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

作者簡介

夏恩•史崔特（Shane Strate）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專門教授東南亞歷史和後殖民主義，2009年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取得東南亞歷史博士學位，學術研究方向多為帝國主義、國族主義和後殖民主義。

譯者簡介

譚天
曾任《聯合報》編譯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歐洲日報》編輯主任等職。現旅居加拿大專事翻譯，譯作有《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海權爭霸：世界7大海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全球列強戰略布局與角力》、《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等一百多本書，範圍廣涉政治、軍事、文化、宗教、科技與商務等領域。

書籍目錄

導讀一　以多元角度理解現代泰國的成形　王健安
導讀二　進入失土國恥的歷史世界　林育生
導讀三　打破「泰」浪漫的迷思　許純鎰
導讀四　以史為戒，還是以史為「械」？　黃宗鼎

前言　泰國史話中的「失落」概念
進入泰國史的門戶：勝利者與犧牲者╱相互競爭的論述：王室－國族主義vs.國恥論╱法國－暹羅危機以及泰國現代史的誕生╱國恥論效應╱選定創痛╱史學架構內的國恥論╱各章摘要╱資料來源

第一章　架構損失：廢除暹羅的不平等條約
暹羅的不平等條約╱《鮑林條約》的簽署╱調適不平等條約系統（一八五五－一八九三）╱治外法權對主權的威脅（一八九三－一九○七）╱「救贖」的一刻╱小結

第二章　國恥論的誕生
通往戰爭之路╱選定創痛的構築╱失落土地的定義╱「左岸泰國人」╱我們等得夠久了╱群眾示威╱孩子現已長大成人

第三章　國恥論與反天主教
拉瑪五世與天主教的問題╱認定天主教徒是「非泰」╱剷除天主教的策略╱教廷反應╱北柳府的反天主教活動╱迫害的結束╱小結

第四章　泰國與泛亞主義
決策╱推動與日本結盟╱對付英國的做法╱日本：我們可信的朋友╱造就亞洲民族╱恐懼歐美白人╱小結

第五章　一九四六年：戰後和解與對國殤的重新思考
贖償過去的罪行╱失土的議題╱暹羅與印度支那獨立╱國民大會的辯論╱民眾反應╱勝利紀念碑：緬懷損失╱小結

第六章　柏威夏：泰國的國恥論象徵
柏威夏的歷史╱泰國是狼，柬埔寨是羊╱法國是狼，暹羅是羊╱動員貢獻╱不知感恩的施亞努╱審理與判決╱泰國為什麼輸？╱小結

結語
謝啟
附註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讀一（節錄）
以多元角度理解現代泰國的成形╱王健安（「轉角國際」、「說書」專欄作家）
十九世紀亞洲的挑戰
如果想了解現代世界的起源，十九世紀的全球發展史會是個重要關鍵。在當時，早已開始好幾個世紀的全球化因科技大幅躍進，而有了更為顯著的成果，貨物、訊息與人口流動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風險且代價高昂。特別是以歐洲國家的角度來看，十九世紀也是個處處充滿拓展機會的年代，他們的軍隊、商人、探險家不斷往世界各地邁進，尋找更往龐大的軍事、政治或商業利益。許多現代所熟悉的事物，便在此背景下一一成形；例如現代印度之所以會生產聞名世界的大吉嶺、阿薩姆紅茶，便與英國殖民印度、大力推廣茶產業的歷史有極密切關係。
相較於自信滿滿的歐洲國家，十九世紀對亞洲國家卻是個充滿挑戰的年代。當西方不斷以優勢技術擴展勢力範圍時，亞洲各國必須在此一迅速轉變的世界中，找到最適合的生存方式，「西化」便為其中一個選項。就如同日本雖厭惡西方帝國主義的到來，卻也能欣賞對方優勢，歷經數十年的積極學習後，順利取得「海外殖民地」，向外宣告沒有豐富資源的島國，也能成為世界列強。直到今日，日本仍是世界上相對強勢的大國之一。
除了追求物質上的進步，亞洲國家還須藉由詮釋歷史，在嶄新的時代找到處世之道。曾在東地中海世界獨霸一方的鄂圖曼帝國，也難以抵擋來勢洶洶的歐洲軍隊，從衰弱到崩解，最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消失。從帝國殘骸中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知道，如果再以「帝國繼承人」自居，不僅無法適應這個新世界，更無法彰顯令人振奮的成就；在共和國的詮釋下，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只不過是一段腐敗、黑暗、急於擺脫的過去。為了證明這點，土耳其共和國採取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政策：開辦兩性共同上課的教育場所、鼓勵土耳其佳麗成為世界選美比賽冠軍、推動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等。或是更極端一點，拋棄了過往帝國政府的普世精神，與希臘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交換」，曾混雜而居的希臘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棄居住好幾個世代的家園，被迫「回到」想像中的故鄉。
透過日本與土耳其的實例可知，現代亞洲國家的樣貌或國策，並非從一開始便自己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為了回應外在世界的挑戰，才逐漸演化而成。稍微試著理解他們是如何回應十九世紀的轉變，絕對有助於我們以更多元的角度理解現代世界的成形。上述前提，正是《從暹羅到泰國》的精彩之處。

