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華帝國：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

作者簡介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迄今著作甚豐，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書籍目錄

中國三部曲：序
引言與綱要
再次從中國出發
研究中國外交之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本書結構與段落安排
背景：漫長的再崛起之路
前帝國時期的中國外交
第一帝國與中心觀的形成
文明融合與第二帝國
地緣環境變遷下的第三帝國
近代涉外關係與後帝國格局
傳統：現實的建構主義
中心觀與華夷思想的建構
朝貢機制之演進與運作
中國中心體系的現實與虛構
前提：先安內再攘外
規模性政治壓力與危機
分權式結構的必然性與問題
對外擴張與體系建構
特色：中國式戰略觀及其作為
中國棋盤與佈局邏輯
以威望為主的政策反饋設定
羈縻與和戰策略交叉運用
挑戰：大轉型後的內外部結構
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衝擊
國際結構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
新思潮引導之結構轉型
趨勢：持續變遷中的中國與世界
歷史演化之起承轉合
當前中國崛起的背景與發展
中國特色成分與崛起之潛在影響
現狀：當前中國之潛在戰略佈局
現狀政策路線及其發展
戰略積極化之軌跡與潛在演進趨勢
帝國可能性與世界秩序之未來
未來：重返朝貢體系？
當代帝國研究與中國崛起
中國之帝國未來與可能範式

推薦序/導讀/自序

引言與綱要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正面進展所提供的市場潛在性，不僅引發了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對於其未來前景之不同關注，亦跟著帶來「中國崛起」（China Rise）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等相異論調。甚至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某種挑戰美國既存霸權之邏輯可能性，關於「美中開戰」之各種場景想像，十餘年來更眾說紛紜、不曾休止。問題是，相較於美國與西方之想法，本即因身為主流而為各方熟稔，中國研究則雖也有其源流脈絡，畢竟對於它將如何可能影響世界秩序之未來，過去並非討論重點，也是目前應強化補白之處。

再次從中國出發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愈發明顯，其政經影響力亦逐漸外溢，隱然佔據了無可忽視之國際地位，關於其未來政策將如何發展？影響其決策內容之主要變數來源為何？我們該從何種角度或基礎去進行觀察？是否能找到觀察甚或預測中國未來走向之有意義途徑？這一連串問題不但引發眾人關注，也為中國研究學界帶來長期聚訟不休之爭辯。

中國威脅論之浮現　　當然，推動中國研究之主要動力，除了學術興趣與商業機會，更多也更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某種「威脅感」之敵意。
雖然作為一九七○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主要推手，季辛吉早就提出警告說：「一旦中國足夠強大，不再仰賴他國，便可能隨時拋棄我們；只要被認為是符合其利益，不久之後，中國甚至可能與我們為敵。」其後，隨著中國經濟以奇蹟式速度成長並進行追趕，尤其因台灣民主化運動牽動兩岸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引發一次飛彈危機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也正式登場。即便時至今日，美中軍事能力一般認為仍存在相當差距，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Munro）仍以媒體人之敏感度與慣性誇飾，從政權本質與意識形態差異切入，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試圖論述某種美國「與中國即將到來的衝突」，強調「這兩個國家關係緊繃，利益相互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對手」；由此醞釀至二○○○年左右，類似觀點愈發甚囂塵上，例如格茨（Bill Gertz）便接續前述觀點，一方面以法西斯納粹與冷戰為例，強調民主與極權國家必然之「勢不兩立」，並藉此提醒美國政府注意有著「槍桿子出政權」傳統的中國，至於毛思迪（Steven Mosher）則嘗試說服眾人，「身為霸主（Hegemon）是中國夢寐以求的國家定位，這發軔於其民族認同，與其對國運之詮釋息息相關，更根植於它曾經身為亞洲支配性強權的歷史，以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優越感之堅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前述主要來自媒體界之喧囂，美國主流學界與政策智庫雖同樣關心中國發展之未來（及其對美國利益之潛在影響），態度顯然謹慎保守許多，即便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積極推動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一般公認具有圍堵中國之意圖，畢竟雙方還維持著內張外弛、鬥而不破之態勢。直到非傳統之商人川普陡然上台，終於在二○一八年以「貿易戰」揭開了新階段衝突序幕。
無論做為西方代表之美國政府乃至學界，如何看待這波美中衝突之內涵，是否意味著長期以來關於「中國威脅」之爭辯終究獲致定論，身為重要當事人，中國之反應既同樣眾所矚目，藉由更客觀理性地瞭解中國之過去與當下，以便預測其未來可能作為，自為當務之急。

