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思想史11：清中晚期學術思想專號

作者簡介

編者
思想史編輯委員會


本書作者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林勝彩（醒吾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何威萱（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丘文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
馬瑞彬（Magnus Ribbing Gren）（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書籍目錄

特稿
嘉道咸思想界的若干觀察（王汎森）
論文
從隱逸遺民到理學真儒——張履祥學術思想傳播的歷程（林勝彩）
當顧炎武不再可憎——從方東樹對顧炎武的評價重探其學術立場及《漢學商兌》的性質（何威萱）
王廷佐與潘德輿的「人鬼說」——清中晚期儒學生死觀與鬼神論（呂妙芬）
吳廷棟校訂《《理學宗傳》辨正》的經世意涵（丘文豪）
「學問斷不能有真是非」：陳澧的儒家多元思想（馬瑞彬）

文章試閱

嘉道咸思想界的若干觀察
王汎森
本文所討論的是嘉道咸以降的思潮，且因為斷限上的困難，所以有時候多少會向上、下延伸。大體而言，嘉道咸思潮有兩大主題，一是政治上的變革，一個是道德、風俗等之重整，前者是以政治為政治，後者是以道德為政治（或道德就是政治），而它們都與清代中晚期的失序與動亂有關。此後「同光」以及「光宣」又是另外的格局。
想對道咸時代思想界的狀況作一個簡略的描述並不容易，嘉慶後期到道光、咸豐年間，也就是十九世紀前半葉的思想、學術、文化，正好夾在考據學與洋務運動之間，一般思想史往往在寫完考證學之後，接著便談洋務運動、西洋事物之傳入，而往往忽略了夾在這兩個大論述之間，還有將近半世紀的思想歷史。對1810年到1860年這五十年之間的發展我們所知較少，儘管大家多會談到龔自珍（1792-1841）與魏源（1794-1857），但在龔、魏之外，仍有複雜的思想元素（我將另文討論龔自珍與魏源）。此外，中西的歷史與思想在這五十年間的發展也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資本論》、《物種源起》等重要著作都在此時形成。再者，王國維（1877-1927）說「道咸以降之學新」，梁啟超（1873-1929）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認為道咸以後所有學問都改變了，梁氏不僅是在清代思想演變的脈絡下立說，還指出中國歷史古往今來的整體思想在這個時候有了轉變。因此，我認為應該深入探討嘉道咸的「新」與「變」，以及其中的意義。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必須強調幾點。第一，嘉道咸時期是一個波濤洶湧、各種現象雜出的時代，所以本文所述，只是一些舉例性的現象。而且嘉道咸這一段時間本身即有若干變化，本文只是做一個籠統的概括，並未對變化的部分做細緻的處理。譬如洋物與洋務，雖然早已存在，但是愈到後來，其實際影響與人們對它的感受愈來愈強烈。第二，這是一個「複調」的時代，各種學問間存有張力與層次之別。第三，我們不能誤以為這個時期考證學已失去活力。事實上，許多考證學集大成的著作，如《通藝錄》、《經義述聞》、《禮經釋例》、《經籍纂詁》都完成於這個時期（尤其是嘉慶年間），一直到滿清覆亡，考證學從未中斷過。但是從嘉慶後期開始，思想界重新洗牌，漸漸由先前考證學壟斷的局面，轉變成多元競爭之局面，強勢論述與弱勢論述之間時有更迭。
　一、時代背景：兩種不同的時間軸線
討論嘉道咸時期的思想，必須建立在兩個歷史事件與客觀環境的前提上，這兩個因素，一個是事件的，一個是結構的，兩者屬於不同的時間軸線。第一，在中央方面，經過乾隆長達六十年的統治之後，帝國內部產生了諸多問題。中央的腐化以和珅（1750-1799）為代表，對地方失去控制，而地方的貪污也日漸嚴重。當時中外人士的觀察咸認為十九世紀是大量貪污舞弊的開始，加上乾隆後期到道咸時期的動亂，塑造了當時學問的基本樣貌。晚清士人多將乾隆後期的衰敗歸咎於和珅，清朝中期以後批判和珅的筆記、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簡直車載斗量。但是除了歸咎和珅之外，病根似乎更為廣泛。張集馨（1800-1878）的《道咸宦海見聞錄》一開始似乎還透過各種管道希望對各地普遍地貪污腐化、風氣敗壞情況近乎常規化的現象有所改正，但是後來似乎只停留在個人的不滿與怨懟。乾隆晚期以來的亂局使得當時士人感受到天下不再太平。如乾嘉之際白蓮教復熾，大小動亂蔓延各省，與其相關之天理教更於嘉慶十八年（1813）攻入紫禁城。道光十年（1830）以降，清朝與英國因貿易問題屢有矛盾，於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鴉片戰爭後，中西之間從此衝突不斷。緊接而來的是，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國展開一系列軍事活動，引發全國性的戰亂。這些事件皆伴隨著清朝直至其覆亡。
