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林村的故事：一個村書記眼中的新中國變遷

作者簡介

黃樹民
長期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現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二○一○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二○一五年獲中華民國總統科學獎。著作有《借土養命：從雲南到金三角，從毒品到永續農業，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族誌》（春山，2021），譯作有《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春山，2020）。

書籍目錄

一版序
二版序
三版序
誌謝
本書主要人物介紹
前言
第一章 林村印象
第二章 家庭歷史
第三章 解放
第四章 饑餓歲月
第五章 參加政治運動
第六章 返鄉
第七章 治保主任
第八章 欣欣向榮
第九章 解體
第十章 農村幹部
第十一章 一九九○年代的變化
第十二章 林村何去何從？
第十三章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林村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第三版序
黃樹民（序於二○二二年七月）

二○一五年，我卸下學術行政工作，並準備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退休時，便開始期待閒雲野鶴般的自在生活。在規劃盤算之際，突然想到，何不利用時間抽空到林村待上一段時間。除了拜訪往年舊友之外，還可以將我以前在林村拍攝的幻燈片，放映給他們看，一起共同回憶往事。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我在林村住了七個月，那時，中國才改革開放未久，我仍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任教，是第一批中國允許進入農村進行深入田野調查的少數外來研究者；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我再度回到林村住上五個星期，在此之前，我每次的回訪都很短。在這兩段較為長期的田野調查中，我一共拍攝了五百多張的幻燈片，記錄當時的生活面貌，如今回看，可說是為村子留下一些稀有的歷史影像。尤其，當年貧困的林村並沒有照相館，連一臺相機都沒有。
這個念頭一生出來，我就開始整理擱置在檔案櫃中許久的幻燈片。只是，要放映這些幻燈片時，才發現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我當初去田野時所使用的一些影音設備，大多已被淘汰。不但拍攝幻燈片的照相機已鮮少人用，放映幻燈片的放映機更是宛如絕版，難以取得。經多方探詢，終於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博物館找到一臺還能使用的投影機，商借出來使用。博物館管理員知道我要帶著這臺古舊且沉重的放映機到中國放映幻燈片時，還特地幫我準備一個二百二十伏特的電壓轉換器和多個備用的幻燈機燈泡，以防兩地電壓不同對放映機或燈泡造成傷害。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我抵達林村，準備住上三個星期。書中的書記主角葉文德先生請現任的村委書記林阿禮先生安排我住在村內的大飯店，這是村裡合資新建的二十七層樓大飯店。飯店位於全村的中心點，很方便我提著幻燈機和幻燈片，走訪村民的家。入住旅館之後，我就開始連繫一些老友，準備登門拜訪，並安排放映幻燈片給他們看。
說來好笑，正如民族所博物館那位管理員的預測，這臺老舊幻燈片放映機頻頻出現問題。有時是放映機或變壓器過熱，冒出煙來，只能趕快關機，免得機器損壞。有時是燈泡燒掉，只能換上新燈泡。常常是才放映幾分鐘，就得停下來，不是得讓機器冷卻，就是更換新燈泡。但即便困難重重，村民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尤其年輕一代更是興奮。當他們看到上一代父執輩衣著簡陋，冬天打著光腳在田裡工作，或是在簡陋的工廠裡從事粗活、操作工具時，都發出驚嘆之聲。甚至，村子內外普通的田園景像，像是村邊菜園和遠處背景的山丘，都令他們驚異。滄海桑田，當前的林村不但本身高樓大廈林立，也被附近的外村高樓包圍，放眼望去，根本見不到農耕田地和幾公里外的山丘。對村內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一代來說，農地和山丘早已不是他們生活圖像中的浮光片影。
從一九八四年起，到後來陸續的追蹤訪談，我在林村的田野調查紀錄，可說是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驚人變化。在物質生活上，一九八四年的林村還是個遠離廈門市區十公里外的簡陋農村。那時，農民赤足下田，住在簡陋的磚木平房裡。三、四位頭腦靈光的村民把握機會，搭上改革開放的便車，籌集資本購買一臺二手的解放牌卡車或農用拖拉機，就開始幫人運送物質，賺取勞務工資，開始發跡致富，成為「萬元戶」。有了點錢後，他們又籌劃蓋建傳統閩南式的兩層樓石板屋，開啟第一波的建築熱。當時，能通行大貨車和大客運的柏油路還未接到林村，從市區搭乘廈門市郊公車到一公里外的洪山柄就得下車，然後走完這段泥土路，才會進村。那個年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兩條腿外，就是自行車和三、四輛的摩托車。
