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經典秩序的重構：廖平的世界觀與經學之路

作者簡介

魏綵瑩
原名魏怡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現為博士後研究人員。關注領域為近現代經學史、學術史、思想史。著有《世變中的經學：王闓運《春秋》學思想研究》及學術論文數篇。

書籍目錄

序　黃克武
引論
第一章　從今古之辨到面向世界的經學之路　
第一節　平分今古：經學一變與對群經的今古文觀（一八八三─一八八六）
一、同等重視古文《毛詩》與今文《三家詩》
二、接受《尚書》殘缺的觀點
三、平分今古之下的三禮觀
四、平分今古之下的《春秋》三傳觀
第二節　尊今抑古：經學二變與對群經的今古文觀（一八八七─一八九六）
一、否定《毛詩》與推崇《三家詩》
二、《尚書》廿八篇為備，百篇《書序》為偽
三、尊今抑古之下的三禮觀
四、尊今意識下的《春秋》三傳觀
第三節　面向世界的經學：走出今古之辨後的群經觀（一八九七─一九三二）
一、面向世界的《詩經》學觀
二、面向世界的《尚書》學觀
三、走出今古之辨後的三禮觀
四、面向世界後的《春秋》三傳觀
小結

第二章　讓孔子走入新世界
第一節　傳統天下觀與「地球」概念的遭逢
第二節　重新「認識」鄒衍的「大九州」說
一、「大九州」說與世界
二、納「邊緣」入「主流」：鄒衍學說與孔子的聯繫
三、全球「皇帝」時代：從經學與中國歷史景望未來
第三節　《海國圖志》諸書與經典意識之間
第四節　建立符合「經旨」的「帝王政教」世界圖像
一、從「中國」擴及「世界」的文化疆域
二、包舉全球的〈禹貢〉經學微言
三、內外之際：「大〈禹貢〉」、「大五服」與「大九州」的精神
小結

第三章　經學理想的世界文化空間藍圖──兼論近代學術上的意義
第一節　肇開世界大統與中天下而立的「周公」
一、史實的周公與經典寄寓的「周公」
二、孔子藉「周公」開創東西兩半球的意義
第二節　世界萬邦來朝：太平之世的「大明堂」
一、明堂根源聖經指向大統
二、「萬邦歸極」與「辨方正位」：朝會世界諸國的禮序
第三節　「世運輪轉」與陰陽五行宇宙觀的重解
一、五德新說與五大洲之運勢流行
二、全球「正朔」所在：中國將得「土德」之運
三、「五行」僅表空間符記：西學影響下的陰陽五行新說
四、與傳統今文學的違異：對災異論的轉化詮釋
小結

第四章　傳統與西學交會下的天學新論
第一節　日心地動說與王權為尊的天道觀
一、天文新知已備於孔學體系中
二、以尊王為中心秩序的天道象徵
第二節　人、天秩序：六合之內與六合之外
一、《詩經》、《易經》為統宗的六合之外世界
二、天的運行、架構與人世秩序
三、天界進化的動力：另一種禮樂文明的傳播
第三節　西方天文地理知識洗禮下的新分野觀
一、星象分野與大一統的世界觀
二、時代考驗下的分野新說
三、天象的王化秩序之堅持與占驗的擺落
小結

第五章　《春秋》撥正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從「二伯」的理想談起
第一節　《春秋》的「二伯」與世界秩序
一、經典撥亂與致太平的期望
二、《春秋》的「二伯」與秩序關懷
第二節　對西方國際法的反思：素王禮制下的理想新世界體系
一、以《春秋》制度重構國際新秩序
二、為世界「立心」：以「素王之位」居中的道德共同體
第三節　理想的政治體制與倫理觀
一、廖平的三世觀與現實的政治意義
二、論立憲與革命皆背離三綱故不足取
三、為民立君的重要與經教三綱不違背平等精神
第四節　視野的轉變：從世界的「二伯」到中國的「二伯╱二霸」
一、「王」、「伯╱霸」的重辨：對伯╱霸功的推崇
二、「譎而不正」更勝於「正而不譎」：伯╱霸者應具備的特質
小結

