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精裝版）

作者簡介

張光直
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及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研究院畢業，著有專書十餘種，論文百餘篇，其中由聯經公司出版的有《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及《考古人類學隨筆》等四種。歷年選任為中央研究院、美國科學院及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書籍目錄

前記
考古學與「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1992）
考古學和中國歷史學（1981）（陳星燦譯）
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1994）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1959）
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1960）
仰韶文化的巫覡資料（1994）
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1989）
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採集文化」（1987）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1987）
新石器時代的臺灣海峽（1989）
「濁大計劃」與民國六一至六三年度濁大流域考古調查（1977）
濁水溪大肚溪考古——「濁大計劃」第一期考古工作總結（1977）
圓山出土的一顆人齒（1957）
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層（1989）
商城與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1994）
殷墟五號墓與殷墟考古上的盤庚、小辛、小乙時代問題（1989）
《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編者後記（1990）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記
這本書所收的十七篇論文，是我從1950年加入考古行列四十多年以來用中文所寫的文章裡面，除去已經收入《中國青銅時代》（第一、二集）的以外，慎重選擇出來的。最早的一篇發表於1957，此後有1959、1960各一篇，1977年的兩篇，其餘的便都是近幾年所寫的。我所寫的考古學的專書，都是用英文寫的。我自1955年就一直住在美國，自然要用英文寫書，在期刊中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是一樣。但在這四十年中，我一直沒有與中國的考古學、人類學界失去聯繫。在七十年代以前，我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民族學研究所的集刊上發表了不少中文寫的論文。自八十年代大陸上的幾個學術刊物登載我的考古文字。我用中文寫的論文，是我和國內的同工學者交流學習的媒介。通過這個媒介，我也可以說是國內學術界的參與者，我的著作在國內考古學的發展上，也可能起過作用。所以這本論文集在中國考古學史上也可以算是一段紀錄。另外我還用中文寫過許多綜合性的考古論文，因為新材料和新研究，已經完全過時了，就沒有收入本書。
不過，我還是收進來一篇過時的文章，它已經完全不能代表我今日的看法了。這就是第四篇，發表於1959年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在這以前，中國考古學者相信在新石器時代有兩個平行的文化，仰韶在西，龍山在東。在五十年代，有河南陝縣廟底溝的發掘，在遺址上層發現了一個新的文化，就叫做廟底溝二期文化，似乎是從仰韶到龍山的轉變期的一種文化。在1959年，安志敏和石興邦兩位先生在北京出版的《文物參考資料》十月號上面，我在臺北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共發表了三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提出來一個內容很是相似的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關係的新解釋，即華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最早起源於豫西、晉南，和陝西關中地區，然後發展成為龍山文化，向東擴展到山東和沿海地帶。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新石器文化發展史的理論。那時大陸和臺灣之間還沒有接觸，所以這三篇文章不謀而合地達到同樣的結論，可說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巧事。