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歷史的轉換期6】1571年．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作者簡介

編者
岸本美緒
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
1952年生，專長為明清史。
【主要著作】
《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研文出版，1997）
《東亞的「近世」》（世界史Libretto 13）（山川出版社，1998）
《明清交界與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
《風俗與時代觀──明清史論集1》（研文出版，2012）
《地域社會論再考──明清史論集2》（研文出版，2012）
《中國的歷史》（筑摩書房，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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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平山篤子
帝塚大學名譽教授。1951年生，專長為西班牙近代海外發展史。
【主要著作、譯作】
《西班牙帝國與中華帝國的邂逅──十六．十七世紀的馬尼拉》（法政大學出版局，2012）
“Convivencia beneficiosa o cohabitacion hostil”Nueva Espana: puerta Americana al Pacifico asiatico（1singlos XVI-XVIII）（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2019
胡安．希爾．費南德茲（Juan Gil Fernández），《紳士與武士──16．17世紀的西班牙與日本》（叢書．Universita 693）（擔任翻譯，法政大學出版局，2000）
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全球化與白銀》（YAMAKAWA LECTURES 7）（合譯，山川出版社，2010）

城地孝
同志社大學文學部助理教授。1978年生，專長為明清史。
【主要著作、論文】
《長城與北京的朝政──明代內閣政治的發展與變遷》（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
〈明末的弓術書《武經射學正宗》及其周邊〉，三木聰編《宋─清代的政治與社會（暫譯）》（汲古書院，2017）
〈咸寧侯仇鸞的周圍──做為十六世紀的商業化時代之明朝政治考察參考〉《史林》第96卷第3號，2013
〈沈雄森再論〉《文化學年報》第66輯，2017
〈《武經射學正宗》的傳入日本．翻譯．散布〉《史朋》第50號，2018

真下裕之
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副教授。1969年生，專長為南亞史。
【主要著作、譯作、論文】
〈蒙兀兒帝國印度的抄本與繪畫〉，小杉泰．林佳世子編《伊斯蘭　書籍的歷史》（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4）
〈顧特卜沙希王朝的起源相關諸論及其周邊──印度洋西側海域的人口移動諸面向〉《西南亞研究》86（2017）
〈阿布勒法茲（Abu'l-Fazl ibn Mubarak），《阿克巴治則》（Ain-i-Akbari）譯註（7）〉《紀要》（神戶大學文學部）46（合譯，2019）

堀井優
同志大學文學部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文學）。
1965年生，專長為中世紀及近代中東、歐洲關係史。
【主要論文】
〈16世紀鄂圖曼帝國的條約體制之規範結構──以杜布羅夫尼克、威尼斯、法國為例〉《東洋文化》第91號，2011
〈威尼斯人領事眼中的埃及與其周邊──16世紀的商業與行政〉，鈴木董編著《鄂圖曼帝國史諸面向》（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2）
〈近世開羅的歐洲人〉《歐洲文化史研究》第15號，2014
〈16世紀後半．17世紀前半的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的條約規範之結構〉，川分圭子、玉木俊明編著《商業與異文化的接觸──中世紀後期至近代歐洲國際商業的誕生與發展》（吉田書店，2017）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Foreigners in Ottoman Cairo, K. Fukasawa, B. J. Kaplan, P.-Y. Beaurepaire (eds.), Religious Interacitions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Coexistence and Dialogue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 New York, 2017.

和田光司
聖學院大學人文學部教授。1958年生，專長為法國近代史。
【主要著作、論文】
〈17世紀初期法國的國王與新教〉，甚野尚志、踊共二編著《中近世歐洲的宗教與政治》（Minerva書房，2014）
〈喀爾文教派的發展〉，森田安一編《歐洲宗教改革的連續與斷裂》（教文館，2009）
〈現代法國、新教與「寬容」言論〉，深澤克己、高山博編《信仰與他者──寬容與不寬容的歐洲宗教社會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
〈南特敕令──史料與內容〉（上、下）《聖學院大學綜合研究所紀要》第33號╱第37號，2005/2007
〈16、17世紀法國的教派共存〉《歷史學研究》810號，2006

薩摩真介
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副教授。
1976年出生，專長為英國近代史、大西洋史。
【主要著作】
Britain and Colonial Maritime War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Silver, Seapower and the Atlantic（Boydell & Brewer, 2013）
《（海盜的）大英帝國──掠奪與交易的四百年史》（講談社選書méti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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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監修者
木村靖二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西洋近現代史、德國史。

岸本美緒
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

小松久男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中亞史。

譯者簡介

李雨青
臺灣大學學士、首都大學東京碩士，曾旅居日本多年。目前從事出版、翻譯工作。
譯有《義大利．海洋城市的精神》、《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素顏的孫文》、《袁世凱》、《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美味方丈記》、《下山事件．最後的證言》等。

書籍目錄

出版緣起　陳建守
導讀　陳國棟
寫在前頭　木村靖二．岸本美緒．小松久男

總論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岸本美緒

第一章 西班牙之馬尼拉建城　　　　　　　　　　　　　　平山篤子
1 「一五七一年」
2 物品的移動
3 人群的移動
4 資訊的移動

第二章 北虜問題與明帝國　　　　　　　　　　　　　　　城地孝
1 「邊境社會」的形成
2 祖制的枷鎖
3 隆慶和議帶來的影響

第三章 蒙兀兒帝國的形成與帝都法泰赫普爾時代　　　　　真下裕之
1 帝都法泰赫普爾
2 走向全新秩序
3 法泰赫普爾時代
4 契斯特道團與法泰赫普爾建城的淵源

第四章 東地中海的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人　　　　　　　　堀井優
1 廣域統治與國際商業
2 條約體制與領事制度
3 商業港口與利害集團