一九八○年代，整個林村只有村辦公室有一臺手搖的有線電話機，而且經常不通。電風扇、電視機或電冰箱等家電，都是村民們嚮往而不可得的奢侈品，除了需要付出巨額的現金外，還得搭配政府配給的工業券才可能買得到。當時中國的境外人士很稀少，而我又有臺灣與美國的背景，成為村民好奇與關注的目標。在與村民閒聊時，他們最常問我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在美國大學教書，一個月的工資是多少？」我的回答必定引起他們一陣驚呼，直說比中國大學教授的工資高出百倍。第二個常有的問題則是，「在美國，一對夫妻可以生幾個小孩？」當我回答美國並無具體的生育政策、也不限制可以生育多少子女時，又會引起另一陣驚呼。對這些剛從嚴密控制的集體公社制中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而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似乎還在他們想像之外，也還未構成他們認定的基本公民生存權的一部分。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民，才剛掙脫極權政府的專斷控制，要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還有待時間的蘊育和持續的爭取。
中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大力推動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漸除卻了銬在在全國人民頸上的枷鎖，給予他們一點基本的人性尊嚴和生存的驅動力。其具體的成就，即如林村三十多年的改變所彰顯的，是不斷改善的生活條件、強大的生產力、寬鬆和諧的人際關係，以及較為理性的社會治理。在這樣的變遷下，林村與外界的重大差距，已逐漸消失，生活水平甚至超越中國的主流社會。
二○一五年，我在一場林村的宴席中，半開玩笑地請問在座的村民，全村四百多戶中，有多少戶的家庭資產超過人民幣一億元？他們仔細討論後，告訴我至少有十戶之多。同時他們也指出，村政府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提供給少數幾戶的貧病村民每月至少人民幣五千元的生活費。所以，村內不存在真正衣食無著的貧困戶。
以林村的歷史來看，這一代的中國青少年，無疑是幸福的一代。他們不像父祖輩般經歷過國共內戰的血腥、土改的暴力、大躍進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鬥爭。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他們看到的是平淡但衣食無缺的生活，低調但卻逐步寬鬆的言論控制，專權卻開始注重民意的共產黨，和一個似能保證不斷改善的未來。「社會主義的優異性」，似乎在中國大陸得到證實，也被這一代許多青少年接受、擁抱。
換言之，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們似乎看到在中國大陸一個運作合理的公民社會萌芽，似能將帝制中國遺留下來的專斷、殘暴、不公平、非理性，逐漸削減、排除，甚至透過市場化的社會主義治理，走向馬克思夢想的烏托邦。
不幸的是，中國大陸這個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夢，現在似乎已夭折，甚至早已胎死腹中。近年來，中共官方對一般民眾的言論、思想、行動控制，逐漸收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舖天蓋地而來的領袖崇拜、政治學習、社會動員、檢舉上報、輿論控制等，又逐漸成為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新常態。那些中國社會中的有為菁英，才勉強掙脫出紅衛兵瘋狂暴力的陰影未久，如今再度被噤聲。初嘗基本公民權的平民百姓，在面臨無軌跡可循的黨政暴力衝擊時，基於人身安全的恐懼，只能選擇放棄或逃避，而非據理力爭。最近中國的「潤學」當紅，移民海外成為民眾心願。
在林村，最近幾次中國政府推動打房政策，房地產較多的村民選擇躲避到香港、澳門或海外渡過難關，亦可見一斑。有的村民選擇消費型的自我麻醉，包括酗酒、吸毒、睹博等。當然，仍有一些村民堅持舊有信念，繼續從事公益服務和社區改善的工作。
林村是近百萬中國農村中的一個經典縮影。我有幸在林村的轉型過程中，目睹並記錄下來它所經歷的波瀾起伏和日常剪影，留下一點歷史回憶。作為凸顯中國發展的時間與空間縮影，林村的經驗對我們有兩個啟示。在時間上，林村可說是改革開放的快速版，告訴我們理性適當的公共政策和措施，如何可以加速社會發展，造福群眾。從空間上來說，林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濱海條件，搭上改革開放的大浪潮，順勢取得令人讚嘆的經濟成果。
不過，林村過去四十年來得以成功的時空際遇，現在卻面臨新興的未知數和政經挑戰。這個我曾有幸參與記錄村民生活與夢想的村子，如今已大樓林立，但仍保有村落型態的人際網絡與無形界線。未來能否繼續順利轉型，克服變幻莫測的政治力量，我衷心祝福並拭目以待。

