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漢武帝傳

作者簡介

楊生民，山西襄汾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於二○一八年逝世。曾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大學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同時也於中山大學攻讀明清經濟史研究生，師從著名史學家梁方仲先生。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戰國秦漢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出版《漢代社會性質研究》、《漢武帝傳》、《戰國秦漢治國思想新考》、《中國春秋戰國經濟史》、《楊生民經濟史論集》等多部學術專著，也曾於多部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

書籍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傳奇的少兒時代
　夢日入懷
　治國理想藍圖與面臨問題

第二章　尊儒術 重法治 悉延百端之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考釋
　尊儒術
　重法治
　悉延百端之學

第三章　施德治安定社會
　調整生產關系穩定小農經濟
　興修水利發展生產
　關心民眾疾苦的具體措施
　
第四章　財政危機與經濟改革措施
　財政危機的出現
　改革貨幣制度
　增加財政收入的幾項措施

第五章 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選官制度
　抑相權設置中（內）朝
　改革與創設監察制度
　改革分封制度打擊割據勢力
　親統兵權改革軍制

第六章 外事四夷教通四海
　北擊匈奴
　通西域
　統一兩越、西南夷與平定朝鮮
　漢武帝「外事四夷」成功的原因和意義

第七章 文化、科技方面的貢獻
　搜求遺書與樂府、漢賦的發展
　科技方面的光輝成就

第八章 祭祀禮儀大典與方士、神仙
　祭禮與禮儀大典
　方士與神仙
　祥瑞與災異

第九章 晚年的形勢與悔過
　階級矛盾尖銳與鎮壓農民起義
　巫蠱之禍與統治集團內部矛盾
　悔過與轉軌

第十章 漢武帝和他的臣下
　武帝和他的丞相
　納諫、拒諫與有關臣下結局
　文化人與酷吏的結局
　武帝與其軍事將領
　武帝與其兄弟姊妹

第十一章 後宮制度與淫侈生活
　後宮制度的發展變化
　皇后、嬪妃與淫侈生活

第十二章 漢武帝的歷史地位
　漢武帝評價種種
　漢武帝的歷史地位與貢獻
　武帝成就事業的深層原因

後記

推薦序/導讀/自序

好評推薦
本書從學術思想、社會、財政、政治體制、對外關係、宗教祭祀、君臣關係、後宮等角度切入，全面探討漢武帝自少年而盛年、從中年到老年波瀾起伏的一生，至今仍為中文學界裡較新的漢武帝傳記，值得推薦。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游逸飛