第五章 宗教戰爭與國家整合　　　　　　　　　　　　　　和田光司
1 從宗教戰爭爆發到聖巴瑟米節大屠殺
2 爭奪法國王位
3 走向國家整合之路
4 改宗與國家整合的思潮

補論 德瑞克環球航行與掠奪行為的變遷　　　　　　　　　薩摩真介
1 追捕《卡卡弗戈號》代表的意義
2 掠奪行為的全球化
3 掠奪行為的管理化
4 德瑞克環球航行做為「神話」的起點

圖片來源．作者簡介．主要參考文獻

推薦序/導讀/自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建守　選書企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國棟　專文導讀

寫在前頭
「歷史的轉換期」叢書監修　木村靖二．岸本美緒．小松久男

今日，諸如「全球史」等從廣闊視野出發、多面向思考世界歷史的史學日益盛行，我們希望能夠立足於最新的學術知識，針對各個時期的「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剖析方式——本叢書就是依循這樣的思維而開展的企畫。我們列舉了堪稱世界歷史重大轉換期的年代，探討該年代各地區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又是如何感受著社會的變遷，將重點放在世界史的共時性來思考這些問題。此即本叢書的核心主旨。

從全球視野來嘗試描繪世界史的樣貌，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可以說本叢書也是歷史學界在這方面集結努力的其中一環。既然如此，那在這當中，本叢書的目標及特色又是什麼呢？在這篇〈寫在前頭〉中，我們將從幾個面向來試著敘述。

首先要討論的是「轉換期」一詞代表的意義。若從現在這個時間點回顧過去，每一個時期在「轉換」上的方向性，看起來都會是十分明確的；雖然因為地區不同，而有或早或晚的時間差異及個別的特色，但歷史應該還是會往一定的方向發展吧……？然而，這樣的看法卻很容易讓後來時代的人們在回顧歷史時，陷入認知上的陷阱。對於熟知後來歷史動向的我們而言，歷史的軌跡自然是「只會朝這個方向前進」；既然如此，那如果「不從今天來回顧當時的社會」，而是嘗試「站在當時社會的立場來看未來」，情況又會變得如何呢？今天的我們，若是論起預測數十年後或數百年後的世界，應該沒什麼人有自信吧！這點對過去的人們來說，也是一樣的。綜觀當時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便會發現，儘管他（她）們深切感受到「世界正在經歷重大變化」，卻又無法預測這股推著自己前進的潮流將通往何處，因此只能在不安與希望當中，做出每一天的選擇。將這種各地區人們的具體經驗相互積累、結合後，歷史上的各個「轉換期」，便會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副比起從今日視點出發、整齊劃一的歷史更加複雜，也更加活潑生動的姿態。

第二是世界史的「共時性」。本叢書的每一冊，都以一個特定的西元年分做為標題。對於這種作法，讀者理所當然會湧現疑問：儘管在這一年的前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間，世界各地呈現了巨大變化，某種程度上也可看出一定的關聯性，但這樣的轉變會是在特定的某一年一口氣突然爆發出來的嗎？就算有好幾個地區同時產生了重大變革，其他地區也不見得就有變革吧？特別是，姑且不論日益全球化的十九、二十世紀，針對古代和中世紀世界史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進行推論，真的有意義嗎？當然，本叢書的編者與作者並不是要強硬主張所謂「嚴密的共時性」，也不是要對每一冊各章的對象僅就該特定年分的狀況加以論述。不僅如此，諸如世界史上的「交流」與「衝突」這類跨地域的變遷，以及在這之中肩負起重要任務的那些人，我們也不特別著墨；畢竟至少在十八世紀以前，絕大多數的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地區與國家之外發生了什麼事，幾乎是一無所知。而本叢書的許多章節裡，就是以這樣的普通人為主角。儘管如此，聚焦在特定年分、以此眺望世界各地狀況的作法，仍有其一定的意義——它開創了某種可能性，也就是不以零星四散的方式，而是透過宏觀的視野，針對當時各地區人們直接面對的問題，及其對應方式的多樣性與共通性進行分析。像是大範圍的氣候變遷與疫病，各個地區在同一時期，也可能直接面對「同樣的」問題。不只如此，也有像資訊與技術的傳播、商品的流動等，有著時間差而對世界各地產生影響的現象存在。然而，儘管問題十分類似，各地區的對應方式卻不相同；甚至也有因某些地區的對應，導致相鄰地區做出截然不同的對應態度。此外，面對類似的狀況，某些地區的既有體系因此產生了重大的動搖，但其他地區卻幾乎不受影響，這樣的情形也是存在的。當我們看到這種迥異的應對方式，從而思考為何會這樣的時候，便會對各個社會的特質產生更深一層的理解。儘管將生活在遙遠分離的地區、彼此互不相識的人們稱為「同時代人」，似乎不是件普通的事，但他（她）們確實是生活在同一時間、同一個「當代」（contemporary）的人們；我們所做的，就是讓讀者試著感受箇中的醍醐味。

