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臺灣族群史解謎：揭開平埔、外省、客家、福佬的歷史謎團

作者簡介

葉高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題材不受限於學門框架，融合社會學的問題意識與分析方法、歷史學的史料考證、地理學的地理資訊技術，自由穿梭於多個學門。著有《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2017）、《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2023），以及近20篇核心期刊論文。

書籍目錄

序
導言
1戶口制度中的人群分類
2從纏足率透視福佬與客家關係
3從通婚率透視福佬與客家關係
4漢人與平埔通婚之謎
5平埔原住民身分之謎
6外省籍遷臺人數之謎
7華語與外省人教育優勢之謎
後話
附錄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躲過層層的衛兵監視，好不容易潛入軍方圖書館。昏暗的隱密空間中，存放著各式機密文件。我不斷翻找，總算發現苦尋十多年、從未公開的人口普查資料。就在我拿出相機拍照之際，不慎洩漏了行蹤。衛兵持槍前來追捕，而我為了逃脫，在書架間鑽進鑽出，直到無路可逃。不得已，只好從窗戶一躍而出，墜入深淵……然後我就醒了，原來是一場夢呀。
我很少把夢境記得這麼清楚，於是將情節寫在臉書上，請朋友解夢。有人留言：「代表你會得到一份珍稀資料解開一個歷史公案，只是過程很艱辛。」另一個留言：「你距離某個關鍵突破只剩一步之遙。」記得那天是二○一八年八月十三日。兩天後，任職於國史館的吳俊瑩博士便告知：他從剛解密的行政院檔案中發現一九五六年國軍戶口普查數據。他說資料要留給懂得用的人，於是將整卷檔案副本傳給我。我仔細端詳檔案，發現爭吵數十年的外省籍遷臺人數之謎總算有解了。二戰以後究竟有多少外省人湧入臺灣，眾說紛紜，從不到一百萬人到超過二百萬人的說法都有。問題的癥結，在於一九七○年以前有數十萬外省籍軍人沒有戶籍，成為人口統計的黑數。如今解密檔案現身，終於讓這個黑數曝光。夢裡的預兆果然應驗，我獲得一份軍方保密的資料，解了一個歷史公案（見本書第六章）。雖然過程也如同夢境般遭遇險阻，暫且按下不表。
我的研究動機，向來不是拿臺灣的案例來襯托理論的偉大，或者宣稱理論不合身而修正了理論。我的志業是找出我們社會中尚未獲得解答的謎團，想辦法解謎。像外省籍遷臺人數這種沒啥理論貢獻的題目，就很難讓理論引導的套路看得上眼。然而，如果我們連這個數字都說不清楚，對於臺灣社會的認識豈不有所偏差？同樣地，漢人與平埔原住民的通婚有多普遍，也是臺灣社會一大謎團。民間議論紛紛，各種臆測滿天飛，但學界給出的答案竟少之又少。歷史社會學者黃樹仁曾經抱怨：「這般重大社會史議題卻在學界少有討論。」既然如此，我就來解解看吧。
我大費周章整理八個平埔村落的戶口檔案，並比較全島層次、村落層次、不同區域、不同族別的差異，以及人口結構、婚姻形式、纏足風氣的影響，還有時代變遷等等，相較於過去文獻一次只談一個平埔村落，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大格局。我信心滿滿投稿社會學與人口學的期刊，結果連番遭到退稿。退稿理由都是：我沒有從婚姻理論出發、提出研究假設，然後用資料來驗證。而且，我的分析結果對於婚姻理論沒什麼貢獻。我總算明白，為何「這般重大社會史議題卻在學界少有討論」。這個研究的意義應該是為臺灣社會解惑，而不是拿臺灣的歷史素材來幫西方理論添個案例吧。黃樹仁說得沒錯：「領域分工消磨了臺灣學界的問題意識，使學者們習於畫地自限。導引研究的，常是習慣的學科傳承，而非跨學科的社會現象。」後來我將論文改成歷史學格式，獲得歷史學期刊接受（見本書第四章）。看過此文的歷史學者還說我很擅長運用理論，讓我不禁感到莞爾。
這本書集結了我解答各種族群史謎團的相關論文。回顧解謎過程，並非事先列出謎團清單，然後逐一破解。這些謎團的浮現與解題，往往來自偶然的機遇。除了前面提到的夢境，我解開平埔族群為何不具法定原住民身分的謎團，也是誤打誤撞。時光回到二○○八年冬天，剛從英國留學歸國的陳俊安兄來臺大找我討論行政區域重劃議題。臺北的冬天陰濕難耐，但我們的討論愈來愈熱烈。很快地，我們的話題超越行政區域的範疇，並在無意間觸及平埔議題。俊安兄說他正在推動西拉雅族正名，希望蒐集更多有利證據。而熟悉人口統計的我提到，一九五六年人口普查有一項「族系未詳」，其實就是平埔族。這個訊息我原本不怎麼在意，但俊安兄如獲至寶，連說這是重大發現，必須好好研究。於是我們約定各自找齊資料，下次見面再討論。
不久之後，我到臺南找俊安兄。此時他已找到許多政府公報資料，發現一九五六年的「平地山胞認定標準」沒有發文給臺南縣政府。而且，一九五七年臺灣省政府曾解釋「熟」（平埔族）可登記為平地山胞，依然沒有發文給臺南縣政府。我找到的資料則顯示，一九五六年時臺南縣還有六千多人表明自己的平埔族身分，但隨後展開的平地山胞身分認定，臺南縣無人登記。於是，我們得到一個結論：臺南縣西拉雅人並非不願意登記為平地山胞，而是政府漏發公文使他們沒有機會登記。經過徹夜未眠的討論之後，我們出席十二月十四日在蕭?文化園區舉行的「西拉雅平埔熟番原住民正名座談會」。俊安兄在會場上首次公開這個論點，是為「行政疏失說」的濫觴。蘇煥智縣長當場裁示，為了補正行政疏失，臺南縣近日內辦理補登記作業。
