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歷史的轉換期11】：1919年．邁向現代的摸索

作者簡介

編者
木村靖二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
1943年生，專長為德國近現代史。
【主要著作】
《士兵的革命──一九一八年德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
《第一次世界大戰》（筑摩新書，2014）
《德國史》（編著，新版世界各國史13；山川出版社，2001）
《近現代歐洲史》（共著，地域文化研究1；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6）
《世界大戰與現代文化的揭幕》（共著，世界的歷史26；中公文庫，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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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田嘉郎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副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文學博士。
1971年生，專長為近代俄國史。
【主要著作】
《革命俄羅斯的共和國與國民》（山川歷史專題14；山川出版社，2007）
《俄國革命──破局的八個月》（岩波書店，2017）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帝國的遺產》（編著，山川出版社，2014）
《從世界戰爭到革命》（責任編輯，俄國革命與蘇聯的世紀1；岩波書店，2017）
The homeland's bountiful nature heals wounded soldiers: Nation building and Russian health resor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dele Lindenmeyr et al. (eds.) Russia’s Home Front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14-1922. Book 2. The Experience Revolution of War and Revolution, Bloomington: Slavica, 2016.

紀平英作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碩士課程修畢，文學博士。
1946年生，專長為近現代世界史。
【主要著作】
《邁向美國治世之路──胎動中的戰後世界秩序》（山川出版社，1996）
《歷史之核子時代》（世界史劇本50；山川出版社，1998）
《美利堅合眾國的膨脹》（共著，世界的歷史系列23；中公文庫，2008）
《歷史之「美國的世紀」──自由、權力、統合》（岩波書店，2010）
《新學院──二十世紀美國的溫和叛逆者們》（岩波書店，2017）

深町英夫
日本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國際經營學部教授。東京外國語大學大學院地域文化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修畢，學術博士。
1966年生，專攻中國政治史。
【主要著作、譯作】
《孫文革命文集》（編譯，岩波文庫，2011）
《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岩波書店，2013；三聯書店，2017）
《孫文──近代化的歧路》（岩波新書，2016）
《中國議會百年史：誰代表誰？如何代表？》（編著，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臺大出版中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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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監修者
木村靖二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西洋近現代史、德國史。

岸本美緒
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

小松久男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中亞史。

譯者簡介

黃鈺晴
成大中文系畢業，現為日文譯者。譯有《沖繩走私女王：夏子》、《亞歷山大的征服與神話》、《空中帝國──美國的二十世紀》、《大英帝國的經驗》等書。

書籍目錄

出版緣起　陳建守
導讀　韓承樺
寫在前頭　木村靖二．岸本美緒．小松久男

總　論　邁向現代的摸索　　　　　　　　　　　　　　　　　　　木村靖二

第一章　巴黎和會與俄國內戰　　　　　　　　　　　　　　　　　池田嘉郎
1 俄國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2 內戰下的俄國
3 和會的開始
4　高爾察克的進擊與受挫
5　蘇維埃政權的倖存

第二章　胎動中的巨大國家──美國　　　　　　　　　　　　　　紀平英作
1 「戰後」世界的前景
2 歐洲眼中的美國
3 限制移民的國家
4 共和黨政府打造秩序的理論
5　從崩潰到新政

第三章　納粹主義的選擇　　　　　　　　　　　　　　　　　　　木村靖二
1 大眾政治動員時代的序幕
2 圍繞著新憲法與和約的抗爭
3 經濟大蕭條與摸索新的未來藍圖

第四章　近代國家形象的摸索　　　　　　　　　　　　　　　　　深町英夫
1 普遍與特殊
2 對民主制度的懷疑
3 摸索新制度
4　傳統與尖端
5　繼承者們

圖片來源．作者簡介．主要參考文獻

推薦序/導讀/自序

寫在前頭
「歷史的轉換期」叢書監修　木村靖二、岸本美緒、小松久男

今日，諸如「全球史」等從廣闊視野出發、多面向思考世界歷史的史學日益盛行，我們希望能夠立足於最新的學術知識，針對各個時期的「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剖析方式——本叢書就是依循這樣的思維而開展的企畫。我們列舉了堪稱世界歷史重大轉換期的年代，探討該年代各地區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又是如何感受著社會的變遷，將重點放在世界史的共時性來思考這些問題。此即本叢書的核心主旨。

從全球視野來嘗試描繪世界史的樣貌，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可以說本叢書也是歷史學界在這方面集結努力的其中一環。既然如此，那在這當中，本叢書的目標及特色又是什麼呢？在這篇〈寫在前頭〉中，我們將從幾個面向來試著敘述。