導讀 永恆的漢武帝製造工程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楊生民教授的《漢武帝傳》，二○○一年於中國大陸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繁體版第一版，從學術思想、社會、財政、政治體制、對外關係、宗教祭祀、君臣關係、後宮等角度切入，全面探討漢武帝自少年而盛年、從中年到老年波瀾起伏的一生，至今仍為中文學界裡較新的漢武帝傳記。此次再版，值得推薦。
然而這二十年來，秦漢史學界對漢武帝的研究並非全無進展。史學家對漢武帝究竟有何新認識，不能不為閱讀本書的讀者關心。限於篇幅，本文只介紹北京大學歷史系辛德勇教授於二○一五年出版的《製造漢武帝》一書。
歷史書寫的研究取徑，近年在海峽兩岸史學界大行其道。其緣由固然有著西方後現代學術氛圍的浸染，但乾嘉考據、史料學派等深厚史學傳統的基礎，亦不容小覷。無論如何，充分關注史料的形成過程、對史料進行層層拷問，已成為當代史學工作者的特色。帝王傳記的寫作，亦難自外於此風潮。帝王歷史形象的書寫蔚為主流，犖犖大者，先有英國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製作路易十四》，後有中國史家辛德勇的《製造漢武帝》。
二○一五年辛德勇出版《製造漢武帝》一書，不僅秦漢史圈內人盡皆知，更引發海內外中國史學者高度關注。原因不僅是漢武帝形象的歷史書寫這一重要課題，還因為此書挑戰了近三十年來大陸史學界對漢武帝晚年政策方向的主流觀點。一切要從一九八四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田餘慶教授發表〈論輪臺詔〉一文說起。
漢武帝在位期間完成了東征朝鮮、南平南越、北伐匈奴、西服西域等一系列對外擴張的驚人武功，打下了當代中國的大半疆域。如此豐功偉業的代價卻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影響不可謂不鉅大。田餘慶根據漢武帝晚年頒布的輪臺詔書，指出武帝晚年追悔過去四十多年的對外擴張政策，國策方向從擴張轉變為守文，為身後的昭宣之治奠定基礎。楊生民《漢武帝傳》完全採納此說，至今仍為人普遍信從。
然而辛德勇從史源學的角度切入，指出田餘慶的分析來自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但司馬光是北宋人，撰寫千年前的漢代史事自然有所憑依，《資治通鑑》的依據分別來自南朝王儉的《漢武故事》與《漢書．西域傳》的輪臺詔書。《漢武故事》成書既晚，又是小說家言，不可信據。《漢書．西域傳》雖為班固所作，但考慮到班固撰述《漢書．武帝紀》時未載輪臺詔書，辛德勇認為輪臺詔書記載漢武帝晚年罪己悔過的範圍，應僅限於李廣利伐匈奴一事。今人論漢武帝晚年政治，應以《漢書．武帝紀》為準，其內容根本看不出漢武帝晚年政治的重大轉向。因此司馬光《資治通鑑》敘述漢武帝晚年形象時，偏離了一般的史料運用原則，顯然有獨特用心。在辛德勇看來，司馬光是為了現實政治目的，輕信不可靠的史料，藉此塑造漢武帝晚年追悔的明君形象。
上述辛德勇對《漢書．武帝紀》、《漢書．西域傳》、《漢武故事》與《資治通鑑》諸種歷史書寫的評析，已發展成對班固、王儉、司馬光等作者心思的推求，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可以言說、不可論證的「心知其意」範疇，在史料寡少的情況下，尤其難以排除其他解釋。例如：《漢書．武帝紀》與〈西域傳〉有無輪臺詔書的原因，固然可能如辛德勇所理解；但也可能是單純的「互文見意」，輪臺詔書不見於〈武帝紀〉，不一定等於它不具有整體國策的意義；再考慮到班固在〈武帝紀〉論贊裡委婉陳詞，卻在〈昭帝紀〉論贊直率批評武帝「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班固不將武帝追悔的輪臺詔書寫在〈武帝紀〉，而寫在〈西域傳〉裡，亦可理解成為尊者諱的史筆，田餘慶正主此說。其高足李開元先生更認為〈武帝紀〉與〈西域傳〉的差異，反映班固的《漢書》「無力也不能將這一段歷史清理出合理的脈絡來。」
《漢書》的歷史書寫既然有這麼多可能的解釋存在，探討「製造漢武帝」的同時，就不能不將「製造班固」一併納入視野，但辛德勇卻沒有在《製造漢武帝》一書裡，著重探討班固《漢書》的歷史書寫問題。因為對辛德勇來說，「製造漢武帝」並非他著書的終極目標，他的終極目標是想證明研究秦漢史，《通鑑》的記載絕不可以取代《史記》、《漢書》，《通鑑》絕不可被視為秦漢史的史料。既然辛德勇想證明《漢書》是比《通鑑》更可信的史料，《製造漢武帝》一書便不得不強調司馬光的歷史書寫，進而忽略班固的歷史書寫，也就難以將《漢書》與《通鑑》並觀，用同樣嚴格的史料批判精神去檢討。這就是辛德勇不曾探討「製造班固」的主因。
