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1856：糾結的大清、天國與列強（新裝版）

作者簡介

陶短房
出生於南京，原本的專業是法語，但自幼喜愛古文、詩詞和歷史，尤其是太平天國，早年曾受過羅爾綱先生的指點，後長期在非洲等地工作，但一直未中斷寫作和歷史研究。移民加拿大後開始活躍在媒體，專欄文章涉及法語圈國際政治、歷史文化、經濟和風土人情等多方面。在書籍寫作方面，先後出版歷史隨筆集《皇帝公關學》、《誰謀殺了大唐》、《從歷史中我們能學到什麼》、《這個天國不太平》(1、2)，以及歷史小說集《小天堂》等。

書籍目錄

序一　1856，一個多事之秋
序二　1856，好戲連臺

前言　1856，這一年發生了什麼？

第一部　
第一回　長江，長江
黃金水道
割據長江
靜觀時變

第二回　天京，鎮江，瓜州
強基固本
欲攻無力
暗渡陳倉

第三回　兩個江西省
被遺忘的角落
共同關注
江西劇變

第四回
不速之客
天地會
一山二虎

第五回　一招險棋
歷史的迷霧
天國的真相
太平軍新生代

第六回　天京-鎮江戰役
頂天燕
以快打慢
以慢打快
一戰乾坤

第二部
第七回　奇怪的戰爭
向大人
看不懂的撤退
撲朔迷離

第八回　天京事變
天京亂了
天國體制
權力的爭奪
天京城裡的真相

第九回　血，還在流
神人一體
天父、天兄、天王
三師一主
血雨腥風

第十回　樂觀且急躁的咸豐
有情無報
君臣異心

第十一回　神與人
輔政人臣
半神半人

第三部
第十二回　忙碌的美國人
初為主角
節點之年
忙碌的伯駕

第十三回　開始忙碌起來的英法
樹欲靜，風不止
亞羅號戰爭

第十四回　一切還未結束
袁州嘩變
互有攻守
天王的思考
水火未濟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對於中國而言，一八五六年真是糾結的一年。
自有確切歷史記載起，「正朔」就成為帝王時代中國必須計較；必須認真的大是大非問題。《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為蜀漢降官的陳壽，入晉後編纂《三國志》，凡寫蜀漢；東吳紀年，必鄭重加注曹魏紀年，以示「只承認曹魏正朔」；唐將劉仁軌出海遠征，臨行前特意去領了許多曆書，表示此行的意義和目的，在於「頒正朔於海表」。年號之鄭重，可見一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一個「天下」，照理只能有一個「存活」的年號，才能凸顯國家之體統，君王之威儀。
然而在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裡的中國最高統治者、清朝文宗皇帝愛新覺羅．奕，攤開嘉慶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一七年）製成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會很不愉快地在這片理應「莫非王土」的「天下」，尋得至少四個並行的年號：在北京和大半個中國，一八五六年是大清咸豐六年；在長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地許多府縣，這一年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在廣西潯州府，這一年是天地會大成國的洪德二年；而在遙遠的滇西，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國是被清廷稱作「發逆」的「亂臣賊子」，他們不但改了年號，還順帶改掉了整個曆法，不再用大清用慣了的陰陽曆，而是用一種「均勻圓滿」，一年十二個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的「天曆」。無巧不巧，這兩套「勢不兩立」的曆法如今非但無可奈何地「兩立」著，而且它們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時人之新正；今天我們所言之春節，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這一天裡，北京和南京（那時已被太平天國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暫且放下廝殺，同時過一個好年了。公私記載都顯示，這一天，「清妖」（太平天國對清朝官兵的蔑稱）與對手間，保持了難得的休戰狀態。也難怪，一八五六年的新正，也是「咸豐」和「太平天國」兩個「正朔」間，唯一一次從同一天開始新的一年。