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時間、欲望與恐懼：如何再現最真實的歷史樣貌，阿蘭•柯爾本的感官史講義

作者簡介

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

1936年生於法國奧恩省，先後曾於法國康城大學（Université de Caen）、巴黎第一大學（Université Paris I）等大學擔任教職。也獲選為法國大學科學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院士。他被認為是專精於研究人們感覺（情緒、情感）的歷史學家，極力發掘過去的感官世界，大部分的作品著重於分析性、愛、恨與身體對歷史研究所帶來的影響，而研究焦點則放在人們對感覺的使用，以及法國社會和社會想像中所呈現的文化形式。此外，他亦曾為文探討「表象史」（history of representation）在歷史書寫中的理論基礎。著有多本感官歷史的專書：《惡臭與芬芳》、《歡場女孩》、《大海的誘惑》等。

譯者簡介

林佑軒（序言到第二篇）

寫作者、翻譯人，巴黎第八大學碩士。

聯合報文學獎小說大獎、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臺北文學獎小說首獎、臺大文學獎小說首獎、文化部藝術新秀等項得主。數度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散文選、《七年級小說金典》、《我們這一代：七年級作家》等集，作品參與臺灣文學外譯計畫，並為《聯合文學》、《幼獅文藝》執筆法語圈藝文訊息。

著作三種：小說集《崩麗絲味》（九歌，2014）、長篇小說《冰裂紋》（尖端，2017）、散文集《時光莖》（時報，2021，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入圍）。

法文譯作六種：《大聲說幹的女孩》（聯合文學，2019）、《政客、權謀、小丑：民粹如何襲捲全球》（時報，2019，臺灣法語譯者協會法國巴黎銀行翻譯獎入圍）、《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Vol.2~4（野人，2020~2022，合譯）、《在雪豹峽谷中等待》（木馬，2021）、《生之奧義》（衛城，2021）、《零號病人》（大塊，2022）。

請見：yuhsuanlin.ink。

周桂音（第三到第十三篇）

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博士。文字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九歌兩百萬長篇小說獎決選入圍、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首獎等。譯有《牆：沙特短篇小說》、《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唯一的玫瑰》、《作家的祕密生活》、《少女與夜》等書。譯文賜教：[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序言

 十九世紀的時光算術
 織品的偉大時代
 波旁復辟時期的外省劇場騷動
 女傭之考古學，與資產階級之遐想
 「哀悼的性別」，以及十九世紀女性史
 十九世紀妓女的失敗教育
 十九世紀妓女與「毫無價值的廣大精力」
 遺傳梅毒，或永無可能的救贖
 新婚夫妻小聖經
 奧斯曼改造巴黎前的工業公害之相關輿論與政策方針
 巴黎的農村子弟
 血腥巴黎
 歷史與感官人類學

註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Seayu　 即食歷史部落客
朱嘉漢 小說家
秦曼儀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盧省言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專案助理教授
謝金魚 歷史作家


阿蘭•柯爾本是現代法國最具創新與刺激手法的歷史學家之一，他開創了近代社會及文化史的新路徑。他將往往局限於中世紀與早期現代史的技術方法應用於現代社會分析。在多部已堪稱經典的作品中，他探索了感官的歷史與人類學。在這本出色的論文集中，他的探索進一步涵蓋了令人驚豔的論述範圍，包括時間的測量、亞麻布衣衫的涵義、性的千百種面貌，以及首都巴黎的流血事件。他輕描淡寫地闡述了他的學術研究，卻始終發人深省，並以熱情及共感力為專家與普通讀者寫作。
──羅伯特•湯姆斯（Robert Tombs），劍橋大學。

優秀的社會及文化史學家既要有事實依據，又要富原創性，所以對於成為這兩類人士的要求不斷提高。沒有人比阿蘭•柯爾本在這兩個領域的成功更令人印象深刻。本書的十三篇論文匯集為一本偉大的小書。
──《社會歷史期刊》（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柯爾本是研究法國十九世紀最好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無疑是最有冒險精神的。對於有興趣了解法國最具膽識的歷史學家的讀者來說，本書是一個極好的開始。
──《選擇》（Choice）

本書中，阿蘭．柯爾本以歷史學家的角度，梳理「生物性的焦慮」與「歷久彌新的性行為風險」二大主題。他亦順手強調了另一議題：對遷移者（migrant）散發的氣味之厭惡。他勾勒出一部生態關懷史，分析人們對工業危害的感知。他以幾頁的篇幅，為讀者帶來了民族史（ethno-histoire）。他邀請讀者走進一套以各種再現（représentation，或譯表述、表現）為對象的研究；他用心鑽研社會想像（imaginaire social）。一言以蔽之，這部文集看上去或許酷似由一位對各種風尚心嚮往之的雜學家倉促拼湊而成的一份雜集。
然而，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於一些往往僅在小圈子裡流通的文本中，柯爾本就已勾勒出廣泛的關注幅度──希望讀者的關注興趣也能與之比肩齊步。從那以後，他一再重申，一部異於象徵體系史（histoire du symbolique）的再現史（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是必要的；從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那裡，他不斷索要一套更形嚴謹緻密的針對論述的分析，以此更加透徹地解開現實與想像的纏結；他持續宣揚一部針對周遭環境的感受史，提倡已逝情感的追尋。
為了掌握如是的歷程，本文集維持原樣轉載了作者原本為不同對象所書寫的文章，並標明各文章的發表日期。吾人避免對文章進行增刪。企圖讓一篇文章跟上時代而增刪它，其實反而會扭曲它，讓人難以在史學方法的長河中標定它的位置。秉持同樣的精神，吾人亦不增補最新的參考文獻──如是的增補令人感到閱讀無比艱難。這部文集的文章宛如一系列散置中途的里程碑，出版它們令人更能在柯爾本這位留意舊日之細膩心理變化的歷史學家筆下一部部作品間，覺察到一以貫之的精神。

