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

作者簡介

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史丹佛大學歷史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史和科技史。他領導的「數位人文亞洲」（DHAsia）是史丹佛大學亞洲研究的重點項目。著有《容受國族：現代中國的民族識別》（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研究的起點：從自我出發，寫一個對你（和世界）意義重大的研究計畫》（Where Research Begins: Choos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he World)）等作品。

2018 年，他以《中文打字機》同時獲得美國漢學界的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及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的特別榮譽獎（Honorable Mention），歷年來只有包括周錫瑞、杜贊奇等人在內的4位學者能以單一著作榮膺雙料獎項，這說明本書備受中國及東亞研究圈高度肯定。本書也榮獲劉易士．孟福獎（Lewis Mumford Award）、《CHOICE》雜誌評選的 2018 年度傑出學術主題（the CHOICE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 for 2018）以及 2020 年布里德獎（The Bridport Prize）。

著作文章散見於《亞洲研究雜誌》、《技術與文化》、《外交事務》和《外交政策》等雜誌，《洛杉磯時報》、《大西洋月刊》、英國廣播公司都曾刊登他的作品。他也應邀於 Google、微軟、Adobe 等科技公司舉辦講座。

譯者簡介

賴皇良
（翻譯序言至第三章）
世新大學新聞系、英語系畢。旅居國外多年，習慣以不同視角看待每件事物。喜愛英日語，熱衷數學以外的雜學。最愛的作家是契訶夫。譯有《恐懼，是保護你的天賦》（臺灣商務出版）。

陳建守
（翻譯第四章至結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共同創辦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書籍目錄

各界推薦
從「我手打我口」看技術的東亞現代性—─《中文打字機》導讀╱郭文華
作者對談實錄
致謝

序　言　中文裡沒有字母
字母時代的中文╱不是要存在或不要存在的問題╱奇特的延續性╱來自深淵的實記╱我們能「聽見」中文打字機嗎？╱史料來源

與現代性格格不入
雷明頓時代之前的亞洲╱技術語言想像力的崩潰╱世界的雷明頓╱噠記與中文巨獸

謎一樣的中文
讓來來回回的排字工就定位：活字、常用字，以及包圍語言的欲望╱要怎麼拼寫漢字？分合活字和漢字的重新構想╱明文的爭權：代碼、符號主權與中文電碼╱雙重媒介：一八七一年的中文電碼╱棲身於密文世界：超媒介實驗

不同凡響的機器
代書機器：謝衛樓與第一台中文打字機╱基督的身體：謝衛樓中文打字機的常用字邏輯衝突╱三千字不到的現代性：周厚坤與他為中國大眾設計的打字機╱分合活字的回歸：祁暄和拼合式中文打字機╱中文打字機的未來？

沒有按鍵的打字機叫什麼？
從活字印刷機到活字打字機：舒震東打字機╱開拓國內市場：商務印書館和新產業的形成╱消失的「打字男孩」：中文文書工作的性別矛盾╱做為具體化記憶的中文打字╱等待卡德摩斯：「中文注音字母」打字機的興衰╱在世界博覽會上：模仿與變異之間的中文打字

掌控漢字圈
介於兩種技術語言的世界之間：假名、漢字和日文打字的矛盾歷史╱日製中文打字機，或現代漢字圈的出現╱盜版與愛國：俞斌祺和他的中（日）文打字機╱帝國的文書工作：日本打字員在中國╱同文、同種、同打字機：中日韓文（CJK）的戰時起源╱共謀與機遇：日本占領下的中文打字員╱仿效日本以救中國：雙鴿牌打字機

QWERTY鍵盤已死，QWERTY鍵盤萬歲！
不可思議的鍵盤╱康熙可以休矣：民國時期的「檢字法問題」和輸入的起源╱尋「道」╱古代中國如何錯過了重點：漢字檢索與中文的本質╱不得其門而入的尋「戀」之法：杜定友與檢字的心理學╱從搜尋到搜尋式書寫╱展演明快打字機：林太乙做為中國之女性「人人」╱明快打字機的「失敗」與輸入的誕生

