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門牌下的真相：地址，能告訴你什麼？一場橫跨身分、種族、貧富和權力的反思

作者簡介

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
來自北卡羅萊納州，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學院，後來回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編輯，並在國立愛爾蘭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完成寫作的碩士課程。她曾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並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衛報》（The Guradian）發表文章。現在與丈夫和女兒們一起住在倫敦。

譯者簡介

韓翔中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所碩士；臺灣大學哲學所博士生。譯作有《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知識大百科》、《城牆》等書。

書籍目錄

目次
推薦序　住址說了些什麼？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導論 街道地址為何重要？

第一部 發展
第一章 加爾各答：地址如何改造貧民窟？
第二章 海地：街道地址是否能阻擋瘟疫？

第二部 起源
第三章 羅馬：古羅馬人是怎麼找路的？
第四章 倫敦：我們的街道名稱是怎麼來的？
第五章 維也納：門牌號碼告訴我們什麼有關權力的知識？
第六章 費城：為何美國人熱愛編號的街道？
第七章 韓國與日本：誰說街道一定要有字？

第三部 政治
第八章 伊朗：街道名稱為何追隨革命分子？
第九章 柏林：納粹的街道名稱如何讓我們反省歷史？

第四部 種族
第十章 佛羅里達州好萊塢：為何美國人總要爭論邦聯的街道名稱？
第十一章 聖路易斯：金恩博士大道如何揭示當代美國的種族問題？
第十二章 南非：誰歸屬於南非的路牌？

第五部 階級與地位
第十三章 曼哈頓：街道名稱值多少？
第十四章 無家可歸：沒地址的人該住哪裡？

結論 未來：地址的末日已經降臨？
致謝
注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洪廣冀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葉　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蔡依橙　「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本書對於世界各地街道名稱起源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是一個對地點、權力和身分之間交會點的嚴厲審視，透過作者引人入勝和發人深省的觀點，將三者聯繫在一起。」《時代雜誌》2020年度百大必讀好書（Time, “100 Must-Read Books of 2020”）

「這是一場有趣的探索，旨在追訴我們所居住的道路名稱起源與涵義……作者那令人生畏的訪談中看到許多鼓舞人心的好管閒事者，他們的憤慨、好奇心和雄心壯志促使他們去面對那些被冷漠官僚機構所忽視的問題。」――《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作者的迷人研究充滿了對於地址如何影響全世界人們的洞察力。」――《衛報》（The Guardian）

「在一個過分強調不存在階級差異的國家所出版，一本批判階級差異的重要著作。」――《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書，回答了我們當中很少有人考慮過的問題：『為什麼街道地址很重要？』在她的第一本書中，作者將深入的研究與巧妙的寫作、令人印象深刻的軼事相結合，闡明了街道地址的巨大影響，以及沒有地址帶來的負面效應……在這本讓人大開眼界的書中，作者清楚了表明投遞包裹只是地址的重要性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不僅僅是今日，而是整個人類歷史上皆如是。」――《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一本非常有趣、內容廣泛的出道作……作者流暢的敘述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揭示了大多數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其中一個面向的重要性。她介紹了一系列了不起的社會運動人士、歷史學家和藝術家，這群人的工作與街道地址的演變和意義產生交集。這部令人回味的歷史用全新的視角展現其主題。」――《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迪兒德芮．麥斯葛的書就在我的大街、小巷、大道和林蔭大道上。一部經典的命名法歷史――內容豐富、錯綜複雜、引人入勝。」――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On the Map: A Mind Expanding Exploration of How the World Works）作者

「我曾希望這本書能改變我對日常生活中經常被忽視、看似平淡無奇的事物的思考方式。我不知道它竟能如此改變我對生活本身的思考方式。」――湯姆•范德比爾特（Tom Vanderbilt），《品味選擇題：隱藏在Netflix、Spotify播放列表、亞馬遜評分中，推薦「你可能也喜歡」的思維演算祕密》（You May Also Like: Taste in an Age of Endless Choice）作者

