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

作者簡介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1951年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師從孔飛力教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曾任教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伯達大學、多倫多大學、史丹佛大學等校，擔任過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講座教授、美國亞洲學會前任會長。學術視野廣闊，主要從事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社會文化史、全球史。
主編並參與撰寫六卷本《哈佛中國史》，著有《縱樂的困惑》、《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維梅爾的帽子》、《社群．王朝》、《掙扎的帝國》等書。

譯者簡介

馮奕達
專職譯者。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譯有《風之帝國》、《天空地圖》、《大人的地圖學》、《她的世界史》、《帝國何以成為帝國》、《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國與料理》、《帝國城市》、《不曾結束的一戰》等十餘本書，以及多篇談二戰東亞、殖民地戰犯與日本去帝國化的論文。

書籍目錄

地圖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
作者序
臺灣版序
緒論 萬國（溫哥華，二ま一九）

大元國
第一章 大汗和他的肖像畫家（上都，一二八ま年）
第二章 青王妃與伊兒汗（大不里士，一二九五年）
第三章 瘟疫（卡法，一三四六年）

大明國
第四章 太監和他的人質（錫蘭，一四一一年）
第五章 歷劫歸來者與朝鮮馬商（浙江╱北京，一四八八年）
第六章 海盜和官員（廣州，一五一七年）
第七章 英格蘭人與金匠（萬丹，一六ま四年）
第八章 傳教士和他的受牧者（南京，一六一六年）

大清國
第九章 失土之民（長江三角洲，一六四五年）
第十章 喇嘛與大將軍王（青海，一七一九年）
第十一章 商人和他的僕人（奧斯坦德╱廣州，一七九三年）
第十二章 攝影師和他的苦力（約翰尼斯堡，一九ま五年）