打字之叛逆
中國第一位「模範打字員」╱中國的第二次白話文運動╱中文打字與「大眾科學」╱去中心化，中心化？╱打字之叛逆

結　論　走向中文電腦運算歷史和輸入時代

原書註釋
參考資料

推薦序/導讀/自序

◤字母時代的中文
筆者預計撰寫兩本現代中文資訊科技的全球史書籍，本書是第一本。全書分成七個章節，從一八四○年代電報的發明到一九五○年代電腦的誕生，書寫時間跨度大約一世紀。即將問世的第二本則會聚焦當代中文所處的電腦與新媒體時代。我們將在這段歷史進程中見證，中文書寫與國際奧委會在二○○八年的開幕式入場衝突，正是它與各種形式的字母偽普世主義之間的衝突之一。包括摩斯密碼、盲人點字書、速記法、打字術、萊諾鑄排機（Linotype）、蒙納鑄排機（Monotype）、穿孔卡記憶體、文本編碼、點陣印表機、文書處理、美國資訊交換標準碼（ASCII）、個人電腦、光學字元辨識、數位排版，以及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各種技術，最早都是以拉丁字母為優先考量而開發的，之後才「拓展」到非拉丁字母、乃至非字母系統的中文。
隨著這些資訊科技在全世界傳播，亦即一種由歐洲殖民主義和隨後美國支配所促進的全球化進程，這些科技也被許多人視為跨語言的、中立的和「普世的」系統，能服務到每一個人和每一種語言。然而實際上，唯有排除掉中文，這種「普世」的神話才得以成立。正如下文所見，儘管以下沒有一家公司成功打入中文市場，但雷明頓公司（Remington）和好利獲得公司（Olivetti）仍驕傲地宣稱他們的打字機具有普世性，麥根塔勒萊諾鑄排機公司（Mergenthaler Linotype）和蒙納鑄排機公司也如此宣稱──在他們的勝利敘事中，這無疑是一大遺漏。每當中文一出現，就會像二○○八年奧運開幕式一樣，造成尷尬的場面。此外，每當中國和其他各地的工程師將中文與某項科技成功調和時，新的字母文書處理科技的發明和傳播又會觸發新一輪掙扎，讓中文再次陷入無法參與「下一起大事件」的風險中，因為新科技會進一步帶動世界經濟、政治、戰爭、國策和科學等眾多領域的變遷。串連以上種種，我們面臨了長達一百五十年的「中文資訊危機不斷輪迴」的歷史。
在本書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工程師、語言學家、企業家、語言改革者以及日常實踐者身上，他們奮力帶領以漢字為基礎的中文書寫進入現代化全球資訊時代；他們有個共同的信念，正如某位歷史人物所說的：「漢字無罪。」對這些人來說，現代中國在科技語言領域所面臨的挑戰依然如故，責任不在漢字本身，而在於人：一方面在於工程師，他們遲遲找不到訣竅，即便評估這個難題是可以解決的；另一方面在於這個語言的使用者，要讓中文書寫能在現代社會存活下來，他們就得願意以前所未見的全新方式重新使用它。然而，這道難題必須盡快破解，才能判斷它對一個文明所構成的考驗：中文究竟能不能與現代性相容。
那麼我們能給這段漫長的偽普世主義史冠上什麼名稱？我首先會想到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這詞似乎很貼切。畢竟，這些衝突本就交織在中國與歐美帝國主義往來的歷史之中。正如我們下文所見，十九世紀起，中文書寫被捲入新興全球資訊秩序之中，而秩序基礎日漸仰賴的是中國沒有、也無法輕易「採用」的事物：也就是字母。不過語言帝國主義終究是個權宜之詞，關鍵原因在於：這個議題指的並不是某特定強勢語言的霸權地位，如英語、法語等等，也非我們當今所見的特定殖民地語言政策，如將強勢語言加諸在特定人群身上。
西方帝國主義（Western imperialism）或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這類的措辭也不那麼準確。畢竟，如果國際奧委會選擇開羅、葉門、曼谷或仰光來主辦二○○八年奧運的話，那麼至少在語言方面，國際奧委會的偽普世主義規則還是能與之相容。因為阿拉伯語和亞美尼亞語同屬字母文字，泰語和緬甸語則是音素音節文字（alphasyllabary）或元音附標文字（abugida），所以各國代表團仍能依照目前規則入場，而普世主義神話也能繼續打迷糊仗下去。
因此，這裡所謂的霸權不在於西洋和東洋、西方和東方、羅馬和異國，甚或歐洲和亞洲。它不能粗略地用上面這些二分法簡化。這裡的二元分界，其實是所有字母文字與音節文字，和同一種不屬於這兩者的非世界主流文字之間的對立：即以漢字為基礎的中文書寫。這種新的書寫階級劃分告訴我們：字母文字與音節文字比起其他文字更能與現代性兼容，而所有的字母文字和音節文字都能凌駕於中文之上。但截至目前都還沒討論到一個術語：透過它，能讓我們更專注在歐美帝國主義霸權體系的起源史上，同時也能了解霸權如何將各種西方與非西方文字廣納到它的權力結構中。在這個斷層上真正發揮作用的並不是西方與非西方，而是實義（pleremic）與虛義（cenemic）。只要是虛義文字（該書寫系統的字素〔grapheme〕是無意義的語音元素〔element〕，以希臘語來說就是 kenos，空的意思），那麼國際奧委會所宣稱的普世性就站得住腳，同時雷明頓公司、安德伍德公司（Underwood）、好利獲得公司、麥根塔勒公司、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奧多比公司（Adobe）等公司的產品也能符合普世性。若在實義文字的狀況下（譬如中文的書寫系統，其字素是有意義的語言音段〔segment〕，以希臘語來說就是plērēs，滿的意思），那麼這種普世性就會像二○○八年八月八日那樣崩潰。所以，雖然這種霸權的起源毫無疑問與現代帝國主義的歷史相關，但這種論述卻逐漸淪為另一種二元對立：它將各式各樣的虛義文字與位於另一邊那單一、卻幅員廣袤且歷史深遠的實義文字切割開來──中文。