文章試閱

第一章 林村印象

我從沒想到我對林村葉書記的觀感，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起這樣大的轉變。更沒想到我原先對他的敵意竟然迅速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可以心平氣和地坐在桌前記下他的生命歷程。
我和葉書記第一次見面時，是討論我該付多少房租的問題。當時的一景一物，至今仍歷歷在目。時間是在一九八四年，一個溼熱的十一月天。在我愛荷華的家中，大概已是晚秋，夜晚有霜，寒意襲人。但是在處於亞熱帶的福建南部，陽光仍炎熱潑辣。加上公廁傳來陣陣惡臭和牆上泥灰的黴味，幾乎令我呼吸阻塞。我坐在竹椅上，背脊和腿都在流汗。我可以感覺到汗水從大腿流到小腿，再從小腿滴到地上。這種溼熱的天氣使我頭昏腦脹，但我還是打起精神，舉手揮趕那些聚集在蜜餞上不肯離去的蒼蠅。這盤蜜餞是可能要做我房東的林其山準備的。
葉書記和我隔著桌子相對而坐。他是村中共產黨黨支部的領導。村子裡雖也有經由提名和選舉選出的村長，但在中國，大家都知道實際上黨書記才是真正的決策人物。葉書記動也不動地坐著，看著我揮趕蒼蠅的無用舉動，不發一言。
葉書記並不高，大概只有一百六十公分。雖然天氣又溼又熱，他卻已穿上土黃色的長袖毛裝，看起來很正式。他大概剛剪過頭髮，小平頭，後面露出青青的頭皮。他是個老菸槍，臉總是藏在吐出的煙幕之後。但從我看到他的第一眼起，他明亮銳利的眼神馬上讓我警覺到這個人既小心又頑固，而且很機靈。
他以慣有的高音，清楚的咬字，平靜地道出這層房子的合理房租：「你知道在廈門的經濟特區房租是多少？一平方米（即一平方公尺）四塊人民幣，約一塊六美元。當然我會算便宜一點給你。我想一平方米兩塊五是挺合理的。這層房子大概有一百平方米。你要想跟林同志租這層房子，就得一個月付二百五十塊。」
二百五十塊人民幣一個月！像這種破房子，光兩個房間加一間客廳，一個月要一百塊美金！我真是氣極了，他竟然開出這種不合行情的價錢。我突然有股衝動想把桌上那盤蜜餞砸到他臉上。
當然我並非付不起這價錢，這趟行程不但有兩個美國的基金會贊助，而且數目可觀，足供研究所需。這個價格比起我付給當地廈門大學每個月兩百塊錢的房租，也不會顯得太誇張。但我知道當地的行情，像這種房子，一般的租金最多不會超過十五塊人民幣，而非葉書記要算便宜給我的二百五十塊人民幣。這簡直是敲詐！我心裡憎惡起來。要是在大城市遇到這種人，我不會覺得意外。不管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大城市，總有人會吃定外地來的生客。但我沒想到會在小村子裡碰到這種事；我真討厭他跟我談房租的那副嘴臉；他又不是房東。我暗罵自己運氣不好，碰到這種事。我到底為什麼要住到這裡來呢？