為政治服務的國家歷史
乍看之下，《從暹羅到泰國》像是近現代泰國編年史，但書中內容遠多過於此，尤其作者以「國恥論的成形與再利用」，解釋了現代泰國如何運用歷史詮釋，發展國家政策與研擬對外關係，進而打造現代泰國的基本樣貌。作者史崔特在開頭指出，近現代泰國的歷史也是一段與西方帝國主義抗衡、並一度失敗的故事，而對泰國當政者而言，問題在於：該如何詮釋這段歷史？十九世紀中葉的泰國國王為維護尊嚴，將割讓土地一事，宣傳成維護國家獨立而籌畫的政治交易。對此，作者很明確指出，泰國確實是十九世紀少數能維持獨立的亞洲國家，但上述觀點明顯犯了時代錯置；因為十九世紀的泰國比較類似聯邦體制，與那些宣稱被迫割讓的土地之間，更像是「朝貢國」或「勢力範圍」的關係。因此，泰國政府的歷史解釋等於是利用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概念，掩蓋了與法國競爭中南半島的企圖。但重點是，無論這種觀點有多不合理，都為「國恥論」提供絕佳養分。

導讀二（節錄）
進入失土國恥的歷史世界╱林育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泰國歷史在我們普遍認識的東南亞中，或許有其獨特地位。當代東南亞國家裡，唯一歷史上未被歐美國家殖民者，大概就只有泰國這個今日許多旅人造訪的觀光國度。外人如我們或許常聽說，歷史中位於英法勢力間，一方面作為兩方勢力的緩衝區，一方面王室巧妙利用此一中間地位，因而免於歐美列強殖民，得以作為一獨立國度，延續至今。這種說法，實也見於當代泰國自身的歷史論述，英明睿智的王室，在西方列強進逼壓力下，勵行現代化，帶領泰國避免殖民危機，使泰國延續其王國歷史。這種泰國國內外皆熟悉的當代說法，無論是否屬實，作為一種普遍論述，一方面支持了王室作為泰國三大支柱（國家、宗教、王室）的說法，另一方面也支持了泰國近現代自沙立（Sarit Thanarat）政府以來，泰國國家精英對於王室形象的建立與崇拜。
不過，這本書最有趣之處，就是挑戰前述這種泰國國內外的「常識」。作者認為近現代泰國精英用以建構泰國國家的論述，不只是這種以王室為尊的光明面，還有另一重要的黑暗面，以歷史中泰國國家土地喪失為基礎，藉由對西方外來侵略的同仇敵愾感，形塑泰國國族主義。作者將光明面的前者稱為「王室－國族主義」（Royal-nationalism），黑暗面的後者則是以「失土論」（Lost territory）為基礎的「國恥論」（National Humiliation）。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兩面論述實都根基於一八九三年，法國軍隊進逼曼谷的法國－暹羅危機，以及後來所簽訂的相關條約。在條約中，暹羅放棄了對湄公河左岸約泰王國面積三分之一的領土主張。作者根據史料，指出雖然這些事件始於邊界衝突，卻是由暹羅在殖民競爭下主動對法國挑起軍事行動，法國藉機予以反擊的結果。但當時的「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巧妙地將暹羅轉變為法國入侵的受害者，並將土地喪失，解釋為王室為了和平及國家的獨立性，因而以失土換取國家不被殖民的英雄舉措。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失土造成的西方侵略之恥辱感，從未實際在泰國精英心中消散，並在後續歷史關鍵時刻，成為「國恥論」而發酵。
「國恥論」真正的誕生與擴散，主要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的泰國，尤其是披汶（Phibunsongkhram）主政下的政府。一方面隨著一九三二年立憲革命後成立君主立憲國家，統治者由王室轉為軍事精英；另一方面泰國逐漸步入現代國家，進而強調國族統一。國家精英諸如披汶、威集•瓦他幹（Wichitwathakan）等人，不再著重「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反而將一八九三年的失土歷史成為一種「選定創痛」（chosen trauma），形成國族集體的「國恥論」，以支持泰國軍事政權的政治法統。在這種「國恥論」下，合理化了泰國一九四一年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入侵，「收回」過去為法國所占的多數土地。另一方面，這種西方入侵的「國恥論」，也用來和二戰時期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泛亞主義結合。此論述下，泰國並非只是單純在日本強迫下自保，日本反而是披汶政府大泰國主義的夥伴，用以挑戰西方殖民，建立亞洲民族。另外，作者提到當時政府的反天主教措施，雖看似與他章主要談論泰國對外關係調性不同，但作者以此對泰國國內天主教會的嚴厲打壓指出，這種將與法國相關的天主教會擴散到天主教會整體的外來入侵論述，更加證明了「國恥論」在各方面的發酵。
二戰結束前，泰國倒向同盟國，雖又是一次「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的成功展現，免於戰後嚴厲的政治清算，然而，一九四六年將「奪回」四府交還法國的協議，卻造成新政府的尷尬，再次經歷如同一八九三年失土的「國恥」。這種泰國屢次被法國帝國主義竊取土地的心態，在後續泰國與柬埔寨邊界的柏威夏爭議又再度出現。一九六○年代前後關於柏威夏寺的所有權爭議，以及二○○八年因柏威夏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而再一次引起的論爭，都反應了前述一八九三年及一九四○年代與法國土地爭議而展現的失土史觀及「國恥論」。
《從暹羅到泰國》無論作為學術研究，或是普遍閱讀的書籍都十分具有價值。二○一五年英文原作出版後，就引起學術界高度興趣，在許多相關學術期刊中，都有其他學者對這本著作的介紹與評論。這本歷史學著作，結合了外交史和文化史兩方面：一方面交待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以及其後柏威夏爭議事件，暹羅（後來的泰國）和法國、日本、英美、柬埔寨等外國交涉的歷史；一方面也探討不同時代的國家精英，如何把歷史以「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等論述方式呈現，以作為其政治目的和建構當代泰國國族的工具；尤其是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沙立政府將其統治與王室形象高度結合前，以披汶為代表的泰國精英及其統治論述。在理論系譜上，這本著作承繼了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國族主義形成的學術脈絡，及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圖繪暹羅》（Siam Mapped）現代地理學形成「地緣機體」（geobody）的當代國家概念等相關議論。正是在這些學術巨人之上，也就是現代製圖概念的邊界成為理解當代主權國家的前提下，《從暹羅到泰國》由「失土論」所建構出來的「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才更顯重要。