不過這兩個「正朔」的重疊也僅限於此，因為到了二月它們之間就會相差一天，三月差兩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將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兩朔並行，國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這一點，當年正月，連湖南安化農村一個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從小受過嚴格教育和訓練的奕自然不會無動於衷，當然，有一點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國的曆法編得實在粗糙，他們的中秋節，月亮不過是掛在天邊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對手了，這些裹著紅頭巾、舉著大紅旗幟的天地會眾，前仆後繼、「陰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纏鬥了一兩百年。時代在進步，「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也不例外，以往的「紅兵」，除非姓朱或自稱姓朱，通常是不會稱王稱帝的，可從廣州被趕到潯州的這些起事者，卻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稱起王、改起國號年號來—當然，「正統皇帝」奕大可以嘲笑這些人居然有陳、李、梁三姓「並肩王」，簡直比太平天國還不成體統。
至於遠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時不過一個蒙化縣境一小隊打著白旗抗命的頭目，至於他占據大理府，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則還要等到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過以清廷耳目之細密，帝王批閱奏摺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親、瑣屑畢至，奕應該也早已知道了這個小小「僭偽」政權的存在。
如果說，已被驅離廣州的「大成洪德」不過癬疥之患，山遙水遠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麼太平天國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儘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數萬太平軍已被僧格林沁的大軍圍剿殆盡，暫時無力向北京發動新的「掃北」，但鎮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維繫京城糧食、財賦生命線的運河航道也因此無法打通，僅此一點，就足以讓整個朝廷寢食難安。
在過去一年裡，奕的「老班底」—圍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兩大營師勞而無功，巨大的軍費開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驗著這位體虛皇帝的耐心；在過去一年裡，曾國藩、胡林翼的湘軍雖然一度給奕帶來「新希望」，卻在一連串「勝利」後慘敗於湖口，強大的水陸勁旅被切作兩支，武漢三鎮也重新落到太平軍手裡。
不過，新春之際，對忙碌操勞的皇帝而言，也並非只有糾結，沒有希望：長江上游，湘軍的主力並無太大損失，江西的曾國藩正與石達開部苦戰，湖北的胡林翼則一點點扳回優勢；長江下游，江南、江北兩大營緩慢但有效地縮小對南京、鎮江的包圍，據說曾經以「每天三頓飯」招徠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個住在英國倫敦名叫卡爾．馬克思的德國人，根據輾轉得來的報紙消息點評這場遙遠而陌生的「革命」，這時他斷言，北京城裡的咸豐皇帝與南京城裡的洪秀全，暫時都無法危及對方的安全。此時的奕當然早已知道了英國，卻大概還不知道什麼是德國（事實上這時也的確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德國」），當然更不會聽到這樣一個人的這樣一句話，不過此時此刻，在他心裡，對未來一年的所謂「剿逆」戰局，照現在的說法，應該抱著份「謹慎樂觀」的態度吧。
此時此刻他未必會相信，再過半年，自己會因戰局的驟然惡化而驚慌失措，甚至開始擔心自己與「江山社稷」的命運；此時此刻他更未必會相信，驚慌失措後再熬上幾天，自己就會因情勢的戲劇性逆轉而欣喜若狂，以至於相信曾國藩所謂的洪楊所部，「不患今歲不平」的浪漫主義斷語。
此時此刻，他應該會想到遙遠的廣州—西洋人口中的「廣東府」、當地百姓眼裡的「省城」吧？畢竟，運河生命線斷絕後，廣州海關的財賦收入，已成為國家預算尤其是軍費的重要來源。不僅如此，那裡還聚集著很多英國人，這些早已知曉「船堅炮利」、很是厲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權、傳教權後意猶未盡，此刻正糾纏著要入城呢。