《漢書》是研究西漢史的基礎史料，這確實是顛撲不破的史料學常識。但《漢書》的歷史書寫既然有這麼多可能的解釋存在，西漢史研究便非「常識」可以完全規範。面對變化萬千的歷史書寫，史家不能被「常識」拘泥，必須努力「別出心裁」地對各種史料加以取捨，方可能不人云亦云，提出自己的新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歷史書寫以歷史事實的存在為基礎，千變萬化的歷史事實導致歷史書寫難有一定的準則。異人異地異時，歷史書寫便可能有所改變。要想了解「製造漢武帝」的歷史書寫，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探索更根本的「製造漢武帝」的歷史事實。
涉及「製造漢武帝」的歷史事實又可析分為「漢武帝的政策」與「漢武帝之心」。班固、司馬光等歷史書寫者的心思不易把握，歷史事實的主角漢武帝的心思也同樣難以掌握，甚至更難，因為他的心思隱藏於歷史書寫者的心思之後。在午夜夢迴之際，漢武帝究竟是追悔於他的全盤政策？還是只對李廣利伐匈奴一事感到後悔？見仁見智。考慮到人心的複雜與善變，答案也可能是以上皆是——隨著不同時候的漢武帝心思而定。
漢武帝之心難覓、難證，歷史事實的研究理應致力於探討相對客觀、可供驗證的漢武帝政策。然而在「製造漢武帝」的論爭中，就連漢武帝政策究竟為何的歷史事實都難有定論，這是因為史家往往不願意停留於表面的歷史事實，更願意去追究深層的歷史事實。田餘慶將輪臺詔書、巫蠱之禍、鹽鐵會議等政治事件全部綁在一起，企圖從政策的角度論證漢武帝晚年及過世之後，政壇上存在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政治路線的背後則是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換言之，政策的出台與政治事件的出現，並非純憑政治人物的個人意志決定，更須考慮背後政治結構的影響。然而田餘慶真正關注的政治集團與政治結構等深層歷史，實非政治事件與政治路線等表層歷史之有無可以直接證明。換言之，不管漢武帝晚年及過世之後政治上是否發生重大轉向，當時政壇都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集團，而政治結構也必然發揮其自身的作用。受限於史料，深層歷史在此幾乎不可能實證。辛德勇從實證的角度出發，致力於政治重大轉向之辯，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田說，但未能在理論框架上提供另一套新的理解方式，終究著於皮相，遂導致田餘慶的政治史觀並未被真正駁倒。從深層歷史來說，漢武帝政策究竟為何的歷史事實仍難以定論，
上文盡力呈現班固、司馬光、田餘慶、辛德勇等歷史學者前仆後繼地「製造漢武帝」，其間牽涉的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情況高度複雜，因而創造了波瀾壯闊、延續兩千年之久的史學論戰。在這裡面，並無簡單的歷史圖象可以提供。
歷史研究雖須以史料學常識為基礎，卻又不能被史料學常識所拘泥。史料學常識可以從歷史研究之中提煉，卻不應是歷史研究的目的。西方史家曾經指出：
確定一種記載優於另外一種的危險在於，它是為了把「歷史」澆鑄成一個單一的真實故事。這也是尋求一種「客觀的」或「科學的」歷史所遵循的邏輯──就其意欲實現的目標而言，它們都是不可能的。
本此立場，我希望「製造漢武帝」的議題可以繼續討論下去，直至永遠。上述諸家之說看似紛紛擾擾、各說各話，實則引領讀者進一步思考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的關係，思考歷史的真相應如何探求，深具學術意義。如果《漢書》、《漢武故事》、《資治通鑑》的史料價值被確定下來，如果班固、司馬光、田餘慶、辛德勇的是非對錯已成定論。不管是漢武帝的歷史，還是現代史家的論著，便只剩下記誦的價值，失去重新理解、重新構建的可能性，歷史學的意義也就蕩然無存。行文至此，本文似乎成為破而不立的騎牆之論。但只要能欣賞各種推陳出新的精彩史論，浸淫於知識的饗宴之中，「心無定見」又有什麼關係呢？
綜上所述，辛德勇《製造漢武帝》涉及的重要概念關係可製表如下：

