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作者簡介

胡川安
生活中的歷史學家，身於何處就書寫何處，曾於日本、巴黎、美國、中國和加拿大生活過。大學雙修歷史與哲學，國立臺灣大學考古學與歷史學碩士，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系博士，現為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書籍目錄

推薦序1 透過比較的方法與新的歷史材料理解早期中國歷史╱葉山
推薦序2 從古代四川的歷史了解世界歷史的普遍過程╱李峰

自序
早期中國與古代四川文明年代表
導論
第一章 古代四川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嗎？—解讀文字材料的訊息
古文字和歷史文獻中的古代四川
小結

第二章 東亞大陸上的另一個文明？—古代四川考古材料的啟示
古代四川的考古證據
燦爛的三星堆文明
祭祀坑的性質
從出土文物看古代四川
三星堆之後
古代四川的文化交流
小結

第三章 秦一統天下的關鍵—征服、殖民統治古代四川
東出與南進的抉擇
排除南進的障礙：楚國
秦在成都平原的殖民政策（西元前二八五—西元前二二一年）
小結

第四章 殖民統治下的反抗與認同—秦與西漢帝國下的四川
抵抗與合作
一國兩制的困境
兩帝國間的四川──劉邦與項羽之爭
西漢帝國下的殖民地四川
國家與殖民地社會
地方的四川知識分子
四川人在中央：司馬相如、揚雄與其他
小結

第五章 四川人如何面對東漢帝國的「文明化的使命」？
帝國意識形態的成立
京城社會的形成：選舉制與太學
移風易俗的使命
強烈的地域性
特殊的學術取向與認同
小結

第六章 來世不做漢家人—漢代四川人對天堂的想像
「地域」認同與物質文化
漢代四川對天堂的想像
天堂裡的生活
小結

結論

省略語表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各界推薦
李峰（哥倫比亞大學早期歷史和考古教授）
柿沼陽平（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所長）
葉山（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講座教授）
黎明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
（依姓氏筆畫排序）

推薦序1(節錄)
透過比較的方法與新的歷史材料理解早期中國歷史
葉山（Robin D.S. Yates）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講座教授、皇家學會會員
長期以來讓中國歷史學家最為困擾的問題，是中國如何成為當今的中國？還有中國如何從遠古的過去持續到現今的狀況？少數民族和文化在中國長遠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們對於主流中國文化（以男性受教育的菁英儒家士大夫為主）有什麼影響？我們又如何定義「中國」，還有他們何時變成「中國人」？秦與漢帝國的統一，在什麼程度上是無可避免的？當帝國統一後瓦解成較小的政權（舉例來說，漢帝國崩潰之後，北方的魏、東南的吳，還有四川的蜀所形成的三國時期），統一的政權一定會再建立起來嗎？
以往這些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在本書中我們可以從一個比較的視野，而不是從國族主義的立場來看。過去認為中國文化似乎是很獨特的，有能力一再重新建立起統一的政權。而且國族主義的立場主張在前現代的帝國中，沒有其他的文化發展出如此獨特的歷史進程。從其他文化的例子來看，羅馬帝國統治地中海世界將近四百年，她的繼承者拜占庭帝國，建都於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堡）；波斯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國祚和文化的成就都讓人印象深刻，他們的繼承者瓦解成較小的政權和文化，成為當今的民族國家。關於帝國的「概念」從古至今一直都存在著，像是西班牙帝國在美洲將自己視為羅馬帝國的延續，但其中存在很多顯著的差異。瓦解的鄂圖曼帝國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持續有政治和文化的分支。透過這些例子，似乎只有中國是以少數的知識分子提倡統一的理念，而且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轉化成實際的發展。但真的是如此嗎？
胡川安博士的《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四川》是少數開始嘗試解構國族主義立場的研究，透過東亞大陸上文明發展重要的地區—四川，了解其被整合到主流中國文化傳統的過程。本書所研究的四川，是一個生態和環境上與中原迥異的地方，有著充滿活力的新石器傳統，然後發展出以三星堆為主，具備高度特色的青銅時代文明。四川的青銅文化和河南商代中原的青銅文化有連結，但仍然展現出相當清楚的特色（想想看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強烈風格的青銅面具，在中原完全沒有看過）。除此之外，四川文明還與其他長江中、下游、東南亞的青銅文化有關係。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持續將周邊的文化整合進去，然而，在特殊環境發展出來的四川，為什麼仍然能持續獨立發展，並且展現自己特殊的認同呢？
胡博士從西方歷史研究和人類學的傳統中汲取靈感，研究古代四川如此特別的例子，解釋在中國歷史上這個異類他者的文化、人群和政體。他分析秦和漢統治下四川的歷史，利用比較的視角，採用「沒有歷史的人」（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的概念和「殖民」（colonization）的想法到四川的例子中。本書指出秦國如何統治四川的政權和文化，還有對於巴和蜀的族群政策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問題。除此之外，秦如何讓行政系統轉化，然後剝削四川的經濟資源同樣也是重要的歷史問題。如果沒有四川，對於秦而言征服長江下游的楚會更加困難，會花費比預期更多的時間，對於後來的漢帝國來說也是如此。四川成為秦征服天下的重要基地，雖然受到殖民母國的宰制，但其仍然維持自身獨特的文化和傳統……