第三個問題是，「世界史」究竟是什麼？今日，打著「全球史」名號的著作多不勝數；儘管它們都有著超越「國史」框架的共通點，採用的方法卻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有的將氣候變遷、環境與疫病等自然科學方法納入研究取徑，來處理大範圍的歷史；有的利用比較史或系統論方法，將重點放在亞洲，對歐洲中心主義進行批判；此外，還有運用多語言史料的海域交流史，這種有時也被叫做「全球史」。雖然本叢書秉持「世界史的視野」，卻未必會使用「全球史」一詞，而是讓各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法執筆，在選擇探討對象上也抱持著開放態度。雖然稱為世界史，但本叢書並未採取將某個年代的世界分成好幾塊、然後對各塊分別撰寫概述的作法，而是在狹窄的範圍內，盡可能提供鮮明生動的實例。因此在每一冊中，我們並不見得徹底網羅了那個年代的「世界」樣貌。乍看之下，這樣的做法或許會讓人覺得是好幾個零星主題胡亂湊在一起，然而，我們也請作者在執筆時不將各冊各章的對象框限在一國或一地區之中，而是以面向世界的開放脈絡來處理它們。「世界」並不是像馬賽克一般集結拼湊，而是像漣漪一般，以具體事例為中心，不斷往外擴散又彼此重合；描繪出這些漣漪彼此碰撞接觸的軌跡，就是本叢書的特色。「世界史」並不是一大堆國別史綁在一起的集合物，也不是事先就預設出一個所謂「世界」這樣的單一框架；相反地，我們認為它是紮根於各個地區的觀點彼此碰撞、對話，而展現出的活潑鮮明姿態。

透過以上三點，我們簡略陳述了本叢書的概念。歷史的宏觀脈動，是上至大政治家和學者，下至庶民，由各個階層的人們共同摸索與選擇所形成的。本叢書的視野雖是全球性的，但並非從超越個別眾人經驗的制高點來鳥瞰世界史的全貌，而是試著從廣泛的、同時代的視野，去比較、檢討那些跟今天的我們一樣，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不斷做出選擇的各時代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從而以這樣的視角，對世界史上的「轉換期」加以重新思考，這就是我們關心的所在。透過這種嘗試，本叢書希望能將歷史發展中宏觀、微觀視角的交錯，以及橫向、縱向伸展的有趣之處，介紹給各位讀者。

本叢書的各冊構成如下：

第1冊　　前二二○年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生
第2冊　　　三七八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第3冊　　　七五○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
第4冊　　一一八七年　巨大信仰圈的出現
第5冊　　一三四八年　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
第6冊　　一五七一年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第7冊　　一六八三年　近世世界的變貌
第8冊　　一七八九年　追求自由的時代
第9冊　　一八六一年　改革與試煉的時代
第10冊　 一九○五年　革命的浪潮與團結的夢想
第11冊　 一九一九年　邁向現代的摸索

各冊除了每一章的主要敘述外，還收錄了簡短的補充說明「專欄」，開頭也編入概觀全書樣貌的「總論」。除此之外，扉頁設有地圖，書末附有參考文獻，希望能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

文章試閱

總論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岸本美緒

「近代」、「近世」概念與十六世紀
長久以來，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一直是公認的歷史重大轉換期。現在常見的「上古－中古－近代」三段分期法出現於文藝復興時期，之後「modern」等衍生自拉丁語「modo」（現在、最近之意）、含有「近代」之意的語詞取代「中世紀」，成為人們指稱自身富含嶄新人文精神時代的名詞。先不管論述是否嚴謹，就一般常識而言，現今歐美地區不管是英文modern或是法文moderne，皆用以指稱十六世紀之後的時代。不過若將範圍擴大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一詞的用法就顯得相當複雜。有關時代劃分的問題，將在本系列第七冊《一六八三年　近世世界的變遷》的總論深入探討，然本冊亦希望在此加入部分討論。
十九世紀以降，非歐美地區在歐美影響下形成的歷史學，該如何在各自的歷史中劃分出「近代」？方法有好幾種。第一種，是以當地是否出現類似歐洲「近代」的現象做為分期基準。然而，根據選取的近代現象做為判定標準——例如中央集權化、商業發展，或是民主主義思想等某項或某幾項指標——所產生的分期結果，實際上會相當多樣。第二種，當地的內部狀況雖然與「近代」歐洲相異，但因彼此存在接觸、交流或支配關係（例如殖民統治），因而將該時期視為「同一個時代」。換言之，此種分期法將重點放在「共時性」，認為彼此存在於同一個時期，擁有密切關係，因此同樣屬於「近代」。不過，彼此的接觸、交流及支配關係要到達怎樣的程度才算具有共時性，也沒有一定基準。
以世界史的尺度範圍來進行歷史分期，是否真有可行性？這個難題多年來一直困擾著歷史學者們。若以第二種分期方式來檢視本書所討論的十六世紀，毫無疑問地，十六世紀具有極其重要的劃時代意義。以拉丁美洲為例，受西班牙與葡萄牙統治，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產生激烈變動的十六世紀，無庸置疑是拉丁美洲歷史上重大的轉換期。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自十六世紀起，以西歐為「核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將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域納入附屬的「邊陲」地區，並逐漸擴大勢力範圍。根據他的理論，這個涵蓋了「核心」與「邊陲」地區的「近代世界體系」，便是在十六世紀誕生。另一方面，十六世紀東亞的中國及日本等地也因為與歐洲的接觸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但衝擊力道和拉丁美洲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國及日本才真正遭遇到「西方的衝擊」。日本直到十九世紀才正式開始效法歐美的「近代化」，即嘗試達成前述第一種的「近代」。如此說來，十六到十九世紀的這三百年間，對東亞而言應該怎麼稱呼呢？對於此一疑問，永井和認為這是「東亞史的『近世』問題」。永井在思考華勒斯坦的「近代世界體系論」時，即指出東亞在「含攝」入此體系之前，有著三百年的長期時間差。
安土桃山時代至江戶時代，也就是西元一五六八年至一八六七年，這三百年間在日本史上稱為「近世」，與明治維新後的「近代」有所區別。此種分期法在二次大戰前已被廣泛接受，是故永井提出的「東亞史的『近世』問題」，從表面的稱呼用詞上來看，可以說是已經解決。然而，通行於日本史的「近世」概念只是一種習慣性用法，並不是因應永井的提問才形成的研究成果，而「近世」一詞亦未在日本以外的亞洲各處落地生根。在這樣的狀況下，永井主張以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半為界，重新將世界史上的廣義「近代」劃分為「近世」與狹義的「近代」。
另外也須注意，歐洲史裡十六至十八世紀的這「三百年」，也同樣遇到了稱呼用詞的問題。近藤和彥論述如下：

