菁英如何結合廣泛的公民參與，重新思考公共空間、公民文化和遺跡，進行城市改造，「巴塞隆納模式」正是一個典範。巴塞隆納也是舉辦大型集會和活動的熱門地點，匯集全球各地人士和創意。對有些人來說，更重要的是，巴塞隆納或許是個「品牌」象徵，代表旅遊套裝行程，結合些許海灘風情、美酒佳餚，一窺高第建築之美，漫步於蘭布拉大道，充滿琳琅滿目的紀念品，商品化使巴塞隆納成為全球受歡迎的城市之一。　
在擁有七百五十二萬三千人口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裡，巴塞隆納是一個重要城市，有一百六十萬的人口，具有兩千年的歷史，對當地許多居民和遊客更是意義重大，歷史悠久的街道和建築成為他們生活、工作和休閒的所在地。對眾人而言，巴塞隆納是一座蘊含豐富歷史的城市，有羅馬時期奠定的現代街道基礎，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成為現今的辦公室、圖書館、博物館、商店、餐館和住宅。巴塞隆納有如可重複書寫的羊皮書卷，其街道、建築物和空間呈現出多層次的新舊風格交織，我們得以從中追溯許多加泰隆尼亞的歷史、社會和藝術領域等先人的遺跡，如：加拉．普拉西迪亞（Gal.la Placídia）、長毛威爾弗雷德（Wilfred the Hairy）、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畢卡索（Pablo Picasso）、尚．吉內特（Jean Genet）、蒙賽拉特．卡芭葉（Montserrat Caballé）等等。同時，巴塞隆納和市民也正面臨攸關未來的重大議題，包括沿海城市面臨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長期以巴塞隆納為首都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不滿被西班牙政府統治長達五世紀之久，現在正面臨激烈的獨立爭議。
一旦知道該如何切入觀察，就會發現巴塞隆納處處展現不同的歷史和文化層次，使我們得以從中解讀城市變遷過程。例如，高第的建築作品已被公認是巴塞隆納的品牌象徵，高第從工業城市雷烏斯（Reus）來到巴塞隆納後，複雜的城市體驗豐富其建築元素；而「奎爾宮」（Palau Güell）曾是一座私人宮殿，象徵十九世紀工業大亨不斷擴張的財富和權力。遠離市中心的「奎爾公園」，原本意圖打造為一座私人的歐洲花園城市，最終失敗，變成一座奇妙的公園。成功的中產階級商人委託高第建造的私人住宅，遍及巴塞隆納的擴展區（Eixample）和附近的恩典區（Gràcia）之間。另一座建築物「米拉之家」（Casa Milà，又名 La Pedrera，為「採石場」之意）是早期多層樓的公寓專案，由於城市動盪不安，使業主擔心高第意圖添加的宗教色彩，故一直處於「未完工」狀態。當然，高第最著名的作品——聖家堂，一直到他一九二六年去世之前都尚未完工，聖家堂在內戰時期遭到掠奪，並曾在佛朗哥（Franco）極權統治時舉辦備具爭議的活動。目前，飽受議論的「完工」計畫正在進行中。
「蘭布拉大道」本身同樣有其歷史風貌，我們將在後面章節中深入探討。位在這條中樞要道上的「博蓋利亞傳統市集」，努力為當地居民提供日常所需之際，也成為遊客駐足停留的知名景點，延續羅馬時期和中世紀時供應城市所需的市場交易歷史，目前建築本身是在十九世紀徵收全城各修道院之後所建造的，供應傳統的加泰隆尼亞農漁產品、食品、和各式新奇美食，並吸引全球旅客目光。它也是四十三個城市市場網絡的一部分，從巴塞羅內塔（Barceloneta）到奧爾塔（Horta）和薩里亞（Sarrià），近幾十年來一直深受重視和不停的更新。