推薦序2(節錄)
從古代四川的歷史了解世界歷史的普遍過程
李峰
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歷史和考古教授
欣聞胡川安先生大著《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即將由聯經出版付梓行世，這是一件喜事！胡川安先生從臺灣來北美求學，八年寒窗，在二○一七年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也就是這本書的英文稿），順利取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博士學位。回臺後工作之餘，及時修改並完成了此書的中文本，成為他學者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我要首先向他表示祝賀。胡川安先生命我作序，考慮到我和這本書有一些間接的關係，就不揣淺陋，欣然應允了。
我和胡川安先生認識，是他在麥基爾大學的導師，著名的秦史學家葉山教授介紹的。那時川安是博士第三年，加拿大和美國制度相似，那就是要通過一個資格考試，才能取得作博士學位論文的資格。這種考試一般要選三到四個研究領域，而負責任的老師一般會指導學生選擇與下一步畢業論文有關係的領域，進行一到兩學期的系統學習，然後參加考試。葉山教授邀請我做川安中國考古學領域的指導教授，我接受了邀請。當時川安和我商定的總題目是〈古代帝國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Ancient Empires），目的是系統學習怎樣從考古的物質證據來研究帝國。在這個總題目之下我們設定了四個專題：一、羅馬化問題；二、帝國的比較考古學研究；三、中國早期帝國的考古學；四、畫像石墓。每個專題之下都有一份長長的書單。我過去常常用這種方法指導學生，原因是它一方面可以涵蓋博士論文所需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學生將來工作後這份書單可以很容易地變化成一門課的內容。不同的是，我們的學生一般是自己去讀這些書，然後考試即可，而川安方面則有葉山教授的嚴格要求，即學生必須階段性地和老師討論這些書的內容。就這樣，我們約定每月見一次面，每次兩小時，共討論四次。地點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肯特大樓我的辦公室。
這樣，二○一二年秋季，胡川安先生每個月從蒙特婁（Montreal）來紐約一次，共四次。每次往返要穿越美加邊境不說，乘坐灰狗巴士（也是我當學生時的常用交通工具）單程車程加上中途休息大約要九到十個小時，往返兩日，非常辛勞。這使我心中感到多有不忍，也常常讓我想到哥大歷史上的一件往事，或者說是憾事。一九四七年著名的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被哥倫比亞大學雇用，那時的美國正是極右的麥卡錫主義興起的時代。波蘭尼的夫人因為是前奧地利共產黨黨員，無法取得美國簽證。無奈之下，波蘭尼夫婦只好把家安頓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而波蘭尼自己則每週從多倫多乘飛機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大學上課。即便艱難，波蘭尼在哥大期間以「古代帝國的經濟」項目申請到福特基金會的一大筆資助，設立了古代經濟史的講座。也正是這個講座開創了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其中就包括給他做助教，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的摩西．芬理（Moses I. Finley）。比起波蘭尼，川安雖然年輕些，但是他那種為了學術而遠程跋涉的精神也非常可貴，而且，他每次到紐約之前，都會認真地將自己這一個月讀的書寫一份提要發給我，這樣我們見面時就可以集中討論那些最重要的或最直接有關的著作。我想，有了這種不畏艱難、孜孜不倦精神，他將來一定還會有作為的……


