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余英時文集06）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2021）
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書籍目錄

書系總目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詩存


目次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
一、留學時期（1910-1917）
二、「新文化運動」初期（1917-1926）
三、「大革命」時期（1926-1930）
四、侵略陰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
五、出使美國（1937-1946）
六、內戰時期（1946-1949）
七、落日餘暉（1949-1962）
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
前言
一、胡適的出現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二、思想革命的始點
三、長期的精神準備
四、思想革命的兩個領域
五、胡適思想的形成
六、方法論的觀點
七、實驗主義的思想性格
八、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
《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
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
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

推薦序/導讀/自序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文章試閱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
聯經出版公司重新編校的《胡適日記全集》是一部最完整、也最合用的新版本。最完整，因為它以曹伯言先生整理的《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為底本，又增加了一些以前未收的新資料；最合用，因為《胡適日記全集》四百萬字，翻檢不易，聯經本附加一冊人名索引，為使用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最近一、二十年來，晚清到民國時期許多重要人物的日記都已相繼出版，為現代史的研究領域增添了很豐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價值而言，《胡適日記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遠非同類作品所能比肩。理由很簡單，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更難得的是，他在日記中保存了大量反對他、批判他、甚至詆毀他的原始文件，這尤其不是一般日記作者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他的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讀完這部四百萬字的日記，便好像重溫了一遍中國現代史，不過具體而微罷了。
聯經出版公司毅然決定出版這樣一部龐大的日記，其原動力只能來自一種純淨的文化理想。因此劉國瑞、林載爵兩先生提議我為本書寫一篇序文時，我在「義不容辭」的直感下便一口答應了。現在開始著手寫序，我卻不免頗為躊躇，因為我不能決定採用什麼方式把《胡適日記全集》的史料價值充分而又系統地呈現出來。21年前我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聯經，1983）寫序時，除了《胡適留學日記》之外，其餘部分尚未刊行。所以我只能從思想方面著眼，寫成了一篇〈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但其中很少談到他個人的事跡。自1990年《胡適日記》影印本（台北：遠流）問世以來，它便成為我經常瀏覽和翻檢的一部史料。在一切涉及20世紀文化、思想、政治動向之類的論著中，我往往先參考《日記》，一方面尋求整體背景的了解，一方面覓取具體證據。日積月累之餘，《日記全集》逐漸引導我進入了胡適的世界，我在20年前的一片空白今天總算勉強填補起來了。反覆考慮之後，我最後決定根據《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把胡適的一生分成幾個階段，並分別點出其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但在每一階段，胡適個人的生命史上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現在由於《日記全集》的出現，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我自然不能在這篇序文中討論所有的疑點，因此下面僅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我相信這也許是使讀者認識《日記全集》的價值與意義的一種最有效的方式。

一、留學時期（1910-1917）
《胡適留學日記》刊布最早，流行也最廣，所以不須多說。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已詳引《留學日記》，說明留美七年是他的「精神準備」時期。1917年6月他啟程回國則象徵了「準備」時期的終結，因為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已發表在《新青年》1月號，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這七年之內，中國學術思想界正處在低潮時期，不少人都在重新探索出路。陳獨秀的《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和章士釗的《甲寅雜誌》都代表了這種探索的努力。胡適個人的「精神準備」和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才造成了他「閉門造車」而竟能「出門合轍」的巧遇。
在這一階段中，胡適生命史上有兩個相關的疑點必須予以澄清：第一是博士學位問題，第二是他的哲學造詣問題。
關於博士學位的問題早在1919年便已出現了。朱經農1919年9月7日給胡適的信中說：

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近來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了一位與足下「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先生的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神氣，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pass」，「老胡這樣那樣」。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沒有關係，只是「冒充」兩字決不能承受的。我本不應該把這無聊的話傳給你聽，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種謠言甚為可惡，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應設法「自衛」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無人相信這種說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現在「口眾我寡」，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了。