巴塞隆納其他的機構組織和公共空間也展現了不同層次的轉型。例如：巴塞隆納足球俱樂部，簡稱巴薩（Barça），在一八九九年由瑞士移民漢斯．甘珀（Hans Gamper，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三○年）所創立，他把畢生精力都貢獻於此。歷經一個多世紀後，巴薩已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體育團隊之一，球隊會員多為市民，無論勝敗，都充滿民族自豪感和專業運動家精神。如果巴薩所代表的「不僅僅只是一家足球俱樂部」（més que un club），那麼皇家馬德里也不只是巴薩的死敵球隊而已，特別是在內戰結束後。巴薩的主場諾坎普球場（Camp Nou）也是象徵民族認同的熔爐。同時，巴塞隆納還有第二支足球隊——皇家西班牙人（Espanyol），由一位加泰隆尼亞人於一九○○年在巴塞隆納大學所創立。
巴塞隆納的旅遊形象特色也十分複雜。廣告宣傳中吹捧的海灘，數十年前飽受工業化汙染、灘面被鐵道分成兩邊、還充滿著老舊建築。葡萄酒在加泰隆尼亞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周圍的城市生產香醇紅酒和綿密細膩的氣泡酒（cava），巴塞隆納因成為經銷中心而從中獲益。然而，在西班牙海鮮燉飯（paella）、伊比利亞火腿（jamón ibérico）、正餐前的小菜（tapas）和其他進口食品（包括古斯米、壽司和炒飯）充斥之下，不知有多少遊客能真正品嚐到加泰隆尼亞的傳統佳餚，如：雜燴肉菜鍋（escudella）、烤蔬菜雜燴（escalivada）、豬肉香腸煮豆子（mongetes amb butifarra）、蝸牛佐大蒜蛋黃醬（cargols amb allioli）、以及冬季限定的烤大蔥（calçots）佐杏仁蕃茄特製醬汁、和全年天主教節慶日的各式糕點（coques）。
雖然巴塞隆納歷經好幾世紀的進化發展，但各地區還是為當地居民及遊客保存傳統節慶，全城一整年還是多采多姿。例如，每年聖誕節前，主教堂廣場前面都會舉辦聖誕市集（Santa Llúcia fair），在這可以買到耶穌誕生馬槽場景（pessebre）的應景裝飾。每年四月二十三日是紀念加泰隆尼亞守護神的聖喬治日（Diada de Sant Jordi），這天在蘭布拉大道上會匯聚成千上萬的民眾，購買玫瑰和書作為禮物贈送給心愛的人。每當巴薩在重大比賽勝利之後，蘭布拉大道上的「卡納雷特斯噴泉」（Canaletes）就變成球迷歡慶的場所。其他節慶日的音樂和美食，也活躍在眾多社區的公共空間，包括像是在恩典區的「格拉西亞節」，會以手工作品裝飾整條大道。
如今讀者已經可以透過多種方式了解巴塞隆納，在撰寫此書時，我們以巴塞隆納學者、公民和居民的身分，探討歷史、物質建設和複雜文化對城市的影響力，同時也提出其他許多鮮為人知的軼事。若你曾在巴塞隆納駐足停留，那麼透過我們對當代的地域和人文故事的闡明，你將能看到這座城市多層次的面貌。對於未曾到訪或居住於此的人，本書邀請大家一起來了解巴塞隆納的歷史、景觀、精神、和多元歧異——在成為現代化都市之前，這些都早已讓它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對這座城市瞭若指掌的人，希望本書的論述可以提供你們更有趣的觀察視角。
為了更深入閱讀巴塞隆納，本書各章節依照大時代劃分，呈現實際社會文化脈絡，定位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地域關係。在每一章中，先概述當時的城市和全球的背景，接著探索巴塞隆納不斷成長變化的過程，從政治經濟的控制和發展，創造出早期的堡壘、商業之都、到現代的工商業強國，時至今日，成為全球知名的旅遊景點。在每一章中，會具體介紹城市的分歧和創造力，包括重大的對立爭議，以及對藝術、文學和音樂的詮釋，豐富巴塞隆納的傳統文化。也會著重介紹跟著城市不斷演變的重要遺址，如巴塞隆納現代化行政機關，正是位於二千年前由羅馬時期奠基規劃的山丘上。