自序
胡川安
作為一個歷史學徒，大學的時候我深深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當時我熟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數十遍，並且沉浸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論述。我始終記得他在《國史大綱》前面所說的：「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懷抱著浪漫且孺慕之情，愛好中華文化。然而，隨著知識的開展，我漸漸認識到同一個時代的學者顧頡剛和傅斯年。大二那年在臺大對面的書店買了整套的《古史辨》，並且開始讀傅斯年對於古代歷史的看法，他認為擴充歷史研究的方式就是要增加材料，並且擴張研究的方法。
大三的時候，開始讀了杜正勝院士的著作。從《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進行了有機且整體的歷史解釋，而且杜正勝院士強調要有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解釋。進了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之後，開始古代史的研究。由於不滿足於歷史系所開的課，沒有辦法理解考古和人類學的方法，於是同時雙修了人類所。
碩士開始，我到了中國進行田野，從山東、河南、陝西，最後選定了四川作為我研究的基地。當時臺大人類學系的陳伯楨教授（1973-2015）帶領我到四川，我們從成都、郫縣、綿陽，到都江堰，前前後後去了好幾次。他讓我了解親臨當地的感受，還有田野調查工作的重要性。碩士畢業後，我感到自己在知識層面上的薄弱，特別是理論上的貧乏，缺乏比較的視野。於是，我開始精進日文、英文和法文，選擇出國讀博士，希冀增進自己在理論上的認識。
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葉山老師，還有亨利．魯斯（Henry Luce）基金會的幫忙，我有了全額的獎學金。除了學費全免外，還有固定的生活費。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希望我增加學問的視野，於是開始修習羅馬考古、殖民主義考古和相關的考古學理論。羅馬征服歐洲大部分的地區，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歐洲海外擴張時期，對於大量異民族的統治，發展出多樣化的「殖民主義」。透過比較的視野，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有了更加宏觀的認識。
在本書中我認為秦與漢帝國對於周邊文化、族群和國家的征服、擴張、統治和殖民，在世界史上有特殊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就是秦漢帝國有本身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從戰國中期以來所發展的法家思想，運用在實際的政治改革上，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加順遂。普遍性就是他們都造成了「沒有歷史的人」。秦漢帝國的「殖民主義」不亞於羅馬和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嚴厲與殘酷，而且從本書的例子來看，秦漢帝國的統治技術更加細緻且深入。如果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加以思考，籉N爾曾說過：「英國歷史由凱撒征服開始。」英國的歷史由羅馬征服者殖民後開始；艾瑞克．吳爾芙（Eric.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當中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歐洲向外擴張和殖民的過程中，「沒有歷史的人」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因為歐洲人「發現」他們，讓他們進入歷史。竟~帝國擴張與征服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是這些人本來沒有歷史，而是歷史書寫、詮釋和流傳的權利，被征服與殖民的族群所掌握。
麥基爾大學有很好的人類學系傳統，過世的特里格教授（Bruce Trigger）是當代考古學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雖然沒有機會修習他的課，但麥基爾大學的人類學系深受其影響。在讀博士班的時候，除了自己導師的課，也大量修習考古理論的課，讓我知道理論對於理解中國古代史的重要性。修完了兩年的課，在麥基爾大學要考資格考，當時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是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峰教授，還有專長在民間宗教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博士資格考要準備超過兩百本以上的書籍應考，現在想想雖然有點辛苦，但也是在那樣的過程中，確認本書的理論還有材料上的堅實。
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後，我開始走訪田野，曾經在四川的不同地點待過。感謝田野過程當中，每個單位都熱情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讓我在四川的田野有了豐富的收穫。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還獲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讓我有更加充裕的資源完成最後的部分。
二○一四年一月，剛完成田野工作回到學校不久，我的母親謝秀琴打電話通知我說父親胡得鏘（1949-2014）罹癌的消息。放下手邊的論文，回到臺灣照顧父親，從一月到七月，父親最後以六十四歲的壯年離世。父母從小就讓我追求自己的興趣，任性的在知識中遨遊，但父親過世前，還是希望我能完成學業。帶著父親對我的期許，還有自己對於「沒有歷史的人」的責任，在二○一七年十月我完成了學業。期間我的兒子也出生，給予了我新生命的力量。
博士論文的審查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蒲慕州教授，還有我們學校歷史系的方麗特（Griet Vankeerberghen）教授，其他還包含中國文學專家方秀潔（Grace Fong）教授、東亞系主任巴克萊（Philip Buckley）教授。在口試的過程中，都給我很好的意見，成為此書的基礎。拿到博士後，雖然在國外有其他工作的可能性，但我在臺灣還有不少的工作與責任，毅然決然地回臺。感謝中央研究院讓我剛回臺之際，在學風質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做博士後研究，當時的指導老師黃銘崇老師也給我很多學問和工作上的建議。二○一九年二月，我開始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服務，穩定的工作環境，讓我將本書的初稿完成。
本書得以出版問世，得非常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發行人。聯經是我知識啟蒙的重要泉源，能得到林發行人的首肯，簽下此書，是我莫大的榮幸。本書的編輯黃淑真，仔細的梳理文稿，並且洽詢版權圖片，都讓本書增色不少。現任的聯經總編輯涂豐恩博士是我臺大歷史所的學弟，也是「故事StoryStudio」的創辦人，過去我曾在網站擔任主編，我們對於歷史有很多相同的理念，很開心能在他擔任總編輯期間完成此書。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說了一個過去與我們認知的歷史不同的故事，建立在最新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之上。回顧我的學習過程，從臺灣、中國到北美，我有幸得到最好的歷史、人類學和漢學的資源。在不同的學習傳統還有文化脈絡中，我嘗試還原中國古代歷史，同時也讓中國史有了世界史的比較視野。
辛丑年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章試閱