第六章　文質彬彬──大統理想的經學實踐進路
第一節　以孔經文明為五大洲的進化座標
一、進化意識下的經史區別
二、孔經為進化公理
第二節　文質調和的孔經實踐
一、至聖六經兼包諸家：以儒墨為論述對象
二、中國當增進「質」的層面
第三節　從「六經」到「十二經」：論廖平道器觀的演變
一、十二經的提出與內容
二、實學的重要：「孔述六藝」與「孔作六經」合為十二經
小結

結論
重要參考資料
致謝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節錄）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過去十多年我在台灣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思想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課程，每年都有將近十位的學生選課，遇到不少優秀的學生，魏綵瑩是其中的一位。她從碩士班開始就對近代經學史、思想史感興趣，持續的參與由學生自行組織的「經學讀書會」，用數年的時間讀畢《春秋》三傳、《尚書》等儒家經典，奠定了經學研究的扎實基礎。她在文化大學的碩士論文由我的好友李朝津博士指導，撰寫《王闓運春秋學思想研究》（二○○三）。該論文研究王闓運《春秋》學與當時政治及社會秩序的關係，新意疊出、深獲好評。
二○一○─二○一一年她獲選為中央研究院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在這一段期間，她常常參加本院的各種演講與學術討論會，隔一陣子就會來我辦公室，跟我分享她在學術上的心得與感想。二○一三年六月她在朱鴻、李紀祥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台師大的博士學位，我（和王汎森、蔣秋華教授）也參加了她的博士論文的口試。她順利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申請到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的職位，繼續從事中國近代思想、經學史方面的研究課題。同時她又多次旁聽我在台大博士班所開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專題研究」的課。最近幾年她參與我在科技部有關近代知識分子與政治、天演與宗教等研究計畫，並協助我編輯《思想史》雜誌。在多年的共事之後，我發現她學術興趣廣泛，對於做學問有一種驚人的執著，而且讀書與做事都十分細心。這些人格特質是成為一位傑出學者的先決條件。
本書是由她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在口試時，此一論文獲得老師們一致的好評，譽之為在質與量方面都是多年來少有的一篇佳作。但是她仍然感到不滿意，又經過多次修改、字句琢磨，才完成這一部著作。這一本書以近代中國四川的一位思想家廖平為例，探討經學的現代轉型。她所關懷的核心議題是在傳統到現代學術的建立過程之中，特別是根植於經學思維的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在受到西學（特別是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知識）碰撞之後，所產生的新舊知識的交涉過程。一生大多數時間都在四川廖平如何來回應時代的挑戰呢？在處理的手法上，她既從事思想內涵的細緻分析，又處理時代背景與思想家之間的比較工作，來凸顯廖平思想的特點。

引論（節錄）
一、經學與世界──一個文化傳承者的本願
廖平，字季平，生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卒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四川井研縣人。一生研究經學，思想轉折歷經六變，這六變的大要與轉變初始時間如下：初變，光緒九年至十二年，論「平分今古」。二變，光緒十三年至二十二年，論「尊今抑古」。三變，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論「大統小統」。四變，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論「人學天學」。五變，光緒三十二年至民國七年，論「人天小大」。六變，民國八年至二十一年，以《黃帝內經》解《詩》、《易》。
廖平一生以研究經學、推闡孔子之道為本願，欲把經學扮演成時代的舵手，為中國開導新的方向，在清末民初時期於學術思想史上別開生面。尤其是大約在甲午戰爭後的光緒二十三年進入了經學三變以後，強烈的時代責任感更是其學術創作的原動力，他殷切的致力於以傳統經典的義理，欲為多難的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提出理想未來的指南。然而經學三變之後的學術思想正是前輩學者鮮少措意的層面。那麼從較深層的意義來看，為什麼這個時期的廖平經學思想值得探索，我們先從他早期學術的建樹及影響談起。
廖平早期的經學一、二變之著作，在其當世已享有聲譽。經學一變的代表作《今古學考》，對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千年聚訟之梳理可謂獨樹一幟；蒙文通指出當時論者將《今古學考》的主要學理：「平分今古」，與顧炎武的古音學、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並列為近三百年經學史上的三大發明。經學二變的辨偽古學及孔子改制之主張，更廣為時人認定影響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侯堮在一九三二年廖平剛過世時發表於《大公報》的〈廖季平先生評傳〉中有一段對其學術的評價：

