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2024 經典改版】

作者簡介

姓名：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
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國際大歷史學會的創會委員，曾於一九八七年獲得美國圖書獎。布朗現任職於加州多明尼克大學（Dominic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二○○七年出版《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本書是布朗推廣大歷史概念三十多年來的成果結晶。其後，她參與由大衛．克里斯蒂安、比爾．蓋茲等人主持的「大歷史計畫」，設計多門大歷史課程。她另與大衛．克里斯蒂安、克雷格．班傑明（Craig Benjamin）合著《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Big History: Between Nothing and Everything），該書已成為數百所歐美大學的新鮮人指定教科書。

相關著作：《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

譯者簡介

姓名：楊惠君

政治大學英語系碩士，從事翻譯多年，目前為專職翻譯，譯作豐富。近年重要譯作有《用一天說歷史》、《十二幅地圖看世界史：從科學、政治、宗教和帝國，到民族主義、貿易和全球化，十二個面向，拼出人類歷史的全貌》、《媒體即訊息》、《林肯律師》、《一分為二的童年》、《完美的房子》、《建築的表情》、《設計師求生實用指南》、《絕對視覺：11位頂尖平面設計師的創意私日誌》、《聲音的奇妙旅程》等書。



姓名：蔡耀緯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譯有《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台灣旅行》、《台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合譯）等書。

書籍目錄

導讀------蔣竹山
二○一二年版前言
初版前言與誌謝
上篇　深邃的宇宙
第一章　膨脹的宇宙
第二章　孕育生命的地球
第三章　人類：一個新物種的誕生
第四章　先進的漁獵採集
下篇　溫暖的一萬年
第五章　早期農業
第六章　早期城市
第七章　歐亞非的網絡
第八章　歐亞非網絡的擴展
第九章　美洲文明的興起
第十章　歐亞非一體化
第十一章　航海通全球
第十二章　工業化
第十三章　現在與未來

注釋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專文導讀】「大」歷史回來了！
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兼文學院學士班主任 蔣竹山

「大」歷史又回來了！是的，在歷史書寫的諸多領域當中，大又回來了，這其中最長時段的當數「大歷史」（Big History）。

說起大歷史，我們可能要對這波風潮的演變有點基本認識。這或許可以從戰後史學發展來看，如果說過去二十年西方史學的主流是新文化史，強調敘事、微觀、日常生活、再現、表象等小歷史；近來新的趨勢就是全球史、跨國史、國際史等大歷史。

另一條線是從環境史的脈絡來看。自一九七○年代環境史興起以來，有關美國及世界各國的環境史論著大量出版。隨著全球環境變化的加速，在上述基礎上，學界漸漸發展出了全球環境史的概念，史家開始研究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議題。

若從研究特色來看，可概分為四種類型。一是世界環境史，例如約翰．麥克尼爾（J. R. McNeill）與唐納德．休斯（Donald Hughes）的作品。二是以專題為主，如古羅夫（Richard Grove）、約阿西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著作。第三種是把環境史與世界史結合的著作，例如世界史著名史家威廉．麥克尼爾（W. H. McNeill）與他兒子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的《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Civilizations, 2000）及《世界：一部歷史》（The World: A Brief History, 2007），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的《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

最後一種是強調「大歷史」，把人類史放在大爆炸以來的地球環境演化中來研究，例如大衛．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時間地圖：大歷史，一百三十億年前至今》（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of Big History, 2004）、佛瑞德．斯皮爾（Fred Spier）的《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10）。有關大歷史，除了上述二位史家克里斯蒂安及斯皮爾外，一般最常提到的就是馬可孛羅此次出版的《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作者是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目前是美國加州多明尼克大學教授，主持該校的大歷史項目，並擔任國際大歷史學會的委員會成員。這書和克里斯蒂安近來剛翻譯出版的《極簡人類史：從宇宙大爆炸到二十一世紀》（遠足文化，2016）極為類似，都是講述宇宙起源開始的整個歷史，兩本可以參照來看。

論時間長短，全球史已經是長時段歷史研究，其次是台灣讀者較少聽說的橫跨幾萬年的「深歷史」（Deep History），這種史學研究只談有人類的歷史，將「歷史」與「史前」的界線打破，敘事較為集中，所回應的多為當今世界較關心的議題，又稱為「人類世史」。這方面的課題有：早期基督教史、從黑猩猩到博奕論的生存策略、遠古至今的游擊戰。而「大歷史」所研究的時段更長，範疇含括宇宙、考古與氣候，每個時段都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台灣的出版市場，過往十幾年，已經出過各式各樣的全球史名著，像是《槍砲、病菌與鋼鐵》、《哥倫布大交換》、《帖木兒之後》、《文明之網》、《維梅爾的帽子》、《世界帝國二千年》。直到今年，才有大歷史著作的翻譯，這表示全球史的出版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有其特別意義。

《大歷史》的原書出版於二○○七年，這時間點已離克里斯蒂安於一九九一年首次撰文〈為「大歷史」辯護〉，提出「大歷史」這名詞，相隔十幾年。直到二○一○年，這樣的研究與課程被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所注意，捐助了一千萬美金成立「大歷史項目」，架設平台，在中學開設相關課程，以及在網路上推廣公共課程，大歷史才開始受到學界及大眾的重視。