此表格雖然只涉及漢武帝晚年是否悔過一事，但讀者閱讀《漢武帝傳》本書時，自可將此表格套用在其他漢武帝的史事，甚至應用於其他歷史書籍，進一步思考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歷史人物的心思與行動等錯綜複雜的關係。更有甚者，讀者若能跳脫「歷史」二字，回到現實人生思考事實與書寫、人們的心思與行動，才是真正讀懂史書、知古鑑今。舉例為證，上述「製造漢武帝」、「製造班固」、「製造司馬光」等層層遞進的歷史書寫鏈條，尚有最後一環需要扣上，那就是「製造辛德勇」。
上文已指出「製造漢武帝」並非辛德勇的著書目的，他的著書目的是想證明《漢書》是比《通鑑》更可信的秦漢史史料。然而《漢書》比《通鑑》更可信，是一個稍涉秦漢史便知的常識。辛德勇為何會想用一本書去證明一個看似無懈可擊的史料學常識？這又得回到田餘慶與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關係。
原來北京大學歷史系至今仍存在一個源遠流長的《資治通鑑》讀書會，據說上承民初陳寅恪帶學生讀《通鑑》的傳統。直到今天，北大歷史系教授仍輪流主持《通鑑》讀書會，引領北大歷史系的中古史研究生進入學術的殿堂。《資治通鑑》的史學特色無疑是通貫，打通秦漢晉唐的歷史書寫，適足打破當代史學囿於斷代的缺陷。故《通鑑》讀書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北大中古史發展出「立足魏晉，放眼秦漢」的研究取徑。
「立足魏晉，放眼秦漢」的研究者確實與一般秦漢史學者有別，為秦漢史研究帶來了新鮮的洞見與活力。但回溯前朝的「後見之明」未必全無弊端，受《通鑑》影響的秦漢史研究，也難免被司馬光的歷史書寫遮蔽，反而忽視了更原始的史料《史記》與《漢書》。在北大歷史系授課的辛德勇，面對浸淫於《通鑑》讀書會傳統的中古史研究生，自然深感有必要強調上述的史料學常識——《漢書》比《通鑑》更可信。
分析辛德勇自身的歷史書寫，不僅有助於讀者理解《製造漢武帝》一書的寫作用心，還可提醒讀者不只是古代史家的歷史書寫需要留意，現代史家的歷史書寫同樣值得關心。如果不具備分析歷史書寫的能力，那閱讀再多史著，也只會被史家牽著鼻子走，「人人都是歷史學家」不啻是一句空話。
回到楊生民教授《漢武帝傳》本書，歷史研究並不容易，此書並非漢武帝的故事集，而是漢武帝的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之綜合體，無論是學術思想、社會、財政、政治體制、對外關係、宗教祭祀、君臣關係、後宮等領域，還是漢武帝自少年而盛年、從中年到老年波瀾起伏的一生，均值得讀者從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的關係切入，細細品味。