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上，既具有相當地位，而在晚清思想上，亦握有嚴重轉捩之革命力量。由先生而康南海，而梁新會，而崔觶甫，迄至於今日如疑古錢玄同、馬幼漁、顧頡剛諸先生，均能倡言古文學之作偽，更擴大而為辨偽之新運動。……回憶四十年來之中國思想界，類似霹靂一聲者為康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等等，而廖平先生則此霹靂之前之特異電子。

把廖平比喻為康有為掀起新學說這一霹靂震撼前的「特異電子」，肯定廖平在近代辨偽源頭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梁啟超也說：「有為之思想，受其（廖平）影響，不可誣也。」雖然當代學者劉巍、劉芝慶對於康有為受廖平真正影響的情況如何已有全新且具說服力的考辨，但是清季以降的人們相信康有為的兩《考》與廖平關係匪淺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至於經學三變以後的理論，包括以經典結合中國與世界的小統、大統之說，以及天學、孔經哲學的建構，卻常讓許多學者覺得矜奇炫異、穿鑿附會或不知所云，甚至被評為歷史上的「經學畸人」，他中晚期的經學也被籠統的概括為「空幻」，這是造成廖平經學三變以後直到晚年的著作甚少被問津的主因。又學界對近代今文經學家的學術多聚焦於康有為，反觀被馮友蘭稱為近代經學「殿軍」的廖平，大家對其興趣更多關注在他經學二變時的學說如何啟發康有為的變法學理上。因此長久以來，廖平在學術上的地位也可說大半是由康有為烘托出來的，被認識的著作成果也僅限於經學前兩變。事實上，筆者認為廖平三變以後（約甲午戰後）未被深入了解的經學乃是其學術的亮點，尤其表現在以經學詮釋世界方面，而這方面的思想又和晚清政局及西方地理學知識的傳入有密切之關係。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從今古之辨到面向世界的經學之路
廖平經學雖然歷經六變，但仔細探究其中的內容，一變是「平分今古」，二變是「尊今抑古」，大約甲午戰後的三變以後，直到六變，則拋開了今古之辨的思維，改以「小統」、「大統」的制度詮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因此三變到六變的今古文觀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內部做更細緻的發揮。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範圍是廖平經學三變以後關懷時局的思想，然而三變後的經學觀並非憑空出現，仍是從一、二變逐漸發展而成，因此本章擬就一變到三變之間各變的出現因緣、轉折過程，以及各經的今古文觀，從學術內在理路詳細的探索，最終歸結到本書的重點：經學三變以後的經學觀與特色。由於經學各變的內容是以五經為主，而五經之中，《易經》之古文無存，可以不列入今古之辨的討論，故本章將焦點放在廖平對《詩經》、《尚書》、三禮以及《春秋》三傳的今古文觀之分析上。
在行文的過程中，筆者也同時注意到兩個與廖平學術基調相關的問題。第一，有學者稱「井研學派」（廖平學術）出自常州學派，也有不少學者直接將廖平置於常州學脈的系譜下；事實上，廖平學術歷經多次轉折，亦多有自己的創見，與常州學派的關係也非一成不變，兩者之間的離合究竟如何呢？第二，康有為、梁啟超曾批評廖平在經學三變後，認同《周禮》一經，混淆了今古的界限。然而群經之中，《詩經》、《尚書》等也都有今古文的問題，接受了《周禮》是否就代表完全沒有了今古文家派的意識，可以接受古文《毛詩》與古文《尚書》？這些都是前人未曾釐清的問題，也是我們要深入廖平經學三變後的思想學術時所必須先理解的重要課題。以下分為三節，針對上述的問題意識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平分今古：經學一變與對群經的今古文觀（一八八三─一八八六）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漢代經學的兩個基本派別，後來經學的發展與漢代經學又有密切的關係。然而漢代就無人洞明今、古文經學相區分的根據，再經東漢末年的鄭玄及三國時的王肅注經混淆今、古文經學，使這個問題在後代變得更為蒙惑。清代乾嘉興起的漢學重訓詁，推崇東漢古文經學家賈逵、馬融、許慎、鄭玄，卻不脫古籍整理的工夫。後起的常州學派重在探求經傳中的微言大義，推本漢代今文學大師董仲舒、何休，是以今、古文經學之爭在清末被重新提起。廖平早年因博覽考據而涉獵了大量漢代古文經學材料，之後又專求今文大義，因而能克服前人囿於今文與古文經學的侷限，提出了今、古文經學相區分的根本在禮制的平分今古之論。同時代的學者將之與顧炎武發明古韻、閻若璩考辨《古文尚書》三者並譽為清代學術的三大發明之一。
廖平經學初變始於光緒九年，代表作為著成於光緒十二年的《今古學考》。一變產生的主因是為解決自身所遭遇今古文混淆的疑問。對於分別今古文，其實清代學者已有不少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廖平也承認他曾受過前賢的影響：