《大歷史》可說是《極簡人類史》的升級版，你如果是克里斯蒂安的粉絲，絕對不可錯過《大歷史》這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末第十三章「現在與未來」的部分。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提到，一般歷史學家並不試圖描繪現在，認為這應該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與政治人物的工作。但她和克里斯蒂安這派大歷史學者，並不受限於史家過往的常規。她們認為分析現在以擘劃未來，是人類能力與責任的一部分，刻不容緩。這點與另一本全球史著作《西方憑什麼》有點像。其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提出未來可能性的發展，得到的結論是，我們在看歷史發展這個問題時是有法則的。這跟過去不太一樣，過去的歷史學怕講法則，因為我們不是社會學家或未來學家，也不像自然科學有規則或模式可以看出趨勢，但對他而言，歷史是有法且可以遵循，甚至預測未來的。

讀者若對這兩本各自撰寫的大歷史主題感興趣，還可另外找她們兩位合作的教科書，剛翻譯出版的《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後浪，2016）來看，這是大歷史這項新興跨學科領域的第一本教材。這本書吸收了宇宙學、地球與生命科學、人類史的成果，並將它們組合成關於宇宙及我們人類在其中位置的普遍性歷史敘事。

然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為什麼我們需要大歷史？

近來有學者就特別強調全球史所具有很強的公民教育的功能。例如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最近在一場新書座談會上，就提到：「全球史的書寫，包括我個人這些年倡導跨國史的書寫，還具有很強的公民教育的功能。歷史學的重要功能就是公民教育。我們民族國家歷史書寫過於強調國家的成就、輝煌與貢獻，國家歷史上的一些比如陰暗面，一些失敗，一些錯誤，往往避而不談，也往往忽視外來因素對國家歷史演進的貢獻。」但全球史卻翻轉了過往民族國家史觀的缺點，特別強調人類相互依賴，人與人的互動合作以及人類的共同命運，這有助於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進而培養出一種具有世界歷史觀的公民。

此外，近來一本相當受到歐美學界矚目的新書《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2014）也揭示了全球史書寫與建構當代世界公民的歷史意識的關係。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就如同史家伊格爾斯（Georg Iggers）所言：「該書力圖讓歷史與廣大公眾密切相關，擺脫長久統治專業史學的狹隘專業化取向，轉而以長時段的視角把歷史、當前與未來連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或者如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說：「大歷史和深度史被認為是史學家回應大眾對未來關切的方法與理路……。史家的未來在於史學家是否有能力塑造和引導公眾話語，這無異對同行史學家發出一聲令人振奮的出征號令。」

的確，《歷史學宣言》點出了這個時代「長時段的回歸」為什麼重要？又為什麼能彌補過往文化史階段的微觀與破碎化的問題。作者喬．古爾迪（Jo Guldi）及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認為，有段時間史家整體甚少對未來進行任何思考，與當時正紅的微觀史相較，長時段的歷史幾乎不算是一門學科。更不用說，歷史老師也很少讓學生去研讀，幾乎不屑談論，更無人仿效。雖然有段時間微觀史著作豐富了我們對民眾生活的理解，或是公開地或是私密地了解人們心理的想法，又或認識到人類經驗的建構性特徵。但在書寫微觀史的同時，史家卻拋棄了以往史學的道德批判特性。正是這種關懷，讓全球史較以往的文化史更關注公共領域。

有鑑於此，《歷史學宣言》特別呼籲當下的歷史作品應當特別關注長時段的歷史。這些主題應該帶有道德蘊含，包括應對全球暖化對人類經濟的影響，將民眾的生活經歷納入到政策制訂的範疇之內，並要求史家在選定課題時就考慮到全部的人類經驗，及面向儘可能的廣大受眾，這些包括了環境問題、治理問題、資本主義問題與剝削問題。在這樣的考量下，我們近來看到的全球史著作，基本上較過往著作，更能讓公眾了解到人類的發展與地球之間的長時段關連，尤其有關大氣環境、脆弱的生態系統及逐漸緊缺的自然資源。該書作者還提到，同等重要的是，我們還需要讓公眾了解，圍繞資本主義如何面對正義與不公的問題。

近來德國的歷史教育的例子也能說明如何透過世界歷史觀的培養做為全球化挑戰的一種回應。有學者認為，透過增添不同的視角，在跨國、跨文化與跨洲際規模上對比歷史觀點，能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對差異的認同。在歷史教育的過程中，學生應當認識到歷史是一個過程，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們的觀念和知識不斷累積。不同區域之間的接觸不僅僅以衝突的形式發生，也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

此外，一些史學研究機構也開始關注長時段歷史的重要性。國際歷史教育協會（ISHD）曾在二○一一年於上海召開「一九四五年以來世界史的呈現：亞洲與德國╱歐洲教科書敘事特點的比較」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中國、韓國與德國的歷史教育研究學者，探討全球化的影響下，歷史教學在總體上，尤其是世界史教學上如何面臨新的挑戰。其目標在使本國史與全球性歷史視角達成新的平衡，並促使年輕一代理解本國歷史與民族文化，同時推動他們把自身融入到世界史與人類史的總體之中。