文章試閱

前言
漢武帝是漢朝文景之治以後，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中國歷史上人們常常把「秦皇漢武」並稱，這是有道理的，二人確有相似之處。如在統一中國方面，漢武帝就繼承、發展了秦始皇的事業，就連在追求長生不老方面，二人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漢武帝與秦始皇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如：秦始皇「坑儒」 、漢武帝「尊儒」；秦始皇重法治、專任刑罰，漢武帝卻是德治、法治兼用，仁義、刑罰同施等等。這些不同方面，反映了秦朝滅亡後，封建統治階級吸取了秦二世即亡的歷史教訓，在治國的思想、方法方面向前發展了一大步；在處理歷史的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方面也前進了一大步，秦始皇「廢先王之道」、漢武帝則採「先王之道」和秦制的合理方面而兼用之就表現了這一點。因此，可以說漢武與秦皇相比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漢武帝於景帝後三年（西元前一四一年）正月即帝位，後元二年（西元前八七年）二月去世，在位五十四年零一個月。武帝是位富於創新、開拓、進取的人，他在位的半個多世紀中，中國又處在充滿生機活力的改革與發展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漢武帝通過他一生的活動對中國歷史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在繼承、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漢武帝與秦始皇的首要顯著不同——就是尊儒術，以儒家學說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或統治思想，這是漢武帝的一個首創。在尊儒術的同時，他又重法治，對其他各家各派的學者也統統加以任用，讓他們在朝中做官，如黃老學派的汲黯；縱橫學派的主父偃、嚴助；雜家的東方朔；陰陽家的方士和占卜的術士等。
所以當時人太史公稱讚漢武帝「博開藝能之路，悉延（引）百端之學」，這一稱讚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因此，可以說漢武帝奉行的學術思想政策是尊儒術、重法治、「悉延（引）百端之學」。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的各個朝代，在一般情況下，也是尊儒術，而兼用諸子百家的。從這種意義上說，漢武帝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時代文化思想政策的奠基人。
漢武帝與秦始皇的另一顯著不同是，秦始皇「焚書」 ，漢武帝卻大力搜求遺書。搜求遺書不始於武帝，秦「焚書」後，漢初就注意搜求遺書，然而到漢武帝搜求遺書才形成制度，如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所等，不僅搜求儒家經籍，諸子傳記、詩詞歌賦都在搜求之中。劉歆《七略》中說：「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不僅漢中央政府在大力搜求遺書，地方政府也對此十分重視，如河間獻王劉德在搜求遺書方面就做出了突出貢獻。可以說，武帝時期全國曾出現了搜求遺書的熱潮，而搜求遺書也推動了古籍整理、目錄學、經學、史學、文學和各種學科的發展與繁榮。此外，漢武帝制禮作樂，大大促進了詩歌、音樂和漢賦的發展。據上述情況，可以說漢武帝是一位在繼承、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皇帝。

統一中國，奠定了現代中國遼闊疆域的初步基礎

中國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古代在中國建立統一國家後，其中除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現在的中國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追求統一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一個特點，統一有利於和平、安定，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各民族的共同進步。商周秦漢時期，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與南方的農業民族進行了長期鬥爭。從西戎族之一的「犬戎」攻滅西周王朝後，春秋時期出現了「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局面，少數民族挺進中原，中原華夏諸國為生存相互拼鬥。戰國時期，北方的燕、趙、秦都北築長城，趙國曾在今內蒙河套北陰山 （今大青山）一線築長城，防禦匈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又北築長城，說明對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一直採取著守勢。楚漢戰爭時期，匈奴冒頓單于統一了北到貝加爾湖一帶，西邊臣服西域，東至遼東，南至長城的廣大地區，並常常入塞擄掠漢朝境內的財富、人口，甚而揮大軍南下，給西漢王朝帶來巨大威脅。漢武帝時改變了被動挨打的戰略態勢，以大無畏的精神，派大軍深入匈奴腹地決戰，屢敗強敵，給了匈奴沉重打擊。這使漢強、匈奴弱成了不可逆轉之勢，發展到宣、元時期，匈奴向漢朝稱臣，成了漢朝北方的藩屬。為斷匈奴右臂，漢武帝又經營西域，使西域三十六國臣服漢朝，並在西域屯田；宣、元時，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管理西域事務。為斷匈奴左臂，漢武帝又經營遼東以東地區，在今朝鮮境內置樂浪等四郡。此外，漢武帝還統一了兩越、西南夷等地。由於漢武帝的統一，促進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所以受到後世史家的高度評價。又因漢武帝統一的地區比秦始皇要大得多，其中大多數地區都在今天中國境內，人們又稱讚漢武帝奠定了現代中國遼闊疆域的基礎。

幾乎終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興修水利

漢武帝興修水利數量之多、地域之廣，兩漢以前的最高統治者中，無人能與之相比。他不僅興修了關中地區的水利灌溉網路，還在西北的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和東部的汝南、九江、東海、泰山等地穿渠溉田。元封二年（西元前一○九年） ，武帝親臨現場堵塞黃河瓠子決口，使東南十六郡無水患；武帝後期又推廣新式農具和新的耕作方法。這些活動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潛力，為農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進行了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方面改革的目的是擴大國有經濟成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通過選官制度、設立中朝、監察制度、分封制度諸方面的改革，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這些改革措施反映了中國封建制度的演變和發展，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悔過與改弦更張