◤不是要存在或不要存在的問題
過去五百年間，中國歷經了莫大的改變。上一個一千年的中葉，明朝時的中國是世界經濟引擎以及最大的人口中心之一，在文化、文學及藝術生產領域更是無可比擬。接下來的幾世紀，來自北方草原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讓中國見識了一場讓其改觀的征服；橫跨歐亞的軍隊征戰遠至今日的蒙古、新疆等地，締造了比明朝還大一倍的帝國；十八世紀時，經濟和人口取得前所未有的成長；生態與人口危機引發了人類史上最大、最具破壞性的內戰；在西方各國的殖民侵略下，中國被嵌入了全球權力的迴路之中；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帝國體系崩解；之後又經歷了一段廣大的政治社會實驗與動盪時期。
在格外充滿焦慮的十九和二十世紀，中國各個政治派別的改革者澈底批判與重新檢視中華文明，企圖診斷出中國的病因、找出中華文化裡頭需要變革的部分，以確保中國完好地過渡到新的全球秩序之中。改革者批判的對象為儒家思想、政府體制和父權家庭文化等等。
有一小群直言不諱的中國現代主義者，他們猛烈地批判起中文。以呼籲「文學革命」著稱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他意欲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推動「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語言學家錢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寫道：「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異口同聲反漢字的還有知名作家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他表明：「漢字也是中國苦勞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他，結果只有自己死。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些改革者將廢除漢字視為中國現代化的根本之道，可以使中國從過往巨大的桎梏中掙脫出來。
然而廢除漢字將招來危害。那些以漢字寫就的浩瀚中國哲學、文學、詩詞以及歷史文獻該何去何從？除了未來的金石學家，我們是否將因此失去這些無價的遺產？此外，如果中國拋棄漢字，這個國家的語言多樣性會變成怎麼樣？粵語、閩南語，以及其他所謂的中國「方言」之間的區別，就如同葡萄牙語和法語之間的區別那樣大。事實上有許多人都表示，中國政體、文明和文化之所以能保持持續的連貫性，跟書寫統一文字有很大關係。如果中國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一旦要正式書面化，口語上的差異會不會變得更難以克服，甚至得付出政治動盪的代價？消滅漢字，是否會導致這個國家的語言出現斷層，進而崩潰？中國是否將不再是個統一的國家，成為像歐洲那樣的多國大陸？
如此看來，中文的現代性難題似乎無解。漢字維繫了中國的統一，卻也讓中國因循過去。漢字保持了中國與過去的連結，卻也使中國遠離了黑格爾式的歷史進程。那麼中國要如何實現這看似不可能的改革呢？