前述《歷史學宣言》「長時段的回歸」的論點，宣示了一個史學新時代的到來，暗示大歷史更符合當前的世界公民的需求。做為一位世界公民，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將自身的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待。雖然這樣的趨勢在台灣的學院裡尚未形成風潮，但卻已在民間的史學出版上，看到這類歷史書寫的時代特性。其中《大歷史》的出版，就是這股新趨勢的最佳代表。

文章試閱

第十三章 現在與未來

歷史學家通常並不試圖描述現在，他們把這項任務留給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政治人物。但筆者到目前為止並不自限於歷史學家的常規。分析現在以擘劃未來，是人類能力和人類責任的一部分，那就開始吧。

　　二○○○年時，地球上有六十一億人生活，這在自古至今曾經在地球上生存過的總計五百億到一千億人之中，大約占了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二。按照許多可衡量的指標，今日存活在世上的人類，命運相較於古代已有長足進步。在一九○○年，全球人類的平均壽命徘徊在三十歲上下，和羅馬帝國時期每位普通公民的二十二歲相去不遠。但在二○○○年，全球人類的平均壽命已大幅提高到六十七歲，多出的這些歲數則是健康而不受苦的。

　　糧食價格在二十世紀後半顯著下跌；在二○○○年，消費者購買食物的整體花費，比起一九五七年減少了超過三分之一。這主要是由於高產作物、灌溉系統和水壩、肥料和殺蟲劑，以及農民的經營技術而產生的，姑且不論環境破壞的代價。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並未享受到廉價卡路里的增長，從一九六○到一九九七年，它的每日熱量僅僅增加了大約一百五十卡路里，反觀亞洲的每人每日熱量則增加了八百卡路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每公頃土地使用的肥料少於亞洲，得到灌溉的耕地也只有百分之五，亞洲則有百分之三十七，土壤侵蝕也比亞洲更嚴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農民有能力生產更多糧食，卻始終受阻於嚴重族群衝突、乾旱、貪汙腐敗、基礎建設不足、教育落後，以及固定的產地價格。

　　二十世紀的人們平均而言也比過去的任何歷史時期更為富裕。全球人均產值，也就是全球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在十九世紀之前一直維持在四百美元上下，然後在十九世紀增加一倍，成了八百美元，到了二○○○年則突破六千美元。儘管這個平均數值包含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但窮人的比例確實也減少了些，特別是在南亞和東亞。一九五○年統計的全世界窮人比例大約占了百分之五十。二○○○年世界銀行的數字，則顯示出第三世界的窮人比例從一九八七年的百分之二十八．三下降到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二十四。自從一九五○年至今，可能約有三十四億人脫離了赤貧狀態。
　　二十世紀結束時的人們，比二十世紀之初更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就學年數從一九六○年的二．二年提高到一九九○年的四．二年，西方世界的平均就學年數則從一九六○年的七年增加到一九九○年的九．五年。印度在二十世紀之中的教育成長尤其突出，中學入學人數比例從一九○○年的百分之三到四，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五十，識字率也從一九○○年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二○○一年的百分之六十五。整個發展中世界按照出生日期計算的不識字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則從一九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五，下降到二○○○年時青年人的百分之十七。而二○○○年發展中世界各年齡層人口的整體不識字率則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人類人口年成長率的迅速增長，以一九六四年的略高於百分之二．一七為顛峰，到了二○○○年則下修到百分之一．二六，倍增時間則是五十到五十五年。一種節育藥物自一九六○年開始普及，中國政府則從一九七九年起實行「一胎化政策」。發展中世界的每家平均子女人數在二○○○年是三．一人，比起一九五○年的六．一六人下降了，這和節育以及女性接受教育有所關聯。根據二○○○年聯合國運用生育率中位推計（medium variant）估算的結果，我們可以預期全世界在二○二五年將有八十億人，二○五○年有九十三億人，二二○○年則穩定維持在一百一十億人，而大多數的增長都是在開發程度較低的區域。


試驗地球

　　就在人類千百年來運用智慧和巧思增加人口數、壽命和收入的同時，他們卻也不經意地對供養自己的地球展開一項試驗。一九七二年，一個由來自十國的科學家、教育家、工業家、經濟學家和公務員組成，名為羅馬俱樂部的團體，發出了一份警訊《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of Growth）。到了二十世紀結束時，許多見識廣博的人都對於人類生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所面臨的困境深感憂慮。

　　比方說，人類人口在二十世紀從十六億增加到了六十一億。就算人類立刻將家庭大小限定在替代規模（replacement-size）（這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期望），人口還是會先達到至少八十或九十億才能穩定下來。絕大多數的人口成長又會出現在尚未工業化，也最沒有能力予以供養的國家。這立刻引出了一個急迫的問題：地球承載人口的能力何時會達到極限？還是已經達到極限了？

人類對自身居住星球的試驗有許多面向，它們全都在地球這個生命有機體中相互連結。為了簡短與清晰起見，我將它們分成空氣、森林、土壤、水和輻射這幾類。

空氣

　　二○○○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英國在一八五○年定居城市的人口已經超過一半，中國則可望在二○○五年至二○一○年之間達成這項指標。日本東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擁有三千四百萬人口，這正是人類開始從事農業時全世界的總人口數。