至陳卓人、陳左海、魏默深，略知分古、今。孫氏亦別采古文說，專為一書，然明而未融。或採師說，尚未能獵取精華，編為成書；即有成書，冀圖僅據文字主張今、古門面，而不知今、古根源之所在。

引文指出陳立（卓人）、陳壽祺（左海）、魏源（默深）、孫星衍等人已意識到分別今古文經說的重要，特別是二陳已略知今古的本源，對廖平的啟發尤多，但他們終究「未能瑩澈」，還不能真正明瞭今、古根源之所在，而廖平經過長年思考，終於悟出應以禮制「別戶分門」。他認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固然存在不少差異，不可淆亂，但二者並無輕重之分，不可偏廢，為此他十分反對經學史上今、古文經學相互攻訐的門戶之見。正是在這層意義上，他把以禮制為根本區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理論，稱之為平分今古之論。那麼造成解經困擾的今、古文經學混淆始自何時呢？
在廖平看來，在東漢末的鄭玄以前，今文經學家立論，不取古文經學為說，古文經學家立論，也不取今文經學的隻字片語，直到鄭玄遍注群經時，二家的界限才被全面破壞：

今學盛於西漢，屏斥古學不得顯。古學盛於東漢，今學寢微。二學積為讎敵，相與參商。馬融指博士為俗儒，何休詆古文為俗學。可見鄭君以前，二學自為水火，不苟同也。

因此在鄭玄之前今、古兩家迴避對方如洪水猛獸。事實上，在鄭玄之前的漢代學者說經是否真的如此界限嚴明，還有很多可議的空間，而且鄭玄合通今古文經學，也是漢代經學兩家之爭的長期發展之必然結果。但廖平卻認為講經應篤守家法，雖有疑義，也不可兼採他說，因而對鄭玄的注經大加筆伐，指責鄭玄尊奉古學而兼收今文，遍注群經，破壞了經學家法的原則，再加上之後的王肅又繼鄭玄混亂今古文之路，遂使今古二家之分「並其堤防而全潰之」。既然今古學已遭混合，破壞了本來的面目，平分今古之論則是欲對兩家原貌恢復擴清，至於如何釐清今古，廖平獨有的創獲是應以禮制作為區分的依據。那麼為何經學內部會衍生出今、古文二派及彼此之間禮制上的差異呢？今、古禮制所各自宗主的文本又是什麼？
在廖平的《今古學考》中，漢代今、古學的實質性分歧被歸納為禮制的問題，他是通過分析研究《五經異義》的材料得來的。己酉年本的〈四益館經學四變記〉云：