第一章始於城市建立之前，解釋巴塞隆納在地中海廣闊的生態背景。時至今日，仍可見羅馬時期的建設基礎，為這個曾在西哥德人（Visigoths）、阿拉伯人和法蘭克人統治下的堅固領地，奠定千年蛻變的基礎。本章可讓遊客到巴塞隆納市中心一遊之際，得以找尋到這些歷史的地理遺跡，並同時讚嘆其成長蛻變。
第二章介紹巴塞隆納作為地中海的重要城市，以及加泰隆尼亞亞拉岡聯合王國（Catalan–Aragonese Empire）的中心地，從伊比利半島延伸到現在的希臘，透過征服、海上貿易、社會關係和豐富的文化而統一。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特色在哥德區（Barri Gòtic）、拉瓦爾區和里貝拉區（Ribera）的舊城區得到妥善保存（和改造翻新）。此外，保存下來的文化遺產包括宮殿和教堂，以及各種城市建築，而藝術、文學和音樂也記錄下活躍、多樣化的都市面貌。
然而，巴塞隆納的歷史並非只有一連串的勝利。瘟疫肆虐、蠻族入侵、經濟不確定性，這些都削弱了它的長期發展。第三章介紹巴塞隆納轉型為早期現代化城市的重要關鍵，透過卡斯提亞王國（Castilian）擴張版圖，重心從古地中海轉移至新大陸，另一方面，西班牙國家日漸形成，北歐銀行家、商人和軍隊對伊比利半島的興趣日益增長。因此，十六到十八世紀堪稱是巴塞隆納的成長和悲劇時期，尤其是一七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中慘敗淪陷為甚，如今，這個日子成了大肆慶祝的加泰隆尼亞民族日（la Diada）。本章結尾處預告了巴塞隆納的第二次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Renaixença）的發展。
十九世紀初拿破崙入侵後，巴塞隆納和加泰隆尼亞成為西班牙工業革命的動力引擎。正如第四章中所提及，巴塞隆納號稱「加泰隆尼亞的曼徹斯特」（Catalan Manchester）工業大城，在十八世紀紡織和農業貿易的基礎下，發展成新的生產、金融、貿易和房地產帝國，並拆除曾經用以防禦、卻侷限城市發展的城牆。在這章中將解析不斷發展的城市風貌，以及階級和傳統的嚴重分裂，還有與西班牙政府日趨激烈的衝突，最後，該章節結束於一八八八年主辦世界博覽會。而紀念碑和歷史記憶留存至今，特別是在十九世紀興建的擴展區中。
十九世紀的分裂，在急速發展的二十世紀愈演愈烈，將在第五章深入探討。地方菁英恢復加泰隆尼亞聯邦（Mancomunitat）的傳統，同時，生活條件差的工人，因強烈反對城市剝削而走上街頭，直到米格爾．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General Miguel Primo de Rivera，一八七○至一九三○）接管西班牙政府、進行獨裁統治鎮壓動亂。儘管如此，巴塞隆納於一九二九年再次舉辦世界博覽會，隨著這個獨裁政權垮台和西班牙君主制廢除，西班牙第二共和國（Second Spanish Republic）隨之建立，成為全國改革的時代，同時加泰隆尼亞也再次取得自治權。然而，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終止這一切的變革，歷時三年的內戰，造成內部各地嚴重分裂，直到一九三九年佛朗哥軍隊及其軸心國盟友進駐巴塞隆納結束內戰。