不久大陸上發生大躍進、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的運動，考古工作中斷，這個所謂「核心地區起源說」的理論，在國內外便一直是嗣後十餘年內的主流理論。到了七十年代的中期，由於碳素十四數據逐漸發布，使我們知道核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並不比「邊緣」地區為早，同時大汶口文化的地位在山東確定了下來，證明雖然河南的龍山文化可能是從仰韶文化發展出來的，山東龍山文化的祖先卻可以在大汶口文化裡找到。這樣一來，核心地區起源說很快地便結束了它的歷史任務，被「區域文化多元說」所取代。這篇文章今天雖然已經不再適用，我考慮再三還是決定收入本書，使讀者看看在三十多年以前，考古學者在當時所知道的材料的基礎之上，考慮了甚麼問題，用了些甚麼方法，怎樣得到這個在考古界稱雄一時的結論。本書裡沒有收入有關區域文化多元說新理論的文章，因為我對這新說還沒有用中文寫過，但從第七篇論文，〈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讀者可以看到我較近的看法。
其他的十幾篇論文當然也有時代的限制。例如第十二篇〈「濁大計劃」第一期考古工作總結〉裡面所討論的臺灣中部史前文化的序列，今天不用說已有更新的材料，必須加以補充。但這篇文章的意義是跟著濁大計劃的歷史性而來的。關於濁大計劃的歷史意義，還沒有人詳細地討論過。我有一篇叫做〈追記臺灣「濁大計劃」〉，收入也是聯經新出版的《考古人類學隨筆》一書中，讀者可以參閱。
因為有關三代考古的文章，都已收入《中國青銅時代》（第一、二集），所以這裡只收了兩篇。第十五篇，〈商城與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說明我現在正在從事的一個考古發掘調查的計畫的背景。這篇文章裡面討論了我為甚麼對商代故都的地點就在今日商邱地區這個傳統說法有很大的信心。我代表哈佛大學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商周考古的同人合作設定了一個長期的研究調查計畫，希望在商邱地區能夠至少找到早商或先商時代的一個城址。這項工作如有豐富的收穫，可能對中國古代史上有些重要的貢獻。這個計畫的報告，只好有待來日了。
最後一篇文章，是我給李濟之先生身後在大陸上第一次出版的學術著作所寫的〈編者後記〉，也是我對李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的討論的一個嘗試。李先生是中國考古學之父，對他的學術成就和建樹詳細討論的文章，還很少見。我希望這篇跋語在這裡發表，能夠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因為李先生在中國考古學上所作的事太多了，還需要有人作進一步的研究。

文章試閱

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

一
中國史的分期有好幾個不同的系統，但是秦始皇帝統一中國（221B.C.），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頭一個帝國這個事件標誌了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中外史學者在這上面一般而言是沒有不同的意見的。但在秦以前的中國歷史，便問題重重了。首先，這段歷史從何時開始？是從中國有人類蹤跡時期就行開始，還是要等到有文字記史的時代？講這段歷史的時候，「中國」這兩個字用起來便有困難：如果秦代的中國能從大致的地域上和文化上說是中國的開始，那麽在秦代之前的六國及其鄰近諸國能否籠統地叫它們為中國？如果在這裡將中國兩個字作為地理名詞來用，就像「歐洲」或「近東」這些詞一樣，那應該是可以的。但是中國這兩個字在今天看來是無法脫離文化、民族上的意義的。例如我們講人類進化史，講中國的直立猿人，只將在中國境內的直立猿人包括進去，而完全不涉及中國境外的，這便完全說不上科學的理由，因為在四、五十萬到一百多萬年以前，直立猿人活動的時代，「中國」這塊地理區域沒有任何理由作為一個內外有別的特殊的單位。在現代中國區域之內的猿人化石，一定要與在它外面的化石放在一起研究不可。這個例子在不同的範圍之內適用於秦代之前的全部歷史。所以，要講秦代以前的「中國」歷史，要包括那些地區的資料，是一個需要考慮、說明的問題，而不是（像很多中國史學者所假定的）不言自明的。最後，這部歷史管它叫什麽名字，也有不同的說法；中國古代史，中國上古史，中國先秦史，中國遠古史，都有人使用；是儘管各用各的，還是要標準化？這些名稱除了字面不同以外，是否代表內容上的區別？
這一段歷史是建築在什麽材料上的，裡面包含些什麽內容，答案也是很混亂的。傳統的上古史，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以前中國人所寫的上古史，根據經書，尤其是《詩》、《書》、《三禮》、《春秋三傳》，和幾本子書，把上古史系統化，排成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這樣一個順序。這個順序，從東漢到民國初年基本沒有變化。民國初年「古史辨」這個學派，從資料和方法論兩端夾攻傳統的古史系統，使知識份子對它產生了極端的懷疑。正在這時，西方的考古學傳入中國，學者中有就轉向考古學去尋求文字史學以前的材料。幾十年來，考古學在中國給了我們另外的一套有系統的文化順序：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再分為磁山文化等時代，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時代，和龍山文化時代），青銅時代等。考古學上的青銅時代與傳統歷史上的三代基本相符，所以一般寫古史的寫三代時採用考古材料，寫三代以前則古史與考古話分兩頭。換言之，先秦史在討論研究時，常常分成幾個性質不一的園地：有文字以前的傳說古史；用考古學建立起來的史前史；夏商周三代歷史和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學。於是，人類在中國（這個地方）進展、變化的同一個時代的整個的歷史，在說明、研究起來就分成好幾個以資料為分類標準的平行的歷史來處理了。