推薦序　住址說了些什麼？
洪廣冀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各位手上這本書的英文主標題為「Address Book」，表示這是一本關於 む「address」的書。看到「address」一詞，率先躍入心頭的中文翻譯當是地址、地址與網址，再來便是該詞的動詞意義，即公開演說與致詞，如說林肯總統著名的蓋茲堡演說，英文便是「Gettysburg Address」。為何「address」一詞具有這樣的雙重含意？這是我看到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時，心頭浮現的疑問。
於是我查了語源學辭典。原來，「address」一詞的起源可追溯到十四世紀法文的adrecier 與拉丁文的 addirectiare 。ad代表to，而directiare 有直接的意思，兩部分加總起來的含義是導向、瞄準與引導。到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address開始出現對著人演說、做出指示之意。至於「住址」這個含義，則要到十八世紀早期才出現，到十九世紀初才逐漸確立為「居住的地方」，即「place of residence」。
語源學辭典無法告訴我們為何address一詞會經歷從動詞到名詞、從導引到居住地的轉變。各位手上這本「address book」則提供了可能的解答。作者麥斯葛出身北卡羅萊納州，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哈佛法學院擔任《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編輯，又在國立愛爾蘭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攻讀寫作，於哈佛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任教，同時在《紐約時報》、《衛報》等著名刊物上發表文章。麥斯葛認為，「address」一詞的出現與轉變關於「權力」，包括「命名的權力、塑造歷史的權力，還有決定誰重要、誰不重要，以及為何重要的權力」。她強調，「我們常將街道地址想成單純的實用與行政工具，但其實它們呈現的是一部更加恢宏的故事，敘述著數百年來權力是如何移轉與蔓延」。
麥斯葛是如何得到這個結論的？或者說，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法律出身的麥斯葛，踏上這趟地址的探索之旅？在「導論」中，她說她的動機來自一些日常生活的小體會。比如說，她驚訝地發現，在某些年間，紐約市議員花了大量時間爭論街道名稱──就連仿若四平八穩、以開國元勳傑佛遜為名的街道，都有議員批評，紐約市民為何要接受一位「蓄奴戀童癖」的街道名？在瀏覽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的網站時，她又發現，這世界上多數家庭是沒有地址的；事實上，當紐約議會諸公們正爭論合適的街道名時，美國某些鄉村地區連街道名都沒有，更不用說以街道名構成的地址。不僅如此，她也得知，「給地址」（addressing）竟被該聯盟視為「脫離貧窮、獲得信用、取得投票權、接觸全球市場的最便宜方法之一」。這些林林總總的小發現激發了麥斯葛的好奇心。她驅車前往美國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的鄉村地區，想了解這些沒有地址的人們是怎麼過日子。她的發現是，對當地人而言，沒有住址不代表貧窮、落後，每個人仿若無根之萍地漂浮在虛空中，無法著陸。恰好相反，她看到的是緊密的、強韌的在地社群；面對政府（以及接政府標案為當地人編地址的電信業者）的說詞，像是「若你們沒有地址，救護車就找不到你們」，當地人回答，當他們需要緊急就醫時，有朋友可以載他們過去。遠水救不了近火，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需要政府與電信業者編的地址，就可以找到彼此。對當地人而言，有了地址，意味著政府、警察、稅務機關、法院可以找到他們；也因為如此，他們的日常生活，開始要為帳單、稅單、傳票等事煩憂。
麥斯葛的住址之旅就此展開。她先來到加爾各答與海地，探討當地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如何透過「給住址」來根除貧民窟與推動公共衛生。緊接著，她帶領讀者來到歷史上的羅馬、倫敦與維也納，探討住址的概念與給住址的實作是如何出現。援引社會學者史考特（James Scott）的《如國家般地看著》（Seeing Like a State），她認為該轉變與近代國家的形成（state-making）有著密切關係。史考特為耶魯大學的政治社會學者，著作等身，《如國家般地看著》是當中最有名的一本。依據史考特，十八世紀早期，略具雛形的現代國家，看待自然與社會的方式，起了莫大變化。國家開始汲汲營營地計算國境內的自然資源，彷彿那就是國家的資產，而要管理這些資產，國家得替自然劃界，再把這劃界後的自然，在地圖上一一定位，屬於國家的，一點都不能少，一絲也不能放。對於原本以血緣、地緣，或各種理由組合起來的社會，國家也如法炮製。社會中的個人要有戶籍，而戶籍要跟地籍綁在一起，有了這樣的組合，國家可以清點你有多少財產，看今年可以跟你徵多少稅。於是，國家要address（導引）社會往「文明」的方式發展，關鍵就是給社會裡的根本單位設個address（地址）。那麼，是什麼驅使著國家做此轉變？麥斯葛認為，這是啟蒙精神的延續。當波義耳、康德等自然哲學家倡議人皆有理性、而人之所以為人，便是人會運用這個理性，觀察、分類與描述這個世界，國家也開了眼，社會則從國家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也據此迎向、逃逸、模仿國家那凜冽的目光。值得注意的，麥斯葛不打算拿理論來解釋歷史；在她的敘事中，國家不是如史考特所稱的單數（「a state」）；既然住址是在國家與社會的你來我往中產生，各地的住址系統必然存在著差異。於是，麥斯葛告訴我們，與歐洲各國不同，美國偏好用數字編號的街道；而在日本，街道不過是街區與街區間的空隙，不用說編號了，往往連名稱都沒有。
在後續的章節，麥斯葛的筆觸益發沈重。讀者開始察覺，麥斯葛之所以要訴說這些住址的奇聞軼事，恐怕不只是為了要解決日常生活的好奇，而是要緩解成長過程的切身之痛。麥斯葛為非裔美國人，是奴隸的後代。她的母親曾住在布朗克斯、布魯克林與哈林區，而非裔、女性、居住地點三個因素的加總，讓她幾乎動彈不得。在一九七○年代的紐約，麥斯葛寫道，「海洛因一包只賣兩、三美元，時代廣場上皮條客橫行，地下鐵車輛無一不被塗鴉」；她也說，「我媽從沒學會游泳，因為泳池那裡有一堆戀童癖，她從來沒學會騎單車，因為公園裡都是毒販」。至於麥斯葛自己，她雖未經歷過她母親曾經歷過的；然而，成長於北卡羅萊納州的她，也對該州以南北戰爭中的南方英雄為名的街道與地名，感到不自在；並且，由於學校多為白人學生，她也不敢表達她的不自在。在種族與階級的章節中，麥斯葛告訴讀者許多類似的故事。我們看到，以黑人民權鬥士金恩博士命名的街道，非但沒有達到彰顯種族平等的效果，卻成為污名的象徵；彷彿住在街上的人們就是黑的，而黑就等同於矮人一截。我們也看到，當一心一意想要找工作的遊民因為沒有住址而無法翻身，紐約建商竟可付錢來購買「中央公園西大道」、「時代廣場一號」這樣的「浮華地址」（vanity address）。作為住址的「address」從來不是中性的，它同時也在大聲地說話（address）。某些住址之所以說話比較大聲，就是因為住址本身就牽涉到隔離、排除、噤聲與消音。