民國
第十三章 通敵者和他的律師（上海，一九四六年）

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ま一ま年）
注釋
圖片版權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
從《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一書之後，卜正民教授的著作就開始展現恢宏的視野，逐步將中國史置於全球史的角度下來觀察。《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對晚明的富庶和商業的繁盛有超越前人的深入描述，讓我們從歐洲商人前仆後繼的湧入中國，從貿易有無中獲取鉅利的歷史重建中，豁然驚覺原來晚明中國就像當代中國一樣，是一個巨大的商貿市場磁吸機。《維梅爾的帽子》和《塞爾登先生的地圖》則分別追溯了十七世紀中國和荷蘭以及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
在這本新著《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中，卜正民教授另闢蹊徑，跳脫海外貿易的框架，別具創意的挑選了忽必烈的肖像畫、伊兒汗國的青王妃、瘟疫、朝鮮馬商、海盜、傳教士、喇嘛乃至通敵者等十三個切入點，重新建構出元到民國的大國圖像，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
作者在序言中特別指出本書的兩個基本論點：一，無論是過去或者我們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這個觀點可說是卜正民教授這個世代的學者普遍的看法。二，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秦漢，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蒙古併吞中國，建立大元帝國之際。蒙古人打破了中國既有的朝代循環模式，建立了「大國」這個概念。作者在此毫不諱言地表示，「『大國』式的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想法，而這個想法的主要創始人就是作者本人。大元國、大明國、大清國最具體地顯現了這個概念。
由於作者講述的十三個故事或歷史瞬間，大部分跳脫了我們對中國史既有的認識，在開始進行這些探索前，作者擔心我們在這些陌生的疆域中迷失了方向，所以特別強調「本書裡的一切，都是以國家為背景，以國際為脈絡，以全球為範圍」。
就像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更喜歡景色怡人的承德避暑山莊，一年有半年的時間在此處理政務，接見使節。忽必烈雖然營建了讓馬可．波羅瞠目結舌、讚歎不已的大都北京，但他更喜歡待在他費心營建的上都開平，統治他建立的龐大帝國，並時時擔心占星師預言的南方的叛亂。「忽必烈跨坐長城內外，也跨坐於這種窘境」。長城以南的中國世界，他經歷二十年的戰爭才納入統治。長城以北則是他出生、繼承的世界。對這個「地高、井深、星大」的世界，忽必烈知之甚詳，也鍾愛無比。他不打算放棄這個世界，只端坐在中國的王位上。為了應付兩個世界的鴻溝，決定同時住在兩個世界。每年春天，他帶著所有的高官前往上都，住七個月，接著南返大都，停留五個月。
忽必烈對上都的愛，可以從他的畫師劉貫道掛軸畫上清楚看出。在這一幅新中國的景象中，包括大汗、馬可．波羅、非裔太監、黑人持杖者，沒有半個中國人。蒙古人的征服不僅將這個國家置於外國的控制下，還把世界帶進了中國。作者就從忽必烈這個我們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帝國大汗開始，把我們帶入一個個陌生的世界圖像中。
大元國除了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也為此後中國政權的行政、制度留下深遠的影響。另一個完全出人意料的全球性影響，則是在一三四六年引爆了席捲歐亞的大瘟疫。占有東歐和中歐的金帳汗國（欽察汗國）為了獲得奢侈品，所以容許與義大利人的貿易。一三四二年，一個義大利商人當街侮辱了一名蒙古貴族。新即位的大汗決定重懲位於黑海河口的義大利貿易口岸，義大利商人逃往克里米亞半島南岸的卡法，蒙古軍隊在一三四四年進行了曠日廢時的圍城戰。兩年後，金帳汗國的士兵開始生病。圍城的士兵毫無預兆地瓦解，病魔每天殺害上千上萬人。但在蒙古人放棄卡法前，他們展開了致命性的報復行動——把屍體放在從中國人學來的攻城投石器上，拋進城裡。鼠疫很快的向歐洲蔓延，時伏時起。
不過我們如果將場景從疫情拉回商貿，從中國本土跳到東南亞，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全球史圖像。一六○三年英國商人史考特抵達南中國海域時，葡萄牙人已經占據了中國南海岸的澳門，西班牙人在他們稱之為「菲律賓」的呂宋島馬尼拉擁有據點，荷蘭人則於不久前在萬丹建立基地。一度屬於亞洲內部的貿易體系，至此已經演變成國際貿易體系。萬丹城吸引了來自整個東亞與南亞的商人與勞工，中國人則是最主要的貿易與技術勞工群體。這群來自福建與廣東的移民，控制了幾乎整個對東亞的貿易，並和福建、廣東沿岸的海盜、居民、商人、軍人與官員建立了龐大的網絡體系。
大元朝雖然倏忽即逝，但蒙古強大的軍事力量，一直對明清兩朝構成嚴重的威脅，明朝前期的「北虜」問題，讓明成祖將創建不久的大明帝國首度遷往北京，並五度親征塞外。康熙也三度深入漠北，消滅了心腹大患噶爾丹，並視之為個人曠古未有的功業。
噶爾汗雖然自殺身亡，蒙古的威脅卻未隨之而去。他們轉而利用宗教為媒介，和西藏人建立聯盟。清朝在正式派兵占領西藏前，也試圖用宗教拉攏西藏。順治皇帝首先在北京建立喇嘛廟西黃寺，作為達賴喇嘛在北京的住所。一六四九年，達賴接受清廷的邀請，訪問北京。禮部建議依照章程，以貢使的儀節接見達賴。拉薩方面當然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在訪問北京前，先往蒙古各重要地點，強化自己在蒙古之間的影響力。他在一六五二年出發，百姓夾道歡迎，爭睹活佛的面容。一六五三年，達賴終於在北京和年輕十四歲的順治皇帝會面。順治脫稿演出，照滿人而非漢人的章程——世俗統治者必須向他的上師致敬——行事。達賴進殿時，順治從方台上的寶座起身，走下台階，以平等待之。原來的貢使覲見皇帝，變成了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和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的會面。
卜正民教授以他淵博的學識、辛勤梳爬各國史料的功力以及對圖像資料的解讀，述說著一個個精彩的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為我們編織出一個光彩斑斕的大國與世界的嶄新圖像。