我們早已認識到但是還沒有痛痛快快說出來的一件事實是：中國的先秦史，作為一門有系統的學科，需要從頭一磚一瓦地蓋造起來。有文字以前的傳說古史，自古史辨的時代就已經知道是大不可靠的了。自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考古學的發現愈積愈多，愈多便出現好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聽過、想過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問題。用考古學建立的歷史因此更得隨時改變。考古學還發掘出新的文字材料來，加強了古文字學這一門學問。研究夏商周三代歷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學；近百年來使用古文字學的結果，是知道了傳統的三代古史有許多處被古文字學證實了，但還有更多處被古文字全部改觀了。我們在二十世紀的後期和二十一世紀的前期有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來創造一個新的學科。我們在下面試將這個新的學科描寫一下；在描寫它以前，我們需要先作一件事，即將過去的古史——古史這個學科與我們自小學時代起所學的古史的內容——要暫時完全拋掉。
二
秦始皇帝國開始以前中國地區的人類歷史，可以作為一大段處理，就叫它作先秦史；也可以分成幾段來處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或分為漁獵採集時代、初期農業公社時代、部落酋長時代、王國時代；除此以外，還可以使用其他的分法。怎樣來分，是不是只有一種分法，還是可以有好幾種分法，這都是該討論的問題。整個先秦史可說是一條線從頭穿到尾，那便是從人類在這個地區落腳起一直到文明（或說諸文明）的起源為止。但這段歷史很長，至少有一百萬年左右。它包括的內容，就已知的線索和問題來說，最好是根據內容的質的變化，分成四個大段。這四段歷史在性質上，在可用的資料上，在研究的地理範圍上，在研究方法上，在產生的理論上，和專業學者的訓練上，都有基本性的區別。我所建議的中國先秦史的四段如下：
雖然我們這部歷史從人類初現開始，在討論人類初現以前還要作些準備工作，就是要把人類來到以前的地質、地形、古動物、古植物、古氣候等等環境情況研究清楚。靈長類（猩猩和各種猴子）的歷史須搞清楚。研究的地區至少要包括到整個的東亞；對歐亞大陸和非洲須常識性地涉及。
東亞「人類」（hominid）的歷史的頭一個段落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生存的時代，大約從一百萬年前起一直到二十萬年前左右。直立人的化石在中國境內在元謀、藍田、鄖縣，和周口店等地點發現，有的還伴生石器或骨器。要研究直立人和他的文化，不能只研究中國境內的，而必須將整個舊大陸所發現的直立人的化石和文化作整體的研究，因為直立人是人類進化史上共有的一個階段，他的歷史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下一個大段落始於「現代人類」（Homo sapiens）在東亞之出現（約十萬到十五萬年前），終於農業生活在中國境內及鄰近地區之建立；後者導致許多在自然地區區域中適應生活而它的考古遺存有特徵性可以辨認的許許多多的文化。可是在這第二段裡發現的文化，還是基於漁獵採集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考古遺存以打製石器為主，很難作「文化」分類的基礎。但是他們的石器已經分化，對區域環境的適應，可有相當的效率。所以專從器物上說，這一個段落——所謂舊石器時代晚期——是可以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地分析下來，將在中國疆域一帶比較類似的工業群圈出來，作為研究「中國」史前的對象。但是這個時候的人類化石，在人類進化史上的意義，還有很多爭議。有的學者，根據遺傳學的證據，主張舊大陸所有的「現代人」都是從非洲起源的；也就是說，包括東亞在內的各區域的直立猿人都告絕滅而為自非洲出來的新人類所取代。別的學者認為各區的現代人多半是當地直立猿人演化而來，但各區之間有過遺傳因子的不斷交流。所以，要研究這一段現代人類的歷史，研究的範圍仍舊不能限制在中國疆域之內。
上面兩段是中國先秦史的頭兩段，可是要研究起來都得把它們作為一般世界性的題目來處理，而在這幾個時代還沒有界說「中國」的基礎。後來的中國人裡面很可能有這第二段的人口的後代，可是他們之間的關係當不是直接連續的：在中國的化石的後代子孫一定有許多現在在中國之外，而現代的中國人的祖先在當時也一定有在現代中國疆域之外的。可是「中國」這個觀念在下一段歷史裡面便可以開始討論了。