文章試閱

十九世紀的時光算術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時光的步伐有無限多種，讓活動行程表亂成一團。在這個離我們仍然如此之近的時代，更換地方也等於更換時間。每座城市都以他們自己的日晷為準。面對如此的時間大雜燴，第一批鐵路公司要在他們的鐵路沿線強制規定以慢五分鐘的巴黎時間為準的時候，就遭遇到了困難；這短短五分鐘的時間差意在為遊客避免掉他們稍稍遲到所導致的惱人後果。
散亂的時間運用讓混亂更上一層樓。有個指標尤其能反映此一亂象：用餐時間極度不一。在鄉村，用餐的次數與它們在一整天的分布乃是根據地點、傳統、職業、季節、社會身分或地位而有所不同。十八世紀末，法國皇家醫學院（Société royale de médecine）遣人繪製一部部醫學地貌書（topographie médicale），這些人費盡辛苦，試圖畫出法國的民族學圖表，而以上述時間分布不均為對象的研究正構成該圖表的其中一項元素。以十年為一期的十九世紀農業調查，特別是一八五二年的那次調查就揭示了，要掌握歧異紛繁的大眾進食節奏，是有多麼困難。
法國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巴黎資產階級的dîner緩緩從下午兩點滑移至傍晚六點，於是就把souper更後推；從此，souper就被擺到了深夜時分，舞會或戲劇之後。此一緩慢的時間推移造成了以叉子進食的午餐興起。這樣的午餐較為私密，隨著一個個十年過去，內容也愈來愈充實。不過，外省的顯貴與巴黎的中產階級仍長久遵奉著古早的飲膳時間表。運用時間的不同方式日久年深積累著，於是在大城市，各種飲食習慣在時間上的不一致就維持了下來。用餐時間以及往往與之相繫相隨的飲食內容和餐桌禮儀一同躋身文化鴻溝的行列，其精緻化成為了十九世紀初的重大歷史事件。
克勒茲省（Creuse）的建築工人既保留了庄腳人的飲食偏好，也維持了鄉下的用餐時間，巴黎的工人無比蔑視他們，如此的態度揭示了社會時間（temps sociaux）的落差，這樣的落差甚至是在勞工階級自己內部發生的。離鄉背井的外省移工是來攢錢的，這些錢讓他們能夠維持、甚至增加家產或是榮譽性的資本，還讓他們能盡善盡美地執行其群體的婚姻策略（stratégie matrimoniale）；在漫長的時光中，他們的抱負與家庭圖景不斷演進。同時，他們對巴黎的工人懷抱著充滿優越感的同情，後者日復一日揮霍錢財，遵奉享樂至上的時間表，這些都證明了這些巴黎工人只曉得過一天算一天，在風雲不測的時勢波濤裡悲劇地載浮載沉。
時間長短的種種表現，因此與社會的種種表現合而為一；時光節奏的紛繁不一自然而然就與決定社會想像的各種分類方式協調一致。籠罩著聖日耳曼區（faubourg Saint-Germain）的是時間的單調無味，如此一成不變的光陰反映的是聖日耳曼區為久遠的記憶所支配，懷念著舊制度（Ancien Régime）。對這一方面，在統治階級的心中，好幾套系統彼此干涉擾動。首先，我們觀察到了一種本能的時間，這種本能的時間屬於必須配合大自然運轉的水手、牧人、農民。這些人在自己的體內感受到了周遭環境的指令，隱形的連結將他們與大千世界繫在一起，他們自動自發與氣象及生物節律共諧齊鳴；他們與自然環境共振，在社會金字塔的底層，他們確保了一套時間秩序穩定存續著，這套秩序似乎是永恆不變的，我們尚無法將之分析為一種文化事實（fait de culture）。浪漫主義者（romantique）熱切觀察人民，留心無生命之物與有生命之物的彼此聯繫，他們的追尋鞏固了上述對於庄腳人時間韻律的詮釋，如此的韻律被視作充滿意義的遺跡殘痕，訴說著遠古的過往。
在社會想像之中，與此一「本能時間」形成對比的，乃是社交以及「悠然沉潛」（otium）的時間。此等時間裡，支配時間運用的，乃是社會儀節。在衰微的十八世紀，貴族階級愈來愈遠離宮廷社會（société de cour）及其細緻繁複的禮節，一種交際的生活方式在貴族圈中運作流轉，這樣的社交生活以彼此款待、交談、娛樂活動為基礎，以「界」（société）、沙龍（salon）、「圈子」（cercle）為活動場合。此乃廣為人知的貴族模式。然而，其他人透過模仿，將此模式據為己有，重新詮釋此模式，加上一些精巧的區別策略（stratégie de distinction），這樣的過程一級一級向下連鎖發生，於是，自貴族以降，一路到「庶民資產階級」（bourgeoisie populaire），此模式都將逐漸成為規矩。很早以前，加布里耶．塔德（Gabriel Tarde, 1843~1904）及隨後的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 1897~1990）都曾引人關注過上述機制的複雜性。
