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上）

作者簡介

余凱思（Klaus Mühlhahn）
曾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中國歷史與文化教授和該校副校長，現為德國齊柏林大學校長。著有《中國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獲得二まま九年度美國歷史學會授予費正清東亞歷史研究獎。他以英文、德文、中文發表了許多探討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

書籍目錄

【中文版作者序】
【導讀】羅士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年表】中國，一六四四∼一九四九年

導論

第一部 清朝中國的興亡
第一章 盛世：一六四四∼一八まま年
第二章 中華世界秩序重整：一八まま∼一八七ま年
第三章 晚清困境：一八七ま∼一九まま年

第二部 中國革命
第四章 推翻帝國：一九まま∼一九一九年
第五章 民國時期的重建：一九二ま∼一九三七年
第六章 中國戰火不斷：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

注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中文版作者序】

欣聞拙著《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中文繁體版出版，非常感謝所有使此書得以問世的人，尤其要感謝譯者。
我往往利用晚上或大清早在柏林伏案撰寫此書，因為行政工作纏身，正常工作期間騰不出多少時間。而在本書漫長撰寫期間，我常常在想，東亞讀者對我筆下的中國史會有何反應？對於我理解和呈現中國史的方式，他們會做何想法？有一點我很肯定：對中國史的理解必然因地方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從歐洲角度所看到的中國史，會不同於從臺灣角度所看到的，或在中國大陸所呈現的。當然，沒有哪種理解中國史的方式才是對的、才是正確的。無論哪種看法，不管來自何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研究成果為依據，就有其價值，都應當被認真討論。每個國家的歷史都會受到來自不同視角的解讀和討論，而且應該受到這樣的解讀和討論，沒有必要定於一尊。其實，只有讓不同的觀點各自提出足以服人的論點一較高下，歷史領域才會生氣盎然，具有意義。
就這部中國現代史來說，我盡量將中文、西文領域的最重要研究成果納入考量。但撰寫本書，不只是為了將各家的看法熔於一爐。把歷史變化、人物或事件放在更大的時空脈絡裡審視並予以解讀時，我並不怯於表達明確的想法和見解，其中許多是我自己的想法和見解。總有人不認同，而且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是有意要質疑既有的歷史敘述。我的目的是在關於今日中國及其晚近歷史的討論上盡一份力，甚至催化出進一步的熱烈討論。書中若有任何疏漏，則全歸咎於我的學識不足。
當今之世，我們都必須接受中國的巨大影響力存在於眾多領域這個事實。我們得學著和現在這個樣子的中國並存，而非和我們所希望的中國並存。因此，中國大陸之外的每個人都需要研究中國，需要投注精力在相關的專業知識和學術知識上。我認為，無可替代的上佳之策仍是盡可能與中國協力前行，同時努力增進我們對中國內部發展與情況的理解。在全球化的世界裡，彼此的命運緊繫相連，密不可分。我相信，對於隔著窄窄的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望的臺灣來說，更是如此。
我漫長且至今未停的中國史研究生涯，始於一九八八年到臺灣時。跟其他許多歐洲學生一樣，我在臺灣師範大學的國語教學中心學中文。第二年在臺期間，我也去國立臺灣大學學習中國史。我很懷念在臺灣的那段美好時光，也一直深深感激臺灣的求學生涯為我在中國史研究方面打下深厚的基本功。因此，這個中譯本於臺灣問世（而且出於誰都明白的理由，很可能是唯一的中譯本），似乎是再適合也不過的事。

專文導讀
羅士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志德｜鏡文學文化組副總編輯
林孝庭｜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翁稷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張潔平｜Matters創辦人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
湯志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溫洽溢｜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各界讚譽
▲ 余凱思以制度變遷為軸，記述近現代中國歷經的改革、革命和戰爭，他的論點時常有違西方浮面印象，例如認為中國官僚系統是龐大凝滯的鐵板一塊。他也警示我們別將中國的經濟成就視為一種獨特的中國模式，這份成就應該置於其歷史發展細節的脈絡中考察。
──《紐約客》（New Yorker）

▲ 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寫作清晰且富同情的理解，顯然大量參考了新近研究成果……余凱思此書足堪最高讚譽，大力推薦。
──芮納．米德（Rana Mitter），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