中國歷史的他者視野　　要「認定」中國是個威脅，或許不難，但想真正瞭解中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自西元前四八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迄今相近三千年間，中國擁有舉世無匹之連續性歷史記載，堪稱跨度空前且資料確實浩瀚無垠，畢竟長期以來本土史學方法進展有限，何況政治斧鑿痕跡處處可見，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者寥寥可數，想在「斷爛朝報」中穿透各種有意偽造與意識迷霧並發掘真相，自然難上加難。
若此，想深入剖析中國的話，該怎麼辦呢？
我們或許可暫時將目光轉向一五九二年。這一年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第一百週年，中國為明朝萬曆二十年，在朝鮮王朝則恰為太祖李成桂建國後滿兩百年。該年農曆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率領日軍以「蔽海而來」之勢，對半島發動大規模閃擊戰，短短不到三週便攻佔了首都漢城，被迫棄城而去的國王李昖先逃到平壤，六月初又再度撤往鴨綠江畔平安道的義州。此時，朝鮮國土淪陷已十有其九，滅國迫在眼前。
儘管自日軍登陸後，「請援之使」早就「絡繹於途」，李昖仍在八月正式派出使節團請求明朝支援。對朝鮮而言，這趟旅程絕不陌生。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作為明朝最忠誠之附庸藩屬國家，朝鮮每年均按例向中國派出冬至使、朝正使、聖節使與千秋使等四次使團，從漢城沿陸路出發，途經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山海關、通州，約花五十至六十日抵達北京，然後在此停留四十日，由於頻率相當密集，這也意謂他們返程時必然與下個使節團錯身而過。此次由於軍情緊急，又因從義州出發，僅僅費時二十五天便抵達北京，至於明朝也隨即「慨然」同意支援已在滅亡邊緣的朝鮮，即便最終付出了極慘重的政治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非但是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之鄰國，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亦是最瞭解中國的一個周邊國家。
朝鮮不僅作為忠誠藩屬，也是中國典章制度的熱心學習者，很早就在使節團中設置所謂「朝天官」（後改稱質正官）編制，專責記錄並蒐集所有關於中國之訊息，許多內容都被整理並收進累計長達四百七十二年的《朝鮮王朝實錄》中，既提供了海外最為龐大的中國歷史側寫紀錄，也是瞭解中國歷史之一個重要的客觀來源。即便如此，儘管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且身處「漢字文化圈」中，如同近年來大量留學歐美者一般，這批朝鮮士子在閱讀資料時或者並無隔閡，畢竟一方面「目的性」甚強（無論引進制度用以自我改良，抑或純粹為了國家安全目的蒐集情報），且多數僅為短期「過客」（當時無常駐使節制度，知識階層移民者也極有限），加之紀錄往往零星斷散，作為史料補充校勘來源則可，在近代漢學研究興起之前，若真想透過此類「他者」視角來觀察中國，仍舊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
相較於朝鮮對中國或「知之甚詳」，此際歐洲人則顯然對中國一無所知。作為最早由海路抵達中國的歐洲人，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在一四九七年對其遠東探險隊所交付的任務，乃是一連串待解疑問：「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甚麼禮物？每年來多少艘船，船隻形式和大小如何？是否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懦弱或強悍？有沒有武器或火炮？穿著甚麼衣服？身體是否高大？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國土大嗎？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摩爾人或其他任何人和他們一起居住？若非基督徒，他們信奉甚麼？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
前述一部分問題（關於貿易部分），其實無須抵達中國便可探知，但另一部分（政治體制與社會風俗習慣）則顯然得藉由深入的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才能完成，至於這項工作，雖然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八三年抵華後開端，這位頗受中國士大夫敬重且尊為「泰西儒士」的傳教士亦的確成功扮演了橋樑性溝通角色，甚至歐洲在十七世紀還流行過一陣「中國風」（Chinoiserie）文化浪潮，事實是，不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打開中國門戶之前，歐洲對中國的一切仍一知半解且多所猜測，即便時至今日，「主觀想像」仍是當代西方對中國認知之重要組成部分。