我們決定盡快在媒體版面上傳播這個論點，隨後再將詳細的論證投稿到學術期刊。《蘋果日報》採用我們的投書，於二○○九年一月六日刊出〈把原住民身分權還給熟男熟女〉一文。同時，俊安兄運用他在臺南縣政府的影響力，積極傳播行政疏失說。五月二日，各地平埔族群社團大串連，集結三千多位族人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要求政府還給他們原住民身分。當時，行政疏失說已成為他們的主要論點之一。不過，我們計畫的學術論文沒有下文。因為俊安兄先後忙於選舉以及市政工作，而我則忙著寫博士論文。直到二○一二年，我重新開始思考這個議題。我將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政府公報從頭到尾搜索一遍，把所有涉及「山地同胞」的文件通通找出來。從這些史料中，我意識到行政疏失說的證據薄弱，遂改變想法。我將詳細論證寫成〈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一文，後來在關於平埔原住民身分的法律討論中經常獲得引述（增補後成為本書第五章）。
強調這些機遇，並不是要說解謎純碰運氣。若不是對未公開的普查資料抱持懸念，我做得出那種夢境嗎？洪惟仁老師便在我那則解夢文底下留言：「連做夢都沒忘了研究嗎？」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早已察覺一九五六年普查暗藏平埔族群訊息，當正名運動話題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有插嘴的餘地嗎？這些謎題其實早已在我心中播種，因此契機來臨時才會浮現，而且抓得住。就這樣，雖然最初沒有通盤規劃，當我完成《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之際，察覺所謂「四大族群」的歷史謎團已經讓我解過一輪。我還需要一本書，彙整關於平埔、外省、客家、福佬的謎團與解答。
本書集結的論文，有六篇曾在學術期刊上刊登，但經過不同程度的改寫（見附錄）。部分原因是當初為了獲得期刊接受，多少還是順從了制式的套路，尤其是文獻回顧、研究假設、研究方法的寫作順序，但那不見得是最順暢的敘事方式。本書不拘泥於那套禮儀，而是以追求敘事順暢為先。另一個原因是，那些論文有部分內容是共通的，尤其是關於戶口制度的說明，不需要一再重複。第三個理由是，論文刊登之後我又找到更多資料，正好透過這次改寫添加上去。我的作品風格特異，既有很像歷史學的制度沿革考證，又有歷史學少見的大量統計分析。數字總是讓人聯想到數學，容易成為票房毒藥。這本書要不要像多數科普書那樣，將數字拔掉呢？為了維持論證的嚴謹與精確，我決定將大部分數字保留下來。我嘗試以淺顯的白話講清楚數字的意義，讓讀者明白這些數字就是偵探故事中的破案關鍵。
本書有三個章節運用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庫。多謝陳叔倬博士引薦，讓我得以加入中研院歷史人口研究計畫團隊。過去莊英章教授與潘英海教授為這個計畫蒐集數十個村落的戶口檔案。這些檔案以毛筆字書寫，我們得聘用助理將毛筆字編碼為數字，輸入資料庫；一個村落往往得花兩三年。我之所以能夠一口氣分析八個平埔村落，是累積十餘年的成果。我的助理楊凱喬幫我看了五年毛筆字，這是一項極度考驗細心與耐力的工作。不過在枯燥的工作之餘，她也看盡各種千奇百怪的家庭樣態；真實常常比電視劇還讓人瞠目結舌。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的結構相當複雜，感謝黃郁麟先生依據我的需求串接資料。另一方面，為了釐清日治時期戶口制度的疑點，李宗信教授親自帶我前往小琉球，調閱一批稀有檔案。
吳俊瑩教授擁有高貴品德，不僅大方提供整卷解密檔案給我，當我徵詢將他列名共同作者時，他居然婉拒了。他說他沒有貢獻論文中的論證，算不上作者；提供資料只要出現在謝辭中便可。此外，他還幫我糾正一些引注上的瑕疵。曾令毅博士也熱心提供滇緬邊區游擊隊史料，使我評估外省籍遷臺人數時更為周延。
原先我只是個業餘的歷史愛好者。直到我無意間破解一九五六年人口普查的「族系未詳」就是平埔族時，第一次受到歷史學界注意。詹素娟老師不僅寫文章宣揚「族系未詳」訊息的重要價值，還邀請外行的我去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二○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對我而言是莫大鼓舞，讓我有了將興趣發展成專業的企圖。這場演講之後，我才決心重拾擱置已久的平埔原住民身分議題。後來詹老師與我閒聊，說十多年前看我的東西，覺得這小子怎麼連那些常識也不懂；如今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專家。謝謝，一個人能夠持續進步，這是最好的讚美。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文章試閱