導讀三（節錄）
打破「泰」浪漫的迷思╱許純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泰國研究中心研究生）
在《從暹羅到泰國》這本中文譯著出版前，對泰國文化與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大多會參考歷史學家通猜•威尼差恭的《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該書自一九九四年發行至今，不知已啟發多少正走在泰國研究長路的夥伴。二○一五年，通猜的學生，也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夏恩•史崔特，透過不下於他老師的精湛歷史學技藝，細密地在老報紙、廣播、檔案中挖掘史料，將他老師在《圖繪暹羅》的研究核心─「泰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概念是如何鍊成的─發展得更加具體、有說服力，繼而成了另一本在泰國研究中擲地有聲的必讀讀物。甫接到聯經的譯稿時，心中是又驚又喜。泰國文史研究的經典西文論文雖然不少，但引介到中文世界者著實不多。經由這次出版《從暹羅到泰國》，中文世界裡終於又有新的泰國研究聲音加入了！同時我也相當羨慕未來踏上泰國研究的朋友們，因為有這本書，研究的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得更遠。
作為一名剛接觸泰國研究的外國學生，要具備的不僅是對陌生文化無止境的好奇心，更得逼迫自己在短時間內，大量消化相關的背景脈絡，才有辦法在有限的修業期限中，一方面理解前人的學術心血，一方面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出口。我不敢說《從暹羅到泰國》是本萬能的工具書，但就自己的求學經驗，此書所梳理出的泰國近代史，確實能提供給關心泰國主題的朋友一個理解窗口。