初變分今古，……專主《五經異義》，嘉道以來學者皆以分今、古為主。而《今古學考》集其大成，劈分兩門，始有專書。

《今古學考》卷下又說：

《異義》久亡，今就陳氏輯本考之，所存近百條。今與今同，古與古同，各為朋黨，互相難詰，以其門戶原異，故致相歧也。

《五經異義》是許慎所撰，其後鄭玄針對是書，著《駁許慎〈五經異義〉》，兩書均大約佚於唐代。清王復輯有《駁（五經異義）》，陳壽祺又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廖平所依據的，就是陳氏書中所輯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經說之百餘條材料。由於許慎的《異義》對於今、古兩派不欲牽合混同，該書按經學問題一一分條，每條皆列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不同說法，從而客觀上保留了漢代今文和古文經學的材料，也獲得廖平極高的評價。不過廖平對於許慎分今古的方式有所未安，不能苟同之處尚多，原因是許慎誤以立學官與否分判今、古，而且許慎所錄的今文與古文經學之說，依據除了有經傳明文，還有一半是後師附會之說，許慎卻未能明白分辨這一點，也沒有提供區分今、古學的穩定基礎，究其原因是「今、古分別，兩漢皆不能心知其源」。陳壽祺在疏證《五經異義》時，已觸及今、古文經學的禮制之分，雖然他仍未能認識禮制就是二者區分的根本，但無疑對廖平的平分今古論之提出，起了一定的影響。廖平在體悟到禮制為分別今古根源下的具體創見，就是以〈王制〉、《周禮》各為今學、古學的統宗；而今、古學的產生又與孔子早、晚年的異說與地域學風的不同密切相關，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周禮》與〈王制〉各為古學、今學統宗。
廖平發現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內容雖然繁雜，但在有關封國、爵祿、官制、選舉、喪葬、祭祀、巡狩等禮制大綱方面，卻「今與今同，古與古同，各為朋黨，互相詰難」，而今、古學所言禮制的本旨，又分別宗主〈王制〉和《周禮》，廖平由此主張：「〈王制〉為今學之主」，「《周禮》為古學之主」。至於兩者所言的禮制時代，廖平認為《周禮》所言多本周代禮制，〈王制〉則是兼採虞、夏、殷、周四代，且以殷禮為主寫成的禮制。此種說法當然是他個人的一家之言，事實上此二書在歷史上的爭論頗多，若能稍微了解這個背景，或許更能見出廖平經說的立場。
《周禮》原名《周官》，劉歆改為《周禮》，是古文經學的根本經典，漢代古文家推尊為周公所著，認為是真正周代禮制。然而《周禮》的內容與傳承譜系一直存在很大的問題，從漢代直到清初，懷疑此書的學者不計其數。清中葉以後，常州學派的學者進一步將《周禮》帶入了更激烈的今古文經學論爭中。常州學派開創者莊存與雖然也懷疑《周禮》的真實性，但是仍重視它內容的重要性，其三《禮》之學講的就是《周禮》。莊存與之後，其外孫宋翔鳳始明確的把今文經學的研究與《周禮》辨偽史連繫在一起考察，批評《周禮》沒有師承流傳，可能為戰國時人託周公之作，故價值不足道。莊綬甲、劉逢祿等皆為莊存與的侄、孫輩，他們對《周禮》的評價已有顯著的貶抑，今、古文經學門戶的壁壘日漸分明，可以從這個地方看見端倪。到了龔自珍更詆《周禮》為偽書，認為它本非經書，是劉歆為助王莽篡位而加以經名。總之，愈後來的今文經師，愈因為《周禮》的作者與傳承譜系不明而益加的否定其地位與價值。
廖平在經學一變時認同《周禮》的內容主周代禮制，接近古文經學一派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以《周禮》成書於六國時，作者為燕、趙人，且不止一人。作者是因周代禮制不存，採周典冊據己意而成，因而其書可謂宗周公之意，但又非周本制；這一觀點可解釋《周禮》既近周制，又不盡合周禮的問題，與古文經學家的真信為周公所著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別。
〈王制〉為《禮記》的一篇，《史記．封禪書》記載，文帝時「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漢代古文經學家多據此說，認為〈王制〉是漢文帝時的作品，這一說法帶有貶低今文經學的含義，以〈王制〉並非出自聖人的一手著作。鄭玄、孔穎達等人則推測此書成於周秦之際，約孟子之後。而今文經學家以〈王制〉為孔子所著的經典，對其書極為推崇，與文帝時博士所著的「王制」為同名的兩部書。例如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指出，文帝所造書（指「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又文帝時的《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但《禮記．王制》沒有言及封禪，雖談到巡狩也非主要的內容。黃開國認為，照這些資料看來，若說文帝時的「王制」與《禮記．王制》應是不同的兩部作品，也不是無稽之談。但是儘管今文家抬高〈王制〉的地位和價值，仍然提不出論據證明它與孔子的直接聯繫。
廖平否認〈王制〉為漢人所作，斷言此書是「孔子所作」。他自述體悟這一心得的過程，是在研究《穀梁》的同時，發現《穀梁》與〈王制〉的制度完全相合，再加上之前俞樾曾有〈王制〉為《公羊》禮說之論，因而益加堅定〈王制〉為《春秋》禮傳，為素王改制之書的結論。廖平亦提及接續孔門傳承的《孟子》、《荀子》皆依〈王制〉立說，作為〈王制〉確是孔子手定的制度綱領之佐證，雖然這個立論並不嚴密，也未必客觀，卻可看出他跟隨今文經學推崇〈王制〉的立場是很明顯的。只是前人一般多言〈王制〉為殷制或先王之制，說是孔子所立、以殷禮為主而折衷虞、夏、殷、周四代之制，則是廖平的創說。
綜而言之，古文經學宗主《周禮》，今文經學宗主〈王制〉，這兩種制度又不完全是現實社會的實有禮制，而是帶有作者某種理想的制度。那麼為什麼在經學內部會有兩種不同的制度，廖平認為是孔子早、晚年的異說有以致之。
第二，孔子早、晚年之說與地域學風的差異。
廖平把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產生，都上溯到先秦時代孔子的學說及其弟子對師說的不同流傳；今、古文經涇渭分明的源頭，產生於孔子早年、晚年學說的不同。孔子早年心慕周公與周禮，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到了晚年感嘆周禮實行已久，積弊太深，為了救弊補偏，於是主張改變周禮，書為〈王制〉，故〈王制〉內容即是針對周禮制度的弊端而發：