　　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九八八年調查城市空氣品質時，估計全世界約有十億到十八億城市居民呼吸著有害的二氧化硫、灰塵和煤煙。早期工業化國家的城市，例如倫敦和匹茲堡，有足夠財力能夠大幅度清潔空氣，但是二十世紀後半的巨型都會（人口超過一千萬人）發展得太快，難以施行相關法規，又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這些城市包括：墨西哥市（人口一千八百萬）、加爾各答（人口一千五百萬）、上海（人口一千三百萬）、北京（人口一千一百萬）、喀拉蚩（人口一千萬）、開羅（人口一千二百萬）以及漢城（今稱首爾，人口一千萬）。這些城市的空氣汙染足以每年經由呼吸系統疾病殺死數百萬人。洛杉磯也是如此，霧霾在整個一九九○年代不斷對健康造成危害，這是全美國最嚴重的都市空氣汙染問題。

　　人類排入大氣層的另一種添加物則是氟氯碳化物（chlorofluorocarbons，簡稱ＣＦＣ）。第一種氟氯碳化物：氟利昂（freon）取代了冰箱中的有毒易燃氣體，讓空調成為可能。可是氟利昂的發明者們並未考慮到氟氯碳化物進入大氣層上層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也就是紫外線輻射分解了氟氯碳化物分子所釋放出物質，會分解由氧氣與太陽光交互作用形成，保護地球上生物免於紫外線輻射危害的稀薄臭氧層分子。科學家在一九七四年指出這種狀況在理論上是可能發生的；一九八五年的觀測則證實了南極洲上空的臭氧層出現破洞。一九八八年之後，全世界氟氯碳化物使用量下降百分之八十，各國在一九八七年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中迅速採取行動禁用氟氯碳化物，因為紫外線輻射增加的後果會是毀滅性的：紫外線會殺死海洋食物鏈的根基─浮游生物，影響光合作用，在人類身上則引發白內障、皮膚癌，並抑制免疫系統。但已經排出的氟氯碳化物，至少在二十一世紀最初一、二十年仍會繼續摧毀臭氧層，而臭氧層重建則需要數十年歲月。這對人類免疫反應以及人類健康究竟會帶來怎樣的長期影響，無人確知。

　　人類排入大氣層的其他有害添加物，則是所謂「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和甲烷，後者是植物性雜質腐敗所產生的氣體，是天然氣的重要成分。我們的氣候是由大氣成分所掌控的，而這些溫室氣體將從地球表面反射的太陽輻射吸收起來，使地球保持溫暖。

　　在一八○○年之前，二氧化碳含量大約在百萬分之兩百七十到兩百九十之間不等。人類經由焚燒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以及砍伐森林導致了這樣的含量。一八○○年之後，二氧化碳含量開始顯著上升，一九九五年已達百萬分之三百六十左右。這次增加有四分之三是化石燃料消耗所造成的，剩下四分之一則是砍伐森林所致。美國在一九九○年占了工業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百分之三十六，隨後在一九九○年至二○○二年間，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一。甲烷含量則自一八○○年以來從十億分之七百增加到十億分之一千七百二十，主要來源包括家畜（從消化道排出甲烷）、垃圾分解、採煤和使用化石燃料。西伯利亞凍原的融化也有可能釋放出大量甲烷。

　　地球在二十世紀暖化的幅度並不大，地表平均溫度上升了攝氏○．三度到○．六度，海洋溫度則上升更多。最大規模的暖化發生在北緯四十度以北的區域，也就是費城、馬德里和北京以北。大多數科學家在二十世紀結束時都同意，氣候變遷正在發生，人類活動則造成了氣候變遷。科學家大多預期二十一世紀的氣溫仍將持續上升，從攝氏一度到五度都有可能，後果難以確知，但會相當劇烈，其中包括更頻繁的乾旱與洪水，海平面上升，赤道疾病擴大流行，物種加速滅絕，以及╱或者墨西哥灣暖流在北大西洋中的流速減慢。二○○六年，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們估計，人類必須在未來十年內大量減少碳排放，否則就得面臨不可避免的氣候變遷和影響深遠的不利後果。

森林
　　全球森林從一萬年前到現在減少了多少？估計值從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異。在非洲和季風亞洲，一萬年前被森林覆蓋的土地，如今或許只有三分之一仍是森林；俄國有三分之二的森林自一萬年前保存至今，美洲則有四分之三。森林採伐約有一半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世紀又有一半的採伐是一九六○年代以來在赤道地帶進行的。地球上只有三片大面積的森林仍然保存下來：從瑞典到庫頁島橫跨歐亞大陸北端的森林，從阿拉斯加到拉布拉多橫跨北美大陸的森林，以及南美洲的亞馬遜河和奧利諾科河（Orinoco）盆地。按照目前的轉換率，現有森林的四分之一在未來五十年內也將被轉為他用。