我所就讀的朱拉隆功大學（本校校名正是拉瑪五世，書中「王室－國族主義」史學的重要支柱）泰國研究中心，並沒有專一的學科傳統。它是由多位不同專業的人文學科教授，就自己擅長的國內研究領域開設講座。因此，與其說它是個系所，不如說它更像是泰國區域研究的學術社群縮影。宗教、性別、語言、民俗、歷史，每一課程最後都會追問著一個核心概念：泰國性（Thainess/es）。什麼元素會被外國人視為很「泰」、被泰國人視為很傳統呢？它又是如何建構的？而你所說的「泰」又代表了誰呢？這不只是文化命題，而且不令人意外的，還是一道政治命題。正如《從暹羅到泰國》，本身就是泰國文化史與外交史交互考察下的成果。雖然史崔特沒有在書中明確論及泰國性，但在書中橫跨十九世紀後半至本世紀的數章故事中，泰國性的建構與操作（誰是泰╱非泰）躍然紙上。
不論是通猜的《圖繪暹羅》，還是史崔特的《從暹羅到泰國》，師徒二人在歷史檔案裡齊心戮力想達成的，都是打破關於「泰」的浪漫主義迷思。簡括地說，「泰國」是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下的產物，可以回溯至軍事強人披汶•頌堪在二戰期間推廣的泛泰主義。而它的前身─「暹羅」，早期也不是我們所認知的現代國家樣貌，而是中南半島上一個透過納貢關係組織而成的鬆散政治體，在十九世紀受英法勢力衝擊後，才逐漸中央集權成我們所熟悉的單一王國。因此，不論是原本的暹羅還是後來的泰國，作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都是很晚近才形成的。在分析取徑上，通猜考察的想像載體是地圖，而史崔特緊緊跟隨的是地圖上的「失土」，也就是這本書論及的「國恥論」。
在泰國研究中，失土議題往往被拆散成個案型、糾纏錯節的國際關係史。除非對泰國史有相當程度的熟稔，不然讀起來總滿是挫折。但在《從暹羅到泰國》裡，史崔特流暢的語句與簡明的史學框架，能讓我很享受地投入閱讀。複雜的國內外政治角力在他筆下，儼然成為耐人尋味、難以掩卷的故事。故事主軸在於政治領導人如何選定創痛，將失土議題打造成國恥論，並加以渲染操作。史崔特將國恥論作為一條引繩，引領讀者回顧多個重要與鮮為人知的場景。其中，第三章〈國恥論與反天主教〉與第四章〈泰國與泛亞主義〉還原泰國社會在民族主義推波助瀾下逐漸極化的場景，讀起來尤其震懾人心。這兩章就像面鏡子，提醒我們當政府因政治目的煽動宗教不容忍與仇外意識形態時，國家機器會是如何張牙舞爪地操縱人民，而泰國的案例殷鑑不遠。

導讀四（節錄）
以史為戒，還是以史為「械」？╱黃宗鼎（獨立評論@天下「東南亞風輕史館」專欄作者、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今年是泰國啟用其英文國名Thailand的八十週年，《從暹羅到泰國》之出版，可說適逢其時。一九三九年曼谷政府將英文國名自Siam（暹羅）改為Thailand（泰國），大泰民族主義隨之張揚，與一九八九年緬甸軍政府將英殖民時期之國名Burma改為Myanmar，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發達大泰民族主義，二戰初期的曼谷政府開始在領土及人民兩大國家組成要素上大作文章。就領土而言，大泰國囊括了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及西雙版納等地域的大泰族生活區；就人民而言，廣義泰人不僅包含寮人、高棉人等所謂「（湄公河）左岸泰國人」，還兼容了緬甸的撣人、克倫人與孟人。
為了讓大泰族生活圈以及廣義泰人等主張具有正當性，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的曼谷軍人政府與知識界乃重新書寫歷史。歷史（prawatsat）一詞於拉瑪六世（一九一○─一九二五在位）時自西方引介而來，使得原來僅供皇家閱覽之祕典聖訓，由是進化成振興泰人民族意識的教範。

泰國「軍人民族主義」史觀之肇興
《從暹羅到泰國》言及的「王室－國族主義」史觀，可以說是泰國現代史學書寫的主流意識。該種以鞏固王族統治為要旨的泰式歷史書寫，蓋以丹龍•拉差努帕（Damrong Rajanubhab，即書中所稱之丹龍親王）學派為基礎，強調以歷史來證成泰國之一統性與個殊性。而作為這本書核心觀點的「國恥論」，則出自大泰民族主義學派。活躍於一九四○年代初期的泰國披汶政府，無疑是大泰民族主義學派的催生者。「國恥論」可謂「王室－國族主義」史觀的變體。這兩大國族歷史敘述的主要差異，在於敘事視角的不同。當大泰民族主義張揚之際，敘述泰史的視角，乃由「王室－國族主義」之君王一方，轉至「國恥論」之軍人一側。有鑒於此，我們或可將「國恥論」稱作「軍人民族主義」史觀。而「軍人民族主義」史觀之肇興，與一九三二年暹羅爆發軍事政變、改「絕對王權」為「君主立憲」之背景亦有直接關係。
積極營造「國恥論」的披汶政府，只管為大泰國族「選定創痛」，並不管這些創痛是否確切。究竟一八五五年暹羅與英國簽署之《鮑林條約》，乃至於當中的治外法權條款，對當事國來說是否真是不平等條約？作者提出的幾點事實，包括十七世紀的大城王國早就提供歐洲商旅這樣的權利、暹羅境內歐洲人數量不多、拉瑪四世蒙固王不認為治外法權有損王國威望，乃至於外人造訪反倒突出曼谷特殊地位等，在在說明「國恥論」者將治外法權看作暹羅國難，已然過度解釋。相對來說，《鮑林條約》反而為暹羅帶來一些「外溢效果」，如暹羅藉此強化了與屬國間之主從關係、分奪了附庸國原有的外交自主權，並開始運用誹謗訴訟作為統治工具。