奕一點也不喜歡洋人，不錯，他履約、開埠、允許傳教，甚至在上海、廣州告急時對地方大員「借師助剿」網開一面，但這些對他而言都是不得已、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這些舶來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盡可能狹小、安全的範圍內，他當然不能允許這些洋人進入廣東的省會，自己更不想和他們直接打什麼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應事務全部踢給自己最信賴的大臣之一—兩江總督葉名琛。此前他已諄諄告誡這位能吏，一不能啟釁開戰，二不能允許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國官員、部門交涉接觸，其他的，「該大臣」就瞧著辦吧。
好在，於此時此刻以及接下來的日子裡，「令人放心」的葉名琛陸陸續續帶給他許多安慰和信心：嶺南民心穩固得很，廣州城裡城外的紳商團練、士子庶民，正眾志成城地將英國人拒之廣州門外；英國人也「恭順」得很，正是他們的戰船，幫著官兵擊退了圍困省城近兩年的天地會，而他們所貪圖的，不過是一些貿易上的蠅頭小利，且對自己這位天子的得力幹臣敬佩有加。「我辦事，您放心」，廣州也好，英國人也罷，都不會出什麼亂子。
當然，按照「祖宗規矩」，一個皇帝是不能偏聽偏信的，他必定會依靠肇始於康熙、大成於雍正的密折制度，從諸如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以及廣東省、廣州府有「專折奏事」權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單線密報」，來核實葉名琛的「獨家消息」是否靠譜。可想而知，他會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種資訊，從未去過廣州、更未見過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難建立起一個足以分辨真偽的思維體系，並從中獲取真實資訊。不過他或許能聽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順口溜，並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卻是不怕的。
此時此刻，相較於「海晏河清」的廣東省和廣州府，西鄰廣西恐怕更令他牽腸掛肚，這並不僅僅因為那個剛剛把潯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來越多情報顯示，已有一些法蘭西人跑到廣西腹地傳教，而根據道光廿六年（西元一八四六年）正月（西曆一月二十五日）弛禁天主教詔書，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傳教。這一年即便大多數歐美傳教士，也還弄不明白太平天國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上帝」，奕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決不能讓廣西再鬧教亂」。
此時的他當然不會想到，大半年後，「恭順」的英國人會突然在廣州翻臉，而此前沒怎麼打過交道的法國人會站在英國一邊，闖禍的則正是廣西發生的教案—事實上即便大半年後他也一樣會糊裡糊塗，因為葉名琛屆時給他遞上的，將是一紙「痛剿英夷」的捷報。
再過幾個月，英國治下香港的首任總督；曾在鴉片戰爭中帶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於任上，這標誌著香港在英國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過渡期。英國人以及後來的法國人、美國人，此刻已不滿足於五口通商，更不滿足於在幾個通商口岸和葉名琛之類的老滑頭打交道，他們野心勃勃，渴望澈底打開中國門戶和市場，並與中國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聯繫。
不過，至少在年初，他們仍在小心翼翼地觀望：此前對太平天國的外交試探讓他們頗感失望，而與腐朽不堪的清廷交往也因奕的鴕鳥政策和葉名琛的欺上瞞下，而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如今他們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國間的內戰能產生一個明顯的勝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當然，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耐心已經越來越小了。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此時此刻，每一個中國人乃至每一個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去想：這一年，究竟將會發生些什麼？