「昔為好友，今為讎仇」即指梅光迪。這是當年「謠言」的起源，但朱經農顯然知道關鍵全在胡適的博士論文沒有印出來。1920年8月9日朱經農在致胡適函中附註又說：

又，你的博士論文應當設法刊布，此間對於這件事，鬧的謠言不少，我真聽厭了，請你早早刊布罷。

胡適的論文終於在1922年刊出（見後），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因。現在讓我們根據《日記》，重考這一疑案。《留學日記》1917年5月27日追記〈博士考試〉條說：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中略）此次為口試，計二時半。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二日），口試三時。七年留學生活，於此作一結束，故記之。

此記明言「考過」，本無可疑。胡頌平《年譜長編》在此條之後的「編者按」引唐德剛《胡適雜憶》說：

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讀了兩年（1915-1917）。兩年時間連博士學位研讀過程中的「規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談不到通過一層層的考試了。……所以胡適以兩年時間讀完是不可能的。

《年譜長編》的「編者按」接著說：

照《胡適雜憶》的話，似哥大不應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乃是事實，若非唐君推斷有錯誤，則是哥大辦理博士學位授予的人有錯誤（第一冊，頁285）。

胡頌平先生為胡適辯護，自在情理之中，但唐德剛先生的懷疑是否有根據呢？胡適晚年在《口述自傳》中，是這樣回憶的：

我在1915年9月註冊進哥大哲學系研究部。其後一共讀了兩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過了哲學和哲學史的初級口試和筆試。初試及格，我就可以寫論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學博士]學位了。1917年的夏季，我就考過我論文最後口試。所以兩年的時間——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爾研究院就讀的兩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了。

這和前引《留學日記》一條先後一致。《日記》說他在1915年11月——即入哥大兩個月後——便考過「初試」，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今據《口述自傳》，則知他在康乃爾最後兩年已修了足夠的哲學史和哲學課程，所以他讀博士學位的時間一共是四學年，並不自哥大始。但是胡適在康大畢業是1914年，為什麼他說在康大讀了兩年研究院的課程呢？1914年2月17日〈記本校畢業式〉條解答了這個疑團：

余雖於去年（按：1913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課，惟以大學定例，須八學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學位，今年夏季始與六月卒業者同行畢業式（《留學日記》卷四）。

原來他每年都上暑期學校，到1913年夏天已修足了畢業學分，只因限於校章的規定，延遲到1914年2月才正式取得學位。他最後兩年多修研究院的哲學課程，是無可置疑的；《留學日記》中有很多條劄記可以證明這一事實，讀者不妨自行檢閱。
康乃爾哲學系當時以德國唯心論獨步美國，胡適所師事的克雷敦（James Edwin Creighton）、漢門（W.A. Hammond）、狄理（Frank Thilly）、阿爾貝（Ernst Albee）等人都是望重一時的名家。胡適在康大的哲學訓練已奠定了他在哥大攻讀博士學位的基礎。由於他的思維方式自始便與黑格爾一派的路數不合，他早在1914年1月便露出了接近杜威一派的明顯傾向（見《留學日記》，卷三，第三二、三四兩條劄記）；第二年5月他已成為「實效主義」（pragmatism）的信徒（同上，卷九，第五二條）。所以他「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留學日記•自序》）。有了這樣充分的準備，胡適兩年內在哥大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便絲毫不必詫異了。
但唐德剛在上引《口述自傳》一段文字的註釋中卻又提出了另一相關的疑問，推斷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的結果是「大修通過」（“pass with major revision”），而且必須「補考」，因此遲至1927年他重返哥大，滿足了這兩項要求之後，才取得博士學位。我們都知道，哥大過去有一項規定，頒授博士學位必須在論文出版並繳呈一百本之後。因此在一般的理解中，這是胡適的學位比論文完成遲了十年的唯一原因。但唐先生的疑問也自有他的根據，他認為如果不是「大修通過」，「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離華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親返紐約始拿學位呢？」所以他推測這是因為杜威在華兩年，親見胡適在「學術界的聲勢」，回到哥大後，運用他的「地位」，把「大修通過」改為「小修通過」（“pass with minor revision”）。這是一個「大膽的假設」，然而沒有經過「小心的求證」。因此他感慨地說：「如果杜威遺札尚存，哥大紀錄猶在，『胡適學位問題』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可見他並沒有在「哥大紀錄」或「杜威遺札」中發現任何硬證（hard evidence），可以支持他的「假設」。唐先生似未見前引朱經農的信，但他的懷疑卻與梅光迪不謀而合，甚為有趣。現在《胡適日記》出版了，我們可以試著解答他的疑問了。
胡適1917年回國後立即捲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學革命」，緊接著又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動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簡直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我們只要一查1919-1920〈日程與日記〉殘本（《全編》本，第三冊，頁12-222）。便可見其一斑。這一段時期內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論文、拿學位證書的念頭。那麼他為什麼終於在1922年出版了這篇論文呢？除了與上引朱經農的信有關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動念，願意應哥大之聘，去教一兩年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日程與日記〉1920年9月4日條記：