作者序（節錄）
我所寫的，並非一部步調笨重的大部頭書籍，並非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吃力走過八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至少我希望成品不會這樣。我寧可為一般讀者細細雕琢，談談中國自從十三世紀起置身於世界的模樣，談談這對世界、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組織本書內容的方式，不是細談一個個的恢弘題材，而是寫一系列橫跨七個世紀的十三個瞬間，反映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重要的—至少是我認為的重要面向。我希望能讓讀者有機會先看看特定的、具體的情勢下發生了什麼事，再請讀者思索今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有兩項基本觀念，在背後推動著本書的進行。其一是意識到：無論是過去，或是我們所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其二則是，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西元前三世紀末—中國歷史在朝代長河中咸認首度以統一國家之姿浮現的源頭—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奠定於中國被蒙古世界併吞的時候。蒙古人的占領帶來深遠的影響，將中國從舊有的朝代模式，轉變成—我沿用蒙古人的說法，稱之為「大國」（Great State）。缺少這個概念，我們就等於缺少從歷史角度理解中國所必需的工具。
如今的中國史學者普遍認可「中國向來與世界密不可分」。採取這條途徑時，我只不過是寫出我這一輩的看法。不過，「『大國』式的中國」（China as a Great state）則是一個新的想法，而且主要出自於我。這個想法的靈感，可以回溯到我的恩師傅禮初（Joseph Fletcher），但引領我跨過那道崁兒，形成這個概念的功勞，則得歸諸於我的同事蘭素倫．蒙赫─額爾德尼（Lhamsuren Munkh-Erdene）。然而，最強大的驅力，還是我自己的經歷所蘊含的分量。我在二十多歲時決定研究中國，為的則是我至今仍無法完全領悟的原因。我想，假如我仔細研究世界的另一端，說不定能讓我更理解我這一端的世界；但當時的中國提出了自己的問題，而我想對此做出回應。過去，中國與世界之間顫顫巍巍的橋梁多半皆已傾頹，我認為有必要加以重建。如今進入二十一世紀，還有兩座橋梁尚待磚瓦。一座將連接「歷史上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另一座則要架在「今天的中國」與日益受到中國擴張姿態所困擾的世界之間。本書將致力於搭建第一座橋，期待與過去的中國切實相遇，能讓我們有更好的視野來理解現在的中國。