一九八六年，中國四川省的廣漢縣三星堆，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上千件稀世之寶赫然顯世，轟動了世界！不但被中國和國外媒體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發現」、「比著名的中國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甚至還有一些媒體猜測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人的傑作和遺跡」。
三星堆出土數量龐大的青銅面具、人像和動物，無論從造型還是從鑄造技術上看，都不歸屬於中原青銅器的任何一類。青銅面具和人像「高鼻深目、顴面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穿孔」，並不像中國人，而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中，基本上沒有生活用品，絕大多數是祭祀用品。
三星堆的發現讓考古學者、歷史學者和一般大眾驚訝，而且困惑。
我們先來思考：為什麼大家會驚訝、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呢？因為三星堆和我們以往對於歷史的認知不同，也因此人們發現有必要透過考古文物修正以往對歷史的認識，也就是歷史學者王明珂所說的：

　　　顯然他們心中作為常識的「過去」，與出土的「過去」之間有相當差距。因此我們應問：過去人們對中國的歷史知識何時產生，為何及如何產生？真實的過去如何被遺忘？

三星堆之所以讓學者驚訝，是因為與我們對古代中國的歷史想像不同。過去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想像是什麼呢？很多人相信自己是「龍的傳人」，在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生活在古代的中原，由同樣一群人不斷繁衍、傳承，成為現在的中國人。