法國侵逼下暹羅╱泰國於印度支那所處之政治環境與文化實況
作者史崔特將歷史記憶作為論述主軸，倘若還要關照整體時空環境，實在難以周全。為使讀者理解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泰國統治者銳意「治史」之背景，茲將法國殖民勢力侵逼之際，暹羅╱泰國於印度支那所處之政治環境與文化實況，略作補充如後：
一、所謂「印支政治民族完整性」並不存在：暹羅與法國之矛盾在一八六三年柬埔寨被納入法屬印度支那後不斷升級，並於一八九三年法屬印度支那再取南掌（寮國）時臻至高峰。泰國政府在一九四○年指控法人巴維（Auguste　Pavie）藉由捏造假邊界及惡意的種族區劃，據以破壞印度支那的政治民族完整性。不過，透過非泰人的記述，我們還能看到另類說詞：「南掌國王溫坎（Oun Kham）在獲得法駐南掌副領事巴維庇護之餘，經由巴維向法國輸誠，盼將南掌獻與法國，讓南掌擺脫作為暹羅屬國的不幸。」
二、「天下」（sruk）是浮動的：作者所言及的幾個本區域國際關係的案例，包括一九四○年法國提出法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際，曼谷順勢要求法國保證歸還寮國與柬埔寨；一九四二年披汶政府製作民族統一地圖，將馬來亞吉打這類屬藩說成是泰王國治下的政治單位；泰國政府依照「國恥論」，將大東亞共榮圈看作是一個具有文化階序的結構，其中泰國雖在日本之下，但又是在荷屬東印度及英屬緬甸之上。筆者以為，曼谷該等主張無不延伸自十九世紀暹羅於印度支那所建構的國際體系─「曼荼羅」（Mandala），該體系係以暹羅為核心，柬埔寨、南掌及馬來半島上的蘇丹諸國，皆屬體系最外圍的「一等?（Mueang）」，為僅負擔進貢義務的半獨立王國。值得注意的是，「曼荼羅」並不以封閉界線來區劃領土，所謂的「天下」是浮動的，故後世之泰國逕視寮國、柬埔寨為固有領土，無疑是一種逾越過往事實之詮釋。
三、關於保護民（屬民）界定之歧異：書中提到一九○七年法國同意廢止法國亞洲屬民豁免權之前，其刻意透過保護登記制度來創造日後干預暹羅內政的手段。惟筆者以為，法國保護登記制度的作法與法屬印度支那於國籍認定上採行屬地主義有關。在法屬印支的越南地界，也發生了具有中國血統的明鄉、儂人因「被登記」為法國保護民，而導致中法齟齬的類似事件。
四、基於「教為政用」的根本矛盾：佛教信仰是大泰民族主義的主要成分，是政治精英所謂泰化不可分割的要件。就在來自於西方的天主教會被貼上「第五縱隊」標籤，被看作是殖民主義先鋒之際，曼谷下令將教會學校改為公校，並要求天主信眾皈依國（佛）教。文中提到一八八四年朱拉隆功王在華富里的天主教社區，看到一戶人家門前揚著一面法國國旗時甚為駭異。無獨有偶，一八三二年越南明命皇帝發現其鑾駕衞、警蹕、鑾儀等司弁兵（類似總統隨扈）有從爺蘇道（天主教）者時，同樣大為可怪。這說明傳統印支王國雖未政教合一、但「教為政用」之常態現象，以及該等王國與西方殖民者根本矛盾之所在。

文章試閱

前言（節錄）
泰國史話中的「失落」概念
二○○一年年初，泰國金融市場崩潰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持續發酵，泰國舉國陷於苦苦掙扎中。那年三月，政府宣布一連串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在審查這些措施之後，反對黨領導人提出批判，指政府顯然未將教育納入考量。其中反對最力者，有前大學事務部常務部長維吉•薩岸（Vijit Srisa-an）等人。維吉（編按：泰國人通常用名不用姓稱呼）認為，應該將教育經費列為國家重振計畫的最高優先。他警告：「若是沒有更明確的教育政策，我們永遠掙脫不了西方殖民主義的陰影。」
維吉這番話將泰國與西方充滿矛盾的關係展現無遺。傳統泰史作者總是說，在調適西方支配的世界秩序這個問題上，泰國比所有其他東南亞王國做得都更成功。泰國領導人很能接受外國理念與技術，很懂得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條件，持續調整他們的政策。許多觀察家認為，泰國之所以沒有淪為歐洲殖民地，靠的就是這種彈性。但儘管有這樣傲人的獨立史，泰國領導人仍將西方視為一種威脅。維吉沒有說明西方殖民主義如何還能繼續危及泰國福祉，但他這番話暴露出泰國民族主義論調中的一項重要矛盾：如果泰國在維護獨立這件事上做得這麼成功，像維吉這樣的領導人為什麼還這樣憂國憂民、急著想擺脫西方殖民主義？
為解答這個問題，史學者近年來放棄過去將非西方社會二元化分類──不是獨立國就是殖民地──的做法，認為泰國像其他地區一樣，早自十九世紀起，已經兼而有之展現了這兩類特性。泰國史不乏成功調適與外交的例證，但也見證與西方列強持續不斷、時而暴力的對抗。這些對抗衝突造成了複雜後果。歐洲勢力在大陸東南亞的擴張，危及泰國獨立以及泰國精英的優越地位。最後，西方帝國主義與卻克里（Chakri）王朝（或稱曼谷王朝）達成妥協，建立一些保障王朝生存的條件。也因此，泰國雖說沒有淪為英國或法國的殖民地，但不斷與西方對抗、與西方妥協的掙扎，也影響到泰國現代國家認同的發展。
為了解這項國家認同的成形，本書要檢討泰國領導人如何看待泰國與西方的關係。泰國民族主義論點是一枚兩面幣。最常呈現在世人眼前的一面，說的是泰國如何高瞻遠矚、對抗西方的現代挑戰。它誇耀泰國當局如何以獨到的本領維護國家獨立。但這枚錢幣還有較陰暗的另一面，訴說一些國家之恥。整個二十世紀，泰國領導人就將這些國恥納入馬克•艾斯科（Marc Askew）所謂「國家危急」論，作為他們軍事擴張、種族沙文主義、政治打壓，或宗教迫害的藉口。本書要檢討這第二面論點的緣起與歷史，因為如果想了解泰國國家認同，以及它對西方的矛盾態度，這是重要線索。