首先要討論的是「轉換期」一詞代表的意義。若從現在這個時間點回顧過去，每一個時期在「轉換」上的方向性，看起來都會是十分明確的；雖然因為地區不同，而有或早或晚的時間差異及個別的特色，但歷史應該還是會往一定的方向發展吧……？然而，這樣的看法卻很容易讓後來時代的人們在回顧歷史時，陷入認知上的陷阱。對於熟知後來歷史動向的我們而言，歷史的軌跡自然是「只會朝這個方向前進」；既然如此，那如果「不從今天來回顧當時的社會」，而是嘗試「站在當時社會的立場來看未來」，情況又會變得如何呢？今天的我們，若是論起預測數十年後或數百年後的世界，應該沒什麼人有自信吧！這點對過去的人們來說，也是一樣的。綜觀當時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便會發現，儘管他（她）們深切感受到「世界正在經歷重大變化」，卻又無法預測這股推著自己前進的潮流將通往何處，因此只能在不安與希望當中，做出每一天的選擇。將這種各地區人們的具體經驗相互積累、結合後，歷史上的各個「轉換期」，便會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副比起從今日視點出發、整齊劃一的歷史更加複雜，也更加活潑生動的姿態。

第二是世界史的「共時性」。本叢書的每一冊，都以一個特定的西元年分做為標題。對於這種作法，讀者理所當然會湧現疑問：儘管在這一年的前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間，世界各地呈現了巨大變化，某種程度上也可看出一定的關聯性，但這樣的轉變會是在特定的某一年一口氣突然爆發出來的嗎？就算有好幾個地區同時產生了重大變革，其他地區也不見得就有變革吧？特別是，姑且不論日益全球化的十九、二十世紀，針對古代和中世紀世界史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進行推論，真的有意義嗎？當然，本叢書的編者與作者並不是要強硬主張所謂「嚴密的共時性」，也不是要對每一冊各章的對象僅就該特定年分的狀況加以論述。不僅如此，諸如世界史上的「交流」與「衝突」這類跨地域的變遷，以及在這之中肩負起重要任務的那些人，我們也不特別著墨；畢竟至少在十八世紀以前，絕大多數的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地區與國家之外發生了什麼事，幾乎是一無所知。而本叢書的許多章節裡，就是以這樣的普通人為主角。儘管如此，聚焦在特定年分、以此眺望世界各地狀況的作法，仍有其一定的意義——它開創了某種可能性，也就是不以零星四散的方式，而是透過宏觀的視野，針對當時各地區人們直接面對的問題，及其對應方式的多樣性與共通性進行分析。像是大範圍的氣候變遷與疫病，各個地區在同一時期，也可能直接面對「同樣的」問題。不只如此，也有像資訊與技術的傳播、商品的流動等，有著時間差而對世界各地產生影響的現象存在。然而，儘管問題十分類似，各地區的對應方式卻不相同；甚至也有因某些地區的對應，導致相鄰地區做出截然不同的對應態度。此外，面對類似的狀況，某些地區的既有體系因此產生了重大的動搖，但其他地區卻幾乎不受影響，這樣的情形也是存在的。當我們看到這種迥異的應對方式，從而思考為何會這樣的時候，便會對各個社會的特質產生更深一層的理解。儘管將生活在遙遠分離的地區、彼此互不相識的人們稱為「同時代人」，似乎不是件普通的事，但他（她）們確實是生活在同一時間、同一個「當代」（contemporary）的人們；我們所做的，就是讓讀者試著感受箇中的醍醐味。

第三個問題是，「世界史」究竟是什麼？今日，打著「全球史」名號的著作多不勝數；儘管它們都有著超越「國史」框架的共通點，採用的方法卻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有的將氣候變遷、環境與疫病等自然科學方法納入研究取徑，來處理大範圍的歷史；有的利用比較史或系統論方法，將重點放在亞洲，對歐洲中心主義進行批判；此外，還有運用多語言史料的海域交流史，這種有時也被叫做「全球史」。雖然本叢書秉持「世界史的視野」，卻未必會使用「全球史」一詞，而是讓各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法執筆，在選擇探討對象上也抱持著開放態度。雖然稱為世界史，但本叢書並未採取將某個年代的世界分成好幾塊、然後對各塊分別撰寫概述的作法，而是在狹窄的範圍內，盡可能提供鮮明生動的實例。因此在每一冊中，我們並不見得徹底網羅了那個年代的「世界」樣貌。乍看之下，這樣的做法或許會讓人覺得是好幾個零星主題胡亂湊在一起，然而，我們也請作者在執筆時不將各冊各章的對象框限在一國或一地區之中，而是以面向世界的開放脈絡來處理它們。「世界」並不是像馬賽克一般集結拼湊，而是像漣漪一般，以具體事例為中心，不斷往外擴散又彼此重合；描繪出這些漣漪彼此碰撞接觸的軌跡，就是本叢書的特色。「世界史」並不是一大堆國別史綁在一起的集合物，也不是事先就預設出一個所謂「世界」這樣的單一框架；相反地，我們認為它是紮根於各個地區的觀點彼此碰撞、對話，而展現出的活潑鮮明姿態。