第六章探討另一個危機時期——近四十年的佛朗哥極權統治，這對反抗心強的加泰隆尼亞人尤其艱難。和早期艱困的現代一樣，雖然城市和周邊地區蓬勃發展，但這個時代沒有太多特別值得紀念的遺跡。一如早期，巴塞隆納人除了要忍受外部控制，在其他方面也面臨許多挑戰：保護社會、文化和建築遺產；重建經濟實力；要求政治和社會權利等。
最後，自一九七五年佛朗哥逝世之後，在過去充滿勝利和挑戰的悠久歷史中，巴塞隆納再次重生。第七章中，面對當代充滿活力的城市，我們試圖理解新事件和建築的意義，並持續對紀念碑、語言、習俗和權利重新評估，我們必須了解所有日常生活元素是如何被創造、產生爭議、受到捍衛，並同時在過去的基礎上重新改造。在這最終章裡，以巴塞隆納二○○四年舉辦世界論壇作為創新框架，提出城市公民未來所面臨的問題。
雖然本書特別關注造訪巴塞隆納的旅人，但我們也希望這些歷史故事（包括額外的參考資料），能吸引讀者進一步了解巴塞隆納作為全球化城市，它所展現的複雜性和當地人的創造力。無論是崛起成為中世紀帝國的首都，或是在戰爭和慘敗之後的努力重建；不論是受到中產階級菁英、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技術官僚、或是狂熱民眾的主導，巴塞隆納城市的轉變和另類願景，一直都很引人注目，如同城市中非凡的歷史遺跡般。希望讀者們會在本書中找到巴塞隆納迷人的資訊。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將巴塞隆納的蛻變過程視為城市實驗室，而非靜態的城市博物館，從中觀察它的成功與失敗，如何成為世界各大城市的最佳典範。巴塞隆納有如古老的羊皮書卷，不經意間，總是可以在街道和紀念碑找到歷史與文化教材。我們想要分享這座城市，把它當成一種重要的集體參與，或許，也藉此給未來的群體發展做出貢獻。

文章試閱

第四章、工業大城（西元1800年至1900年）
在前面的章節中，著重介紹巴塞隆納市中心，以羅馬時期建設為基礎，逐漸擴展到拉瓦爾區、里貝拉和巴塞羅內塔。十九世紀時，巴塞隆納的城市重心在擴展區，是針對主要的歷史發展區域的周圍平原進行城市化，擴建的網狀街區和寬闊的街道，帶有加泰隆尼亞引以為傲的歷史地名。當然，這個關鍵時期的工業和社會革命，始於工人和業主在城牆摧毀前、為了生存所產生的衝突。巴塞隆納的發展開始跨出擴展區：經濟實力取決於周邊的工業飛地（飛地：在一個區域內部有某塊土地隸屬於其他政權管轄），如桑茨和聖安德魯（Sant Andreu）、城外的磨坊鎮如聖科洛馬—德塞爾韋略（Santa Coloma de Cervelló）的科洛尼亞．奎爾（Colònia Güell）、較小的工業城市網、加泰隆尼亞地區豐富的葡萄種植和農業生產地，以及加泰隆尼亞本地、西班牙和殖民地的市場。然而，擴展區代表著物質與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對城市文化的重新想像。
從加泰隆尼亞廣場到恩典區和周邊村莊，沿著（重新界定的）加泰隆尼亞蘭布拉大道、以及格拉西亞大道和聖胡安大道（Passeig de Sant Joan），綠樹成蔭的長廊成就了一八八八年的世界博覽會，巴塞隆納的菁英們向世界宣示他們的財富和現代化。這個區域包括許多名勝古跡，交織出極具吸引力的街道景觀，可藉此想像和體驗過去的歷史。
也許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高第的終身計畫——聖家堂，它最能完美呈現改變城市的多種潮流。這項大規模的建築計畫占據了馬約卡街（Carrer de Mallorca）、普羅旺斯街（Carrer de Provença）、濱海街（Carrer de la Marina）和薩丁尼亞街（Carrer de Sardenya）四周龐大的區域。高第在一八八三年正式擔任首席建築師，當時是個缺乏想像力的哥德式復興建築專案，於一八八二年由弗朗西斯科．保拉．比亞（Francisco de Paula del Villar，一八二八至一九○一）開始執行。建築專案是由約瑟普．馬利亞．博卡貝亞．維達格爾（Josep Maria Bocabella Verdaguer，一八一五至一八九二）所贊助，他擁有一家宗教書店，並成立一個致力於為聖約瑟募款的協會。