回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魯迅和陳獨秀的那幾段話，仍持續點綴著無數中國近代史的大學課程（以及相關學術寫作），二十世紀初那時，幾乎沒人能料到有這樣的結果。漢字沒有絕跡，中國也同樣健在。顯然，漢字不只仍在我們身旁，它更成為生氣勃勃的中文資訊科技圈的語言基底，甚至超越熱情中文擁護者的想像：漢字在電子媒體中廣泛存在且持續成長、識字人口普及。與此同時，隨著將中文當成第二外語的外籍人士推動下，孔子學院和初級沉浸式教學課程不斷開設，此外，還有人喜歡中文喜歡到把漢字刺在身上。中文前所未有地成為一種世界文字。在上個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大多數人都假設這種結果唯有在中國拋棄漢字、並且經歷一場徹底的字母化之後，才有可能發生，不過這件事並沒發生。這件事原本不可能，最後卻達成了。發生了什麼？我們又錯過了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複雜。不過，首先可以先簡單概述一個關鍵：在現代中文改革上，與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這句話構成鮮明對比的是，歷史的失敗者這次反而博得研究者青睞，被寫入了歷史，這些失敗者包括陳獨秀、魯迅和錢玄同。這群直言不諱的少數派，他們的舉止帶有輕易破除舊習反傳統的習性：他們用炙熱、渲染力強卻又極度天真的態度呼籲廢除漢字，用英文、法文、世界語或羅馬字母化來取代漢字。與此同時，對於那群真正讓中國當代資訊環境成為可能的人，我們卻一無所知：這些人同樣反傳統，但他們也有著同樣的熱情，雖然在工作上有著無止盡的技術和棘手挑戰，但他們最終達成了無與倫比的成就。不過，這群現代中國資訊基礎建設的創立者和使用者，卻從未如那群知名的漢字廢除論者般，被列進課程大綱中，他們的著作在當代中國史匯編中始終也未被列為經典。實際上，就算在他們自己的時代裡，這群人也大都默默無名，留下的只是他們工作上的斷簡殘篇，只有極少數人成名。
對這群語言改革者來說，「中文語言現代化」這個問題，並不是魯迅和陳獨秀所提倡的那種粗糙二分法：在現代，漢字要存在或不要存在？他們所見的問題更寬廣、更開放，所以也更加複雜：在現代，特別是現代這個資訊時代，漢字會變成什麼樣？以及「資訊時代」本身在這個進程上會如何轉變？儘管要存在或不要存在？這問句引人注目，但它從來都不是中文語言現代化的主要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要繼續存在，但怎麼做？
一旦我們將目光遠離漢字廢除論者那種過分簡化的反傳統，就能專注於認識一段全新的中文語言史。部分人士批評漢字做為守舊思想倉庫的論點，就如同廢除論者陳獨秀的那一句「腐毒思想之巢窟」，而這所謂的巢窟，指的就是儒家思想和道家形而上學。然而屏除這些後會發現，我們實則身處於一個不那麼形而上、卻更不可或缺的中文空間：圖書館卡片目錄、電話簿、字典、電碼本、速記機、鉛字盤、打字機等等──是這些漢字鍵入、檢索、複製、分類、解碼及傳播系統的基礎，才能讓更上層的「中文經典」得以運作。我們會發現我們身處於中文的各種網絡之中。
當二十世紀初部分語言改革家批評儒家經典時，許多出版商和教育家也同時譴責，要在當時一流的字典中查到要找的漢字，得花上不少時間；圖書館學家感嘆於中文卡片目錄的引導檢索法太過耗時；政府機關也抱怨在中國龐大不斷增長的人口中檢索姓名或人口統計資訊的效率之低。「所有人都知道漢字的難識、難記、難寫，」一九二五年有位批評論家如此寫道，「但除了這三難之外，還有一個第四難，那就是難找。」而且，這些問題都沒辦法透過普及文字、漢字簡化、白話文運動或一系列被視為「語言改革」之類的運動來解決。另外，如果這些問題被證實無法解決、如果最終無法製造中文電報機、中文打字機或中文電腦，那麼按理來說，就算再怎麼致力普及文字或推行白話文運動，也都不足以實現最終目標：引領中國進入現代。