透過以上三點，我們簡略陳述了本叢書的概念。歷史的宏觀脈動，是上至大政治家和學者，下至庶民，由各個階層的人們共同摸索與選擇所形成的。本叢書的視野雖是全球性的，但並非從超越個別眾人經驗的制高點來鳥瞰世界史的全貌，而是試著從廣泛的、同時代的視野，去比較、檢討那些跟今天的我們一樣，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不斷做出選擇的各時代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從而以這樣的視角，對世界史上的「轉換期」加以重新思考，這就是我們關心的所在。透過這種嘗試，本叢書希望能將歷史發展中宏觀、微觀視角的交錯，以及橫向、縱向伸展的有趣之處，介紹給各位讀者。

本叢書的各冊構成如下：

第1冊　　前二二○年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生
第2冊　　　三七八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第3冊　　　七五○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
第4冊　　一一八七年　巨大信仰圈的出現
第5冊　　一三四八年　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
第6冊　　一五七一年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第7冊　　一六八三年　近世世界的變貌
第8冊　　一七八九年　追求自由的時代
第9冊　　一八六一年　改革與試煉的時代
第10冊　 一九○五年　革命的浪潮與團結的夢想
第11冊　 一九一九年　邁向現代的摸索

各冊除了每一章的主要敘述外，還收錄了簡短的補充說明「專欄」，開頭也編入概觀全書樣貌的「總論」。除此之外，扉頁設有地圖，書末附有參考文獻，希望能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