下面第三段歷史是從農業開始（英國考古學者柴爾德所謂「新石器時代革命」）到文明起源，在中國大致自一萬年前到公元前三千年前後。農業和農作物的開始培植，在中國還沒有用科學的方法詳盡的研究過，我們約略知道，北方始植小米（粟、黍、穀子），南方始植大米（稻）。早期種小米、大米的農民住在村落裡面，疏密不一的村落多沿河谷分佈。在中國這個地區的大大小小的河谷中成千成萬的村落就集中在自然的地理區域裡面聚居。在同一個區域中聚居的農民，由於環境相同，來往密切，很自然地形成一個區域文化。區域文化有大有小，大者可以再分類型。這種分類分型的區域文化的概念，蘇秉琦先生稱為「區系類型」；蘇先生在七十年代的中國考古材料裡，認定了六個主要的區系類型：ぇ陝豫晉鄰境地區；え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ぉ湖北和鄰近地區；お長江下游地區；か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が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路（《文物》1981，5：10-17）。這六個區域的主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仰紹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馬家?文化、石峽文化，和紅山文化。安志敏先生最近對區系類型的觀點有所批評，其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不限這六處（《考古》1993，7：609-615）。但是這六個區域是只根據目前的材料劃分的。在其他的區域堆積了新材料，我們還可以將文化區域的數目增加，範圍擴大或縮減，或修改其特徵。
這些個區域文化彼此之間比較起來，異遠多於同。其同處有時有很重要的意義，如仰韶、大溪、紅山三文化都有龍的藝術形像，很可能表示一個共同的文化底層。但是在一般的物質文化的比較上，這些個區域文化每個都有自己的獨特的風格。專就這些區域文化彼此之間的關係來看，我們並沒有理由將這六個（或少於六個，或多於六個）區域文化放在一起討論，因為在這六個文化區域的外圍，還有一個個的區域文化連接起來，其中有的與上述的六個區域文化中的很有類似之處。例如黑龍江——大興安嶺這一區域的文化，與紅山文化很為近似，其近似之程度可能要超過紅山文化與大汶口文化近似的程度。南方區域文化更可能與中南半島北部區域文化極其接近。為甚麽只選了這六個（或多或少）區域文化來討論呢？
這是因為從新石器的物質文化遺存，我們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從作為基點的秦漢文明往前追溯中國文明的源頭。能夠從考古遺存的連續性與後日中國文明接起來的區域文化，就構成先秦史的必要成分。區域文化在舊石器時代應該已經形成，但因為材料的性質，它與新石器時代區域文化的連續性，是很難辨認出來的。所以在東亞有人類這一百多萬年的歷史中，上面那頭兩段都只能作世界史來研究，要到了這第三段，農業生活開始以後，才能有根有據地講中國史。假如把中國史當作中國文明史或文化史，則中國先秦史應自農業開始講起。假如將來的研究能夠把作為中國文明的源頭的區域文化向舊石器時代追蹤上去的話，「中國」先秦史的起頭可能提早。但是現在還沒有到那個時候。因此中國史要到農業開始以後才能辨認出來，而前面那兩段還是要用世界史的眼光來不停地研究的。
中國先秦史的最後的一段，是文明的開始及繼續發展直到高潮。這一段歷史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轉捩點，導致柴爾德所謂的「城市革命」，和作為人類史上的里程碑的「文明」、「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在中國歷史上，這是龍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也是金屬時代的開始。
近十年來中國考古古史學界對「文明」在什麽時候開始的這個問題討論得很熱烈。根據現有各方面的材料來看，各區域的龍山文化可以標誌文明之開始。我們所用的「文明」這個詞，在定義上必須可以用來作世界性的比較。
過去中國古史講文明起源，注意力集中在黃河流域，而且採取一個一條線的看法，即夏為首，商繼夏，周再繼商。今天的看法是從龍山時代開始，中國的各個區域都發展了大大小小的平行的、互相競爭、彼此交流的王國。龍山時代的王國（蘇秉琦先生稱之為古國）規模尚小，遺址中還只有小件紅銅器物。到了夏商周三代，中國各區域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國家；在黃河流域有夏商周，在長江流域也有規模相似，勢均力敵的方國，如最近發現的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所代表的政治勢力。這些國家經過兩千年征戰吞併的結果，到了東周只剩下十幾個大國，到公元前221年，完全為秦所滅，中國首次形成一個大帝國。
上面寫了一個中國先秦史的大綱，是根據現有資料寫的。新的中國先秦史，就要處理這些長短不一的段落中的一切歷史問題：文化的界說及分布、時空的安排、人口、聚落形態、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等等各方面的結構與制度，各種變化，變化的動力與程序。很顯然的，這些問題的研究方法與方向，在這歷史各段落中有不同的焦點。