土壤
　　地殼表面覆蓋著一層薄薄的表土，深度只達髖部高，卻需要數百年甚至千年才能累積形成。這層表土層在森林被砍伐之後很容易就被侵蝕掉，而這個過程在二十世紀隨著全世界耕地面積大致增加一倍，大部分的新耕地又是在雨林遭砍伐而急速生成的。非洲的土壤侵蝕程度平均比歐洲嚴重八到九倍，而在一九六○年代之後糧食生產不增反減的也只有非洲。而在其他區域，土壤侵蝕和流失則被糧食產量增長所掩蓋，如此增長則是使用了化學肥料替代自土壤流失的氮與磷，排除掉農作生長限制因素的結果。
　　精製肥料的發明，在晚近的人類歷史上發揮了重大作用。精製肥料是從空氣中萃取氮提煉合成氨而製成的。出身今日波蘭西里西亞（Silesia）的學院化學家弗里茨．哈柏（Fritz Haber）在一九○九年開發出這個方法；另一位工業化學家卡爾．博施（Karl Bosch）則研發出大量生產肥料的方法，如今稱作「哈柏─博施法」。但這個方法需要燃燒大量的石油。由此觀之，額外養活二十億人的糧食生產大躍進，其實代價高昂：對石油的依賴，以及人工肥料對土壤和水的汙染，而人工肥料的使用量從一九四○年的四百萬噸增加到一九九○年的將近一億五千萬噸。肥料的使用加上新品種植物，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八○年增加了人均穀物產量，但其後則略微下降。

水
　　任何社會的健康和財富都取決於充足而潔淨的飲水供應。人類在二十世紀結束時耗用的水量比過去更多。在一九二○年，全世界較為富庶的城市都有能力供應市民安全的飲用水，但飲用水的供應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分不均，甚至完全不具備。殖民地城市通常只在歐洲人居住區設置淨水廠和汙水處理系統，而非遍及全市，上海、坎帕拉和阿爾及爾都是這樣。即使到了一九八○年代，全世界的都市人口仍有一半缺乏任何型態的汙水處理設施，許多城市居民也沒有裝設排水管。

　　工業國家的河川和內陸湖在二十世紀接收了大量有毒的生物及化學廢棄物。印度的恆河在一九九○年承載了七千萬人的排泄物，加上每年重達數噸的人類骨灰，將近六萬頭動物屍骸，以及工廠汙水和肥料中的磷。政府推動的清理工作至今不見成效。另一方面，德國萊茵河自從二次大戰至今的清理工作則有顯著成效，就連鮭魚都在河中復育。一九七五年之後，除了阿爾巴尼亞之外的地中海周邊國家都在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集會討論，在地中海行動計畫（Mediterranean Action Plan）名義下，管理各國排放入海的廢棄物。經過二十年，地中海受到的汙染仍甚於過去，但少了地中海行動計畫必定更加嚴重。

　　遼闊無邊的海洋似乎是不受汙染問題影響的，實則不然。一九九二年，塑膠就占了海灘垃圾的六成；如今更傳出消息，塑膠不但遍布海底，更在海流運動之中被輾碎，進入海水分子及海洋生物體內。大型魚類體內的汞含量如今已高到不適合人類食用。魚類曾是窮人的主食，如今只有富人才吃得起。例如藍鰭鮪魚（bluefin tuna，黑鮪魚）的數量從一九七○年至一九九○年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四，一九九○年代初期在東京每磅要價一百美元。長期以來都是歐洲主食的鱈魚，二○○二年在斯德哥爾摩每磅售價八十美元。二○○二年全世界所消費的魚類有三分之一都在海岸濕地養殖，但養殖魚業摧毀濕地，將廚餘和抗生素排入水中，散播病毒，更讓人工培育種得以散入野外。
　　用水量增加，以及愈來愈多的水體被填平造陸，導致世界上許多區域的地下水位下降。在加州中央谷地，地下水每年平均減少一立方公里。美國中西部供應灌溉的地下水則是一年減少十二立方公里。在北非和中東，水從沙漠含水層抽取上來，卻得不到補充。而在印度從事農業的各邦中，地下水位則是每年降低半公尺。中國華北的黃河正在持續乾涸，部分原因是水井過度抽水。以下結論似乎是合理的：水汙染和水資源耗竭的限制，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限制人類的活動。