文章試閱

總論　邁向現代的摸索（節錄）
木村靖二
長期的轉換與短期的轉換
對於歷史上出現的時代轉換，我們可以思考出各式各樣的轉換內容，但倘若以時代轉換的經過時間為基準，則大致可思索出兩種類型的轉換。
一種是緩慢進行的時代轉換。同時代的人們大多不會立即察覺到這種轉換的開始，總要等到時過境遷，再回顧時才會察覺時代的變遷；工業革命就是當中最顯而易見的例子。發端於英國的工業革命，最初只是於部分生產部門開始從事技術改良，但刺激了其他生產技術的改善，不久便促使生產結構和社會結構也跟著改變型態，最終進而轉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心性、價值觀，以及對世界的認識。
針對緩慢進行的時代轉換，最近也有看法指出，從至今一般被界定在「現代」範疇之內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的轉型看來，「現代」或許正在朝向新的時代轉變。舉例來說，如主要產業部門在近二、三十年之間出現輪替，進而帶動了經濟結構與社會和文化領域的轉型。鋼鐵、造船、電機等所謂的重工業，直至不久前還是帶動主要先進國家產業發展的基礎產業，而今雖尚未消失，卻已喪失主導地位；這類產業的生產現場已消失在我們的日常光景之中，大量曾經在這個產業部門工作的、具有同質性的工廠勞動者階層也越來越少見。取而代之，善用各種輕薄短小的電子設備的各式各樣的服務和資訊產業，成為現在的領導產業，而肩負這些產業的從業人員也變成中產階級的受薪階級，僱用型態、工作型態、職務內容亦趨於多樣化。而且由於導入人工智慧技術之故，一般預測在不久的將來，這類受薪階級的規模也會縮小。倘若稍加留意便會發現，直至不久前在報紙、電視等媒體的新聞或評論中，還經常提到的勞動者、勞動階級、勞工運動或罷工之類的用語，本身也逐漸被廢棄不用，正在快速絕跡，漸漸被放逐到歷史用語的領域。
相對於這種在轉換之初不易察覺、歷經長時期的時代轉換，還有一種是急遽進行的轉換。這種時代轉換會帶給人們極為真切的感受，從前的政治和社會體制，與支撐其存在的組織和基礎，急遽動搖、解體；與此同時也釋放出新的創造力，成為推動時代轉換的原動力，在較短的期間內便過渡到新的時代。當然這並非是在短期間改變所有的一切，其中也包含了許多早在時代轉換之前就已出現，但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阻礙的新事物，如具有獨創性的思想、新社會運動和技術革新等等。同時代的人們目睹著日常世界和既有的世界觀在眼前逐步瓦解，他們一方面對新的世界的出現懷抱著期待與希望，另一方面，也喚起了他們對向來熟悉的世界發生轉換的不安和抵抗。這種類型的時代轉換，由於上述因素彼此互相衝突對立，情況錯綜複雜，因而帶來前景不明的混沌狀態。在最近，轉換規模雖未遍及全球，但最接近這種類型的例子，是一九九○年初期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產
我們不妨說，進入二十世紀後才首度出現，規模遍及全球，並且徹底牽動整體社會的急遽變化。本書中探討的，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變動，在這層意義上可謂正是歷史上最初的時代鉅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其對社會帶來的衝擊，不只是讓各國的政治和社會的領導階層，也讓多數的國民和地方社群的成員們都體察到時代的轉換，被迫摸索應對新的世界的目標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喚起了人們激烈的抗議和抵抗，試圖阻止時代的轉換，想將時代推回到以前的世界。本書的內容即是探究，人們在近代的終結與「現代」的摸索，兩者錯雜交織的狀況之中，各自一面摸索未來一面向前邁進的狀況。
然而在考察歷史的轉換期之際，一般大多會採取比較的方式，考察從轉換前的世界和時代過渡到另一個新的世界或時代的情況。在已經明白轉換後的新的世界（時代）的結構和特徵時，便適合採取這種考察方法。然而，在本書中卻難以採取這種考察方法。這是因為在一般歷史研究者之間，對近代這個時期已逐漸邁向尾聲一事，雖說已有共識，但對「現代」的基本結構和特質究竟為何，卻尚未達成明確共識。這也是儘管二十世紀已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卻仍未出現讓歷史學界，甚至是關心歷史的人們能夠接納的，二十世紀的歷史概觀或二十世紀史的原因之一。故而此刻最為適切的解釋，是假定「現代」存在於各式各樣環環相扣的摸索之中。因此，我們在本書中選擇的考察方法，也是在這樣的摸索之中尋求理解「現代」的線索。
本書中談到的俄國、美國、德國、中國，是在近代解體後最早率先摸索「現代」的國家，我們應當可以在其成果和失敗中發掘出思索「現代」的重要線索。
在進入各章之前，我們要先確認，宣告近代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並有待解決的各項主要課題（在此暫且稱之為「大戰的遺產」）。由於各個國家、社會和地區的情況都不同，因此大戰遺產的內容也相當多樣化，此處焦點將集中在影響力巨大的主要參戰國之上。
構築新的國際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瞬間，十九世紀歐洲的國際體系，也就是列強互相抗衡維持歐洲平衡的國際體系，便已蕩然無存。重視歐洲維持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的理由，非是出現在十九世紀的近代，即是歐洲近代，之所以能夠發展、扎根，正是因為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維持了一個較為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在南北美洲或中國所處的東亞世界，當時各國雖然也確實維持著領域獨立自主的狀態，但其力量卻不足以跨越各自的領域，進而規範整體國際社會。