文章試閱

第一回　長江，長江
黃金水道
清朝時，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尚不十分豐富，他們甚至還不知道長江的源頭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與長江間有什麼淵源。事實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多數人還錯誤地以為，長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內的那曲，而在一八五六年的時候，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大清朝」人或「天國」人，都普遍把岷江當作長江的正源，所謂「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在那個年代，是默認為一位四川人對一位江蘇人的遙遙思念的。
儘管如此，任何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不可能將這條中國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對於遠在北京的清廷和咸豐皇帝而言，長江流域關乎國家財政的穩定，甚至國家的運數。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關中、河南，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政和糧食來源，曾擔任要職的著名文學家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百分之九十）」，語雖誇張，卻凸顯了江南對全國經濟的重要意義。唐德宗李適貞元年間，由於藩鎮割據，坐困關中的唐朝君臣無時無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餉缺糧的禁軍再度嘩變，當大批江南漕米沿著運河–黃河水道運抵陝州的消息傳出，一向沉穩的李適竟狂喜失態，抱住太子的頭高呼「吾父子得生」。當時因為江南的米糧、財賦無法運進長安，皇宮裡居然連酒都找不到（釀酒需用的米也來自江南）。有記載稱，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間，全國每年租賦收入約為一千二百萬緡，其中來自江南的竟占逾百分之五十。
宋室南渡和北方連年戰亂，令長江流域在全國財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給，仰賴東南半壁」的格局。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武狀元、江蘇吳縣人于國柱在康熙廿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為《江南通志》作序，稱「國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為重地……國之大計，以財用為根本，而江南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鹽莢，關河之征榷，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於清朝以少數民族而入主中原，為恐漢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師屯駐大軍，僅八旗京營總兵力就達十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八人（魏源，《聖武記》），加上綠營巡捕五營一萬人，京城常備兵總數近十五萬，連同官員、差役、商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
不僅如此，除東三省外，清朝駐防全國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制都算「出差」性質，其家屬則領取圈占的「旗地」，加上駐京八旗官兵、官員家屬，人數已逾數百萬口，這些人同樣是清朝的「國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費錢糧豢養。
上述龐大開支，絕大多數仰賴長江沿線的供應，因此清朝對長江一直投入極大關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採用集中駐防、居中馭外的布防形式，京師以外，僅扼守最重要的據點，而這些據點又以長江或連接長江與京師的運河沿線最為密集。據道光十二年（西元一八三二年）《欽定中樞政考》記載，當年除京畿、東北以外，全國駐防八旗總兵力為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三人，其中沿江布防的有成都（設將軍，二千三百七十六人）、荊州（設將軍，六千四百六十人）、江寧（即南京，設將軍，四千五百四十六人）、京口（即鎮江，設副都統一千六百四十四人），沿運河布防的有乍浦（設副都統一千六百五十人）、青州（設副都統一千八百八十人）、德州（設城守尉，五百五十人），總數達一萬九千一百零六人，占了近百分之十。考慮到長江、運河沿線幾乎都是治安良好、社會穩定的內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見清廷對長江財賦的重視。
八旗以外的行政體系，對長江的重視程度更異乎尋常。沿江自西向東，有三總督（四川總督駐成都、湖廣總督駐武昌、兩江總督駐江寧。當時清朝統轄地方行政的總督總共只有八位）、三巡撫（湖北巡撫駐武昌、安徽巡撫駐安慶、江蘇巡撫駐蘇州。其中江蘇巡撫還特轄江寧、蘇州兩位布政使，其餘各省都只有一位）；而全部三位元河道總督（南河總督駐江蘇淮安清江浦、東河總督駐山東濟寧、北河總督由直隸總督兼）和一位漕運總督（駐江蘇淮安），也全部分布在運河一線，其主要職責，實際上就是維繫長江–京師生命線的穩定與暢通。