輻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科學家創造出一個地球上前所未見的汙染問題，即分裂鈾原子和鈽原子所產生的輻射。二戰結束時，只有美國研發出了原子彈；四年後蘇聯也有了原子彈。到了二○○五年，七個國家公開承認擁有核子武器（美國、英國、法國、俄國、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還有兩國擁有核子武器卻不對外證實（以色列、南非）。南非顯然已經廢棄了核武。還有數十國在二○○四年擁有製造武器等級燃料的能力，因為用於發電的鈾燃料棒或鈽燃料棒，同樣能用於製造核彈所需的濃縮鈾或濃縮鈽。
　　唯一向人類人口投放過的原子彈，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在日本投下，促成二戰結束的兩顆原子彈；美國當時並不知道輻射會產生何等效應，於是以日本平民做為實驗品。輻射會造成重病甚至死亡，後果因暴露程度而異。即使在最初暴露中存活下來，也會導致長期後果，如白血病與其他癌症，以及更多基因突變。
　　一九四五年之後，美國製造了數萬枚核子武器，並在空曠地區試驗超過一千枚。美國最大的核彈工廠是華盛頓州中南部哥倫比亞河岸的漢福德工程工廠（Hanford Engineering Works），摧毀長崎的原子彈就是在此製造的。漢福德工廠將數十億加侖的放射性廢棄物排進了哥倫比亞河，並且外洩一部分進入地下水層。一九四九年在漢福德進行的一次試爆，釋放出的輻射量是當時輻射容許量的八十到一千倍不等。當地居民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得知這些核試驗。美國五十年核武生產的部分清理預計需要七十五年時間，花費一千億到一兆美元，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環境清理計畫；完全清理則是辦不到的。
　　蘇聯人在數年之內就建立了巨大的核武生產複合體，大多數核試驗都在哈薩克和北極圈內的新地島（Novaya Zemlya）進行。他們將大量核廢料倒入海中，絕大多數倒進北極海。蘇聯處理使用後核燃料的中心，西伯利亞西部鄂畢河上游盆地的瑪雅克核設施（Mayak Complex），如今是全世界放射性最強的地區。它儲存的鈽是漢福德的五十倍，總計二十六公噸。儲存在卡拉恰伊湖（Lake Karachay）的放射性廢料在一九六七年乾旱期間外洩，放射性高出廣島核爆三千倍的輻射塵，隨風散播在超過一百萬名不知情的人民身上。輻射至今仍然存在於空氣、土壤和水中。
　　蘇聯首先開始致力於核能發電，美國、英國陸續跟進。到了一九九八年，約有四百三十七座核能發電廠在二十八個國家中運作，但是沒有一家符合商業效益，因為它們都得仰賴巨額補助維持營運。核能發電每千瓦小時在一九九九年花費十一到十三美分，反觀化石燃料發電則只需六．二三美分。用過的燃料棒仍具放射性，至今都還找不到存放使用後燃料棒的安全處所。
　　關閉核能發電廠的代價則很高昂。意外事故頻仍，最嚴重的一次則是一九八六年蘇聯烏克蘭的車諾比事件，人為失誤導致電線走火引發爆炸，幾乎摧毀一個反應爐，釋放出的輻射總量是投擲在日本兩顆原子彈的數百倍。一百萬軍人有四分之三參與清理工作，全都暴露於致癌的輻射量，約有十三萬五千人被迫無限期離開家園。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是被影響最大的三個國家。食物也受到嚴重汙染；莫斯科市場上銷售的黑莓直到二○○三年仍被檢測出輻射。北半球的每一個人都接收到了車諾比核災外洩的部分輻射，放射性落塵有一部分在兩萬四千年內仍足以致命。
　　二十一世紀開始時，對科技發展的期望是開發出融合兩個氫原子成為一個氦原子，並運用融合能量的方法，燃料則使用海水，過程中會產生少量的放射性廢棄物及輻射。儘管斥資兩百億美元，至今卻仍無法跨越產生氫核融合能量所需的超高溫的百分之十。
　　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各種影響結合起來，正使得許多現有物種急速瀕臨滅絕。物種急速滅絕先前也發生過。地質紀錄顯示至少發生過五次，最大規模的兩次先後發生在兩億五千萬年前和六千五百萬年前；如今存在的物種只占地球上一切曾經存活過的物種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許多科學家相信，人類現在正在實行第六次物種大滅絕。
　　自一九六○年代以來，關於環境問題已經簽署了數千份國際協議，產生了可觀的影響。政治上和技術上最容易處理的問題已獲得改善，包括工業廢水、二氧化硫排放、含鉛汽油和汙水處理。但其他問題卻加重了，如有毒的農田徑流水（farm runoff）和來自車輛廢氣的一氧化二氮都增加了，產業也對環境保護展開反撲。
　　一九八○年代，一些較為貧窮的國家也制訂了環境保護計畫，例如巴西、肯亞和印度。肯亞的綠帶運動（Green Belt Movement）由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領導，在二十八年內種植了三千萬棵樹。二○○四年，瑞典的諾貝爾獎委員會頒給她諾貝爾和平獎，以此承認了唯有資源充足才能實現和平。
　　一九九二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會議，達成第一項規定發展必須兼顧環境永續的國際協議，但在實務上卻進展甚微。美國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容商榷。巴西也堅持開發亞馬遜雨林；中國和印度仍不放棄工業化的志向。二○○二年在約翰尼斯堡召開的下一屆會議成果更少，與會者在利益衝突中幾乎一事無成。汙染、森林砍伐和氣候變遷既然是漸進發展，在各國人民和領袖看來，也就不像缺乏經濟發展或缺乏軍事準備那樣具有立即威脅性。正當全球發展不均日漸加劇之際，富裕國家的人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安全正被貧窮國家人民的走投無路所威脅。