進入泰國史的門戶：勝利者與犧牲者
泰國史學界有一連串前提或主題，為所有有關歷史知識定調。這些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所謂泰國史「門戶」的主題，確立了許多為當代政治與社會撐腰的論點。其中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論點是，暹羅從未淪為殖民地。暹羅與它所有的鄰國都不一樣─它沒有淪為歐洲殖民地。幾十年來，歷史學者接受這項說法，視它為一項不容爭論的事實。根據這項說法，泰國王室運用官僚改革與一套現代化措施，成功抗拒了歐洲對它的殖民企圖。泰國統治者憑藉熟練的外交救了這個王國，保住國家認同。這項說法雖說用意在解釋暹羅與西方的對抗，卻也成為早先幾個時代的歷史架構。丹龍親王（Prince Damrong）在他撰寫的大城王國（Ayutthaya）官方史中，說大城王國一直就在暹羅人死對頭──緬甸大軍的圍城之下掙扎求存。在總理披汶（Phibun Songkhram）第一任政府執政期間（一九三八－一九四四）擔任藝術部長的鑾威集•瓦他幹（Luang Wichit Wathakan）也曾經推出劇作，宣揚這說法。直到今天，對王室與保王派而言，暹羅未遭殖民論仍然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法統法源。這項理論聲稱，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在於保護王國的獨立與領土，鼓勵國人團結在泰王身邊，而泰王也會像過去一樣，領導國家度過任何未來的危機。
如果第一項論點歌頌國家在殖民主義巨浪侵襲下生存，第二項論點指出為生存而付出的代價與後果，而且往往將暹羅描繪成犧牲者，而不是勝利者。我稱這第二項論點是「失落土地論」，因為凡是用到它的說法，總喜歡用地圖表達西方干預泰國事務造成的一種整體性的不公平、不榮譽，或屈辱意識。這正是這項論點的主要宗旨：說明國家整體在過去承受的不公。為達成這個目標，它指出一度屬於泰國、之後遭敵國巧取豪奪而喪失的特定地區。像第一項論點一樣，失落土地論也以一連串沒有史實根據的假定為基礎。它用現代疆界概念注入過去，畫出一個地緣空間，並將生活在裡面的人稱為泰人。這塊想像空間的大小隨年代不同而調整，然而一旦為一種說法援用，它卻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它是承襲自古早過去、永垂不朽的民族國家疆界（不是近年來打造的）；也因此它自然而然認定涉案地區理當為王國所有，確實是失落的土地。在將國家受害程度量化之後，這個論點的下一步就是找人擔罪。失落土地論可以強調涉案政府沒有盡到保護王國疆界的首要職責，是一種去除領導層統治法統的工具。為政治對手加上喪失土地之罪，是一種打擊他們的有效工具。反之，證明有能力收復（或擴張）國家領域，也是強調統治權的好辦法。無論怎麼說，這第二項論點都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泰國人，不能團結在正確領導人身邊會造成禍國殃民之害。
「暹羅未遭殖民論」與「失落土地論」以一種二元對立的形式存在。任何有關泰國史的論述都必須將兩者納入考量，但由於其中一元同時與另一元既互補又相互衝突，想將兩者納入一篇前後一貫的敘述，就必須對兩者加以增刪修整。為緩解這種與生俱來的衝突，必須為其中一元賦予一種主控或從屬的角色。泰國史學者由於傳統上總是歌頌領導人如何保衛國家獨立，他們的著作一般也以「暹羅未遭殖民論」為主角，而以「失落土地論」為配角。必須注意的是，將一個論點視為配角並不能否認它的存在。這兩個論點以二分法形式並存；因此完全否定一個論點也會毀掉另一論點的來龍去脈。強調泰國如何度過一八九三年法國－暹羅危機的有關著述，必須承認暹羅簽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還放棄對寮國土地的控制權。事實上，擔任配角的論點得經過一番消毒美化，以凸顯、而不是威脅主控論點。有關暹羅割讓土地的論述，只證明泰王國生存受到威脅，從而凸顯領導人如何保全大部分領土，免於殖民統治的英雄行徑。
不過，在適當政治條件下，擔任配角的論點有時也可以角逐主控地位，進而改寫整篇論述。本書認為，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在一九四○年的邊界談判，為這類型轉變提供了理想氣氛。擴大國界的遠景，為當年處心積慮防範王權復辟的軍事統治者，帶來他們迫切需要的東西：政治法統的法源。披汶政府宣揚的民族統一主義極度仰仗失落土地論，於是把「未遭殖民論」打成配角。為構建一種可以動員整個國家的反帝國主義論述，政府將暹羅獨立傳承刻意淡化，並將一八九三年的法國－暹羅危機，描繪成一場奪走泰國土地與榮譽的失敗。泰國領導人所以在一九四一年挑起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戰爭，是因為他們深信一旦報復五十年前那場戰敗，能讓軍方取代王室，成為國家救主。