臺灣版序
很高興您挑了這本書翻閱。我這本書的英文版與法文版，恰好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不久出版；說來也巧，因為書裡第三章主題就是十四世紀的全球瘟疫大流行，真是造化弄人。此後，本書還出了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與蒙古文版。如今您拿在手上的這本書是第一本中文版，說不定也將是唯一的版本。雖然有好幾家中國的出版社表示有意出版中文版，但本書把中國歷史拉到十三世紀來談，這種研究取徑是特定政治立場的人所嚥不下去的。
本書特別之處，在於由外而內書寫中國。如此的立論方式，能夠把另一種觀點帶進中國的歷史，將「自說自話」（self-narration）當成一種趣意盎然的歷史人造物，而非某種能用於詮釋、令人信服的歷史事實。本書的立論基礎，是「中國始終都是世界的一部分」。這句話的意思不只是「中國受到周遭環境所影響」，而是世界持續在形塑中國，如果忽略形塑的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中國。這種主張並不新鮮，每一種文化的發展都少不了別人。自從「中國」的概念在周代出現以來，中國人就在跟世界互動。其實，正是因為三千年前華北平原周邊環境如此，所謂的「中國」才能出現。的確，所有的歷史經驗都是在地經驗──我自己都是以在地事件、特定事物，乃至於個人對環境的切身觀察，來做為每一本書與每一個章節的開場白──但歷史學家仍必須體認到，事件、事物或個人觀察的意義，取決於事件所發生的背景、事物所成形的脈絡與個人觀察產生的前因後果，而這些來龍去脈之遼闊，遠超過任何人的政治立場所能局限或掌控。有了如此的體會，才能認真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過從。
本書從全球角度出發，而書中最具爭議的論點正肇始於此：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是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終於一九一一年的大一統帝國；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一個又一個朝代複製貼上再生的政權，好像船過水無痕一樣。我在書中反而主張十三世紀蒙古占領中國一事，不僅徹底打亂中國的體質，其影響可說至今仍然能感受到。擾動的關鍵，在於蒙古人改變了中國人設想國家權力的方式。容我用最簡明扼要的方式來解釋這個主張：治國任務不再是對內問政諮議，對外折衝樽俎，而是在中央垂直提高權力，在邊疆大肆擴張，一廂情願追求中國的利益。我在書中用蒙古的「大國」（Great State）概念來把握上述的轉變。早在蒙古占領中國之前，「大國」觀已經在亞洲流傳好幾個世紀了，可一旦蒙古人將之灌注在中國，再想要移除就不容易了。
不諱言，身為漢學家的我，是在自己學術生涯晚期提出這個主張的。數十年來，我這個由外往內看的人在分析中國的歷史道路時，總是選擇去挖掘這道路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不是像中國某些史家與政治人物，講陳腔濫調自話當年勇，彷彿走過這一遭的就只有中國人。愈是尋幽，愈能探賾。
但我也意識到，本書是在世界歷史上的特定時間點問世的。一九四五年，中國與其他國家以「聯合國」的形式共創世界新秩序。然而過去這十年來，聯合國安理會的三大常任理事國採取的單邊行動，不僅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的大國政治，也嚴重傷害前述的世界秩序。十九世紀的國際政治文化為何會在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如今，你我身處的世界不再穩定，甚至難以維繫。對於眼下的世局，「大國」的理論無法提供一錘定音的解釋。我這老漢學家之所以想請讀者注意這個理論，是因為覺得我們得調集舊有資源，賦予新觀念的靈魂，才能擘劃出比如今世道更好的願景。
想必會有一些華人讀者覺得這種取徑很費解，甚至冒犯了他們所珍視的「中國」概念。我把「大國」概念重新拉回中國歷史，期盼能進一步了解中國是踏上什麼樣的歷史途徑才會走到現狀。老實說，本書其他語種的讀者（蒙古版讀者除外）對於我這樣的主張大惑不解。「大國」概念不僅相當陌生，而且有悖於與幾個世紀以來淵遠流傳、中外串通的標準「長城式中國」概念。請容我給我的臺灣讀者們一點建議：大家只要去讀、去體會我收集起來的故事，再回想有沒有什麼是您原本不知道的事情，這樣就可以了。書裡的每一個故事都充滿意外，光是故事本身就很有意思，足矣。雖然足矣，但我最後還是要提醒各位，中國與世界之大，遠超過我們任何人所能遍知，而國家力量也已成長到遠遠超出確保民眾福祉所必須的程度，史學因此無比重要。史學讓過去的經驗能為今所用，助人明瞭世局的現在進行式，盼人心能日漸澄澈。