【摘錄自第一章】
沿革調查的人群分類
一九○○年十二月，總督府通告各縣廳進行「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簡稱沿革調查），理由是：「為了本島住民移住以來變遷的狀態及各民族集散的狀況，需要參考調查。」總督府提供的「街庄社居住民族調查表」樣式，區分泉州人、漳州人、廣東人、熟蕃人，並允許自行增添類別（何何人）。原訂繳交期限為一九○一年三月底，但時間過於匆促，各縣廳皆無法如期完成。其中，臺北縣（轄區為今臺北、新北、基隆、桃園、新竹等縣市）於七月上繳，臺中縣於十月上繳。緊接著十一月時，行政區重劃為20個廳，尚未上繳的臺南縣（轄區為今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縣市）因而無法完成統整。後來，原屬臺南縣的各廳各自以改制前的資料交差，唯東港辨務署的資料付之闕如。各地繳交情況參見許世融的整理。
地方官僚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必然得依賴既有戶口簿冊。前文已經指出，舊臺中縣的戶口調查簿載有祖籍訊息，因此能夠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街庄社居住民族調查表」。我們可以確定，至少在中臺灣，泉州人、漳州人、廣東人是祖籍之分。前文提及現存梧棲下魚藔的早期戶簿中，有85戶祖籍泉州、1戶祖籍漳州、1戶祖籍清國、2戶祖籍澎湖、4戶不詳。而根據「沿革調查」，下魚藔有97戶泉州人、1戶漳州人。後者似乎將祖籍清國、澎湖、不詳都歸為泉州，而1戶漳州人則完全一致。
中臺灣以外，我曾在小琉球見到一九○一年以後使用的戶籍簿。雖然沒有如同舊臺中縣戶口調查簿的祖籍欄位，但戶主上方空白處依稀可見關於祖籍與來臺年代的鉛筆痕跡，也許就是為了「沿革調查」而補記。
柯志明在《熟番與奸民》一書中主張：「沿革調查」係根據語言分類，其中廣東人指的是講客語的客家人。這應該是誤判。我們可以觀察「沿革調查」如何區分祖先來自廣東閩語區的人們，以及祖先來自漳州客語區且仍說客語的人們。韋煙灶在彰化縣埔心鄉的族譜調查發現，瓦磘厝（瓦中村、瓦南村）、徑口厝（經口村）、大溝尾（大華村）的世居宗族主要來自廣東沿海的閩語區。若按照語言分類，這些人不算廣東人。但是根據「沿革調查」，這些地方的人口大多歸為廣東人（表1-1），明顯是根據祖籍。
另一個指標地點是著名的漳州詔安客據點：雲林縣的崙背。當地人直到二十世紀時還通客語，按照柯志明的理解應該算是廣東人。但是「沿革調查」並沒有把他們歸為廣東人，而是根據祖籍歸為漳州人（表1-1）。
此外，根據方言差異區分泉州人與漳州人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臺灣多數口音不是純粹的泉州腔或漳州腔，而是泉中有漳、漳中有泉的「漳泉濫」（Tsiang-Tsuân-lām）。其南臺灣的口音更是徹底的混合腔，反映漳泉不分的歷史。若要未受過語言學專業訓練的基層官僚去分辨泉音幾人、漳音幾人，實在強人所難。中臺灣的泉音、漳音之分相對清晰，不過兩者之間也是漸層變化。從泉音核心區往外，泉音愈來愈淡薄，反之亦然。在口音模稜兩可的交界地帶，要如何歸類呢？由此可見，泉州人、漳州人的區分比較可能是根據祖籍而非語言。
《熟番與奸民》根據「沿革調查」繪製12幅人群分布圖，用以說明十八世紀的情勢。這實在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因為清代缺乏如此細緻的人群分布資料。不過我們應該謹記在心，二十世紀初的人群分布是十八世紀以來人群分類甚至衝突的結果。衝突愈是嚴重，後來的人群分布愈是壁壘分明。我們可以在臺灣以外其他地方看到類似過程。例如賽普勒斯於一九六○年時，土耳其裔與希臘裔的分布有如馬賽克拼貼一樣交錯。後來的族群衝突使土耳其裔向北方集中、希臘裔向南方集中，最終演變成一邊一族。同理，清代臺灣曾經發生分類械鬥的地方，原先人群分布可能比二十世紀初時所見還要混雜。
柯志明既將「沿革調查」中的「廣東人」理解為客家人，於是也將十八世紀史料中的「廣東民人」、「粵民」理解為客家人，以保持一致。如此詮釋的風險不小。事實上，「沿革調查」中「廣東人」指的就是祖籍廣東的人，不一定講客語。即使不得已使用「沿革調查」資料來說明清代人群分布，也不用冒險將十八世紀官員眼中的「廣東民人」、「粵民」推斷為客家人。