歐洲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成立於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由於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控制歐洲的前車之鑑，讓各國在會議中一致同意，必須防止再次出現單獨稱霸歐洲的霸權國家，並且維持當前各國的現狀與國境。為達成這個目標，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法國等五大強國互結為同盟，形成所謂的維也納體系（Vienna System）。但五國的同盟關係很快就動搖，維也納體系也跟著縮小，最終消失於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浪潮之下。不過，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實質上在那之後也依然存續。在一八五三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中，列強之間雖曾爆發軍事衝突，但戰場位於當時歐洲的邊陲，戰火並未波及歐洲本土。之後，義大利和德國實現國家統一，列強增加為六國。德國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雖促使列強的帝國主義向歐洲之外發展，但他仍致力維持歐洲的現狀與和平穩定。在列強增加後的國際體系支撐下，歐洲主要列強各國逐漸達成近代化與形成市民社會。
最終導致這個擴大後的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瓦解的原因，是一九一四年德國為單獨掌握歐洲霸權而掀起戰端。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陣營，紛紛將其盟國捲入、擴大戰場，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戰爭前半期的基本性質，是爭奪歐洲霸權的攻防戰。可是到了大戰後半期，戰爭的性質轉變為總體戰，列強開始動員歐洲以外的屬地、殖民地、自治領等地方的資源和人員。因此列強之間爭奪霸權與領土的傳統戰爭，已無法再主張其正當性。
參戰國國民和國際輿論希求的是，創設一個能夠立刻結束大戰並確保永久和平的新國際組織，具體而言就設立一個所有國家都參與的國際仲裁機構。這個國際仲裁機構的具體內容應該為何，是大戰遺留的龐大課題之一。
民族主義蔚為風潮與民族自決權
大戰不僅讓民族主義迅速擴散，而且走向激進化。俄羅斯、奧地利、土耳其，這三個由多民族構成的帝國，很早就因為民族運動在帝國內部蔓延而呈現出分解的徵兆。在較早整合形成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又譯為國民國家、國族國家）的英國、法國、德國，在總體戰加速發展的過程中，為強化民族國家的整合而大力鼓吹民族主義。在主要參戰國家，開戰不久後旋即出現，敵視和排拒敵國僑民與敵國的語言、文化的浪潮。最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俄國首都彼得堡（Petersburg）被更名為彼得格勒（Petrograd），因為「堡」（burg，城市的意思）一詞源自德語，所被以俄語的「格勒」（grad）取代。在德國也湧現排拒法語、英語等「敵性外語」的風潮。這股風潮很快便從憎恨敵國國民和敵對文化，演變成開始舉發本國國民之中的「異己」，要求驅逐、拘禁猶太人和外國僑民。在一九一七年起參戰的美利堅合眾國也要求德裔移民進行登記，俄國在開戰後旋即將徳裔居民和猶太人驅逐到偏僻的內陸地區。
至於英國，不僅在愛爾蘭有尋求獨立的勢力發動武裝起義，就連在由於英國參戰而被迫主動參戰的自治領，也紛紛提出與英國本國享有對等關係的要求。這無非也是新型態的民族主義的抬頭。
在尋求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的東歐和南歐，則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在巴爾幹地區和鄂圖曼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前就已興起鼓吹地方居民自治和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東歐和南歐地區，所謂的民族國家無非是以民族集團為基礎構成的國家，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被解讀成是僅由多數族群所構成的單一民族國家。這很快就被簡化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口號，迅速廣為流傳。在成為一次大戰前哨戰的巴爾幹戰爭（Balkan War）之後，巴爾幹各國中有部分接鄰國家，彼此互相交換對方國內的同族人口，試圖實現單一民族國家的理念。這在日後被稱作「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在難以進行民族人口交換的情況下，少數民族就會被迫同化或驅逐出境。其中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掌握政權的青年土耳其黨人（Young Turks），為了實現讓國民完全都是土耳其人的政策，便利用戰時體制，放逐國內的希臘人，並將亞美尼亞人從其居住地區驅逐到沙漠地帶，導致許多人罹難。