割據長江
不過一八五六年年初，這條長江生命線連同運河這條臍帶，對清廷而言卻顯得不那麼通暢。
曾經被小刀會占據十八個月的上海縣城，此時已被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所收復，「長江尾」算是勉強被打通，但在上海縣城之外，英法兩國卻趁火打劫，建立了兩塊租界地的雛形，在未來幾十年裡，這些原本的城外「爛泥濱」，將發展成整個遠東最繁華的城市，而上海縣城卻會凋敝落魄，甚至縣城的「上級單位」松江府以及當時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商業都市蘇州府，也都會因之衰落下去。
沿江口上溯，很快就會進入太平軍大炮的射程範圍。一八五六年年初，太平天國在長江沿線所控制的要點並不多，由上游而下，主要為瓜洲–鎮江、南京、東西梁山、安慶、九江–湖口和武昌，而這些要點間的大多數江段，則被清朝水師所控制，如武昌和九江之間的金口，有湖北巡撫胡林翼所率領的湘軍水師主力，附近的新堤更設有水師船廠；安慶和南京間的蕪湖和三山磯，有綠營水師吳全美部「紅單船」二十五艘駐泊；鎮江和瓜洲之間的焦山島附近，則巡弋著吳全美部另二十五艘紅單船，他們還能得到更下游上海吳淞口蘇松太道組建船隊支援。但太平軍所控制的，恰是江淮漕運要衝，尤其鎮江–瓜洲據點不偏不倚，直接卡住了長江、運河兩條航道的交叉點，這不啻捏住了清廷的喉管。
好在一八五六年已不是一八五三年，當年太平軍上萬艘船隻「行若浮雲，止若疊雪」，自宜昌至鎮江，「制江權」完全掌握在「天朝水營」手裡。而此時，大清才是大部分江面的主人。
一八五三年年底，在籍侍郎、奉旨幫辦湖南團練事務的曾國藩設廠於衡陽，仿造廣西、廣東內河水師船型，並自廣州購買西洋熟鐵前膛炮（俗稱「洋莊」），建立了湘軍水師。一八五四年春，湘軍水師（十營、五千人，戰船二百四十艘）出湘江，經湘潭、嶽州、武漢、田家鎮諸戰，焚毀太平軍大小船隻數千艘，一度肅清了上游江面。一八五五年年初，湘軍水師乘勝進逼九江、湖口，試圖將太平軍水師一舉全殲於鄱陽湖內，太平軍名將翼王石達開、冬官正丞相羅大綱等利用曾國藩急於求成的心理，以及湘軍水師每營由大小船隻組成、一旦分拆則戰鬥力大減的破綻，在湖口會戰中引誘湘軍水師三板小船衝入鄱陽湖口，然後將湖口封鎖，致使湖中小船失去大船依託，無法休息、補給，官兵疲憊不堪；而外江大船失去小船，幾乎完全喪失自衛能力，結果被太平軍各個擊破，武漢三鎮重新落入太平軍手中。此刻的曾國藩正坐鎮南昌，緊張應付著從湖北轉戰而來的太平軍石達開部與從廣東、湖南源源湧入的數萬天地會「紅軍」，湘軍內河水師遭到重創後，剩下的三板駐泊在南昌、樟樹鎮等地的內河，而只剩大船的湘軍外江水師，則在胡林翼的統帶下駐紮金口。新堤船廠裡正熱火朝天地製造嶄新的三板小船，在這些得力內河戰船造成前，湘軍水師只能偃旗息鼓。
下游的情形則有很大差異。
一八五四年七月，五十艘紅單船在吳全美的率領下抵達鎮江焦山江面，接受江南大營主帥向榮調度。向榮分其中一半，在當年和次年兩次溯江而上，一直攻到三山磯、蕪湖一帶。太平軍當時的戰船多為民船改造，大小不一，水軍又缺乏水戰經驗，故連戰連敗，就連「水賊」出身的頭號水師名將羅大綱，也在一八五五年年底反攻蕪湖時身負重傷，因無法忍受劇痛而「吞金自斃」。不過紅單船水師屬於綠營體系，沾染了綠營所特有的習氣，且其官兵多數為廣東人，在外征戰既久，人心浮動，戰意漸懈，對天京、鎮江、瓜洲等堅城構不成重大威脅；不過，紅單船掌握下游「制江權」，便截斷了天京、鎮江、瓜洲三座要塞間的聯繫。
清廷也知道，僅憑水師是無法肅清長江的，因此一方面催促上游湘軍儘快沿江東下，另一方面不斷強化江南、江北兩大營的實力，力圖水陸配合，「犁庭掃穴」，奪取天京，消滅太平天國。然而上游湘軍欲速則不達，九江、湖口一敗之後，便被分割在湖北、江西兩地，對天京暫時鞭長莫及，因此，下游的江南、江北大營，成了一八五六年年初清廷的希望所系。
江南大營是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清咸豐三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正月廿日）由從廣西一路追擊太平軍至天京城下的欽差大臣向榮所建。一八五六年大本營設在天京城東孝陵衛，並控制了秣陵關、七橋甕等城外要塞，對天京城構成直接威脅。江南大營可調動的八旗、綠營總兵力共為三萬二千六百一十五人，其中天京附近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五人，直接部署在一線的為一萬七千八百人。江北大營於一八五三年四月在揚州城北組建，當時的主帥為欽差大臣琦善。此時琦善已死，由江寧將軍托明阿接任。這支負責浦口以下北岸江防的清軍，可調動兵力二萬四千人，直接部署在一線的兵力也是一萬七千八百人，此時兵分兩路，駐紮運河兩岸的秦家橋、桂家莊。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太平軍已放棄了揚州，此刻江北大營的主要使命，一是守住運河口，防範太平軍渡江北上，威脅中原和京畿；二是圍攻奪取太平軍在江北的最後一個據點—瓜洲，並配合江南大營進逼天京、鎮江。