高第受到金融工業資產階級的支持，特別是奎爾-洛佩茲（Güell-López）豪門家族的贊助（以下會討論），讓高第成功發展個人的職業生涯。做為一個城市的聖殿——類似巴黎的聖心堂（Sacré-Coeur），乞求赦免罪惡，全心奉獻給聖家——在這個飽受衝突蹂躪的城市中，聖殿能與那些面對叛逆工人的資產階級產生共鳴。如今，很容易因為政治意味而忽略了高第的想像力，這一點可以從一八九○年代時他開始把計畫轉向設計建造聖家堂耶穌誕生立面中看到。（儘管無政府主義者的炸彈確實出現在他完成的外牆中）。
雖然高第在二十世紀推掉所有其他的建築委託，但在他有生之年仍然無法完成聖家堂的建築計畫。他去世後，教堂的建造斷斷續續地在爭議中進行，尤其當內戰時教會被洗劫，建築的計畫和模型都遭到了摧毀。然而，對任何遊客來說，它仍然是必遊之地（雖然經常被當地居民忽視）。我們建議，遊客可以特別關注高第於一九○九年為工人和社區孩子們設計的聖家堂學校（Escoles de la Sagrada Família）。這座建築更加簡約，線條起伏也很奇妙，與現代建築的許多潮流設計產生共鳴，不是太過超現實和嚴苛。
想要欣賞巴塞隆納的城市發展（及其當代文化中的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就必須要了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多種競爭力量，這些力量改變了這座城市，讓它在不同的統治時期中產生了不同的城市面貌。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在面臨災難性失敗、割讓殖民地給剛崛起的美國之前，就已經失去對全球的影響力，而巴塞隆納於十九世紀開始，作為加泰隆尼亞的首都，併入西班牙。西班牙被困在長久的專制主義、以及努力為現代民族國家奠定基礎卻失敗的自由主義之間，這樣的兩極分化持續到二十世紀。在這些衝突中，巴塞隆納菁英們試圖控制當地的財富和權力，而不是控制國家，城市的其他人則為不同的願景而鬥爭，有時甚至會使用暴力。

物質城市的轉型
早期工業時代的巴塞隆納，無論是在生產、商業場所、還是住宅方面，空間都是一大問題。巴塞隆納仍被《新基本法令》限制在早期的城牆之內。此外，在受侷限的環境中，優質地產幾世紀以來都是由購買或繼承土地的宗教團體所掌握。因此，解除限定繼承權成為自由主義者修改舊制財產權的主要訴求之一，亟欲推動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新資產階級國家。此過程涉及利用土地徵收和公開拍賣，把天主教教會和宗教團體手中的地產和貨物（包含市政公用土地）投入市場銷售。這種拍賣旨在創造新的農業中產階級經營者，在形成農村市場的同時，也能將生產盈餘供應城市所需。而在城市中，解除限定繼承權衍生出房地產市場的地產業主階級。最重要的是，國庫努力尋找財源來彌補公共赤字、以及支援西班牙軍隊。