還有，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陣營在大戰期間，也都戰略性地利用各地區和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煽動成立民族國家，以動搖對方陣營。英國和法國，援助波蘭和捷克以建立國家為目標的民族主義運動，支持其脫離德國和奧地利；德國則是支援愛爾蘭、印度和墨西哥尋求獨立自主，意圖動搖協約國陣營。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一九一八年初提出〈十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其中所謂的自決權（自治權），指的是只有當地居民擁有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與政策的權利，並未談到民族自決權。實際上，威爾遜在提出〈十四點原則〉之前，於大戰期間只有一度正式使用過民族自決權一詞。他所思考的自決權，是根據美國獨立和之後各州成立的經驗而來的；內容是在地方不被承認獨立的情況下，只要當地居民提出申請，政府就會審查當地是否具有成為準州（Territory）的條件（其中最受重視的是人口數），若通過審查該地就會成為準州，如果再更進一步滿足其他重要條件，便會同意其升格為州。這裡所指的居民，是居住在當地的白人男性，原住民、黑人和女性都被屏除在外，但不限民族、國籍和宗教。可是威爾遜的居民自治權（自決權）雖淺顯易懂、單純明確，但並未與建設新的國家產生連結，因此在歐洲無法被理解。這是因為在歐洲和亞洲，是以民族作為集團核心的民族自決權為主流，而民族主義則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成。因此民族主義的形態、內容和目的皆極為複雜，而且各自經由不同的歷史過程而成立的民族國家和國民國家，雜然並陳；這種狀況讓問題更趨複雜。整理這些問題，透過彼此互相交流和協議，解決問題，找出共存之道，也是戰後和平會議的重要課題。
國民主權（民主主義）國家的摸索
所謂的總體戰體制，即是舉國動員，將國民和資源完全集中投入遂行戰爭，把國民的生活置於國家的管理之下，進行全面管制，而這必須獲得國民的同意與協助。國家一方面雖深入干涉國民的生活細節，另一方面也必須保障國民維持生存與活動所必需的各種基層建設，關照國民的需求。多數參戰國家所採取的糧食配給制度，即是為了一併解決統制經濟與保障國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兩項課題。故而這些對策被稱為是總體戰的民主化成就（將所有國民視為平等，讓國民參與政治），被認為促成了福利國家（保障國民生活）的形成。
總而言之，由於國民在大戰期間趨於平等，因此讓國家已經不可能再回到戰前的由少數統治階級獨占主權的統治制度。俄國革命即明確顯示出這一點，支持了國家主權歸全體人民所有的國民主權的實現。戰後轉換為國民主權（民主主義）國家，這方面即再清楚不過地顯現出與戰前的政治體制之間已然形成斷絕。
然而，即便承認國民主權或民主主義作為新的統治原則，但國民主權的行使者（公民）是誰（通常是享有普通選權的國民，但在很多情況下，會因性別、年齡、社會階層、所屬民族等而出現差別待遇）；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具體上應該採取何種制度並不清楚。瑞士的直接民主制也許是一個例外，但如美國、英國和法國雖皆採用代議民主制，可是制度內容卻各有不同；還有像革命俄羅斯則提出實際上由革命黨一黨專政的指導式民主；國會也有一院制和兩院制之別，此外還有政黨資格規定等種種的不同。在像東歐和南歐的新興國家，國民該如何適應民主主義，在民主主義發揮作用之前，國際社會又該如何予以援助，也沒有明確的做法。
針對這三個互相關連的課題，參戰各國之間彼此尋求共識，找出將來的方向，也是和平會議的一項任務。
未曾預期的停戰
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德國政府透過瑞士政府居中斡旋，向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希望根據他的〈十四點原則〉締結停戰協定。歷經長達一個月以上的交換備忘錄後，十一月十一日，雙方在法國貢比涅（Compiègne）簽署停戰協定。在同盟國陣營中，奧地利、土耳其、保加利亞早已分別締結停戰協定，因此德國與協約國陣營持續超過四年以上的交戰也在此宣告結束。話雖如此，但這並不表示戰爭已全面終結。協約國陣營為援助俄國的反革命派，於一九一八年三月開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俄羅斯、奧地利、土耳其三大帝國解體後，宣布獨立的新興國家之間不僅發生邊界糾紛，各國國內也爆發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不過，總之實現了主要參戰國之間在歐洲主戰場停戰的目標，開展出邁向和平談判的道路，這已讓包含非歐洲地區的國際社會欣喜若狂。
德國會提出停戰，是因為國內由於以軍需產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和糧食危機等因素，導致軍民疲弊，而且軍方從美國援助協約國陣營的經濟和軍事規模判斷，認為不可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然而，協約國陣營完全沒料想到，德國會在這個時間點上提出停戰。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令革命俄羅斯屈服，將廣大的中歐地區置於支配之下；同月並於西方戰線（Western Front）發動大規模攻勢，此次也越過了開戰後不久進攻法國之際無能突破的馬恩河（Marne），眼下已直逼巴黎。在七月初的時間點上，德國占領的地區和控制範圍，從巴黎前方到烏克蘭，自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達到大戰期間的最大版圖。八月時，德軍雖因協約國陣營的反擊而後退，但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仍說：「德國大概還能打上好幾年吧！」協約國的首腦們，就算不像他那麼悲觀，大多也都認為與德國的一決勝負，應該要等到一九一九年美國派遣到歐洲的軍隊完成部署之後。換言之，即便在一九一八年秋，協約國陣營最需優先處理的課題，仍是以軍事力量打倒德國。