回到中國來觀察中國　　其實，想瞭解中國，最終或還是得回到中國本身。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經如此說道：「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瞭解中國，這是因為，與其他民族相比起來，中國人更愛從歷史角度觀察自身，並強烈地感受到某種傳統的存在，……只有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發展之方向，並瞭解目前在中國發生之一切事情。」
當然，費正清並不完全接受所謂「例外論」的看法，根據此種觀點，東亞（以中國為代表）是一個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殊區域。例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書中，便曾提出「軸心時代」（Axial Age）的概念，指出在西元前八百年乃至西元後兩百年的一千年間，在印度、西方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自覺精神並湧現一批偉大的哲學家，其中，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先後被拖入了以中國為軸心的區域文明體系之中，從而出現了完全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歷史景象。雅克（Martin Jacques）則認為，當下這個世界雖習慣於從民族國家角度來思考各種問題，但這不過是歐洲主導時代的遺緒，不可否認的，目前中國也尋求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且正在如此轉化，傳統文明特徵仍為中國帶來了它的獨特性，包括對大一統的極度重視、政府的權力角色、向心性、中央帝國心態，以及關於種族、家庭和家族的論述等。
從某些角度（例如儒家文化與漢字）和特定區域（東北亞）看來，前述說法似「無庸置疑」，顯然並非共識。對某些學者來說，反對此種例外主義的理由，主要源自近代以來將人類世界視為某種共同體之「普遍史」意識，尤其新世紀以來，無論大歷史（mega history）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均愈發帶領風騷，從而壓抑了例外論的發展；其次則因西方仍為學術方法主流，例外論既暗示尋找某種獨立研究途徑之必要，也為想偷懶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帶來明顯「不便」，自然不甚討喜。
就本書而言，至少在方法論部分，特別是面對中國當前已漸融入世界秩序之不可逆現實，個人雖不堅持完全的例外主義觀點，只不過，如同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陸伯彬（Robert Ross）在一九九七年《長城與空城計》書中，試圖從地緣條件切入，指出「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為中國的外交政策設定了前提」，在黎安友與施道安（Andrew Scobell）於二○一二年續寫的修訂版本中，同樣保留了此一觀點，基於獨特地理特性為中國歷史發展帶來之長期文化沉澱，以及中國雖已經「加入」世界但仍舊「去古未遠」之現實，回到中國歷史本身來次「再出發」不僅有其必要，也是近期中國研究的主流之一。
問題只在於：我們究竟能走多遠？又如何找到客觀正確的道路？

文章試閱

引言與綱要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正面進展所提供的市場潛在性，不僅引發了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對於其未來前景之不同關注，亦跟著帶來「中國崛起」（China Rise）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等相異論調。甚至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某種挑戰美國既存霸權之邏輯可能性，關於「美中開戰」之各種場景想像，十餘年來更眾說紛紜、不曾休止。問題是，相較於美國與西方之想法，本即因身為主流而為各方熟稔，中國研究則雖也有其源流脈絡，畢竟對於它將如何可能影響世界秩序之未來，過去並非討論重點，也是目前應強化補白之處。

再次從中國出發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愈發明顯，其政經影響力亦逐漸外溢，隱然佔據了無可忽視之國際地位，關於其未來政策將如何發展？影響其決策內容之主要變數來源為何？我們該從何種角度或基礎去進行觀察？是否能找到觀察甚或預測中國未來走向之有意義途徑？這一連串問題不但引發眾人關注，也為中國研究學界帶來長期聚訟不休之爭辯。