西班牙曾經嘗試解除限定繼承權，一七八九年，卡洛斯四世下令徵收耶穌會教團的財產。此舉在一八二○到一八五○年代造成廣泛的衝擊。徵收財產和銷售為資產階級、商人、甚至自由業者，提供了取得房地產的機會。同時，在巴塞隆納中，平民主義者的暴動（bullangas）包括焚燒視為專制主義的教會和修道院，這使得解除限定繼承權的影響更為嚴重。在一八三五年，巴塞羅內塔的托林（Torín）鬥牛競技場發生的一場災難事件激怒了一群人，他們首先攻擊蘭布拉大道，隨後迅速擴散，燒毀城市各地的修道院。其中一些修道院後來被解除限定繼承權，廢墟成為公共空間的建設基礎，如皇家廣場（原卡普欽修道院Capuchin Monastery）或梅迪納塞利公爵廣場（Plaça Duc de Medinaceli，原聖凡賽斯克修道院Sant Francesc）。還有一些修道院舊址成為各地的市場，包括博蓋利亞中央市場（原是聖約瑟修道院）、里貝拉地區的聖卡特琳娜市場（Santa Caterina）。除了私人房地產開發之外，財產徵收也為菁英帶來其他利益：赤足聖三修會（Discalced Trinitarians）舊址變成了時尚的利塞奧大劇院。
代表新菁英的建築跨出了里貝拉的舊宮殿和哥德區的安普大街：新街（Carrer Nou）上的奎爾宮（一八八六至一八八八）與蘭布拉大道的另一座宮殿相連，洛佩茲家族則是收購了莫亞宮。然而，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在舊哥德式和中世紀房屋爭奪空間，使空間變得破碎，有時增加更多樓層，就像巴塞羅內塔的建築一樣越蓋越高。新建築取代了舊建築，讓市中心狹窄的街道變得更加擁擠。這些具體化的縱向隔離也延續到擴展區，像是業主住在貴族樓層（planta noble╱Principal，是美國所謂的二樓），其餘的樓層出租，樓層越高、較不適合居住的樓層，租金就會降低。在十九世紀的城市外牆門面中，這種社會分層仍然可見，貴族樓層擁有寬闊的陽台和裝飾，因此會壓縮其他單個窗戶或閣樓的小開口。這種社會分層的建築也出現在利塞奧大劇院的內部，像奎爾這樣的菁英家族，好幾個世代都在貴族樓層擁有家庭包廂，一般觀眾則在上層樓座尋找便宜座位。
垂直城市發展的象徵意義引起攻擊者的注意：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在《威廉．泰爾》（William Tell）的開幕演出期間，一枚炸彈從上層樓座扔進利塞奧大劇院的主樓層。在一樓，有二十人死亡（雖然菁英家庭在上層包廂安全無虞）。肇事的無政府主義者聖地牙哥．薩爾瓦多．弗蘭奇（Santiago Salvador Franch，一八六二至一八九四）於二月被捕，一八九四年十一月被處決。這枚炸彈是仿效九月份對馬丁奈茲．坎波斯將軍（General Martinez Campos）的一次失敗突襲，這次襲擊導致無政府主義者保利諾．帕拉斯．拉托雷（Paulino Pallás Latorre，一八六二至一八九三）被迅速逮捕並處決。而另一枚炸彈攻擊發生於一八九六年基督聖體聖血節的傳統遊行穿越舊城之際。巴塞隆納因此被稱為「炸彈之城」。
拉瓦爾區當地的工廠和工人取代了里貝拉，成為巴塞隆納人口成長的中心。在十八世紀末，拉瓦爾區僅占全城人口的一六％，到一八三二年達到三三．七％，一八五九年達到四一％。作為全城第一個擁有五層樓房的社區，拉瓦爾區成為全城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而一八四二年允許租金談判的法律，使得這些住宅的房東有利可圖。
不久之後，這種人口密度連帶衍生出貧窮、疾病和犯罪等問題，即使工人已經滿溢到城牆外的波布塞克和蒙特惠克山坡邊，然而這個地區卻不曾被列入有系統的城市擴張計畫。衛生學家勞雷亞．斐格洛拉（Laureà Figuerola，一八一六至一八六四）在一八四九年所提供的數據，經過改革派工程設計師伊德坊．塞達（Ildefons Cerdà，一八一五至一八七六）證實，顯示出這座城市中有許多人面臨著艱困生活。全市富裕階層的平均預期壽命為三十六點五歲，而下層階級的人則下降到二十三點五歲—男性平均十九歲，女性平均二十七歲。城牆內擁擠的空間代表平均每公頃有八百五十人（每平方英里超過二十萬人），在某些地區達到二十六萬人。事實證明，流行病是具毀滅性的：一八二一年，隨著安地列斯群島船隻帶來的黃熱病，導致死亡人數超過六千人，而一八五四年的霍亂也造成與此相當的死亡人數。