文章試閱

第六章　QWERTY鍵盤已死！QWERTY鍵盤萬歲！（節錄）
◤從搜尋到搜尋式書寫

一九三一年秋天，正當中國東北被日軍侵略之際，林語堂寫了一封信，信中分享他正進行中的一項大膽冒險：一部他自己設計的全新中文打字機。直到一九三○年代末期，林語堂的信件紀錄揭示了他對這個主題最初的想法。在他較早期的信裡，林語堂對中文打字機的歷史和前景提出了三點主張：

「任何採用拼音字母的中文打字機是不會有真正的市場的。」
「任何中文打字機都無法按照點畫拼合的方式運行。」
「任何中文打字機都無法提供中文印刷和通信所需的一萬多個漢字。」

林語堂用這三個否定主張，推翻了我們所知的整部中文打字機的歷史，排除了發明家們在過去半個世紀戮力開發的三種研究取徑。林語堂的第一個主張駁斥了雷明頓公司和其他人曾寄予厚望的打字機形式。他的第二個主張拋棄了祁暄等人提出的拼合活字或拼形的打字機形式。而第三項主張，林語堂明確表達了對常用字法侷限性的不滿。事實上，林語堂的這些咒罵式言論，乍看之下似乎與漢字廢除論者沒有區別──或許更像錢玄同，而不像個中文打字機的潛在發明者。似乎除了放棄或重新開始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然而，當更深入研究林語堂關於中文打字機的早期想法時，我們會很快發現他的目標是整合這三種現有的方法，而不是放棄它們。更準確地說，林語堂希望合併這三種方法，並在過程中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打字機類型──事實上，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書寫模式。他認為，「首先，提供的字符數量要減少」，這顯然是引用中國技術語言現代性的「常用字法」。林語堂打算開發的打字機將包括一組常用漢字，如同我們迄今為止談論過的那些打字機。
拼合法也是不可少的。林語堂在一九三一年的信中解釋，有九成漢字都是以拼合法構成，左邊的部分稱為「形旁」，右邊的部分稱為「聲旁」。他說，總體而言，大約有一千三百個「聲旁」，而「形旁」大約只有八十個。或許林語堂並沒意識到自己延續了勒格朗、貝爾豪斯與祁暄等人的精神，他如此說道：「任何漢字都可以拼寫出來，實際上可以拼出三萬多個漢字。」為了解釋他的方法，林語堂用英語提供了一個類比。他將中文的形旁和聲旁比作英文的字首和字尾，使用英文「com-」和「-bine」來示範他的系統如何運作。就像英文的「com-」一樣，這些「標準左偏旁」將「與任何右偏旁結合，構成一個完整的方塊字」。同樣地，就像英語的「-bine」一樣，他的「標準右偏旁」可以「同任何左偏旁」進行組合。林語堂在信中附上一張對折的紙，上面寫著「用兩片紙展示如何用左右偏旁拼合出完整的方塊字。」
至此，讀者會注意到，林語堂對他的打字機的描述，與之前出現的許多中文打字機並無二致。到目前為止，它與祁暄一九一○年代設計的拼合式打字機沒什麼區別，也與商務印書館製造的打字機有許多相同的設計原則，似乎沒什麼更特別的了。然而，正是在林語堂的第三步驟，一些全新的東西開始形成。他不試圖將所有必要的漢字和字元元件安裝到標準的中文打字機字盤上，或是像祁暄和周厚坤在早期的打字機原型上安裝圓柱滾筒，而是借用中文電報的方法，將所有漢字藏進機器內部──遠離打字員的肉眼可見範圍。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探討的那樣，「代碼」也因此成為林語堂打字機的核心理念。
與中文電報碼一樣，林語堂想像中的打字機操作員不直接操縱或傳輸漢字，而是間接透過一個基於鍵盤的控制系統。亦即從某種意義上說，林語堂的打字機就像羅伯特•麥基恩•瓊斯口中的「沒有中文的中文打字機」，鍵盤上幾乎沒有中文字元。但與瓊斯不同，林語堂的打字機會以某種方式輸出漢字。打字員會使用鍵盤，但不是直接鍵入字，而是去指示機器打出他想鍵入的字。林語堂解釋他的三個步驟：「打字的過程類似於打一個由三個字母組合的英文單詞，例如『and』或『the』，只不過前兩個鍵是用來將該字引至打印位的，而按下第三個鍵時，整個單詞才被打出來。」
隨著對打字機日益增長的興趣，林語堂在一九三○年代的信件裡提到，他開始將關注焦點從檢索和搜尋──字典、電話簿和卡片目錄的領域──轉移到鍵入。然而，要實現從「搜尋」到「搜尋式書寫」的轉變，就需要改變他和諸位先進在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提出過的漢字檢索系統。對林語堂心目中的打字機來說，這些符號系統是不夠的──只有拆開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準確了解它的工作原理，才能理解這種侷限性。只有如稜鏡般折射出林語堂在這部機器裡對構造和材料之用心，才能理解他的分類想法──一個曾被侷限在中文字典和索引世界裡的分類想法。