中國文明的起源
要了解中國文明的起源，先要了解研究者怎麼看這個問題？
中國文明之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因為民國初年有外國學者提出「中華文明西來說」。對中國學者來說，這個說法是不可以接受的，而要挑戰這個說法，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發展自己的考古學和歷史學。
中國最早成立的考古研究機關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一批年輕的學者組成。透過現代的考古方法，他們在民國十七年挖掘殷墟的一部分原因，即在於要對抗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殷墟之後，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證明了中國文明起源於本土。傅斯年於是提出〈夷夏東西說〉，除了打破「中國文明西來說」，還認為中國文明是夷與夏，東、西的二元對立。
傅斯年對中國考古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學者認為他提出多元起源的看法，且此看法影響其後非常重要的考古學家，例如張光直、蘇秉琦等人。傅斯年提出的二元對立看法，一直要到五○年代以後才被一元論取代，仰韶—龍山，東、西對立的二元論，最終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歷史時期的一元論代替。張光直先生提出所謂的「龍山形成期」，認為龍山文化是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從仰韶到商，是一個黃河流域土生土長文化的傳統的演變與進步。然而，一元論背後充滿的漢族中心主義與民族認同，不言可喻。
一九八○年代以前，中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長期以來認為中國文明只有一個起源。當中原以外的古文明遺址持續不斷的被發現，考古學家的信心也開始動搖。因為不管什麼理論都必須向新出土的材料低頭，而這也是為什麼文明起源的說法會從西來說、二元說和一元說，到現在變成相信中華文明可能有多元的起源的原因，因為對文明起源的看法，會隨著考古文物的出土而不斷更新。
除了考古學家以外，歷史學家對待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能提供什麼樣不同的視野與觀點？以往古代社會史的研究，運用的材料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區，因為只有中原地區的族群發展出了文字。然而，當考古學與藝術史家已經注意到古代中國的空間差異與多元性時，歷史學家在這塊園地上是否仍要固守著文獻，呼籲「走出疑古時代」，強調古典文獻的正確性，則是必須深思的問題。
目前古史學者使用的文獻，多集中在東周成書的作品，我們不否認其中的真實性，但它受到的潤飾與修改反映的，往往是當時作者的想法遠大於歷史中的「真實」。古典文獻並非不可用，但應該與考古材料之間尋求一個適當的框架與位置。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於：當我們在中原周邊發現相當多與中原相異的文化、打破了過去中國文明單一起源的看法，這些文化卻是過去文獻當中沒有記載的，是我們過去的歷史知識缺乏的，我們要如何解釋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間的差異呢？而這群沒被寫進中原歷史、沒有歷史的人，又如何消失的呢？

沒有歷史的人
從兩個祭祀坑來看，三星堆文化在商代後期已經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他們不輸中原，擁有製作青銅的技術，創造了大量和商不同的青銅器。然而，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批在古代四川的人，卻被後世的史家所遺忘。忘卻自己的歷史，使得古代四川的人群覺得自己是華夏自古以來的一部分，為炎黃子孫的一個分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這正是當考古學家再度「發現」了這個文化時，會引起舉世注目的原因—過去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抹煞了這個文明。
深受大一統思想影響的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往往強調中國的統一與帝國的形成是歷史的潮流，是進步且客觀的結果。在這樣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史觀當中，往往會忽視統一過程中不同地域的差異。在「統一」的大帽子之下，各地的文化與區域間的特性被壓抑並消失，研究往往忽略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不同聲音與文化。
在這本書當中，我認為古代四川人是受到秦的殖民，他們是東亞大陸上有別於中國的文明，在秦帝國、西漢帝國和東漢帝國的殖民統治下，仍然積極地展現主動性與地方認同。另外，我認為秦發展出了一套殖民主義（我們會在第三章討論這個部分），本書也會討論殖民主義和早期中華帝國的關係。殖民主義不僅是現代歷史的現象，也適用古代帝國，而且可以用來研究早期中華帝國。殖民主義可以讓我們了解早期中華帝國建立的過程，還有多元文化如何消失。被殖民者在中華帝國的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之下，喪失了歷史的記憶與主體性，而在殖民主義視野下的歷史研究，除了要說明古代帝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也要了解被殖民者如何展現自身的認同。
我認為，在書寫古代四川的歷史時，應賦予四川人主體性，發掘他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