由於這種嚴重的壓迫感，業主和工人開始注意到城市周邊較小的城市，包括桑茨、恩典區、聖安德魯—帕洛瑪（Sant Andreu de Palomar）和聖馬蒂—普羅旺斯（Sant Martí de Provençal），但此舉意味著跨越《新基本法令》強加的警戒線。巴塞隆納是一個軍事要塞（plaza fuerte），為了軍機安全，距離城牆一點五公里（約○點九三英里）之內不得有任何建築物。因此，這塊面積比城市大了將近二十倍的地區，一個多世紀以來，除了農業之外未曾開發。
儘管如此，格拉西亞大道把天使門（Portal de l’Àngel）與恩典區連接起來，成為城牆外城市化空間的主要動脈之一。例如，一八四九年，蒂沃利花園（Tivoli Gardens）在那裡開業，隨後是一八五三年的香榭麗舍大街公園（Campos Elíseos，仿傚時尚的巴黎林蔭大道）。香榭麗舍大街公園位於亞拉岡街（Carrer d’Aragó）和羅塞洛街（Carrer del Roselló）之間，有花園、雲霄飛車和通航湖泊等特色，這座公園的擁有者是馬德里的金融家何塞．薩拉曼卡（José de Salamanca，一八一一至一八三三），由巴塞隆納的約瑟普．奧瑞歐．梅斯特（Josep Oriol Mestre，一八一五至一八九五）設計。它於一八七五年被拆除，整個區域經過重新設計後，結構更優雅，並在擴展區進行中產階級城市新規劃。
摧毀城牆並把城市發展延伸到周圍平原，這樣的作法雖然遭遇一些反對聲浪，卻是巴塞隆納社會普遍的願望。特別是本世紀中葉的巴塞隆納菁英認為，雖然面對國防的阻礙，但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市政府在一八四一年舉行一場促進城市發展的競賽，由佩雷．菲利普．蒙勞博士（Dr. Pere Felip Monlau）拔得頭籌。他的專案計畫名稱響亮，稱為「推倒城牆！」（Abajo las Murallas！），強調此舉會替城市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此事一直延宕到一八五四年才真正落實，當時西班牙的政治動盪帶來短暫的進步思潮，財政部長帕斯奎爾．馬多茲（Pascual Madoz）終於授權摧毀城牆，此工程耗時將近五年才近乎完成。
只有海堤、城堡要塞和蒙特惠克山被排除在當時的摧毀工程之外：海堤是在一八八一年拆除，而令人厭惡的城堡要塞倒塌於一八六九年的「民主六年」（Sexenio Democrático）革命期間，只有蒙特惠克山仍然保存至今。千年古城牆只有在散落各地的遺跡中能看到，並在像天使門這類的名稱中喚起回憶。外圍城牆的存在可以從環繞市中心的林蔭大道上回溯：帕拉萊爾大道的路段，以及聖保羅、聖安東尼（Sant Antoni）、大學路和聖佩雷等環城路。此外，即使形體不復存在，許多巴塞隆納人（和遊客）心理上仍存有著代表社會和城市化差異的「城牆」，這種差異令人聯想到城市的歷史中心舊城區（Ciutat Vella）和新的擴展區。　
這種擴展建設引發了進一步的爭論。市政廳在一八五九年舉辦了一場競賽，由建築師安東尼．羅維拉．特里亞斯（Antoni Rovira Trias，一八一六至一八八九）贏得。羅維拉曾是市政建築師，他制定了一個放射狀的城市計畫，當中有六條大道，把市中心與桑茨、恩典區、聖安德魯和聖馬蒂等周邊市鎮連接起來。羅維拉的計畫遵循其他歐洲國家首都的模式，包括巴黎和維也納環形大道在內，旨在促進城市中各地間的連通，同時均衡這些地區間的層級，並為城市提供明確的限制。