▲ 名副其實擲地有聲的大作。完全以中文資料和視角為基礎，但又針對英語讀者大眾所關注和憂心之事發出令人信服之語。自費正清的大作問世以來，我們終於又看到一部嫻熟掌握中國傳統歷史、現代歷史、當代歷史的通史。余凱思的文字可以幫助全世界的人理解他們今日所必須應對之中國。
──齊慕實（Timothy Cheek），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余凱思是鑽研現代中國史的世界頂尖學者之一。他的學識橫跨多個學科，而且既廣博又深入，以引人入勝的筆法敘述中國最後的帝國「清帝國」，敘述一場又一場的革命和竭力承繼清帝國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讓讀者認識到，中國久久未消的焦慮對二十一世紀的影響，或許比中國的復興對這個世紀的影響來得大。這本富涵思想性、鞭辟入裡的著作，是費正清、史景遷所撰歷史名著當之無愧的後繼者，未來，凡是攻讀中國現代史的學生和鑽研中國現代史的學者，必定會讀這本書。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所長、哈佛中國基金主席

▲ 不凡的傑作。與上個世代的學術著作不同，《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未把中國當今的改頭換面當成正文後的補充說明。本書肯定中國是活躍於世界舞臺上的重要角色，將中國置於環環相扣的全球網絡中心，把國內政治與國際局勢連結起來，致力於以中國為主體來探討中國。
──葉文心，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講座教授

▲ 終於，我們有了一本以中國人作為他們歷史之主要建構者的嚴肅中國現代史入門書。本書告訴我們，中國人如何利用牢牢根植於他們自身文化脈絡和正規傳統裡的觀念和象徵，創造出獨樹一格的制度，用以迅速回應他們所碰到的危機與機會。凡是想要瞭解當今中國對全球未來將產生多大影響的人，都該讀讀這本大作。
──王國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研究所主任