文章試閱

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
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一○年
　　三千年前，華北平原的人眼中所見的，是一個萬國世界。這個數字在西元前第一千年期的過程中逐漸減少到數十個、十幾個，最後只剩一個。等到利瑪竇踏進大明疆域，讓中國人看看自己的世界地圖時，他又喚醒了古老的萬國記憶。他說，萬國世界不在遙遠的過去，而是在此時此刻。於是，「萬國」一詞生了根。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萬國」都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用來稱呼廣大世界的用詞。這個事實既為人所接受，亦為人所抗拒，從圖19那張十九世紀繪製的東半球地圖就能看出。這個世界分成許多國家，有國名、國界，而其中國土最大、完全沒有內部分裂的國家，就是覆蓋歐亞大陸東邊三分之一的遼闊疆域，上面著的是淺黃色。這是疆域極盛期的大清國，天下莫非王土。它往外擴張，併吞朝鮮等鄰國，彷彿「萬國」原則不是用於地球上這一塊地方。這張地圖僅僅是作為裝飾用，我們不該過度解讀。荷蘭的大小與日耳曼相仿，法國把義大利併入，非洲不知所云，而臺灣著色的方式，彷彿並非大清國的一部分。這張地圖主要給人的印象，在於統一的大清國占據了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最大的一塊。
　　十九世紀的國家數量從未逼近「萬國」，「萬國」這個理論上限值從未達到過。今天，世人根據聯合國會員國來計算國家數量。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時，有五十一個創始會員國。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也就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國時，這個數字爬升到一百三十八。等到四十五年後的二○一九年，我寫下這段尾聲時，聯合國已經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隨著被保護國、前殖民地與人為拼湊的國家脫離原本的政治安排，獲得國家地位之後，這個數量想必還會上升。
　　聯合國成立時，中國就是會員國，不只是創始會員國，更是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五席常任理事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所獨有。聯合國是他們試圖重建世界，防止任何類似二戰的事件重演而成立的新組織。中國納入其中，是為了表彰中國人在盟國對抗德國與日本的大業時所做的巨大犧牲。直到一九七一年，這個席位都是由中華民國所擔任。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橫掃中國，而蔣介石領導的這個國民黨政權便撤退到臺灣島上。蔣介石丟掉了中國，但沒有丟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中華民國依舊是聯合國眼中的「中國」，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出的動議，將席次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動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個星期後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位子。二十二年來的孤立—部分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掌握國家大權之後的施為，部分是美、中兩國在一九五○年的韓戰打起代理人戰爭之後，由美國所施加—就此告終。
　　一九七一年之後，中國一開始與國際社會重新搭橋的舉措之一，便是成立交換學生計畫。我就是趁著交流計畫，在三年後去了中國，成為無名小卒，參與一場開啟中國與世界關係當前新篇章的遊戲。

兩個中國
　　一九七一年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同意一件事，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不能有兩個，這不是聯合國的規矩，卻是兩個中國都堅持的規矩。兩年後，東德與西德在同一天以獨立成員國身分獲得聯合國接納（兩國在一九九○年變成單一會員國）。同樣的做法在一九九一年重演，北韓與南韓皆成為會員國，只是這兩個國家至今在聯合國大會仍個別擁有席次。就兩德與兩韓的例子，雙方是繼續維持獨立成員身分，抑或合為單一會員，是由雙方自己決定，但一中政策不容討論。