在種族與階級的章節後，麥斯葛的這本書也到了尾聲。她希望讀者多想的是，如果說住址的出現係反映啟蒙的精神，為何住址反倒與啟蒙揭櫫的人人生而平等、人性的解放、自由作為人類根本權利等理想背道而馳？麥斯葛也告訴我們，在當代世界中，以住址來啟蒙世界的計畫正在持續。她介紹了由幾個年輕創業家所啟動、辦公室位於西倫敦的三詞地址系統（what3words）。該計畫的巧妙之處在於，將全世界以三乘三公尺的方格區分開來，但每格不用座標，而是用三個詞的組合來表示。該系統用了四萬個詞，共有六十四兆種組合方式。根據該系統，麥斯葛告訴我們，泰姬瑪哈陵（Taj Mahal）的中央位於「懷疑・轟炸・小巷」（doubt.bombard.alley），而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則位在「嚇人・演化・尿布」（daunting.evolves.nappy）上（順道一提，依據該系統，臺灣大學位在「降落・推算・告訴」）。麥斯葛表示，不僅年輕的創業家，如Google與臉書等巨擘都加入這場為全世界設立地址的熱潮。不過，麥斯葛說，在書寫這本書前，對這樣的計畫，她樂觀其成；但她現在不那麼肯定了。她說：「若說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什麼，那就是人們對於路名這件事未必想法一致。數位地址可以繞過關於路名意義的爭論，然而我喜歡這些爭論，爭論會分化社群，但是爭論也是使社群之所以為社群的成分」。很明顯的，按照三詞地址勾勒出的空間系統，就讓地表上每個三乘三公尺的方格，彼此間斷了聯繫。要知道隔壁的住址，我們無法從自己的住址推算出來，也無法以社群共同的空間感來定義，我們得去查閱那間位在西倫敦辦公室發展出來的APP。麥斯葛寫道，至少在十八世紀，人們捍衛這樣的社群感與相應的空間感；因為，他們知道，那些為官員寫在家門前的號碼，意味著「他們會被找到、被徵稅、被巡邏、被統治」；居民也明白，「為這個世界設置地址，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舉動」。麥斯葛以一句問句結束全書：「那我們知道嗎？」
我相信，在閱讀麥斯葛這本《門牌下的真相》時，讀者一定會好奇，臺灣有沒有自己獨特的住址史？雖然，我們現在還欠缺如麥斯葛一書般面向群眾的地址書，但在歷史地理學者的努力下，臺灣地址史的重要篇章都已經到位。例如，在一篇發表在《臺灣史研究》的文章中，施添福教授表示，在長達半世紀（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總督府先經由土地調查（一八九八至一九○五年），「為島上的土地建立了一套大小字（街庄與土名）地理空間單位系統」，再以該系統為基礎，「調整或創設各種管理臺灣土地、人民與社會的制度」。施添福教授認為，日治時期前的臺灣社會是以血緣與原鄉地緣組成的社會；不過，在總督府以「地理空間單位系統」的治理下，構成社會的人們得以「擺脫血緣的羈絆，突破原鄉地緣的束縛」，並「透過長期的守望相助，增進互動、促進了解、彼此認同，而建立一個以空間為基礎來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黃雯娟教授則在一篇發表在《地理學報》的文章中，探討前述空間系統於戰後臺灣的轉型。依據她的分析，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甫自日本手中接過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宣稱「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起見」，凡「具有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顯明為日本名稱」的街道名稱，都得在當地縣市政府成立後的兩個月內修改，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大人物、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的名稱取代之。於是，黃教授告訴我們，原本以街廓式的町名系統（町的空間通常是街廓範圍，也有一部分是以街道為中心），以及相應的明治町、大正町、若松町等名稱，被以道路為軸線而重新編排；往往只是各町之間隙的道路，開始被命名為中正路、中山路、民權路、民族路與信義路等等。當然，隨著政治解嚴、本土意識興起、轉型正義等趨勢，政府與民意代表，就如同紐約市議員一般，爭辯著什麼才是最本土、最能代表臺灣、政治上最為正確的街道名。同樣的，如同麥斯葛筆下的海地、加爾各答與倫敦一樣，臺灣社會也出現各式各樣的努力，以更精準、更難以辯駁、更無模糊與協商空間的地理系統來促進發展與終結貧窮。當然，我們也可看到，面對這套號稱能放諸四海皆準的絕對空間體系，不乏社區與部落發動各式抵抗，拒絕己身的歷史與空間觀被收斂為該體系中的點。這個島嶼的統治者，就如史考特筆下的國家一樣，從啟蒙思潮中汲取靈感，試著內化那套國家的視角。不過，或許因為統治臺灣的政權更迭過於頻繁，且臺灣社會的組成分子來源複雜，可以預期，臺灣的地址史不會只有一部，必然還有許多篇章，等著被一一說出。
行文至此，我不禁好奇，最近臺灣出現什麼關於「地址」的新聞。於是，我以地址為關鍵字，搜尋幾個新聞網站。不出所料，多數涉及地址的新聞是與防疫有關。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當下，住址顯然是政府展開防堵、匡列、隔離、評估的基本單位，且政府也透過手機訊號、警察與村里長，來確定可以找到那些該被找到的人。我也注意有則新聞，內容大致是，某位女子至溪邊打水漂而招惹到某黑道大哥的鬼魂，即便求了平安符都無法擺脫糾纏。該女子於是求助三太子，央其出面與鬼魂商量。是晚，女子便夢到有個房間，房內有個鋪著紅桌巾的桌子，桌上有個牛皮紙袋。女子打開紙袋，發現當中有個住址。循著該址，女子找到黑道大哥的家人，辦完法會超渡後，大哥鬼魂就此消失。
如麥斯葛所言，設置住址從來就不是個中性的舉動，而住址也不會是個免疫於價值判斷的點。並且，就算是發明家與大企業，援引各式各樣新型的地理座標系統，讓設置住址更趨中性，而住址也更為客觀或冷酷無情，我們還是可以預期，人們還是會賦予住址各式各樣的意義。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即便在一個啟蒙到起乩、徹底除魅的世界中，地址還是會如兩個圓接觸的切點一般，沒有直徑與圓周，但卻是溝通不同世界與場域的橋梁。