根據以往的教科書大綱，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的影響下，中古時期被否定，近代的「人文主義」及「個人」概念也應運而生。然而將近三百年後，因階級制與封建特權而充滿限制的舊制度再次成為問題，所產生的異議最後在一七八九年引發法國大革命，透過人權宣言，「近代」得以確立。（中略）若上述近代皆屬於同樣的時代，那麼從「成立」到「確立」的三百年間，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世界史手冊一一四　近世歐洲》

提出上述疑問後，近藤建議將世界史上的十六至十八世紀劃為一個重要的時代，以便與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後的狹義「近代」有所區別，也就是「近世」（early modern）。如今這樣的時代分期法在西洋史學上亦廣泛運用。
若以上述區分「近世」與狹義「近代」的觀點來看，十六世紀做為世界史的轉換期，與其說是「近代」的開端，更應該說是「近世」的開端。由於「近世」與「近代」的字面含義相去不遠，看起來或許像是文字遊戲，可能也有人認為「近世」不過就是歷史過程中逐漸演化至「近代」的早期階段，刻意區分「近世」與「近代」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然而這裡該關注的是，「近世」與「近代」並非僅是指涉的時代不同，此二詞在使用上也有極大的差異。
「近代」並非只是用來指稱從西元幾年到幾年，表示時間區段的詞。就如同「近代性」、「近代化」等詞語，在使用時多半代表著普遍且具共通性的指標──民主主義、理性主義精神、高度的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等等。當然，要強調其中的哪一項指標因人而異，但諸如「你的想法太不近代了」、「期望走向近代化」等措辭，總得對「近代」的含義有所設想，這些句子才得以成立。因此，「近代」同時也乘載了某種價值觀，但這個價值觀並不像是「近代性」或「近代化」，不一定具有正面的意涵。比如在當今日本，「近代主義者」便可以用來揶揄將近代西方模式奉為圭臬者，帶有些許負面意味。這也是由於「近代」一詞混雜了許許多多受西方衝擊，因而邁向「近代化」的非西歐地區人們的憧憬、焦慮、自卑感等五味雜陳的情緒。
相對於此，「近世」一詞則不一定含有這樣的指標或價值觀。當然，居住在日本的人們透過來自學校教育或是連續劇的知識，對於日本「近世」的特徵都再清楚不過了。而其他地區的人們對於各自的「近世」（也就是十六至十八世紀左右），應該也都有某種程度的認識。然而，這些「近世」概念是否有著共通的標準？這個問題很難三言兩語就給出回答。換言之，「近世」一詞並不像「近代」，其所包含的共通概念相當稀薄，因此，「近世」可說是一種依地區不同有所差異、能夠涵蓋多樣性內容的開放概念，反過來說也是一個內容模糊、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詞語。那麼，究竟是什麼讓「近世」即便有這層曖昧，還是得以被定義為「近世」呢？接下來，就要聚焦在本書的重點「一五七一年」，來簡單闡述幾個論點。