回顧前因往事
有好一會兒，我陷入沉思，不僅在想我起初為何到中國來，也在想如何妥善解決居住的問題。為了考慮自己的處境，我條理出到中國的理由，並衡量目前這個兩難的局面。
中國是我的故鄉，但是沒住幾年就離開了。我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家中多人在國民黨的政府中謀職。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席捲大陸時，我家也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到臺灣。離開大陸時我還是個幼兒，所以對它沒什麼記憶。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我都在臺灣度過，先念小學，然後是國中、高中、大學。我從國立臺灣大學畢業之後，就到美國進修人類學。一九七五年，我即將在密西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愛荷華州立大學聘我到該校任教。
一九八四年，愛荷華州立大學給我一年的教學假期，到國外從事一年的教學及研究工作。當時我已成家了，所以要選擇何處與妻子度過這一年倒成了難題。可能的地點之一是中國，它之所以吸引我有好幾個理由。一九八一年我曾到廈門做為期一週的訪問，在這段期間我和廈門大學的教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三十年來，中國的各種社會科學機構都被勒令停辦，但是廈大想恢復其人類學研究計畫，所以需要這方面的專才。若能在當地待上一年，必定對該校有所幫助。還有我的孩子，一年的居留能讓他們多瞭解自己的文化遺產，還可以學點中文。而且，直到當時中國仍對西方學者在鄉間的研究計畫限制重重，如果我能從事研究．便能超前在美的同行了。
我透過朋友的協助，表達我願赴該地教學的意願，該校樂意接受並給我正式的邀請函，我受邀教授人類學，而廈大將提供必要的公文讓我到鄉間從事研究。
我原先預定的目標，是要研究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國農村政策的大轉向，即生產責任制的施行。中國媒體已廣泛報導此事，但華人以外的學者尚未注意到。根據中國官方報紙的報導，生產責任制解散了自一九五○年代初期開始設立的集體公社組織。這個新政策還有另一個更為大膽的措施：真正恢復以私產和家庭耕作作為農業的核心。深入探究這個政策轉向，可以使我們同時瞭解幾個引人矚目的社會問題：農民對新的農耕制和財產制有何反應？政策方向改為以家庭耕作為主之後，對上下兩代的關係有何影響？這個轉變是否會削弱婦女的地位，使其再次淪為革命前父權家庭的次要人物？如果集體公社在中國農村行不通，最大的問題在哪裡？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從集體制轉變為私有制，這個現象顯示了中國社會的何種本質？還有，在更抽象的層面上，顯示了人類的何種本質？這些問題似乎都有跡可尋，而且以此為起步繼續研究下去，必定對瞭解中國有很大的貢獻。
不久我便發現此行沒有我想像中順利。即將啟程以前，我接到廈門大學的信，聲稱由於校區內宿舍短缺，我不得攜妻小同往。此時，我已來不及改變計畫了。我已將不在愛荷華州立大學這一年中的各項事務處理完畢，代課老師也請好了。如果早知道我的家人不能同行，我就會選擇去香港、泰國或日本，在這些地方找題目做研究並不難。
但是行程已無法更改，我內心掙扎了好一會，還是跟家人說明此行可能的好處，然後和他們道別。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抵達廈門大學。課程一開始，我就發現我的教法不妥。在僵化、教條式的教育體制下教出來的學生，對美國學府倡導的自由派觀點和研究方法抱著很大的疑心。他們唯一認可的，是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嘉句銘言。要鼓勵他們以創意方式思考，或針對疑點進行辯論，簡直是白費工夫。
更糟的是，校方將為數不多的外籍教員安置於特別的宿舍，嚴防這些人和外界接觸。舍監每晚會到宿舍的會客室來看電視，到了九點半或十點，電視節目播完了，他就把大門鎖起來。早上六點鐘，大門又重新開啟，讓教員去做晨間運動。門沒鎖上時，那八、九個舍監就輪流坐在進門的桌子旁，監視到底是誰來看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訪的學生要在登記簿上寫明姓名、地址、主修科目，還有來訪時間和原因。由於在過去的政治鬥爭中，任何與外國扯上關係的人都會被視為叛徒或間諜，所以冷靜理智的中國人不會和我們交朋友，這個道理非常明顯。我很快就厭煩了，而且開始想家。既然在校內多花時間毫無意義，我便施加壓力，要求當局批准我的農村研究計畫。我想農民會比較友善、老實，而且會和校內單調、孤寂的感覺大大不同。
公文往返兩個月之後，我終於得到許可得以在廈門市郊從事研究，市政府建議我選林村；根據市府提供的正式簡介，林村約有兩百戶人家，人口在一千左右──這個規模很適合人類學研究。據說因為缺水，林村從前在農業上比較落後，但是解放之後建了水庫，現在情形已大大改觀了。此外，這個村子完全擁護政府的生產責任制，發展農村副業也很成功。這個村子是該區的「模範村」 （或稱為「大隊」，這是公社之下，兼具經濟和行政功能的單位），個人平均所得超過六百元人民幣，是那一年全國平均的兩倍。
林村和廈門市之間距離約十公里，從廈門出來的柏油路只到洪山村，每天固定有六班車次往返，從洪山村到林村之間只有泥土路，大概有一公里半，走路約二十分鐘。既然我還需要在校區和村子之間通勤，這樣的距離顯然難不倒我。