正是如此的複雜性導致了統治階級的日常生活步調極度不一，小說就為此提供了佐證。紹琉公爵夫人（duchesse de Chaulieu）梳洗打扮長達幾個小時，然後還要進行拜訪、晚餐、看戲、舞會、音樂會，她這些繁重的忙活就顯得遠較聚集在柯夢小姐（Mlle Cormon）素樸的沙龍裡的阿朗松（Alençon）「上流社會」的生活步調更令人精疲力竭。更別提在瓦洛涅（Valognes），兩位杜夫德黎斯小姐（demoiselles Touffedelys）家中那暮氣沉沉的遲緩了。小說在這方面證實了：關乎時間的行為實踐，其種種社會表現乃是與空間的圖像緊密相連。
歷史學家比較少強調的，是移地度假（villégiature）漸漸傳開來成為風俗時，古典時代的「悠然沉潛」這樣的模式占據的分量。共和國晚期與帝國初期的古羅馬貴族提供的生活藝術（art de vivre）對十八世紀、然後十九世紀的菁英階級影響深遠；如此的影響力首先作用於英國，然後及於歐陸。政治家、作家西塞羅（Cicéron）在圖斯克魯姆（Tusculum），詩人賀拉斯（Horace）在薩賓（Sabine），政治家、作家小普林尼（Pline le Jeune）在毗鄰奧斯提亞（Ostie）的勞倫通（Laurentes），上述諸位的生活方式在喬治時代（1714~1830）的英國鞏固了、豐富了誕生於上個世紀的「退休」這個流行風尚。在啟蒙時代的法國，同樣的生活模式也深深影響了各地的學院院士所展現的令人心嚮往之的幸福生活圖景。若不將對這種乞靈於古羅馬人的「高尚端莊地悠然沉潛」（otium cum dignitate）的如此嚮往考慮進來，我們就無法解釋十九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的志向為什麼這麼小；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對在工業、商業打拚發展或多或少表現出鄙夷之情，他們嚮往著賺不了多少錢卻能為他們獲取威望與愉快消遣的政府職位，這自然是來自拉丁文化深遠的流傳影響。省長，行政或司法官員，教授──我們以脫離時代脈絡的眼光，盡情嘲笑過他們對古典作家的痴迷──甚至還有一大部分的企業主，比起積累資本的豪奢，都顯得更嚮往靈感來自古羅馬名流的自我工藝（technologies de soi）的實踐。
然而，也絕不可否認另一種時間模式帶來的競爭。此種時間模式稱為「資產階級模式」，在此種模式中，工作毫不猶豫吞吃了時間。不久前，德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為如此的行為準則給出了定義。在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的眼中，這樣的行事準則表露了將規範內化的機制、文明進程（procès de civilisation）的完成。個人期待著透過把時間完全奉獻給勞動，來在社會上擁有更好的聲譽、維持或改善他在社會這個大雜燴裡的地位；他尤其盼望能以此獲得更高的自尊。否則，我們又如何理解那一位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James de Rothschild，著名猶太銀行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巴黎分支創始人）的行為舉止，如何理解這位在那個時代數一數二富有的人將他的人生澈底奉獻給工作呢？

儘管圖景與實踐行為一直維持著多元樣貌，社會對於時間的規範卻隨著一個個十年過去，愈來愈嚴格。互相依賴的網絡愈來愈密集，這就約束了個人；經濟成長與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電信系統的設置──這一切最終導致了種種參考物的標準化。確實，這在法國顯得來得特別晚。要等到一八九一年才出現一道法律，將首都時間加諸國土全境。要到一九一一年，法國才正式採用格林威治子午線（méridien de Greenwich）。然而，一九一二年時，卻也是在巴黎，一場國際會議召開了，訂立了全球時間。跟隨著當代歐洲文化史、思想史學家史蒂芬．柯恩（Stephen Kern, 1943~）的腳步來思索這個全新的步調統一，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圖景所帶來的調整，會是有益的。這個新的統一讓個人的一個個日子歸併入大社會的日常事件所打造的時間線變得容易。此外，上述時間、空間種種參考基準的擴大，也讓日常步調逐漸失去了神聖色彩。在這點上，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1940）反教會的政策以及針對教堂鐘聲及宗教儀式隊列的抵抗加速了法國大革命期間已大幅開展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