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協約國陣營，別說是針對與德國之間的停戰協定，就連關於和平條約與戰後的各種復興計畫，也都未曾進行過任何事前的準備和協議。在停戰協定成為具體事實後，主要參戰國才展開協議，停戰協定成立前夕的十一月初，方決定以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作為和平會議的原則，以巴黎為和會的召開地點。協約國陣營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是因為除了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更完整的替代方案，且德方也已接受〈十四點原則〉。關於〈十四點原則〉，英國反對其中提出的「航海自由」，且由於擔心會讓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死灰復燃，對於「居民自決權」的態度也很消極。法國也基於報復、嚴懲德國的強硬方針，對威爾遜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抱持批判的態度。另一方面，美國也憂心，和會召開地點定在仇德心理最強烈的法國首都，是否是一個適合作為冷靜且公平進行協議的場所。
威爾遜總統是首位在任期間離開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而美、英、法、義四大國的首腦，也是在一九一八年底才首度齊聚一堂。雖在法國總理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的懇求下，決定以巴黎作為和會召開地點，但法國的仇德心理在和會中以各種形式爆發，拉長了協議的過程。不過，從和會結束後清楚可見的、參加國的外交團與來自新興國家和殖民地的請願團體的規模來考量，要在巴黎以外的地點召開和會應該是很困難的。
「會議不跳舞」──巴黎和會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的法國外交部的時鐘廳（The Clock Room），戰勝國二十一國的代表聚集召開會議。而今這場會議被視為巴黎和會的開端，不過最初這場會議原本是戰勝國為了擬定與德國之間的和約草案而舉行的準備會議（這種情況下，會議一詞使用的英文是Conference），英國最初也是這麼稱呼這場會議。原本應該在這場會議中制定草案，之後於德方也參加的正式和平會議（這時會議一詞使用的是Congress）中，針對各項條約逐條協議，雙方若達成最後共識後則進行和約簽署。戰勝國各國肯定也沒料想到，到和約簽署為止，會議過程竟會長達半年。不過，縱使事前協調不足，與會者們也充分意識到，在面對近代歐洲瓦解的國際情勢下，會議必然須肩負起建構下一個時代的框架的歷史使命。
與百年前全歐洲統治者之間的國際會議──維也納會議比較，可以清楚看出，在這期間的近代化過程中，國際社會是如何轉變與擴大。在維也納會議中，與會者幾乎全是當時握有國家主權的皇帝和國王，或是上流階級的貴族，人數很少，如英國的外交團只有十四人。然而到了巴黎和會，英國的代表團是兩百零七人，加上秘書、司機等隨行人員則超過四百人以上；至於美國代表團的規模則大到超過千人。而且，參加國的範圍，包含了南美洲各國、英國的自治領，以及來自亞洲的日本和中國等，名符其實地遍及全球；各國代表團和隨行人員的全部總數達到一萬人，成為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除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主要國家的首腦，全都不是王族或貴族出身，皆是經由選舉選出、代表國民行使權力的平民政治家。此外還聚集了大量報界人士，如來自世界各國和各地的報社特派員就超過五百人以上。於是巴黎和會就如同威爾森總統所期待的，成為最早「在全球公眾注目下」舉辦的國際會議。在大戰前的歐洲列強均勢下舉行的國際會議中，像美利堅合眾國一般的歐洲以外的參加國，經常被當成客人對待。然而，在巴黎和會中，合眾國肩負起最受矚目的主要任務；來自亞洲的參加國日本，也要求在國際組織（國際聯盟むLeague of Nationsめ）公約中加入種族平等條款，震驚歐美各國代表，顯露出存在感。中國於一九一七年三月正式跟德國宣布斷絕邦交，於八月對德宣戰，但早於一九一六年八月即應英國、法國的要求，送了十四萬名勞動者到歐洲，提供經濟層面的協助；儘管如此，中國期待在巴黎和會中獲得歸還的德國舊租借地卻被交給日本，中國對此提出抗議，在即將簽署和約之前退出和會，展現出獨立的姿態。
再則成立於東歐和南歐的新興國家之間的邊界糾紛，很早就接二連三地要求和會介入仲裁，令和會苦惱不已；還有許多請願，如尋求殖民地解放與自治的民族運動、要求保護興新國家境內包含猶太人在內的少數民族等等。胡志明（Hồ Chí Minh）也是請願者當中的一人，大戰期間他在倫敦的飯店工作，戰後移居巴黎，他向和會提出了解放越南的請願書。這也透露出新的國際社會已正逐漸誕生。
在參加人數如此眾多的情況下，不可能在全體會議中展開議論，因此分別針對各種特殊問題設置了五十八個專門委員會，交由各國的委員（總數有一千人）分別進行研討。和會採取的體制是，由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五大國的首相（總統、全權代表）和外交部長，組成十人委員會，討論提案，再於全體會議中做出決定。十人委員會不久就變成只有五國首腦的五人委員會，接著日本在與本國相關的問題處理結束後就退出委員會，義大利也於四月底暫時退出會議，之後就縮小為美、英、法三國首腦的三人委員會。事實上成為最高決定委員會的首腦會議，在三月以後的三個月內，召開了多達一百四十八次會議。百年前的維也納會議，完全沒有召開任何全體會議，就在大國之間的協議下做出決定，因此中小型國家的代表閒得發慌，被譏諷是「會議謾舞」（Le congrès danse beaucoup），但在巴黎和會中別說是跳舞了，與會者都全力以赴地勤奮工作。
和約草案之確定與簽署
各大國的首腦雖被其他中小型參戰國、國際輿論和眾多請願團體包圍，但他們首先最必須關照的，是來自本國的國會和輿論的期待與壓力。接著就來看看在這種情況下，「大戰的遺產」是如何被處理和決定。
（１）《國際聯盟公約》
會議最早處理的重要議題，是制定《國際聯盟公約》。由威爾遜總統親自主持的委員會，在他充滿熱忱的帶領下，不到一個月就擬好公約內容。因為設立防止戰爭的國際機構，既是參戰國國民的願望，也獲得國際輿論的全面支持。不過這也是因為國際聯盟要如何採取具體行動並不清楚，英國、法國也由於對國際聯盟的功能抱持懷疑而未積極發言。
威爾遜本身為說服在美國國會擁有多數席位的共和黨議員和輿論，也在二月底帶著公約草案返回本國一個月。
（２）確定和約草案