漢武帝後期出現了嚴重失誤。這表現在三點：一廣大地區小股農民起義不斷發生；二對匈奴戰爭接連失敗；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導致巫蠱之禍發生。《漢書．昭帝紀》贊中說武帝後期出現了「天下虛耗，戶口減半」的局面。在嚴重形勢面前，武帝下輪台詔，認真悔過，改弦更張，從此不再出兵，推行富民政策， 「思富養民」 ，發展農業生產。武帝這一政策轉軌，使國家避免了一次社會大動亂，為昭、宣時期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強盛創造了條件。

促進中西交流

武帝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派張騫通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促進了中西經濟、技術、文化的交流。
由於漢武帝是位功績大、過失也較大的皇帝，所以評價武帝常常發生激烈爭論。宣帝時下詔，說他功勞大，應如高帝（高祖） 、文帝（太宗）一樣為他（世宗）立宗廟，用樂祭祀，當即受到一些朝臣的堅決反對。立了宗廟後，有的朝臣認為應毀其宗廟。漢哀帝時，爭論又起，中壘校尉劉歆等極力稱讚武帝功績，宗廟才免被毀。對武帝的評價有個如何認識他的「功」與「過」的問題，還因為他的事業是多方面的，對其認識不同，評價也就不同。東漢末應劭評價武帝時說：
世宗（武帝）攘夷辟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應劭這一評價是從三個方面講的，即從「攘夷辟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三個方面看，說漢武帝的功績都是「冠於百王」的。稍後，曹植稱讚漢武帝說：
世宗（武帝）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曆，辨脩舊章，封天禪土，功越（超）百王。
曹植這一段話，從統一中國、修訂曆法、「辨脩舊章」三方面，說漢武帝是「功越百王」的。客觀而論，從繼承、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統一中國等方面來看，漢武帝是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皇帝。
漢武帝一生的活動，大大提高了漢朝的國力，使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漢朝以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就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這與當時世界的形勢有關。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在他即位之前南亞次大陸已因孔雀帝國的衰亡而陷於分裂，約在今阿富汗境內的巴克特利亞王國（大夏）已臣服於大月氏；兩河流域的塞琉古王朝（條支）和今埃及地區的托勒密王朝已處於衰落之中；西方的馬其頓、希臘已為羅馬所統治，而在武帝統治的後期，歐洲強國羅馬又陷入了不斷的奴隸起義和民主與獨裁的兩派鬥爭之中。當時匈奴是東亞北部佔領遼闊領土的軍事強國，在這種形勢下，漢武帝打敗匈奴，就使漢朝以一流強國出現於世界歷史舞臺上。這一點對當時的中國和東亞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漢武帝能成就其事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從事的事業，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時間內，如反擊匈奴戰爭、興修水利等等是有群眾基礎的，是受到了人民群眾支持的。《漢書》卷五七下〈司馬相如傳〉載武帝〈告巴蜀檄〉說：「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拿著兵器）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盡樂人臣之道也。」《漢書．溝洫志》載漢武帝堵黃河瓠子決口後， 「用事者爭言水利」 。這些事實說明武帝在反擊匈奴戰爭、興修水利方面是得到了臣民積極支持的。這種支援無疑是他的事業成功的基礎。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學習、參考了有關漢武帝問題的一部分專著、論文，現特此向這些學者表示誠摯的謝意。有關引用，均見本書注釋，此不一一贅述。
漢武帝及其事業，是中國古代歷史蘊積的產物，牽涉到了思想文化、禮樂習俗、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發展演變，以及中國古代各族的狀況等等。作者力圖從歷史實際出發，求實、創新，爭取把一個符合客觀實際的漢武帝奉獻給讀者，作者希望本書能受到讀者的認可和歡迎。
有感於漢武帝在振興中國方面所成就的巨大業績，以及那時人民群眾所進行的驚心動魄的鬥爭，特錄今人所作〈贊漢武帝〉古詩一首，以紀念那個偉大的時代，並供評價漢武帝時參考：
武帝雄才意欲何？文武兼資振古國。
紹發華統彰九野，敢擊匈奴正六合。
悔過曾使眾心恪，富民又啟譜新轍。
風雨茂陵依舊在，春秋千古瓠子歌。