這時的鎮江、瓜洲是清軍圍攻的重點。一八五五年二月，小刀會在上海失敗，原本圍攻上海縣城的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部近四千人得以抽調回顧上游。此刻的吉爾杭阿已掛上了幫辦江南大營軍務頭銜，率領本部、圍困鎮江的原有清軍（四千餘人），以及從江南大營抽調的清軍共約萬餘人圍攻鎮江。這些清軍主力分別部署在鎮江城西的九華山和鎮江城東的京峴山。此外，湖南提督余萬清、宜昌鎮總兵虎嵩林分別屯兵鎮江以西的下蜀、高資，兵力分別為二千三百人和一千六百人，這兩路人馬部署在天京、鎮江之間，目的是阻擊從天京經陸路來援的太平軍。
此時的太平軍則沿著長江，擺出了「一字長蛇陣」。
上游的武漢，由北王韋昌輝的親弟弟、國宗提督軍務韋俊任主帥，因為遭到上游荊州和下游金口方向清軍的進逼，目前稍顯不利；由金口而下，九江、湖口牢牢掌握在太平軍守將林啟榮、黃文金手裡，而上游太平軍最高軍政負責人—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則正在江西腹地對曾國藩的湘軍展開咄咄逼人的攻勢；再往下游，皖南、皖北都是拉鋸態勢，皖南太平軍喪失了沿江最大城市蕪湖，卻仍堅守著東西梁山的要塞，皖北重鎮廬州得而復失，不過安徽省城安慶和眾多郡縣，卻是太平軍此際最鞏固的根據地和最可靠的糧源。
天京附近，太平軍占據江中八卦洲、九洑洲、七里洲等據點，控扼江南京郊眾多要塞，令江南大營始終難以真正合圍，但江北浦口為清軍占據，江面上往來巡弋的紅單船，也令太平軍船隊無力駛出夾江正面決戰，更難突破水路封鎖，增援、補給下游的鎮江、瓜洲。
鎮江、瓜洲此時已被圍困了三年之久，自揚州、焦山失守後，這兩座城鎮的補給，主要靠天京從水路運來，但紅單船抵達後，這種補給變得越來越困難，至一八五六年年初已近乎斷絕。鎮江守將原本是羅大綱，但此時已去世，此刻的主將是殿左五檢點吳如孝，此人在太平軍中資格很老，曾參加過天地會，還是受過洗禮的基督教徒，他不僅以欽差大臣頭銜負責鎮江軍政、民政，而且還要兼轄江北瓜洲防務。作為下遊江北太平軍唯一據點，瓜洲孤懸敵後，駐軍很少但防禦嚴密，此刻守將為指揮謝錦章，他的要塞周圍，是西起儀征土橋江邊，東至揚州新橋江邊，綿亙四十餘里的土牆，以及沿牆密布的四十多座江北大營營盤、炮臺。
一八五六年年初，清廷已經發現，撬開天京堅城縫隙、打通長江這條命脈的關鍵點，是與天京成掎角之勢的鎮江、瓜洲，並正逐步將兵力、裝備移向這裡，緩慢、但有效地取得進展；而此時實際主持太平天國軍政事務的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清也同樣意識到了這點，並正試圖組建一支足以在鎮江戰場打開局面，甚至能發揮更大作用的機動部隊。

靜觀時變
至於外國人方面，自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七日，英國公使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之子小包令（Lewin Bowring）和翻譯麥華陀爵士所率使團訪問天京。在與太平天國官方進行了很不愉快的正式交涉後，英、法、美似乎達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儘管長江「黃金水道」的開埠、通商、通航，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但在目前中國內戰雙方戰局膠著、未來贏家尚不明朗之際，長江對外國人及其商務而言，仍是「高危地域」。因此，暫且順水推舟地回到華南珠江流域，跟清廷所指派、與洋人辦交涉的唯一合法官方代表—兩廣總督葉名琛交涉，似乎更有利些。至於長江，也只能先滿足於占據江尾一隅的上海租界和「五口通商」中的上海開港，這點已不再是「紙面上的開放」，而是千真萬確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