內文選摘（節錄）
第二章　國恥論的誕生
今天，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這個日子在泰國重大歷史事件中已經不再據有什麼特殊地位。有些史書雖說也會提到這個日子，但提它的用意一般而言，只是為了鋪陳、帶出更重要的泰－日聯盟罷了。但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簽署《東京和平協定》、結束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戰爭時，泰國曾經大事慶賀，說這項條約是泰國進入現代以後最偉大的勝利。這場戰爭是披汶為宣揚泰國過去遭到的不公義與挫敗，而直接導致的後果。威集在二十世紀三○年代精心策畫失土論，說西方國家半個世紀以來憑藉科技優勢不斷威嚇泰國，瓜分半島。泰國政府透過演說、地圖與刊物向泰國人民宣揚這種國恥意識。就這樣，與法屬印度支那的邊界談判成為難得一見、引起泰國全民關注的外交政策議題。泰國當局利用國恥論讓眾多國民相信，法國過去欺壓泰國，目前的邊界談判是泰國報仇雪恥的機會。隨著一九四○年將近尾聲，支持政府與法屬印度支那對抗的呼聲越來越強，於是給了曼谷升高軍事行動的藉口。曼谷當局認為，只要能在這場衝突取勝，讓四個府「回歸」泰國懷抱，就可以為披汶軍事政權帶來強有力的政治法統。