第一章 傳奇的少兒時代

漢武帝的童年、少年時代，充滿著傳奇色彩。他虛歲四歲被封為膠東王，七歲時被立為太子，十六歲登皇帝位。在當皇帝後，提出了一個他想建立的理想的社會藍圖，並為實現這一藍圖向知識分子徵求治國的方略和辦法，勇敢地付諸實踐。按照歷史記載和傳說，漢武帝是以神童、天才少年和傳奇式的故事為背景，而登上皇帝寶座的。這基本上是歷史事實，儘管某些記載用詞上有誇大之處。

第一節 夢日入懷

漢景帝前元年（西元前一五六年），中國干支紀年的乙酉年，七月七日早晨，皇宮猗蘭殿誕生了一個男孩。由於懷這個孩子時，孩子的生母王美人說「夢日入懷」，當時為太子的景帝說「此貴徵也」。這個孩子是他母親夢中的太陽，初名彘，七歲時因聰明過人，能透徹地明白事理，景帝就給他改名為徹。劉彘，就是後來的漢武帝；按輩數計算，劉彘是漢景帝劉啟的兒子，文帝劉?的孫子，高帝劉邦的曾孫。

在其兄弟中的序次
景帝的皇后是薄皇后，薄皇后無子、無寵，後被廢。景帝有十四個兒子，均系嬪妃所生。景帝不同時間寵幸的嬪妃不同，所以先寵幸的嬪妃生兒子早，就是兄；後寵幸的嬪妃生子晚，就是弟。景帝寵幸的嬪妃中有六位給他生了兒子。
據《漢書．景十三王傳》等有關記載，在景帝生了兒子的六位嬪妃中，生子的先後序次如下：栗姬生子三人，即臨江王劉榮、河間獻王劉德、臨江哀王劉闊；程姬生三人，即魯恭王劉余、江都易王劉非、膠西于王劉端；賈夫人生二人，即趙敬肅王劉彭祖、中山靖王劉勝；唐姬生一人，即長沙定王劉發。以上共九人。其下，武帝生母王美人生一子，即漢武帝劉徹，所以漢武帝在其兄弟中序次為第十，即排行第十。武帝生母王美人之妹王夫人生四人，即廣川惠王劉越、膠東康王劉寄、清河哀王劉乘、常山憲王劉舜。
從上述序列中，武帝排行第十是無問題的。《漢書．武帝紀》注引《史記索隱》曰：「景十三王傳廣川王以上皆武帝兄。」廣川惠王劉越以上九人排在武帝之前，皆武帝兄，武帝排在第十是很明顯的。正因如此，所以明代人李贄說「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
《漢書．諸侯王表》中在景帝諸子中，武帝排第九，但武帝長兄廢太子劉榮排在了武帝之後，如果把劉榮提前，則武帝仍然排第十。
上述事實說明，景帝十四個兒子均系嬪妃所生，武帝又排行第十，如按那時的慣例，皇后無子，在其他嬪妃生子中應擇長而立，根本輪不到劉彘；如果擇賢而立，在劉徹的兄長中如河間獻王劉德也頗具德才。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在徵求遺書時，他採取種種措施，充分照顧了獻書者的利益，鼓勵了他們獻書的積極性，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武帝即位後，獻王曾來朝，武帝下詔書「策問三十餘事」，對答均能「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獻王去世後，漢朝中央有關大臣認為他「身端行治，明知深察」。然而，武帝這位有德有才的兄長並未立為太子，立太子、繼皇位有時是由各種因素和因緣機遇的巧合而湊成的。所以，武帝的九個兄長、四個弟弟都未能繼承皇位，恰恰排行第十的劉徹就繼承了皇位，劉徹確實是個幸運兒。