會議其次的課題是協議與德國之間的和約正文。在威爾遜缺席會議的期間，主要戰勝國之間開始針對和約內容展開協議。因為內容不像國際聯盟處理的是攸關未來的問題，而是關於大戰之後的戰後處理，如領土的割讓與分配和確定新國界、德國的徹底民主改革、要求賠償的總額與支付方式、限制軍備、處置德國的舊殖民地等等，無不直接與戰勝國的利害相關；所以各國之間的對立也十分激烈，難以達成共識。
尤其是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在基於輿論壓力之下，以保障法國的國家安全為優先，強硬主張該制定更嚴厲的懲罰條款以削弱德國的力量，甚至還一度提出要求分割德國，以至於演變到和會近乎決裂的地步，如威爾遜也放棄達成共識，在四月底命令船艦準備返國。不過，英國對法國會因為削弱德國而成為歐洲大陸的霸權國家一事，心存警戒，轉向支持威爾遜。威爾遜認為包含德國在內的所有民族國家都一律平等，才是維持國際關係和平穩定的關鍵，於是他和英國聯手說服克里蒙梭，保證與法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讓克里蒙梭讓步。至於支付賠償問題更是一大難題。德國早在大戰初期就承認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對此明確表達賠償意願。然而，法國要求的損害賠償遠遠超乎一般賠款金額，為龐大戰爭費用而苦惱的英國也對此表示贊成。賠償總額並未在會議中作出決定，而是由賠償委員會在一九二一年確定。要求德國賠償就必須要有條款作為依據，在和約的第二百三十一條中，將協約國國民所受到的損害，完全歸咎於是由德國及其盟國的侵略所引起。這項被稱作戰爭責任（戰責）條款的條文與要求賠償合而為一，之後成為長期爭論的焦點。
若是邀請德國在正式的和平會議中，交涉戰勝國們辛苦克服彼此之間的危機才好不容易議定的和約草案，會有加深戰勝國之間的裂痕，導致會議本身決裂的危險，而且在時間上也不夠充裕，於是各方便於四月同意將準備會議變更為和平會議。
五月初，於德國代表也受邀出席的和平會議中，並未與德國代表進行實質上的交涉，而是強迫德國代表二選一，要不就全面接受和約草案，要不就拒絕。倘若德國拒絕接受草案，便意味著重啟戰爭，因此德國雖提出抗議但也只能接受。
（３）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小凡爾賽和約》）
東歐和南歐的新興國家，由於境內少數民族錯居雜處，因此很快就清楚確定由單一民族建立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能做到的程度，頂多僅是修正國界線，盡可能減少各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數量，所有的新興國家都成為境內擁有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因此就必須要有保護新興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集團的架構，於是會議要求新興國家在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之際，必須同時簽署一份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統稱為《小凡爾賽和約》むLittle Treaty of Versaillesめ）。新興國家對於鼓吹民族國家，但實際上卻成為由多民族組成國家之事，深表不滿；更令新興國家忿忿不平的是，戰勝國中的大國並不需要簽署這份條約。因為這些大國被視為已是具有整合國民的能力與經驗的先進國家。新興國家的統治制度會仿效法國採用代議民主制，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德國的舊殖民地和鄂圖曼帝國的中東地區會交由國際聯盟接管，也是基於同樣的邏輯；因為兩國都欠缺培養地方自治的能力，因此由國聯委任戰勝國保護當地居民並培養其自治能力。被交付委任統治地區的居民，也根據自治能力被分為四個等級。交由日本委任統治的南洋群島被定位在最低等級，甚至不被允許要求自治。威爾遜也承認這一連串與少數民族相關的各項條約和規定。十九世紀近代的歐美優先主義的潮流仍依然持續如故。
希望與幻滅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郊區的凡爾賽宮鏡廳，三十二國的協約國代表與德國代表共同簽署了和約。這個場所和簽署和約的日期各有其意義。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最激烈的時期，德軍在凡爾賽宮鏡廳設立總司令部，普魯士國王被推舉為德國皇帝，此處是德意志帝國成立的地點。六月二十八日則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奧匈帝國王儲夫婦在塞拉耶佛（Sarajevo）遭到暗殺的日期。這對法國而言是一掃屈辱的地點和日期。
日後被稱作《凡爾賽和約》的對德和約，自當時就飽受各式各樣的批判。不僅參戰國和敗戰國都感到不滿，也給殖民地和屬地的人們帶來幻滅。歷史學家也譴責和會在處理「大戰的遺產」時犯下錯誤，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還有解釋甚至認為是和約處理失敗的連鎖效應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將兩次大戰合稱為二十世紀的「第二次三十年戰爭」。近年也有學者提出強烈反駁，認為這類批判輕忽了當時的時代轉換之劇烈，未能充分考量到各國領導者所背負的重擔。
最後，我們須先確認當時的時代轉換的幾項基本要素。首先，由於創設國際聯盟，國際社會基本上已進入民族國家的時代。再則，在大部分的民族國家（國民國家），其具體的組織和方法雖有所不同，但國民（人民）主權的概念都已扎根，都已成為民主國家。民族國家與民主的國際社會和國家的基本結構的出現，無非正是宣告與十九世紀的世界的訣別。本書探索的課題就是，在這個嶄新卻又同時不斷多樣化地持續轉變的世界，各國如何摸索、如何發現各自的定位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