林村第一印象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我首次到達林村，第一眼就被當地靜謐如畫的景致深深吸引住。從遠處看來，村子四周環繞著綠油油的稻田；村裡有許多新蓋的房子，豔麗耀眼，炫示著這個村子新增的財富。雖然新房子用的多是現代建材，如鋼梁、玻璃窗和水泥門面，但仍保存了許多傳統建築的設計和細節，別具一番新舊交雜的風味。一般而言，房子一進門的地方是個天井，兩旁共有四個房間：廚房、飯廳、浴室和放農具及餘糧的貯藏室。房子後方有三間較大的房間，中間的是客廳，兩邊各有一間臥室。
房子中央的天井可供多種家庭活動之用，許多家庭會在這裡種幾盆金橘。當然，種這些金橘不只是為了好看，中國屋裡的擺設往往兼具實用價值和藝術性。我的房東太太有時會摘一捧金橘放在糖水裡，煮成一鍋金橘甜湯。每次我參加村中聚會宿醉頭痛時，她就做一鍋給我吃。也許是心理作用，每一次都很有效。
房子的一樓主要是由石灰板岩建造的。這些板岩是從附近的採石場中以人工鑿下來的，村民買來之後，用來做地板、隔間、甚至天花板。蓋這樣的房子幾乎用不到鋼筋和木材。這是中國東南部一帶為因應建材缺乏而想出來的變通辦法。但毫無疑問的，用打磨光亮的石灰岩板蓋起來的一樓樓牆，足以支撐本身和較輕的二樓的重量。
一般而言，只有房屋後排會加蓋二樓，也是中間一間客廳，兩旁各一間臥室，地上鋪的是紅磚，有別於樓下黃褐色的石灰岩板。有位大膽的居民甚至在新房子二樓正面的牆上鑲了五彩的圖案。黏土上釉後，燒在一片片四吋見方的瓷磚上，拼成「龍鳳呈祥」。藝評人也許會覺得，在白瓷磚上大量使用綠、紅、黃的顏色實在俗麗，但在村民眼中這無異是財富的表徵。
林村三面被一人工水庫所包圍，水色清澈晶藍。環繞水庫的綠色植物常植以中國東南方常見的松樹（俗稱木麻黃）。只有村子南方是平原，再往南約一公里，是連成一片的山丘，露出巨大的石灰岩母石。灰紫色的岩石聳立於青綠的農田中，令我想起多年前在臺灣看到的一幅無名畫家畫的印象派畫作。
我想像著我住在村中，早上到湖邊散步，晚上到山坡看夕陽。腦海中浮現我熟悉地與村人打招呼，暢談生活的變化──也就是我研究的主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我初訪林村時便注意到有棟新蓋的房子樓上沒人住，若能租來作為居所倒是很合適。我向屋主林其山先生提起，想跟他租房子連伙食包括在內。林先生高興地答應了，就像許多我在臺灣、香港認識的農家人一樣爽直。我一個月大概會在村裡住十五天，我們講好每個月的伙食費是六十塊人民幣。至於房租，林先生揮揮手說：「不用提啦！我們種田人蓋了房子是要拿來住，不是拿來賺錢的。你就搬過來住就好了，不過電錢還是照算，用多少算多少。」細節都講好以後，我告訴他我會在下星期搬進來。當我一週後帶著兩只裝得滿滿的旅行袋走進林先生家時，他的態度不太自然而且有點不好意思。他說村裡的黨支部書記葉同志，已經知道我想住進村裡，所以親自來歡迎我。林先生一邊說著，我的眼睛一邊慢慢適應著屋裡暗淡的光線，這時才發現屋角還有個靜靜坐著的人影。葉書記隨即起身，慢慢向我走來，跟我握手。然後他咳了好幾聲，清了清喉嚨，開始發表高論。那個時候我心想完了，別指望村裡的人和我打成一片。這位身形短小的葉書記強迫我接受所謂的「合理的」要求，而我的夢想便跟著粉碎了。
霎時之間我想要一口回絕，臭罵他一頓然後搬到別的村子。但我馬上想到此舉不可行。第一，我很難在附近找到條件類似、又有這般居所的村子；第二，別的村子可能也有像葉書記這種貪婪的官吏。最後，我渴望趕快離開大學校區那種處處受到箝制的環境。所以我無力地嘟囔幾句以示抗議，就接受了他的「提議」。我察覺到煙幕後的那張臉露出一絲笑意。我狠狠地在心底用難聽的話咒他，並且決心在逗留此地時盡量和他保持距離。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