　　自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局勢有了重大的轉折—尤其是在臺灣，大多數人如今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臺灣人，並且恰如其分地將一中政策視為殖民時期的殘餘。政局會隨著民情而演變，到了二○○二年，民主進步黨政府正式放棄一中政策，改採一中一臺政策—也就是中文所說的「一邊一國」。一中一臺政策在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時暫時懸置，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中勝選，政府繼續視臺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蔡政府尚未放棄「中國」之名，採用「中華民國（臺灣）」為正式國名。至少就文字上，世界上如今還是有兩個中國。不過，這不盡然是文字遊戲。對蔡總統來說，若就這麼踏出一大步，將國家改名為「臺灣」的話，恐怕會引發軍事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此威脅蔡政府不得採取任何動作，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原話來說，「阻礙」中國對這座島的主權。自從蔡英文勝選之後，習近平便採取外交攻勢打擊蔡政府，先後在二○一七年與二○一八年施壓巴拿馬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把承認的「中國」從臺灣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序言所肯定的「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之原則。此外，也違反第一章要求成員國「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的條款。這些是聯合國的規矩，不是中國的規矩，但中國規矩卻出奇有效地凌駕聯合國的規矩—比方說，臺灣明明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也明明是個運作良好的國家，但聯合國卻視臺灣屬於後者所管轄，也不承認臺灣是個國家。如今，臺灣對於聯合國的目標，並不在於取代中國的席次，而是獲得自己的席次。臺灣設法爭取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支持其入會申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遊說其他會員國反對其申請。
　　近幾十年來，後殖民小國成為新會員國的數量大增，成為尋求贊成票的金主獵場—兩個中國持續積極開發新國家清單，尋找代言人。我們以最小的兩個聯合國會員國為例。一九九九年，玻里尼西亞島國諾魯成為聯合國第一百八十七個會員國，當年的諾魯人口一萬人（如今為一萬一千三百多人），土地為八平方英里，是領土最小的聯合國成員。隔年，諾魯的鄰國—島國吐瓦魯成為第一百八十九個會員國。吐瓦魯比諾魯大兩平方英里，是人口最少的聯合國成員，居民比諾魯還少兩百多人。兩國在十九世紀時都受到不列顛殖民，接著在一九四二年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諾魯興建了一條飛機跑道，美國也在吐瓦魯依樣畫葫蘆。後來兩國成為聯合國託管地，並且在經過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管理後雙雙獨立：諾魯於一九六八年獨立，吐瓦魯於一九七八年獨立。
　　一九七○年代晚期，中華民國與這兩個新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然而到了二○○二年，諾魯為了一億三千萬美元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年後，諾魯從臺灣得到更好的價格，於是回頭承認中華民國。根據二○一一年維基解密（WikiLeaks）披露的美國外交電報，這項安排中包括在檯面下金援諾魯政府官員，提供賄選經費。兩個中國之間的競爭依舊，並且在二○○七年進入白熱化—根據《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刊登的報導，諾魯總統史可迪（Ludwig Scotty）「據說被一群大聲嚷嚷的中國官員攀談，一群人試圖在他要搭上前往臺北的飛機時，把他拉上另一架要飛往北京的飛機」。寫下這篇報導的記者如此總結情勢：「對中國和臺灣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微不足道到它們不會為之爭吵」。但大小並不重要。無論大小，每個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都有投票權，只要動議能在大會上提出，臺灣就能仰賴諾魯與吐瓦魯投票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至少暫時。
　　在中國參與世界的歷史上，這些外交博弈可說是尷尬的小注腳，之所以戲劇張力十足，是因為雙方之間的關係實在不成比例：一邊是兩個微型環礁，人口加起來才堪堪超過兩萬人；而另一邊卻是領土三百七十萬平方英里、人口超過十四億的超級大國。偏偏這就是我們所建構出來的世界。