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選舉之政；因閽弒吳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門；因諸侯爭戰，乃使二伯統制之；因大易為亂，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瀆祀，乃定為四時；祫祭厚葬之致病，乃專主薄葬。凡其所改，專為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

正因為孔子前期從周、後期改制的不同，其弟子也分為兩批。早期的授業弟子僅聞孔子的「從周」之說，便辭而返鄉，他們多為燕趙人。而魯乃孔子鄉國，晚年的授業弟子多魯地人，因不曾聽聞孔子早年之言，故專祖晚年之論，篤守〈王制〉，並傳述師說，時間大約在春秋末年，是今文經學一派產生的源起。今文經學傳播開來之後，那些早年歸鄉的燕趙弟子有見於今文經學的內容異於孔子早年之說，遂疑魯弟子偽為此言，依託孔子，故篤守前說，與魯學相難；而私淑於孔子、習聞周家故事的隱君子，亦相與佐證，不信今學而攻駁之，乃有《周禮》、《左傳》、《毛詩》之作，以求合於孔子初年之說，時間大約在戰國，是古文經學一派產生的源起。因此，今文經學的產生先於古文經學。
廖平在論及孔子早、晚年兩批弟子傳播經學時，也涉及地域的問題，即今文經學主要傳自魯地，古文經學主要傳自燕趙之地。事實上，孔子學說是否有早晚年之異，以及是否有不同聞見的兩批弟子，都於史無據，這只是廖平為了解釋何以漢代形成的經學文本內部會有《周禮》、〈王制〉兩種互相矛盾的制度，所試著提出的一家之言。就漢代經學來看，例如傳述《穀梁》、《魯詩》的先師出於魯，《公羊》、《齊詩》出於齊，故魯、齊為今學源起之地是合於事實的。但是廖平以燕趙為古學正宗發源地的推論卻相當的薄弱，僅有簡單的論據，即傳《毛詩》的毛公是趙人，故推測古學必定位在齊北的燕趙之地。然而燕人韓嬰傳《韓詩》，廣川人（今河北棗縣）董仲舒治《公羊》，俱為今文經學，這是明顯的事實，廖平亦對自己的說法不能自安，此點在後文會再提及。不過廖平以地域作為先秦經學不同派別的劃分，卻仍然有著特殊的價值與意義，因為他已發現古代經學並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之中至少有兩個相異的系統，他把長期以來爭訟不決的今、古之分換成齊、魯與燕趙學問之異，把經學主張的不同化為地域文化的差異。這一說法已經開始具有學術史的眼光，其弟子蒙文通後來的「古史多元論」即是延續乃師思維模式的突破所得；這也是廖平《今古學考》的價值在近代影響深遠而為學界推重的又一面。
以下則針對廖平於經學一變時期的《詩經》、《尚書》、三禮、《春秋》三傳之今古文觀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