中國威脅論之浮現　　當然，推動中國研究之主要動力，除了學術興趣與商業機會，更多也更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某種「威脅感」之敵意。
雖然作為一九七○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主要推手，季辛吉早就提出警告說：「一旦中國足夠強大，不再仰賴他國，便可能隨時拋棄我們；只要被認為是符合其利益，不久之後，中國甚至可能與我們為敵。」其後，隨著中國經濟以奇蹟式速度成長並進行追趕，尤其因台灣民主化運動牽動兩岸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引發一次飛彈危機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也正式登場。即便時至今日，美中軍事能力一般認為仍存在相當差距，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Munro）仍以媒體人之敏感度與慣性誇飾，從政權本質與意識形態差異切入，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試圖論述某種美國「與中國即將到來的衝突」，強調「這兩個國家關係緊繃，利益相互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對手」；由此醞釀至二○○○年左右，類似觀點愈發甚囂塵上，例如格茨（Bill Gertz）便接續前述觀點，一方面以法西斯納粹與冷戰為例，強調民主與極權國家必然之「勢不兩立」，並藉此提醒美國政府注意有著「槍桿子出政權」傳統的中國，至於毛思迪（Steven Mosher）則嘗試說服眾人，「身為霸主（Hegemon）是中國夢寐以求的國家定位，這發軔於其民族認同，與其對國運之詮釋息息相關，更根植於它曾經身為亞洲支配性強權的歷史，以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優越感之堅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前述主要來自媒體界之喧囂，美國主流學界與政策智庫雖同樣關心中國發展之未來（及其對美國利益之潛在影響），態度顯然謹慎保守許多，即便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積極推動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一般公認具有圍堵中國之意圖，畢竟雙方還維持著內張外弛、鬥而不破之態勢。直到非傳統之商人川普陡然上台，終於在二○一八年以「貿易戰」揭開了新階段衝突序幕。
無論做為西方代表之美國政府乃至學界，如何看待這波美中衝突之內涵，是否意味著長期以來關於「中國威脅」之爭辯終究獲致定論，身為重要當事人，中國之反應既同樣眾所矚目，藉由更客觀理性地瞭解中國之過去與當下，以便預測其未來可能作為，自為當務之急。

中國歷史的他者視野　　要「認定」中國是個威脅，或許不難，但想真正瞭解中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自西元前四八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迄今相近三千年間，中國擁有舉世無匹之連續性歷史記載，堪稱跨度空前且資料確實浩瀚無垠，畢竟長期以來本土史學方法進展有限，何況政治斧鑿痕跡處處可見，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者寥寥可數，想在「斷爛朝報」中穿透各種有意偽造與意識迷霧並發掘真相，自然難上加難。
若此，想深入剖析中國的話，該怎麼辦呢？
我們或許可暫時將目光轉向一五九二年。這一年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第一百週年，中國為明朝萬曆二十年，在朝鮮王朝則恰為太祖李成桂建國後滿兩百年。該年農曆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率領日軍以「蔽海而來」之勢，對半島發動大規模閃擊戰，短短不到三週便攻佔了首都漢城，被迫棄城而去的國王李昖先逃到平壤，六月初又再度撤往鴨綠江畔平安道的義州。此時，朝鮮國土淪陷已十有其九，滅國迫在眼前。
儘管自日軍登陸後，「請援之使」早就「絡繹於途」，李昖仍在八月正式派出使節團請求明朝支援。對朝鮮而言，這趟旅程絕不陌生。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作為明朝最忠誠之附庸藩屬國家，朝鮮每年均按例向中國派出冬至使、朝正使、聖節使與千秋使等四次使團，從漢城沿陸路出發，途經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山海關、通州，約花五十至六十日抵達北京，然後在此停留四十日，由於頻率相當密集，這也意謂他們返程時必然與下個使節團錯身而過。此次由於軍情緊急，又因從義州出發，僅僅費時二十五天便抵達北京，至於明朝也隨即「慨然」同意支援已在滅亡邊緣的朝鮮，即便最終付出了極慘重的政治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非但是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之鄰國，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亦是最瞭解中國的一個周邊國家。
朝鮮不僅作為忠誠藩屬，也是中國典章制度的熱心學習者，很早就在使節團中設置所謂「朝天官」（後改稱質正官）編制，專責記錄並蒐集所有關於中國之訊息，許多內容都被整理並收進累計長達四百七十二年的《朝鮮王朝實錄》中，既提供了海外最為龐大的中國歷史側寫紀錄，也是瞭解中國歷史之一個重要的客觀來源。即便如此，儘管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且身處「漢字文化圈」中，如同近年來大量留學歐美者一般，這批朝鮮士子在閱讀資料時或者並無隔閡，畢竟一方面「目的性」甚強（無論引進制度用以自我改良，抑或純粹為了國家安全目的蒐集情報），且多數僅為短期「過客」（當時無常駐使節制度，知識階層移民者也極有限），加之紀錄往往零星斷散，作為史料補充校勘來源則可，在近代漢學研究興起之前，若真想透過此類「他者」視角來觀察中國，仍舊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
相較於朝鮮對中國或「知之甚詳」，此際歐洲人則顯然對中國一無所知。作為最早由海路抵達中國的歐洲人，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在一四九七年對其遠東探險隊所交付的任務，乃是一連串待解疑問：「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甚麼禮物？每年來多少艘船，船隻形式和大小如何？是否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懦弱或強悍？有沒有武器或火炮？穿著甚麼衣服？身體是否高大？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國土大嗎？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摩爾人或其他任何人和他們一起居住？若非基督徒，他們信奉甚麼？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
前述一部分問題（關於貿易部分），其實無須抵達中國便可探知，但另一部分（政治體制與社會風俗習慣）則顯然得藉由深入的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才能完成，至於這項工作，雖然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八三年抵華後開端，這位頗受中國士大夫敬重且尊為「泰西儒士」的傳教士亦的確成功扮演了橋樑性溝通角色，甚至歐洲在十七世紀還流行過一陣「中國風」（Chinoiserie）文化浪潮，事實是，不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打開中國門戶之前，歐洲對中國的一切仍一知半解且多所猜測，即便時至今日，「主觀想像」仍是當代西方對中國認知之重要組成部分。