一九○三年變革
鑑於先前由地方縣廳制訂的戶口調查規則各有不同，一九○三年五月二十日，總督兒玉源太郎以訓令第104號發布全島統一的「戶口調查規程」。新的戶口調查簿樣式吸收先前臺中縣樣式的優點，也採取固定簿頁。其中，右下角欄位「原籍」應填入「何廳何街庄何番戶」（圖1-2）。換言之，所謂原籍只追溯臺灣的地點，不再像先前臺中縣那樣追溯中國的祖籍。按照這套新樣式，總督府不但沒考慮在戶口資料中區分福佬、客家，也不打算按祖籍區分福建、廣東。
有意思的是，雖然制度沒有規定，但小琉球的執行者自行在戶主上方欄位寫下祖籍地以及渡臺年分。這些資訊應該是抄自更早期的戶口簿冊，也許稍早前曾用來回報「沿革調查」的要求。

種族欄的出現與消失

首次人口普查
一九○五年，戶口制度發生重大變革，原因與當年舉辦的人口普查有關。時間回到一八九五年，國際統計學會（日文稱國際統計協會）建議各國於一九○○年共同舉辦人口普查，並邀請日本共襄盛舉。此邀約在日本引發迴響，特別是東京統計協會的19名會員共同向國會提出「明治三十三年（按：一九○○年）國勢調查施行請願」。響應的眾議員也聯手通過「國勢調查施行建議案」，交付內閣。從此，人口普查在日本稱為國勢調查。不過，推動國勢調查的進度並不順利，直到一九○二年才通過相關法律，已經錯過一九○○年與各國同步的理想。
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發布法律第49號，規定每十年舉行一次國勢調查，且一九○五年在帝國全版圖內舉行第一回國勢調查。為此，臺灣總督府請來統計專家水科七三郎，自一九○三年九月開始籌劃國勢調查方針。水科一八六三年生於仙臺；一八八六年畢業於東京共立統計學校；一九○三年八月來臺就任總督府技師。水科相當熱衷統計事務，抵臺不久便創立臺灣統計協會。
經過水科的研究，總督兒玉源太郎於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拍版定案：臺灣的國勢調查以警察機關的戶口調查簿為根據。亦即，透過在地的保正與甲長協助，事先將國勢調查的事項記錄在戶口調查簿上。等到正式調查時，調查員只要核對戶口調查簿的記載是否屬實即可。為了確認這種調查方法的可行性，官方於八月十三日起在桃園街進行試驗。結果相當順利，三天內就完成全部調查工作。
一九○四年十二月，總督府通令地方，為了準備翌年十月的國勢調查，預先在戶口調查簿追加記入下列事項：