短期內的可能事態

　　我們人類如今正處於嚴重的困境，但情勢有多嚴峻？無人確知。或許現在已經來不及防止災難性的人口減少和都市生活倒退了。也或許經濟發展和新科技、新發明能讓我們運用目前的政策，逐漸轉向一個永續發展的全球社會
　　一九七二年發表《成長的極限》的三位系統分析學者：唐妮拉．米道斯（Donella Meadows）、喬詹．蘭德斯（Jorgen Randers）和丹尼斯．米道斯（Dennis Meadows）持續以電腦模擬資料，每次更動一個變項，而後觀察對其他變項可能產生的效果。歷經三十年推敲資料、改善分析，他們根據直到二○○二年為止可取得的資料，發表了第二份報告《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最新增訂版》。他們發現這三十年來人口和糧食生產的實際數字，都與他們早先對現行政策持續下情況可能發展的設想密切相符，只是人口成長比預期下修更多一些。他們得到的結論是：所謂「人類足跡」（human footprint）在一九八○年代就超越了地球的負荷量。他們提出了以下的證據：穀物生產似乎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就達到最高點；漁獲量沒有增加的可能性；天災造成的損失持續上升；淡水和化石燃料的分配引發衝突；美國及其他國家持續提高溫室氣體排放量；許多區域和地區的經濟都在衰退（五十四國，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二）。

　　美國有許多聲音不同意，甚至完全否認《成長的極限》所提供的分析。這些主流聲音說，更多成長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自由市場的運行和隨之產生的科技進步、創造發明，將能克服人類所面臨的挑戰。
　　比方說，馬里蘭大學的商業管理教授朱利安．賽門（Julian Simon）就堅信二十世紀只是地球生活進步的長期趨勢開端。賽門曾在致力於自由、和平和小政府的華盛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擔任客座學者，卡托研究所在賽門去世之後出版了他和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合著的《時代愈來愈好：過去一百年來的一百個偉大趨勢》（It’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 100 Greatest Trends of the Past 100 Years），兩位作者在書中預測：

第一、 今日美國所獲致的財富與健康，將在未來五十年來擴及世界其他地方。我們正處於全世界富裕繁榮的最初階段。第二、天然資源價格將持續下降，這代表成長將比以往更不受限制。第三、農業的持續進步（尤其在生物工程領域）將意味著糧食生產的充沛遠遠領先人口成長。

　　米道斯夫婦和蘭德斯則駁斥這種樂觀論調，認為樂觀主義者完全不計算自然環境為人類成就付出的代價。相信成長有其極限的人們目前仍無法確信自己的預測是真實的，即使過去三十年來的演變看似為他們做了確認。他們期望今後十年到二十年間能出現明確證據，證明究竟是他們、還是樂觀主義者的預測更加準確。他們承諾在二○一二年發表四十週年最新增訂版。
　　倘若快速成長和汙染持續，並超過地球所能負荷，又會產生何等崩潰？按照《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最新增訂版》所設想的前景，全世界工業產量會在二○一五到二○二○年左右達到顛峰，然後在二一○○年時下降到一九○○年的水準。全世界人口會在二○二五年左右達到頂峰，然後在二一○○年時暴跌到略高於一九○○年的水準（十六億人）。其他變項（如預期壽命、每人所得食物、消費品與服務）也預計會在二一○○年時回歸到接近一九○○年的水準，除了資源會減少到一九○○年水準的四分之一。實際情況會在現實世界如何發展，任誰也說不準。
　　倘若人類社會充分動員，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合力應對前所未見的威脅，而非持續當前的發展趨勢，又有可能發生什麼事？米道斯等人的設想則指出，永續的全球社會仍有可能實現，屆時全世界人口將有八十億左右，生活水準等同於今日歐洲的低收入國家。