強權
　　一個中國、兩個中國的問題之所以存在，得歸結於中國人以統一為理想，對此有著歷久不衰的固著心態。自大元國以降，每個政權都必須表明這種理想為其指導方針。本書緒論已經著墨過，這個時代的地圖是繪製來呈現「九州一統之盛超越千古，開泰萬世者於斯有徵云」。大明國顯然不是這種情況，而季明臺—或是那個假冒季明臺的人也深知這一點。不過，如果不做出聲明，就等於是懷疑大明王朝的正統性。「大國」非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不可。以是義故，「大國」非得在一個由「萬國」組成的世界中宣稱自己至高無上不可。沒有兩個「大國」的餘地，就像沒有兩個中國的餘地。
　　雖然我個人喜歡求同，但在這件事情上，歐洲的歷史實在大不相同。歷來雖有強大的君主試圖主宰整個歐陸，但他們都失敗了。對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隱含的各國平等原則，遭到破壞的次數不亞於獲得遵守的次數，但至少從十七世紀起，歐洲人一直認為自己的政治秩序奠基於這一項倫理基礎上。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有了變化，自認為是「強權」（Great Power）的帝國式政權一個個崛起。「強權」一詞出現於十九世紀，意指在經濟上、軍事上強化自我，實力達到可以追尋政策目標，而須與他國妥協的國家。「強權」的自決不像聯合國體系那樣以法律原則為基礎，而是以物質力量為準。大不列顛正是在上開脈絡中，採取行動迫使大清接受其自由貿易制度—不是靠外交手段，而是憑藉一連串我們稱之為鴉片戰爭的武裝襲擊。不列顛是強權，大清不是強權，而世人視大清之敗局證明了前述說法。同一種邏輯驅動了明治時代的日本（此時的日本漸漸自視為「大日本帝國」），先後施壓大清與中國民國接受其要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八九五年，日本與大清打了一場迅速的戰爭，結果臺灣落入日本手中；一九○○年爆發庚子拳亂，隨著鎮壓這場亂事，北京也有兩年的時間落入八國聯軍手中，而日本也是其中一國—大清已經不在任何一份強權國家清單上了。
　　兩場大國之間的對抗，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強權結構出現改變。不過，無論這兩場大戰如何讓大國之間的平衡受到影響，更長遠的影響還是在於讓正規殖民主義走向終結一事。二戰的結束，成為解殖民的臨界點。一九四五年，有七億多人生活在沒有自治權的土地上。有些強權（尤其是不列顛與法國）不打算失去自己的殖民領土，但輿論浪潮對它們不利。聯合國安理會固然是以保障頭等大國的利益而設計的，但是就連安理會也無法阻擋殖民帝國的瓦解。過程雖緩慢，但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仍一個接著一個，監督前殖民地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有些國家更是成為聯合國會員。
　　一九六○年代之初，聯合國仍能團結於其宗旨，讓憲章第一章的自決原則勝過舊有強權的利益。不過，新解殖民國家的行列卻在過去二十年間急遽減少。如今，解殖民不再是常態，反而更像是例外，而且必須在極端情勢下才能推動。聯合國最新的會員—南蘇丹，是在二○一一年時獨立於蘇丹，成為第一百九十三個成員國。蘇丹是典型的殖民創造，先是以不列顛為宗主，接著受到不列顛─埃及的聯合監督。蘇丹於一九五六年獨立，但並未成為順利發展的國家，蘇丹南部的丁卡人（Dinka）與努爾人（Nuer）反而遭到蘇丹北部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內殖民。蘇丹陷入慘烈的內戰，直到聯合國介入，居中磋商出一紙讓南蘇丹與北蘇丹分開的協議才化解。無意間，南蘇丹的例子讓其他遭受內殖民的民族（為數仍然眾多）學到，唯有透過激烈手段，才能確保通往獨立的道路。
　　今天，公民投票已經不保證能帶來解殖民的結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包括中國）已經學會如何一方面表現對人類的苦難憂心忡忡，一方面在解殖民前景威脅其國家利益時對此視而不見。安理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慘敗，便是自二○一一年以來，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令敘利亞慘烈內戰情勢降溫，或是保護捲入這場衝突中的平民。這件事成為最新的惡例，顯示除非強權點頭，否則誰都別想逃脫生天。法國與不列顛失去殖民領土，國勢落為小國，在安理會政治操作中的重要性遠遠不如以往。如今這些操作是由世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所主導—不妨稱之為新強權（New Great Power）。俄羅斯有一幫附庸，美國有另一幫附庸，彼此對對方的動議動用否決權，而中國也聚集了一票支持者。中國奉行不侵犯（non-encroachment）國家主權的政策—以敘利亞而言，則是巴沙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主權—一貫投票不對敘利亞採取行動。
　　這三個新強權都是超級大國，而且有一項共通點：都是殖民擴張的產物。俄羅斯東向擴張，橫跨亞洲大陸，成長到六百萬平方英里。美國憑藉西向擴張橫跨北美洲，獲得現有國土中的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加拿大也是，但加拿大人口少，不足以躋身強權之列。）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比美國稍大，憑藉西向的殖民擴張—簡直就像俄羅斯東向擴張的鏡中影—成為世界第三大國（見圖20）。有人堅持中國從來就不是以他國為魚肉的殖民國家，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倘若沒有征服、併吞過一度由其他勢力所管轄的領土，絕對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規模的國家。不過，相較於其他四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擴張妙就妙在自從蒙古入侵之後，其版圖的擴大主要都是由征服中國的非中國人所推動的。與其說中國是靠著征服他人成為超級大國，不如說是靠著被他人征服而成為超級大國。大元國與大清國的蒙古與滿洲家族鑄造了什麼，大明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治家族便選擇讓它延續下去。
　　今日大多數的中國人看不到這段歷史。愛國教育教他們，「祖國」所在的空間不僅本來是、現在是、未來也永遠是僅屬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者就是這麼想的，但歷史學家不作如是想。對歷史學家來說，「時間」是他們的出發點，而局勢是會改變的。現在如此，不代表永遠如此。無論一九四九年時揮動的這根「革命」魔杖變出何種國家空間，都必然是從某個情勢演變而來，必然是人為因素催生之後，才獲得一段假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