導論 街道地址為何重要？
紐約、西維吉尼亞與倫敦
在某些年間，紐約市議會通過的地方法令中，有四成關於街道名稱變更。讓我們花點時間想想這件事。紐約市議會之於市長，類似於美國國會之於總統 。紐約市議會有五十一位議員監督全美最大的學校系統與警察機關，而且他們有權決定全球人口最稠密之一區域的土地使用。紐約市議會的預算高過多數的州，它的人口數在全美排名第十二。此外，紐約街道大多早在十九世紀就已被命名或編號，有些名稱甚至可以追溯到當年曼哈頓只不過是個荷蘭貿易據點的時代，例如史岱文森街（Stuyvesant）與包厘街（Bowery）。
然而，我要再重申一次：在某些年間，由紐約市議會通過的地方法令當中，有四成內容是街道名稱的變更。
市議會通常將重點放在紀念街道名稱，紀念街道名會置於常規地圖的頂層。所以當你走在城市當中，你可能會身在西第一ま三街，卻抬頭看見自己也是在「亨佛萊．鮑嘉街 」（Humphrey Bogart Place）。或者，當你在百老匯與西第六十五街時，你同時就在「李奧納德．伯恩斯坦街」（Leonard Bernstein Place）；你在西第八十四街，你同時也在「埃德加．愛倫．坡街」（Edgar Allan Poe Street）；或是東第四十三街就是「戴維．本—古里安街」（David Ben-Gurion Place）。最近，市議會核准史泰登島（Staten Island）的「武當幫區」（Wu-Tang Clan District），布魯克林（Brooklyn）用以紀念「聲名狼藉先生」（Notorious B.I.G.）的「克里斯多福．華勒斯道」（Christopher Wallace Way），還有皇后區（Queens）的「雷蒙斯道」（Ramones Way）。光是二ま一八年，市議會就在一百六十四條街道的原名外又加上新名。
但是，在二まま七年時，紐約市議會否決了一項以卡爾森（Sonny Carson）來重新命名街道的提案，抗議者為此走上街頭。卡爾森是位軍人出身的黑人社會運動者，他發起「黑人抗快克運動」（Black Men’s Movement Against Crack），且組織遊行抗議警方暴力，同時促進社區對於學校的影響力。然而他也提倡暴力，擁護殘酷的種族主義思想，當一位海地女性指控某家韓國店鋪主人對她進行攻擊，卡爾森遂組織人們杯葛所有韓國雜貨店，示威者們呼籲黑人不要付錢給「長得不像我們的人」。卡爾森曾被問及，他是不是個反閃族、反猶太（anti-Semitic）人士，他回答道，「我反對白人，但可別把我反對的對象限於一個族群」。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則說：「在命名本市街道上，大概沒有任何人的名字會比卡爾森讓我覺得更適合。」
可是，支持此項命名提案的人主張，卡爾森早在別人關心布魯克林之前，就已經在積極地組織他的布魯克林社區。市議員巴倫恩（Charles Barron）是前黑豹黨（Black Panther）成員，他表示，卡爾森這位韓戰老兵所關閉的販毒店家數量，比紐約市警局還要更多。卡爾森的支持者訴求道，不要用他最挑釁的言論來評斷他的一生。雖然如此，卡爾森在非裔美國人社群中也是備受爭議。當黑人市議員康姆利（Leroy Comrie）收回他對街道命名的支持票時，巴倫恩的助理普朗莫（Viola Plummer）表示，康姆利的政治生涯已經完蛋，就像一場「刺殺」，後來康姆利受到警方的保護（而普朗莫堅持，她的意思是「政治生涯的刺殺」，而不是實際的刺殺）。
當市議會最終否決卡爾森命名提案，卻同時卻准許《法網游龍》（Law & Order）演員歐巴赫（Jerry Orbach）與編舞家艾利（Alvin Ailey）的命名案後，數百位布魯克林居民蜂擁至貝德福德─史特維森特（Bedford-Stuyvesant），將自己製作的「桑尼．阿布巴狄卡．卡爾森大道」（Sonny Abubadika Carson Avenue）標誌懸在蓋茲大道（Gates Avenue）上。市議員巴倫恩指出，紐約市長期以來都在榮耀有缺點的人，包括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這位蓄奴的「戀童癖」，巴倫恩向憤怒的群眾喊道：「我們要在這裡發起全面的街道易名行動，擺脫那些奴隸主的名字。」
布朗克斯區（Bronx）的米拉迪（Theodore Miraldi）投書《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道：「為什麼社區領袖要花時間去擔憂街道的命名呢？」好問題！米拉迪先生，我們何必介意任何街道命名問題呢？
我會回到這件事，但首先，先談另一個故事。