第二，在明顯的動亂外還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自龔自珍以來，包括畢紫筠（生卒年不詳）等人，他們不僅討論當時現實的內外動亂與官場腐敗等問題，更注意到種種社會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龔自珍的〈明良論〉與畢紫筠的《衡論》等著作，都點出人口、土地與商業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這些都不能簡單歸罪於和珅，還應該考慮更基礎的結構性因素。而結構性問題又與和珅帶來的官場腐敗、白蓮教亂，以及鴉片戰爭緊緊交織，使得問題更為嚴峻，迫使士人意識到衰世到來，天下即將大亂，不得不重新反省學術的社會功能。這使得清朝中後期的學問性格大為不同。如在鴉片戰爭以前，李兆洛（1769-1841）的《暨陽答問》、法式善（1753-1813）的《陶廬雜錄》與梅曾亮（1786-1856）的〈民論〉，都意識到天下即將大亂的問題。另外，洪亮吉（1746-1809）也早就預言了清代人口問題，龔自珍在1810年代前後的文章，也指出土地兼併而百姓流離失所的現象，因此他思考如何用農業、宗法制度重新穩定局面。太平天國時期，汪士鐸（1802-1889）更提出溺殺女嬰的主張。可見當時人口問題嚴重，人地比例太過懸殊。此外，伴隨人口膨脹而來的移民也造成社會動盪，政府無法控制移民地區，這些地方形成大量非政府的組織性力量。
乾隆誇稱「十全武功」，但歷年用兵的耗費，國庫嚴重虧空，而軍事系統中，正規軍八旗與綠營急遽腐化、崩潰。嘉慶元年至嘉慶十年（1796-1805）川楚教亂即是在內地最重大的一次挑戰。此外人口的急遽膨脹造成大量的移民，其中有許多移往政府組織、軍事力量薄弱的邊區或三不管地帶，靠著移民自己所建立的武裝力量維持秩序，這些地方往往成為叛亂的溫床，川楚教亂以及後來太平天國都出現於這些地區。川楚教亂產生在四川、湖北等省交界之處，所謂「老林深菁」，大量開墾移民之「棚民」所在之處，顯示政府建制力量的薄弱。這場動亂持續九年，侵擾十幾省，最後主要靠三省地方兵平定，中央將軍事託付給地方團練，在在顯示政府正規武力之脆弱。此後清代之動亂亦多循此模式平定，它所帶來的挑戰太大。許多人為這場動亂所刺激，覺得天下即將大亂，並開始摸索新的學問方向。
由於人口爆增、城市化程度增加、形形色色的新社會現象，但政府組織卻未能跟上社會現實，正式的官僚機構並未相應地擴充，也無大規模的制度創新，反而大量倚賴臨時的、非正式的、中介式的組織及人員，國家與社會之間呈現分裂狀態。當時許多人都指出，地方官——尤其是縣一級的官員——沒有實權，層層堆疊上去的官員太多，層層牽制，但實際辦理地方事務的官少，用魯一同（1805-1863）的話來說，就是「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加重地方官權或是地方官久其任的呼聲不斷出現。
人口急遽增加之程度，或許在今天的人口史學之間仍有爭論，但是當時人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這個現象。洪亮吉《意言》中對人口危機的看法，以及後來汪士鐸在日記中也痛切地表達了對人口激增的不安，甚至激烈地主張「多殺」以減輕人口壓力。
據研究，在1800年階段中國的人地比例約略等於1980年代的美國，這個現象產生了諸多困擾，游民日眾，形成重大的社會問題，龔自珍在〈農宗〉、〈農宗答問〉等一些文章中浩嘆大量人口脫離土地，脫離他所謂的「農本」，轉而從事工、商末業，甚至是游食於其他不正當的工作，造成地方秩序的潰決。原有宗族社會中的尊卑秩序被商業、財富所腐蝕，使得龔自珍及許多人都憤慨於「貧富相耀，宗族渙散」的現象。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西方，達爾文（1809-1882）的《物種原始》、馬克思（1818-1883）的《資本論》第一卷等對後來人類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皆醞釀或完成於此時。風起雲湧之時，如果要進行比較性的研究，則應對於這個階段的中國思想界有所了解。此外，這是西方事物湧入中國之前奏，我們應恰當地理解西方事物進來之前中國本土的狀況，當時中國思想界主流究竟以何種態度面對新事物的湧入，也主要取決於當時主流思想的基調及對新事物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