通往戰爭之路
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在一九四一年這場衝突的成因─特別是披汶在這場衝突中扮演的角色──始終是史學者爭論的重點。在這場衝突剛剛結束時，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這場衝突不是泰國機會主義造成的直接後果。學者指責披汶挑起這場爭端，說披汶是日本人的馬前卒，說他製造民族統一情緒，意圖趁法國在歐洲戰敗，建立大泰國。但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法國與泰國政府都釋出有關這場衝突的新資訊，為泰國窮凶極惡侵略者的形象粉飾。沙迪尤•傅勒德（E.Thadeus Flood）提出指證說，早在雙方爆發衝突前幾十年，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間模糊不清的邊界已經爭議不斷。近年來的研究也說，披汶在一九四○年採取的行動並不逾越外交規範。根據考布庫雅•蘇文納－潘（Kobkua Suwannathat-Pian）的說法，重新談判泰國邊界的民族統一運動，並不是披汶元帥本身發動的。事實上，「自法國在一八九三與一九○七年間奪占某些泰國土地以後，每位泰國領導人心中都藏有一種蟄伏的情緒」，夢想有一天收回這些失土。前國王巴差提普（Prajadhipok）在一九四一年的一篇報紙訪談中證實了這項說法。當時許多人認為日本暗中煽動泰國，希望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起爭執。巴差提普在這篇訪談中否認這種說法。既不支持披汶、也不支持軍政權的巴差提普說，東北部邊界早在王室主政期間就一直是外交政策關注焦點。
在披汶展開民族統一運動以前，泰國政府至少曾經兩度對這項邊界爭議採取行動。曼谷最主要的關切與一九○四年的條約有關。在這項條約中，泰國將湄公河左岸兩塊屬地──其中一塊在龍坡邦對面，另一塊位於今天寮國境內的巴色（Pakse）──割給法國。經過這項土地割讓，湄公河不再是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之間連續不斷的邊界。此外，根據法國對一八九三年條約的解釋，整個湄公河，包括河中的島嶼，都屬於法屬印度支那所有。湄公河國界模糊的特性為泰國帶來一連串惱人的外交難題，也造成與法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泰國說服法國針對東北部邊界問題簽訂新條約。一九二六年簽訂的公約對邊界問題做了小小調整，將國界線從泰國這一邊的湄公河河岸移到湄公河深水河道。這項修訂（從泰國觀點而言）是向前邁出的一步，但曼谷基於兩點理由對此表示失望。首先，法國針對深水河道規則提出一項例外，堅持河中任何島嶼仍是法屬印度支那獨占資產。其次，這項新協議沒有將湄公河定為泰國－法屬印度支那邊界緬甸到柬埔寨段的正式界河，所以一九○四年割給法國的兩個左岸屬地仍是法國領土。人民黨政府一九三六年在重新談判與外國的條約時也曾設法修訂這項邊界安排，但未能說服法屬印度支那改變現狀。
由於法國在歐洲與亞洲勢力逐漸式微，邊界議題於一九三九年重新浮出檯面。由於預期與德國之戰在所難免，法國急著讓他們的殖民地先求自保。為達到這個目的，蓋杜賽（Quai d’Orsay）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建議與泰國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條約。披汶察覺法國處境窘迫，意圖利用這項互不侵犯條約做籌碼，修訂與法屬印度支那的邊界。泰國政府告知法國官員，如果邊界劃分議題也納入談判，泰國樂意與法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根據外長迪雷•賈雅那馬（Direk Jayanama）的說法，法國政府原則上表示同意，並計畫派遣特使團前往泰國，擬訂細節。在有了這項保證之後，泰國政府於一九四○年六月十二日在曼谷簽訂法－泰互不侵犯條約。根據傅勒德的說法，這項條約有一項祕密條款：法國同意以湄公河深水道為邊界，並且將龍坡邦對面與巴色的兩塊土地還給泰國。和平解決邊界爭議的展望令泰國政府鼓舞，因為這項談判意謂法國願意將泰國視為對等夥伴，而不是一個半殖民地的附庸國。第三共和在六月二十二日向德國投降的發展，徒然使泰國更加同情法國。兩天以後，披汶在國慶日電台演說中鼓勵泰國人民拋開歷史仇怨（這仇怨是他的政府存心煽動的），著眼於法－泰關係一個光明的新紀元：「許多關注我們鄰國印度支那的同胞，針對近年來世事發展向我提出許多問詢。我懇求你們，我親愛的同胞，忘掉過去，將過去視為噩夢一場。唯能這樣做，你們才能同情我們的朋友法國的命運，向它展現你們的諒解。」
這種法－泰關係的改善只是曇花一現。新成立的維琪（Vichy）政府下定決心，要在法國非、亞兩洲屬地的問題上擺出強硬姿態，於是拒絕承認第三共和簽下的祕密承諾。這個態度獲得河內殖民政府大力支持。法國開始向曼谷施壓，要求曼谷批准互不侵犯條約，但在邊界調整的問題上卻推三阻四，讓披汶越來越疑心。對泰國而言，這是兩個不容分割、相互關聯的議題。披汶擔心一旦條約簽署，法國不會再有重劃邊界的誘因，泰國收復這些土地的希望也化為泡影。那年八月，法國照會泰國政府，說法國已經同意讓日本在法屬印度支那駐軍，並使用它的海軍基地。這項發展為收復失土的事更添一層緊迫。如果日本採取行動占領整個印度支那，曼谷以湄公河為東北方國界的夢想將徹底粉碎。披汶政府開始大談日本勢力將染指東南亞，以煽動國家安全的恐懼，挑撥民眾仇視法國。
九月十二日，泰國政府為解決這個僵局，做了最後一次外交努力，同意批准互不侵犯條約，但條件是法國必須尊重前文所提換文密件中的建議。這項密件的頭兩個條款規定，雙方以湄公河深水道為國際邊界，將左岸巴色與龍坡邦附近土地歸還泰國。此外，泰國政府還提出第三項要求：「如果法國政府能給與一封保證書，說明一旦法國主權更替，法國將把寮國與柬埔寨歸還泰國，國王陛下的政府將感激不盡。」
法國立即拒絕了泰國這最後一項建議，讓泰國政府騎虎難下。事情演變至此，泰國若不悄悄放棄它對印度支那邊界的政策，就必須考慮使用武力。但邊界議題這時已經成為社會大眾熱心關注的焦點，除非甘冒信譽遭受重創之險，披汶已經不能輕言放棄。他決定用媒體逐步增加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壓力。九月中旬，曼谷各大報紙發表社論，聲援泰國的立場。十月初，大學生開始走上曼谷街頭，要求法國交還失土，即使因此必須與法國一戰也在所不惜。在泰國逐漸走上軍事對抗途徑之際，披汶與幾個外國政府進行接觸，以了解他們對泰國這些主張的意向。英國與美國官員堅持維持戰前現狀。唯一同情泰國主張的大國只有日本。就這樣，一旦積極投入民族統一進程，披汶也將泰國進一步向日本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