文章試閱

【第六章 中國戰火不斷：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

國共內戰
抗戰最後幾年，國共統一戰線已名存實亡。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軍攻擊企圖在中國中部建立根據地的共軍（新四軍），幾乎將其殲滅。國民黨軍也發動經濟封鎖，阻止共黨邊區與國民黨控制區之間的貿易。此後，雙方幾乎徹底撕破臉。重慶動用五十萬兵力阻止共黨擴大其在西北的邊區。國共兩黨都認為打敗日本後，中國定將爆發內戰。但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在廣島、長崎丟下原子彈，逼使日本驟然投降時，共黨和國民政府似乎都還沒有做好要開戰的準備。日軍撤離中國、臺灣、滿洲國，留下大部分軍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蘇聯與國民政府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約內容顯示，蔣介石對蘇聯關於蒙古和滿洲中蘇邊界的要求幾乎照單全收。外蒙古脫離中國，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一筆領土喪失。蘇聯也有計畫有步驟地將滿洲的工業設備運回俄國，並以行動重申其過去對中國長春鐵路的所有權。西方列強命令在華日軍向國民政府部隊投降──日軍也奉命照辦──但中共堅持自己有權利解放日本控制的領土。共軍無視蔣介石要他們留在原地的命令，往東急馳，因而比國民黨軍先一步抵達接收地，尤其是滿洲國。在已被蘇聯紅軍解除日軍武裝的那些區域，中共部隊拿到大量武器和彈藥。國共兩軍起衝突是遲早的事，因為雙方都想擴大地盤。
外國強權和國際援助在擊敗日本上居功厥偉，因此，戰後外國勢力仍是影響中國局勢的極重要因素，也就不足為奇。中國內戰始終不盡然是中國家務事，從一開始就和國際因素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蘇聯和美國密切注視中國情勢，但雙方對各自在中國的盟友並非全然力挺。莫斯科和華府都未針對如何處理中國局勢擬出明確計畫。
蔣介石與美國的關係，戰時已惡化，蔣雖然一派樂觀，卻也對後羅斯福時代華府領導階層會走的方向沒把握。美國意向含糊，既因為中國相比於歐洲較不受重視，也因為美國政界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南轅北轍。美國領導高層有些人深信中共聽命於莫斯科，中共若打贏內戰，會使亞洲局勢轉而有利於史達林。他們主張，美國不應任由蘇聯控制中國，應繼續援助蔣介石。有些人則指出中共鮮明的民族主義傾向，主張毛澤東思想主宰下的中國未必會與美國為敵，何況蔣介石必敗無疑。他們力阻美國政府選邊站，如果有可能阻止一場內戰就阻止，阻止不了的話，美國只需旁觀。
蘇聯，原則上承諾支援中共，心態上卻也同樣有矛盾。史達林不願為他口中的「穴居共產主義者」（諷刺毛澤東曾住在延安窯洞裡）毛澤東做犧牲。他跟美國總統杜魯門（1884-1972）一樣，不想見到中國局勢危害到自己在歐洲遠更迫切的國家安全計畫。由日本投降後幾個月裡蘇聯的作為，可看出史達林的猶疑。在滿洲的蘇聯軍隊忽而為中共提供武裝，忽而把他們推開，忽而回應蔣介石的要求，忽而無視那些要求。毛澤東老早就向黨內心腹透露，搞不懂蘇聯的政策。
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蘇聯、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是以建立國共聯合政府為目標。毛澤東對美國猜疑甚深，但又沒把握蘇聯必會支持他，因此歡迎美國居中調解。中共還未準備好再來一戰。甚至在日本投降前，美國官員就在蘇聯同意下嘗試平息國共兩黨爭鬥，希望可以阻止內戰。日本一投降，行事特異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 1883-1963）就認為他能居間促成可長可久的聯合政府。戰後美國的頭一番努力，促成蔣毛於日本投降後不久面對面商談。毛澤東飛往重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抵達，同日與蔣介石共進晚餐。這是兩個死對頭二十年來第一次見面。前後六週裡兩人私下晤談多次，往往在蔣介石的庭園裡邊走邊談。幕僚雄心勃勃，積極草擬如何打造民主新中國的構想，提議首先要召開全國性諮詢會議，以為國民大會選舉制定規則，也建議中國所有武裝部隊統歸蔣介石節制。表面上兩人的晤談順利愉快，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日，發表了予人光明希望的聯合聲明，承諾追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但雙方的地面部隊繼續往前推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蔣介石對共軍發動一輪猛攻，所有談判中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赫爾利心感沮喪突然辭職。
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返回南京。同年，美國再度謀求和平的解決之道。總統杜魯門重申美國協助建立「強大、統一、民主中國」的決心，派馬歇爾將軍（1880-1959）使華。馬歇爾是甚受敬重的美國政治家，也是美國於二次大戰打敗德國、日本的最大功臣。馬歇爾的使命是說服蔣毛二人結束敵對、國共合組聯合政府。幾乎整個一九四六年，他都在為此任務而奔走。但該年年中，誰都看得出他的使命不可能達成，因為蔣毛二人明顯都不願放下對對方的惡感和敵意。雙方都無意妥協，一九四六年十月戰事再起。毛澤東開始相信美國力挺國民黨。反美宣傳於焉啟動，指責美國想要宰制中國，把蔣介石說成是美帝的「走狗」。美國的回應是實施武器禁運，並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後援助蔣介石。蔣介石決定全面開戰，麾下軍隊開始採取攻勢。
中國全面內戰爆發，從一九四七年中期打到一九四九年中期。美蘇互盯著對方，但都未派兵干預。其實，這兩個新興的超級強權互相嚇阻，只要對方也旁觀而不插手，自己就無意派兵入華。看到蘇聯軍隊撤離中國，美國大為放心。蘇聯不曾有過什麼積極的大動作以助共黨打贏內戰，而且幾乎直到內戰結束前一刻都還擔心美國派兵干預。在這個冷戰初起的大環境下，我們能看到一個典型模式：美蘇都避免直接軍事干預，而是武裝其所信賴的代理人、衛星國、盟友，以使衝突的結果有利於己。
蔣介石部隊向各戰線出擊，一九四七年三月拿下延安，接著迅速占領華北和東北──在美國援助下，不過此舉違背美國意見──但這卻使國民黨軍備多力分，兵力被綁在城市和鐵路線上。蔣介石急欲以迅疾的出擊結束國共內戰，反倒鑄成大錯。這些戰略敗筆，加上一九四八年後期打決定性的淮海戰役時犯下戰術錯誤，使國民黨輸掉內戰。一九四七年底共軍反擊時，國民黨軍孤立於城市。叛逃猖獗。共軍一九四九年一月拿下天津、北京，四月向南進擊。四月二十三日拿下南京，五月二十七日拿下上海，六月二日拿下青島。六月，共軍兵力已增長至一百五十萬，蔣介石兵力則減為兩百一十萬。國民政府逃到廣州，繼而重慶、成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落腳臺灣──此前，蔣介石已把三十萬大軍、美國人所提供的大部分軍事裝備、政府的所有黃金儲備、北京故宮的許多珍貴文物送到臺灣。
一九四九年，美國政府討論用軍事干預在最後一刻挽救蔣介石的可能性。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1893-1971）堅決反對。在歐洲，美國堅決圍堵蘇聯。但在亞洲，艾奇遜相信情勢不可相提並論。他在某份報告裡寫道：