「世界貿易」的誕生
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與阿圖洛．吉拉爾德茲（Arturo Giráldez）共同著作的英語論文〈含著『銀湯匙』出生──一五七一年世界貿易的誕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1995），是探討一五七一年世界歷史上全新形勢誕生的著名文章。之所以是一五七一年，因為這一年是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啟航之年。關於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在本書第一章將有詳細的說明。簡而言之，弗林等人主張，馬尼拉大帆船的定期航線完成了連結美洲、亞洲、歐洲、非洲各大陸的常態性海上貿易鏈，所謂「世界貿易」自此展開。當然，在一五七一年之前亦存在不同大陸間的交易活動，然而此時的貿易具備了帶給所有交易對象關鍵性刺激的重要性與持續性，並同時補足了過去始終從缺的「美洲－亞洲太平洋航路」環節，形成連結四大陸的交易網，故可稱為「世界貿易」的誕生。
這種觀點不算新穎。就如弗林等人在論文中引用的近世貿易史權威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所述，他雖然沒有強調一五七一年這樣特定的年分，但早在一九六○年代就已提出同樣的看法。不過，弗林等人的論文之所以在英語圈歷史學界受到重視，是因為該文主張商品流通與白銀流通互為表裡，並認為造成白銀流通的主因在於中國對白銀的需求。
這個嶄新的論點，為此一時期的洲際交易發展帶來了主客易位的全新面向與見解。接下來將稍微偏離這篇論文的主題，先來回顧一下至今對洲際交易發展的普遍性看法。以往說到此時期的洲際交易，總是由哥倫布、達伽馬（Vasco da Gama）等歐洲人前進世界的角度出發，通常被稱為「地理大發現」。後來由於「地理大發現」一詞隱含了歐洲中心主義偏見，便改以「大航海時代」來指稱此一時期，並指出亞洲物產的豐饒和品質優良如何吸引歐洲人，強調至少直到十八世紀末之前，亞洲各地的經濟力與技術毋寧是凌駕歐洲。而表示歐洲人航海活動的「大航海時代」一詞，亦逐漸為涵蓋多元民族活動的「大貿易時代」取代。不過即便如此，在「歐洲人為尋求亞洲豐富物產而來，加入當地活絡的交易活動」這樣的論述方式背後，敘事主體依舊是歐洲人，受到關注的是歐洲商人想取得生絲、陶瓷的欲望，流入中國的白銀只是歐洲人主體活動下的產物。弗林等人的論文正是想要扭轉這個被默認的觀點。換言之，此論文主張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大量吸納了美洲及日本白銀，引起世界性的白銀流動，這才是造成世界貿易誕生的主因。歐洲商人在此種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不過就是以中盤商的身分活動罷了。
美洲大陸的白銀自十六世紀後半開始流入中國，日本的白銀也在稍早開始大量流入，這些事實早在二戰前就眾所周知，並不是什麼新發現。不過，從「中國的白銀需求」角度切入，扭轉了西方學界對「大航海時代」的一般印象，可謂是此論文的有趣之處。此切入點以「世界貿易」與「白銀的流通」為中心詮釋該時期的世界，與前述第二種重視「共時性」的歷史分期法思考模式相近，卻與華勒斯坦等人以西歐中心支配邊陲地區的「世界體系」架構論述剛好相反。當然，弗林等人並非否定西班牙曾在拉丁美洲建立起掠奪結構，但若要追本溯源，此結構也是肇因於白銀流通終點的中國對白銀需求而產生的結果。這樣的主張相當符合近年英語學術圈內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批判潮流，卻也略顯極端。不過當時的中國不斷地大量吸收白銀，物價卻未如同時期的歐洲般明顯上漲（即所謂的物價革命），這是不爭的事實。究竟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產生？這是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真的是白銀流通的終點嗎？弗林等人在論文中以「無底的白銀排水口」來形容中國對白銀的龐大需求。至於為何產生如此龐大的白銀需求，論文中僅提到中國的銅錢品質參差不齊造成白銀較受歡迎，以及一五七○年代前後實施一條鞭法賦稅折銀繳納，除此之外並未多談。有趣的是，查看當時的中國史料，會發現明朝的知識分子也以類似「排水口」的詞彙「尾閭」來形容白銀的流動。「尾閭」指的是位於海底，不斷吸入海水的大洞。該史料記載如下：

自款市以來，中國之鏹歲費虜中者幾百萬，積之二十餘年，不下二千萬。此二千萬者往而不返，如歸尾閭，不複流注於內地，何怪官民之兩困也。
──陳懿典，〈客問開礦利害對〉《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二八

這邊說的款市即「講和」與「互市」，是本書第二章的主題，即指一五七一年明朝與蒙古達成和議，以及隨之開設的馬市。也就是說，這份史料指出當時已有中國人對中國白銀流向北方且只出不進一事，備感危機。先不論其中敘述的白銀流出量是否可信，如同第二章指出，從日本、美洲流入中國的白銀確實有一定數量流向北方邊疆地區，並培養出之後建立大清、統治中國的女真（滿洲）等，一點一滴瓦解明朝統治的新興商業兼軍事勢力。當日本邁向全國統一之際，幾乎同一時期，女真社會也因競爭藥用人參、皮毛等商業利益展開激烈的部族鬥爭，逐漸朝向統一國家邁進。
弗林等人的論文標題「含著『銀湯匙』出生」，除了是借用自形容在生活無憂的富裕家庭中出生的西方諺語，也表達了「世界貿易」與「白銀大流通」的同時誕生。不過「含著銀湯匙出生」這句話，會讓人聯想到從沒拿過比湯匙還要重的物品、那些不知人間疾苦的少爺或千金，然而白銀大流通在實際上卻是完全相反，總是伴隨著嚴峻的軍事抗爭或宗教壓迫。接下來，就要從國際商業、戰爭與宗教的角度來闡述其情勢。