　　起初，我並沒有計畫寫一整本關於街道地址的著作；相反地，我一開始只是要寫封信。我曾住在愛爾蘭西部，我寫了張生日卡片給身在北卡羅萊納（North Carolina）的父親。我把郵票貼在信封上，僅僅四天後，卡片就出現在我父母親的信箱裡。我大概不是第一個這樣想的人，但寄這張卡片的花費，比想像中還要便宜。 而且，愛爾蘭跟美國是怎麼分享這筆費用的呢？難道郵局有封閉的祕密房間，裡面坐著會計，計算這兩個國家該得到多少便士嗎？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找上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它建立於一八七四年，是全世界歷史第二悠久的國際組織，其根據地在瑞士的伯恩。萬國郵政聯盟協調全系界的郵政系統，我很快就沉浸於它的網站當中，這網站出奇地令人著迷，其中解釋了網路銀行（e-banking）的辯論、非法毒品的郵政警務，還有較為光明面的內容例如「世界郵政日」（World Post Day）、「國際寫信大賽」（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ompetition）。
這解答了我的疑問：萬國郵政聯盟有套複雜的系統，可以決定各國在跨國郵件寄送時對彼此收取的費用。疑問解決後，我看見一項叫做「地址全世界，人人有地址」（Addressing the World, An Address for Everyone）的活動，在此，我首次得知，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家庭是沒有地址的。萬國郵政聯盟主張，「地址」是讓人們脫離貧窮、獲得信用制、投票權、接觸全球市場的最便宜方法之一。這不僅是開發中國家的問題而已，我隨即得知，連美國某些鄉下地區都沒有街道地址。我在下一次返家時，借了我老爹的車，決定開往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親眼瞧瞧沒有地址會是什麼樣子。