生母的家世
劉徹的生母在史籍中一般稱王夫人，有時也稱王美人。按照漢代的制度，夫人是對皇帝妾的統稱，美人則是夫人中一個特定的等級。王美人之父叫王仲，扶風郡槐裡或曰廢丘（今陝西興平縣東南）人；母名臧兒，系漢初燕王臧荼的孫女。王仲、臧兒夫婦生育了一男兩女，男名信（武帝舅父），兩女中長女名娡（武帝劉徹的生母）、次女名叫兒姁。劉徹立為太子後，景帝封其舅王信為蓋侯。
王仲去世後，武帝的外祖母臧兒帶著她的兩個女兒又改嫁長陵（今陝西咸陽市東北）田氏，生兩男，即田蚡、田勝。長女娡原嫁金王孫，生一女名俗。臧兒問卜，卜者告訴她，她的兩個女兒都要富貴。金王孫是個平民怎麼能富貴呢？因此，臧兒就要把娡從金王孫那裡奪回來，金氏怒，不給。你不是不給嗎？於是臧兒就把娡送進了太子宮。我看你金王孫敢怎麼樣？太子就是後來的景帝劉啟。娡入宮後得到太子的寵幸，生三女一男，長女曰平陽公主、次女為南宮公主、三女為隆慮公主，後為避東漢殤帝諱改稱林慮；所生一男名彘，就是後來的漢武帝劉徹。臧兒的長女娡入了太子宮，後來次女兒姁也入了太子宮，同樣受到了劉啟的愛幸，生四子，即前述廣川惠王劉越、膠東康王劉寄、清河哀王劉乘、常山憲王劉舜。
總之，從劉彘生母王娡娘家的家庭背景來考察，劉彘的外祖父王仲系一般平民，對他能否立為太子起不了什麼作用。劉彘外祖母臧兒及其後嫁的田氏家也屬平民，在劉彘能否立為太子的問題上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漢初的后妃制度因襲「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武帝時制定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元帝時又加昭儀之號。這就形成了除皇后之外的，從昭儀以下至無涓等秩百石的十四等制度。武帝生母王娡封號美人，為十四等中的第五等，「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祿粟月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少上造為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等爵，整體來說，美人的地位較高，能受到皇帝的寵幸，常與皇帝接觸，能對皇帝施加影響。劉彘的生母王美人正是一位工於心計，在劉彘立為太子問題上起過重大作用的女人。而景帝的姊姊、劉彘的姑姑名嫖的長公主在這個問題上是另一位起了重大作用的女人。此外，這也是已立為太子的劉榮之生母栗姬的失誤造成的。劉彘所以能立為太子，表面上來說就是三位女人互相勾心鬥角的產物。

被立為太子的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通行的辦法是嫡長子（皇后所生長子）繼承制，皇后無子則在其他嬪妃生的兒子中擇長而立，這種辦法是為保證一家一姓專制皇權世襲統治的有序性。然而，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其原因，一是由於皇帝周圍的特權者常常為個人的私利破壞長子繼承制，立幼不立長；二是立長不等於立賢，所以在立長與立賢的問題上常常發生矛盾與鬥爭。因此，在私利的驅動下，經常在這個問題上發生鬥爭，幾乎歷代不斷。如秦始皇病危之時欲讓長子扶蘇繼承皇位，而趙高因懼怕扶蘇即位於己不利，遂勾結少子胡亥等人矯詔賜公子扶蘇、大將蒙恬死，而由少子胡亥繼承皇位。又如漢初高帝劉邦認為太子劉盈（後來的惠帝）「仁弱」，不類己，又認為戚姬生的兒子趙王劉如意「類我」，所以要立劉如意為太子，此事賴大臣和叔孫通的爭諫，及張良用計請出商山四皓之策，才保住了太子劉盈的地位；然而太子即位七年而亡，呂后又兩次挑選非惠帝子的後宮小孩為少帝，而由她自己專權，呂后死後，又爆發了劉、呂兩姓爭奪皇權的大鬥爭。總之，從西元前二一○年始皇帝死到西元前一八○年漢文帝立，秦漢兩朝爭奪皇位的內爭持續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