貿易熱潮與國家形成
弗林等人論文中所謂「世界貿易誕生」的時期，亦是中國對蒙古開設馬市、解除東南沿海民間出海交易禁令的時期，迄今在朝貢貿易下嚴格的經濟控制逐漸緩和。這個將重心由朝貢貿易轉換至民間貿易的中國新貿易體制，中島樂章稱之為「一五七○年體系」。當時熱烈的商業浪潮，以及因商業利益而引發的激烈抗爭，席捲了東亞和東南亞等中國周邊地區。東南亞歷史學家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在著作《東南亞的貿易時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中，將一四五○年至一六八○年定為「貿易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其中又再劃分成幾個區間，一五七○年至一六三○年的六十年則是被稱為「熱潮時期」的高峰期。
瑞德的「貿易時代」論指出，這個在某方面堪稱「全球化」的世界貿易發展時期，不僅是東南亞發生激烈抗爭的時期，也是強盛新興國家的形成時期，這是該論述的亮點之一。他將十六世紀急速成長茁壯的東南亞各王國，包含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西爪哇的萬丹、蘇拉威西島南部的望加錫、暹羅的阿育陀耶王朝、緬甸的東吁等等都稱為「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s）。該書的研究對象雖然是東南亞，但對於思考同時期的其他地區亦提供了一些啟發與見解。以下是筆者從瑞德的論述中整理出來的東南亞各國共通特徵。
第一，這些國家都以海外貿易收入為重要財源。這也是馬六甲等十五世紀連結印度洋與南海貿易圈，做為東西交易樞紐而發展的東南亞港市國家共同特性。不過相較於馬六甲境內並無特產品，十六世紀興起的各國都同時坐擁出口港，又領有得以生產胡椒、香料（萬丹、亞齊）、蘇木、獸皮（暹羅）、米（緬甸、望加錫、暹羅）等出口特產品的廣大腹地。第二，則是新兵器的登場與使用，瑞德稱之為「軍事革命」。這些國家的君主在擴張勢力時紛紛向歐洲壟斷購買操作性能高，威力強大的大砲、槍枝等武器。第三，權力向國王集中。國王掌握上述海外貿易財源，並取得軍事上的優越地位，足以壓制國內貴族及富裕菁英階層，獲得了「絕對主義式」的權力。第四，這些國家都仰賴統治中樞的多元文化性，來支撐集中的權力。國王任用來自各地（歐洲、伊斯蘭文化圈、中國、日本等）具備外交、貿易或軍事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材擔任直屬官僚和軍人，以支持自身權力。第五，王權與宗教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五七○年開始的「熱潮時期」，同時也是東南亞的「宗教革命」（這也是瑞德的用詞）時期。亞齊、望加錫等島嶼區王國都在此時強化了伊斯蘭政權性質，這是由於島嶼區的伊斯蘭地區交易擴大，不但協助鞏固了王權的正統性，也成為對抗葡萄牙勢力的支柱。而在大陸區方面，則是由自古傳承的上座部佛教成為支撐國王正統性的宗教。
這些東南亞國家形成的特徵，若與日本近世國家的形成比較，其間有何異同？一五六八年織田信長前往京都（上洛），該年一般被視為「統一天下」事業的起始；就這點而言，時間點恰好和弗林等人的「世界貿易誕生」、瑞德「熱潮時期」如出一轍，與東南亞「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成和壯大屬於相同時代下產生的現象。
第一，從政權的經濟基礎來看，與東南亞各國相比，日本可說是重視土地更甚於商業。不過，無論是織豐政權還是當時的各大名，都相當重視貿易利益，無不積極推行政策掌控港口城市以保護和管制貿易，並控制生產主要出口品的貴重金屬礦場，如織田與豐臣政權皆直接掌管生野、石見等銀礦山，並將長崎劃為直轄地，努力運用多種手法壓制各大名以壟斷海外貿易利益。
第二，在使用新兵器這點，眾所周知，當時日本迅速將海外傳入的鐵炮國產化，並運用於戰爭。鐵炮在日本的普及度遠遠超越東亞各地，不僅促進了織田與豐臣政權的統一大業，也透過出兵朝鮮推動了朝鮮及中國明朝的兵器改革。
第三，東南亞的「權力向國王集中」現象，也出現在日本的統一過程之中。豐臣政權時期進行了全國的土地丈量，並以石高制為基礎統一向各大名徵收軍役。德川幕府後成立的「幕藩體制」，雖然讓各大名的領地以藩為單位存續，卻也實行了改易轉封與參勤交代等制度，諸如這般集權的「公儀」（公家權力）強化情況，在前近代的日本史中亦屬突出。不過，掌握經濟基礎與軍事力的強大武家政權，最後依然沒有消滅天皇，成為集威權於一身的「國王」，這也是日本統一政權的獨特之處。
第四，在多元文化性這點上，雖然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初期存在許多以儒學或醫學等專業知識出仕大名的中國人，但若檢視中央的織豐政權，卻無法在權力中樞找到如東南亞各國般的外國人傭兵或專業官僚集團，可以推測統治集團當中並沒有顯著的文化多樣性。特別是以好戰尚武聞名的日本，即便日本人會在海外擔任他國的傭兵，他們也不願僱用外國人做為自家的傭兵。統治集團內部高度的文化同質性，是日本與同時期東南亞各國、滿洲政權的相異點，也被認為是後續德川政權得以和平切換至鎖國政策的主因之一。
第五，在宗教層面上，日本不像東南亞，新的統一政權並非藉由伊斯蘭或上座部佛教這樣明確的宗教而達成「正統化」。不過，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活動仍是一個重要的宗教因素，造成了包含大名在內的眾多日本人士改宗，無疑對統一過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結果而言，日本的近世政權不僅未以宗教為後盾，甚至如同秀吉和家康彈壓基督教一般，藉由消除可能轉變為敵對勢力的宗教性凝聚，以確保自身政權的正當性。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當時東南亞與東亞的新興政權間雖然有相當程度的共同點，卻也有相異的特徵。不過，這些特徵皆是在國際商業急速擴張、新軍事技術傳入、各種宗教的傳播與衝突等廣域局勢的共同背景下形成。這正是一五七○年代以後東南亞與東亞「商業熱潮」下的產物，也是伴隨「世界貿易誕生」而生的現象。