　　我遇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怎樣找到莊斯敦（Alan Johnston）。莊斯敦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向郡政府提出訂定街道地址的請願。他所居住的街道從來沒有名字，而他從來沒擁有過住址編號，如同多數麥道威郡（McDowell County）居民一樣，他必須去郵局領信。當他首次試圖購買電腦時，Gateway電腦公司的女職員詢問他家住址，對方說：「你一定住在某條路上，你一定『在』某個地方吧」。對方後來聯絡了電力公司，還派出代表進行三方通話，才確定莊斯敦的所在處。有時候，送貨員可以找到莊斯敦，但有時候則找不到。莊斯敦經常得開車到四英里外的威爾屈（Welch，人口數一千一十五人），去與UPS的新司機會面。
亞倫給我他家的交通指南，大概有半張紙那麼多，但我打從第一個轉彎處就已經迷路了，接著我發現，在西維吉尼亞這裡有群全世界最熱心的指路人。有個打赤膊在他草地上忙活的人，奔過一條交通來往繁忙的路來告訴我，要在社區醫院處左轉。但不知為何，我竟然右轉，到了一條長滿葛藤的路上，愈加前行，路愈來愈窄，於是我順著原路回頭，在溼熱的天氣裡，我看見有個人靠著他的皮卡車旁。我於是搖下車窗。
我告訴他：「我要去普雷密爾（Premier）。」普雷密爾是莊斯敦居住的小型獨立村莊。那個人望著我，端詳我爸的長型黑色車，開口說：「你迷路了。」他的評論非常正確。我向他詢問方位，但他搖搖頭說：「我必須帶你過去，不然你永遠都找不到那地方。」在我反對無效之下，這位陌生人掐熄香菸，駕著他的皮卡車，領我走了一英里到一條比較大的路上，我瞧見莊斯敦囑咐要注意那座老廣播電台。那位先生按按喇叭之後便驅車離開，我向他不斷揮手，直到我已遠離他的視線之外。
現在我知道自己比較接近目的地了。莊斯敦先前跟我說，如果我開過B&K貨運公司，那我就過頭了。所以當我的車經過B&K貨運後，我又迴轉掉頭。有兩位市府工人在路邊耙東西，我停下車向他們確認，我的方向是否正確。？
他們一邊擦去額上汗水一邊問我：「對方指的是哪家B&K貨運？這條路上有兩家B&K貨運公司啊。」我以為他們在開玩笑，但他們的臉色一派認真。
接著，我在路邊遇到一輛紅色皮卡車，駕駛座上是位戴著卡車帽的年長牧師。我試圖向他描述我要去哪裡，然後帶著一絲希望，我告訴他，我要去見莊斯敦。他點頭道：「喔！莊斯敦啊，我知道他住哪。」他暫停下來，企圖導引我，到最後，他開口問我：「你知道『我』家在哪嗎？」
我不知道！