（一） 副業（相對於本業）
（二） 不具者，即盲、啞、聾、白痴、癲癇
（三） 纏足者
（四） 解纏足者
（五） 出生地（僅內地人〔按：日本人〕）
（六） 來臺年月日（僅內地人）
（七） 住家情形（僅戶主）
（1）持地持家〔按：自有土地與房屋〕
（2）借地持家〔按：租地、自有房屋〕
（3）借地借家〔按：租地、租屋〕
（4）持地借家〔按：自有土地、租屋〕

請留意，直到此時，總督府仍未考慮在國勢調查中區分祖籍或語言群體。
隨後，因日俄戰爭（一九○四至一九○五）愈演愈烈，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於一九○五年二月十五日發布法律第13號，將原訂當年舉行的第一回國勢調查暫緩，另以?令訂定舉行時間。臺灣受到日俄戰爭的影響較小，且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本人熱中於國勢調查，因此決定以「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的名義，於原訂時間自行舉辦國勢調查。使用這個名稱的考量是，臺灣人已經熟悉戶口調查，但從未聽聞國勢調查，稱呼前者可避免猜疑。
六月八日，總督兒玉源太郎以府令第39號發布「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規則」，規定以十月一日零時為基準，調查22個事項，其中包含種族、常用語等去年十二月未要求調查的事項。為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通令地方，盡速在戶口調查簿追加記入下列事項：

（一） 種族
（二） 婚姻上的身分
（三） 本業之地位
（四） 副業之地位
（五） 常用語
（六） 常用以外之語
（七） 讀寫程度
（八） 不具原因〔按：身心障礙原因〕
（九） 國籍

然而，參與實地調查的警察紛紛抱怨：戶口調查簿的格子太小，很難寫下那麼多調查事項。為此，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回覆地方：寫不下時就貼紙條，寫在紙條上。如圖1-3的範例，戶口調查簿貼了許多紙條，記錄調查事項。不過，貼紙條仍嫌麻煩，執行者似乎沒有完全接受這種做法。我在小琉球的戶政機關親眼目睹當年使用的舊簿。當地執行者事先刻好印章，在個人資料上方空白處蓋上「常福種福」等戳記，代表「常用語福建、種族福建」。
由於調查事項已事先記錄在戶口調查簿上，正式調查時，平均每戶只需要花5分鐘核對資料。一九○五年十月一日（調查基準日）當天，全島調查進度就完成八成，隔天完成九成以上。首次人口普查大獲成功。

什麼是種族？
戶口調查簿原本沒有種族欄。直到一九○四年十二月，官方也還沒想到要在人口普查中調查「種族」。為什麼最後關頭會追加「種族」呢？這指的又是什麼？也許，總督府的統計官僚從一九○一年英屬馬來聯邦的人口普查中獲得啟發。沒有普查經驗的他們應該參考了先行者如何在殖民地執行人口普查，尤其是參考同樣存在大量華人的殖民地。當時馬來聯邦的人群分類就叫「種族」（race），粗分為：歐美人、歐亞混血（Eurasians）、華人、馬來人與其他群島人、坦米爾人與其他印度人、其他種族。在華人之下，又細分為：廣東人、福建人、海南人、客人（Khehs）、潮州人、土生（Straits-born）等，與當地「方言群」若合符節。
統計官僚將「種族」概念引入臺灣，粗分為：內地人、本島人、外國人。在本島人之下，細分為福建人、廣東人、其他漢人、熟蕃、生蕃。從字面意義來看，福建、廣東是祖籍的分別。不過，統計官僚教導調查員按照現存特徵來區分。在調查開始之前的訓練中，熟悉地方民情的警務人員曾提出疑問：如果祖先來自廣東，但語言、風俗與福建人相同，應如何認定「種族」？總督府的回答如下：「即使有廣東人的歷史，然其特徵不存，已福建化者，應將其視為福建人調查。」這段問答刊行於《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諸法規問答錄》中，確認「福建人」、「廣東人」的區分主要按照現存特徵，而不是根據歷史（祖籍）。
那麼，所謂現存特徵，主要是什麼？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在認定「種族」的同時，也調查人們的語言。調查報告寫得很清楚：「夫言語即種族之徵表也。言語之異同，則表現種族之異同。」報告也提到，調查語言不只是為了瞭解語言，更重要的目的是將語言與「種族」連結起來：「言語之調查，決不可以獨悉得言語之為何，須將連結以言語與種族，而期闡明各種族之言語關係為要，且其為本調查之精神也。」顯而易見，當時區分福建人、廣東人的主要依據就是語言，大致相當於閩南語人群（福佬）、客語人群（客家）的區別。後文還會進一步分析種族與語言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