　　為了實現這一永續社會，人類將必須在三方面立刻同步採取行動，也就是限制人口、限制工業成長並改進科技。要限制人口，每對夫婦都必須能夠採用節育措施，將子女數限制在每家兩人，如同工業最發達國家將近十億人口那樣。要限制工業成長，人均產量必須穩定在高出二○○○年全世界人均產量百分之十左右，並平均分配；這將是全世界窮人的大躍進，富人則受到顯著調節。（倘若所得無法更平均分配，人口成長與遷徙就不太可能趨於穩定。）最後，科技必須持續發展，並在提升資源使用效能、降低汙染及土壤侵蝕等方面獲得應用。
　　米道斯夫婦和蘭德斯估計，要是這些措施二十年前就能實行，全世界人口就會穩定在六十億左右，每個人也能享有更多資源。倘若人類再過二十年才實行這些政策，這幾位分析學者相信，屆時就已經太遲而無法遏阻急遽衰退。
　　實現永續全球社會所必需的國際合作又有多大可能？現今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網絡，當然已經達到了前所未見的水準。國際合作的一項個案分析尤其顯著，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禁用氟氯碳化物。這一個案值得重新考察，是因為至今為止只有這一次是消費者迅速行動、部分國家政府和公司勇於以身作則，加上聯合國老練的協商，而共同解決了一項威脅地球生靈的國際問題。
　　國際合作過程包含了各種不同的參與者。就在人們得知這個問題之後，美國環保團體發起運動反對使用噴霧罐，使噴霧罐的銷售量到了一九七五年下跌百分之六十。就在一九八五年聯合國環境署第一次在維也納召開會議之後兩個月，科學家首次記錄了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破洞，這是因為環極風（circumpolar winds）將大氣滯留在該處長達數月，而後才吹散到世界各地所導致的。美國立即挺身領導，即使雷根總統的政府內部意見嚴重分歧。到了下一次會議，也就是一九八七年蒙特婁會議中，氟氯碳化物的主要製造廠商同意凍結生產，而後在一九九八年時減量百分之三十。科學家蒐集了更多臭氧層破壞的證據；美國最大的氟氯碳化物製造商杜邦公司（DuPont）在一九八八年同意停止一切生產。氟氯碳化物在冰箱和噴霧罐中的替代品也發明出來，而且在應用上相對便宜。聯合國環境署執行長莫斯塔法．托爾巴（Mostafa Tolba）則展現了高超的協商技巧。持續觀測顯示出臭氧層破壞的速度比原先預期的還要快兩倍。一九九二年，蒙特婁議定書的締約國在哥本哈根同意在一九九六年時完全終止氟氯碳化物生產，到了一九九六年，已有一百五十七個國家簽署這份議定書。包含協商與執行在內的最終成本大約四千萬美元。二○○二年，聯合國環境署與世界氣象組織共同進行的臭氧層消耗科學評估回報，臭氧層到了二○一○年應可增厚，在二十一世紀中則可恢復到一九八○年代之前的狀態。倘若這個設想成真，那麼臭氧層破壞的高峰期就是在一九九五至二○一○年間。有三個國家（俄國、中國和印度）獲准繼續製造少量氟氯碳化物，直到二○一○年為止，數量不明的私造和偷運也還在繼續。這看來是一個國際合力制止汙染超出負荷，緩解地球壓力，使得臭氧層回復永續的成功故事。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各國代表在一九九七年共同制定了京都議定書，協議在二○○八年時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從一九九○年的水準減少百分之五。美國代表同意將美國的排放量減少百分之七，參議院卻以九十五票比零票拒絕批准議定書。但其他國家的參與締約已足夠使議定書自二○○五年起生效。少了美國的參與，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會減少百分之一。歐洲和日本能夠減少排放而不致損害經濟嗎？而在美國國內，加州等州能在承認氣候變遷對營收構成重大威脅的產業領軍之下，率先減少排放量嗎？
　　人類只有在察覺到不改弦易轍的危險時，才有機會動員力量追求永續的未來。早在一九七二年，緬甸籍的聯合國祕書長吳丹（U Thant）就試圖告知各國政府官員和大眾：
我不想小題大作，但依據本人身為聯合國祕書長所接觸到的資料，我只能說：聯合國的會員國只剩十年的時間可以捐棄前嫌並建立起全球夥伴關係，以遏止軍備競賽、改善人類環境、解除人口爆炸的壓力並同心協力從事發展工作。假如在未來十年內無法建立起這種全球夥伴關係，我非常擔心我提及的這些問題會嚴重到我們的能力無法控制的地步。

　　到了二十年後，一九九二年，來自七十國的一千六百位科學家也發出警訊，名為〈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
人類與大自然正沿著相互對撞的路徑前進，人類的活動對環境和重要的自然資源造成嚴重而且經常為無可挽回的損害。我們現今的許多做法若未受到制止，將對我們希望見到的未來人類社會和動植物世界構成嚴重的危害，且可能因而改變生態，使得世界無法繼續以我們所知的方式供養生命。假如我們要避免這種對撞的下場，進行徹底的改變乃為刻不容緩的事。

　　人類有多大機會能夠找到方法管理及引導他們對地球所做的，如今已有些失控、甚至大半失控的實驗？無人知曉，但這個實驗似乎有三種可能的根本解決方案，這三種解法都有可能在目前的兒童及青少年一代生命歷程中發生。人類若不能抑制自身成長及資源使用，就會由自然和人性為他們抑制（疾病、饑荒、戰爭、種族屠殺、社會崩潰），或是兩者以某種方式併發。《成長的極限》三位作者對哪種設想最有可能成真的看法各不相同，每人各自選擇一個可能的情況。
　　人類經常處在艱困的境地中，但往往能夠迎接挑戰。大規模遷徙和人口凋零在人類歷史上反覆發生，使得人類必須發揮巧思，另闢蹊徑適應環境並堅持求生。
　　但我們目前的困境在人類歷史上似乎是前所未見的。尤其對於工業國家的人們來說，它是在歷時五百年的生活水準提高，支撐著我們相信自己能夠依靠人類發展和進步之後來臨的。它和人類先前所遭遇困境的差別在於，我們再也找不到無人居住的區域可供遷徙。它還包含了可能的氣候變遷，屆時整個地球都將受到衝擊，而不只是局部區域。我們將自己置入演化進程中扮演推動者，卻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幾乎一無所知，僅僅依循著生存本能而行動。
　　當我們縱覽大局，我們看到了人類的能力和社會行為都在至少數十萬年間不斷發展，從人類身為狩獵採集者，分成小團體活動時開始進化。但從人類生存的時間看來，我們的進化並不迅速。人類的複雜文化產生了顯著的慣性：我們往往盡可能堅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人類在文化上也進化了，但通常也不快。人類花了數千年完成向農業轉型，又花了數千年轉向城市生活，如今也還繼續發展這兩種生活方式。人類的工業化進行至今也只經歷了三百年。
　　我們的文化能不能進化得夠快，完成朝向永續的轉型？我們能不能找到方法避免人口銳減？我們能不能在地球逼迫我們屈服之前，先與它和平共存？要是我們非得等到資料確鑿無疑，我們的選擇恐怕就會嚴重受限。究竟有什麼能推動人們在遭遇巨大而迫切的危險之前首先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