菲利普二世時代
不論讀者是否樂見，瑞德提到東南亞各國時使用的「絕對主義」一詞，還是讓人聯想到與歐洲的比較問題。一般而言，「絕對主義」指的是近代早期歐洲各王國的強大王權。瑞德在兩大冊的《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序文裡，就提及了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表示該著作採用了不限於歷史學的種種方法，探討廣域內各地區的關聯性及精彩的多樣性，為他帶來極大的啟發，足見瑞德關注的範圍並不限於東南亞地區。
瑞德在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比較東南亞及歐洲，但他主張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其實更早於起源自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當時東南亞出現眾多兼具經濟力與軍事力的「絕對主義式」國家，而東南亞島嶼的重要地區是在貿易熱潮消退後的十七世紀末才臣服於歐洲勢力。這些敘述都可看出瑞德認為在「貿易時代」，東南亞在某方面與歐洲平起平坐。
布勞岱爾書名中的「菲利普二世時代」，是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e II）在位的一五五六年至一五九八年，本書的重點一五七一年也含括其中。如同前述，一五七一年是菲律賓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定期航運的起始之年，菲律賓之名便取自於菲利普二世皇太子時期的名字。對菲利普二世來說，一五七一年是他派遣西班牙艦隊對抗鄂圖曼帝國海軍，與教皇和威尼斯聯軍合作在希臘外海發起勒班陀戰役的那一年。如同第四章所述，鄂圖曼雖在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中敗北，但它並未因此停止向東地中海繼續擴張勢力。然而其後，一五八○年菲利普二世同時繼承了葡萄牙王位，在歐洲除了伊比利半島，荷蘭、西西里與薩丁尼亞島皆為其勢力範圍，歐洲以外則統治了包括美洲大陸、菲律賓、馬六甲、果亞、非洲西岸的安哥拉等地，堪稱一個遼闊的「日不落」帝國。
在西班牙不斷擴張遠方領土的同時，與西班牙對立的各國勢力在十六世紀後半開始逐漸增強。以喀爾文教派為主的荷蘭便在一五六八年起身反抗菲利普二世的天主教化政策，之後演變為長期的獨立戰爭。一五八八年，支持荷蘭的英格蘭海軍在英吉利海峽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如同本書補論所言，在這之前英格蘭的船隻就時常在海上追捕、掠奪西班牙的白銀運輸船，主謀之一的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也因為擁有豐富的海盜經驗，於對抗無敵艦隊的戰役中擔任副司令官。然而不只荷蘭、英格蘭等新教國家，即便是國內宗教對立激烈的法國，也是在抵抗西班牙介入的同時，透過國王改宗走向溫和的天主教統一國家，在這過程中反西班牙聲浪不斷高漲，詳細情形可見本書第五章。由此可知，一五七○年代至十六世紀末的幾十年間，西班牙的領土範圍達到巔峰，可謂是其「黃金時代」，但同時也因各方戰爭造成財政困頓，與新教諸國的對抗也讓西班牙失去海上霸權，國力衰退之象漸現，從美洲大陸流入國內的白銀又流出至其他國家。其後，荷蘭、英格蘭等國設立了東印度公司，歐洲在亞洲的商業活動主角也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變成了荷蘭及英格蘭。
此一時期也是歐洲「絕對主義國家」形成與競爭的時代。近年，西方史學裡「絕對主義」的定義發生變化，比起像國王這類如字面般的絕對權力，傾向更重視維繫君主專制政體的團體（依地區或職能為基礎組成的中間團體）組織，並指出各國皆有相異的多樣特徵。因此必須特別注意，不能因為同樣有「絕對主義」一詞，就過度強調歐洲與東南亞的共通性。瑞德亦指出東西方的差異，「東南亞的絕對主義與同時期的歐洲不同，當新權力向國王集中時，並沒有可以承認社會中其他利害關係人士地位的制度，或者說根本不曾想過要建立那樣的制度」。也就是說，歐洲的王權為對抗貴族階級而與商人聯手，因此必須顧慮其權益，東南亞卻不曾有過這樣的考量。先不論瑞德所提的差異是否具有普遍性，可以確定的是，「絕對主義」，也就是權力集中於君主的政治體制，內部情況其實是相當多元的。
然而，若從宏觀角度來看，此時歐亞大陸東至東南部，以及西至西北部的大洋沿岸區域，確實在同一時代皆出現了權力逐漸集中於君主的現象。而這個權力集中的過程，又與爭奪長途貿易流通的白銀、為了藉軍事行動占據優位而從事的武器改良以及戰爭規模的擴大（軍事革命）、大規模戰爭下的財政擴張、刻意利用宗教與意識型態提供王權正當性，以及從打壓到試圖吸納與王權抗衡的宗教等等，在這些結合了國際貿易、戰爭及宗教要素的複雜關係下同步進行。誠然，國際貿易、戰爭及宗教因素在各地區和時代都會出現，不過這些因素彼此密不可分且相互加乘，即便在國內也引發劇烈變化，這樣的情形則是其他時代較少看到的。換言之，全球性的白銀流通成為觸媒，權力成為槓桿，凝聚大洋沿岸地域的軍事與宗教力量，打造出具有強大向心力的國家。
由此層面來看，以十六世紀白銀大流通的共時性為基礎的歷史分期法，對歐亞大陸東西兩側與美洲大陸的歷史來說，比較有說服力且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也有無法適用此種歷史分期的地區。舉例來說，若將目光放到同時期西亞與南亞常被相提並論的伊斯蘭世界三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薩法維王朝、蒙兀兒帝國，「近世」一詞雖也曾用來論述這些地區的歷史，卻沒有被廣泛接納。這又是為什麼呢？