然而，西班牙政府透過皇室法令實施了另一項計畫，支持工程師伊德坊．塞達，他是巴塞隆納中產階級的一員，也是著名的西班牙革新主義者。馬德里政府在一八五九年委託塞達，當時巴塞隆納已經開始舉辦自己的競賽（塞達沒有參加）。後來巴塞隆納要求塞達提供城市及周邊地區的地形圖，他在一八五五年交付了這項任務。不過，為什麼中央政府決定採用不同的計畫，至今仍眾說紛紜。有人聲稱，是因為塞達與馬德里政府的關係良好，但也有人認為，中央政府不想讓巴塞隆納看起來像是首都，與馬德里相媲美。當然，這個決定讓巴塞隆納對中央集權和自治問題的論戰持續不斷。　
無論是什麼原因，塞達為建設地方和全球現代化城市帶來變革性的貢獻。擴展區有二十公尺寬的街道和井然有序的街區，讓成長有發展空間，完全可以適應現代化，在汽車普遍的時代來臨時，也能經得起考驗（並重新適應自行車）。不論是否認同巴塞隆納，都不應掩蓋當代城市規劃的重要角色，尤其是納入開放空間和健康考量，這些讓塞達贏得了全球的尊重，並關注城市平等改革的思想。
我們從早期規劃藍圖的副本，可以看出塞達繪製的新城市具有交叉網格設計，由邊緣平整的方塊組成（以方便列車轉彎）。穿過網格的兩條對角線動脈：對角線大道（Diagonal）和子午線大道（Meridiana），交會處標誌著原本規劃取代舊城的市中心，即現今的榮耀廣場（Plaça de les Glòries）。所有街區面積都相等，一百公尺乘一百公尺，但建築物只允許在每個區塊的兩側，釋放內部空間以利於建構城市的公園景觀；但土地開發商違反了這些規則，對擴展區進行密集的開發，犧牲了塞達所設想的健康綠地。
塞達設計的城市平等，反應出他對舊城區工人階級的可怕狀況的深刻認知，同時也是受到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當代衛生學家的影響。工業化和技術進步有助於改善城市生活條件，但塞達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因此，城市規劃似乎就是提供技術知識，藉由設計來改造城市。　
雖然業主開始自行出資建造房屋，然而擴展區的發展實際上是零星的。最早始於加泰隆尼亞內陸的「印第安人」和農村地主投資的城市房地產。直到世紀末，建築集中在擴展區中心，沿著通往恩典區的路線，讓城市可供建築的用地增加一倍。最終，所謂的黃金廣場（Quadrat d’Or）出現，以格拉西亞大道為中心，阿里寶街（Carrer d'Aribau）、聖胡安大道、環城路和對角線大道為邊界。
同時，市政相關的建築位在擴展區左岸（Eixample d’Esquerra）。有一些已不復存在，例如塔拉戈納街上的瑪麗亞．克莉絲蒂娜軍營（Maria Cristina barracks）和城市屠宰場。至今仍保存下來的，包括於一八四二年回歸城市所有的巴塞隆納大學中世紀建築（由艾利斯．羅根特．阿瑪特Elies Rogent Amat，一八二一至一八九七，重新在一八七四年修建），另外還有建築師約瑟普．多梅內克．埃斯塔帕（Josep Domènech Estapà，一八五八至一九一七）的兩件作品：巴塞隆納臨床醫院（Hospital Clínic）和聲名狼藉的「模範監獄」（Cárcel Modelo）。　　
沿著中央和擴展區右岸（Dreta de l'Eixample）的優雅大道，主要是小宮殿（palacetes╱palauets）、小木屋和單戶住宅。尚存的是位在馬約卡街上的卡薩德斯宮（Casadés Palace，一八八三），物主是一名來自阿格拉蒙特鎮（Agramunt）的紡織品製造商，該建築在一九二三年之後成為巴塞隆納律師協會總部（Ilustre Col. legi d'Advocats de Barcelona）。其他簡約的小木屋建於一八六八年，倖存於梅南德茲維戈大道（Passage de Menéndez Vi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