回到中國來觀察中國　　其實，想瞭解中國，最終或還是得回到中國本身。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經如此說道：「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瞭解中國，這是因為，與其他民族相比起來，中國人更愛從歷史角度觀察自身，並強烈地感受到某種傳統的存在，……只有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發展之方向，並瞭解目前在中國發生之一切事情。」
當然，費正清並不完全接受所謂「例外論」的看法，根據此種觀點，東亞（以中國為代表）是一個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殊區域。例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書中，便曾提出「軸心時代」（Axial Age）的概念，指出在西元前八百年乃至西元後兩百年的一千年間，在印度、西方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自覺精神並湧現一批偉大的哲學家，其中，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先後被拖入了以中國為軸心的區域文明體系之中，從而出現了完全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歷史景象。雅克（Martin Jacques）則認為，當下這個世界雖習慣於從民族國家角度來思考各種問題，但這不過是歐洲主導時代的遺緒，不可否認的，目前中國也尋求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且正在如此轉化，傳統文明特徵仍為中國帶來了它的獨特性，包括對大一統的極度重視、政府的權力角色、向心性、中央帝國心態，以及關於種族、家庭和家族的論述等。
從某些角度（例如儒家文化與漢字）和特定區域（東北亞）看來，前述說法似「無庸置疑」，顯然並非共識。對某些學者來說，反對此種例外主義的理由，主要源自近代以來將人類世界視為某種共同體之「普遍史」意識，尤其新世紀以來，無論大歷史（mega history）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均愈發帶領風騷，從而壓抑了例外論的發展；其次則因西方仍為學術方法主流，例外論既暗示尋找某種獨立研究途徑之必要，也為想偷懶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帶來明顯「不便」，自然不甚討喜。
就本書而言，至少在方法論部分，特別是面對中國當前已漸融入世界秩序之不可逆現實，個人雖不堅持完全的例外主義觀點，只不過，如同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陸伯彬（Robert Ross）在一九九七年《長城與空城計》書中，試圖從地緣條件切入，指出「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為中國的外交政策設定了前提」，在黎安友與施道安（Andrew Scobell）於二○一二年續寫的修訂版本中，同樣保留了此一觀點，基於獨特地理特性為中國歷史發展帶來之長期文化沉澱，以及中國雖已經「加入」世界但仍舊「去古未遠」之現實，回到中國歷史本身來次「再出發」不僅有其必要，也是近期中國研究的主流之一。
問題只在於：我們究竟能走多遠？又如何找到客觀正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