　　最終，我找到那道沒有標誌的急轉彎，引領我到達莊斯敦住的石子路上，我停在一輛淡藍色的大客車旁，那是莊斯敦和他妻子修好的車。我得知莊斯敦的朋友以一種大型的西維吉尼亞比斯吉稱呼他為「貓頭」，而莊斯敦在當地稱為「谷地」的迂迴石子路上過著不錯的生活，他在濃密的樹林裡擁有一間溫暖、堅固的木屋，屋內牆壁上掛滿他妻子與孩子的照片。莊斯敦的父親過去在附近的煤礦工作，而莊斯敦家族從來沒離開過本地。我們談話過程中，莊斯敦一邊彈撥著吉他，他全身衣裝都是丹寧布，灰白的頭髮綁成馬尾。
很顯然他需要一個地址，他對此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他告訴我：「好幾年前，當我還在念學級學校（grade school）時，有一堆史戴西家族的人住在這『谷地』，從那時開始，當地人就稱這裡為『史戴西谷地』（Stacy Hollow）。」

文章試閱

（節錄自第五章「維也納：門牌號碼告訴我們什麼有關權力的知識？）
　　在一九九ま年代時，耶魯大學（Yale）教授史考特（James Scott)曾提筆將一個難題寫成書：為什麼國家總厭惡人民四處移動？遊牧民族、吉普賽人（gypsie）、愛爾蘭遊人（Irish Traveller）、貝都因人（Bedouin）、遊民、無家可歸者、逃亡奴隸等等，總是被「國家視為一根心頭刺」，國家企圖釘住這根刺但未必成功。191隨著史考特的書寫進行，他意識到自己應該還要寫另一段故事，關於國家一開始是怎樣把人民釘住的。
史考特發現：「現代之前的國家在很多重要層面上，可以說是半瞎的。國家對於自己的子民以及人民的財富、地產、產量、所在地、身份等所知甚少。」用史考特的話來說，在瑪麗亞．特蕾莎的時代，十八世紀的歐洲國家「主要是部抽取的機械」。君主對於要如何從王國內榨取更多稅收與貿易，愈來愈駕輕就熟，但是，史考特寫道，「當王侯宣稱專制統治時，有些事卻頗為諷刺」」，因為他們幾乎無法控制地方層級，或如史考特的說法，君主「在社會工程尚難以推動更加有利的實驗措施。若要讓君主日漸壯壯的野心能徹底落實，他們需要非常強大的自負、一部可執行所需任務的國家機器、以及一個可以駕馭的社會」。
若要駕馭一個社會，他們首先必須知道社會裡有哪些人。史考特表示：「國家必須創造有身份的公民，它必須創造有名字的公民資訊以及相符的地址，並登記在地籍資料上。」在早期現代的歐洲，「國家塑造」一事需要「易於了解」的社會，國家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它必須先了解自己。史考特說：「而在這個讓社會易於了解的過程中，國家徹底改變了自身。」
舉例而論，在十四世紀之前多數歐洲人並沒有永久的姓氏（而中國秦朝竟然在西元前四世紀時就已為了「收稅、勞役、徵兵」而要求人民有姓氏）。根據史考特的敘述，歐洲人只有名字，若還需要額外的補充，他們就會加上自己的職業，例如磨坊人米勒（Miller）、麵包師貝克（Baker）、打鐵匠史密斯（Smith）；或者加上自己居住的地方，例如住山丘的希爾（Hill）、住溪邊的布魯克（Brook）；又或者加上父親的名字或氏族的名稱（例如Johnson、Richardson）。
然而，這些姓名並非有系統地往下流傳。你只靠名字是找不到人的，例如在一七まま年代的英格蘭，百分之九十的男性都使用以下這八個名字：約翰（John）、愛德華（Edward）、威廉（William）、亨利（Henry）、查理（Charles）、詹姆斯（James）、理查（Richard）、羅伯特（Robert）。對於外來的警察或收稅官而言，這種名字哪有什麼意義？當地人或許知道要怎麼找到「威廉之子亨利」，但他們也可能不跟你說，由此統治者要求人們必須永久採用姓氏，這是國家力量進一步延伸的徵兆。
房舍編號乃是這個龐大現代計畫中的一部份。我們現在已知古羅馬人沒有街道名稱或門牌號碼，但他們還是多少可以找到路；或許，羅馬當局並不亟需地址系統，因為他們並不亟需找到某個特定公民。首先，羅馬政府不是中央集權的，這表示地方官員或許知道所有他們應該知道的人；更根本的是，羅馬的國家體制並不牽涉現代政府所從事的那些公民生活建設，例如羅馬人沒有公立學校。
中世紀的歐洲國家也沒有追蹤子民的確切方法。歷史學家斯梅爾（Daniel Lord Smail）研究馬賽（Marseilles）的公證文獻多年，他從一四ま七年的犯罪受罰者檔案中找出一些例子：

