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余英時文集07）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2021）
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書籍目錄

書系總目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詩存


目次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引言
一、事業心與傅斯年
二、顧頡剛與胡適
三、顧頡剛與國民黨
四、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顧頡剛
五、顧頡剛與譚慕愚
結語

附錄
一、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
二、顧頡剛的史學與思想補論

後記

推薦序/導讀/自序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引言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祇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現在為《顧頡剛日記》寫序，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覆思考之後，我決定通過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毛澤東的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後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敵意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才能呈現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第一節論他的事業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係，這是他的主要志業與中心關懷。第二節論他與胡適的關係，這是他的學術生命的始點。「古史辨」運動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範，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範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備為最後歸宿。其中種種錯綜複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係，旨在說明他為了種種事業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援的苦心。在同一節中，他在抗戰勝利前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凸顯他1949至1980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概不涉及，祇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後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下迄1979。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陰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以上五節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範疇。但這篇序言並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文章試閱

事業心與傅斯年
通讀《顧頡剛日記》，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瞭解他為什麼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結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儘管這一過渡並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啟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後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後創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徵求民眾讀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營。《禹貢》的〈發刊詞〉說：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複雜，留待本節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裡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祇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後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於文化事業的緣故，他培養了不少學術界的後起之秀，因此在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他的事業心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得更為熾熱。從1939年在成都創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1年到重慶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誌》，到1943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雖都是與人合作，但無一不與他自己的學術文化事業息息相關。1943年4月30日的日記說：

予入世二十餘年，雖因名招敵，事業著著失敗，而聲譽日起，朋侶日多，已立於領導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為國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學界爭名太甚，予雖不與人爭，而人則必不肯放過我，政界中又爭權太亟，混飯則可，盡心竭力以從事於一業則為人所不許。邇來擺脫中央大學及組織部職務，復我自由之身，而各書肆多見拉攏。抗戰以來，得書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傾銷，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機會，在出版事業上貢獻心力，作有計劃、有系統之進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國史學得上軌道。

在詳列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計劃之後，他很感慨地說：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計劃必可實現，予亦可以無愧此生矣。茲唯一希望者，即資本家能與予合作也。

在這一段話中，他的事業抱負呈露得十分清楚。為了事業，他輾轉奮鬥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業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變得特別強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由他的朋友賀昌群向他指點了出來：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與昌群談話。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蓋前此為運動時期，予盡瘁於此，業已取得公眾之承認。現在運動時期已過，予可以卸此責任，此後則為他人專精之研究矣。一個人在學問上祇能做一樁事，予在學術界有此一事可謂盡職。至於此後歲月，渠以為宜致力於事業，蓋予有氣魄，能作領導也。惟予之弊在於開端時規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實。此後當結集一幹部，逐漸擴張，而予僅任指導工作，一切活動由他人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為予所贊同，爰記於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認可了賀的分析，上引之語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評價。兩個月後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語：

卅二、十、十二，與（陶）希聖談，彼謂每人均有一開花之時期，此時精神充沛，發表力特強，一過此期則思想及發表力均漸即於乾涸。此話不錯，我在民國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時間，即我之開花期，今則華已謝，惟望能結果而已。（見1943年8月31日條末）

可見他在1943年即認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盡了開創性的功能，以後主要是領導繼起者作精深的專題研究了。這個領導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據的。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開中國史學會，理事選舉，他「得票最多，頻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確已成為史學界的領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