連給予中國境內任何尚存的知名反共人士政治支持，恐怕都對我們沒有好處。他們最終很可能成不了氣候，就和南斯拉夫的保王派差不多。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治勢力，還未露出端倪。那股勢力要經過一段時日才會出現並壯大；但它必然會出現並壯大，因為共黨統治下的中國會孕育出這股勢力，就和蔣介石的國民黨催生出共黨一樣乃勢所必然。

但隨著中國落入共黨統治，美國開始暗中運作反毛。美國很快就開始避不表態，既不擁抱中共，也不對抗中共。
共黨打贏國共內戰，毫無疑問出人意料。最初，政府軍兵力為共軍兵力三倍之多，獨占空中武力，擁有威力大大優於對手的坦克和重炮。事實證明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的戰略極高明，而蔣介石及其將領在戰術、戰略上所犯下的大錯，也讓中共受益良多。中國菁英和老百姓不再如從前那樣支持國民黨政權，也有助於中共得勝。國民黨領導人接收沿海地區時，指控留在淪陷區受日本統治的企業家、知識分子、為市民表達心聲者通敵，從而失去他們的支持。在東北、中國西南部、新疆之類邊陲地區，國民黨從中央空降大員，要當地行政官員聽命於他們，也把當地菁英推到自己的對立面。戰前支持國民政府的地方菁英，因此不再同情國民黨。管理不當、軍隊和官員貪汙、破紀錄的通膨，一點一滴消耗掉尚餘的民心。蔣介石的部隊和官員前去接收淪陷區，往往把劫掠、貪汙、重創民生的通膨也帶去。中國失控的通膨，主要肇因於持續的財政赤字，而國民政府因應財政赤字的辦法，就只有印鈔票。沒有錯，財政赤字最初是因抗戰頭幾年中國最富庶的幾省落入日本之手而起，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又加重了赤字情況。但同樣沒有錯的是，面臨這種險境，國民政府在遏制通膨上著力甚少。反觀共黨所解放的區域，治理較良善，軍隊紀律較佳，共黨溫和的土改計畫更是贏得農村廣大民心。
直至國民黨退出大陸為止，一直都有別的團體針對中國的未來提出其他構想，包括自由派、學生運動派系、地區性組織、祕密會社、教派、乃至國民黨本身的派系。一九四四年改組為政黨、提倡民主路線的中國民主同盟，尤其值得一提。民盟的綱領走第三條路，介於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民主同盟的黨綱載明：我們想要結合蘇聯的經濟民主和英美的政治民主，建立中國式民主。一九四五年後的中國人權討論，也很強調經濟權利、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密切關係。周鯨文（1908-1985）批判，政治權利在西方明載於憲法，卻仍有許多人因為經濟不平等或社會不平等而無法行使這些權利。從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八年，張君勱（1886-1969）發表了數篇談人權的文章。對基本權利頗有保障的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就由他主導起草。在這些文章裡，他論證人權觀念是歷史互動的結果，是中國與歐洲跨文化交流的產物。因此，他主張儒家的政治哲學不只和人權觀念毫無牴觸，而且已在歷史長河裡充實了人權觀念。張君勱認為人權是東西方思維彼此錯綜流轉的結果，而且文化流轉不僅未傷害此觀念，反倒促成其改善和成熟。這些投身民主與人權的團體沒有外國支持且不具政治影響力，卻在內戰期間提出令人信服的另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