伊沙貝拉，一個墮落的女人
希莫內（製衣匠）
阿根廷娜，希莫內的妻子
皮卡德羅
約翰．勒．布斯，馬賽的麵包師

然而，經歷五百年之後，一九ま七年的紀錄看起來則像是這樣：

姓塞尼，名亞涅．賽列因．約瑟芬，三十二歲，教師，出生於奧德省的侯克福，居住在馬賽的聖吉勒街十號
姓卡斯特洛提，名約瑟．路易 十八歲，海員，出生於科西嘉島的巴斯提亞，居住於馬賽的費吉埃．德．卡西斯街八號
姓培宏，名貝特．珍娜．亞賓．約瑟芬 二十八歲，出生於隆河口省的馬賽，住在馬賽的o博哈多大道六十八號

斯梅爾在其精妙的著作《想像的地圖學》（Imaginary Cartographies）當中寫道：「一四ま七年時並無固定格式範本，若我們得知約翰．勒．布斯是個麵包師，肯定是因為他如此告知負責記錄的官員。相反地，一九ま七年時已有預先印好的表格：姓名、職業、出生地，以及──本書最關心的──地址或居住地。」199十五世紀馬賽的公證檔案，不過是在想辦法描述人們的身份，斯梅爾的結論是：「地址之利用、身份與居住地相連的做法，乃是現代的情況。」
國家在自我塑造之前，必須了解自身的社會、辨認其人民。在房屋編號推行之前，昏暗閉密的房舍、沒有繪製地圖的街道使人口得以隱匿。若要看書，我們要讀的是字；若要看城市，我們要讀的是街道名稱與門牌號碼。在政府還沒確定房舍地址前，他們它對人民的身份是盲目無知的，是房舍編號幫政府開了眼。
但當國家終於睜開雙眼，那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十八世紀的巴黎，一位法國警官紀堯特（Jacques François Guillauté）著手記述他理想中的警察烏托邦。紀堯特在那本內容豐富、插圖豪華的《法國警務改革簡論》（Mémoire sur la réformation de la police de France）當中，提出一個激進的計畫，也就是如何密切追蹤每位巴黎市民，其內容包括對城中所有男人、女人、小孩進行詳細資料登錄。卷宗將存放在一種可以旋轉的機械式檔案櫃中，櫃子周長三十六英尺，底下裝有巨大的輪子，其不只能儲藏檔案，還能讓職員快速取得資訊；202哲學家薩瑪友（Grégoire Chamayou）表示，你可以想像一架巨大的「羅樂德斯」（Rolodex）。譯29這個薩瑪友稱為「資料櫃」（Paperholder）的設備，得靠腳踏板來操作，當整座城市的人口資料要儲存在一間禮堂大的房間裡，它可以讓作業變得比較容易。這真的可以說是所謂的「大數據」。
但是該計畫的實踐，需要對巴黎進行徹底的重新思考，當時的巴黎可是人口旺盛，尤其擠在巷弄蜿蜒的貧民區。所以，羅樂德斯若要發揮效用，每張卡片上怎麼可能沒有編號？於是，紀堯特計畫將巴黎分成幾個編號的「區」（quartier），移除重複的路名，要求街道名稱必須刻在石匾上並安置在顯眼的位置。每條街道、每間房屋、每座樓梯井、每層樓、每間公寓，甚至每匹馬，都必須加以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