正如他在一九三一年的信中所概述的，林語堂著手設計打字機，就像周厚坤和祁暄的打字機一樣，既要配備完整字體的常用字，也要有拼合活字的漢字組件。然而，與早期打字機不同的是，打字員無法直接查看或操作這些字元或字元組件。這些字元會藏在機器裡面。因此，林語堂首先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將這數千個字符盡可能緊密地安裝在明快打字機的底盤內，同時又讓它們容易存取。為實現這一目標，林語堂避開了在那個時代占主流地位的中文打字機設計，也就是我們在本書中已然熟知的矩形字盤結構，並考慮如何將他的漢字包裹或堆疊進一個更壓縮的空間之中。
林語堂最終底定的設計有點像行星系統，有衛星、行星和一顆中央恆星。該系統中的衛星是一系列八稜柱狀的金屬棒，每條上頭都刻有漢字和部首。這些八稜柱狀長條中的每一面都可容納二十九個漢字或部首，每條八面總計可容納二百三十二個。林語堂將六根八稜柱狀金屬棒固定在一個圓形的旋轉齒輪上──就像六個衛星圍繞著一個共同的行星軸旋轉，同時它們也可繞著各自的中心軸自轉。林語堂一共製作了六組這樣的「六棒組合套件」，再將它們固定於一個更大的圓形旋轉鼓上──就像六顆行星圍繞著一顆中心恆星旋轉。最終，林語堂的系統包含總計四十三個獨立的旋轉軸：三十六根金屬棒繞著它們自己的衛星軸旋轉，六個較高階的圓柱體繞著它們自己的行星軸旋轉，以及一個最高階的圓柱體圍繞著單一的恆星軸旋轉。每根八面金屬棒上的每一面都可透過協調的旋轉過程進入打印位置，使得林語堂的打字機比常用字中文打字機字盤的容量大上三倍多，而且占的空間還更小。明快打字機總共可提供八千三百五十二個字符，用它們可以組成現存的每一個漢字。
第二個明顯的挑戰，是這些字符的布局和分類法：八千三百五十二個漢字和字符，將根據什麼分類系統排列在這個金屬硬盤中？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林語堂需要將自己的分類系統與一九一○和二○年代試驗過的各種早期漢字檢索系統截然不同的方式運作。為了讓林語堂的打字機運作，他需要建立一套每個類別都包含相同數量字符的分類系統：總數不多不少，剛好八個字元。此外，還有一個關鍵的挑戰：林語堂需要盡可能填滿每個分類群。分類群若沒充分利用──例如出現僅包含三個、四個或五個字符的類別──就可能使打字機的總容量嚴重減少數百甚至數千個字符，或者林語堂得增加鍵盤的總鍵數，才能處理更多類別。這兩種情況都會降低機器性能，並浪費資金。
上面這些挑戰還不夠，林語堂還得關注在我們這個時代被叫作「使用者體驗」的問題，或是杜定友在一九二五年所說的「民眾檢字心理學」的問題。我們回想當時中國各地辦公室使用的機械式中文打字機，打字員可以直接看到字盤上所有的二千五百個字元，儘管只是以鏡像形式呈現。他們可以掃視、估算並依靠一種在大都市裡找路的方式抵達目的地：從起點沿著大致方向出發，沿途設下地標，並詢問下一步的方向。
但林語堂所設想的打字機，漢字將不會以同樣肉眼可見的方式存在和被取用。相反地，字元將藏在機器內部，操作員不直接觀察調用。使用林語堂打字機的打字員不再依靠視覺和星象導航，而是完全依賴地圖和座標，也就是協定和符號抽象概念。林語堂的打字機是一台零容忍設備：每一次的按鍵操作要麼有效，不然就是無效。考慮到這一點，林語堂就不能在材料使用或機械構造上，讓他的打字機配置一組會困惑或混淆潛在使用者的鍵盤。
隨著明快打字機於一九四七年在全球首次亮相，林語堂的努力成果完全顯現在打字機的鍵盤設計上。除了六個鍵上只出現一個符號外，大多數的鍵都有一串兩個到五個不等的符號，這些都是為了分散和填充林語堂的每一組八字分類群。林語堂創造了新的分組方式，根據字符自身的相似特徵將某些部首匯集在一起。例如，在某一個按鍵上，部首「忄」和「木」一起出現，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筆畫特徵：明顯的豎直筆畫，兩側是短的附隨筆畫。「目」和 「日」也成為一組類似的分類群，被分配給一個按鍵──這兩個部首彼此之間沒有詞源關係，但林語堂將它們分在一組，因為它們都是矩形形狀。
儘管像這樣的分組，讓我們覺得從書寫上來看很「自然」，但林語堂的每一個詞組在中文語言實踐中都是前所未見的，完全脫離詞源學或語義學。林語堂創造這些分類乃是根據一種被稱為「輯形法」的建築學分類法，其中「高瘦」形狀被放在一組，「矩形」被放在另一組，依此類推。