「陸地帝國」與近世世界
檢視一五七一年這個時間點，會發現這些帝國都在該時點前後出現了具備強大領導力的君主，致力於推動和強化國家整合。鄂圖曼帝國有「大帝」（the Magnificent）之稱的蘇萊曼一世（Suleiman I，一五二○∼六六年在位）、薩法維王朝有建造了伊斯法罕的阿拔斯一世（Abbas I，一五八七∼一六二九年在位），而蒙兀兒帝國則有本書第三章的主人翁阿克巴（Akbar，一五五六∼一六○五年在位）。這些帝國是否可納入「近世」帝國的行列？清史學者杉山清彥撰寫的文章〈近世歐亞大陸中的大清帝國〉將較晚登場的清與其他三個帝國並列，歸納出四個帝國的共同特徵。第一，從過往的政治和文化框架來看，這些帝國皆由邊疆地區興起，並征服、重組了以古老文化傳統為傲的地區。第二，在國家成員或組織技術上，這些第國具有混合多「民族」、多文化的複合性質。第三，疆域皆非一元統治，而是多元統治型態的集合體。第四，官方採行的語言或文字皆與以往使用的傳統語言有所出入，並以此發展出高度的文書行政系統。杉山認為，這些共通性的淵源，在於這幾個帝國都是「承接自十三至十四世紀的蒙古帝國，擁有廣大領土，整合了多『民族』的龐大國家」。
接下來，我們再就「世界貿易衝擊」的角度，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除了較晚才在歷史舞台上登場的清帝國外，十六世紀後期活絡的世界貿易，究竟有沒有為鄂圖曼、薩法維及蒙兀兒三大帝國帶來宛如歐洲或東亞那般的衝擊力道與變化？當然，這個時期與這些帝國相鄰的海上貿易活動相當熱絡，關於東地中海海域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商人的關係，將於本書第四章詳述。至於印度洋，葡萄牙人以武力建立據點，不再滿足於單純的交易活動。但即便如此，這三個帝國的財政與統治體制並未因海上貿易的動向而產生重大變化。
我們可從二個層面切入，進行假設性的探討。首先是國家規模與財政基礎的層面。就貿易相關收入之於國家財政的重要性，東南亞「絕對主義」式的各王國應較三大帝國來得更高，這不僅是由於領土大小差異造成土地收入的落差，也是由於各自對海上貿易的關注與看法有所不同。這三大帝國皆屬「陸地帝國」（羽田正），即便君主或官僚個人投資海上交易活動，亦缺乏排除他人，壟斷性管理和經營海上貿易，並以此作為財政基礎的想法。如同第三章所述，阿克巴一五七一年建設的新城之名，是用來紀念當時征服了印度洋貿易重鎮古吉拉特地區，然而勝利的意義並不一定在於掌握了該地區的貿易利益，而是壓制住帖木兒家族的競爭對手。
其次，這些帝國政府對民間貿易皆採取柔軟彈性的態度。這點可與第二章討論的明朝對外政策做比較。明在一五七一年之前的民間貿易政策，主要採取禁止的控管模式。這種強硬政策引發了追求商業利益集團的武裝抵抗，最後造成明代邊疆地區的統治崩壞。對巨大的「陸地帝國」明而言，白銀的流入就像是一把雙面刃，透過促使明朝邊境出現抵抗其統治的商業兼軍事勢力，日漸興盛的世界貿易在明朝國家的解體上發揮了作用。相較之下，三大帝國鮮少禁止境內貿易商人的活動，對外貿易雖有一定程度的管理，卻不會強加干涉，故人們很少因此對國家統治產生不滿或衝突抵抗。
從以上幾點可知，三大帝國不同於因世界貿易熱潮而急速凝聚起向力心的國家，也不同於因世界貿易帶來的離心力影響開始崩解的帝國，而是緩慢吸收了世界貿易的影響。它們與其他的「近世」國家同樣享有貿易帶來的利益，出現導入兵器技術，整頓國家機構等各種現象，卻又同時保有統治遼闊領土的彈性。以十六世紀白銀大流通做為共時性基礎的時代分界，在這三個帝國中並未以顯著的型態浮現。
以「共時性」來檢視世界史，並不是假設所有地區皆發生強度相同的變化，也不代表變化的內容相同。但若就一五七一年前後世界貿易的興盛而言，雖然全世界眾多地區的變化強度與方向皆有所不同，但依然產生出了充滿特性、足以相互比較的結果。

接下來本書將由東至西，鎖定數個足以代表此一時代特性的敘事主題。第一章將以西班牙的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航線啟航的角度切入，來探討白銀、商品（絲綢等）、人口及情報的流通狀況。第二章則以明朝與蒙古戰爭舞台的北方戰地為焦點，討論隨著白銀及軍糧流入，來自各地的人群混合形成的「邊境社會」，以及因應國家政策轉變，對全新廣域秩序的摸索。第三章將重點放在阿克巴一五七一年建設的新首都法泰赫普爾為何會在十四年後遭到廢棄，並指出此問題的時代背景：以此時期為界，帝國整合狀況在各個層面都走向新的階段，包含曼薩布達爾制等國家制度、翻譯及儀禮等文化政策，以及中央不再靠攏特定蘇非聖人的宗教政策等等。
第四章則論述鄂圖曼帝國在東地中海（又稱黎凡特，Levant）建立的交易秩序，其中支撐威尼斯商人活動的條約及領事制度，為歐洲各國加入黎凡特貿易提供了基礎。第五章將探討法國國內天主教與胡格諾派之間宗教戰爭的經過，詳細檢視該戰事與西班牙等國的國際關係之關聯。戰事於國王改宗後平息，但這並非只是受到宗教寬容思想的影響而走向世俗化，裡頭亦帶有為了對抗西班牙這個世界帝國，而從事宗教與政治性國家整合的成分。最後，補論以一五七九年英格蘭人掠奪西班牙白銀運輸船為開端，探討私人船隻搶奪外國船的各種狀況與國家管理的強化。補論中亦提及，搶奪對象擴大到航行太平洋的馬尼拉大帆船及印度洋的蒙兀兒帝國朝聖船隊，成為全球性問題。如此看來，本書從第一章到補論，可謂是繞行了世界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