Greene（按：即顧臨，Roger Greene）來信，托我為Columbia大學覓一中國文學教授，我實在想不出人來，遂決計薦舉我自己。我實在想休息兩年了。今天去吃飯，我把此意告他，他原函本問我能去否，故極贊成我的去意。我去有幾種益處：（1）可以整頓一番，（2）可以自己著書，（3）可以作英譯哲學史，（4）可以替我的文學史打一個稿子，（5）可以替中國及北大做點鼓吹。

可知哥大原來託顧臨探詢他的意向，如果他不能去，則請他另推薦替人。他這時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為三年來太忙了，自覺治學成績下降，有改換環境的必要。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中說：

去年我病中曾有〈三年了〉詩，只成前幾節，第一節云：
　 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麼事體？
　 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幾歲年紀！
我想我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

明白了這個背景，我們便不會奇怪他何以忽動遠遊之念了。一年半以後，哥大的聘書果然來了。《日記》1922年2月23日條：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Nicholas Murray Butler正式寫信來，聘我去大學教授兩科，一為中國哲學，一為中國文學。年俸美金四千元。此事頗費躊躇。我已決定明年不教書，以全年著書。若去美國，《哲學史》中下卷必不能成，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學史罷了。擬辭不去。

這時他的心情改變，又猶豫不決了。但成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這應該是他決定將論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學位的最後手續，另一方面也可用為講授中國哲學的教材。不但如此，1923年6月他還有赴美參加教育會議的機會（見《日記》1923年6月4日條）。所以論文不遲不早，就在1922年出版，決不是偶然的。後來這兩個遠行計畫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年才有歐、美之行。
1926年12月26日《日記》上有一句話：

發電給亞東，請他們寄《名學史》一百冊到Dewey處。

這當然是為了取得學位之故，所以這一百冊論文直接寄給杜威。但《日記》中涉及博士學位的僅此一條，唐德剛先生認為「杜威遺札」可以解決胡適學位的問題，《日記》中恰好保存了杜威在1926年9月30日答胡適的一封長信（《日記》1926年10月9日條）。此信主要是答覆胡適所提出的關於「比較哲學」的問題，其次則是一些互相問候的話，沒有半個字提到胡適學位的事。如果真如唐先生所推測，杜威用了大力量使哥大鬆動它的「嚴格校規」，把胡適的論文從「大修」改為「小修」，那麼這封信上至少會有一兩句交代的話。彼此信中全不及此事，恐怕只能表示胡、杜兩人心中根本就沒有「學位」的問題。博士論文「口試」是「最容易的一道關」，這是唐先生也承認的（頁98）。除非「哥大紀錄」中有關於胡適從「大修」改「小修」的明確記載，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考官中有誰故意和杜威過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導的論文。更使人難解的是，哥大富路德教授（Luther C. Goodrich）是1927年的目擊證人，他既出面說明胡適得學位遲了十年完全是由於「論文緩繳」之故，唐先生為什麼不予採信呢？下面是唐先生的話：

夏（志清）、富（路德）二教授認為……別無他因，只是「論文緩繳了」就是了。富老先生在1927年已（是）哥大的中日文系主任。是年胡適自英來美便是他籌款請來的——公開講演六次。胡是三月份正式取得學位，六月初的畢業典禮上，胡公接受「加帶」（hood）和領取文憑時的「儐相」（escort這是那時的制度），便是富先生。據說當胡氏披著無帶道袍應召向前接受加帶時，他1917年的老同學，斯時已是哥大哲學系的資深教授的施納德（Herbert Schneider），曾鼓掌戲弄他，弄得胡博士哭笑不得。