◤展演明快打字機：林太乙做為中國之女性「人人」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這一天將永遠活在林家人的記憶中：林語堂和女兒林太乙把明快打字機從工廠抱出來，「就像從醫院抱嬰兒回家一樣。」早上十一時，父女二人抵達他們的公寓後，將它安置在客廳一張桌子上。林太乙後來回憶道，「我坐在打字機前面練習打字時，感到它是個奇蹟。」林語堂示意女兒試試，想打什麼就打什麼。對林太乙來說，這段經歷顯然令人感動：「雖然它是十二萬美元換來的，雖然它使我們背了一身債務，但是父親這個嘔心瀝血之創造，這個難產的嬰兒，是值得的。」
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是屬於明快打字機的。林語堂開始廣泛宣傳，召集記者，向大眾和技術類媒體投稿，並與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和政界要人聯繫。林語堂還與他的財務贊助者──麥根塔勒公司、國際商業機器（IBM）公司和雷明頓打字機公司高層主管定期聯繫，他們都表示對該機器感興趣。林語堂也獲得中國知識界領銜人物以及軍方、政界和金融界人士的支持。中國的空軍中將毛邦初稱明快打字機是「對人類社會的偉大貢獻」，而中國銀行紐約辦事處經理李德橘則表示「從未想到會有如此小巧而齊備的機器，它操作簡便但功能很強，甚至連最複雜的漢字也能打出來。」中國語言學家、哈佛大學中文教授趙元任評論道：「不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只需稍加學習，便能熟悉這一鍵盤。……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打字機了。」
明快打字機行銷活動的一個決定性時刻，是在雷明頓打字機公司曼哈頓辦事處演示該設備。如果雷明頓公司在明快打字機身上看到了如同林語堂所承諾的那樣出色，他們將會與麥根塔勒萊諾鑄排機公司合作，以強大的企業力量來挹注這個計畫。對林語堂來說，這將是個巨大的勝利──有效贏得了現代資訊技術兩大領域、打字和排版領域巨頭的支持。正如林太乙在她父親的傳記中描述的，到雷明頓公司演示的那天早上下著傾盆大雨。「父親和我提著一個包著油布的木箱，從我們的公寓搭計程汽車到雷明頓打字機公司在曼哈頓的辦事處」，林太乙回憶道，「木箱裡就是我們的寶貝打字機。」演示打字器的責任落在林太乙身上。在一個靜肅的會客廳裡坐了十幾個雷明頓公司的代表，打字機放在一端的小桌子上。
林語堂首先為雷明頓公司的高級職員做了簡單描述。全世界的人有三分之一使用某種形式的漢字──有的是完全使用，例如中國、臺灣和香港，有的則是部分使用，例如日本和韓國。迄今為止，工程師們試圖生產一台打字機來為這個龐大的語言共同體服務，但他們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林語堂強調，商務印書館或日本競爭對手開發的常用字中文打字機，並沒有為中文資訊技術的謎題提供持久的解決方案。而明快打字機就是答案（解方）。林太乙回憶道，「父親說完之後，便指示我開始打字。」
在林語堂為明快打字機提出的眾多大膽主張中，沒有比稱他的機器為「人人可用之唯一華文打字機」更大膽了。宣傳手冊的措辭更為簡潔：「不學而能」。
這種使用起來毫不費力的宣稱，讓林太乙肩上承擔重責，因為她發現自己經常得向訪問林家的記者們演示明快打字機。若他們相信父親的說法，那麼向抱持懷疑態度的觀察者示範機器的肯定不是林語堂本人──這位語言學家、《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以及打字機的發明者。示範的人必須是一個像林太乙這樣「普通」的使用者，而她需要讓操作看起來很容易。
示範打字機的人也必須是女性。我們已經看到，當時在中國，中文打字員裡既有年輕女性，也有年輕男性。然而美國、歐洲、日本和世界大部分地區，文書人員幾乎早已為女性專屬。由於林語堂的宣傳和財務籌措具有明顯的國際性，因此這種「打字員＝年輕女性」的國際慣例，就需要被認真遵循。
林太乙把示範打字機的經過描述得惟妙惟肖：