據富氏所知，1927年胡氏並沒有「補考」。（頁99）
這一段描述中有生動的細節，最容易使人感到胡適的學位問題確有不可告人的內幕。胡頌平先生指出胡適在這一年的6月已回到上海，不可能參加哥大的「加帶典禮」，當然是一個無法反駁的事實。但他對於老同學「鼓掌戲弄」一事卻難以應付，只好說是唐先生的「幻想」。這都是因為當時《胡適日記》尚未出版，別無資料可以比勘的緣故。事實上，唐先生此說確是得之於富路德，不過他聽錯了故事，誤將胡適1939年6月在哥大得榮譽法學博士的經過搬移到1927年來了。《日記》1939年6月6日條記：

下午Columbia畢業典禮，我得一個法學博士學位。此為我做大使後得的第一個名譽學位。（今年有五個大學要給我學位，因醫生的訓誡，我只能出門接受兩個。）Prof. Goodrich做我的Escort。

普通得博士學位決無由一位教授作「儐相」之理，唐先生所謂「這是那時的制度」，完全是「想當然耳」。在獲得榮譽博士的場合，老同學「鼓掌戲弄」當然出於善意，這最後一點疑團便渙然冰釋了。
總之，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說，仍然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已在胡適研究的領域中發生了影響。曹伯言、季維龍編著的《胡適年譜》1917年5月22日條（安徽教育出版社，頁119-120）說：

日記中，未說明此次口試是否通過。

這是受唐說影響的明證。我在上面的討論僅僅是澄清事實，以彰顯《胡適日記》的史料作用，並沒有為他「辨冤白謗」的意思。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胡適與哲學的關係。自從金岳霖說過「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這句話以來，中國讀者大致都接受了這一評論。即使胡適本人也從未自稱「哲學家」。他的思想走不上形而上學的路數（所謂“metaphysical turn of mind”），也沒有接觸過羅素以來的數理邏輯，所以金先生的評語是很中肯的。但是他先後修過康大克雷敦和哥大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 Woodbridge）兩大名家的哲學史課程，更因為特別受到杜威講各派邏輯的啟發而決定以「先秦名學史」為論文題目。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胡適回國後事實上已放棄了西方哲學，轉向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研究的道路，他不能算是專業哲學家，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這裡我要介紹一下《日記》中所保存的一篇羅素書評。1923年羅素為美國著名的雜誌 Nation 寫了《先秦名學史》的評論，開始便說：

對於想掌握中國思想的歐洲讀者而言，這本書完全是一個新的開端。歐洲人很難同時是第一流的漢學家，又是合格的（competent）哲學家，這是不足驚異的。……一個人不通中文而想知道中國哲學，面對著這一情況簡直只好絕望。好了，現在我們終於有了胡適博士，他對西方哲學的精熟好像是一個歐洲人，英文寫作之佳則和多數美國的教授沒有分別，至於翻譯古代中國文本的精確可靠，我想任何外國人都很難趕得上。具有這樣獨特的條件，他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引人入勝的，正符合我們的期待。聽說這本書不過是他已出版的一部更大的中文著述的一個綱要，據讀過的人說，原著（按：指《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比本書還要好，這就更使人嚮往了。

可見在羅素眼中，胡適的西方哲學至少是「合格的」。讀了這篇英文書評，我們更難想像他在論文口試中會得到「大修」的結果。
胡適生前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羅素的書評。如果不是他把這篇文字附收在《日記》中，這件事便將根本埋沒了。他在論文的最後一篇中專論「進化論與名學」。羅素在書評中對此持疑，認為從胡適所引的文字看，似乎尚不足成為定論（“inconclusive”）。這個批評對胡適發生了影響，他在1958年所寫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中說：

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裡最脆弱的一章……。我在當時竟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遠流本，頁2-3）

胡適在北大編寫《中國哲學大綱》講義時，「莊子進化論」不但是他的得意之筆，而且舊派學人也有深信不疑的。馬敘倫著《莊子札記》便全襲其說，並因此遭到傅斯年的嚴厲批評。胡適晚年為什麼轉而痛斥自己「年輕人的謬妄議論」呢？我相信這是由於羅素的批評使他重新檢討了原文，終於放棄了早年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