在眾目睽睽之下，我開電鈕，按了一鍵，打字機沒有反應。我再按一鍵，還是沒有反應，我感到尷尬得不得了，口都乾了。又再按一鍵，也仍然沒有用。父親趕快走到我身邊試打，但是打字機根本不肯動。會廳裡一片肅靜，只聽見一按再按的按鍵聲，然而這部打字機死也不肯動。再經過幾分鐘的努力，父親不得不向眾人道歉。於是我們靜悄悄地把打字機收入木箱裡，包在濕漉漉的油布裡，狼狽地退場。

林太乙懷疑雷明頓的代表們心裡會怎麼想，會不會認為她的父親是個「瘋顛的發明家？」外面還在下大雨，林語堂暗自思忖，是否最好取消他們第二天開記者招待會的計畫。這是一次可怕的尷尬，但也許是必經的尷尬。到家之後，林語堂打電話給工廠的機械工程師，那人來到，拿一把螺絲刀，不用幾分鐘就把打字機修理好。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一切順利，但這一天遭受的羞辱刺痛仍歷歷在目。
在接下來的三天，位於格雷西廣場七號的林宅成為明快打字機新聞宣傳活動的總部。國際媒體記者與本地人們圍在林太乙身邊，喊著「林小姐！林小姐！」，聲音此起彼落。林太乙成了舞台的中心。為了讓記者相信這台機器可以處理「即興」文本，林語堂邀請記者「隨便選個字，林小姐會將這個字快速高效地打出來。」此次活動的性別色彩在後來《紐約世界論壇報》刊登的照片上體現得更加明顯，但顯然記者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位年輕女子是誰。照片標題是：「身為作家和哲學家的林語堂博士看著一位祕書操作一台可打印中文、英文、日文和俄文的打字機」。
此外，林太乙的展演從各方面來看都完美無缺。她讓操作明快打字機看起來毫不費力，甚至向《洛杉磯時報》吹噓這台機器「只用了兩分鐘就學會使用。」在這次成功展示的基礎上，明快打字機的媒體宣傳很快就開花結果。正如林語堂所說，明快打字機似乎注定要成為第一台獲得與西方打字機同樣廣泛使用和讚譽的中文打字機。

◤明快打字機的「失敗」與輸入的誕生

如果明快打字機是中國現代資訊技術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那麼我們可能會預期它將席捲中文市場，成為歷史上第一台備受讚譽的中文打字機。但它並沒有。反之，當時唯一的一台明快打字機原型機已經消失，在一九六○年代左右被麥根塔勒公司的某位員工一聲不響地丟棄了。這台機器從未量產過，它可能躺在紐約或新澤西某處的垃圾掩埋場，被埋在積了數十年的垃圾堆之下；或者它可能被報廢拆裝，或被熔化了。為什麼這台機器從未量產過？我們如何解釋它的失敗，它的失敗對二十世紀中葉的中文資訊技術史來說代表著什麼──又隱藏著什麼？
林語堂「明快」夢的有始無終，從他和密友賽珍珠和華爾希的私人通信裡可一窺究竟。「親愛的語堂（Y.T.）和鳳（Hung），收到您的來信後，我與理查德輾轉難眠，知道您在財務上的困境，卻不知如何能幫您。」一九四七年五月，賽珍珠寫給林語堂的信就是如此開頭，這是對林語堂早些時候所提出、無疑是懇切的資助請求之回應。這位作家出身的發明家為明快打字機投入巨額資金後，很快面臨著不斷增加的沉重債務；在向他的長期夥伴尋求幫助時，林語堂必定感到有些尷尬──當明快打字機只是個新生兒時，他還將親手製作的「生日」賀卡寄給了這對夫婦。
如果說林語堂的財務問題變得沉重，使得明快打字機計畫成功的可能性越來越低，那麼一九四○年代後期的地緣政治也是如此。然而，在試圖解釋明快打字機的失敗時，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它並沒有失敗。雖然明快打字機是一台在二十世紀中葉開發並於一九四○年代後期首次亮相的原型機，但它有著更廣泛的意義：一種全新的人機互動的實例，正如本章開頭所探討的，這種關係與現今的所有中文資訊技術密不可分。明快打字機象徵著「輸入」的誕生。前面提過，「輸入」的核心意義是一種技術語言環境，在這之中，操作員不是使用機器來鍵入漢字本身，而是去找到它們。與「打字」動作不同，「輸入」動作是操作員使用鍵盤或其他輸入系統，向一個受協定管理的中介系統提供指令或標準，讓系統將候選字呈現給滿足上述標準的操作員之過程。這些標準的具體特徵──不論是語音上還是字形上──都與輸入的核心定義無關，使用的鍵盤或操作設備的形狀抑或是設計也一樣。就像做為整體的書法不限於任何一種毛筆，活字印刷不限於任何一種特定字體，輸入也不限於任何一種特定的輸入系統。無論是林語堂的符號系統、倉頡輸入法的符號系統，還是搜狗、谷歌和其他公司使用的拼音系統，輸入都構成了一種新的人機互動模式，它涵蓋了無數種潛在的方法、協定和符號系統。
因此，做為一九三○年代開發、一九四○年代問世的一種特定設備，明快打字機可能確實失敗了；但做為一種新的機器書寫和人機互動模式，明快打字機象徵著中文資訊技術的變革，這是林語堂本人都無法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